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作为革新目标语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对国家文学的生发具有促进和导向作用。俄国国家文学伴随着18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成型，是俄罗斯帝国统治阶级强化国家认同、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手段，其产生与18世纪俄国欧化改革背景下的大规模欧洲文学翻译活动直接相关，构成俄国翻译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或聚焦18世纪俄国译者直接产出的翻译文学作品，^{[1][2][3](P66-84)}或纵观18世纪俄国文学的翻译情况，^{[4][5][6][7][8][9]}探究18世纪俄国的文学翻译是如何促成模仿欧洲文学的浪潮与孕育现代俄罗斯文学的起源，促使俄国文学从古罗斯以降东正教叙事与斯拉夫民间书写传统中“脱胎换骨”，并与欧洲文学的审美不断分野。在俄国这场大规模文学翻译活动中，圣彼得堡科学院作为官方翻译机构承担引路者和开拓者的重任，对俄国国家文学的生成至关重要。这一机构的文学翻译呈现出哪些具体特征？这些特征对俄国国家文学的生成有何影响？通过提炼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实践的具体特征，进而探讨这些特征对俄国国家文学生成的影响。

一、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与俄国国家文学

“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既是用民族或官方语言撰写的本土文学集合，又是明确国家身份、提供国家文化参照点的文学手段，还是分析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概念工具。^[10](P293)国家文学的生成需要达成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有大量用民族或官方语言创作的本土文学作品；二是强调民族国家共同体身份与文化的文学创作手法；三是形成文学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识。而文学翻译活动因具有刺激目标语文学向新方向发展以及为目标语作者提供创作模板与灵感的作用，^[11](P62)自然成为国家文学生发的渠道与手段。相关案例不胜枚举，其中尤以18世纪俄国大规模文学翻译活动最为明显，这也是佐哈尔眼中早期欧洲翻译文学影响本国文学发展进程的绝佳案例。^[12]

俄国文学家米尔斯基认为, 俄国“国家文学”肇始于18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的世俗文学。^[13](P59)而国家文学的形成与18世纪俄国大规模文学翻译活动同步进行且密切相关。以翻译文学为工具，西欧文学被高效且深刻地移植到俄国本土文学土壤之中，其影响如同古希腊文学之于古罗马文学，^[9](P94)刺激俄国文学从古罗斯以来的东正教叙事与斯拉夫民间文学转变为“国家文学”，大量自觉运用本土语言描写俄国真实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得到出版与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18世纪俄国社会开始广泛寻求共同的身份角色与语言文化，使得18世纪成为俄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14](P1-7)在这场文学翻译浪潮的诸多参与者中，以圣彼得堡科学院为代表的官方翻译机构成为不可忽视的先驱力量，孕育并满足国家文学生成所需的各项条件。

“机构翻译”(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作为官方主体向特定受众传达指定内容的翻译手段，^[15](P55)包括经济—政治实体的技术或行政性翻译与意识形态组织机构的文学翻译，^[16](P69-70)其涉及的翻译选材、译者选择、翻译策略、译本发行、资金赞助等翻译控制环节均与官方授权紧密相关，^[17](P26)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制度化”特点。^[18](P29)圣彼得堡科学院(现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作为18世纪新型的国家科学机构，1724年由彼得一世发起并于1725年正式建立，与国立大学平级，受俄国沙皇建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参政院的直接管理。^{[19](P204-206)}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学翻译活动正式始于18世纪20年代末，虽然期间文学翻译相关人员组织因为种种原因整体迁出科学院，但在18世纪80年代还是回归科学院内部的人文分院与翻译部门。^{[14](P114-115)}研究发现，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作为典型的机构翻译，通过翻译过程、译介选材、译语规范、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系统规划与协同实施，自觉肩负革新俄国文学传统的责任，最终生成并建构了俄国国家文学。

二、政府驱动的翻译过程：渗透文学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共识

作为18世纪俄国机构翻译的典型代表，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的发起与组织均由政府驱动，即政府通过颁布政令、经济赞助等手段直接驱使圣彼得堡科学院开展文学翻译活动，机构设置、人员组织、资金来源、发行渠道等翻译过程的各项环节因素均受政府控制与保障。这折射出其背后的俄罗斯帝国统治阶级已然认识到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文学作品具有治理社会意识形态的功效。他们借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之力，将文学的政治属性与治理功用告知俄国作家，刺激他们与帝俄统治阶级达成共识乃至共谋，自觉投身于创作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国家文学。

