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传记作家沃尔特·哈丁(Walter Harding)指出，人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解读《瓦尔登湖》(Walden, 1854)。它可以是一本关于自然的书, 类似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它可以是一本关于简单生活的书, 类似《鲁滨逊漂流记》；^①它也可以是一本类似《格列佛游记》的书，一本对人类寻欢的众多缺陷进行辛辣讽刺的书；它还可以是一本类似《天路历程》的书，一本关于追求更高生活的书。^[1](P334)的确，《瓦尔登湖》为人们提供众多解读视角，但是任何一个视角都不能完全涵盖它的深意，正如评论家理查德J.施奈德(Richard J. Schneider)所说，人们对《瓦尔登湖》所含意义的解读远未触及瓦尔登湖的“坚实湖底”。^[2](P92)

① 事实上，《鲁滨逊漂流记》并非一个关于简单生活的书，它更多地被看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文学再现。

本文通过对《瓦尔登湖》的第一章“经济篇”进行文本细读，讨论梭罗的“生活的经济学”。他的“生活的经济学”是指获取生活必需品，过简约生活，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深入生活(live deeply and deliberately)，获得“个体生活与个体经验的圆满”。^[6](P27)他由自己在林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经验出发，主要从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着和住所三个方面来论述他的“生活的经济学”的可行性，强调人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他注重人们在精神层面对更高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是却忽略了人们追求的物质生活所具有的阶级性。

一、生活的经济学

《瓦尔登湖》第一章的英文题目是“Economy”，常被译为“经济篇”。一提到“经济”，当时的人们常会想起鲁滨逊的“账簿式”语言，也会想起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理论。梭罗在“经济篇”中间接地提到了鲁滨逊，直接地提到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不过，他提及这两个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却是为了嘲讽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儿子，因为他，他的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梭罗讽刺学校只教授学生无用的政治经济学，却不曾认真教授他们“生活的经济学”(the economy of living)，这是哲学的同义语。^[3](P46)在梭罗看来，“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它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3](P25)

梭罗指出，“Econo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家政术”(Oikonomia)，意思是“治家，即管理家庭或房子”(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or of household affairs)。^[4](P29)“‘Oikonomia’中的‘oikos’表示房子或家庭，‘nomos’表示管理。它最初的基本含义指治家理财的方法，含有节约与管理等意思，后来被逐渐扩大到治理城邦与国家的意义范围，衍生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5](P22)梭罗将《瓦尔登湖》的开篇定为“Economy”，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定义——例如社群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指“economy”的词根意义。他希望人们重视的“生活的经济学”就与该词的词根相关。^②他试图说明他的“生活的经济学”与国家财富的创造无关，与个人财富的积累无关，与市场经济无关，但却与个体对不同生活形式的体验有关。

②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很多词都注重词根意义，例如，“agri-culture”in“Economy”, the tilling or culture of a field, with a pun on human nature; “phil-anthropic” in “Higher Laws”和“extra-vagant” in “Conclusion”.

梭罗的林中生活让人立刻想到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黄梅指出，鲁滨逊与富兰克林有着一脉相通的簿记语言，“这套语言承载着一种顽强的理性主义思路，是鲁滨逊们求生存图发展的有力武器。”^[7](P48)梭罗在“经济篇”中叙述他的林中试验时，戏仿鲁滨逊的“账簿式”语言，但是他的这种看似理性的言说方式却是为了说服人们摆脱精神上或物质上的“静静的绝望生活”(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评论家伊恩·瓦特(Ian Watt)将鲁滨逊看作“经济个人主义者”(economic individualist)的代表，“经济个人主义者”将个人的成功定义为对财富的创造及占有，^[8](P60)而对财富的创造及占有也是美国人在19世纪尤为热衷的一件事。瓦特指出，在“劳动分工”初露端倪的英国，为了凸显“劳动的尊严”，即，“个人付出和个人回报的绝对对等”，小说家笛福倒拨经济时钟，将鲁滨逊放到一个孤岛上。^[8](P72)鲁滨逊“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缝纫衣服”。^[7](P41)这与梭罗所倡导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一致。例如，梭罗在“经济篇”的开篇写道：“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3](P1)在这段话中，他一再强调他在林中生活的自给自足，似乎对自己再次成为文明生活中的过客感到无奈。

