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在开发海洋资源、建立海洋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等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海洋环境破坏、海洋安全挑战等问题不断侵扰国际社会，促使各国海洋意识逐步觉醒。另一方面，海洋领域的多边格局也在其形成过程中推进了全球海洋治理朝着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人类终将拥抱一个共享共赢的蓝色星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基于中国历史悠久又意蕴深远的海洋文化，我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创建和谐海洋、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海洋发展理念，并将这些极具中国特色、富有世界意义的海洋发展倡议推介给国际社会，为全球海洋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赢得了众多国家的支持与认同。从话语研究角度分析，这些全球海洋发展的中国构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体现了我国关于海洋发展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形成了典型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并凭借其社会构建功能与国际话语权塑造的属性，成为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与衡量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指标。在国际海洋秩序革故鼎新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有效构建与传播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掌握海洋话语权、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应有之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进行内涵厘定与框架构建，并在此基础上从话语实践角度探讨构建路径，以期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发展与建构实践提供整体思路。

一、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内涵厘定

“话语”这一概念的缘起与演变包含其丰富的面向。^[1]语言学家最初将话语置于语境之中用以考察“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与结合。^[2]后来因其在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与传播学中的多学科交叉属性，话语又成为跨学科术语。而经由社会学家福柯“话语即权力”论断的提出，^[3]话语与社会文化语境及社会权利的密切关系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热点，^[4]并由此形成其基本内涵：话语是话语主体借助特定概念内涵与表达方式而进行社会交际的言语符号。在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对于比话语更高级的概念“话语体系”展开了进一步探索。沿着语言-话语-话语体系的研究路向，^[5]话语体系被视为围绕中心思想并通过一定表达方式而展现出来的系统化话语集群。^[6]由话语作为基础构件的话语体系自然继承了话语本体的社会属性，可以折射话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并通过话语体系传播实现话语的社会构建功能。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话语体系构建在国家形象塑造、价值理念推广等方面的显著影响，话语理论研究与话语体系实践日益成为学界热点，涌现出大量成果颇丰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兴起，基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权力的不平等现象来探索话语创新与文化交流，力图建立东西方文化话语的平等对话机制，^[7](P89)这与我国当前提升文化软实力、确立文化话语权的话语研究现实向度一脉相承，引发了国内学者关涉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热潮。朱娅、李明通过创设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三位一体、互动融合的体系，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构建进行了有益尝试；^[8]李飞、李涛从政府与民众的话语主体地位、红色文化资源在现代语境中的内容转化以及话语传播渠道的创新拓展三个角度，展开我国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在当今变迁社会中的重构；^[9]路璐、吴昊重点关注大运河文化话语在物质景观等实体空间与新媒体等虚拟世界之中的深度融合；^[10]王建华、张茜则从话语主体、文本、表达与语境等角度对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供给不足、话语创造性输出欠缺等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11]相关研究颇具洞见，对我国文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多维度的有效建议。

然而，作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洋文化却没有引发话语研究学界的系统关注，故学界对于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着墨甚少。这与我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有关，在传统观念体制的影响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海洋文化研究虽经历了从无到有与发展壮大，但仍没有形成独立系统的学科体系，而是碎片化地分散于历史学、文化学研究之中，一定程度上处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边缘地带。^[12]但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海洋发展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施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迎来了迅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主流学术界的失语困境已有明显改善。其中，学界逐渐对海洋话语研究有所关涉：金永明建议通过活用外交场合、培训海洋知识、加强国际交流、完善规则方案等手段提升中国海洋话语权；^[13]叶淑兰认为话语议题设置、话语柔性表达、多维话语传播等话语协调机制可以有效建构南海话语权，助力解决南海问题；^[14]张景全、吴昊提出当前我国应明确战略定位，树立新海洋观，构建海洋话语；^[15]张玉强、孙淑秋从传播学理论出发，提出了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国海洋话语体系的七个要素，即话语主体、指向、内容、形式、对象、平台与反馈；^[16]同样，王琪、季林林也从传播学视角提出了重视海洋智库、培育海洋意识、优化传播途径等提升中国海洋话语权的路径；^[17]高玉霞、任东升则从修辞学、翻译学视角展开中国海洋政治话语语料库构建研究，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事务中的能见度与话语权。^[18]