(一) 文学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成为18世纪帝俄政府的共识

自18世纪20年代末开始，俄国文学开始服务于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需求，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学翻译活动更不例外。总体上，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几乎所有俄国沙皇都会颁发有关翻译的御令，以配合18世纪俄国欧化改革的不同需要，使得翻译上升为18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国家事业，^[20](P4-5)其社会地位、组织程度、国家参与积极性较欧洲其他地方明显更高。^[21](P19)18世纪初期新的俄罗斯帝国亟须加强基础建设与扩张疆域领土，为此彼得一世颁布法令，要求大家了解军事、技术、法律、地理等具有“应用”意义的外国著作，^[22](P29)翻译的国家治理功用首次得到俄国统治阶级的重视。而随着俄罗斯帝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日益稳固，统治阶级妄图摆脱教会的影响与加强国内公众对俄罗斯帝国的认同。^[7](P125)俄国民众亟须一种世俗化、良好、基础的新俄罗斯文化，^[22](P50)所以建立全民文学、制定全民标准语和民族诗歌创作体系的任务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23](P4)帝俄政府的建设任务转向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帝国对于西欧文学的渴求使得文学翻译取代了科技翻译的地位，^[21](P18)走向俄国翻译场域的中心。皇室、权臣等统治阶层大范围地对文学翻译进行资金支持，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学翻译活动由此展开。换言之，统治阶级对创建新俄罗斯文化、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态的直接需求，使得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呈现出政府驱动的鲜明特点。

(二) 帝俄政府的保障支持践行了文学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共识

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济资助、发行渠道四方面均受到帝俄政府的控制，渗透着18世纪俄国统治阶级的共识——文学参与新国家文化、意识形态构建。基于此，身处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学译者能够知晓、内化乃至向其他文艺工作者传达国家文学生成的思想条件——文学应当与社会治理实现共谋，以此构建俄国国家文学创作思潮。在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方面，1735年包括阿多杜罗夫(V. E. Adodurov)、罗蒙诺索夫(M. V. Lomonosov)、苏马罗科夫(A. P. Sumarokov)、特列季亚科夫斯基(V. K. Trediakovskii)等一大批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等多重身份的著名本国译者直接受聘于圣彼得堡科学院，加入科学院院长科尔夫(J. A. Korff)男爵组织的首个翻译团体“俄国人聚会”(Russian Conference)。^{[24](P313-314)}虽然1773年上述翻译相关人员迁出至叶卡捷琳娜二世发起的“外文书俄译促进会”，但是直至1783年，时任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的达什科娃公主(E. R, Dashkova)领导成立人文分院(Academy of Letters)，以及于1790年组织建立翻译部(Translation Department)，指派作家兼译者普罗塔索夫(A. P. Protasov)教授担任部长，翻译相关人员才回归圣彼得堡科学院内部，并重新成为官方文学翻译活动的主力军。^[25](P116)而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译者的经济资助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政府专项津贴，^[5](P653)比如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就职于“俄国人协会”期间每年津贴为360卢布；^[4](P31)二是皇室、权臣、贵族等的私人资助，比如安娜一世赞助西欧颂词翻译，伊丽莎白一世命令并赞助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修辞、诗歌教授司达林(J. Stählin)翻译出版十六部颂诗和诗歌，1747年下令翻译出版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费奈勒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以及鲍里斯·库拉金等议院成员也私人赞助了科学院的文学翻译活动。^[22](P55)与此同时，政府通过资助建立官方出版社为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提供发行渠道保障。除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发起的“外文书俄译促进会”自1773年到1783年因具有独立出版资质能够公开发行译著外，18世纪机构产出的文学译作均由圣彼得堡科学院直属的“科学院出版社”(th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负责印刷和发行。根据1727年帝俄政府法令，科学院出版社成为全国唯一世俗文本出版商，^[19](P208)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译著占据其出版书籍目录的核心。^[22](P50)

