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80年代起到20世纪初，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对英国及其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885年，英国担心自然主义文学会对普通民众产生不良影响和对社会稳定产生威胁，“英国国家治安协会”(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因而发行了小册子《有害的文学》(Pernicious Literature)，发起了一场反对出版发行“有害文学”的战役。“英国国家治安协会”作为致力于抑制刑事犯罪和公共非道德事件的半官方机构，由它发行的《有害的文学》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英国对待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这自然成为研究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然而，学术界对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传播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此问题尚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论述。因此，本文以《有害的文学》为出发点，结合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史实，探究《有害的文学》发行的深层动因，分析自然主义在英国遭到攻击和抵制的原因，并由此探讨文学交流中的文化机制。

《有害的文学》篇幅不长，为了论述的需要，在此将《有害的文学》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国家治安协会诚邀您阅读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它主要谈到了有害文学在青年中广泛传播的问题。协会所做的这项工作就是为您提供一定的机会，去认清不道德文学和淫秽图片的流通所造成的巨大罪恶。此事非常紧急，甚至已关乎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无疑，国家已经预料和认识到传播那些颇具罪恶性质的文字材料而产生的可怕后果，因此，它就会像一个男人一样站立起来，要求加强法律措施、简化法律程序，逮捕那些以出版罪恶文字材料为生的罪犯。

……协会需要公众的舆论支持让法律健康运转起来——法律是那样的笨拙和沉闷。之所以发行这个小册子，就是希望它能够像警笛一样鸣响起来，唤醒英格兰的男子气概，对法国小说的廉价译本所犯的罪恶采取行动，如今这一罪恶已经威胁到我们民族的宗教、社会和生活。”^[1](P351)

细读以上文字就能看出，《有害的文学》表明了其发行缘由，提出了预防“有害的文学”的原因和对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害的文学”的传播已经影响到英国民族的生死存亡，需要对其紧急处理。二是加强法律监管，简化法律程序，逮捕出版、传播有害文学的人。三是通过公众舆论来抵制“有害的文学”。不难看出，《有害的文学》彰显了国家治安协会的态度，即法国小说的廉价译本(主要指自然主义文学)被看做是一种“有害文学”，特别是随着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的影响日益增大，自然主义文学已成为侵蚀英国国民文化思想的洪水猛兽，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压制甚至斩草除根。

英国为何对自然主义文学会产生这种反应？英国学者弗斯特曾分析过其中的原因：一、现实主义长期以来就是英国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基础，根深蒂固。二、英国人思想观念相对保守，自然主义作品中的沮丧观点和肮脏方法引起了接受者的道德斥责。三、自然主义作品引起了大型图书馆的敌视，不仅在小说市场流通受阻，而且使支持自然主义的一些作家如乔治·莫尔(George Moore)等望而却步。^[2](P33)结合《有害的文学》来看，弗斯特尽管揭示了自然主义在英国遭遇冷淡和受到阻碍的原因，但其阐述仅仅停留在文学创作、流通的表层而不足以说明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么，《有害的文学》对自然主义等“有害文学”发动攻击与抵制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19世纪后期欧洲尽管尚未出现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或者“地球村”的概念和现象，但那时欧洲各国间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已经较为普遍，而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文学的同时其实也在传播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因此，《有害的文学》对自然主义发动的攻击与抵制的深层原因就应从文化传播的层面去探究。众所周知，文化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尽管有相互的接受借鉴也有冲突抵制，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只有经过相互之间的过滤才能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因而文化过滤便成为影响文化传播进程和效果的关键因素。自然主义文学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英国的传播也不例外。究其根本，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文化过滤无疑是《有害的文学》发行的深层动因。

何谓“文化过滤”？简单地说，文化过滤就是“一种文化依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对另一种文化进行的选择性解释。”^[3](P166)即依据文学交流中接受者或依据其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对外来文学进行甄别、筛选和借鉴。在文学文化交流过程中，一国对一国文学的接受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中选择取舍的。在文学“影响—接受”过程中，接受者特定的文化构成与时代背景又往往制约着文化过滤的程度效果。

对英国来说，自然主义文学既是一种影响客体，也是一种接受客体。相比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自然主义文学无疑被看作是可以直接影响社会道德风俗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精神产品，因而国家治安协会才会印发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害的文学》，并在文化层面上对自然主义发起攻击。在此期间，英国批评界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批评显然是伴随着文化过滤的过程而进行的，特别是自然主义文学中那种赤露露的丑陋和性爱的展示——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该如何选择？在此情况下，英国作为接受者特定的文化构成在文化过滤中必然得到凸显，即社会历史语境、读者的接受屏幕、特定的民族文化心态等都会起着潜在的过滤作用。