中国海洋话语研究融合了多种学科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愈见丰盈，但仍存在如下问题：虽然海洋话语、海洋政治话语、海洋话语权等概念范畴已逐渐引发更多的学者关注，但相关研究均未对海洋话语、海洋政治话语、海洋文化话语等概念的定义与内涵进行详尽的阐释。这些概念或显或隐地存在于话语研究的框架之中，亟需对其概念内涵展开深入的学理思考与理论探究。另外，多数相关研究均对中国海洋话语进行了框架界定，但海洋话语、海洋文化话语的层级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明确厘定的空间。

对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进行内涵的厘定，需要从中国海洋文化的定义入手。海洋文化跨越众多学科，其宏观定义囊括了“人类缘于海洋而创造和传承发展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文明生活内涵”。^[19](P16)因此，中国海洋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民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与环境，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样态与法规制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内涵和博大的胸怀。因此，综合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与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我们将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厘定为：围绕中国人民开发和利用海洋，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样态与法规制度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系统化的社会交际言语符号集群。

进一步剖析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我们可以揭示出建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通过形成系统化的话语集群，真实、全面、立体地展现我国和平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文化面貌，实现对内强化海洋意识、对外塑造国家海洋形象的社会交际功能。因此，置于世界舆论场域中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能够助力中国进一步深度介入全球海洋发展格局之中，通过征召自身的优秀海洋文化资源去构建符合自身发展战略与价值安全的话语体系，清晰回溯中国参与海洋开发和利用的历史脉络，坚定表达中国重视海洋的决策立场与和平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价值理念，彰显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二、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框架建构

在厘清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内涵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论述如何建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概念框架，而这一步骤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就是固定于话语之中的概念，因此，创建话语体系清晰的框架有助于进行核心概念的嬗变与重构，^[3]并促进话语体系凝练出一批标识性的话语概念，提升话语体系的辨识度与影响力。这也解释了为何任东升教授提出“成功的话语体系建构无不始于概念的固定化、普及化和学理化”。^[20]

依据中国海洋文化及其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在全面梳理现有的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归纳相关研究成果、收集多维来源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基础上，我们建构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框架，如图 1所示。

基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海洋物质文化话语、海洋精神文化话语、海洋社会文化话语及海洋制度文化话语，组成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第一概念层。其中，每种类型的海洋文化话语又都包含多种下位概念，它们指称具体的海洋文化话语内容，例如海洋意识话语、海洋知识话语均从属于海洋精神文化话语，由此构成该话语体系的第二概念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一概念层中的话语类型与第二概念层中的话语内容之间存在纷繁复杂的对应关系，呈现出比一个下位概念只从属于一个上位概念的单纯线性联系更加复杂的从属关系。例如，港市文化话语呈现港口城市的造船航海活动、海洋商贸活动等物质文化面貌，同时也复现我国沿海地区人民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它同时从属于海洋物质文化话语与海洋社会文化话语两类上位概念。另外，伴随着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理念的持续创新，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必将经历迭代的话语充实过程，全新的海洋文化概念与相应的话语表达会持续不断地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例如，传承百余年的我国郑和研究在历经多次学术研究高潮之后，在造船航海技术、地理地图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面向当前我国海洋强国的建设目标与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方面，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传统海洋文化话语，如“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共享太平之福”等，成为我国自古重视经略海洋、崇尚和平发展的有力佐证；另一方面，郑和研究在航海医学、海洋气象、海疆海权意识、海洋外交等领域的深入拓展，也贡献了彰显开放和平、宽容和谐的“郑和文化”与“郑和模式”的文明海权等一大批符合我国新时期海洋发展理念的话语符号。^[21][22]

