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是上世纪初由美国传教士所办的汇文、基督、益智三书院发展合并而成的综合性大学。1928年呈请国民政府立案获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教会大学。该校以其经费充裕、师资雄厚，在教会大学中被誉为“钟山之英”。
金陵大学于1914年开设农科，翌年增设林科，1916年两科合并成立农林科，1930年改组为农学院，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四年制大学农业教育机构。
从1888年到1952年，金陵大学创办的64年间共招收学生11196人，毕业学生4475人，其中农学院2228人(包括本科生1221人、专科生95人、研究生56人)[1]。全国各地高等学校、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研单位几乎均有金大校友的身影。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农学家传》一书所列58位农学家中，有18位是金大农学院的毕业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迅猛发展，与农业的振兴关系紧密。而振兴农业的主要科技精英，多数是金大培养的农科专业人才。
金陵大学农学院以美国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为样板，推行“教学、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特别重视研究工作。而金陵大学农学院能有如此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正如章子汶①院长所说，是由于“树立了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学体制和发展模式，开创了我国大学农业教育之新纪元”。
一、教学工作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学方针除重视农业科学与技术外，尤其着重于人格的陶冶以及吃苦耐劳、服务社会精神的培养；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也就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
金大自创办以来，一向采用学分制。学生修读的课程分主修、辅修和选修三种，既能保证学习的重点(必修课)，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扩大知识面，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金大一向重视英语学习。早先，在课本方面，除中文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它课程大都采用英文教材及参考书，甚至助教指导实验，乃至文娱活动、运动场上运动员、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也无例外地以英语交流，因此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上世纪三十年代华东四所教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联办的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在辩论会上，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金大同学平时虽也既穿西装，又穿中装，但在辩论会上一律长袍马袿，加上满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留美博士陈裕光校长为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执掌学校24年间在校从未穿过西装，在家也是满口家乡(宁波)话，而在学术讲台上却是一口流利的英语。
金大也很重视中国文学的教学。过去国内大学一年级没有统一的国文教材，仅由教育部拟定篇目交各校使用。为此金大中文系根据这些篇目，参酌甄选，编成了大学一年级国文选本，为中国文学教学奠定了教材基础。同时，金大也特别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930年春，金陵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从校外延揽一批著名专家[2]，从事考古学、古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艺术学和文学等研究[3]，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并要求该刊所发表的文章必须用英文撰写内容提要，以便向国际汉学界推介，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高校教师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其中，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金大农学院教师除认真讲课外，还给学生指定参考书，布置课外作业、读书报告、课程设计等作业，并随时举行小测验。对于学生的这些作业、报告、设计或测验，教师均能热情对待，认真批改。学校倡导自控(self-control)、自尊(self-respect)和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因此，考试提倡荣誉制，教师出题后可以离开教室，学生应试完毕后自行交卷，鲜有犯规作弊等行为，否则为同学所不耻！师生见面热情地招呼，平时则轻言细语，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优雅的人品和风度。
二、研究工作
金陵大学农学院自创办开始就非常重视研究工作。除所有专任教授参与研究工作外，高年级学生也以研究工作作为其设计实习(Project)及编写论文的资料。农学院的研究生约占全校研究生总数的一大半，更是研究工作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农学院的研究事业经费占全院经费的54%。抗战期间，除尽可能继续尚未完成的项目外，更是集中力量对四川省及大后方的农业问题展开研究，以建设抗日大后方为己任，前后数十年间成绩斐然。