第一，自然主义在英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过滤。

回顾英国文学发展史，16世纪伊始，英国文学就受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的影响。17、18世纪，英国文学又受到德国和法国文学的影响。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则主要受到德国文学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成了连接英法两国文学的桥梁。19世纪50年代以后，法国现实主义对英国文学的影响逐渐增大。^[4](P303)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小说家受到的外国影响较大的则是法国自然主义。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英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具体的文化需求，这必然对外来文化的传播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英法两国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近，但毕竟在文化的诸多层面上存在差异，对自然主义的理解也会不同，并且“为了适应本国的条件，以反抗本国固有的传统背景，自然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打出的旗号不尽相同，突出的目的也有所不同。”^[2](P25)况且，每一种文化都先天地具备自我保护的功能。从《有害的文学》也可以判断，自然主义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必定存在与英国文化相异、排斥的地方，具体表现为：

首先，自然主义与当时英国文学的时代诉求不相符。自然主义强调自然的客观之维，主张小说叙事的“非个人化”，将小说家看做一名记录员，在创作时应仅仅陈述作者所见，将真实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隐匿自己的情感，对事物不做任何评判和结论，即在创作效果上达到一种客观性。如左拉的《萌芽》，左拉的本意是同情支持工人斗争，但其叙述仍然是一种客观的叙述，保持了中立的态度。与自然主义文学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在反映社会问题方面多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批判性，如萨克雷对上层社会的讽刺和批评、狄更斯基于批评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哈代作品为女性权利抗争而彰显的社会向善论等，这些都与自然主义作家提倡的客观中立的叙事态度有很大不同，即自然主义作家追求的文本效果是展示一种客观的状态，作家保持中立的立场而是让道德家和立法者去思索和寻找药方。因此，自然主义文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和英国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批判性不可相提并论。

其次，自然主义与当时英国文学的审美观念不相符。维多利亚时代以道德而闻名，英国资产阶级把道德标准及其社会效应扩展到个人的情感趣味并转化为一种审美价值的文学实践，因而当时大部分作家都主张小说应具有道德说教的重要功能和目标。如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就是以蓓基等人的生活遭遇为故事主体，其中凸显着道德训诫的意图和目的。而自然主义文学将遗传学和病理学理论应用于文学、以生物学的方式处理赤裸裸的肉体，这些皆超出了当时英国理想主义传统的接受限度，如英国一个批评家曾指责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道：“左拉站在比龚古尔兄弟和莫泊桑更高的一个平台上，和自然主义流派的部下一起像狗一样在咬食腐肉”^[5]。特别是自然主义在性描写方面的纯理性倾向，更使当时的许多英国作家大惊失色。如曾经抨击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叛逆小说家”梅瑞狄斯将自然主义小说称为“下流的行为主义”。可以说，自然主义所承载的道德观念必然会对英国社会的道德观产生一定的冲击。

最后，自然主义作品中体现的进化论等观念与英国的宗教文化语境相冲突。从自然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来看，大多数自然主义文学作品都贯穿着一种崇尚科学和人的自然规律、否定实证经验之外的虚构想象和自由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保守思想无不起着冲击的作用。特别是作为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基础的达尔文进化论观念在维多利亚后期已经得到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传统的有关人与自然、宗教超自然等种种观念，对当时英国的基督教正统教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而自然主义作品中或隐或显呈现的达尔文进化论观念以及体现的科学主义观念必然与英国的宗教文化语境相冲突，由此英国对自然主义的抨击难以避免。正如英国批评家安德鲁·朗(Andrew Lang)指出的那样，与左拉在俄国、意大利、德国、丹麦、挪威的广泛流行和欢迎程度相比，“左拉在英国几乎是被忽略了，其隔离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我们不太走运的清教，哎呀！阻止我们去理解左拉和自然主义的乐趣。”^[6]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英国社会所需的保守与稳定的文化观念在自然主义作品中几乎缺乏充分的表现，而自然主义作品所包含的道德、科学倾向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语境相背离。这样一来，英国上流社会阶层和具有政治话语权力的机构肯定不能容忍不符合主流文化的自然主义小说。因此，上层社会除了从道德的角度进行约束外，还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扼制自然主义的传播，《有害的文学》由此而发行。

