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作为力量体的象征，海洋国家是成为大国的基础条件。无论是意大利的复兴，还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兴起，乃至英国、法国、美国等的强盛，无一不是海洋大国。依循地缘因素与历史因素，中国是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作为海洋大国的崛起，而绝对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崛起。

从世界各国海洋发展史来看，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第一种模式，英国与美国的“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第二种模式，日本与俄罗斯的“挑战世界海权的传统型海洋强国”。第三种模式，印度的“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第四种模式，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中的海洋国家”。

上述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的四种海权模式对中国海权发展模式的建构带来了极大的参考意义。中国正在探寻中国特色海权发展的实践模式，建构中国的海洋话语权，维护中国的海权权益，发展中国的海权力量。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①明确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②确立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节奏；2019年4月23日, 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奠定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指导思想。根据上述政策指针，中国正在积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情需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① 参见“中共十八大代表强烈支持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新华网，2012年11月10日。

② 参见王宏：“海洋强国建设助推实现中国梦”，人民网－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

一、英美海权模式的特征与启示

作为典型的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英国与美国的独特海洋发展之路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英美两国以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为海权发展目标，致力于谋求巨大的商业利益，为此，英美两国致力于建立开放性的海上势力范围，只要不威胁到英美的重大利益，英美就会保持体系的开放性。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维护海上秩序之时，都将本国的制度推而广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两国的海洋霸权采取非战争的争夺方式，进行了和平转移。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一和平方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英美两国都是海洋型贸易国家，都采取经济主导的战略取向。英国拥有传统的、强大的海上主宰权，美国没有使用保守、武力的方式对抗英国海权，而是遵循英国的贸易自由原则，通过航海自由、建立国际联盟等政策，打击了英国“日不落”海上帝国的基石，最终超越英国建立了美国的海上霸权。

历史表明，英美海权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自然地理优势为英美成为海洋霸权提供了战略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对海权的影响十分深刻。美国海权论的创始者马汉^③认为，海洋国家有六项实力要素，其中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和领土范围等均与国家所处的海洋自然地理环境相关。

③ 参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Adler：《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洋出版社，2013年。

英国四面环海，与欧洲大陆相对独立。英国处于欧洲和世界贸易联系的要冲、近代海洋航线的枢纽。英国有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作为天然屏障，使英国在自我防御上相对大陆国家而言，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英国充分发挥了岛国的先天优势和海峡通道的战略作用，控制北欧和北海的海上交通线，扼制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的海上通道，切断由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航线。随着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英国迅速发展海权。16世纪中期，依靠强大的资本和海上力量，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殖民侵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制海权。英国占据地利，拦截“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对外贸易商船，打击海洋强国西班牙、法国以及德国的海上入侵，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英国最终成为18世纪的世界海洋霸主，成功取代了西班牙和荷兰。

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国家，不仅地处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而且面临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大西洋是美国的天然屏障，而且南北陆上邻居力量较弱。因此，美国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为美国海洋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地缘优势。美国在有效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海洋权益的过程中，建立海外基地，控制海上通道，在夏威夷群岛、中美洲地峡和加勒比海三个地区进行扩张，逐步成长为世界性的海洋霸权国家。

第二，综合国力的增长是确保英美海权发展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从美国来看，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工业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其中重工业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超过了当时的四个主要工业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工业产值之和，在整个世界工业产值中占38%。在一战期间，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通过与交战国的军火生意，获得了38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二战后，美国一枝独秀，欧洲大部分国家则在战争的废墟中苦苦挣扎。美国跨越海洋，建立和推行了以全球性的海洋霸权为基础的经济和安全政策。

从英国方面来看，英国是当时工业革命完成得最为完善的国家，在维多利亚时代建立起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成为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最强大的国家。国家实力支撑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壮大，促进了英国海洋强国的实现，保障了英国的海洋霸权。

第三，强大的海上力量为英美提供了成为海洋强国的战略保障。英美两国将强大的海上力量作为战略支撑，以强大的海上执法力量和海上运输力量建立超强的战略保障，确保了海洋霸权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英美两国的海权发展模式表明，强大的海军是从海洋强国走向海洋霸权的重要保障，坚强的海上军事力量也确保了海上通道的安全通航。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1]在1837—1901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用了300年的时间争夺海上霸权，凭借独特的海权优势，特别是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由其主导的海上霸权，又将这一霸主地位保持了100多年。为防范外国力量威胁到英国本土，英国海军奉行“两强标准”，在这一标准之下，英国海军的实力曾经超过世界第二、第三位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

与英国相反，荷兰曾经是著名的“海上马车夫”，但是长期以来注重海外贸易，却不注重海军军事建设。为此，曾经拥有强大海军的荷兰，在1741年，只剩下了一艘严重超期服役战舰。由于丧失了强大海军的战略保障，荷兰被迫离开了海洋霸权国家之列。