海洋物质文化话语，包含海洋文化话语主体在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生产生活、消费贸易、科技发展与生态保护过程中的核心概念，反映与海洋相关的人类物质生活面貌。其中，海洋经济话语展示中国沿海地区人民依托海洋资源与环境而进行经济生产的方方面面，从《天工开物》记载的海洋盐业、海洋渔业技术，到如今我国沿海省份发展“蓝色经济”“靠海治贫”，都展现了我国人民向海而生、经略海洋的能力与魄力。海洋科技话语包含造船与航海、深海探测、海洋资源开发管理等众多技术领域的核心话语概念。深入挖掘《武备志》《天工开物》、郑和航海的“三书一图”等古代科技典籍中所记载的我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概念，创新阐释当代我国“智慧海洋”的建设构想，以及深海观测、海洋数字治理等领域丰硕的科研成果，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海洋科技话语语料。海洋生态话语既包括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对于人海关系的叙述，也包括新时代我国在海洋污染治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监测等领域推行的生态保护理念，我国古代“人海合一”的海洋观与习近平总书记“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可谓一脉相承，凸显了我国维护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人海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港市文化话语呈现港口城市的物质文化生活面貌，例如泉州港“光明之城”的美誉就展现了这一历史著名海港城市的昔日繁华。发达的海洋交通与辉煌的海上贸易，助力这些海港城市成为欣欣向荣的国际都会，陶瓷、丝绸、茶叶等大宗贸易留下的历史遗产、海洋贸易衍生的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基因，都成为中国最靓丽的海洋文化名片。而在当代中国，振兴海洋文化产业、打造海洋文旅项目、拓展海洋商贸交流，也已成为海港城市打造自身港市文化话语特色的重要途经。

海洋精神文化话语，包含海洋文化话语主体在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导向与审美情趣，体现海洋精神思想体系。^[19](P18)其中，海洋意识话语阐明国家治理海洋、人民开发海洋的思想认识。古代先哲“官山海”“兴鱼盐、引舟楫”的朴素海洋治理观与我国当前“山海协作”、建设“海洋强国”的海洋治理格局，都体现了我国重视海洋、经略海洋的价值底蕴。海洋知识话语则反映我国人民在海洋实践活动中通过归纳总结而不断积累的海洋认知。从《山海经》对于上古海洋的博物志与民族志记载，到《瀛涯胜览》《岛夷志略》描述我国古代航海家们的航海见闻与跨海交流历程，再到当今我国政府的海洋发展白皮书，中国人民对于海洋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认知的跨越。海洋文学艺术话语集中体现在中国海洋文学作品、艺术形态与海洋景观之中，通过古典诗歌、小说戏剧、音乐舞蹈、民间绘画、工艺美术、建筑与娱乐设施等话语形式，展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审美蕴含与价值底蕴，构成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最富感官吸引力与民族亲和力的话语符号。海神信仰话语通过表达中国人民对龙王、妈祖等海神的崇拜，彰显了中国海洋文化中惩恶扬善、包容共存的文化精髓，形成兼具教化向善功能与民族凝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19](P135)更为重要的是，妈祖崇拜话语在东南亚、东亚甚至欧洲、拉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播与落地生根，形成了以中国海神信仰为核心的世界人民的集体文化记忆，形成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强大国际影响力。

海洋社会文化话语，包含海洋文化话语主体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社会形态、人口结构与民俗传承，反映海洋社会的基本生活样态。^[19](P18)海洋社会文化话语主要包括海洋民俗话语、海洋移民话语、港市文化话语与海神信仰话语。其中后两者除了分别从属于海洋物质文化话语与海洋精神文化话语的第一概念层，因为其承载的社会文化要素而又从属于海洋社会文化话语之中：港市生活的社会文化遗产、海神信仰赖以留存的民俗节会，都决定了这两种海洋文化话语的社会属性。另外，海洋民俗话语体现在沿海地区人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通过民俗信仰与民俗节会等传统文化符号，呈现出中国海洋社会文化的无限魅力。海洋移民话语由中国的海外移民与海外华人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叙述构成，是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侧面间接地反映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海外聚居的中国移民，借由亲缘、乡缘、业缘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文化社区，^[19](P75)保持传承着中国海洋文化的习俗与观念。同时，他们与当地原住民交融互动，促进中国海洋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并由此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话语符号，成为赓续弘扬、创新发展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动力。