鲁滨逊和梭罗有着相似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但是他俩的生活目的却截然不同。鲁滨逊的孤岛经历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过程，而财富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自我构建的一种符号和标记。然而，梭罗却憎恶人们积累财富，在他看来，过多的财富是一种桎梏，甚至是一种罪恶。例如，梭罗认为家具使人们失去灵活性，无法前行。在他看来，移民们背上背的仅有的全部家产的“那包裹好像他脖子后头长出来的一个大瘤——我真可怜他，并不因为他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倒是因为他得带着这一切跑路”。^[3](P61)梭罗将这些身外之物看作人生的种种“陷阱”。他认为人的过多财物是一种罪恶，应该像野蛮人一样，将旧什物烧掉，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净化”(purification)。人们正是由于忙于追求财富，像鲁滨逊一样用财富来构建自我，才无暇无心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过着“静静的绝望生活”。

梭罗在林中的生活试验建立在“个人付出和个人回报的绝对对等”的基础上，显示了“劳动的尊严”。为了实现“个体生活与个体经验的圆满”，他践行着他的“生活的经济学”。这种“生活的经济学”的核心是简约，再简约(simplify)。对他而言，简约生活可行性的依据是，一直以来，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并未改变，人们对衣、食、住、燃料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并未改变：“所谓生活必需品……是指一切人用了自己的精力收获得来的那种物品：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是由于长久的习惯，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3](P9)在这里，梭罗所认为的“生活必需品”首先是靠个人能力能够获得的；一些被认为是“生活必需品”的“必需品”，甚至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它们只是“由于长久的习惯”，才获得了“第二天性。”这就是梭罗在讨论人们对衣、食、住、燃料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时，为什么总要追溯早期人类或参照现存“野蛮人”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他不仅从人类学历史，甚至还援引达尔文，试图从进化论观点来说服同时代人过简约生活的可行性。

二、生活必需品和内在品质

梭罗一直在利用自身的试验，如他在“经济篇”开头所声称的那样，通过第一人称的真实性，来说服读者怎样过简约生活。例如，关于生活必需品的“食物”——面包，梭罗记录自己做面包的试验。当时人们做面包离不开发酵粉，发酵粉被看作“面包的灵魂”。他经过多次试验，做出了不用发酵粉的面包。同时，他追溯早期由凯托(Marcus Porcius Cato)所撰写的文献，来证明现代人所认为的做面包的必需品，在古代人眼里，这必需品并非必需或并不存在。他甚至认为人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吃被称为“生命的支持者”的面包。他试验怎样从南瓜或甜菜根中获得糖浆，他甚至声称人们可以不需要盐。

梭罗认为新英格兰人的生活远非简约和独立。新英格兰人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黑麦和印第安玉米，获得所需食物，但是他们却依靠变幻的市场来购买面粉，而将与其营养相当的玉米当作牲畜的口粮。梭罗自己在屋边的沙地上种植了蚕豆、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

关于生活必需品——“住所”的建造材料，梭罗这样记载，树木是他从树林砍伐而来的松树，屋顶是他花四元两角五分买来的。砌烟囱的石头是他从湖边抱回来的，储藏土豆等的地窖也是他自己挖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燃料”的获得，梭罗说燃料是他在锄地时，顺便挖出来的树根，捞一些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和砍一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等。

在“经济篇”中，梭罗罗列了几个账单，第一个是建造房屋的费用；第二个是第一季度的收支；其余是在林子前8个月的结算，衣食住行支出总数为61.9975元，收入是36.78元，差额正好是现在所建的房屋。在《鲁滨逊漂流记》里，鲁滨逊的“记账簿”引人注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这种“记账”模式是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特色。^[8](P60)梭罗的账单似乎在戏仿鲁滨逊使用“账簿式”语言，他在看似严格的经济计算和经济细节的基础上把经济行为理性化，利用数字的“严谨性”来说服他的读者来改变他们的“静静的绝望生活”。所以，梭罗账单的意义“在于它们是重要的实证，缺了它们，梭罗的理论就会泛而无据了。”^[9](P86)梭罗的“理论”就是他的“生活的经济学”。