美国的海军建设历程也十分令人瞩目。1901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美国的“大海军事业”，美国开始帮助修建巴拿马运河，牢牢控制运河，发展海运，增强海军力量。美国海权的兴起路径是沿着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这一链条不断延伸，^[2]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这也正是马汉海权学说的体现，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新兴的海上霸权国的诞生和发展历程。^④

④ 参见高兰：《冷战后美日海权同盟战略：内涵、特征、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第四，和平转移确保了英美作为“世界性海洋霸权国家”体系的延续与发展。二战后，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被美国所取代。尽管英国依然保持着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控制着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和马来亚海峡、多佛海峡以及好望角等战略要地，但是，它的殖民体系逐渐崩裂，影响力大不如前。1952年，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出台了一份“全球战略”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苏联威胁、北约和核武器成为首要关注目标。这标志着英国开始改变数百年来的海洋战略，以往那种皇家海军单独掌控全球局势，以有限干涉来影响外交决策和世界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特别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英国决策者开始考虑寻求美国的庇护，构建英美海洋联盟，维护英国的海洋大国地位。为此，英美两国开始寻求和平转移海洋霸权的路径。

英美两国在和平转移海洋霸权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文化与历史上，英美海洋文化相似，具有紧密的历史渊源关系。第二，在战略利益取向问题上，英美都认为海洋与国家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都注重确保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通畅，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第三，在政治上，美国继承并发展了由英国开启的大西洋联盟模式。此后，英国与美国共同构建英美海洋联盟，延续与发展“世界性海洋霸权国家”体系，英国在其力量衰落之后借助美国力量继续保持了海洋大国地位。

综上所述，英美两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实现了全球性海权的海洋大国，其崛起历程、海洋战略、发展模式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海权模式而言，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美国在海洋发展与海上崛起的过程中，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行飞跃发展，以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谋求与既有海洋霸权国家——英国的共同利益，实现和平转移海洋霸权。就大国权力转移而言，中国必须处理好与海上霸权守成国——美国的关系，妥善解决好两国的分歧和冲突。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矛盾、分歧、冲突不断增多的新阶段，甚至面临滑入“新冷战”状态的危险。中美两国需要就双边关系走向达成新的战略共识，中美相处的经验已经表明，只要坐下来谈，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即便是在冷战中双方无法正常交往的情况下，中美依旧在前后15年的时间里进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保持着高层的接触与沟通。基于此一历史经验，我们应与美国加强对话、沟通、协商，尽力推进、维持一个“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

二、日俄海权模式的特征与启示

日俄海权模式为挑战型海权的典型案例，日俄两国海权发展的历史教训对中国的海权崛起与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本自近代以来就开始探索海洋立国的战略，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不断调整，在二战期间遭到挫败。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制定了新的海洋战略。即，日本以普通国家战略为指导目标，以日美海权同盟为核心，^[3]利用其地区海洋强国的实力背景，崛起为美国主导的世界海洋霸权体系的主要成员。

在俄罗斯方面，作为一个传统大陆强国，俄罗斯也极为重视海洋发展。俄罗斯历经300余年面向海洋的积极探索扩张，逐步发展成为海洋大国乃至世界性海洋强国。苏联的解体宣告了苏联挑战世界海洋霸权的失败。冷战后至今，俄罗斯历经海权衰落、海权重启以及海权全面发展阶段，在北极、太平洋、波罗的海、黑海等多个战略方向积极开拓海权，力图再次成为世界海洋强国。

总体而言，日俄两国的海权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其兴衰、再起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的海权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日俄海权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日俄海权模式同为挑战型海权，在历史上均遭遇了重大失败。从日俄两国的海权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日俄海权模式属于“挑战型”海权。日本以及后来的苏联都发展了强大的海军，但这两个国家却并未因此实现其夺取海洋霸权的国家战略目标，反而都在扩张与争霸的过程中遭到了重大失败。

日本是一个与英国类似的四面环海的岛国，从历史上看，日本在14-16世纪开始了第一次对外海上扩张，首当其冲的对象是朝鲜，其次是以海盗和武装商人为主体的倭寇侵扰明朝时期的中国沿海地区。随后，随着第一次西学东渐时代的来临，日本开始了数百年的闭关锁国，除了与中国和荷兰的少量贸易往来外，日本的对外贸易与海上交流陷入了停滞。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用武力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乃至1863年萨英之战，让日本见识了现代化海军的威力。因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的建国纲领，效仿西方，展开庞大的造舰和购舰计划，建立现代化的海军舰队。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出版立即被译成日文，日本举国上下统一了发展强大海军的思想。佐藤铁太郎和秋山真之在日本海洋战略史上十分重要，他们两人均深受马汉海权思想影响，对“海权论”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佐藤铁太郎的部分主张受到日本政府重视与采纳。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大为增强，开始了海权拓展。1872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是明治政府第一次利用海军对外扩张，同年出兵琉球，并单方面宣布琉球为其藩属。1875年进犯台湾，标志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肇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出乎意料地打败清政府，海洋扩张的野心随之膨胀。此后，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近乎完美的胜利，使日军更加沉迷于海洋扩张，最终导致其战争失败。