海洋制度文化话语，包含海洋文化话语主体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行政制度、法规政策与组织管理，彰显海洋事务的政治制度安排。^[19](P18)海洋政治制度话语体现国家对内的海洋政治主张与管理思想，海洋外交制度话语则体现国家维护海洋安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海洋军事制度话语为海洋政治制度与外交制度提供必要的军事保障，海权制度话语融合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外交与海洋军事要素，体现国家对海洋战略控制的能力与格局。战国时期齐国发展海盐经济，开通海上航线，建立“海王之国”；汉唐确立“华夷封贡体制”，形成环中国海文化圈；宋元对内针对沿海各地的华商设立藩坊自治体制，鼓励港埠贸易，对外建构海防体系，设立常规海军以“备战守之役”，初步构建了海陆二元构造的帝国形态；明朝郑和下西洋，秉承“共享太平之福”“巡礼安分”的和平外交理念，驰骋海洋至亚非30余国，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推向顶峰，也体现“由海向陆”经营海权的性质。这些流淌在中国海洋文化历史长河中的海洋制度话语符号，呈现出中国人民一代代薪火相传、奋斗不息的海洋治理历程与制度智慧。新时代的中国，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励精图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最重要的海洋大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领导人声明、政府报告、学术成果等话语媒介，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中国海洋制度话语，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由多重海洋文化话语概念层级构成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蕴含着中国人民开拓进取、人海合一、向海而生的核心价值，彰显我国政府经略海洋、和平崛起、共享共赢的立场和理念，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对于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框架的厘定与建构，能够帮助我们廓清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与传播效能奠定了理论基础，是进行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实践的必要条件。

三、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是参照一定规则、依循一定路径而形成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符号总和。在厘清其内涵与框架的基础上，我们遵循话语收集、话语整合、话语传播与话语应用的话语体系建构流程，探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具体建构路径。我们将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解释力、整合力、传播力与影响力作为基本目标，探寻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基本属性及其话语体系的具体构建路径，提出以生成话语、构建语料库、创新表达、提升话语权四个维度为着力点，形成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整体构建路径模式，如图 2所示。

(一) 生成海洋文化话语，增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解释力

话语内容作为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与效能起到决定作用。因此，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初始路径应归结为话语的生成：通过中国海洋文化核心话语的概念提炼与深度阐释，确保话语内容兼具内核性与实践性，增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阐述中国海洋文化精神意蕴、实践意义的解释力，为我国赓续弘扬悠久灿烂的海洋文明、进一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文化基础与价值引领。

首先，中国海洋文化历经跨学科、超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多元话语主体的话语实践，形成了多维理论视角，产出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自然也就衍生出包罗万象的海洋文化话语。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话语符号与外在表征，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最具核心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要素，就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主导精神、主要内容建立完整认识与系统梳理，重点推进海洋文化话语关键词的有效提炼。在生成中国海洋文化符号化话语标识的同时，我们应关注使之携带更多的民族精神、历史底蕴和思想内涵，^[23]以便增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阐明中国海洋文化精神内核的解释力。例如，发展“蓝色经济”的海洋物质文化话语、倡导“官山海”的海洋精神文化话语、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海洋制度文化话语等，从不同角度解说我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保护海洋的精神内核，是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应该重点凝练、阐释的话语符号。又如，在与东盟国家进行南海问题磋商时，我们应将话语重心向保护海洋环境、开发海洋资源、加强跨海合作等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议题上转移，避免话语对抗，在协商合作的议题中彰显中国海洋文化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精神内核。总之，通过挖掘与交流海洋文化背后的深刻内涵，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叙说质量，构建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意识及当代价值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深层联系，打造代表中国特质、同时又服务于全球海洋治理与共同发展的中国海洋文化名片。

其次，话语作为特殊的社会实践行为，能够反映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构建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4]话语的这一社会构建属性，为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提出了目标向度：该体系需要聚焦海洋文化学界的最新关切点，透视海洋文化话语可以直接解决的相关社会问题，呈现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对于社会发展的普世价值，彰显其解决国际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践意义。我们应以解决全球海洋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深入挖掘中国海洋文化中贴近世界人民诉求的话语内容，大力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阐释海洋发展实践方案的解释力。我国海洋文化中“人海合一”“四海一家”“海兴国强”的历史文化传统，经略海洋的当代创新精神，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都展现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与直接的实践方案，理应成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更重要的是，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国际性。第一，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不仅属于中国自身的黄渤海、东海、闽海与南海文化区，同样也属于众多与我国共享海洋文化集体记忆的其他国家，例如广泛辐射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妈祖信仰，就凭借其教化向善属性与社会凝聚功能成为中国海洋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的优秀文化遗产。第二，中国海洋文化话语记录了中国海洋发展模式，这不仅有利于我国自身的海洋事业规划，同样也为其他国家以平等友好的姿态参与国际海洋交流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与良好的经验借鉴，例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与我国合作创设全球海洋治理机制而实现共创共享共赢目标的机会。^[24]可见，我们应以国家对于当今全球海洋发展格局的整体判断为基准点，溯源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主动将中国海洋文化核心术语进行深度阐释与规范译写，通过诠释演绎与跨语际译介等话语变体形式，使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成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知识体系，诉说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有益经验，阐明我国对于未来国际海洋发展走向的构想与期盼，向世界海洋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 构建话语语料库，塑造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整合力