金大农学院的作物遗传育种工作可以追溯到1916年的农林科时期，先后由芮思娄(J.H.Reisner)、祁家治(G.E.Ritchey)和郭仁风(G.B.Griffen)指导，对小麦、大麦、水稻、大豆、玉米、棉花等进行引种选种工作。1925年起又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合作，并获美国洛氏教育基金会资助。其间，世界著名作物育种专家洛夫(H.H.Love)、马雅思(C.H.Myers)和魏庚(R.G.Wiggans)先后来金大讲学并指导作物育种工作。1927年沈宗瀚②学成归国来金大任教并主持作物育种工作，在王绶③(大麦、大豆)、吴绍骙④(玉米、水稻)、翁德齐(水稻)、汤湘雨(烟草)等共同努力下，硕果累累，先后研究育成了许多优良品种并进行推广，有的还被引种国外。“金大2905”小麦是沈宗瀚于1925年在南京通济门外农田中单穗选得并于1934年育成的优秀小麦品种，在当时表现早熟丰产、适应能力强，是我国最早用纯系育种法育成的小麦优良品种。其他如“金大1386”中籼稻、“铭贤金皇后”玉米等优良品种也都名闻遐迩。
在植物病虫害防治研究方面，金陵大学农学院人才辈出。早期由博德(R.H.Porter)、俞大绂⑤、陈鸿逵⑥等试验研究用种子处理防治作物病害，效果显著，很快在全国推广。俞大绂是我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陈鸿逵开创了我国植物病理检疫的工作。黄亮⑦发现了甘薯“瘟病”的一种新的病原菌，有利于防治甘薯病害；他对柑桔病害的研究对当时广西柑桔类生产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魏景超⑧主要研究真菌分类、植物病毒和农作物果蔬病害，对我国植物病理学、植物病毒学和真菌学贡献卓著。裘维藩⑨在瓜类、蔬菜等作物病毒病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植物病毒学》专著，并在食用菌分类与栽培上有突出贡献。
在森林学与水土保持研究方面，早在金陵大学创办林科之前，裴义理(J.Bailie)即已提出防灾首要在造林，因此金大林科建立后即以我国森林资源调查、森林保护和造林方法为重点进行研究，1934年以前已完成全国森林概况调查并编著《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完成中国树木及竹类调查，并根据已有资料编著成《中国树木志略》。1934年朱惠方⑩与中央大学陆志鸿合作进行木材强度试验，发表《中国木材之硬度研究》，对木材的加工利用有重要参考价值。1939~1943年，朱大猷⑪、孟传楼进行了四川主要森林树种形数调查。1940年起王一桂等重点调查研究了当时的重要战略物资--四川油桐树生长和油桐事业发展情况。
在防灾研究方面，1922~1927年间，罗德民(W.C.Loudmilk)与李德毅⑫等调查黄、淮两大流域的土壤、植被与水土流失情况并进行土壤侵蚀试验，草创了我国的水土保持研究事业。1933年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其内设林垦组的主要成员也多为金大校友。抗战期间，黄瑞采⑬等在四川成都、仁寿两地进行“土壤防冲试验”和“雨量、坡度及作物与紫株土侵蚀的影响”等研究，为建国后的水土保持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年3月，金大师生在黄瑞采、朱大猷、黄宗道⑭等带领下，与全国有关院校师生一道对华南琼雷地区森林土壤和橡胶树宜林地开展调查研究，这为我国橡胶园基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园艺学研究方面，胡昌炽⑮、吴乾纪从1928年开始主持中国果树分类研究。章文才⑯于1927年开始主持浙、闽、粤、川等省的柑桔调查；1930年又与胡昌炽、魏景超等合作，分别进行了江苏浙桃母本树调查和浙东杨梅品种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又分别与杨嘉勇合作进行柑桔繁殖研究；与张训舜合作进行柑桔果实处理方法及简易贮藏研究。管家骥自1934年起旅行全国，采集蔬菜种子，并向国外索要良种，致力于蔬菜育种研究。
蚕桑学研究方面，抗战期间单寿父⑰、吴学谦常年进行蚕种调查(性状、茧质、丝质等)、品种比较、品种间杂交等研究，还与国民政府农林部合作进行四川桑树品种调查研究。每年春秋两季，金大农学院蚕桑系还推广精制原蚕种和普通蚕种，供各地蚕场和农民养育。金大蚕桑系制作的蚕种均为免检产品，成绩优良，信誉卓著。
在植物学研究和标本室创建工作方面，金大农林科于1916年创设植物标本室，先后经钱崇澍、陈焕镛、史德蔚(A.N.Steward)、焦启源⑱、周蓄源、周鹤昌、沙凤护、樊庆笙、李扬汉等努力，又得到叶雅谷、林刚、任承统、陈嵘等协助，分赴各地采集标本。1930年植物系主任史德蔚曾分别与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园和哈佛大学真菌标本室签订协议，由上述两单位提供经费，采集中国中西部各省植物标本和中国各地真菌标本，范围遍及苏、皖、赣、鲁、豫、晋、陕、粤、闽、桂、湘、黔、鄂、辽、川、冀等省的山岳地带。至抗战前，已收藏植物标本43000余份，复本近10万份，其中显花植物及蕨类植物等标本尤为名贵。植物系还编订了《中国植物名汇》及《江苏植物志》供研究者参考。此外，金大农学院还采集了大量细菌标本和采自我国北方13省的昆虫标本约6万份。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战时需要，焦启源主持五倍子药材和桐油两项经济植物的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橡胶及金鸡纳霜的进口受阻，农学院又承担了此两项战略经济植物的研究。1944年开始，焦启源、樊庆笙⑲等还从事青霉素生产试验并获得成功。
在农业工程学研究方面，1932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工程硕士林查理(C.H.Riggs)到金大任教时，引进、推广并革新了新式农具。抗战期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组织”，开设小毛纺厂，林查理负责研制小型毛纺机，协助西部地区发展毛纺织业。抗战胜利后，原属农艺系的农业工程组独立建系，由吴湘淦任系主任，美国万国农具公司赠送了全套小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并派韩珊(美籍)教授来校指导。
