山东农业大学诞生在百余年前，国人开始探索实业救国、教育报国的晚清时期。1906年(清光绪32年)，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经山东巡府报清政府核准，于济南桑园开始艰难创建，设农、林、蚕三科。学堂招收学生多为晚清秀才，毕业后可出国留学。受“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影响，为雪甲午之耻，出国首选多为日本。学堂办学成绩被清廷学部视学员认为“此次调查各省农业一事，以山东为最有望，深可嘉慰”^[1]。

这个时期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起步阶段，主要借鉴日本的教育体系和基本做法。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于1913年根据《癸丑学制》和《专门学校令》改为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得到长足的发展，办学声誉获得好评。仅以学堂蚕科为例，迄1922年“先后毕业生400余人，现在各县之建设科长，大都系该校出身”^[2]，极大地促进了山东各地农业的改良与发展。

在军阀混战时期的1926年，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按奉系军阀督办张宗昌旨意，与工专、商专、矿专、医专、法专等一起合并成立山东大学，校址济南。当时的农专即为山东大学的一门专科。

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赶走张宗昌，1928年学校被迫停办。1930年改属国立青岛大学农事试验场。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决定重新筹建山东大学农学院，于济南设农学研究与推广两部。1934年，农学院正式成立，院址仍为原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的农事试验场被日伪政权改为华北农事试验场济南支场。1939年又以试验场为基础，成立省立济南农业职业学校。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设文、理、农、工、医五个学院。当时办学条件虽差、招生虽少，但是从未中断。

1947年国民政府在济南原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旧址成立山东省立农学院。建校之初，大战在即，时局动荡，学院几经迁址。至1948年9月济南解放，国民政府建立的省立农学院仅存世一年，即由山东人民政府将其与省立济南农业职业学校一并接收。同年11月再将山东人民政府实业厅在青州举办的农业专科学校，合并于山东省立农学院。1949年11月又将黄河水利专科学校合并于省立农学院。三校合并后，由于校舍紧张，经批准借用洪家楼教堂部分房舍，辟为第二校区。1950年10月学校正式去掉“省立”二字，更名为山东农学院。

从1913年到建国前这一时段，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时期。尽管由于战乱，学校不得已停停办办，但是教育内容与方式从效仿日本慢慢转到借鉴美欧做法，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农业高等教育体系。

1952年9月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山东农学院与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系除外)合并，并调入齐鲁大学农业专修科、金陵大学园艺系、南京大学园艺系果树组，成立新的山东农学院。学校全部迁至济南洪家楼，共有学生700余人。1953年11月，经山东分局批准，中共山东农学院委员会成立，下设五个支部，共有党员122人。这百余名党员在借鉴苏联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正规化大学，推动学校大发展方面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

1954年学校较早开始招收蔬菜学专业研究生。1958年根据山东省委指示，山东农学院由济南迁址泰安。1961年贯彻执行“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坚持“教学为主，质量第一”工作要求，对学校的稳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给学校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学校停止招生4年，以“实践”代替教学，无条件的“开门办学”。老师、学生下放农村，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以余松烈教授为代表的许多老师仍然坚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深入农村为农民开展生产服务。学校执着坚守的“学以实为贵”的办学传统，经受住时代大考，继续传承光大。1971年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6和1978年经山东省教育局批准，农业机械化系和农业经济系先后恢复并开始招生^[3]。

这个时段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借鉴苏联经验，历经曲折，逐步完成了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第一次布局调整。

1977年恢复高考，学校当年招生696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恢复、调整、整顿、提高，高等农业教育走进新的时代。

为了进一步适应“四化”建设需要，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更好的“四有”人才，1983年9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农学院更名为山东农业大学。1984年招收本专科生达到2735人。由于学校办学基础好、水平高，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1993年杨景林主持的“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建立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教学体制”教研项目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995年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7年李晴祺主持的“冬小麦矮秆、多抗、高产新种质‘矮孟牛’创造及其利用”科研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同年余松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段时间是学校经过多年积淀，取得标志性教学与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