话语并非静态的语言表达形式，而是与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紧密的互动关联，形成复杂多变的表达实践。经历漫长历史演进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因其承载的丰富内涵而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全息缩影，通过“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拥有复杂整体架构的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5]基于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动态性特征与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整体性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构建与相关研究，对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进行历时考察与知识图谱构建，探索中国海洋文化持续繁荣的历史印痕，确立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结构框架，塑造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清晰表述其历史嬗变与体系架构的整合力。

首先，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横跨数千年的海洋文明，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劳作工具实现跨海传播，到春秋诸国创建强大舰队征战于海上，再到隋唐形成环中国海文化圈，直至元明帝国形成远洋贸易网络，中华文明一致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化基因”。^[25]展开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卷轴，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诸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意蕴的海洋文化话语：古代先贤有国家“得济于”海上的海洋经济话语与经由海上实现“中外通和”的海洋外交话语，而新中国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彰显中国气派的营造“和谐海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等话语，阐明了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海洋发展规划。在中国史、世界史的学科框架内探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会发现社会历史文化风貌的变迁都在其中有所折射。这就启发我们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纵向描述与历时梳理，并从中探究话语变迁的规律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的规则。除了传统的话语文本研究、话语个案分析、^[26]历史理解重构等方法，^[27]话语语料库建设也可以推进海洋文化话语历时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进步。基于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进行语料量化统计分析，针对词频、词丛、主题词、词语搭配等做出定量分析，^[28]我们可以对比不同时代语境之中的海洋文化话语特征，厘清不同时代背景下海洋文化话语动态变化的主要脉络，回顾和梳理我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历时演变，推动海洋文化话语历时考察深入开展。

其次，通过认识基础构件和概念要素的嬗变与重构来探索话语体系是研究话语与话语体系关系的一种重要思路，^[5]同时也是构建话语体系的一种有效方法。中国海洋文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杂糅的文化综合体，囊括我国千百年来在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等诸多方面形成的海洋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等，从而也在海洋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复杂的海洋文化话语。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由这些话语要素构成，但又不是它们的简单叠加，而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理路与规则秩序构造成为一个系统规范的话语整体。因此，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除了要对碎片的、独立的海洋文化话语进行提炼阐释以提升它们的解释力之外，我们也应进一步关注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整体系统性。其中，进行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构建，继而开展话语知识图谱研究就是一种相对直接的路径和方法。通过话语语料收集、文字识别、分词对齐、语义标注等一系列流程完成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构建，可以直观地收集整理海洋文化话语，并完成对海洋文化话语概念体系的层级划分，形成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基本知识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相关量化分析，更可以进一步构建面向海洋文化领域的知识图谱体系：对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进行标注一致性分析，对独立话语标注语料之间以及独立话语标注语料与最终语料之间的一致率进行比较分析，研判语料识别技术的层次关系以及语料标注规则的合理性，指导海洋文化话语语料的关系抽取与描述抽取，也能够为构建海洋文化知识图谱奠定基础。另外，基于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开展语料识别实验，通过话语实体识别的召回率与准确率测算，考察词向量训练对于抽取上下文话语信息的能力以及字符模型对于不同类别海洋文化话语的识别性能，以期形成海洋文化领域专业知识的术语语料标注规范与识别策略，进一步推进海洋文化话语的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的构建与相关研究，既是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又可以反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理论研究，从历时演变解析、知识图谱构建、概念层级划分等角度拓展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研究，丰富我国海洋文化话语研究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视角，综合理论化探究与实践性考证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拓展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三) 创新话语表达，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传播力