除了有关农业生产与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外，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和农业经济研究所的有关中国农业和农村调查以及农史文献研究成果也为世人所瞩目：①中国农家经济调查。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美籍教授卜凯(J.L.Buck)在使用美国教材讲课时深感不合中国国情，于是制订了中国农家调查表格，经教务处同意，由学生利用暑假返乡调查，凡有超过100户农家的调查记录者可给予学分。从1922~1925年通过学生作业，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7省17个地区完成了2866个农家的调查。1923年，卜凯对崔毓俊⑳在河北盐山的150户农家调查作二次分析，并综合华北、华中共16处农村资料编写、发表了《中国农家经济》。1930年，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之研究》英文版正式出版(中译本于1933年由张履鸾翻译出版)。②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于1929年夏正式启动，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2省168个地区，共获得16786个田场及382560个农家调查材料；还进行了21省的2727个农家粮食调查和16省46601个农家的人口调查，历时9载。卜凯在调查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编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详细论述了中国土地利用的实况和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的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有效使用问题。该书图文并茂，统计数据翔实，被誉为了解旧中国农业的历史性巨著，是当时国内土地、人口研究方面唯一可靠的资料集。③在进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过程中，农经系附带进行了土壤调查。1930年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壤系萧查理(Charles F.Shaw)教授根据此项初步调查资料，经四个月实地考察，编著《中国之土壤》(The Soils of China)一书，并由邰德馨(仲香)译为中文于1931年2月发表。④由于当时我国尚未进行过人口普查，对于乡村人口问题的研究，农经系不得不采用小规模抽样调查的方法。在分析研究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乔启明㉑于1928年发表了《中国乡村人口之组织及其增长状况》(与卜凯合著)和《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等论文。⑤农经系还进行了1931年中国水灾调查(卜凯主持，孙文郁㉒、邰德馨、潘鸿声、应廉耕㉓等分区负责)，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孙文郁负责)，四川省土地分类调查研究(崔毓俊、应廉耕负责)，1932年淞沪抗战(一·二八事变)后的兵灾调查，乡村卫生调查和荒地调查等。
此外，乔启明曾与卜凯合作进行中国农佃制度研究，以及农村社会研究、农民生活费用研究等；孙文郁曾进行中国度量衡制度研究、农艺方式研究；邰德馨曾进行中国农家簿记研究；张履鸾曾与路易士(美籍)合作进行银行与中国物价水准关系研究，以及中国农产物价指数研究；万国鼎㉔曾进行土地制度研究；金克敦(美籍)与潘鸿声曾进行中国农具研究等。
有关古农书和农史文献研究方面，1921年秋金大农学院与美国农业部合作编纂古农书索引，由毛雍编成《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于1924年6月出版。以后又将农学院现存全部农业文献审订去重，分类排比，共约1000多万字，汇成《先农集成》，于1926年春出版。直至抗战前，金大农学院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为万国鼎，后改隶于农经系称农业历史组)出版了《中国农书考》、《中文地理书目》、《方志目》、《中国方志考》、《农业论文索引》等农史文献研究专著，还从1930年9月起将国内各地大报上有关农业的信息、论述文章等逐日检阅、分类剪存，以资查考，此工作直到1935年9月终因人力财力所限而停止。
金陵大学农经系和农经研究所几十年来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的调查和研究所积累的资料、信息和研究成果是一笔重要的学术财富，为此后我国农业生产、教学、科研提供了宝贵的、详实的历史参考资料。
三、推广事业
金陵大学农林科成立后，山西阎锡山、南通张骞等都曾选送学生前来学农，金大也曾派人前往指导植棉。上世纪20年代初，美籍植棉专家郭仁风应聘来校主持棉花品种改良工作，在章子汶等参与下，育成“百万华棉”优良品种，在长江下游农村推广，深受农民欢迎。1922年，上海各纱厂为建立纺织原料棉花的可靠生产基地，曾联合要求并资助金大农学院推广植棉，为此金大成立了农业推广系，后又改称农业推广部，开始在各地设立农业推广实验区，创办了农业专修科，并在各地建立试验农场。
1923年农业推广部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建立了第一个农业推广实验区。郭仁风、章元玮㉕先后亲往调查，推广优质良种棉花，由李洁斋主持，从种植示范田开始，把工作深入到各家农户，且先后开办了乌江小学、成人扫盲班和植棉班，并由当时附属于金陵大学的南京鼓楼医院派遣医生在实验区开设医务所。为了解决良种棉花的运销问题，实验区又组织棉农成立运销社，筹建打包厂，将棉花打包后运往上海、无锡等地高价出售，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以后又与国民政府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扩大了业务范围，增加了推广的作物种类并举办卫生宣传、体育竞赛活动等，大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文化生活面貌。
金大农学院创办的农业专修科学制两年，入学考试科目中设有农事操作测验。操作项目有翻地、挑粪等，测试目的是考察学生的劳动态度，不乐于农事者不收。培养计划的制订兼收并蓄了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创导的“生活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等各家之长，教学过程中又强调要重视农民的经验，虚心向老农学习。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金大农业专修科成为国内著名的大专之一。“农专的好汉遍布全国”是农专学生自诩之词。“不怕苦，不怕累，工作踏实，能说会做”是人们对金大农专毕业生的赞誉。农专的毕业生成为各地从事组织和推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得力人才。
金大农学院在南京城内南园(现南京大学珠江路学生宿舍区)有一所作物育种研究试验场，内设轧花厂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式种子挂藏室，可用于种子消毒、杀虫和储藏，当时属国内首创，国外也不多见。还附设有农具制造厂和小型温室等。另外，在南京近郊太平门外、武庄、黑墨营、山西、盖家湾、尚庄等地设有面积从十余公顷到数十公顷大小不等的试验农场数处，供教师、学生进行作物育种和良种繁育的研究和推广工作，由农艺系负责管理。其它如园艺系、植物系(植病组)、蚕桑系、森林系、农业专修科等，也均在南京城内、城外有供本系师生教学、研究用的试验农场、林场、苗圃、桑园、蚕室等。