日本在向中国、朝鲜等国大肆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日本本土的海权思想不断形成发展，逐步建立起海权观。日本认为，制海权是海洋发展的关键条件，作为岛国的日本，其未来发展前景取决于海洋，海军战略的关键是必须掌握制海权，必须大力增强海军力量，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场战争，以及英日同盟的确立，日本正式确立了东亚地区的海军霸权。

近代日本曾经有过“陆主海从”抑或“海主陆从”的政策争论，由于陆军的强硬政策，日本最终选择“陆主海从”的道路，海洋战略从属于“大陆扩张”政策。此后，在20世纪20年代，“海洋国家论”兴起，币原喜重郎主张海洋国家的立国方针，倡导“小日本主义”，重视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外交，反对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强调经济利益优先，但这类主张未能成为主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海军实行“八八舰队计划”，特别是签署“伦敦海军公约”后，日本大体确立了仅次于英美的海军三强之一，重型航母的吨位和作战能力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试图挑战独霸亚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进一步实施海洋扩张政策，最终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其间，日本海军通过突袭珍珠港，闪击东南亚地区，占领了大片海域和领土，在中途岛海战前，日本的海军权势达到了最顶端。但是，到了二战后期，美国在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以强大的海上力量导致了日本海军的彻底覆灭，同时使日本的国民经济崩溃并输掉了战争。

综上所述，二战之前在“陆主海从”的大陆扩张政策主导下，日本海权政策的目标服务于其大陆政策目标，主要目的在于扩张领土，打破原有的东亚国际秩序，战胜以中国为代表的陆上强权。在二战中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日本不仅力图继续实现自己的亚洲霸权，而且挑战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美国，力图与德意一起瓜分世界，谋求世界霸权，最终遭到彻底失败。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俄罗斯成功地西进波罗的海并夺取黑海制海权，直接促进俄罗斯实现崛起。在19世纪，因海洋地理环境的限制，俄国在海洋角逐中惨败，国家由此衰落。在20世纪，苏联在工业化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支撑下再度崛起，后因军事海权与经济海权脱节，领土扩张与国家安全冲突，国家再度走向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调整和改革了过去海上争霸战略，实行更加务实的海权复兴战略，适度发展海上力量，谋求重新崛起。^[4]总之，20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始终在不懈努力为领土扩张和寻找出海口，走向海洋。20世纪苏联海权的崛起，主要表现为挑战世界霸权，海权成为国家霸权战略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在苏联解体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海权在维持其区域海权的同时，也并未放弃重新崛起为世界海洋强权的努力。

第二，日俄两国当下均为区域性海权，正以海上力量为基础发展综合性海权。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海洋战略不断演进。日本将海洋战略置于整体的国家战略之中，以日美海权同盟为海洋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即，为了确保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日本将传统的日美同盟扩展为日美海权同盟，号召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组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当前日本是一支重要的区域性海权力量，日本借助美国的海权同盟体系，努力成为美国海权同盟体系主导下的国际海洋秩序的主导性力量之一，希望在新的国际海洋新秩序中实现日本海洋大国的梦想。

在俄罗斯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战略收缩，被迫从远洋战略缩减为重点关注陆上发展。冷战后的俄罗斯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海权国家，随着欧亚主义的回归，进入新世纪后逐步重置了海洋战略，力图在以强大海上力量提升海权的基础上，借助海洋事业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积极发展综合性海权。普京担任总统以来，俄罗斯海洋战略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了确保俄罗斯海洋强国地位，寻求国家发展新的增长空间，俄罗斯明确提出了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凭借军事力量作为基础性实力要素，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关注海上通道安全，大力开发海洋资源，在注重军事安全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安全，全面提高综合国力。

由上可知，俄罗斯和日本作为20世纪挑战世界海权大国，竭力实现区域乃至世界霸权的两大传统海洋强国，现在均已成为世界上强大而重要的区域性海权，以海上力量为基础，两国均在着力发展综合性海权。

第三，扩张与排他的帝国思维是其海权崛起与崩溃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的日本海权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例如，1874年日本进攻中国台湾、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07—1910年吞并朝鲜、1914年对德宣战、1918年干涉苏联内战、1927—1928年出兵中国山东、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等。上述每一次军事胜利都刺激日本不断升级国家的扩张目标，最终陷入了过度扩张。^[5]纵观日本的海权发展史，每一次的海权跃进都伴随着其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