话语体系征召丰富的话语资源而形成雄厚的信息资本，肩负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光荣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必经之路便在于话语体系的有效传播。因此，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要对其传播效能进行特别关照。将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嵌于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文化语境之中，我们由此建构一个对其进行推广传播的时空坐标系：以时间为纵轴，纵向涵盖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时代变迁；以空间为横轴，横向囊括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国内外传播场域。因此，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我们借助海洋文化话语的时代表达展开纵向的时代性建构，依托海洋文化话语的受众接受考察推进横向的多元性研究，创新表达方式的纵横交错，努力彰显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时代性与广泛性，全面提升其跨越古今、融通中外的传播力。

首先，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是横亘数千年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与话语表征，关涉肇始于史前文明、延绵数千年的中国海洋文明的方方面面，形成包罗万象且逻辑严密的话语符号集群。但当某些中国海洋文化符号携带鲜明的历史印记时，如何通过海洋文化话语重构这些文化符号中的历史语境信息，并使其与其他话语要素有机结合，共同维护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同构性与整体性，就成为我们构建话语体系的一大难点。尝试海洋文化话语的时代表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搜索这些海洋文化符号通往当下现实的文化逻辑，在找到联通古今的话语链接时，利用符合现实语义框架与感官诉求的话语语境、释义机制、传播媒介来共同搭建古今共享的话语符号，实现海洋文化符号历史意蕴的解构与再生产，完成彼时文化语境在当今现实之中的话语映射。例如，600多年前的郑和下西洋，可谓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人类伟大的航海奇迹。郑和船队所构建的和平外交体系、海上经贸网络与海洋文化社群，^[24]标志着中国海洋文化在明朝发展到繁盛阶段。但如今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重塑郑和这一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话语符号时，融通中国海洋文化古今双重内核的话语结合点，为我们找到了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现实传播力的契机：郑和下西洋遵循通过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实现“中外通和”的和平愿景，倡导在维护正当海权利益的前提下构建“巡礼安分”的国际海洋秩序，与当今我国海洋发展战略高度吻合。因此，挖掘古代海洋文化符号的现实意义，重塑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现实表达模式，是我们构建该体系并提升其传播力的重中之重。

其次，面向不同话语语境场域的受众群体，我们也应关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多元性表达，提炼精准话语内容，创新话语表述结构，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传播效能。针对不同层次、多元类型的国内外受众，我们要设计差异化的话语内容，采取个性化的话语传播手段，以提高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感染力与亲和力。具体来看，对于普通民众，我们要着重挖掘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中国海洋文化要素，例如彰显民俗意趣的海洋节会、饱含地域特色的海神信仰、富有审美魅力的海洋景观等，并巧妙融合中国“和平友好”“人海和谐”的海洋精神内核与“开拓进取”“兴海利民”的海洋发展理念，优化话语体系结构，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受众接受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对于相关学者与专门组织，尤其涉及到与我国仍存海洋争议国家的涉海组织，^[28]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有的放矢，有意识地囊括海洋价值观与海洋维权意识的话语阐释，多角度、立体化地强调中国海洋文化关于海洋秩序与国际规则的精准话语表达，例如倡导和平发展、可持续合作海洋安全观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扩展区域经贸合作以构建互利共赢新局面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话语等。另外，针对海外受众，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译介效能，重点关注核心海洋文化话语概念的精准翻译，^[20]采用关注他者视角的视域融合翻译方法，^[27]培养具备跨学科能力的话语翻译传播人才，^[4]亦可基于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开展机器翻译模型实验，利用同一机器翻译模型对不同语料库的数据集进行翻译实验，对比中国海洋文化话语语料库的数据集与其他领域数据集的译文质量，从分词质量、切分力度、语料专业性等角度发展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机器翻译策略。

(四) 提升海洋话语权，加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影响力

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逻辑清晰缜密、内涵准确丰富的话语表达系统，充分、全面、立体地展示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价值理念与现实意义，促进我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事务，让我国在融媒体时代的舆论生态之中、在海洋思潮纷杂交融的国际格局之中塑造日益强大的海洋话语权和话语影响力，推动我国平等参与乃至积极引领国际海洋发展交往与合作的良性互动。鉴于此，在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拓展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在多维媒介与多重语境之中的渗透力与在回应质疑、设置议题等方面的公信力，以培养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海洋文化话语权。

