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是人们日常语汇中的一个术语，其基本含义是某一等级制度中居于高端的人物，人们通常认为精英的形成是基于能力与成就上的差异。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是精英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说，“在每一项人类活动中，对每人的能力都能打一个类似考试时得的分数。譬如，给最优秀的专业人员打10分；对门可罗雀者打1分；给笨蛋可打0分。为此，我们将在自己活动领域内拥有高分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并称之为精英^[1]”。随着精英概念和精英理论的发展，精英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遍范畴。

科学是一个高度分层的体系，这也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所谓科学精英就是居于这一分层体系顶端的人物。科学带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由于科学技术是社会综合体中的核心要素，也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因此科学精英在当今社会享有盛誉。尽管如此，科学精英的形成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有研究者指出，“科学是一个具有独特旨趣的社会建制。它有自身的声誉等级体系，但是这种等级安排却独一无二地基于成就和同行的承认，而不是基于继承、资历、暴力或精心策划的诡计^[2]”。科学精英是通过科学评价来确认的，这种评价的实质就对同辈的同行科学家进行比较，而比较的内容自然就是科学贡献的大小，更为准确地说是独创性贡献的大小。“我们必须对这一点相当明确，即正是科学价值体系决定着各种不同的科学职位得到的声望。在所有的科学活动中，对知识的独创性贡献得到最高的评价。除了少数之例外，属于一个人或一个职位的声望，是他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或预期会取得的独创性贡献的一个函数。对科学知识的贡献是分层体系的支柱^[3]19”。这段话语表明，正是对科学贡献持续不断的评价导致了科学的分层体系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科学是一种体制化程度很高的活动。“科学体制是有关科学活动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制度结构的总和^[4]”。科学评价制度和科学奖励系统正是科学体制的重要方面。社会学家R·K·默顿在对科学奖励系统的经典研究中指出，“像其他的制度一样，科学制度也发展了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给那些以各种方式实现其规范要求的人颁发奖励^[5]400”。科学精英是由科学评价制度和科学奖励系统等来界定的，于是科学精英就成了一种体制性的安排。正是科学体制本身制造出了科学精英，反过来，科学精英也成了科学体制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科学精英要有杰出的科学成就和独创性的科学贡献，那么这种成就和贡献又从何而来？人们很容易把这得归功于科学家的勤奋和天赋。其实科学社会学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解释，诸如累积优势理论、信用循环理论等都较好地解释了科学活动的运转，也较好地解释了精英是如何炼成的。

科学精英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科学精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和感召，常常把很多有前途的研究者吸引到身边，在攻克科学问题的同时，也渗透出了浓郁的教育意义。事实上也派生出了一种经典的，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年轻科学家培养模式，这种模式至少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精英成为导师，二是在探究中成长，三是快速成长。科学史上记载了许多此类案例，如有机化学领域的李比希，量子力学领域的玻尔，原子物理学领域的卢瑟福；核物理领域的费米；分子生物学家领域的德尔布鲁克等都曾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在创造科学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教育奇迹。

为数不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界的超级精英。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在研究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72年以前在美国进行其获奖研究的92位获奖人中，有一半以上(48位)的人曾经在前辈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手下当过学生、博士后研究人员或低级合作者^[6]140”。朱克曼揭示出获奖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设法跟随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去工作。她所举的例子就是“杨振宁寻找费米”。她试图用杨振宁的例子去说明一种科学家成长的路径选择，即那些在将来某个时候要获得诺贝尔奖的年轻科学家，很早就被纳入科学交流的主渠道。他们很敏锐地知道正在进行哪些工作，在哪进行，和谁进行。朱克曼提供的事实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精英科学家培养了或影响了另一批精英科学家，二是年轻人会把追寻精英作为一种个人发展策略。

“杨振宁寻找费米”事件的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当时物理学界的超级精英费米，一个是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杨振宁。费米是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费米因“用中子辐射原子核产生放射性同位素以及相应的慢中子引起核反应”成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后，带着妻儿直奔美国，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段辉煌。费米没有回到自己祖国是因为当时的意大利已经成为了一个法西斯统治下的危险国家。费米来到美国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主持人类第一个自续式链式原子核反应堆实验，并首次实现了受控核能释放，其后又参加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费米也因此而被誉为“核时代的缔造者”。二战结束后，费米进入芝加哥大学，并使之成为世界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研究的中心。可以看出费米是当时物理学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支配着理论和实验全部领域的物理学家^[7]”。