从俄罗斯海权发展史来看，在19世纪下半叶(1868—1884年)，沙俄从波斯手中掠夺了里海的整个东南岸，以及俄罗斯的中亚南部(1864—1878年)。在19世纪末期，沙俄对于中亚的控制随着横贯里海的铁路建成而得到加强。在征服与扩张中，沙俄始终未能得手的战利品是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黑海到地中海的出口——的控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3—1856年)，西方国家反对俄罗斯侵略奥斯曼帝国，终结了沙俄冲破俄国温水港处于封锁包围的战略限制的意图。直到1871年，亚历山大二世才从1856年的战败中解脱，关于俄国不能在黑海保有舰队等条款终于取消。从1878—1895年，俄国奉行防御性海军政策，力图以波罗的海和黑海为战略重点突破强敌对俄国海岸的封锁。及至1893年，俄国海军规模超过了意大利和德国，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法。苏俄成立后，俄罗斯的海权发展不得不从帝俄的遗产上全面后退。随后，苏联从近岸和近海防御转为向远洋进攻的海洋战略路线, 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海上威力体系，与美国进行抗衡。与此同时，苏联转变为世界性强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西方阵营进行全球角逐。^[6]尽管如此，苏联重复了法国和德国过度扩张的错误，最终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上解体崩裂。

总体而言，日本和俄罗斯的海权发展与战略进程经历了多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了重于进攻的战略特性，过度扩张与排他的帝国思维是其海权崛起与崩溃的重要原因。

第四，在海权崛起过程中均经历过海权与陆权的权力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其海权崛起的过程中，出现“陆主海从”与“海主陆从”战略优先次序之争。^[7]日本的“海陆”政策之争一直伴随着它的对外扩张过程，因国力的限制，近代以来，日本最终选择了以“大陆政策”为主、海洋扩张政策为辅的扩张道路，即，日本以追求陆权大陆志向为主导，陆军在国防和军备上占据主要地位、海军居于次要地位，“追求海权的目的不在于海权本身”，而在追求陆权、服务于陆权。^[8]

在俄罗斯方面，海陆之争同样伴随了海权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沙俄时代，所谓的海洋战略，是典型的陆权国家俄国为了霸权目标而追求海权扩张的战略。但是，俄国以陆权为海权铺路进行海上扩张，以陆地蚕食体制为先决条件控制海洋，在陆权的全力支撑下进行海权扩张。即，沙俄以海权战略为主，但以强大的陆权为海权铺路，这就导致了海权与陆权力量的摩擦和斗争。在苏联时期，苏联从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出发，基于其陆权战略对海军乃至整个海洋战略进行定位，主张“苏联海军时刻准备着配合陆军驻德集群铁流席卷欧洲。”^[6]戈尔什科夫认为，海军在国家海权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在现代作战手段中，海军的作用十分突出，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将不是大陆性战争，而是海洋战场，情况将与卫国战争完全不同。由于海基战略核武器的出现，海军能以海上突击来改变陆军军事行动区域的武装斗争进程和结局。这事实上也体现了苏联海权发展中面临着严重的海陆之争与海陆协调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挑战型海权模式的典型代表，日俄两国的崛起与失败在本质上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错误的安全观。他们都试图以绝对的力量优势尤其是军事力量优势取得绝对的安全。日俄海权发展的兴衰历史表明，海权战略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战略，必须将海洋战略置于国家总体战略的合理轨道之中，综合评估国家实力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同时通过“顶层设计”集中各部门的资源，合理配置战略力量，避免盲目危险的战略扩张与过度的战略消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管控国家崛起和国际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中国而言，在海权崛起的发展进程中，必须吸取日俄等海洋大国发展海权的教训——海权战略必须服务于国家大战略，要避免进行海权过度发展造成重大的战略消耗，绑架乃至拖垮国家的整体和平发展。

三、印度海权模式的特征与启示

作为崛起中的新型海洋大国，印度的海权模式具有独特的发展轨迹与发展思路。印度是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印度洋地区海军实力最强的国家，印度的海洋战略主要聚焦于印度洋地区，并向周围扩散。

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其海洋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印度洋作为世界第三大洋，涵盖了全球1/3的人口，其沿岸国家所有的土地面积加起来覆盖了全球25%的陆地，同时印度洋地区还拥有占世界40%的石油与天然气储量。^[9]印度洋是全球四大洋中唯一以国家名称命名的大洋，印度认为印度洋属于其“后院”和势力范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塑造了印度海军的战略雄心。

随着印度洋地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正在加速其自身海上力量的发展，通过利用其所享有的天然地缘优势，促进其对印度洋地区主导的事实化和合法化。

