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投脱欧以来，印太地区在其对外政策中的优先次序及重要性不断上升。与此同时，英国海军也在进行战略调整，不断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活动和存在。到2021年，海军与英国印太政策的联系达到数年来最为紧密的状态。2021年3月，约翰逊政府在英国脱欧后出台的首份综合性战略评估《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以下简称《综合评估》)中正式提出了“向印太倾斜”的政策框架，^[1]将其作为“后脱欧时代”统领英国印太各领域行动的指导方针。同年，英国时隔20年再向印太地区部署航母打击群，并与澳、美两国成立了以协助澳方获取核动力潜艇为首要目标的“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英国海军在该联盟成立过程中充当了关键“掮客”，其“机敏级”(Astute Class)核动力潜艇亦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未来核潜艇原型。^[2]显然，海军已经成为英国推进其印太政策的关键工具。

英国的上述动向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论者多倾向于从宏观角度出发，聚焦于英国印太政策本身，对英国海军这一重要政策工具缺乏专门且系统的研究。这容易导致人们对英国印太政策的性质，以及英国决策者试图利用其海军印太存在达成的主要目标出现认识上的模糊或偏差：要么夸大上述事态的战略影响，认为英国战略重心已经向印太地区转移；要么无法理解英国远赴印太炫耀武力，尤其是英国要在印太地区维持常态化海上存在的动机，并轻视其潜在影响。通过梳理并分析英国海军印太战略的演化、公投脱欧以来英国海军印太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与限制、英国的威胁认知以及海军部署特点，可以发现，英国的战略重心仍然是欧洲—大西洋区域，英国海军的印太部署既具有针对中国的“炮舰外交”成分，也是一种着眼于提升影响力、促进经贸及强化盟友网络的“海军外交”活动。

一、英国海军印太战略的演化

19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出于拓展或保护殖民地及重要海上贸易航线的需要，英国海军遍布世界各地。这期间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太地区一直是英国海军海外部署的重点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伴随其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英国在印太地区维持常态化海军存在的经济与战略动机显著下降，开启了所谓撤出“苏伊士以东”的进程。然而，英国从未完全放弃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伴随脱欧进程的展开，英国海军再度出现了向印太地区“倾斜”的趋势。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海军主要活跃于欧洲海域、地中海与海湾地区的状况出现了明显变化，开始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可见度，并有意重新进行常态化的活动，部署层次与规模也逐渐提升，并在2021年这一“后脱欧时代”元年达到尤为引人注目的程度。

(一) 撤出“苏伊士以东”

20世纪70年代前后，伴随英国印太殖民帝国的瓦解、欧陆在英国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及英国最终加入欧共体，继续在所谓“苏伊士以东”保持大规模海军存在，对英国来说已经不再必要。与此同时，战后英国经济无力继续负担一支大规模的全球性舰队，其舰艇及人员数量急剧缩减，在保护本土及冷战期间服务于北约对苏战略的考量下，将其绝大部分海军力量撤回到了欧洲水域，并主要着眼于反潜战。1972年，英国各类现役及预备舰艇数量从1948年时的355艘锐减到125艘，在“苏伊士以东”的舰艇数从1964年的35艘锐减到6艘，欧洲水域的舰艇数则从1964年的28艘增长到51艘。^[3](P25)[4]

与此相应，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常态化存在规模急剧缩小，且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少数后勤及基地节点。伴随英国军事力量最终撤出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的回归，这种小规模的常态化存在也宣告终结。然而，历届英国政府都不曾完全“放弃”印太地区，几乎从撤出“苏伊士以东”开始，英国海军就开始着手研究在印太地区维持英国影响力的恰当形式。最终，周期性(尽管间隔数年甚至十年之久)且往往持续半年左右的军舰巡航，以及伴随进行的访问、演习，军事人员训练及军备销售成为英国海军20世纪70年代后维持印太存在感的主要模式，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5]这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部署发生在1997年。为了在香港回归中国之际显示其实力犹存，与此同时，促进地区外交、防务及工业联系，英国政府当年向亚洲水域部署了一支包含1艘航母及2艘核潜艇在内、总数超过20艘的舰艇编队。

