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由李路执导、周梅森编剧，自湖南卫视播出以来，引起社会的巨大震撼，成为反腐倡廉的一部高水平的艺术教材。作品像B型超声一样全方位扫描了多种社会疾病，深刻揭示了“病情”的严重性。

B型超声是利用超声波的物理特性进行诊断和治疗的一门影像学科，称为超声医学。B超可以清晰地显示各脏器及周围器官的各种断面像，图像富于实体感，接近于解剖的真实结构，用超声可以早期诊断病情，成为现代临床医学中不可缺少的诊断方法。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就是反映社会疾病的“艺术B超”。所谓“艺术B超”，这里是指艺术作品以艺术的方式真实透视了各种社会问题。《人民的名义》以其特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通过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非常深刻真实地反映了许多社会重大问题，成为透视社会疾病的“艺术B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一、《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具有强大透视功能的艺术B超

反腐倡廉是我国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加强和纯洁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1]作为“艺术B超”，《人民的名义》真实、艺术地透视了多种社会疾病：官本主义病、腐败病、帮派病、强拆病、经络不通病、唯利是图病、知识分子病、异化病。可以说，《人民的名义》以B超的强大功能，立体式、全景式、解剖式和批判式地为社会进行了艺术诊断，体现了反腐倡廉这一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其诊断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确实病了，病情还比较严重。这部电视剧告诉我们，我们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有刮骨疗毒和壮士断腕的勇气，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1]

(一) “艺术B超”透视了官本主义病

中国长期受封建社会的影响，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历史传统，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而官本位恰恰是官本主义的集中表现。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通过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官本主义的严重危害性。

所谓官本主义，是指以官为上、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价值观。权力本位必然表现为官本位，其基本特征是唯上、唯官，在决策中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没有民主的集中制，是独断专行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2]“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是积极性。”^[3]《人民的名义》以艺术的方式，形象地反映了官本主义的严重危害性。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从干部级别来看，第一个省部级乃至副国级的赵立春，他是汉东省的原省委书记，是一个始终没有公开出场的主角，担任汉东省委书记时，他提拔高育良担任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甚至想推荐其为省委书记。他在汉东省京州当市长时就脱离群众，夏天嫌天热，躲到有空调的招待所办公。担任汉东省委书记时，他以权谋私，拉帮结派，掌控了汉东省的政治话语权和干部选拔权，以至于去北京担任副国级干部时，仍然遥控汉东省的一些重要事项。高育良担任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他权倾朝野，竟然抛弃相濡以沫的妻子，而与投其所好的高小凤偷偷结为夫妻；祁同伟作为汉东省的公安厅长，也是权高位重，半公开地与高小琴谈情说爱，还生了孩子，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杀人，可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许多亲戚都跟着沾光，连强奸犯也可以无罪释放；副市长丁义珍大量受贿行贿；孙连城甚至利用权力把信访办的窗口设计得非常低，故意刁难上访者；国家某部委处长赵德汉因为掌管审批项目的大权，受贿竟然高达两亿多元人民币，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公安分局局长程度为所欲为，随意关押大风厂的工会主席郑西坡；即使大家喜爱的李达康书记，作风也比较专断，甚至有点霸道，从一把手几乎变成一霸手；沙瑞金作为空降的省委书记，在召开省委常委会时，也不都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往往先定调子，其他常委更多的是应和而已。

沙瑞金书记空降到汉东省以后，当人们得知陈岩石与沙瑞金的特殊关系时，很多人想巴结陈岩石。祁同伟甚至跑到陈岩石养老院的小花园里，几乎是光着膀子给陈岩石挖地。这些巴结陈岩石的各类人，都试图通过陈岩石这一中介，达到巴结沙瑞金的目的，这也是官本主义的特殊表现。

官本位必然影响正常的工作关系，而造成人身的某种依附关系。在电视剧中，赵立春提拔了高育良，高育良就是赵立春的人；祁同伟的岳父梁书记有恩于高育良，而高育良是祁同伟的老师，梁书记、高育良与祁同伟三人就形成了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祁同伟违规调分局长程度到省公安厅办公室任职，程度就与祁同伟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归根结底也是官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如果任人唯贤，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品德能力能够正常晋升职务，就不可能有官本主义。

《人民的名义》在反映官本位的同时，还反映了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从省委书记沙瑞金到反贪局局长侯亮平，他们客观上都需要具有惩治腐败的权力，但预防和惩治腐败，不能依靠人治，而是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因此社会主义本质上不允许官本位的存在，更不允许官本主义成为一种常态。《人民的名义》深刻揭示和批判了官本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为我们国家治理走向民主和法制进行了有益的艺术探索。

(二) “艺术B超”透视了干部严重的腐败病

中国电视剧创作在1990年有个重要的转向，即有些作家回避现实矛盾，电视剧纷纷转向历史题材，各种“戏说XX”的古装戏逐渐占据了荧屏半壁江山，反腐题材作品沉寂20多年。但是，文艺不应该回避现实，而是应该积极干预现实，引领现实走向光明之途。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非常符合我党反腐倡廉的主旋律，以艺术的方式为我国反腐倡廉大声呐喊和呼吁，体现了艺术家可贵的探索精神。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人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而实践证明，腐败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倡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但我们过分追求GDP，导致了精神文明和道德的滑坡。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的腐败问题高度重视，强调指出：“种种现实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1]《人民的名义》揭开了反腐倡廉大戏的序幕，彰显了反腐败前所未有的艺术力度。

