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家、地区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捷化趋势日益加强，产业资本的流动成为常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化，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较同年招引外资多出100.7亿美元，初次实现了直接投资项的资本净输出。^[1]201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1.31万亿美元，年末存量34.57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369.1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1989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资本输出动因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普遍为经济学界所接受的资本过剩导致资本输出；^[2]另一种是以产业生命延续为目的的产业资本输出，即发达国家将在本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输出至发展中国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Walter提出并由Taylor & Copeland验证的“污染避难所”效应。^[3][4]此外，各国资本效率、负债水平、人民对当地政府的信任、^[5]投资者分散和规避风险、^[6]制度质量(包括风俗、习惯、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7]信息不对称，^[8]以及人均收入、政治因素、^[9]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性、^[10]货币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与汇率水平、^[11]人力资本水平等也都是国际资本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12]

资本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资本流动方面，两者大相径庭。金融资本更多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投资要义，而产业资本则对应着生产、流通、销售等一系列经营活动，受限于资本控制者的特长、偏好，以及生产企业已有的技术和发展路径，多是在产业内部流通，而不具有进出产业、转换“跑道”的灵活性。一般来说，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外国直接投资”作为标识，以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等生产性的直接投资方式来进行资本的输出。因此，本文也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衡量与研究产业资本输出情况的代表性指标。

近年来，全球资本输出在流动方向、产业结构、表象用途等方面呈现出诸多变化。本文将通过国际产业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来探究当前世界范围内产业资本输出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厘清当前产业资本流动的动因，以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

二、产业资本输出及其动因的历史追溯 (一) 资本过剩主导的产业资本输出

二战以前，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大量的过剩资本被认为是产业资本输出的唯一原因。资本过剩，通常指因投资利润率过低或利润率下降，缺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使得资本在获取利润时因缺乏有利条件而显得无用，亦即“过剩”。^[13]一般而言，资本过剩往往发生在资本积累成熟且以技术标准化、缺乏科技与创新的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缺乏新的经济驱动力的国家或地区。

从资本输出的历史来看，最初的过剩资本大多源于垄断，同时垄断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导致其集中的货币资本一直在增加，垄断资本在一系列工业部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大量可获利的投资场所被少数垄断组织控制并排斥竞争者，使国内可获利的投资场所逐渐萎缩，从而形成了大量过剩资本。^[14]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很多欠发达国家被迫加入了资本的流通范围，由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资本比较少，地价、工资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导致处在发展中的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利润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大量过剩资本输往资本缺乏的落后国家或地区。^[15]因此，从过剩资本的流向来看，在二战之前，主要是以美、英、德、法等为首的发达国家向亚非拉殖民地和经济不发达地区进行资本输出。

(二) 以产业生命延续为目的的产业资本输出

二战之后，以产业生命延续为目的的资本输出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或者对外直接投资而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一般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相对劣势产业，以期延长产业生命和盈利期限。产品生命周期论中将产业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16]在创新阶段，产业通过技术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在成熟阶段，技术随之扩散，成本竞争激烈；在标准化阶段，随着技术垄断优势的消失而面对激烈的价格竞争，降低生产要素成本成为第一目标。为降低成本，企业大多都采取生产转移的方式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做法是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偏低的经济体，各国在进行产业转移中一般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或“边际产业投资原则”。由于各国发展情况和资源禀赋不同，以及要素价格和环境容忍度的差异，使得部分产业在本国已经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因而需要将国内比较成本上升的消耗密集、污染密集和劳动密集的衰退或低端生产环节转移至资源和劳动力密集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17](P426-442)}或者采取在海外生产低附加值产品，而在国内进行将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方式，^[18]来促进本国产业升级，以延长产业生命和盈利周期。

以东亚和日本为例，作为国际产业资本流入的典型区域之一，曾创下“东亚奇迹”，而东亚区域产业资本却是在日本经历了三次产业重构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在对东亚进行的三次产业转移中首先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然后是对资源开发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最后是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推进本国主导产业调整升级的过程中，日本逐步向次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寻求更低的劳动成本和政策优惠，使得所转移产业在东道国内重新获得比较优势，延长产业的生命和盈利周期。^[19][20]而产业的梯度转移对应着东亚国家经济发达水平的梯度，使得“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四国”也慢慢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