冷战后，英国海军规模继续缩小，其主要作战舰艇数量由冷战末期的82艘减少到2021年的30艘，海军人员数量减少到3万余人。因此，尽管英国在冷战后有意加强印太海军存在，但并没有重新寻求常态化部署，而是基本上延续了上述巡航加军售模式。除了开展“金牛座”部署(Taurus 09)、参与“五国防御协定”(FPDA)及“环太平洋军演”框架下的演习，英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活动多为零星、临时和应急性质的，主要表现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参与救灾。^{[6](P140-193)}例如，2013年，为协助菲律宾应对台风来袭，英国部署了1艘驱逐舰和1艘直升机航母；2014年，为搜寻失事的马来西亚航班，向南印度洋部署过1艘核潜艇与1艘勘测船。

(二) 印太再“倾斜”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2016年公投脱欧前后。伴随脱欧进程的展开，英国主要领导人不断强调英国的开放性与外向性，要以“全球英国”理念积极应对脱欧带来的经济与政治挑战，英国海军也开始重新寻求在印太地区的常态化存在。根据存在形式与影响程度的不同，英国海军的印太活动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强化地区双多边机制性的海军交流与合作，提升海军存在的合法性。首先，增强地区双边海军及海洋安全合作。2016年以来，英国通过高层会晤、签署联合声明或协议、舰艇互访、联演联训、装备技术合作或转移等方式，不断增强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地区行为体的双边海军及海洋安全合作。^[7][8]其次，加入更多地区多边海军的交流机制。2016年，英国海军不仅获得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观察员身份，^[9]还首次参与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导的年度性多国人道援助与救灾交流机制“太平洋伙伴关系”(Pacific Partnership)。^[10]英国海军通过这两个多边机制获得了更多稳定参与印太海军交往的平台。

第二，策划实施了两次长时段的军舰巡航，并重新在印太地区进行常态化舰艇部署。从2016年开始，英国主要领导人就多次表示要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将2017年入役的新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HMS Queen Elizabeth)的首次海外部署安排在印太地区。事实上英国也是这么做的。2018年，英国陆续向印太地区派遣4艘军舰，通过轮换的方式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常态化的存在。事后来看，这一年的部署实际上是2021年“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以下简称CSG21)^①印太部署的先导和预演。CSG21包括10艘舰艇、32架战机及3700名军事人员，历时达7个月，涉及40多国与70多次各类活动与演习，成为英国海军自199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部署。此外，从2021年9月开始，两艘英国巡逻舰将在未来5年内常驻印太海域。与高调且设计极其复杂的军舰巡航相比，巡逻舰的部署尽管相对而言并不起眼，却是英国海军自1997年以来在印太地区重启常态化舰艇部署的真正标志。

①英国如今和美国一样，称其航母舰队为“打击群”(Strike Group)，而非“战斗群”(Battle Group)。除了用语的不同，这两种名称所指代的航母编队在基本结构和功能方面并无实质区别，其规模和具体构成根据执行任务的不同而变化。不过，也有部分观察者根据冷战后美国航母编队的更名行为及其海军作战理念的变化，将“打击群”更多地与海上力量投送及对岸打击联系在一起，而将“战斗群”与舰队之间的海上作战联系在一起。

第三，利用其海军科技及舰艇设计的相对优势深化其印太地区军事存在。2016年以来，英国不断深化与各个地区国家的海军科技、装备合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英、澳两国在舰艇设计及核潜艇技术转移方面的合作。2018年，英国防务公司BAE Systems赢得了澳大利亚的海军招标，将以英国26型护卫舰为原型，与其合作建造9艘护卫舰。2021年9月15日，AUKUS宣告成立，英美两国将共同协助澳大利亚获取8艘核动力潜艇。英澳护卫舰合作并非简单的英国建造、澳大利亚购买模式，而是根据后者需求进行技术合作与共同建造，涉及两国各级技术、系统供应商与业界的持续性合作。澳大利亚还要专门为此进行包括船坞基础设施改造在内的一系列工程。^[11]核动力潜艇的合作更加复杂，不仅涉及高度复杂敏感的技术合作与转移，还会造成强大的地缘政治冲击，^②[12][13]光是前期评估就持续18个月，实际产生结果则需多年，甚至一二十年。