由此可见，政府在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学翻译活动中扮演了领导者与驱动者的角色，确保其翻译过程所涉的机构组织、人员水平、经济来源、出版发行均在帝俄政府的掌控范围内，渗透着文学参与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帝俄政府共识。圣彼得堡科学院译者产出的文学译著促使俄国文艺工作者意识到文学之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性，为他们创作俄国国家文学作品奠定思想基础。这通过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的选材倾向、翻译策略等得到进一步推进。

三、倾向西欧古典主义的译介选材：引入强调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创作手法

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学译者主要译介颂辞、颂诗、悲剧、讽刺长诗等西欧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将西欧古典主义的创作手法与形式体裁引入俄国文学界，促使俄国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朝着西欧古典主义方向发展，具备强调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显著特点，从而实现俄国国家文学的生成。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译者倾向西欧古典主义的翻译选材既受制于帝俄统治阶级的个人文学喜好与意识形态治理需求，又得益于译者主动利用科学院出版社市场战略变化而做的主动选择。

(一) 翻译西欧古典主义符合了帝俄统治阶级的文学喜好与治理需求

正如上文所述，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译者作为政府机构的聘用人员并额外接受皇室、权臣等统治阶层的经济赞助，必须按照沙皇政令和赞助人指令展开翻译工作。而自彼得一世以来的统治者及权臣都展现出对西欧古典主义文学的推崇，这其中除了统治者们对于西欧艺术文明的个人向往与强烈热爱，也包括满足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新需求。与彼得一世时期之前的罗曼诺夫王朝不同，新建立的俄罗斯帝国不再依靠教会力量对社会公众进行意识形态统治，转而寻求东正教故事等俄罗斯文学传统之外新文学形式的辅助，而伴随启蒙运动席卷西欧各国的古典主义文学自然就被统治阶级视为用以统治意识形态的最佳文本。西欧古典主义主要赞颂君主制度尤其是君主，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私欲必须服从于义务，其产生伴随着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欧各国专制制度的纷纷确立，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上的典型表现。^[23](P69-73)古典主义文学的显身足以代表西欧各国的新兴文学已然到达“国家文学”的成熟状态，^[11](P63)其服务于民族国家统治的政治属性得到确立和认可。简言之，西欧古典主义文学可以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并培养本国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而这无疑符合18世纪俄罗斯帝国试图强化民众国家意识以满足巩固帝国统治的实际需要，直接致使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译者多译介西欧古典主义文学。

(二) 译者利用出版社经营战略变化主动引介西欧古典主义文学

除了受到统治阶级的直接影响，圣彼得堡科学院译者主动迎合18世纪科学院出版社的市场战略变化，开始自觉承担起“向俄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学”的历史使命，^[22](P50)这使得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充分印证了当时俄国翻译界的奇特现象——“先译者后作家”。所谓“先译者后作家”，不仅仅是前文所述的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译者往往身兼作家、诗人、剧作家等数职，更是指“译者”成为作家接近科学院出版商的初始捷径。在18世纪40年代，作家在出版译著之后再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会变得容易很多，包括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在内的圣彼得堡科学院翻译团队著名成员都是先出版钦定或自选的译著，再出版自己的古典主义诗歌与戏剧，^[22](P57)即先成为著名翻译家，再成为典型的古典主义作家。而这种特殊现象与科学院出版社经营战略变化尤其是目标读者群变更紧密相关。1743年，科学院院长安德烈·纳托夫(Andrei Nartov)和秘书谢尔盖·沃尔奇科夫(Sergei Volchkov)递交了一份关于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科学院出版物销量的提案。提案指出科学院出版社应当出版俄国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译著以提高利润收益，而不是仅仅出版只有科学家才能看懂的应用类译作。由于科学院文学译者此前一直承担引介西欧文学的任务，科学院出版社自然就将他们想翻译出版的文学译著视为俄国公众的阅读期待和购买兴趣所在。基于此，译者在科学院出版社的影响力大幅提升，被赋予较高话语地位，只要译者前期译著的销量和业绩不错，那么其后期产出的译著也会被科学院出版发行。^[22](P56)译者仿作或原创的俄国文学作品才有机会进入科学院出版社的出版书目之中。正是利用了科学院出版社的发行策略转变，圣彼得堡科学院译者得以源源不断地出版古典主义文学译著。在该过程中，科学院译者也实现象征资本的积累，对未来个人文学作品在科学院的出版与销售产生“近水楼台”的独特效果。^[7](P126)科学院译者从“译者”走向“作家”的个人身份转型，不仅能为科学院出版社带来大量经济收入以支持后续仿作或原创的俄国文学作品顺利出版，而且持续引导国内文学创作摆脱东正教叙事与斯拉夫民间书写，并迈向强调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世俗文学体裁，以迎合帝俄政府加强公众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的意识形态治理目标。