三、当前产业资本输出的新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化生产和资本流通不断加快，资本输出在量上超速增长的同时在流向和来源等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与趋势。

(一) 资本输出流向与传统过剩资本流向相悖

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与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彼此之间的市场争夺现象日益加剧。各国为确保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都加大了产业资本的输出力度，只是资本的流向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速度，资本输出目的地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21]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0年，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却只有2400亿美元，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9%；在发达世界内部，欧盟、美国和日本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71%。到2019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一半是发达经济体，另外还有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巴西和印度等人口与市场容量都比较庞大的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最不发达的非洲等地区外国投资额持续下滑。由此可见，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资本输出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具有庞大市场容量和承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与过剩资本流向相悖的区位布局表明现阶段世界范围的大部分资本输出并非为过剩资本所驱动。

(二) 收益再投资成为主要投资来源

一般而言，海外投资主要有三个来源：国内输出的资本、国外投资利润再投资、从国外货币市场筹集的资金。^[22]一个国家若存在大量的过剩资本，对外投资时必然主要依赖于从国内输出资本。相比于过去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主要依靠母国汇款，近年来母国汇款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收益再投资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早在20世纪末期，在国外投资中收益再投资的比例就已经占据全部对外投资的主要地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收益再投资696.4亿美元，几乎占同期投资流量的50%。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其迅速增加的国外投资中，已经很少使用本国资本。另外，在海外公司使用的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东道国的货币市场。在美国的海外公司中，约有80%—90%的国外资金来源于欧洲的货币市场，加之收益的再投资，甚至苹果、通用汽车等部分业务以“不拿本国一分钱”的方式对外投资进行收益，从国外汇回国内的利润远超资本输出额。由此可见，目前世界范围内收益再投资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资本来源，而非过剩资本。

(三) 污染产业的生命延续成为趋势

除了衰退产业的转移，污染产业也成为近年来产业对外资本输出的主体。在对美国工业企业选址的研究中发现，某一地区新建的企业数和该地区的环境管理是呈负相关的，坏境管理越严厉的地方新建企业数量越少。有国外学者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四个重污染行业的企业选址影响，发现在环境未达标的地域，空气质量管制导致新建厂房减少了26%—45%，说明污染企业转移倾向于环境管理相对宽松的地区。^[23]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环境容忍度越低，其环境管制越严格，企业承担的环境治理成本更高，利润率下降，使得在本国被排斥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即“污染避难所效应”。虽然资本密集度提高会引起污染排放增加的负面效应，^[24]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发展，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可能会放松对污染产业的管制，甚至将环境管制作为招商引资的工具。^[25]因此，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从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所转移的产品主要包括原材料产品、资源开发型产品、高污染高消耗产品等，这些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对环境资源造成重大破坏。

四、产业资本输出新趋势的动因剖析 (一) 资本过剩与产业生命延续本质不同

资本过剩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资本回报率较低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可以避免的。以美国为例，虽然目前税改政策、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导致跨国公司海外资本回流国内，但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并且由于创新与科技进步带来新的供给与需求，为经济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使得美国并不存在资本过剩的情况，因此资本过剩并非是资本充裕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

与此不同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通过产业转移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和政策高地，实现传统产业的涅槃重生；二是通过技术革新与转换实现产业新蓝海的开辟。前者是向其他国家实现旧产业的转移；后者则是“腾笼换鸟”，在本国内实现新产业的替换。产业资本输出是部分产业面临压力而被迫寻找新的市场和客户以延续其原有传统产业生命的重要方式。这并非像资本过剩一样仅发生在资本积累相对成熟的国家或地区，而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国家和任何发展阶段，因为即便是最不发达国家也面临着新行业的产生与旧行业的淘汰，而被淘汰的旧行业则面临着向其他发展程度相对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以期在东道国重新获得比较优势，以延长原产业的生命和盈利周期(见表 1)。