②AUKUS一经宣布成立，便引发广泛关注与巨大争议，不仅被普遍视为该机制“针对目标”的中国反应激烈，英国国内亦存在担忧与质疑。

二、英国海军印太战略调整的政治方针

战略是政治的延续。作为暴力机器，包括海军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必须接受一国政策方针的指导，不能自行其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英国海军也不例外。英国海军的印太战略调整与部署，从属于英国政府的“印太倾斜”政策，接受其政治指导。因此，要理解英国海军的印太战略调整，就必须首先厘清英国“印太倾斜”政策所秉持的政治方针与大战略目标。

(一) 应对脱欧挑战，推进“全球英国”战略

英国决策者首先将“印太倾斜”视为应对脱欧挑战的重要手段，是其“全球英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4]观察者普遍认为，在经过40多年的深入整合和一体化进程后脱离欧盟，不仅将给英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不确定影响，亦会削弱其作为欧盟成员国时所拥有的政治分量和战略价值。然而，几乎从脱欧进程一开始，英国主要领导者就试图在“全球英国”理念下，以一种可以被称为“回到过去”的方式，即更加积极主动地拓展与欧洲之外地区的关系，以应对脱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重要性不断增长、且被普遍视为未来全球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的印太地区再次成为英国关注的重点。在约翰逊政府2021年3月出台的《综合评估》中，“向印太倾斜”是唯一以地区命名的小节，凸显决心的用意跃然纸上。

因此，这个层面的印太政策服务的是在脱欧后促进英国经济、政治关系多元化，进而维持其全球性影响的需要。与此相应，“印太倾斜”框架首先强调的是英国在印太地区扩展经济机遇，参与地区安全、发展等各类事务的必要性，并做出了要在印太地区成为“具有最广泛和综合性存在欧洲国家”的政治宣示。具体到可以落实的层面，框架则将这个笼统的长期目标细分为九大领域内的若干中短期目标，其中包括与地区主要经济体缔结双边贸易协定或提升经贸关系，通过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升与东盟的关系水平，加强防务安全尤其是海洋安全合作，“维护法治、人权、媒体自由”，支持减贫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 对外战略转型，参与塑造国际秩序

与此同时，英国将“印太倾斜”视为脱欧后对外战略转型的表现，是其参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手段。冷战后，英国一贯认为自身繁荣与稳定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平与稳定，以及在其看来与保证了这种状态的、由美西方共同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不可分割。在冷战结束后大概十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对国际秩序及自身安全环境总体上保持着乐观情绪，反复强调要维护这种秩序，也就是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伴随欧洲及世界安全形势的复杂化，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及大国博弈及地缘政治竞争回潮，英国的这种乐观情绪逐渐消退，并日趋悲观。《综合评估》写道：“今天的国际秩序更加破碎，国家之间在利益、规范和价值观上的竞争更加激烈。”约翰逊政府因此决定对冷战后英国对外战略的传统路径进行重大调整，不再满足于仅仅维持现行国际秩序，而是要“适应更具竞争性和流动性的国际环境，采取行动，强化受到威胁的部分国际架构，联合具有类似观念的力量，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15]

在英国政府看来，由于中美竞争的展开以及印太地区本身存在的一系列争端及新安全挑战，该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心，并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走向。鉴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展，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的衰退，印太地区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与政治分量，英国自觉承担不起袖手旁观的潜在后果。因此，这个层面的印太政策服务的是英国参与印太事务，并塑造地区秩序的需要。具体而言，英国试图着重在三方面采取行动：在经济上，支持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开放贸易体系；在安全上，维护以“航行自由”为核心的海上秩序；在价值观上，促进以西式民主、法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规范。需要注意的是，英国从来无意独自行动，它将主要通过深化拓展以英美同盟为核心的双多边盟友网络，来增加政策选项，并扩大影响力。