在作品中，处级干部赵德汉、副市长丁义珍、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副国级的原省委书记赵立春都是腐败的典型。省委书记沙瑞金认为，“九一六”事件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而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他在省委常委会上狠批干部作风问题，认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所以，在沙瑞金看来，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沙瑞金在纪委和检察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拍了桌子，严厉批评了一个纪委书记竟然敢借查案机会收受违法违纪干部和经济犯罪分子的贿赂，“前腐后继”不是一句玩笑话，是严峻的现实。

沙瑞金痛心疾首地指出了汉东省反腐倡廉形势的严峻性：“近三年来，十二个地级市中的六个市，市委书记、市长出了问题，或者被双规，或者进入司法程序。同志们，半壁江山沦陷了！”^[4](P381)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赵立春留下的人事名单里，三分之一的人被立案，58人涉及买官卖官。在《人民的名义》中腐败主要的表现是握有实权的干部以权谋私，比如赵德汉大量收受贿赂，祁同伟利用权力获得山水庄园的股份，丁义珍既行贿又受贿，赵立春为儿子在项目审批上谋取私利等等，不一而足。作品还深刻揭露了腐败分子的权色交易：高育良与高小凤、祁同伟与高小琴之间都是建立在权色交易下的所谓“爱情”；陈清泉是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竟然打着学外语的旗号，去山水庄园嫖娼外国妓女。这些腐败分子的权色交易，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在电视剧中，一些干部确实“病”了，而且是“重病”。在这方面，三个极端的典型分别是赵德汉、祁同伟和高育良。赵德汉由于“穷怕了”，所以在金钱面前完全失去了人格和一个政府官员的自律性，他受贿高达两亿多元。祁同伟身为公安厅长，违法使用各种枪支，利用权力打击报复自己的同学反贪局长陈海和侯亮平，甚至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利用丁义珍的关系，把价值60万一亩的商业用地当4万一亩的工业用地卖给了高小琴，他和高小琴快速走上一夜暴富之路。在祁同伟眼里，公安厅厅长不再是一个神圣的重要职位，而是可以享受权力和晋升副省长的平台。因此，他平时想的不是履行厅长职责，而是以权谋私，打击报复。高育良的“病”也非常重，他在会议上和其他公开的场合谈问题冠冕堂皇而富有逻辑性，体现了重点大学法学教授的“底蕴”，但其内心世界非常不干净，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的灵魂与人格也病了，但平时城府极深，难以让人发觉。

作品还深刻批判了政府官员的懒政病。李达康真切地向易学习说道：“现在懒政之风变着花样在干部队伍中弥漫，各部门没人愿意干事，大事小事都往市委报，都要他这个一把手拍板。甚至政府方面的项目工程，也都报到他面前了，手上积压的工作实在太多——我今晚还要查几个干部的岗！整天在那儿蒙事混饭吃，我还就不信治不了他们……”^[4](P373)实际上，在反腐高压的背景下，确实刮起了一阵懒政之风，有些政府官员存在不作为的消极现象。懒政之风也是一种特殊的腐败，政府官员拿着人民的纳税钱不干事，坐享其成，这也是腐败的表现。当然，李达康所说的“懒政”客观上也反映了如何理顺党政关系，如何形成发展的合力问题。

从作品总体上来看，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腐败干部的批判上，而是深刻揭示了腐败是一种社会病，这种社会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如果每个人不从自我做起，即使平民百姓，一旦有了权力，仍然有可能走向腐败。老百姓的心里都认为无官不贪，腐败就像是癌细胞，所以，侯亮平感叹地说：“我长期从事反贪工作，抓贪官，抓来抓去，也产生了疑问：抓得完吗？当官的成贪官，经商的成奸商，小百姓见点便宜也争的争抢的抢，一旦手中有权，谁敢保证他们不是贪官？所以，必须改造有病的社会土壤！”^[4](P380)作者如此剖析腐败，无疑揭示了腐败的社会土壤，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注意。

实际上，干部腐败不仅有体制的因素，而且与哲学的异化不无关系。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干部如果被金钱和权力所异化，就容易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失去人的主体性，“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却异化为人民的主人”。^[5]因此，侯亮平倡导“大家要从自身的病灶着手，切断个人与社会互相感染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尽力打造一片净土……”^[4](P380)作品启示我们：要从根本上治疗腐败病，大家既要“从自身的病灶着手，切断个人与社会互相感染的恶性循环”，从自我做起，又要从根本上“改造有病的社会土壤”。这是作者提供给读者和观众乃至社会根治腐败病的良方。

(三) “艺术B超”透视了多种严重的社会病

《人民的名义》不仅揭示了官本主义病和严重的腐败病，而且还深刻全面地揭示了多种形式的社会病。作品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形象地反映了多种社会病的严重性。

1、激起民愤的强拆病

近些年围绕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以及各种企业建设等，各种暴力拆迁引发的恶性案件屡屡发生，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社会话题，^①激起了民愤，影响了社会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人民的名义》通过山水集团对大风厂的暴力拆迁，深刻揭露了“九一六”事件的腐败原因。

① 截止2019年8月4日，百度一下“暴力拆迁”，显示结果是“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13, 700, 000个”。