印度历史上具有重视陆上安全而轻海上安全的传统，其民族特性整体来说是缺乏海洋文化和海上探索精神。这与历史上特别是印度独立以前整个南亚次大陆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陆地有关。科恩研究发现，历史上印度的主导政治系统都集中于次大陆北部，印度战略界历来认为北面和西面是对印度威胁的主要来源，因此对海洋、印度洋以及海军的忽视就成为印度战略文化的一部分。^[10]沙曼在2019年《国际安全》刊文指出，在欧洲国家基于其海军相对优势而依靠“炮舰外交”采用武力手段建立了全球海上秩序的同时，亚洲国家在同时期却对海洋漠不关心。^[11]其中印度与中国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这段时间都主要集中于陆上安全与贸易。沙曼还发现，早期欧洲国家在全球寻求武力控制海洋的目的主要是出于商业动机，因此利用海权来攫取商业利润成为欧洲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11]约翰·理查兹通过研究莫卧儿帝国后发现，莫卧儿帝国的政治精英完全没有征服海洋的传统文化，由于缺乏政治意愿，因此更不可能向欧洲国家那样实现海上扩张。^[12]沙曼的研究认为相比较陆权来说海权更有优势，或者说正是由于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对海上事务的漠不关心最终给予了欧洲国家通过“炮舰外交”创建全球体系的机会。^[11]

事实上，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91年冷战结束，印度海洋战略经历了从近海防御到远洋防御的转型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印度洋地区有可能沦为美苏大国的冷战新战场的迹象，为此，在印度影响下，斯里兰卡向联合国提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决议。^[13](P30-31)因此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印度的海洋战略设想是有足够的意愿却没有足够的实力，其战略方向处于一个漫长的向远洋战略的转型期。

印度刚独立初期，其海洋战略特点主要表现为英国主导下的近海防御战略，具有重陆轻海的典型特征。事实上，印度独立后到1971年英国势力最终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为止，整个印度洋仍然受英国控制。^[14](P94)英国海军军官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印度海军系统的最高指挥官，并负责制定印度的海洋战略，在1958年4月之后才由印度人担任。^[14](P115)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失败后，印度海军部门认为中印战争导致印度在海上失去了好几年，使得印度海军仍只局限于褐水海军(Brown Water Navy)角色。^[15]

为了进一步控制印度洋，印度提出了建设“远洋海军”计划，在原先已经设立的东部和西部海军司令部之外，于1976年在科钦成立了南部海军司令部。^[14](P130)其中西部海军司令部坐落在孟买，东部海军司令部则位于维萨卡帕特南。^{[16](P224-225)}2001年，印度又组建了安达曼-尼科巴司令部，这是印度成立的第一个融合了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岸警卫队的联合司令部。^[17]由此可见，印度洋地区东部包括西太平洋地区对印度越来越重要了。此外，印度积极建立一支“远洋海军”，打造强大的航母战斗群。^[18]从1987年到1997年这10年时间里，印度海军实质已拥有了两艘在役航母，^[19](P287)这为印度海洋战略从近海防御到远洋防御转型提供了基础。^[19](P295)

此外，印度加强建设完善海洋战略文件，制定和完善海洋战略蓝图。在1989年，印度制定了涵盖25年发展规则的首部海洋战略的内部文件。^[20]2007年5月，印度公布了首部公开的海洋战略文件，即《自由利用海洋：印度的海洋军事战略》(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2015年10月，印度发布新的海洋战略文件，即《确保海洋安全：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Ensuring Secure Seas: India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此外，印度还先后发布了几份海洋学说文件，例如，2004年版《印度海洋学说》，2009年8月发布《印度海洋学说》(Indian Maritime Doctrine 2009)，2015年发布在线更新版。在2004年的版本中，印度海军的使命主要被界定为三个方面：第一，军事使命。主要包括通过传统和非传统威慑的手段维护印度安全利益，同时能实现对印度洋地区主要咽喉要道和阿拉伯海以及孟加拉湾地区的海上控制。第二，外交使命。将海军视为印度外交的一个有效工具，发展与印度洋地区周边国家以及以外地区国家的海洋关系。第三，亲善使命。为印度洋沿岸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灾害援助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救助行动等。^[21]由此可见，印度对其海军功能的定义是多元化的，实质上是将海军既作为印度硬实力的体现，同时也是作为其软实力的表现，尤其是亲善使命这一职能，在客观上增强地区国家对印度整体形象的好感。