简言之，在俄罗斯帝国的建设任务转向意识形态治理的背景下，无论是受到政府直接管控还是利用出版社营销战略变化，西欧古典主义文学构成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的译介选材倾向。译者“被迫”或主动将西欧古典主义文学体裁引入俄国，借助“先译者后作家”模式为出版自己的古典主义文学仿拟或原创作品创造可能，以至为其他文艺创作者提供古典主义创作灵感与模式，激发他们创作出带给俄国读者全新世俗化文学体验与民族国家意识教育的国家文学作品。然而，要实现俄国国家文学在大众层面能够被普遍接受，还需要通俗易懂的本土语言、引人入胜的生活情境等要素提供加持，而这些要素都可以从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的译语规范与翻译策略中获取模板，以此推进俄国国家文学在更广泛的俄国社会基础上生成与认可。

四、贴近受众的译语规范与翻译策略：提升俄语本土文学的数量与接受

18世纪的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虽然在资金、人员、出版、选材方面均背靠俄罗斯帝国统治阶级，奠定了俄国国家文学生成所需的基础共识与创作手法。但是，要想俄国文学界能够有国家文学之风气，还需要提升具有国家文学鲜明标签的文学译著在图书市场的数量占比与接受范围。因此，圣彼得堡科学院在规划文学翻译活动时，将俄国图书市场的实际情况纳入考虑范围，致使科学院译者的文学翻译活动在文本层面呈现出贴近俄国受众的共性特征。这种响应市场需求的明显倾向与18世纪俄国图书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联。18世纪俄国统治阶级发起西化改革，起初是为了提高军事实力、促使科技进步、完善社会制度等，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俄国社会民众对西欧文学艺术的兴趣日益高涨。此外，18世纪帝国领土持续扩张，以及帝俄政府鼓励发展工场手工业、商品贸易，使得俄国总体人数与商人阶级人数持续壮大，导致18世纪的俄国图书市场愈发庞大。审时度势的科学院出版社自18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重视书籍销售所带来的商业利益，^[22](P55)而非宗教性质的外文世俗书籍因具有实用意义、休闲功能以及适当的道德教导功能，构成18世纪40年代后科学院出版社的出版重心。^[25](P8)在此背景下，圣彼得堡科学院译者作为官方翻译机构成员，尽力满足出版社的盈利目标，有意识地提高翻译文学尤其是俄译西欧古典主义文学的市场销量，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的社会效益即对俄国作家的影响作用也随之扩大。具体来说，为了提高译本语言质量与扩大营销范围，圣彼得堡科学院译者倾向于使用俄语的译语规范与本地化的翻译策略，借翻译文学营造国家文学的创作风气，提升用俄语书写俄国真实社会生活的本土文学数量与接受流通。

(一) 使用俄语的译语规范启迪俄国作家使用本国语言进行文学创作

在译语规范方面，18世纪初彼得一世就在翻译政令中直接要求翻译应“不用高雅之斯拉夫语”并将“意思”表达清楚，完全否定逐字翻译。此后，该政令因符合新的俄罗斯帝国的民族语言建设需要而得到继承。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作为圣彼得堡科学院“俄国人聚会”的发起者，在1735年成立大会作题为《论俄语的纯洁性》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俄国人聚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竭力使得俄语更加完善。^[14](P96)因此，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大部分成员均将俄语作为他们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译语规范，^[22](P52)尽管他们实际使用与主张采用的俄语规范因源自不同阶级而存在差异，^[23](P55)但都显示出他们无比坚信在翻译中使用俄语是能够展现并完善原文的意思、风格，可以保障俄国读者对俄语译文有流畅的阅读感受与文学体验，从而纠正他们日渐习惯法语、德语表达反而将俄语视为外语的窘境。为此，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人在圣彼得堡科学院任职期间，还公开组织多次翻译竞赛，即两三个译者公开发表对同一欧洲颂歌的不同译文，让读者通过评价不同译文对原文的不同完善程度，直观知晓俄语具备如此“丰沛的财富”可资利用与开发。在上述翻译实践与竞赛活动中，这些圣彼得堡科学院译者既是俄语的创造者，又是俄语的保护者，能够尽力在不破坏母语俄语的情况下通过翻译呈现出新的形式和风格。^[22](P52)因此，更多的俄国文艺创作者受到圣彼得堡科学院译者的启迪，认同俄语与西欧那些语种一样“优秀”，乃至使用俄语产出“高雅”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主义文学作品。

