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约1500名代表参加，是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然而，在全世界共襄盛举、共谋发展的同时，海峡对岸的蔡英文当局却囿于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而对“一带一路”继续采取排斥态度，让人颇感遗憾。作为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对国家发展和世界局势影响深远，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和推进，台湾地区是否会参与“一带一路”、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等，也成为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一、“一带一路”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意义

自2013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先后有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协议，联合国大会也于2016年11月通过决议呼吁各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当前中国最高层级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具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意义。从国际层面看，“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将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作为重点内容，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合作模式。同时，“一带一路”绝非外交口号，其与亚投行(AIIB)、丝路基金(SRF)形成了一套“组合拳”，雄厚的金融支撑使之成为推动欧亚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1]从国内层面看，“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对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作了相应规划，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2]另外，“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皆为新常态下优化国内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部署，三者相辅相成，一道担负着寻找和挖掘中国经济新动力、新潜力的使命。^[3]由此可见，作为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具有很强的内外联动性，这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

(一) “一带一路”有利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从经济发展模式看，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台湾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大陆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经贸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国民党在台重新执政后，海基会与海协会恢复了制度性协商。2010年，两会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极大地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并创造了巨大的和平红利。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4年3月至5月，台湾地区爆发了“反服贸运动”，致使《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未能在“立法院”获得通过，两岸制度性协商一度中断，两岸贸易额也从2015年开始持续下滑。^[4]在此背景下，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为两岸深化经济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台湾地区如能融入“一带一路”，可搭乘这一“顺风车”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缓解近年来的出口萎靡和经济边缘化危机。而从大陆角度看，台湾地区在国际化人才、效益化经营、现代化风险控管和商业化成本核算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5]将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的经济实力和运作水平。

(二) “一带一路”有利于增强两岸政治互信

自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以来，台海曾多次发生危机甚至兵戎相见，不仅威胁着两岸人民的生产生活，也牵动着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1981年9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与两岸往来的一系列重要政策主张。1987年7月，台湾当局废除了戒严令，两岸关系开始解冻，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日趋频繁。以此为基础，2005年春，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并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晤，两岸政治关系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然而，受“台独”势力作梗、政治制度差异以及国际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两岸政治关系仍然错综复杂：马英九期间“只经不政”，两岸政治关系进展有限；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更是面临着新的考验。^[6]“一带一路”将政策沟通确定为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框架下，大陆不仅可与“蓝营”增进交流，还可考虑与“绿营”以适当的方式寻求对话。同时，两岸如能共参、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将有望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与合作，从而提升政治互信，共谋两岸和平发展。

(三) “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朱立伦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时，首次提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习近平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历来是命运与共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两岸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新形势，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7]“两岸命运共同体”是对两岸关系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两岸发展模式的全新构建，已成为当前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词之一。“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要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势力为基础，以深化利益融合、共创互利双赢为宗旨，更重要的是要推进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沟通。而“一带一路”在重视政策、经贸方面的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强调要实现民心相通，这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理念高度契合。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推进和深化过程中，应进一步增强两岸人民的友好往来与血脉联系，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里把两岸命运紧密地凝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台湾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外环境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彰显和影响力的提升，其有望为陷入困境的台湾经济开辟空间，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机遇。但就台湾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外环境而言，其内部既有驱力也有阻力，外部既有拉力也有压力，这使当局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首鼠两端，踌躇不前。