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为适应各地不同气候土壤条件下的农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需要，金大农学院在章子汶院长的创导和身体力行下，还与国内有关各方合作，兴办农事试验分场和合作农场十数处，将高等农业教育引出学院式与课本式的象牙之塔，使其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与农民需要相结合，把学院的研究、教学和推广的道路拓得更宽，也使学院在多方赞助下办得更加朝气蓬勃。其中如位于安徽和县的南宿州分场、乌江分场，位于北京近郊的燕京分场(平西农场和清河农场)，位于陕西泾阳县泾惠渠北岸的西北农事试验场以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各地的分场、合作农场和种子中心区等，对改良当地农作物品种如水稻、小麦、大麦、高粱、大豆、小米、棉花、麻类等，进行育种、栽培和肥料试验，繁殖经济林木、果蔬(如马尾松、乌桖、皂荚、胡桃、君迁子、桃、草莓以及马铃薯、西瓜、除虫菊)等，起到了示范和推广的作用。
抗战期间，学校西迁后，自1938年起金大农学院与国民政府农业促进委员会及美国洛氏基金会合作，试办以县为单位的农业推广工作，先后建立了四川仁寿、新都、温江和陕西新郑四个县的农业推广实验区，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农业技术，训练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抗战胜利后，金大迁回南京，农学院与国民政府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恢复安徽乌江实验区，指派崔毓俊为主任，李洁斋为总干事。实验区由学校担保，向银行贷款，又获得联合国救济总署资助，增建房屋，设立医院，举办奶牛场，组织乡农会，并由中国农民银行贷款给农会会员购买优良种子、肥料、农药及新式农具，由实验区指导会员改进农业生产方法，因此实验区各项事业又有了很大发展。
南京解放后，乌江农业实验区曾由学校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合办，继续推广棉花、水稻、小麦、大豆良种，推广优质山芋苗、树苗以及新式农具与先进病虫害防治技术，举办农民夜校等。
四、校风和学风
金大是一所教会大学，它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学校开设“宗教学”(选修1学分)课程；校园内有小型礼拜堂，每逢周末有人组织做礼拜，尤其是圣诞节前夜，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同学组合在一起到老师家“报佳音”活动更是热闹非凡。但在几十年的办学进程中，金大对师生信仰宗教与否不作强求，既尊重信教的师生，也尊重不信教的师生。学校在有关学习、生活、申请奖学金以及谋取勤工俭学岗位等有关规定中，从不将信仰宗教与否作为先决的条件。陈裕光校长更是提倡学生思想自由、民主，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读书会(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旨在了解社会实际，接受进步思想。因此，金大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师生思想开放，对事物善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于表达个人不同的见解，对唯唯诺诺之辈在所不屑！对民主、自由有热烈地追求，对国家、民族之命运也极为关注。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金大在育人过程中尤其着重仁爱精神的教化。青年学子从入校起就受到学校特有的仁慈、温馨、宽容的气氛熏陶。金大教职员同仁之间、师生之间互相关怀，情同手足。章子汶院长谈及金大家庭化的教育中曾说，“学校等于家庭，师长同学情同叔伯兄姊”，“师生老幼，休戚相关，苦乐与共”，“亲爱之情盎然四溢”[4]。校长、系主任经常于周末邀约部分师生在家茶叙，边喝茶、吃点心，边聊天、沟通思想，增进情义。校长师母也经常访问各位教授夫人，邀请到家聚会，交流治家常识和育儿经验。当年，金大校园里耸立的大标语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爱人’就不能‘徇私循利，予求予取’，也不要‘循迹隐居，独善其身’，而应‘走入社会，服务人群’”。抗战期间，在成都，曾有一位黎姓女同学上统计课时突然肚子绞痛，任课老师叮嘱她赶快回宿舍休息。该女生在赴宿舍途中突然晕倒在地，正巧陈裕光校长路过，见状后立即把她扶起，并招来一位男同学一道把她架回自己家里安顿。那时校长师母不在家，当黎同学醒来时，只见自己睡在陈校长妹妹、外文系陈竹君教授的床上，而太老师和太师母(校长的父母亲)都静静地跪在床前为她祈祷[5]！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这样关爱学生的校长一家和老师，无怪乎许多家长在兵荒马乱之际，舍得让自己的掌上明珠，离乡背井，不远千里入川就学！1931年，在金大校刊39期上曾有校友著文谈及：他校教职员都在外面兼官兼差，奔走钻营；而母校教职员不在上课堂，就在公事房(办公室)；不在图书馆，就在实验室；同学们除了读书就是运动，或外出采标本，或在实验室、农场工作。金大的教授在学生中的声望不仅在于他们广博的知识，还在于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气质、风度。教师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同学们也时效观念极强，从不放松任何可利用的时间。例如：森林系陈嵘㉖老师几十年来单身一人，远离家室，长袍一袭，雨伞一把，早出晚归，往返于宿舍和标本室之间，虽早已完成了《中国树木分类学》巨著，仍兢兢业业，工作不停不息；农艺系沈宗瀚老师博学多才，被学生敬为“偶像”，但仍然是早晚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于田间。金大校刊载文提到：一年夏天，冯玉祥将军到金大演讲，见到沈老师赤脚短衫在田里工作，初以为是学生，当知道是一位教授时，他把大拇指一举，连声称赞“佩服”[6]406！
上世纪30年代，在金大39号校刊上曾有校友盛赞母校“安定”的校风。所谓“安定”，就是办学一切有章法，不论教学、教务、行政以及后勤生活管理等都有一套严明的制度，学校一切按章办事，同学遵章守纪，教职员恪守职责，主事者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如有关学生注册、报到、考试成绩登记、学分计算以及升级降级等问题处理，在教务处窗口办不通的，即使找到一向以仁慈为怀的教务处长柯象峰老师，得到的答案也只是一个“No”。柯教务长也因此得了一个雅号叫“Mr. No”。由于人人都能自重、自律，学校的一切工作效率也相应地提高了。