三、英国海军印太战略调整的目标

以应对脱欧挑战及对外战略转型为指导方针，英国主要将海军视为推进“印太倾斜”政策的外交工具，欲达成三大关键目标：首先，英国决策者相信，复杂且“有形”的海外军事行动，以及这种行动对地区海洋安全议题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其在脱欧后展示“全球英国”及国际规则“捍卫者”的形象；其次，印太海军存在还可以促进防务出口、刺激经贸合作，进而直接或间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再次，更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及地区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英国认为印太海军存在有助于其深化英美“特殊关系”，并拓展地区盟友网络，进而提升其对地区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力。印太地区的海洋属性，以及海军在作为对外政策工具时所拥有的灵活性、可见性及广泛性等优点，则是决定英国将其视为落实这两大指导方针理想工具的主要原因。

(一) 展示“全球英国”形象

相比于陆上与空中力量，海军具有灵活性强、可见度高、活动范围大、行动持久等优点，是展示形象或传递各类政治信号的理想外交工具。^[16][17]英国海军精心设计、并先后在2018年和2021年实施的两次长时段印太部署，就是英国政府运用海军的外交优势，展示其脱欧后外向性及全球形象的经典案例。这两次部署都以印太地区为主要目标区域，但都不局限于印太地区，且都不仅是英国海军单方面的部署，而是协调了包括北美、欧洲、中东、印太等地区数十个国家共同行动。其部署形式也不是单纯的海上巡航，而是包括了演习与训练、海上搜救、港口访问、展览、纪念仪式等极为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两次部署获得了很高的曝光率和关注度。英国政府不仅在事前多次宣布相关部署安排，更反复将这两次海军部署，尤其是CSG21，与英国脱欧后的全球形象挂钩。^[15][18]英国海军在CSG21部署中，不仅安排记者随行，还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等多种途径发布了大量文字报道、图片与视频。就展示形象而言，可以说，英国政府将这两次部署运用到了极致。

英国还试图利用印太海上争端展示其“捍卫”国际规则的形象。这方面包括两大案例：一是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利用军舰巡航直接或间接挑战中国的主张与权益，显示其支持“南海仲裁”结果及盟友立场的姿态；二是在朝鲜问题上利用军舰监督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决议在海上的实际履行情况，显示其脱欧后仍具备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义务的意愿和能力。海军之所以能够成为理想工具，不仅在于其作为政策工具时所具备的上述特点，还在于其带来的政治风险相对更低。无论是南海问题，还是朝鲜问题，对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高度敏感的议题，处置不当就容易造成紧张局势。英国政府相信，相对于陆地或空中部署，海军力量可以“游荡”(loiter)在海上，且“侵入性”(intrusive)更小，不容易引发实际摩擦或冲突，即便出现意外，其后果也更容易管控。^[19]

(二) 促进防务出口与经贸合作

对英国这样的岛国和海洋贸易国而言，海军既是保卫本土抵御外敌入侵的关键防线，也是重要的经济工具。海军的经济作用突出地体现在英国殖民扩张的历史之中，海军既是英国扩张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也担负着保卫殖民地与本土之间海上贸易线的重要职责。这种作用也是帝国主义时代英国海军不断扩张的重要理由。当代英国政府仍旧重视包括海军在内的防务建设与发展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资本和科技高度密集的军种，海军的建设有助于英国维持若干尖端技术，其本身所能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也备受重视。海军技术装备的出口则能带来直接经济收益。