(一) 内部驱力

“一带一路”在2013年秋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台湾各界的高度关注，《愿景与行动》发布后更是在岛内引发热议。面对“一带一路”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台湾商界、学界态度较为积极，政界甚至“绿营”之中也不乏理性的声音。首先，“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顶层设计，台湾商界纷纷表示决不能让商机擦肩而过。如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刘显模曾呼吁，“一带一路”是大陆以国家力量强势引导的长期发展方向，台商要跟着大陆的国家政策走，不要逆风而行。^[8]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执行长陈德升也表示，“一带一路”由亚投行提供沿线基础建设资金，若再加上自由贸易协议(FTA)，力量将不输台湾积极谋取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9]台企联会长王屏生在参访云南滇中新区时则进一步明确，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急需扩充贸易，打开新市场，“一带一路”无疑提供了一条新通道，台商不会缺席。^[10]其次，台湾很多学者高度肯定“一带一路”的意义，并予以更深层次的解读。如台湾东海大学潘兆民副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对台湾经济而言俨然就是一个“新蓝海”，若不积极参与就形同自我封闭，两岸应加快找出解决之道，台湾尤其须在“找寻突破口”上思考战略出路。^[11]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认为，台湾参与“一带一路”与其他地区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台湾民众是透过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自然地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参与的。若顺利加入“一带一路”，台湾民众将第一次真正从全球角度、用健康心态理解自己的民族身份。^[12]再次，台湾政界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也不乏理性、客观的认识。2015年4月，时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朝野”应共同支持台湾加入亚投行，并在5月同习近平主席会面时探讨了这一问题。时任“总统”的马英九也曾公开表示，对于大陆推动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台湾必须不计毁誉地争取，才能找到一条出路。^[13]与此同时，“绿营”虽以马英九政府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过程不透明为口实加以杯葛，但也认为有必要对“一带一路”及亚投行进行实质性讨论。^[14]

(二) 内部阻力

纵然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多心向往之，但在政治挂帅的岛内，这一问题在台独势力的阻挠下一直步履维艰。在马英九执政时期，马英九、朱立伦、萧万长等都曾公开表达过加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意向，但迫于民进党“倾中卖台”的指责和煽动，在实际行动上并不积极。2015年3月31日，马英九政府在截止当天递交了入行申请，终因是以大陆方面提议的“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还是以台湾当局的底线“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产生分歧，使台湾未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事后马英九在采访中重申，如果加入过程中有任何矮化“中华民国”地位、伤害“国格”的事，“我们就不会参加了”。^[15]马英九政府尚且如此，蔡英文上台后，更进一步延续了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使台湾加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政治层面，蔡英文当局违背“宪法一中”，不承认“九二共识”，以“维持现状论”作为烟幕弹来追求台湾独立。台湾中兴大学教授袁鹤龄认为，蔡英文的政策思维具体体现为重立场而轻利益、重岛内而轻两岸、重政治而轻经济、重口惠而轻实作、重理想而轻现实，这使马英九时期创造出来的两岸外交红利在一夕间几乎归零。^[16]在经济层面，蔡英文承袭了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旨在降低对大陆经贸依赖的“南向政策”，一上任即成立了“新南向办公室”，并于2016年8月通过了《新南向政策纲领》。“新南向政策”欲从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与区域连接四大方面着手，与东盟、南亚及澳新等国家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模式。虽然其中特别提及两岸要“善意互动及合作”，但与“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竞争关系不言而喻。在文化层面，蔡英文上台后，台湾地区进入了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时期，“文化台独”愈演愈烈，如宣布废止“微调课纲”、推行“去孙中山化”、拆除台湾抗日纪念碑碑文、“绿化”“中华文化总会”等。“文化台独”歪曲中国历史、撕裂台湾社会、制造两岸对立，从长远看将对两岸和平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有釜底抽薪之虞。^[17]

(三) 外部拉力

长期以来，两岸经济要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发展阶段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成为两岸经贸、产业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动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相互依存的结构性关系。^[1]在此情形下，《愿景与行动》里“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部分有不少涉及台湾地区的内容：“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在这些内容之后，还特别强调“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2]由此可见，《愿景与行动》中的涉台部分充分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彰显了大陆在欢迎台湾地区参与以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面的诚意。除此之外，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台湾经济而言，大陆近年来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也极具吸引力。早在2015年4月，台湾《中国时报》就曾发表社评，称扩大与天津、福建两大自贸区的合作是台湾有效参与“一带一路”的最佳突破点。首先，天津自贸区是距陆上丝路起点西安最短的快捷通道，也是近年台湾产业在华北地区布局的重镇，若能将台湾自经区与天津自贸区连成一体，台湾产业有望取得陆上丝路基建供应链的优势。其次，福建自贸区作为海上丝路的起点，又是大陆针对台湾所连接的自贸区，台湾自经区与福建自贸区的融合形同打造台湾成为海上丝路的另一起点，台湾可借此将贸易连接到欧陆。^[18]2017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新设7个自贸试验区，并分别印发《总体方案》，这无疑将使台湾与“一带一路”的连接更为通畅。另外，台湾虽然没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但大陆方面多次表示，亚投行是开放的、包容的，对台湾地区以适当名义加入始终表示欢迎。