暴力拆迁是指通过暴力手段强制进行征地拆迁的行为。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的要求，均明确规定严禁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暴力拆迁的对象是所谓的“钉子户”，拆迁者对这些所谓的“钉子户”实行停水、断电，甚至威胁、恐吓、绑架等手段，强行拆除房屋等建筑物。实际上，暴力拆迁往往伴随着野蛮拆迁，有时动用黑社会组织和社会流氓、打手等，恣意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

《人民的名义》中“九一六”暴力拆迁是造成3人死亡、38人烧伤的恶性案件。这次火灾尽管是偶然导致，但强行拆迁客观上已经埋下了火灾的伏笔。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这次强拆竟然雇佣了涉黑的拆迁队，而拆迁队队长常小虎靠拆迁起家，心狠手辣，是京州市出了名的拆迁大王。常小虎组织了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换上警服，出动警车，在夜色掩护下冒充警察，试图用推土机、铲车等大型机械对大风厂强行拆除。沙瑞金认为这个“九一六”事件不简单，并做出初步判断：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而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山水集团是一个民企，对大风厂拆迁的诉求不是宪法说的“公共利益”，在未与大风厂的职工达成协议的前提下，竟然雇佣假警察试图对大风厂暴力拆迁，这显然是违法的。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假警察开的警车竟然是公安部门批准使用的真警车，这虽然是个案，却严重损害了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公信力。

2、上访难的“经络不通病”

一个健全的社会和国家，应该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信息渠道，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各种经络之间、动脉和静脉之间，都应该是畅通的，而不应该有任何的阻塞；如果有阻塞，就可能导致脑血栓、脑溢血、心脏病、面瘫、半身不遂、植物人、痛风、静脉曲张、四肢麻木等疾病。我国虽然早就建立了上访制度，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多种原因，群众上访难一直是个社会难题，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人民的名义》恰恰非常深刻地反映了群众上访难这种“经络不通病”。

作品反映“经络不通病”，主要是通过陈岩石的上访和检举表现出来的。为了揭发赵立春，陈岩石以各种形式举报了12年。针对大风厂事件，陈岩石为讨回工人们的合法权益，早就向李达康和京州市委汇报，给李达康写信打电话，而李达康却近乎庄严地说“我以党性和人格向您保证，我既没收到您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4](P61)陈岩石则直接批评李达康：“那你就是被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4](P61)我们可以设想：陈岩石曾经是正厅级的汉东省检察长，德高望重，群众威望极高，向上级反映情况尚且如此艰难，如果是寻常百姓，就会更加艰难。

实际上，作家张宇早在1988年中篇小说《阑尾》中就已经揭示了这种“经络不通病”。在《阑尾》在中，市长郑文舟到一个新的城市任职，为了检验一下群众给他写的信自己是否能够收到，化名给自己写了一封信，结果竟然没有收到，因为凡是给市长的信，都需要经过秘书科的检查，然后才送到市长手里；如果没有通过秘书科的审查，市长就收不到自己的信。

关于“经络不通病”，作品还通过丁义珍设计矮小的上访接待窗口，揭示了群众上访难的社会现象。区长书记接待日害怕群众，竟然安排很多警察来维持秩序，李达康严肃批评区长孙连城：“把我们的人民群众当敌人防着，这不好，严重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人民群众要遭多少罪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啊？孙连城，你像话吗？你这个共产党的区长称职吗？”^[4](P176)这段对话颇发人深省，引人反思：我们应该保持人民和政府的血肉关系。

习近平的人民观是我们解决上访难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1]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拥有正确的人民观，心里装着人民，就会大大减少各种社会矛盾，大大减少上访事件，客观上也就不会出现上访难的社会问题。

放眼历史长河，客观上说，从整体上来看，人民群众确实是伟大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但实际上，人民很难在很大的时空中以整体的角色同时发挥作用，而只能是以个体和少数人的情境出现，这就导致我们的干部对人民的认识产生错位：即从整体上和宏观上肯定人民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平时也会经常把“人民”挂在嘴边，但在具体问题上和微观上对人民的个体、少数群众的合法权益却重视不够，因此，对待个别上访的群众就不再视之为“人民”了。这就形成了对人民的整体肯定与对人民具体的个体或少数群众否定的自相矛盾。

群众之所以上访难，一方面是因为存在官本主义，官僚主义唯官唯上，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在更深的层次上，与我们干部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定位存在误区有直接的关系。作品中的高小琴风趣地逗祁同伟：哎，祁厅长，你别不信啊！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过有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祁同伟的回答不仅表现了他的英雄史观，而且也直接表现了对“人民”的质疑：“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哎，哎，咱们都别虚伪，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了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他在哪里？”^[4](P109)祁同伟对人民的认识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政府很多官员对人民的认识。

历代统治者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问题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统治者虽然怕水，但并不怕一滴水，而个体则只能算是一滴水，即使少数群众，也只能算是一碗水或一桶水，凭你这一碗水或一桶水是绝对翻不了船的。实际上，虽然沧海一粟不是大海，但正是无数的沧海一粟才能够汇成浩瀚的大海。

3、知识分子的随波逐流病

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领域。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精神生产的主体，成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但在现实中，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患了随波逐流的病。《人民的名义》通过塑造高育良、吴老师、梁璐及其他大学老师的形象，客观上深刻反映了知识分子的随波逐流病，这也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的艺术批判。