首先，话语强调语言的对话属性，可以在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之间架起信息传输的桥梁。而当前传统话语媒介与新兴媒介叠加并存的背景又为这一桥梁提高了话语生成与话语传播的技术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做出相应的技术调整。第一，跨越报纸、展馆、会议等实体话语空间的边界，关照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在虚拟空间的延展。广泛扩大话语语料搜集范围，将网络社交平台、知识问答平台、视频分享平台等具有庞大民意基础的互联网空间囊括其中。^[1]话语收集过程需整合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提高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技术水平。为避免所收集话语语料稀疏或分散，可参考其他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框架生成模式，综合使用术语库软件(如Lexikon)、词表软件(如T-Manager)等语料抽取工具，并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多种数据增强技术，形成半自动化的话语语料收集方案。只有这样，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才能时刻把握时代脉搏，深刻洞察国内外海洋事业发展的整体趋势。第二，打造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融媒体叙事矩阵，主动在新兴话语媒介发声。我们要理解并顺应新兴媒体与数字娱乐方式所引发的话语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当前以大众媒体为主的话语传播渠道基础之上，大力拓展多元话语传播渠道的协同作用机制。广泛利用大数据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创设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开源话语语料库、数字人文平台与数字博物馆。另外，通过海洋公共外交、海洋旅游、海洋贸易、海洋教育、海洋出版等多重话语传播渠道，将富含宏大叙事的中国海洋文化官方话语表达软化为更为朴素灵活的民间话语，将采用自我视角的海洋文化概念灌输与制度推介变通为鲜活生动的海洋文化话语交流。总之，通过技术革新与学科融合，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话语生成与话语传播的多重媒介渗透，紧跟时代潮流，在通过传统话语媒介积累起巨大影响力的基础之上，努力塑造中国海洋文化话语在新兴话语空间的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密集涌现，彰显了国家向海而生、经略海洋的决心与魄力。但总体而言，尤其是与西方大国相比，我国当前的海洋文化话语权相对不足，引导国际舆论走向、设置国际会议议程、制定国际秩序规则的能力相对较弱。这就降低了了我国弘扬自身优秀海洋文化的效能，阻碍了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甚至招致了西方个别国家对于我国的误解与诋毁。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塑造真实、全面的国家形象，树立张弛有度的海洋文化话语权，我们有必要以话语效果评估为首要着力点来展开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公信力的相关研究。真实有效的话语效果评估可以全面呈现话语受众对于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整体评价、情感偏好以及关切主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话语内容合理性、话语框架系统性与话语表达有效性提供量性数据支持，也为话语体系在回应质疑、议题设置等方面的后续话语应用提供质性分析依据。具体来看，话语效果评估可以通过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情感分析方法与基于Python的话语接受分析方法展开：聚焦海洋外交、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领域的国际重大事件与公共议题，搜集海外各类话语主体关于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解读作为话语接受的文本数据，通过情感分析与话语接受分析进行质性与量性的话语效果评估与舆情信息报告，了解海外国家政府、涉海组织、智库学者、新闻从业者及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关注热点、舆论走向与话语反馈。接下来，话语效果评估的结果又成为我们及时调整话语体系构建路径的前提。在某些基于零和思维与冷战意识而刻意抹黑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论调面前，我们应该加强话语回应意识，善于利用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中系统化、整体性的话语表达，向世界展示中国海洋文化一脉相承的开放包容、和平交流的精神内核，化解话语陷阱与话语冲突。同时，在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时，我们应该加强我国各类海洋文化话语对于海洋议题设置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内容解释、价值引领与方案供给，强化中国在全球海洋发展中的主动权与阐释权。

综上所述，本文在剖析中国海洋文化基本释义的基础之上，综合话语与话语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厘定了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挖掘出其构建传播的现实意义。以此为研究基点，我们尝试廓清了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框架，并对其构建路径进行了探讨，分别从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的角度，对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研究提出了建议，以期对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与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研究提供学理借鉴与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