(四) 外部压力

“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虽然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但也遭到了以美国、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警觉与反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美日两国是影响台湾问题最重要的国际因素，台湾当局在很多事务上都唯其马首是瞻。这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问题上也不例外，如民进党就曾公开表示，台湾是否加入要看美日的态度。^[19]具体来看，美国与台湾问题的形成及复杂化密切相关，其一直将台湾视为其势力范围，且仍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售台武器。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曾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中将台湾确定为“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并称美台特殊关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影响力的倍增器。^[20]对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时任台湾“总统”的马英九曾多次表示欢迎并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入TPP，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更是声称期待台湾能在其中扮演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角色。^[21]“一带一路”提出后，美国国内虽然不乏理性、客观的声音，但总体上对中国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为中美带来广泛的竞争并威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领导地位。^[22]毋庸置疑，美国这样的认知和反应给台湾当局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再就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而言，冷战结束后，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驱使下更加积极地介入台湾问题，并和美国一样将台湾视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手牌。在此情形下，台湾当局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联日谋独”倾向，将日本列为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外交”对象。^[23](P151)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在低谷徘徊，这使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充斥着构筑新的东亚国际体系、削弱美日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等论调，并通过战略性利用官方发展援助(ODA)、加快与美国的TPP谈判、加强“丝绸之路外交”以及搅局印太地区等手段进行阻截。^[24]在对台政策上，日本则通过频繁会晤民进党要员、鼓吹共享“民主价值观”、“选战”支持蔡英文等，更加明目张胆地勾结和拉拢“台独”势力，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三、优化台湾参与“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

综上可见，台湾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外环境十分复杂，其中既有内部驱力、外部拉力等有利条件，也有内部阻力、外部压力的等不利条件(见图 1)。这使台湾当局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首鼠两端，且蔡英文上台后形势更加不容乐观。对此，两岸应有针对性地从调动内部驱力、抑制内部阻力、增强外部拉力和缓解外部压力等方面入手，为优化台湾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外环境寻求进路。

(一) 调动内部驱力

正如前文所言，台湾参与“一带一路”的内部驱力主要来自商界和学界，因此两岸应进一步调动和释放这两方面的力量。首先，大力支持台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旨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领域的互联互通，这为台商拓展市场以及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提供了契机和平台。在设施联通方面，大陆国企虽然走在前头，但台商在轨道交通、港口设备、市政工程以及电子通讯等方面都具备一定优势，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台商将从中受惠良多。在贸易畅通方面，台商不仅可借力“南下”，巩固东南亚市场并叩开南亚、澳洲的大门，还可深入大陆中西部地区寻求商机，进而“西进”中亚、中东等贸易处女地。在资金融通方面，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大、投资周期长，台湾地区充沛的外汇存底和民间资本可透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提供助力。^[25]其次，构建“一带一路”学术共同体。“一带一路”秉承新的合作理念，采取新的运作模式，在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逆全球化的双重变奏中可谓独领风骚。但需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毕竟是新生事物且沿线情况十分复杂，建设过程注定任重而道远。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对“陆丝”和“海丝”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知。因此，两岸学者应一道致力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并形成学术共同体，以学术交流带动更广泛的人文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打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舆论氛围。

(二) 抑制内部阻力

在政治挂帅的岛内，台湾参与“一带一路”的阻力主要来自政界，特别是“台独”势力的聒噪。对此，两岸首先应巩固“九二共识”政治基础，遏制“台独”势力泛滥。从1988年李登辉上台开始，“台独”势力在岛内连续当政达20年。期间虽没有造成台湾独立的事实，但在其影响下，刻意与中国相区隔的“台湾主体意识”和“一边一国”的分裂意识实际上已成为岛内主流政治文化，“反中爱台”也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26]为了震慑“台独”势力，鼓励两岸交流合作，全国人大于2005年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而国民党和大陆方面虽然对“一个中国”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反对“台独”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国共两党应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共伸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民族大义，扭转岛内政治舆论基调。其次，两岸应秉持尊重、包容、共赢的思维，积极稳妥地增进政治互信。近年来，国共两党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基础，待国民党下次执政时，两岸可适时开启政治协商。对此，国民党不必因担忧“台独”势力的批评和煽动而畏手畏脚，只要认定是对的事情、对台湾发展有利的事情，就应该大胆地去做。^[27](P131)就民进党而言，大陆方面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但寻求对话的态度始终是友善的、真诚的。只要民进党真心想解决问题而非坚持“逢中必反”拒绝对话，双方总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体现“一中原则”的表述方式，从而降低敌意，增进互信。^[28]