第二，自然主义在英国读者接受屏幕中的文化过滤。

通常而言，一种文学思潮和作品是否被接受者接受，最基本的要看读者的“接受屏幕”，即特定的历史文化的纵向发展和异质文化的横向交流所构成的坐标，每一位接受者都生活在这一特定的“接受屏幕”中，接受者的气质类型、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等都会对接受者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任何外来文化因子一进入本土语境，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存在，而处于与异文化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说，影响者的命运与效应此时由接受者来决定。”^[7](P77)据史料记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每年大约有六万部小说相继问世，并且当时英国已经实施“基本教育法案”，许多年轻人得到教育的普及且已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而小说在当时被作为一种愉悦生活的方式，特别是当时的“中产阶级已经拥有大量闲财，所以他们急需各种娱乐，致使为家庭提供欢愉成为了一项产业”。^[8](P3)早在1870年，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就曾经指出，“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阅读小说的民族。我们大家手中都有小说，上至首相，下至厨房的女仆都看小说。在我们的图书馆、客厅、寝室、厨房和幼儿园里都有小说。”^[9](P1)由此可以推断，在已经显现出大众阅读特色的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妇女等都很容易地接触到自然主义小说，可以或者可能去阅读那些所谓的“有害的文学”，文学界一些保守的批评家自然也会预料到这种“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也被批评者突出地集中在左拉自然主义作品上。譬如批评家艾米莉·克劳福德(Emily Crawford)的《左拉》(Zola, 1889)一文尽管肯定了左拉作品的艺术性，但对左拉作品的社会效果也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左拉的作品在任何国家都是危险的，它们在年轻人和两性自由交流中应该受到干预。一位观察评论员于1888年在《波迈公报》(Pall Mall Gazette)发表文章称，“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在下议院指出，左拉的作品仅仅适合于‘猪’，读了左拉作品的人必将使他们的思想进入污水池。”^[10]这种担心在当时的新闻报界和大多数国会议员中普遍存在。《西部早新闻》上甚至还有文章提出要监视中产阶级的家庭空间，因为“最近这些日子，呆在起居室中的年轻夫人会毫不犹豫地谈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11](P176)

实际上，不单单是在《有害的文学》发行之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英国上层社会对外来文化都表现出一种拒斥心理。根据德国美学家尧斯的理论，对接受者积极作用的关注，是以选择上偏向传统为前提的。因为文学传统本来就是在接受、拒绝和更新的对立矛盾中形成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习性”也表明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性对文学作品作出选择。当时英国一个重要评论指出：“在英国和法国作家之间，把人看做动物的态度是不同的。英国作家不会离开天堂的床去垃圾上祈祷，法国作家有时候则不避开粪便。法国文学在谈到这些事物时保持些许沉默。英国作家则用谨慎细致的态度避免那些粗鄙的身体欲求和肉体机能。”^[6]可见，这一时期英法文学尽管在创作方面差别很大，但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往往构成了一种同谋关系，目的却不尽相同。在批评者追求的客观立场与创作者主观意图的弥合过程中，批评者不断在作品的种种变异中找寻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者的主观倾向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英国历史文化的先在结构制约着英国作家和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期待视野，那么，那些代表主流文化或统治阶级意识的批评者(包括文学界)则扮演着文学鉴定师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始终处于自然主义文学“接受者”的主体地位，需要根据自身需求从中吸纳利于自身文学文化发展的因子，英国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或拒绝都是以自身文化的发展、更新为前提的。因此，《有害的文学》发行其实不仅是英国针对自然主义文学作品是否适合英格兰的民族性问题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而且体现了英国在文化层面处理“本土需要”与“外来经验”之间认同问题的策略。

第三，自然主义在英国特定的民族文化心态中的文化过滤

从文化过滤的角度审视“本土需要”和“外来经验”的关系时，当时英国普遍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时期，正是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在英国盛行的时代。从19世纪初开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等人或者提倡传播实用的文化知识，或者参与“实用知识传播协会”的组织活动，共同主张“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取决于其用处”的实用论观点，并且在19世纪中叶使这一思想得到了英国思想文化界的普遍接受。由于功利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它为强调小说各种实用功能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这也影响到文学批评领域，如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强调艺术反映真实的同时，就关注其服务和实用功能，认为“艺术的全部生命在于它是否符合真实，或者真正实用”“它的正确存在便是它成为知识的工具，或成为优雅生活的媒介。”^{[12](P257-258)}不仅如此，英国还是一个特别讲究实用的民族，尤其是工业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使英国人沾沾自喜，有点夜郎自大，他们不希望这种现状被外来文化所改变。鉴于此，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以为文学批评很少停留在纯粹智性的范畴内，很少与实用目的脱离，它专事辩论、引发争议，所以在这个国家文学批评把最好的精神工作做得一团糟。而这种工作却应该让人认真考虑其中的卓越之处，考虑事物绝对的美和适当性，从而摒弃使人心智迟钝、庸俗化的自我满足的心理，引导人们走向完美。”^[13](P14)阿诺德的表述一方面明确指出当时英国的文学活动是以“实用”为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英国对待外来文学(自然主义)的方式稍显极端，特别是将自然主义作品的缺点无限扩大，或将其进行道德绑架，或将其意识形态化，以致遮蔽了自然主义的审美特色。这一方面突出地体现在文学的审查和流通方面，如英国作家乔治·莫尔在谈到自然主义作品的审查和流通问题时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斗争不是在小说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展开，而是在图书馆管理员的无知审查下获得自由。”^{[11](P176-177)}此外，19世纪后半期“英文研究”的兴起，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譬如牛津大学教授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在其就职演说中坦言：“英国得了病……英国文学一定要救它。教会(照我的理解)已经失败，社会医治缓慢，因此英国文学现在有三重作用，我认为它仍然给我们以享受和教育，但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它拯救我们的灵魂，治愈这个国家。”^[14](P44)因此，对于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来说，“有害的文学”的社会功效其实所对应的是“有用的文学”或“实用的文学”，自然主义是否对英国有用便成了判断自然主义是否能被接受的潜在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实用主义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然主义的传播与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英国的思想文化氛围、《有害的文学》的发行与强调自然主义小说的现实功利性具有内在一致性。