在印度海洋战略中，海军外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2]通过在其他国家的港口访问、与其他国家举行联合演习等增强与其他国家海军的交流互动和扩展印度海军的影响力。例如印度分别与法国、俄罗斯、英国、巴西、南非、美国等举行的双边或多边联合军演，从而扩大了印度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而且印度洋几乎集中了所有以海上为基础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武器扩散等。^[23]这在客观上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发挥积极和正面的作用提供了机遇。相反在冷战时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都普遍担心印度海军的扩张主义行为，尽管当时印度洋地区属于美国与苏联的权力竞技场。冷战结束后，印度通过发动海军外交，主动展示印度海军的亲善形象和和平形象，从而消除了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担忧。^⑤由印度海军安达曼和尼科巴司令部主导的从1995年开始两年一次的米兰(MILAN)多边海军联合演习是印度海军外交的一大亮点。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95年以来，除了2001年和2016年因世界舰队评估(World Fleet Review)导致未如期举行，以及2005年因印度洋海啸而推迟到2006年举行以外，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10次多边海军演习。2008年，印度又主导成立了印度洋海军论坛(IONS)，该论坛也是两年举行一次，其宗旨在于促进印度洋地区国家间的海军合作与交流。

⑤ 参见Ibid，p.12；Ibid.，p.39；Ibid.，p.38。

近年来，印度海洋战略经历了一个扩散过程，即从传统注重印度洋地区开始扩散到印太区域。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其推行的“印太战略”客观上促进了印度海洋战略的延伸。2017年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印太”地区被列为了美国的优先区域。^[24]印度成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关键一方，该对话机制于2007年首次召开会议，后由于澳大利亚退出而搁浅10年。2017年11月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之际四方安全对话重启。

对印度而言，将其海洋战略利益扩展到整个印太地区有追求地缘经济利益的考量，例如与东南亚、印度洋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发展“蓝色经济”等。其实早在2015年，印度就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地区发展计划——“致力于全区域的安全与增长”(SAGAR)，目的在于强化地区的海洋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和发展。^⑤因此与美、日、澳期望将这一地区打造为一个排他性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不同，印度在表态上显得更为警惕，并不希望将这一区域打造为对抗中国的“民主联盟”。2018年6月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时，莫迪总理就明确表示，印度并未将印太区域视为一个战略或者排他性的俱乐部，或者一个寻求主导和针对他国的组织。^⑤印度努力强调东盟在整个区域中的中心性，以淡化印太战略的对抗性色彩。尽管依然面临一些障碍，但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区域已越来越成为印度国内的共识。

据印度国防部发布的《2017—2018财年防务年度报告》显示，印度70%的能源进口来自西亚并经过印度洋地区，印度大部分贸易也要经过印度洋，而与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只占印度对外贸易的很小部分，因此海洋安全议题成为了印度处理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印度海军的不断现代化和升级使得目前印度海军已成为了全球第五大海军力量。^[23]

总之，从其政治意愿和发展潜力来说，印度未来无疑有望建设成为一个处于全球第二梯队的海洋大国，并可能在和平时期真正成为印度洋地区的主导性海洋力量。在2019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上，莫迪宣布设立防务总参一职，凸显了莫迪政府强化防务力量的政治决心。^[24]虽然，目前印度属于全球第四军费大国，但是军购流程的复杂性与财政资金短缺长期阻碍了印度国防现代化进程。从海陆空三军军费预算来看，自印度独立以来海军在三个军种中地位始终是最低的，军费预算占比也最低，至今也没有改变这一现状。根据2019年印度国防部发布的《2019年度防务报告》来看，印度海军的军费预算占国防部整个预算的不足15%，还不到60亿美元，仍是三军中最低的。而随着雄心勃勃的海洋战略的推出，今后如何实现战略目标与有限军费预算的匹配将决定着印度海洋战略的发展潜力与发展前景。

作为正在崛起的海洋大国，中印两国在海权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历史上两国都拥有丰富的海洋史和航海经历。正如印度海权鼻祖潘尼迦(K.M.Panikkar)所言，^[25]“直到十三世纪中期，印度海域都控制在印度人手里，大洋上还没有出现能向印度的控制权提出挑战的强国”。早在9-13世纪，古印度海权达到最高峰，当时处于权力巅峰的是印度朱罗王朝(Chola Empire)。^[26]但是，到14和15世纪，阿拉伯人成为印度与欧洲贸易的中间商，^[27](P5)夺取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与印度相似，中国在历史上也有过繁荣的航海事业，“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居世界之首”，而公元1405—1433年明代初年，郑和率领的“宝船”舰队七下西洋，远至东非，代表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然而后来由于中国北部边患，自此放弃了航海事业。^[28](P37-39)

近年来，印度日益重视发展海洋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外经济开放是海洋战略的重点目标，印度以经济开放作为海洋战略的内在动力，这一点与中国相似，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内在原生动力也是来自于经济开放的巨大需求。正如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指出的，“中印内部经济导向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发展是两国新海军主义的根源”。^[29](P33)

四、东南亚国家海权模式的特征

东南亚国家的海权模式是发展中的海洋国家。随着南海问题的日益凸显，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诸项政策集中体现出这些国家的海洋战略特征。