(二) 本地化的翻译策略培养了译文读者阅读本土文学的习惯

正是因为圣彼得堡学院文学翻译活动与科学院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休戚相关，本地化的翻译策略构成科学院译者将西欧文学的叙事背景迁移至俄国文化土壤的有效方案。受到西欧古典主义的影响，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译者不约而同地将翻译工作视作一项创造性工作，大多坚信“翻译不是用另一语言重建外国文学，而是创造一种非个人化甚至理想化的新文学作品”。^[4](P30)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甚至认为“译者和作者只是在名目上相异而已”，并表示“如果说，作者的功劳很大，那么，译者的功劳就应该更大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与作者的写作策略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26](P43)这就使得“适应俄国口味”的翻译策略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译者的翻译工作中尤为明显。译者通过增删文本、修饰文字、削弱原文特点、改换地域背景等“适应俄国口味”的方式，将原作故事的西欧文化背景作本土化处理，把原著背景从法国迁移到俄国，把古罗马人的节日改成俄国人特有的节日，把故事发生地点由巴黎改变成莫斯科，把法国人名改变成俄国人名等。^[27](P198)如此极端的归化式翻译方法，体现出译者竭力促使欧洲文学作者走向俄语读者，以致“读者忘却这是译作，消除译作与创作之间的界限”，^[26](P45)保障了圣彼得堡科学院出版的西欧古典主义译著能够被俄国读者最大程度地接受。在18世纪，文学译著的目标读者既指向50年代后俄罗斯帝国发展起来的新兴商人阶级，又包括在俄国本土原本从事文艺创作的工作者。就商人阶级而言，圣彼得科学院及科学院出版社认为，当时的新兴商人阶级是十分愿意购买那些具有道德教育意义、历史意义与“实用”意义的书籍的，^[22](P56)以了解风靡俄罗斯帝国贵族阶级的欧洲文化与知识，从而更好地模仿、接触乃至融入这些贵族阶级的日常生活。因此，要想让不了解西欧艺术文化的俄国商人阶级愿意购买西欧古典主义文学译著，译者势必要用他们的知识背景与周围环境来替换原作的叙事背景、地理空间、文化专有词等，以保证俄国商人能够基于“俄国风味”的俄译欧洲文学快速接触并习得西欧艺术文化，进而内化西欧古典主义文学的政治意义，即新兴资产阶级应与贵族阶级积极妥协，以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因此，当圣彼得堡科学院产出的翻译文学以世俗化与本地化的面貌出现在俄国商人面前，他们能潜移默化地接受古典主义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治理用途，乃至培养阅读古典主义文学的习惯。就文艺创作者而言，除了圣彼得堡科学院中经由“先译者后作家”模式成长并成名的翻译家，俄国本土文艺创作者通过阅读“俄国风味”的西欧古典主义文学译著，学习创作手法并将其渗透在自己的文艺创作中。基于此，无论是实际生活场景或事件，还是源于生活的审美情趣与情绪感触，18世纪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作品都是十足地道的“俄罗斯式”。这些作品因恰巧满足商人阶级对于古典主义的阅读口味而受到图书市场的欢迎与好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至18世纪60年代古典主义仍然占据俄国文学主流。^[28](P49)

无论是使用俄语的译语规范，还是本地化的翻译策略，都启迪俄国本土文学创作者要用贴近本土民众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字和题材主旨，用俄语描写俄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不断创作出属于国家文学范畴的俄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主义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活动在实现市场效果最大化的同时，也深入推进俄国国家文学的大量出版与广泛流通。