(三) 增强外部拉力

大陆在“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方面向台湾方面抛出“橄榄枝”后，两岸应加快落实，尤其是要促进闽台率先整合。正所谓“两岸同根，闽台一家”，台湾参与“一带一路”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对接福建。^[4]而在大陆的战略布局中，福建不仅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还建有自贸区，再加上之前设立的海西经济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以及厦门这个老特区，优势叠加将对台湾地区产生巨大的磁吸作用。近年来，台湾当局大力推进“六海一空一园区”^①的自经区建设，并希望与大陆加强合作，闽台自贸(经)区对接已呼之欲出。在此情形下，福建自贸区应主动承接台湾物联网应用、文化创意、云计算、生物科技等优势产业，在人民币跨境投资、结算便利化等方面进行创新合作，并为台企进入大陆腹地以及发展与中亚、中东的经贸关系提供帮助。同时，福建也应积极推动企业入岛，推动闽台企业签订战略联盟、股权交换等，争取让台湾地区成为大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跳板和拓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29]在加强经济整合的同时，闽台社会整合也需提上日程。由于分隔已久且发展道路不同，两岸的社会价值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两岸认同的撕裂和信任感的降低。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大陆方面应充分发挥闽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支持其创建“社会桥接平台”并构建“闽台社会共同体”，进而带动两岸社会认同和整合。^[30]

①“六海一空一园区”，即台北港、基隆港、苏澳港、台中港、安平港、高雄港6个港口，桃园航空城自由贸易港区1个空港，以及屏东农业生技园区1个园区。

(四) 缓解外部压力

鉴于美、日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优化国际环境也是推动台湾参与“一带一路”进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先就美国而言，其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变数，不过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没有突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②所设定的框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台海政策虽然尚不明晰，但不出意外的话仍将延续“分而不独，和而不统”的原则，且不会成为优先施政方向。^[31]而对“一带一路”，特朗普政府则不同于奥巴马时期的消极态度，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了2017年5月的高峰论坛。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中美两国元首在2017年实现互访并创设了外交安全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为契机，最大限度地管控分歧、增进合作。同时，鉴于中美实力对比和互动模式的变化，也应对共和党反共亲台的传统有所准备，防范其在对华关系上大打“台湾牌”。再就日本而言，虽然其对两岸接近的顾虑大于美国，但鉴于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性以及蔡英文不敢在“台独”问题上冒进，日台关系的提升范围仍然有限。^[32]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日本政界的认识也日趋理性，派出由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领衔的政府代表团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33]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回应日方近来的积极姿态，寻求中日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也应密切关注安倍政府与蔡英文当局的勾结，对挑衅和破坏“一个中国”的行径予以坚决回击。

②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指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8年12月15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在这三个公报中，美国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以及处理台湾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以及联合公报、成果清单的发表，“一带一路”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热潮，其历史意义也将迈上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蔡英文当局大力推行的“新南向政策”则收效甚微，东南亚国家回应寥寥，在岛内更是激起民愤，甚至蓝绿双方都批评其是“散财童子”、“一厢情愿”。^[34]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不应抱残守缺，继续“逢中必反”的狭隘眼光和偏激态度，而应审时度势，正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其经济发展的机遇，尽快以适当的名义和方式加入其中。台湾地区如能顺势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将搭上发展的快车，实现重振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并顺利解决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路径问题。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的参与不仅可以为两岸经贸合作注入活力，还可以借此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和社会认同，从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当然，不可否认，在蔡英文执政期间，台海局势很可能仍会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甚至会出现一些新的、复杂的情况。但正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两岸同胞有智慧也有能力增强驱力和拉力，克服阻力和压力，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