高育良本是汉东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和政法系主任，从政以后很快适应了官场，但很快随波逐流了，变成了虚伪无耻的政客。他老谋深算、文雅虚伪、冠冕堂皇、笑里藏刀、喜新厌旧、知法犯法，拉帮结派，对赵立春阿谀奉迎，对属于自己体系的弟子祁同伟百般庇护，默认和纵容祁同伟加害侯亮平。在晋升省委书记的愿望破灭后，竟然喜欢吟唱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高育良的变化反映了一批大学专家学者从政后的蜕变与堕落，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高育良的妻子吴老师是汉东大学的教授、明史专家，竟然患了抑郁症。她听天由命，相信命运，让高育良认命，省委书记命中注定就不是他的，她还去庙里求签，大师说高育良该找一个新的靠山石，于是，祁同伟与程度很快为高育良送来价值不菲的靠山石。纵观全剧，吴老师作为大学教授，既缺乏人生理想，又缺乏独立人格，为了享受官太太的名利与荣耀，竟然忍受高育良对婚姻的背叛。吴老师对侯亮平坦率承认说自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祁同伟的妻子梁璐也是汉东大学教师，本来与老师恋爱并怀孕，却被老师抛弃了，最后出于报复，拼命追求祁同伟。她最初是祁同伟的班级辅导员，看中了祁同伟的相貌英俊和品学兼优，主动追求他到大学毕业。祁同伟因为梁璐比他大10岁，一直拒绝梁璐的求爱，因此毕业分配时受到排挤，被分配到偏僻的乡司法所。祁同伟考虑到梁璐的父亲梁群峰是省政法委书记，毕业后为了政治前途，又反过来狂热追求梁璐，梁璐终于答应了祁同伟的求爱，成为祁同伟的妻子，进入了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围城。后来，梁璐在得知祁同伟与高小琴产生婚外情以后，竟然逆来顺受，决定继续做鸵鸟委屈自己，将头深深埋起来，长期过着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吴惠芬劝梁璐不能因小失大，要学会忍耐，做到难得糊涂。

此外，梁璐的前男友是汉东大学的老师，为了出国竟然抛弃了已经怀孕的梁璐。这个男人虽然没有出场，但客观上却是影响梁璐与祁同伟婚姻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没有他对爱情的背叛，梁璐就不可能追求祁同伟，而祁同伟就不可能被分配到偏僻的乡司法所，就不可能影响祁同伟的正常仕途以及后来祁同伟所发生的一切。以上情节表明，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病了，没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而是随波逐流，在世俗化中或者堕落成了“高育良”，或者不经意间变成了“吴老师”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变成“梁璐”这样没有自我、也没有理想的怨妇。

4、各种社会病纷纷原形毕露

(1) 干部体制机制病

自从党中央下决心反腐败以来，揪出各种大老虎、苍蝇和蚊子无数，这一方面彰显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一方面也反映了干部体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为任何人一不小心，就容易蜕变成苍蝇蚊子甚至大老虎。干部体制机制不完善，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任人唯亲、任人唯财(送礼)的现象。作品通过人物之口直接评论道：“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使用。”这种说法尽管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实际上许多组织部门选拔干部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淘汰”的现象。易学习就是不跑不送的干部，虽然没有降职使用，但在正处级岗位一干就是25年！当电视剧演到李达康、易学习与王大路三人喝酒的情景时，易学习感叹说，“如果金子埋得太深了，也不容易发光啊！”听罢此话，睹此情景，不由感慨系之，易学习能够任劳任怨25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这需要多么大的人生格局？

(2) 社会的唯利是图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利是图几乎是道德滑坡的重要表现。为了个人利益，许多人行贿受贿，皮包公司、各种诈骗层出不穷，正如侯亮平的感叹：当官的成贪官，经商的成奸商，小百姓见点便宜也争的争抢的抢。《人民的名义》中，电工可以随时变成培训班的数学老师进行诈骗；为了挣钱，郑胜利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郑乾(谐音“挣钱”)，并且和王校长开的都是皮包公司，在光明峰项目招标会上举假牌。王校长借开办京州新春技术学校之名，以招生为骗局，欺骗学员，骗取国家的补贴款。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被金钱和权力所异化了，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奴隶，在唯利是图中已经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

(3) 团体主义的帮派病

《人民的名义》还深刻揭示了团体主义的帮派病。帮派病在我国现实中可谓比比皆是，拉帮结伙者有之，各种“站队”有之，各种“跟人”有之。沙瑞金严肃地指出了“这个山头、那个圈圈”，把党组织变成了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里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许其他同志上！《人民的名义》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秘书帮、汉大帮之类的小团体。

艺术应该成为时代精神的感性显现，成为民族精神的审美符号，应该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利器。令人欣喜的是，中央下决心反腐已经大见成效，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正是以艺术的方式，深刻表现了时代精神——反腐倡廉这一重大的时代主题，成为我们诊断社会疾病的“艺术B超”。在“艺术B超”的照射下，各种社会“疾病”通过电视屏幕毫无遮拦地暴露出来，原形毕露，让观众吃惊，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人民的名义》的艺术成就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反腐倡廉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以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一) 塑造了一系列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

一部好的艺术作品，不是时代精神和政治观念简单化和概念化的传声筒，而是必须依存于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才能蕴涵独特的艺术魅力。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演员阵容强大，大咖云集，每个演员都各具特色，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艺术形象异彩纷呈，别具一格。