1945年，已经从西南联大物理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杨振宁获准公派留美。此时的杨振宁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自己钦佩的偶像费米，并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杨振宁抵达美国后，几经辗转，直到1946年1月才见到费米。此时战争已经结束，费米正式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杨振宁随即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在费米的引荐下，当时芝加哥大学极具才华的物理学家，后来被尊为氢弹之父泰勒成为杨振宁的论文指导老师。从1945年到1949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与费米、泰勒等精英物理学家共处四年。正是在这四年中，杨振宁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向一个年轻物理学家的历史转型。1949年后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6年后即做出了诺贝尔奖的获奖成果，昂首迈进了超级精英的行列。

朱克曼用杨振宁的例子来说明或印证科学界的“追星现象”，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国教育界的关注。“杨振宁寻找费米”本质上是一个教育事件。此事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是往事很难成烟，仍然是探讨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原则和成长规律的最佳切入点。追寻精英实质上是个体选择的一种发展策略，并且也是一种具有科学社会学依据的理性选择。

师生关系是教育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师从精英就是以精英为师，因此是对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建构。学生对导师的选择只是师生关系建构的一个条件。实际上与学生对导师的选择同时进行的还有导师对学生的选择。正如朱克曼所说：“诺贝尔奖获奖人之间的承袭关系可以看成是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和他们可能的师傅之间相互追求的结果。无论是徒弟还是师傅都在积极地寻觅有才能的科学家然后一道工作^[6]150”。于是，更准确地说，相互追寻才能完成师生关系的完整建构。这种师生关系一旦成功建构，就能发挥其独特的功能。

科学社会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5]689”。库恩在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是新进入一个范式将其由他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8]”。库恩的范式更替学说是一种著名的科学进化理论。人们通常认为，在科学界要想年轻成名，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极早进入科学的前沿地带。因为那里存在大量的不同寻常的研究机遇。科学社会学对年轻人为什么要极早进入科学前沿地带给出了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研究表明，在体系化程度高的领域(如物理学)，科学家能够较早地胜任前沿性的研究工作，较早地作为有资格的年轻同事开始研究，接受最新且相对多样化的训练。这种优势能够促使他们在事业的早期阶段取得重大的科学成就。并且这些成就能够在科学家的社会网络中得到充分的交换与交流^[5]699。进入科学前沿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科学家的主渠道。

如果极早进入科学的前沿阵地与核心地带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极早进入？答案就是追寻精英。在某种程度上，追寻精英道路与进入科学前沿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科学精英之所以是精英，按朱克曼的说法是，“科学界的精英不断享有——较多地获得那些极大地有益于进入第一流研究的人事和物质条件的机会^[6]7”。师从精英意味着能够分享和利用这些机会。杨振宁在23岁时追随费米来到芝加哥大学，从此进入粒子物理学的前沿地带，12年后摘取诺贝尔桂冠。杨振宁正是极早进入，并脱颖而出的典型。年轻时这段身处前沿的研究经历对他的人生与事业具有支配性和奠基性。

当年轻人来到精英的身边，进入科学的前沿地带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接受高水平的研究训练。人们通常认为，精英更有资格和条件来训练学生。

朱克曼在分析年轻科学家的成长过程时提到，“学徒期间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从他们的师傅那儿获得的实际知识。有些人甚至指出，从科学文献上关于情报和知识的有限意义上来看，那些集中研究这一或另一问题的徒弟有时比他们的师傅‘懂得更多’……，学徒的主要受益之处在于打下一个包括工作标准和思想方式在内的比较广泛的基础^[6]170”。在这一问题上，库恩的观点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都会同意，学生们必须从学习大量已知的东西开始，但是我们也会坚持，教育将给予他们多得多的东西。我们说他必须学会识别和评价尚未给出明确解答的问题；他们必须获得一些技巧作武器，以探讨这些未来的问题，他们必须学会判断这些技巧是否适当，估价它们所能提供的可能片面的解答^[9]”。很显然，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过程或训练过程，而是一种包括规范与标准、价值与态度，知识与行为等在内的一种整体性的提升。所谓一流的研究训练必须具备这种广泛性和整体性。