金大“安定”的校风还表现在它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沟通东西方化，弘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常对师生勉以“为学问而致力，为修养而淬励，为和平而奋斗，为服务而尽力”，以“诚、真、勤、仁”四字为立校、治校之本，不受政潮起伏的影响，任校外翻云覆雨，校内总能“弦歌不辍”，保持正常教学秩序，“济济一堂，按部就班，各尽其职”，“屹立不动，一柱擎天”，表现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实践证明，只有学校安定，才能出成果，出人才。
金大校风中还有极具特色的一面就是“文明”，学校倡导“三自”(自控、自尊、自我教育)，对学生的仪表、举止、待人接物以及在卧室、公共场所的言行等均有明确规定，旨在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思想，鞠育自身品性与修养。比如，个人仪表规定“衣当净，发当短，面当常修，耳牙与指甲当洁净”，卧室规定“起时须铺床，睡时当开窗”，在公共场所“切忌吐痰、咳嗽、唾涕、按骨、食杂食或抛弃废纸、废物”、“不可于群众中撞挤”、“途窄或门狭当让他人先行”，等等。数十年来，金大在办学和治校实践中已形成了自身独具的风格，这些校风的体现在日积月累中逐步成为金大的血脉和传统，历时不衰，弥久愈浓！
金大的学风，主要体现在办学、治学、求学过程中的“不偏见，不固执，不苟合，不盲从，而使真理永得照彻天地间”的科学态度。金大人懂得：到学校来就是求学问的，而走捷径、投机取巧、作弊抄袭等弄虚作假行为在金大是绝无市场的。金大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刘逎敬先生曾在校刊上著文，“平心论文，任何事体，总要一有目的，二有计划，三切实工作，四持之久远，能有此四者决不致无良好结果，求学亦何不然”，“办学也要尚实在，不必炫异”[6]405。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探知金大之所以能在民国时期、时局变迁无常的几十年中“不为潮流所淹，不为时会所窘”，办出了特色，办出了精神，在国内诸大学中赢得了声誉。“弘道在人，高远可致”，“卓然超群，非笃学不为功”也！
结语
1952年院系调整时，金陵大学农学院有关系科分别被调往安徽(蚕桑)、浙江(园艺果树)和山东(园艺蔬菜)，农经系师生曾被派往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劳动，其余农学类和林学类系科分别与中央大学等校有关系科组建成了南京农学院和南京林学院(即现今的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农师生曾被扫地出门，迁校扬州，历尽了颠沛流离。1979年复校时，又因学校相关领导的工作“忽略”，错失了中国科学院恢复组建时推荐申报学部委员(以后改称“院士”)的机会。1987年，国家农牧渔业部以1987农(人)函字第26号公函通知南京农业大学：黄瑞采、樊庆笙、马育华㉗、李扬汉㉘、方中达㉙、吴湘淦㉚六位“杰出高级专家”“暂缓办理离退休手续”。这六位老师都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校友。
1945年台湾光复后，金大校友在农、林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沈宗瀚、钱天鹤㉛、马保之㉜、张愙秋、蒋彦士、陆志琳以及曾在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工作过的众多金大校友对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作出了辉煌的成就，直接奠定了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世人曾称：没有金大校友，就不会有台湾农业今日之成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大校友、美国总统烟草顾问左天觉㉝博士，以古稀、耄耋之年担任中国农牧渔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名誉顾问，几十次来往于大洋两岸，牵线搭桥，出谋划策，为中国的农业教学、科研和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①章子汶(1900-1982)，字鲁泉，安徽来安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教育学硕士。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副院长、院长长达16年，1949年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暨远东区办事处顾问。1966年退休后又任菲律宾大学农学院客座教授。
②沈宗瀚(1895-1980)，字海槎，浙江余姚人。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博士，任教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并主持小麦、高粱、水稻等作物育种工作，培育出“金大2905”小麦良种。1934年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1948年后在台湾任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理事长。
③王绶(1897-1972)，字佩卿，山西泌县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硕士。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农艺系主任、农艺研究部主任。后又任西北农学院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粮食生产组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所长、山西农学院院长等。长期从事大豆和大麦研究，育成了“金大332”大豆(在国外被称为“南京大豆”)和“王氏大麦”(美国定名)等优良品种。是中国作物育种学和生物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
④吴绍骙(1905-1998)，号又骙，安徽嘉山人。金陵大学毕业，1938年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曾任金陵大学农艺研究部主任。建国后任河南农学院院长。是中国玉米育种奠基人之一。