侯亮平是一号主角，有勇有谋，智勇双全，阳光帅气，又有一点幽默风趣，在原则和大是大非面前，不拘泥于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甚至面对祁同伟的威逼和高小琴的利诱，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山水庄园进行“智斗”。为了截住欧阳菁，竟然不给市委书记兼省委常委的李达康面子，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在审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能够根据案情与当事人的心理特征，有的放矢，拿出卓有成效的措施。特别在缉拿祁同伟的时候，侯亮平对其潜逃之处做出了独特的分析和判断，明知祁同伟携带武器，但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深入险境，与祁同伟斗智斗勇，终于化险为夷，避免了祁同伟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沙瑞金是中央派到汉东省的新任省委书记，他为人正义凛然、稳重冷静，注重调研，作风扎实，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不拘一格任用易学习。他处事果断，富有智慧，是一个锐意改革创新的好书记。

李达康是京州市委书记兼省委常委，这是作者着重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其个性鲜明独特。李达康是贯穿于电视剧中的一个枢纽性的人物，他与作品中许多重要的艺术形象产生交集，与高育良、王大璐、易学习、沙瑞金、陈岩石等都有交织。他有很强的事业心，刚正无私，坚持原则，有魄力，具有开拓精神和奉献精神，也是一个不顾家的“工作狂”，但他作风专断，从一把手几乎变成“一霸手”，反映了干部体制对掌握实权的干部缺乏必要的监督。

祁同伟的人生颇有戏剧性，先后经历了希望——失望——希望——破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作为优秀的大学生，他对未来的爱情和事业充满了希望，却拒绝梁璐的求爱而得罪了梁璐，后被分配到了偏僻的乡司法所。为了前途，又不惜出卖尊严，向梁璐跪地求婚，而后来借助岳父梁书记和老师高育良的关系，很快晋升为省公安厅长，具有了晋升副省长的机会。但在利益面前，他利令智昏，不惜走上犯罪的深渊。作者在塑造祁同伟这个形象的过程中，由于对他的批判不够，客观上引起部分观众对他的同情，这是形象塑造的美中不足。实质上，祁同伟虽然被分配到偏远的乡司法所，有失公正，但这不能成为他在没有爱情的前提下追求梁璐的理由，更不能成为他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报复杀人的客观理由。

高育良曾经是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教授，是学者型的党员干部，后来成为汉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本来德高望重、权高位重、稳重老练、经验丰富，处事深思熟虑，但逐渐变得老谋深算、儒雅中透着虚伪，热情中透着冷酷。他一手栽培提拔了很多干部，被外界称为“汉大帮”，最后竟然婚姻出轨，并默认祁同伟的犯罪行为，终于身败名裂，让人大跌眼镜。

陆亦可是一个富有个性而又忠于爱情的女检察官，人格高尚，爱情专一，做事精明强干，具有原则性，柔中有刚，为反腐工作尽职尽责，是一个很难得的检察官。

高小琴是山水集团的董事长，年轻漂亮，仅从个性特征而言，颇有《沙家浜》中阿庆嫂的风格，八面玲珑，富有心机，善于应酬，但处事圆滑，是一个叱咤政界与商场的风云人物。她的独特身世及其悲剧命运，让观众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心理感受。

吴惠芬本来是高育良的妻子，后来因为高育良出轨而离婚。作为大学教授，吴惠芬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也缺乏人生理想，最终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后来与高育良没有了爱情，却相信命运，竟然浑浑噩噩地与之生活在一起。

陈岩石是原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反贪局局长陈海的父亲。他两袖清风，公正廉洁，举报原省委书记赵立春贪赃枉法十几年，又多次向李达康反映大风厂的情况，敢于为民请命，为解救人质而甘愿自己当人质。他甚至退休后，卖掉自己的房子，把卖房款捐出去，自费住进养老院。他住的养老院成为群众心里的“第二检察院”。

总体来看，上述艺术形象都是成功的，其他艺术形象也都展现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如检察长季昌明、大风厂工会主席郑西坡、京州市公安局长赵东来、商人蔡成功、汉东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处长赵德汉、副市长丁义珍、京州市纪委书记易学习等形象，也都为电视剧的成功展现了自己的艺术魅力。

(二) 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

从电视剧的内容来看，《人民的名义》表达了反腐倡廉的重大主题，但作者并没有在名字上表示出反腐倡廉的主题，而是采用反讽的艺术手法，颇发人深省。

在祁同伟自杀以后，侯亮平到高育良家谈话，质问高育良，你以人民的名义说这些话，是真的吗？很显然，高育良在会议上冠冕堂皇、高谈阔论，实际上是言不由衷。在现实中，许多腐败分子往往以人民的名义欺世盗名，实际上阳奉阴违，一边嘴上大力反腐，一边暗地里大力贪腐。最滑稽的是，多名腐败分子在已经腐败尚未暴露的前提下，仍然在反腐大会上作反腐报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反讽法，又称倒反法、反语，是说话或写作时的一种技巧，具有讽刺意味的语气，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义理，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与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思相反，只有结合前后文的语境，才能了解其用意。反讽最显著的特征是言非所指，也就是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相互矛盾。小说《以人民的名义》第五十章写侯亮平到高育良家里看到高育良在电视里高谈阔论：“在会议主席台上，在电视新闻上，滔滔不绝，说得多好啊！一口一个人民，可当他以人民的名义这么大谈特谈的时候，总让人们觉得很讽刺，人民在他们那里仅存名义而已！”^[4](P357)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四章写山水庄园的“会客厅顶天立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书柜里摆着不少经典书、流行书和线装书，竟然还有一套马恩全集。”这一场景的描写客观上也充满了讽刺意味：会客厅如此摆设，颇有点附庸风雅，对违法乱纪唯利是图的高小琴们真是绝妙的讽刺！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形象地告诉观众：许多腐败分子通常打着红旗反红旗，在会议上或者在其他公开的场合，以所谓的“人民的名义”为招牌，似乎正义凛然，慷慨陈词，显示出很革命的样子，满嘴“人民”，但满肚子男盗女娼，口蜜腹剑，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