在南海争端国中，第一梯队的国家是越南和菲律宾。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维持中越关系友好稳定的两个支柱是意识形态因素和地缘结构因素。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越南在处理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问题上十分谨慎。出生在越南独立之前的阮文灵、杜梅、黎可漂、农德孟和阮富仲等老一辈领导人，有些是当代中越关系的当事人，有些是在学校接受的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教育，他们非常清楚越南以前的立场和南海问题的由来。自成都会议以来，上述老一辈领导人都主张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强调要以历史因素和双方的意识形态为纽带，努力寻求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希望以中越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中越两国分歧。

早在阮富仲执政之初，^⑥越共就曾指出党内两种最危险的倾向是机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并特别警告，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引发越南和邻国的冲突，从而导致对越南国家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害。在阮富仲之后，除个别领导人外，“60后”一代全面接班，老一辈领导人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维护中越关系稳定的成本和难度比以前大大增加。新一代年轻的越南领导人大多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者在中越对抗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的感情淡薄，意识形态信仰大大弱化，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趋势。

⑥ 参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和在越南建设社会主义若干新的理论认识》，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

另一方面，菲律宾的海洋战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菲律宾的海上边界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些界限在1898年美西《巴黎和约》、1900年美西《华盛顿条约》、1930年《美英条约》和1946年菲律宾宪法中都有明确规定。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大陆架的相关规定，但菲律宾作为一个窄大陆架国家，其西海岸自然大陆架的宽度大多数地区不足一公里，而且距离其陆地不远就是马尼拉海沟。在这种情形下，上世纪50—60年代，菲律宾曾公开表示南沙群岛不在其疆界范围之内，而且其在宪法中规定的疆域一直到70年代都没有改变。60年代末，南海地区发现石油，同时两岸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再加上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召开后，专属经济区制度已经呼之欲出，在经济利益和规则漏洞的驱使下，菲律宾对南海和南沙群岛的觊觎之心又重新升起。在岛礁上，其利用两岸的斗争，偷偷侵占了中业岛、马欢岛等中国岛礁，将其命名为卡拉延群岛。在海域问题上，其借口专属经济区制度将大片中国传统海域划入其专属经济区内。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生效，建立在距离标准上的专属经济区制度使得窄大陆架国家或者没有大陆架的国家也可以主张200海里的海洋权益，菲律宾抓住这个机会，片面地援引专属经济区制度，不承认《公约》第15条规定的“历史性所有权”。而且，菲律宾是南海周边国家中除越南之外，少有的积极动用军力、外交和司法手段采取进攻性措施与中国争夺南海岛礁、海域和资源主权的国家。菲律宾采取这样的做法，与其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日在台前幕后分工协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在南海争端国中，第二梯队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并没有像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公开以武力与中国争夺南海。总体上，这三个国家比较低调，惯于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达成本国的目标，不去公开挑战中国的尊严，在行动上留有余地。但他们的海洋战略在共性之下又各有特点，其相同点是均强调《公约》的专属经济区制度的作用，极力争取相关海域的管辖权，不同点是文莱主要关心的是相关海域的经济资源；马来西亚则不仅利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主张海域的管辖权，还对接近其海岸的南沙岛礁主张主权；印尼在公开层面宣布对南沙群岛没有主权要求，但通过纳土纳群岛主张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印尼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与中国U形线内的传统水域有大约5万平方公里的重叠，相当一部分南沙群岛的暗沙和暗礁被包含在其中。

此外，东盟非南海声索国主要指没有介入南中国海争端的东盟国家，在上述国家中，老挝是内陆国家，与南海没有任何接触，缅甸位于印度洋东岸，也与南海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是广义上的南海国家，与中国没有任何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

上述南海国家的立场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新加坡是第一类，柬埔寨和老挝是第二类，泰国和缅甸是第三类。这三类国家在对待南海问题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类国家是新加坡。虽然新加坡并不是南海问题(即南沙争端)的当事国，但是在涉及南海争端问题上，新加坡经常与越南采取类似的政策，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多边化和东盟化。

第二类国家是柬埔寨和老挝。老挝一直坚持南海问题应该通过当事国通过直接谈判协商方式解决的立场。柬埔寨也是南海周边国家，也有着本国的海洋利益诉求，但是，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没有任何争议，却与越南存在历史纠纷。柬埔寨政府也一贯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坚决反对域外大国插手干涉南海问题，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

第三类国家是泰国和缅甸。泰缅两国一方面支持通过和平协商和对话解决分歧，又主张维护东盟各国团结，发挥东盟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作用。泰缅两国既想维护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又不想得罪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希望在中美和东盟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五、四种海权模式对中国的启示与展望