(二) 环境约束、经济转型驱动产业资本转移

据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统计，制造业这种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是吸引外资投资的第一大行业。2018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560家，较2017年增加69.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的企业数为6152家，占全年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10.16%。伴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诉求，在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生活环境安全和健康，居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下降，环境管制逐渐加强。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举措，2015年，《环境保护法》和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实施再次强化了企业的环保责任，使得企业污染已经远不是道德舆论问题。随着中国由产业承接国成为产业输出国，工业企业治理污染或减少污染排放的成本压力增加，逐渐驱使高消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向外输出。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在2004—2009年间，纺织业(-6.57%)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11.92%)、有色金属冶炼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均出现大规模转出；2010—2013年，产业转移规模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总体减少4.57%，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转移，其产业比重减少1.26%。^[2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2017)显示，总体来看，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业中，制造业以31.8%的企业数量占比居于首位，其中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均在主要对外投资制造行业之列。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制造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产业，当年投资流量是191.1亿美元，同比下降35.2%，总体降幅较大。但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中，制造业仍是占比最大产业。

(三) 市场容量扩大的需要和高技术优势的发展

虽然比较劣势产业资本的输出仍然在各个国家对外资本输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但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产业资本输出仍然聚集在商务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领域。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32.6%、15.8%、11.5%和9.5%，主要流向中国香港、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但是亚洲依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流向目的地。在利用外资中，据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18)显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中吸收外资规模最大的行业，2017年占比达64.7%。事实上，中国对外出口的电子科技产品大多是由外企生产，在科技生产领域，外企在中国具有绝对优势地位，这是机遇也是隐患。

对于当代国际资本来说，以往发展中国家廉价人力和自然资源的传统优势和重要性正在下降，高技术驱动时代已经到来，合成材料、替代能源、新技术的应用等，削弱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供给方面的依赖。^[27]随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日益上升，先进的技术将获取巨额利润，拥有庞大的市场容量或高技术优势的国家成为投资热点。因此，衰退、污染等比较劣势产业资本的输出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一直存在，但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其所占份额呈持续相对下降趋势，争夺消费市场、获取技术优势已成为更多国际资本追逐的目标。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朝着未来前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技术革新、资本过剩已不再广泛存在于发达国家。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提高，各种虚拟金融产品、资产、交易载体纷纷涌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开放程度提升，短期投机性投资吸引了部分原本过剩的资本。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其技术与创新优势，使得新的经济驱动力加速崛起，全新的行业可能一夜间形成，技术的快速迭代与革新和新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使得产业结构在不断的调整和更新，资本并不缺乏有利的投资场所。这也是美国作为世界高新技术发源地之一，始终保持着资本较高效率回报的主要原因。

五、产业资本输出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与应对 (一) 依托制度与政策优势推动资源合理配置与使用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范围内产业资本输出呈现与过剩资本流向相悖的情况。从资本输出国来看，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输出大国是否存在资本过剩？2015—2018年，中国一直保持着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地位。^[28]对比中美的资本效率，利用AMSZ准则计算美国的资本净收益始终保持为正，资本积累有效，资本净收益与GDP之比高于中国，不存在资本过剩；而中国2008年之后开始出现资本净收益为负，资本积累开始转为无效。^[29]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对外资本输出也出现了明显加速趋势，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全面资本过剩时代？

我国工业领域的确存在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从投资主体来看，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导致地方投资过分关注于某些行业，造成部分行业产能与资本过剩、投资效率下降。^[30]在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中，2017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共11800.5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54.3%(2006年甚至达到80%以上)，非国有企业占45.7%。截至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不断加强，对外非金融业投资增加了8.9%。从中国对外经济进出口数据来看，民企和外企是贸易主体，赚取了大量外汇；国企则是外贸中的逆差创造者。统计数据显示，自2008年到2018年，国企对外始终处于亏损状态，仅2018年国企出口逆差就高达2901亿美元。而美国对外投资则是以私人投资为主，经营目标主要是盈利，这相对于中国投资效率必然较高。^[31]再者，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动用大量资源，推40000亿经济刺激计划，民间投资热情高涨，因此当2009年全球经济发展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入低谷期、全球直接外资流量相比2008年下降37%时，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相比2008年反而有1.1%的小幅增长，实现逆势上扬。^[32]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采用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内对外投资均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阻碍中国诸多行业转型升级的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国内投资大量流入中低技术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内产能过剩情况。^[33]