(三)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多场面相互交织

《人民的名义》在故事情节安排上，独具匠心，曲折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逐步推进故事情节，从开端、发展、高潮到结局，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吸引观众沉浸其中，目不转睛，爱不释眼。

故事的开端是以查处贪官赵德汉藏有两亿多人民币为契机，引出对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追查，因为丁义珍一旦落马，将会涉及一大批人，祁同伟违反原则，帮助丁义珍逃往美国。故事至此，各种悬念迭生，扣人心弦。比如，海外追逃人员能否找到丁义珍，然后能否劝其返回中国？黑社会是否会置丁义珍于死地？这些问题都直接吸引着观众思考。反贪局长陈海是遭遇车祸，还是遭人暗算？如果遭人暗算，侯亮平和公安部门能否尽快查出凶手及其幕后黑手？侯亮平能否像陈海一样遭人暗算？当蔡成功揭发欧阳菁受贿时，侯亮平是否敢查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妻子？李达康对此是什么态度，可能怎么处理？山水集团对大风厂进行强拆能否造成重大群体事件？陈海最终能否醒来？陆亦可与陈海的爱情能否有好的结果？赵东来追求陆亦可能否得到认同？通缉祁同伟，能否顺利结案等，一系列矛盾和故事情节都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这部电视剧的魅力还在于导演善于运用多镜头的交叉切换，全方位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以展现复杂矛盾的立体结构与时空的同步性，使观众能够同时了解和把握剧情多种故事线索的发展脉络。多镜头的交叉切换客观上避免了故事的单一性，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也非常有利于展现多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多场面相互交织的过程中，作品分别表现了丰富的内容：吴老师、梁璐的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各种复杂的权力交织和利益交织，副国级大老虎赵立春的干涉，高育良和祁同伟可能对案件侦破的干扰，大风厂职工的安置与企业重建，陈海能否苏醒，侯亮平能否遭遇黑手，李达康怎样对待妻子欧阳菁，甚至陆亦可怎样把握她在陈海与赵东来之间的感情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或大或小的悬念。这些悬念恰恰是通过若干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多场面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的。

简言之，《人民的名义》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在艺术上具有特殊的魅力。看完了整部电视剧，许多艺术形象仍然魂牵梦绕在脑海，构成了大脑中丰富多彩的审美意象，演员的个性表演与故事情节基本达到了和谐统一，导演和作者把反讽的艺术手法自觉运用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多场面的相互交织中，客观上构成了一幅空前的反腐倡廉的艺术画卷，也是21世纪的一幅官场形态图，成为反腐倡廉时代主旋律的重要艺术标杆。

三、《人民的名义》的缺憾

笔者在充分肯定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看到作品客观上仍然存在一些缺憾。腐败分子虽然纷纷落网或者死亡了，意味着正义力量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作品一些重要细节的疏漏客观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作品留给观众的不仅仅是痛快和愉悦，而且还有很沉重的担心和忧虑。

(一) 反腐倡廉遭遇诸多艰难险阻 1、反腐败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

自古以来，邪不压正，但在《人民的名义》中腐败的力量却十分猖獗，腐败分子不但占据了要位，而且还直接利用权力阻碍反腐败，甚至直接扼杀正义的力量。反贪局长陈海被人差点撞成植物人，新任反贪局长侯亮平不但被鸣枪警告，而且在山水庄园的鸿门宴上差点被狙击手暗杀，还曾经一度被诬陷而停职反省。

反腐败是非常艰难的，我们8700多万党员，仍然需要一个80岁的老检察长陈岩石冲在反腐第一线冲锋陷阵，“扛着炸药包向前冲。”他住的养老院成为“第二检察院”，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他在大风厂因为强拆可能造成巨大伤亡时挺身而出，是化险为夷的第一功臣；在王文革绑架蔡成功的儿子时，他又主动充当人质，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在岗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有待提高。而陈岩石因为举报省委书记赵立春十几年而受到排挤，最终没有享受到副省级的正常待遇，客观上又为清正廉洁的干部的逆淘汰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样板。

2、清明廉洁面临“逆淘汰”的危险

在干部体制不完善的前提下，有些单位的干部任命主要是由单位一把手说了算，组织人事部门往往只是履行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一把手一旦腐败了，下属就很难得到正常晋升。《人民的名义》在谈及干部任用的问题时，借人物之口揭示了官场的潜规则：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使用。面对这种潜规则，很多清廉的干部不但很难正常晋升，而且很容易遭遇逆淘汰。所谓逆淘汰，是指坏的淘汰好的，劣质的淘汰优质的，小人淘汰君子，平庸的淘汰优秀的。易学习为人正派，清明廉洁，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但他不巴结上级领导，结果在正处级的职位上一干就是25年，直到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到汉东省任职，才被推荐重用。

由此可见，作品客观上揭示了反腐倡廉的艰难性，对国家而言，反腐倡廉任重道远；对于个人而言，反腐倡廉有可能遭遇逆淘汰。因此，作品留给观众的思考是沉重的，留给社会的叩问是深刻的，应该引起政府对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