⑤俞大绂(1901-1983)，字叔佳，江苏南京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依阿华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美国植病学会会员，SigmaXi荣誉会员。历任金陵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农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建国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兼任中国植病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⑥陈鸿逵(1900-2008)，广东新会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依阿华农工学院哲学博士。1935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以后转入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是中国植物病害检疫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⑦黄亮(1906-1975)，原名黄晓仁，广东梅县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对果树病害的研究造诣较深，曾对柑桔类和甘薯的病害防治作出了贡献。
⑧魏景超(1908-1976)，浙江杭州人，金陵大学毕业。1933年以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第一名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1935年被选入SigmaXi荣誉会员。历任金陵大学教授，担任金陵大学植病组主任、植物病虫害系主任、农业研究所农艺部植病组主任、金陵大学教务长、研究院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主要研究真菌分类和水稻、果蔬等粮油作物病害、植物病毒等。对我国植物病理学、植物病毒学和真菌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⑨裘维蕃(1912-2000)，江苏无锡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真菌异核作用者之一。
⑩朱惠方(1902-1978)，亦作朱会芳。德国普鲁士林科大学林学士。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兼代系主任。1948年聘任台湾大学教授。1956年回归大陆，任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副所长。
⑪朱大猷(1901-1968)，安徽无为人。森林经理学家。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毕业。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南京林学院、浙江林学院教授。
⑫李德毅(1896-1986)，字近仁，安徽滁县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硕士。历任金陵大学森林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森林系教授，浙江建设厅林业总场场长，湖南省桐油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专门委员、农林部参事等，后又回金大森林系任教。长期从事造林学教学科研工作，尤长于水土保持研究。
⑬黄瑞采(1907-1998)，字皓东，祖籍湖南长沙，出生在江苏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获“金钥匙奖”，自费赴美在加利福尼亚和明尼苏达州大学研究所专攻土壤学，1937年获硕士学位。“七七”事变后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毅然归国回母校任教。历任土壤教研室主任、农艺系主任等职。为我国现代土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土壤地理、土壤发生分类、土壤微形态和农田生态特别对变性土的研究方面，纠正了联合国编制的世界土壤图上关于中国变性土分布的错误。
⑭黄宗道(1921-2003)，湖北孝感人。金陵大学毕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是中国最早从事橡胶种植研究的专家之一。1988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入《世界名人录》，1991年被美国世界成就研究协会推举为“世界有名望的终身委员”。
⑮胡昌炽(1899-1972)，字星若，江苏苏州人。日本东京大学农学实科毕业。回国四年后再赴该校研究园艺学。1928年回国创建金陵大学园艺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是我国高等学校设置园艺系的开端。1948年秋因工作满20年，学校给予休假一年，去台湾考察讲学，后留任台湾大学教授兼园艺系主任。是我国研究园艺植物分类学的先驱之一。
⑯章文才(1904-1998)，字翼道，浙江杭州人。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获“金钥匙奖”，英国伦敦大学园艺学博士，并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又应聘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1938年回国，先后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园艺研究部主任，西北农学院院长兼教授。1949年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园艺系主任，华中农学院副院长、教授、园艺系主任等职。
⑰单寿父(1898-1967)，原名单昌祺，安徽滁州人。1920年与吴学谦结婚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师承日本著名学者田中义磨教授，从事蚕体解剖学研究。1931年回国后任金陵大学副教授、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抗战期间先后兼任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特约教授。胜利后随校回南京，并兼中国蚕业公司专员。1952年蚕桑系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仍任蚕桑系教授兼蚕体解剖生理病理教研室主任。