虽然中国经济领域表现出局部资本与产能过剩的局面，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过剩，并非资本积累成熟的标志，更多是源于制度与政策引导下的“寅吃卯粮”，即资源的不当配置与使用。过去十年，由于过度依赖货币和财政政策，我国经济繁荣的背后是负债激增。2017年，是中国经济去杠杆之年，众多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虽然有了较大幅度下降，但基本与2015年持平。从资本流向上看，2017年，中国对外资本输出中80%以上投资流向了中国香港、英国、瑞士、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由此可见，中国的确存在资本回报率低的问题，但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全面资本过剩，资本过剩也并非是当前推动中国对外产业资本输出的主要因素。相反，更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依然面临着资金短缺、融资难等问题。

(二) 借力“一带一路”建设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中国的对外产业资本输出，从产业类型来看，在对发达地区的产业输出中，主要以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金融业和中高端制造业为主，而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资本输出则是以在国内面临较大困难与压力的中低端制造产业为主。以我国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为例，由于本身企业综合税率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又伴随着2013年中国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主要国家中制造业人工成本最高的国家，环保政策趋严，以及涨价去库存拉高大宗原材料价格使得产品成本持续上升，竞争力减弱，导致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劳动密集、高消耗等低附加值产业面临较大的困难与下行压力。纺织业在国内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在对外产业资本输出流向中，开始向具有较低工资水平、稳定资源供给和环境规制较低的国家转移，越南也由此成为中国制造业迁移中受益最大者。中国棉纺行业报告(2018)指出，以百隆东方、鲁泰、申州国际为代表的纺织龙头企业，从2013年开始逐渐向海外迁徙，于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布局，新的成本优势及良好的贸易环境促使产量持续增加。中国龙头企业进入越南主要是在2013—2015年，相对于日韩企业进入时间较晚，但近几年中国企业在越南发展迅速，产能不断扩张，目前大部分龙头企业的海外产能已达到总产能的1/3以上。由于越南工厂净利率高于国内，产能不断扩张，未来越南产能的持续释放已经成为公司业绩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支撑力。由此在国内面临困境的棉纺企业盈利空间和收入大幅上升，产业生命得以延续。因此，我们要充分依托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努力构建好“一带一路”发展格局。结合国内资本与沿线国家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完成帕累托优化、提高经济运行效率。^[34]

六、结论

无论是以资本过剩还是以延续产业生命为目的的产业资本输出，传统意义上都是主要由发达国家或地区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输出。近年来，资本过剩已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更多出现在以传统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导致的产业转移至其他比较优势国家以延续产业生命的行为始终存在于任何国家。当前世界范围内产业资本大部分流向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和比较劣势产业生命延续已不再是产业资本输出的主要原因，且其所占份额呈持续相对下降趋势。中国的产业资本对外输出的确受到资本过剩的影响，但这并非是中国资本积累成熟的标志，更多是源于制度与政策引导下的资源不合理使用与资源分配使用的失衡。发展中国家正在失去承接外资中原有的优势，相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其技术配置、消费市场和综合成本优势则更具吸引力。

目前的产业资本输出呈现多层次、多元化趋势，存在转移产业以劳动、资金、技术密集型特征并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投资的多维格局，世界范围内对外投资向第三产业转移，^[35][36]制造业也由传统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密集型向新要素(技术、信息、服务)密集型转变。^[37]新产品的开发与核心技术的应用，使得国家、企业之间有了难以逾越的差距，产业集聚使得产业资本的转移成本大大增加，输出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海外生产链条谋求最佳技术配置。因而，东道国不再仅仅是较低劳动成本的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具有可观的消费市场、稳定的政治环境、开放自由的对外经济制度、相对完善的投资设施的国家或地区更具有吸引力。总体来说，全球产业资本转移的真正动力凝聚于技术创新与成本红利，低端与衰退产业寻求新的成本红利和比较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则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的市场。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中国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中国所具有的成本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在此情况下，除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还必须充分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动能一定源于创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靠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服务去打开新的市场将是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