(二) 没有反映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思想力量

《人民的名义》在反映知识分子随波逐流病的同时，并没有反映出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想力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引导作用，这是作品严重的缺憾。

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领域，知识分子是精神生产的主体，应该成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但在现实中，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患了随波逐流的病。《人民的名义》通过塑造高育良、吴老师、梁璐及其大学老师，客观上深刻反映了知识分子的随波逐流乃至堕落病，这也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的艺术批判。《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从重点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和政法系主任适应官场以后，很快随波逐流变成了虚伪无耻的政客；高育良的妻子吴惠芬是重点大学的教授、明史专家，但缺乏人生理想和独立人格，竟然患嫉妒抑郁症，听天由命，相信命运，为了享受官太太的名利与荣耀，甘于高育良对婚姻的背叛，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梁璐也是重点大学教师，本来与老师恋爱并生了孩子，却被老师抛弃了，最后出于报复，拼命追求祁同伟，一开始就进入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围城，在得知祁同伟的婚外情以后，竟然逆来顺受，决定继续委屈自己做鸵鸟，长期过着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梁璐的前男友是重点大学的老师，为了出国竟然抛弃了已经怀孕的梁璐。很显然，我们基本看不到作品中优秀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在《人民的名义》中，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病了，没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而是随波逐流，在世俗化中或者堕落成了“高育良”，或者不经意间变成了“吴老师”，或者变成了“梁璐”。我们高等教育最精华的知识分子，绝不应该甘于沉沦和随波逐流，这样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才会有希望。

我们应该承认，作品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深刻的，但作者的人生经历限制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深入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一些知识分子受大环境的影响，开始堕落甚至腐败，但也有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光辉俊杰的人格和不断探索真理的信心和勇气，承担起用思想和真理引领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这些知识分子是中国精神生产的真正主体，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他们或以个体的思想存在方式或以智库的集体存在方式，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在《人民的名义》中，作者塑造的汉东大学的所有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几乎都是亚健康的，甚至是病态的和腐败的，竟然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作者之所以如此描写知识分子，客观上可能与其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作者在现实中接触更多的是一些政府官员，而这些政府官员很多都腐败了，作者也了解一些甘于平庸乃至腐化堕落的知识分子，但没有从心理上和本质上深入了解一些优秀知识分子的骨气和人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但知识分子中依然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三) 没有揭示出干部腐败的深层原因

《人民的名义》揭示了干部腐败的严重性，但在反映干部腐败的归因方面，并没有抓住腐败的深层次原因。

干部腐败既有体制机制的因素，也有主体因素。从哲学角度来看，干部腐败是因为特定主体发生了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异化。侯亮平查处赵德汉巨大受贿案时，赵德汉一把鼻子一把泪地交代说，他之所以受贿这么多，是因为他“穷怕了”。他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啊，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呢……^[4](P6)这显然没有客观地反映出赵德汉走向腐败真正的主观原因。小说《人民的名义》写道：“人的贪欲永无止境，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抓住一切机会聚敛财富。他们的贫苦出身，使得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暴富机遇，因而也就变得百倍疯狂、千倍贪婪！”^[4](P348)很显然，作者这一番议论试图揭示“贫苦出身”对于一个人走向腐败的巨大影响。

但是，作者这种观点很难站住脚，赵德汉和祁同伟之所以走向腐败，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贫穷，而是因为他们在金钱与权力面前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双重异化，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从党性和情商的角度来看，干部腐败既与缺乏党性修养有关，也与情商较低有关。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倘若没有党性的自律和欲望的控制，就很容易因利益驱动而走向腐败的泥沼。从完善干部体制的角度来看，没有民主的土壤和缺乏监督的权力，干部就容易走向腐败。干部腐败客观上与权力缺乏监督、干部体制不完善有关，也与民主与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无关系，这是干部腐败的体制性原因和深层的社会原因。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高薪虽然有利于养廉，但高薪并不能决定养廉，因为有些人贪无止境；贫穷虽然不利于养廉，但贫穷并不是决定贪欲的主要原因。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民的名义》却把干部的腐败原因简单化了，作品虽然彰显反腐败的主题，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腐败的深层原因和多方面原因。

(四) 有些故事情节不完全符合生活逻辑

文学创作需要艺术虚构，但必须合情合理，要创造出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为此，文学创作需要符合三个逻辑：人物的性格逻辑、人物的情感逻辑和故事的生活逻辑。在叙事作品中，生活逻辑主要表现为故事情节和一些细节的真实性。《人民的名义》基本符合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但在生活逻辑方面，有时候不够严密，有不少情节的真实性需要商榷。

情节一：侯亮平去医院看望陈海，竟然被市公安局的两个公安人员误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任凭侯亮平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他们不容分说就将侯亮平强行带到京州市公安局。这两个公安虽然是新人，但如此低级的执法水平，难以服众，因为他们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市公安局的公安！

情节二：侯亮平回到北京，与儿子侯浩然去玩CS时，光天化日之下胳膊上被人打了两枪，竟然没有伤及胳膊，而只击穿了衣袖上的一个洞。很显然，这种在大白天恐吓侯亮平的设计不太符合生活逻辑。