1999年7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农业大学与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同时将山东省林业学校并入，组建新的山东农业大学。为适应大众化教育需求，学校开始大规模招生，2000年当年招生4735人。2001和2007年束怀瑞和于振文两位教授先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学校新校区建成并投入使用。同年开始中德合作办学项目。很快学校率先转入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内涵发展时期。2005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获优秀评价。2006年迎来百年华诞，总结奋斗历程，凝练校园文化中的校训、校徽和校歌等。2007年开辟中英合作办学项目。同年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准建设，并于四年后通过评估验收。2009年获批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次年获批国家土肥资源高效利用重点工程实验室。不久学校先后于2011年、2012年实现山东省人民政府分别与农业部、林业局合作共建。2013年获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并于两年后获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这一时期学校获准建设的国家级平台最多，为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校110年以来，学校为社会培养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印象初、朱兆良，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山仑、于振文、李玉等为杰出代表的各类优秀人才近20万人。获得包括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在内的国家级科技成果奖26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420余项；获得包括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在内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8项，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72项。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包括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9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5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以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国家“杰青”、国家级教学名师等在内领衔的师资队伍；拥有包括1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89个本科专业和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若干省部级研究平台在内的学科专业群。学校已真正发展成为一所以农业科学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融农、理、工、管、经、文、法、艺术学等于一体的多科性大学。

这一时期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逐步转向开门纳谏、开放办学的历史阶段，各高校由专门化的单科教育向综合性方向转型，高等教育实现了由传统的精英教育向现代化的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教育规模和办学理念都有了新的飞跃。

回眸百余年办学历史，山东农业大学顺应时代要求，求新图变，先后由效仿日本艰难起步，转型到借鉴美欧做法，努力推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近代化，既而又学习苏联经验，积极参与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布局调整，直至结合现实需求，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办学模式，全力推动高等农业教育争创一流。

其间的诸多艰辛探索实践，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与精神财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一是对实业报国、教育兴国自觉融入谋求时代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家国情怀的执着；二是对“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育人为本，学术至上”办学理念的坚守。这将越来越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任何一所大学，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无不凝结着一代代办学人的智慧和汗水，处处体现着他们的人文情怀和精神追求。晚清末年，于民族危亡之中，以扶大厦将倾之力，倾心第一实业和教育救国，虽艰难度日，毅然从口中夺粮，兴学堂，育人才，历经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不断谋取发展。而“大跃进”时期，学校服从国家安排，自济南迁址泰安，办学条件一落千丈。那时的泰安仅为一座县级城市，水土流失，乱石荒滩，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农大人重新在一个经济落后、生活不便的小城市安心奋斗几十年，白手起家干出一番大事业。以昔日的办学条件为对照，今日的发展成就无不是农大人自田地里踩出来的，在畜禽舍蹲出来的，从山林里钻出来的，无不是以满腔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拼出来的。

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应“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理念而生，把“探各国富强之源，浚中土本有之利，化士人空虚之弊，辟农民愚暗之蒙”作为办学宗旨。这一办学宗旨，无论是在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大学农学院，还是在山东省立农学院时期都被不断传承。以王景禧、郭葆琳等为代表的一批批有觉悟的传统知识分子，以服务“桑梓”为自觉使命，倾力于中国农业的近代化发展。二十世纪中叶，应新中国建设人才急需，陈瑞泰、丁巨波、李家文、潘咏珂、方国玺……一大批海外留学的专家学者，毅然归国，献身祖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研究及推广工作。

即使在“十年动乱”的逆境，农大人依然满怀为国为民之志，努力为国家粮食短缺问题分忧解难。余松烈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长期在滕县蹲点，顶烈日，冒严寒，常年工作在田间地头，进行小麦高产攻关。还有李永昌、孙兰珍、尹承佾等专家学者执着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而束怀瑞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在禹城、蒙阴、鄄城长期蹲点，全身心致力于为果农指导果品生产，实现了山东果树大面积优质高产的丰收。作为长期担任农业部小麦专家组组长的于振文，为小麦生产实现高产、优质、高效，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期，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在中青年教师身上继续得以传承和发扬。温孚江、张宪省、崔治中、张民、陈学森、谭景和、王振林、郑成超、高东升、郝玉金、赵翔宇、王东……一大批中青年专家教授，就是突出的代表。