⑱焦启源(1901-1968)，江苏镇江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曾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农学院植物系主任。1952年后任复旦大学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上海植物生理学会副理事长。是中国研究芳香植物的专家。
⑲樊庆笙(1911-1998)，字祝平，江苏常熟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1944年回国从事青霉素生产试验并获得成功。1945年回金陵大学任教，1950年起任金陵大学教务长，1981年出任南京农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农业微生物学的教学、科研及应用工作，在共生固氮菌的生理生化研究，紫云英、花生、大豆根瘤菌的应用研究和紫云英北移栽培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⑳崔毓俊(1901-1998)，河北盐山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贵州遵义农专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曾负责金陵大学与国民政府农林部合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区工作。1982年起享受离休待遇。
㉑乔启明(1897-1970)，字映东，山西临猗人。金陵大学毕业后由学校资助送去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专攻农村社会学。1934年归国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1940年后历任农林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长。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局副局长，1958年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早年即为中美农业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培养了一代代农业经济和金融事业人才。在金陵大学任职期间，是中国土地利用等调查研究的主要组织者、研究者之一。一贯主张将农业金融与农业技术推广结合，以求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㉒孙文郁(1899-1981)，字绍周，山西宁武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斯坦福大学食物研究所农业经济学硕士，后又赴康乃尔大学深造。1930年回国，历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部主任，曾代理农学院院长。1950年被任命为国家农业部计划司副司长。1952年参与筹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任院长，1980年改任顾问。
㉓应廉耕(1904-1983)，浙江余姚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农经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1952年转入北京农业大学。
㉔万国鼎(1897-1963)，字孟周，江苏武进人。金陵大学毕业，曾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馆研究部主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兼地政部主任。1953年起历任河南农学院、南京农学院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毕生从事中国农业史研究，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
㉕章元玮(1900-1987)，字佩奇，安徽来安人。金陵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师从唐克博士研习养蜂业，是中国现代蜜蜂业奠基人之一。在金大和美国求学期间先后两次获“金钥匙奖”，并被吸收为美国斐道斐荣誉学会会员。回国后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农业教育系主任、农业专修科主任、农业推广部主任。1949年后历任齐鲁大学、山东农学院教授，是山东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农业专修科主任，中国养蜂学会理事。1964年和1981年两次应聘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工作，并将毕生珍藏的专业书刊、文献资料和蜜源植物标本无私捐赠给养蜂所。退休回南京后仍坚持参加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从事中国养蜂史和蜜源植物的研究，并与友人合作在南京近郊办起了小型养蜂场，体现了对养蜂事业的执着追求。
㉖陈嵘(1888-1971)，字宗一，浙江安吉人。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树木学科学硕士。1913年创办浙江甲等农业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并任校长。1915年以后历任江苏第一农校林科主任，金陵大学教授、森林系主任，1952年任南京林学院筹委会主任，同年调任中央林业科研所所长。是中国近代林业科学奠基人之一，在树木学、造林学和林业史科研和教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㉗马育华(1912-1996)，广东海丰人。金陵大学毕业，1945年曾赴美国伊利诺大学考察实习，因成绩优异被破例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1948年再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大豆遗传育种界权威学者伍德沃斯(C.M.Woodworth)教授学习，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任金陵大学农艺系主任。1981年受命组建南京农学院研究生部，亲自拟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改革开放以后培养农科研究生作出了贡献。长期从事大豆遗传育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85年创建了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目前已成为我国南方大豆研究中心。对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试验技术造诣很深，将数量遗传学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培养出了一代代农学家。是我国植物数量遗传学当之无愧的学科带头人、开拓者。