综上所述，在作为“文学实验室”的18世纪俄国大规模文学翻译活动中，^[22](P52)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生成并建构了俄国国家文学。具体而言，帝俄政府通过官方翻译机构——圣彼得堡科学院进行文学翻译活动，其三大特征——政府驱动的翻译过程、西欧古典主义的译介选材、贴近俄国受众的译语规范与翻译策略，满足了俄国国家文学在文学传统土壤中生成的各项条件。具体而言，政府驱动的翻译过程渗透了文学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共识，即：西欧古典主义的译介选材引入了强调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古典主义创作手法；贴近受众的译语规范与翻译策略提升了用俄语书写俄国民众生活的文学作品数量及其接受流通。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的具体特征协同起效，机构翻译的两大属性——政府主导性与市场倾向性被调和于其中，^[29]共同达到生成并构建俄国国家文学的目标。从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中，俄国本土文学创作者能够感悟并认同文学作品的社会治理功用，进而直接运用种种新俄语表达并灵活模仿西欧作家的创作手法，以此为缺乏世俗文学传统的俄国文学界提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强调民族国家政治属性的国家文学。

需要说明的是，18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提速，世俗化的欧洲潮流文学比古典主义文学在俄国普罗大众间要有更大范围的影响力，以更大的发行占比成为俄国国家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7](P125)但是，若没有圣彼得堡科学院首先开启欧洲文学译介之大势，那么商人、农民、工人等日益庞大的阶级群众就不会对欧洲文学产生极大的阅读需求。当古典主义的翻译文学并不能满足俄国民众的阅读需求与审美期待时，世俗的欧洲流行文学比如英国感伤主义、前浪漫主义诗歌就被自然而然地译介渗透至俄国并得到广泛传播，促使包括翻译家在内的俄国文学创作者对这些世俗的欧洲流行文学进行仿写或原创，致使多种有别于古典主义文学的俄国文学在本土文学土壤中生成与发展。而这种世俗流行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均自觉运用俄语描写18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民的真实生活面貌，仍然从属于国家文学范畴。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学翻译活动之于生成国家文学至少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符合意识形态治理需要的西欧古典主义文学译著得到高效率、高质量的产出与传播，并尽可能地占据较大的读者市场份额，引导国内创作者自觉使用翻译文学引介的文学创作手法，直接激发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产生。二是激发俄国受众的阅读需求并推动书籍市场的日益庞大，间接开启讲述俄罗斯民族平常人故事的流行文学创作，培养俄国受众对强调民族国家意识的国家文学的审美期待。从这两个方面来看，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在刺激并推进国家文学生成的实际效果大大超出俄罗斯帝国统治阶级的预设，因而构成俄国文学摆脱古老东正教叙事与传统斯拉夫民间书写并竭力向“国家文学”样态靠拢的重要推手。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作为典型的国家翻译实践，引导俄国文艺工作者协助完成帝俄政府的对内国家叙事需要，即强化意识形态治理与构建新民族国家认同。^[30](P12)

五、结语

与民族文学相比，国家文学强调文学所属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31](P51-52)其生成过程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密不可分，而文学翻译作为革新文学创作的途径，能够协助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作为典型的机构翻译，其政府主导性与市场倾向性在各项具体特征中实现调和，最终达成生成俄国国家文学的目标。具体而言，第一，政府驱动下的文学翻译活动渗透了文学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共识；第二，西欧古典主义的译介选材引入了符合国家文学的新文学创作模式与灵感；第三，使用俄语的译语规范与本地化的翻译策略扩大了俄国国家文学的创作规模与接受范围。无论是直接激发出的俄国古典主义作品，还是间接促成的俄国世俗文学作品，均构成了俄国国家文学的开端。可以说，18世纪圣彼得堡科学院文学翻译使得西欧文学既“走进”俄国又得到全新发展，致使俄国国家文学在本土文学土壤中诞生并成为持续性传统。由此可见，在官方翻译机构开展的文学翻译活动中，政府主导与市场倾向两个显著特点并非对立，而是统一地服务于其文学译介目标，如提升本土作家创作水平、革新本国文学样态形式、国内意识形态治理、国家形象域内或域外构建等。这对当前中国翻译机构如何开展文学翻译活动有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