一个人的言行，无不是一定理念指导和规范约束的产物。而作为“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的办学理念，即是不同时代的学校主要领导和专家学者积极倡导推动和身体力行的结果。

学校首任校长王景禧在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创办伊始，就提出“富强唯教育”、“士农合一”的教育思想和“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的办学理念。先后在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和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11年的著名蚕丝教育家郑辟疆，教育学生“知是手段，行是目的”，要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4]。实际上作为注重实践、突出实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作风，办学之初既已渗透进学校的灵魂和根脉。

1917至1926年任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近10年的郭葆琳，重视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亲自率领师生对西北及东三省进行社会调查，并出版调查书刊，为山东省向该地区移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还组织教师和社会人员对山东省107个县的农业及森林情况进行调查，并撰写出版调查报告，对促进全省的农林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创办了面向农村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醒农月刊》和面向校内学生的综合性刊物《校友会杂志》两种学术期刊。1934年担任山东省立农学院院长的著名昆虫学家曾省，主张农业教育必须联系农业生产，不论选题、研究方法，都要围绕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去思考^[5]。1934年任教于省立山东大学农学院的著名园艺学家吴耕民，强调“学习除口到、眼到、心到外，还要手到、足到”^[6]。上世纪50年代任教于山东大学农学院、山东农学院的著名水稻学家杨守仁，提出“搞育种先要搞栽培，搞栽培先要走江湖”的名论。这些无不传承、发扬和丰富了“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的办学理念。

先后担任校长近30年的著名农业教育家陈瑞泰，始终把教学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重视实践教学，提出“一条腿在校内、一条腿在校外”的办学思路，要求加强实验室和实习农场建设，强调实习农场是农业院校学生取得生产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必备场所，大力倡导师生走与工农相结合、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农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此学校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得以逐步形成。余松烈院士、束怀瑞院士、于振文院士、李晴祺教授、包文翊教授、张忠义教授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常年奔波于学校和农村之间，进田间，爬山垄，把科教兴农作为毕生追求，把论文写在齐鲁大地上，为“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这一办学理念作了最新的注释，赋予了最新的内涵。学校敬终如始、长期坚守并不断创新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制，于1993年问鼎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进入新世纪，经现任校长温孚江的积极倡导，学校“学用结合，学以实为贵”的理念又注入“育人为本，学术至上”的新内容，再次实现了办学理念的传承创新和升华发展。

结合近代以来国家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曲折与起伏，分析高等教育和农业发展的自觉与无奈，不难发现历史总有着它自己的基本规律和发展逻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山东农业大学的办学历史作为我国近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对其简要梳理便于我们鉴古知今，更好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山东农业大学110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艰辛历程。停停办办，分分合合，因战乱而停办，因和平而发展。无论在晚清时期、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都伴随着时代的脉搏，坚守着服务国家和民族的使命与责任，开展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发挥着大学的基本职能，为推进社会发展进步作出突出贡献。

时代兴则发展好，发展好则贡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围绕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面对农业科技的迫切需求，学校开始了持续多年的以高产抗病为主要特征的主要粮食作物的研究，最终研制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小麦新种质“矮孟牛”。围绕农业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国家缓控释肥工程实验室落户学校，另外，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准在山东农业大学这个省属高校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围绕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从理论到实践主动拉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苹果工程技术中心的研究探索获得国家认可。为积极服务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提前完成新校区建设，并率先探索学校内涵发展新途径。即便是十年动乱时期，师生们仍坚守既有的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本分和传统，结合下放农村劳动，利用一切可能条件，长期探索，最终总结出了以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为代表的一系列教学研究成果。这仅是学校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教学科研结合研究等领域取得的部分标志性成果。