情节三：周正奉命去美国带回丁义珍，在旧金山的餐馆发现丁义珍后，三个公安人员竟然一起回去向毕队长汇报，这完全不符合办案的基本常识。正确的做法是留下人在餐馆或附近盯梢，预防犯罪嫌疑人溜掉。剧情的安排恰恰没有留下盯梢的人，结果当他们汇报完再来到餐馆时，丁义珍已经被黑社会带到另外一个庄园了。

情节四：办案人员说大风厂职工授权材料是假的，但不知是谁造的假。实际上，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只要查清是谁向法院提交的职工授权材料，案情就可以真相大白。

情节五：京州市公安局长赵东来已经确认在山水庄园的狙击手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职业杀手，在机场被封的前提下，是祁同伟联系特殊通道把杀手送上飞机的。侯亮平知道后，完全可以沿这个线索追查祁同伟，但这么重要的一条线索竟然没有了下文。

情节六：侯亮平的侄女刘珊来京州应聘阿尔法信息公司，这不太符合生活逻辑。在互联网时代，应聘者一般都要从网上查阅人才招聘单位的详细材料，刘珊难道这么轻易就被阿尔法信息公司忽悠了！从生活逻辑的角度来看，刘珊基本上没有贸然到京州市应聘阿尔法信息公司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情节七：京州市检察院在没有与省检察院沟通以前，怎么可能单独提审蔡成功？竟然让蔡成功有机会诬陷侯亮平局长？

情节八：陈岩石为救人质，不惜拿自己替换人质。如果王文革是一个真正的劫匪或者不了解和不尊重陈岩石，王文革可能会继续拿刀顶着陈岩石的脖子，但是，王文革非常熟悉和尊重陈岩石，当陈岩石自觉当人质进入房间以后，场面应该有所缓和，但剧情却仍然让王文革声嘶力竭地用刀拦着陈岩石的脖子，这个细节不符合生活逻辑，经不起推敲。

情节九：陈岩石没有死在王文革劫持的现场，也没有死在医院的病床，在脱离危险后，来到陈海的床前，竟然在拥抱儿子中寂然去世。这样安排故事，也不太符合生活逻辑。

情节十：祁同伟被通缉以后，来到曾经成为缉毒英雄的孤鹰岭，企图持枪负隅顽抗。侯亮平在劝说祁同伟时，如果只谈法律正义和老同学的情谊，而不谈祁同伟的孩子和高小琴，就必然影响谈判的效果。可以设想，如果用高小琴和孩子的未来打动祁同伟，也许会收到劝降的效果，祁同伟就不一定自杀。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细节，陈岩石卖了自己的房子把钱捐出去，然后住到养老院，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即使存在，客观上也极其罕见，也不能简单地写进艺术作品，因为这样的事例没有典型性。无论是从道德还是法律的双重角度来看，公务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非常正常的。既然如此，作品写陈岩石卖掉自己的房子捐款这件事，基本上没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也就缺乏典型意义。

(五) 情节应该在张弛有度中更加精炼

全剧洋洋洒洒，长达52集，显得有些拖沓，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甚至情节可以删去，使作品更加精炼，浓缩为40-45集基本就可以了。

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界出于对极左路线时期文艺没有反映爱情和婚姻的矫正，所有的艺术作品几乎都要加上“爱情”这个“五香面”甚至是“婚外恋”的插曲。《人民的名义》在这方面也未能脱俗，有意无意地加入了很多爱情的插曲，比如周正与林华华的爱情，郑胜利与张宝宝的所谓爱情，祁同伟向梁璐求婚的宏大场面等，完全可以精简一些，或者用镜头一闪而过，或者通过人物叙述即可达到目的，但作品经常用这些细节于不经意间冲淡了剧情的内涵，尤其是如很多观众所认为的，郑胜利(后改名为郑乾)与张宝宝的剧情占的画面稍微多了一些，他们的存在虽然与故事主题有些相关性，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的纠结点，有喧宾夺主之嫌。从艺术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郑乾与父亲的对话也可以精炼一些，过多的插科打诨，客观上削弱了作品的严肃主题和悲剧感。

吴心仪是汉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原庭长，也是陆亦可的母亲。她出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向侯亮平送水饺，委托侯亮平关心女儿陆亦可的婚姻问题。在侯亮平被停职反省期间，侯亮平通过她与陈岩石联系，客观上也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剧中多次提到她给侯亮平送水饺，这就有些超出一般的生活逻辑了。吴心怡毕竟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而是高级人民法院德高望重的法官，经常为自己女儿的领导送水饺，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

侯亮平回到北京领着儿子参加辅导班，发现辅导班的数学老师涉嫌诈骗，按照一般常识，只要他亮出反贪局局长的身份，估计那些打手也会放弃对他的围攻，而不一定需要他用自己的功夫打倒那些小混混。因此，这个情节也可以简略。电视剧不需要借此给观众展示武功的作用大于正义和法律的力量，因为在现实中，大部分人没有侯亮平那么高的武功啊！在这一点上，作者和导演也未能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来处理这个矛盾。

综上可见，《人民的名义》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白玉微瑕，瑕不掩瑜。结尾部分写了侯亮平的自言自语：老人家说得对，好在我们党已经醒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作品结尾极具象征意义，作者把复杂的现实以及对现实的忧虑，通过“严酷的冬季”这一具象展示出来。作者很显然看到了反腐的艰巨性，但他也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有8700多万名党员，党内也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人民就不会信任和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1]作品最终写道：然而冷峻的荒芜中，不也孕育着春天的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