院士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科学精英。有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声称曾经对79位中国院士进行了访谈，发现其中有60人曾跟随精英导师学习或工作。在访谈中让院士们回忆和总结自己曾经接受过的研究训练，发现精英导师对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指导他们如何选择研究课题，如何按照国际的学术标准与规范从事研究，培养他们独立研究的能力。不仅如此，在中国，导师还把自己的价值观(如爱国主义)传授给学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学生的道德品质^[10]”。很显然，这种研究训练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

研究训练离不开教学。那么由精英发起和提供的教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物理学家威特伯格对费米的教学风格有过生动的描述：“费米讲课层次分明而有逻辑性，学生很容易跟上他的思路；他努力减少复杂的证明以及影响主题的技节问题；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应该忽略的，他简短的论证往往充满说服力；他上课不用课本，也不带讲义，他指定的课后作业通常是物理问题的应用，强调分析能力，往往要求多种解答^[11]”。这一段话语表明，费米展示的正是一种探究性的教学。据杨振宁的传记作家透露，2002年，杨振宁在台湾的一次演说中说，“费米对他影响极大，他的风格和人品值得佩服，正是他使自己明白了物理学不是形式化的东西^[12]”。精英导师的独特的教学风格具有浓厚的教学论意义。

成为精英是很多年轻科学家的人生目标和事业目标。当年轻科学家跟随精英导师的脚步也成为精英之时，这就意味着精英代际传承的完成。这是一个轮回的完成，也可能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在研究生教育中，或者说在年轻科学家的培养过程中，常常会基于师生关系而形成一条长长的师承链条，甚至会结成一张盘根错节的师从关系之网。科学史对此有许多的记载，如有机化学的开创者李比希就曾以师生关系为纽带繁衍了一个庞大的有机化学家族，其中不乏精英。

师从精英并不是成为精英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说成为精英并不是师从精英的必然结果。师从精英只是一个外因。真正的内因是个体强烈的研究动机和这种动机激励下的探究行为。这一点对研究生教育极具启示性。在研究生教育中，创造条件让其极早进入前沿领域和科学交流的核心地带，正在成为一种共识。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是，把研究生纳入某个研究团队，并承担相应的研究任务。这类做法是符合年轻科学家的成长规律的。以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研究生的参与情况为例，该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立项的面上项目一共16891项，共有141216人参与，其中博士研究生31800人，硕士研究生40012人，两者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约为50.9%。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一共批准立项14022项，共有94798人参与，其中博士研究生17353人，硕士研究生26357人，两者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约为46.1%。重点项目一共批准立项538项，共有8291人参与，其中博士研究生2386，硕士研究生1846人，两者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约为51.0%^[13]。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研究生已经成为各机构的主要研究力量。可以设想，研究生本身将会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许多变化。

事实表明，在科学的道路上，成为精英的总是少数幸运儿，大多数人会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那么这些人价值何在？科学社会学的“奥尔特加假说”对此有了一个交待。这一假说的大致内容是：那些没有成为精英的一般科学家，像蜂巢里的蜜蜂，或者像踏轮前转动拉杆的小狗一样，当在他们窄小的实验室里工作时，大部分人作出了点滴贡献，促进了科学的一般进展。如果没有大量的科学家的这些点滴发现，那些真正有灵感的科学家要想有突破是不可能。因此那些伟大科学家的工作是以普通科学家的小发现构成的金字塔为基础的^[3]235。奥尔特加假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事人的一种承认与鼓励。

师从精英所渗透出来的教育学意义，足以表明师从精英可以成为一种研究生培养模式，或者说一种年轻科学家的成长模式，尽管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研究生教育与国家的科技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生教育与科研之间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联系，基本上发生在最明显的博士生训练这一顶层，这一层次已经帮美国提高到国际科学和学问的显赫地位^[14]”。今天的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正在期盼有更多的本土科学家能问鼎诺贝尔奖。通过研究生教育来培养年轻科学家无疑是一项基础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