当前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十三五”中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要求，学校正围绕国家“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理念，积极推进创新引领发展、协调促进发展、绿色持续发展、开放领先发展、共享激励发展，力争在农业高等教育发展中创造出不辜负时代的一流业绩。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是现代大学的四大职能。为中华崛起而发奋读书一直是有志青年的价值追求，更是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山东农业大学历经110年，一路走来，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在晚清时期，为救国图强，唯学习日本科技是举；民国时期，全面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学；在日伪政权统治时期，针对当局的奴化教育，师生们自觉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国大学如影随形，包括国内战争时期青州农业专科学校在内的解放区教育模式，同样是历史的选择。特别是建国前后山东农学院照搬学习苏联模式，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主导下，加之苏联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内在精神的高度契合，这是非常自然的一种选择。

虽然苏联模式在中国大学并没有存留多长时间(大致从1952到1958年)，且不久之后开始反思、批判教育领域的“三脱离”，但是这已形成正规教育和实用性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样为调和这一矛盾而产生的全日制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后来又被“五七模式”所取代，再到革命大学模式的形成和破灭，山东农学院与全国高校一样风雨兼程。1977年高等教育全面恢复和整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质上是“恢复”到苏联模式的正规高等教育，按照正规高等教育的要求进行“整顿”。可喜的是，这个时期的办学指导思想已把大学视为科学研究的重镇，要把大学办成教学和科研的中心，逐步回归到大学的基本职能。作为中国自己的现代大学已承担起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现实任务。

回顾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史，应该时刻牢记：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科学界定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牢牢扭住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不放松，不摇摆，不为困难所惧，不为利益所惑，作为百年才可以树人的大学方能固守本真发挥职能，才能引领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历史实践证明，无论什么时候，违背办学规律，学校事业就必然受到影响，甚至遭受重创。反之，什么时候尊重办学规律，学校就会顺利发展。值得一提的：一是自1952年院系调整至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学校上下全面学习苏联办学模式，广大师生热情积极，学习风气和学术研究空前高涨，促进了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的大发展。仅这一时期培养的毕业生就有4位成长为院士。有人将其称之为山东农学院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二是从1962年贯彻“高教六十条”到1966年“十年动乱”之前这段时间，整顿教学秩序，重新修订1958年以来被打乱的教学计划，根据“科研工作十四条”制定科研规划，要求在以教学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研工作，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学校又恢复了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就了山东农学院最好的时期之一^[7]。再有的例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山东农业大学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快速发展的新成就，用学校自己的总结概括，就是在山东省属高校，山东农业大学有“三个最早、三个唯一、三个最多”。三个最早：最早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最早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最早拥有国家重点学科。三个唯一：唯一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唯一拥有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唯一拥有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三个最多：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最多，毕业生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多，设置“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岗位最多。这同样是遵循教育规律办学而取得的丰硕成果。

回顾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包括山东农业大学在内的中国大学一直在开放、学习、借鉴、创新的过程中前行，虽时有起伏转折，但是可以呈现出转型发展的基本脉络。大致经历了四次重要转型过程。第一次转型是二十世纪初，以清末“新政”改革为起点，以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为标志，学校主要以日本教育制度为参照，即使到1913年的《癸丑学制》依然延续“取法日本甚多”^[8]的大学体制。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随着这一学制饱受争议，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开始了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制度的建立。这两次转型是由于高等教育内部力量推动，进而导致政府政策改变、自下而上完成的^[9]。

建国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迁，大学模式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转型前存有两种类型：国民政府遗留的、以美国高教模式为参照的高教体系(包括省立农学院在内的124所公立大学、21所教会大学和60所私立大学)；延安时期解放区的大学(包括青州农业专科学校)。所有大学本着“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0]的方针，先后完成全盘照搬、全面学习、调整改革的转型过程。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决策推动的大学转型。而第四次转型是自改革开放始，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包括山东农业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教模式的道路。这次转型是政府、大学和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包括社会各界群策群力的结果。这四次转型无不体现着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体现着国内大学借鉴和学习世界上先进大学办学模式的必然选择。

目前，自主探索、理性选择早已成为现代大学改革发展的一致共识。围绕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模式，努力推动着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作为山东农业大学，在未来的“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将会立足山东区域特色，面向全国农业战略需求，放眼世界发展趋势，在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更好服务现代社会，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贡献中，逐步成长为一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综合水平位居国内同类高校一流前列的高水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