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衣服和住所，梭罗追溯野蛮人或早期人类对衣着、住所的需求，批评新英格兰人对时尚衣着和对或舒适或华丽住所的追逐，提出类似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4)里的观点：无论衣着还是住所，最主要的是穿着者和居住者的内在品质，而非外在装饰。梭罗这样理解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衣服：“先说衣服，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真实用处。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着穿衣服的目标，第一是保持养身的体温，第二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要把赤身露体来遮盖……”他觉得，人不应该是“挂干净衣服的木架。”，“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们同化了，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3](P18)受卡莱尔的《旧衣新裁》的影响，他将衣着看作人外在的标志，并非代表人的内在。例如，他在写给朋友布莱克(H.G.O.Blake)的一封信中，曾表达类似看法。^[4](P21)

关于住房，梭罗也持类似观点：“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从内部向外面渐渐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3](P41)这种“生命之美”也是唯一神教牧师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希望人们能认识到的“人的独特价值”，他说：“迄今为止，很少人知道一个人是什么。他们知道他的衣着、他的肤色、他的财产、他的阶层、他的愚蠢和他的外在生活。但是有关他的内在，他的适当人性几乎从未被大众想过。然而，谁能过了一个人的真正生活，却不知道什么是一个人的独特价值呢？”^[4](P4)

梭罗从“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着和住所三个方面来论证他的“生活的经济学”的可行性，希望人们能够过简约生活，不必追逐衣着的时尚和住所的华丽，而应注重穿衣之人和住房之人的内在品质。

三、商业批判和内在探索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认识不到“生命之美”和“人的独特价值”呢？这跟当时流行的关于人的价值的评判标准有关。梭罗在《瓦尔登湖》，尤其是“经济篇”里一再呼吁人们树立新的评判标准，他甚至对新教信仰的核心概念——“职业”(calling)提出挑战，证明自己并非大家眼中的“闲逛者”(idler)。他的这种新的评判标准与人的外在文明无关，而与人的内在探索(inner exploration)有关。他质问道：“难道我们老要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3](P31)评论家施耐德指出，这条建议直击资本主义经济的要害。资本主义经济强调不断增加物质生产，而梭罗却强调“越少越好”(less is more), 强调对个体经验的多种体验，强调追求个人精神发展而非物质的堆砌。^[2](P92-106)梭罗说：“人们赞美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这么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别一种生活呢？”^[3](P16)他在《瓦尔登湖》的其他章节里所记载的个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个人的“内在探索”。他在第一章“经济篇”中提出他的“生活的经济学”的可行性，呼吁人们注重人的内在品质，鼓励人们进行“内在探索”。

梭罗以两年的林中经验告诉人们，一个人得到所必需的食粮并不难，“然而人们常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了奢侈品”。^[3](P55)那么，人们会为什么宁愿挨饿也不愿意缺少奢侈品？这跟美国19世纪发生的社会变化有很大关系。

19世纪上半叶，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美国社会正发生着变化。评论家玛丽奥蒂(Shannon L. Mariotti)认为，梭罗的生平恰巧是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尤其是梭罗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例如，1780年到1860年，马塞诸塞州正经历着从家庭或作坊式的消费品生产模式到工厂的生产模式。历史学家布朗(Richard Brown)将这一趋势称为“马塞诸塞州的城市化”。^③从1820年到国内战争期间，马塞诸塞州由农业转向工业。由早期的60%工人从事农业，到1865年，锐减为13%。多数工人成了雇佣工，不再拥有田产或小生意。对熟练技工的需求减少，自雇工也极少，工人完全依赖雇主。^[10](P88)这种情况表明“杰斐逊式的自耕农”(Jeffersonian freeholder)正在逐渐消失。

③ 关于马塞诸塞州人的社会史，玛丽奥蒂引用了大量布朗的《马塞诸塞州：简明历史》(Massachusetts: Concise History, 2002)的史料和观点。

梭罗在“经济篇”里批判商业，表达了对“杰斐逊式的自耕农”的怀旧和赞扬之情，例如，他这样写道：“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样子，这才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允许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3](P5)他对商业反感的理由与杰斐逊类似，^[11](P104)他们批判商人为了个人利益而曲意奉承顾客，迎合他们，很难做到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成为一个有美德的公民。