当然，文化过滤的过程通常而言并非一帆风顺，不同的文化在接触过滤中，由于文化本身的特质和历史内需等因素，文化过滤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常常也是文化冲突的过程，文化冲突则往往又是文化过滤的具体表征。譬如，自然主义文学在德、英两国传播的不同命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即由于德国具备了自然主义文学生存的文化条件和气候，所以自然主义在德国取得了很大发展，而在同一时期的英国自然主义却引起了文化震惊，由此英国对法国自然文学的抵制是持续不断的。如英国国会下院议员史密斯(Samuel Smith)先生建议应着力加强非道德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在国内传播的管理并因此提出动议，其动议动机就可窥见一斑，即“他向下议院保证没有别的，……只是知道最近这些年在伦敦以致全国邪恶的文学有大量的增加，这种文学在青年的道德观念上造成了可怕的效果。它正在造成如此的破坏，他只能将其看成是巨大的民族危险。”^[11](P176)不仅如此，除了《有害的文学》，英国文学界还围绕自然主义文学展开了“关于小说描写”和“关系小说革新”的论争，翻译和出版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品的出版商被送上法庭，许多被贴上自然主义标签的作品被当作“有害文学”而禁止发行销售，并通过作品审查制度、市场发行量来左右文学的传播和读者的选择，以此来减少自然主义对英国民众的不良影响。尽管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翻译和介绍，并且得到了大众读者的青睐和一部分批评家的支持，但自然主义并没有在英国扎根从而形成一股创作潮流或者团体之类。由此来看，《有害的文学》对自然主义压制在于害怕本土文化(native culture)受到外来文化(foreign culture)的入侵和损害，特别是来自于文学界的保守势力和上层社会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拒斥心理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冲突，当然这也是外来文化进入本土文化时常常发生的一种现象。事实上，一国主流文化代表的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态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15](P52)就此而言，《有害的文学》尽管是由英国国家治安协会发行，实则充分显示了统治阶级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传播中所遭遇的抵制充分体现了主流文化的主导作用，自然主义文学最后没有得到英国主流文化及统治阶级的文化认同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

总的来看，《有害的文学》揭示了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传播过程中“外来文学”与“本土经验”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机制。相对于本土文化，在不同文化或具有差异性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尽管文化过滤作为一种动态机制，其所受制的因素也很复杂，但某种外来文化究竟是被吸收还是被排斥，是否能够被本土吸收融合，首先要看的就是本土是否具有接纳这种外来文化的条件和气候，而这些过程归根结底是文化过滤起着关键作用，接受什么还是拒绝什么，则需要本民族的伦理价值观、文学传统、历史时代背景等所谓的本土经验为文化过滤提供参照依据。很明显，如果一国具备一定的接受条件，那么接受就会相对顺利，融合也将水到渠成。相反，如果没有合适的气候和条件，势必会遭到反对或拒斥。可以说，一种文学在一个国家的广泛介绍并不一定与产生的影响成正比，文学传播的确会导致文化认同的偏颇。因为文化过滤毕竟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一种外来文学是否在他国成活与否或者开花结果，大半取决于接受国的文学土壤，因而我们在探讨自然主义对英国文学的影响时，还必须同时反思英国自身的文学及文化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害的文学》所体现的文化之间的过滤不仅是一种逻辑性的存在，而且与具体的历史境遇和文化限定性紧密相关。当然，在民族文化发展面临困境或危机的转折关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移植合适的外来文化，对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是明智有益的，也有利于促进本国文化文学的繁荣。因此，《有害的文学》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本土文学与外来文学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