如上所述，从英、美、日、俄、印及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战略发展史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海洋战略具有不同的特征。传统的海洋战略强调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在冷战后，海洋战略强调综合性要素，注重海军力量、海洋文化、海洋科技等全面发展。上述英、美、日、俄、印等国的海洋战略与海洋政策实践，对中国海洋战略的建构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总体来看，英美模式其战略手段是主张航海自由、自由贸易，战略目标为全球性海洋霸权。日俄模式，其战略手段是主张推进海军建设，快速扩张海权。但是，由于自身能力限制、过度战略透支，日俄两国最终未能实现其海洋扩张的目标，遭致失败或受阻。印度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国家，其战略手段是主张扩充海上力量，实施排斥性海洋战略，其战略目标是，发展成海洋大国，力图实现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各大国不允许印度独控印度洋，且印度海上力量有限，印度力图独霸印度洋，却难以实现其地区性海洋霸权的目标。东南亚模式，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战略手段是以“东盟”为载体寻求集体主义共同安全利益，主张实行在中美之间的大国平衡战略，最大程度地扩大本国的海洋权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上述海洋国家兴衰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30]日俄海权模式的发展历史表明，盲目扩张将导致目标过大，国力极度透支，直到衰落。为了可持续发展，守成国家必须保持国家目标与国家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

第二，霸权主义导致国家政治陷入死地。在国际博弈中，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避免同时与两个及以上的大国对抗。如果进行世界扩张，将要与世界为敌，与世界为敌将导致国家透支并由此衰落。^[31]比如，拿破仑战争法国同时对抗英俄，希特勒德国同时与英俄作战，二战时日本同时向中美开战，朝鲜战争时美国同时挑战中苏，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同时与中美作对等，这些都以失败告终。^[32]

第三，经济开放、合作共赢是国家海权发展的必要前提。印度海权模式的发展历史表明，印度在国力受限的情况下，试图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合作共赢才是海权发展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33]

第四，中国需发展海权与海军。从上述海洋国家的历史经验可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驱动力来自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掌握制海权，才能确保获得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及其资源。为了保证自身持续增长及由其支撑的市场经济，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与制海权紧密结合。^[34]

借鉴上述主要海洋国家的海权发展模式，中国海权模式正在呈现出以下特征：

稳步渐进。中国今后的海洋发展方向是海洋强国战略，正在借鉴历史上传统海洋大国的海洋战略的经验并吸取他们的教训，在确保中国经济平稳上升的前提下，稳步渐进，防止急躁冒进。中国正在采取稳步发展的阶段性措施，并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全面推进中国的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安全、海洋外交等各项海洋战略。

安全发展。世界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实践表明，传统海权发展存在强烈的竞争性、进攻性、偏向性等特征，中国在建构海洋战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兼顾安全与发展两大目标。即，中国海洋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发展海军力量，确保国家的海洋领土安全。另一方面，必须建设完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所需要的新型海洋管理体制，以发展海洋经济、开发海洋资源、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等为目标，不断拓展国家利益。

开放包容。中国正在致力于进行“开放包容”的海洋发展路径。从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等世界海上力量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发展海上力量必须建立在增强开放包容的海上贸易基础之上。世界海权发展模式正在悄然变化，与历史上传统的英国统治下的殖民掠夺式的海洋霸权相比，现今海权正在转变为竞争和合作共存的崭新形态。当今海权更加注重国际开放协调精神，致力于增加海上贸易总量，配置建立相对应的海上力量，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海上贸易正常秩序，从而实现持续长久的海权发展。

渐进发展。中国根据国情，正在制定渐进发展的海洋发展战略。不应夸大我国海上力量，避免不必要的国际冲突，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实现到2050年，即邓小平说的“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们建设成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需要构建符合国情的海洋战略，用以拓展国家的利益，保障中国海上安全。

综上所述，参照以上四种海权模式的理论思路与政策实践经验，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中国海权模式具有独特性，亟需构筑兼顾海上安全与海洋发展两大主题的海洋战略以及相应的海权理论体系。这是因为，上述英美等海权大国在崛起乃至称雄世界的过程中，建立了丰富而成熟的海洋战略以及海权理论体系，并且在此理论指导下，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及海洋权益维护力量，构建起英美海权大国的发展基础。从海洋地缘学角度看，中国是正在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应吸收海洋大国的发展经验，避免海洋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教训，加强与英、美、日、俄、印等海洋大国的国际海洋合作，同时关注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海洋发展诉求，推进“开放包容”的海洋发展路径。中国应倡导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建设，以“信誉、信用、信心”^[35]为中国海权理论语境体系，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增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增加海洋发展公共产品，实现作为地区海洋大国的“有限海权”目标，最终实现世界各国“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本文作者高兰为课题首席专家，此外，张文木教授、张军社教授、赵卫华教授，以及朱芹助理研究员、李红梅博士、秦立志博士、尹博博士等参与本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