玛丽奥蒂指出，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理想、选择和习惯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更多的人有机会享受更高级的精致品和奢侈品。几乎任何可以用钱买到的商品都被生产出来，而在两个世纪以前，清教思想强大时期，禁止奢侈的法律要求人们节俭。到了19世纪，马塞诸塞州人的生活方式日益中产阶级化。通过审视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商品，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物质欲望，看出人们正致力于追求文雅生活。例如，玛丽奥蒂具体以1844年7月4日的《康科德自由人》(The Concord Freeman)报纸为例，详细列举了各种分类广告内容，其中一大部分涉及到衣物广告。广告商一再强调衣服的款式都是模仿法国和英国。^{[10](P85-106)}

对此，布朗总结说：“消费品的生产——衣服、家装饰品、乐器和书——反映出1800年到1860年美国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这些年，美国的半自给的农业生活消失，从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到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时代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现实，迫使多数人所过的乡村简单生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特点的理想的中产阶层舒适和设施。”在当时与梭罗的观点相反的一个人是爱德华·贾维斯(Edward Jarvis)。贾维斯是城市化、独立、自足、文雅和乡绅文化等新趋势的鼓吹者。他本人也是康科德的“文明化”和“乡绅化”的领导者。他的书《康科德的传统和旧事，1779-1878》(Traditions and Reminiscences of Concord, 1779-1878)提到的文化正是重塑欧洲模式的文化，尤其倾向于维多利亚举止风格。^{[10](P85-106)}

既然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对爱德华·贾维斯式的美国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不妨看看衣着、住宅、家装等对于维多利亚人的意义何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消费品有着强烈的阶级意义。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告界有目的地宣传消费方式的等级差别，使用何种消费品跟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乃至人品都有很大关系，^{[12](P119-120)}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的主人公匹普最初就被这种观念牢牢束缚。按照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理论，这些消费品的“符号价值”(sign value)远远大于它们的“使用价值”(use value)。例如，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认为，维多利亚风格的家具“毫无品位”“艳俗夸张”，最具代表性的是伦敦杰克逊-格雷厄姆公司在1852年制作的装饰有金牛的雕花橡木橱柜，但是在当时为什么厂商要生产这样的家具？又为什么有人要买这样的家具？他这样回答：因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预设了这种规范，让我们每个人都从心理上相信买下这样的橱柜是必要且值得的，因为这种过分雕琢近乎怪诞的摆设能赢来别人的敬意”。^[13](P19-20)忽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这其实是18、19世纪英国实现阶层流动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得到英国史学家们的认可。

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作品中，梭罗眼里的衣物“更多是时尚而非必需品”。将《瓦尔登湖》置于这样的历史语境，梭罗对新英格兰人对衣着、住所、饮食的追逐批评更多地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他要从精神层面唤醒人们对更高生活的追求。但是，他忽略了“消费品所体现的阶级性”。新英格兰人对衣着、住所、饮食的追逐也是阶级意识的一种体现，因为这些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性，尤其是社会地位的差异性。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没有了世袭特权和身份的美国，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财富的多少，这是为什么美国人热衷于积累财富的原因之一。^[14](P564)在清教思想影响力日益式微的情况下，而个人财富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就以消费品的形式体现。

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衣着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关于衣着的重要性，黄梅这样总结：“由于涉及钱，涉及趣味修养也即某种‘文化资本’，所以服装背后有复杂的权势关系。”^[15](P90)囿于衣着的“符号价值”，难怪，梭罗在“经济篇”中花很大篇幅劝说人们要衣着朴素，满足于衣服的保暖功能和蔽体功能，注重衣着人的内在品质，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更深入的生活。

四、结语

梭罗在“经济篇”中指出，当时的人们“把自己当物质，需要的也是物质”，成为“工具的工具”，因而有必要问问“现代化的进步设施”是不是“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情。它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3](P46)在他看来，“严肃的事情”是指对个体生活和个体经验的追求。他的说法不仅适用于对19世纪美国消费社会的批判，也适用于对我们今天商品化社会的批判。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将他的“生活的经济学”多少用来指导我们过简约生活，我们就有可能“拓展日常生活的维度与视域，维护心灵的活力与自我的开放性，使我们能够具有面对和接纳新的经验和未知的可能性”。^[6](P33)这种对不同生活模式的追求一定会使我们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