㉘李扬汉(1913-2004)，字洪都，江西南昌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进修特别班结业。历任金陵大学副教授、教授，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生物教研组主任，农学系副主任、主任，杂草研究室主任。毕生从事植物学教学和杂草研究工作。征得原著者同意翻译美国《普通植物学》教材，并结合中国实际重编了《普通植物学》大学丛书，前后花费数十年时间，为海峡两岸植物学教学用书付出了大量心血。1948年对中国新发现的“植物活化石”水杉作了研究，论文发表在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学刊上。1979年以后编写出版了《禾本科作物形态与解剖》、《蔬菜解剖与解剖技术》等专著，主编或与人合编了多种植物学科普读物，获新闻出版署荣誉证书。
㉙方中达(1916-1999)，名达，字中达，祖籍江苏武进，出生在上海。金陵大学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并被吸收为美国细菌学会、植物病理学会会员。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国际水稻白叶枯病研究组理事，国际植物病原细菌学会中国理事，中国植病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植病学会理事长，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水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㉚吴湘淦(1915-2005)，湖南常德人。金陵大学毕业，美国爱渥华州立大学农业工程学硕士。1948年回国筹建金陵大学农业工程系，任系主任、教授。1952年后历任南京农学院农业机械化系、农业机械化分院、镇江农业机械学院(现江苏大学)农业机械化系教授、名誉主任。1985年后历任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教授兼农村能源研究室主任。曾主编《农村能源》，与人合编《农业机械运用学原理》。积极研究中国水稻栽培机械化问题并进行改进方法试验及水稻旱地移植机的设计与试制。1947年曾在美国申请《两向行驶拖拉机设计》专利，并获美国政府专利权状，是中国人首次在美国申请获得的专利。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又在中国申请《畜力发电机组》和《畜力及风力联合发电及提水机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㉛钱天鹤(1893-1972)，别名治澜，字安涛，浙江余杭人。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硕士。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历任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浙大农学院前身)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是中央农业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1937年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业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联合国粮食组顾问、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农业组组长。对大后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贡献。1949年后任台湾农复会委员，主持“金门、马祖岛外辅助计划”。
㉜马保之(1907-2004)，广西桂林人。金陵大学毕业，1933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一年。回国后曾任职中央农业实验所，创办柳州高级农校并任校长。1945年后任农林部农业司司长兼国中国善后救济分署农业机械管理处处长，广西大学教授，广西粮食增产督导团副总督等职。1949年到台湾，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植物生产组组长、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台湾驻越南(西贡)作物改良团团长。1961年受聘担任非洲赖比瑞亚国立大学农林学院方案执行主持人，兼赖比瑞亚国立大学农林学院院长达14年，功劳卓著，两次获总统授勋，被称为“赖比瑞亚农业之父”。1975年回台湾任台湾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所长。1978年被推选兼任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理事会理事主席。
㉝左天觉(1917-2013)，湖北云梦人。金陵大学毕业(学士，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曾任美国马利兰大学教授、美国农业部烟草实验室主任。曾为全美农学学会、化学学会、植物生理学会，北美植物化学协会，全美科学协会等会员、会长；美国国际农业与生命科学发展教育所理事长；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兼任美国农业部部长办公室暨多家国际机构顾问。1996年后，先后组织50多位世界著名农业专家撰写了《中国农业：1949-2030》和《透视中国农业2050年》两部著作。1993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海外华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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