在脱欧背景下拓展经济机遇、促进经贸关系多元化是英国印太政策的一大关键目标。除了经贸谈判等手段，英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海军在这方面的作用。首先，英国将其军舰和航母编队的印太之行当作展示海军工业技术及对同行善意的重要机会，积极促进海军装备与技术出口。例如，英国军舰2018年的印太之行，显然在英国海军防务企业赢得澳大利亚护卫舰竞标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2021年，针对印度尼西亚潜艇失事事件，英国海军募集捐款，并利用CSG21举办海上悼念仪式，向印度尼西亚失事艇员家属转交支票，展示了对印度尼西亚同行的善意。尽管我们无法评估这种善意对两国海军舰艇建造合作的实际影响，但至少不会是负面影响。^[20][21]其次，英国亦充分运用CSG21及海军舰艇平台支持其提升经贸关系的外交努力。在CSG21部署期间，英国政府官员抓住舰艇停靠时机，密集访问印太地区多国，围绕经贸、科技及气候合作等议题展开了外交“攻势”。例如，2021年10月23日，英国航母访问印度孟买时，英国外长亦赴孟买访问，并在驱逐舰“捍卫者号”(HMS Defender)上举办招待会，款待商务、教育、体育等各界人士，“展示英国在防务、医疗、科学及气候领域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22]最后，英国将海军装备技术合作与转移视为促进国内经济及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例如，由于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的复杂性、敏感性及有限市场，维持相关企业运转与研发颇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运用AUKUS机制中的联合生产与研发项目，维持并培养其国内相关高端技术岗位人才，促进核反应堆与推进开发企业发展。^③[23][24]

③此外，英国还可将AUKUS协议视为试验平台，在联合设计与建造过程中，为其已经开展的新型核动力潜艇研发建造积累经验，加速交付进度。

(三) 深化英美“特殊关系”，并拓展地区盟友网络

以英美同盟为核心的盟友网络是“二战”后英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对英国来说，脱离了欧盟这个政治与经济影响的放大器之后，巩固深化英美“特殊关系”的必要性进一步加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以及中美海上竞争激烈展开的背景下，海军成为深化英美关系的重要工具。^[25]美国海军1艘驱逐舰及1个陆战队航空中队作为英国航母打击群的组成部分，全程参与了CSG21部署。两国海军不仅举行了旨在提升“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联合演习与训练，更着眼于提升体现更加深度融合的“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即两军舰艇、飞机、人员一体化“混合行动”的能力。^[26]AUKUS则将进一步深化英美在核动力潜艇方面的合作，将两国在海上威慑领域的合作拓展到印太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制将显著提升英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其长期深度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提供框架。此外，英国还试图通过在南海及台海针对中国的言行来提升其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可见度与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深化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印太战略的关键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将完全效仿美国的印太战略，两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行为方式也大为不同。美国希望通过其印太战略，整合地区盟友资源，达到争夺地区主导权，进而维护其全球霸权的目的，排他性和对抗性色彩浓厚。英国的印太政策主要受到应对脱欧挑战及对外战略转型这两大方针指导，着眼于提升其全球影响以及参与塑造国际秩序走向的能力，对抗性色彩相对较弱。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尽管英国效仿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但其调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响应美国的目的后便迅速收敛，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像美国那样周期性、高频度地挑衅中国。此外，经历过奉行“美国优先”及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时期之后，英国国内也存在着是否要在台海等问题上积极追随美国的顾忌，既担心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突然转向的影响，也不想因为遭遇中国反制而损害了自身利益。^[27]

实际上，为了增加对外政策的选择空间与回旋余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英国也有意借助海军在印太地区发展多元化的伙伴关系，拓展地区盟友网络。现代印太地区在地理、经济与战略上具有突出的海洋属性，这种特点决定了海洋议题与海军在地区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也给传统海洋强国英国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此外，在中国海军实力快速增长、海上影响力不断扩展，而美国逐步丧失其地区海上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对地区海上秩序走向心存不安，它们在继续深化对美合作的同时，积极拉拢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力量介入地区事务，试图以域内外中等力量之间的联合提升其针对中国的制衡能力。例如日本政府不断利用英日“2+2”会谈等场合呼吁英国介入南海、东海事务。澳大利亚也通过军舰订单、AUKUS等形式深化对英海军装备与技术合作。目前，日、澳、印都与英国签订了包括海洋安全、海军科技或后勤在内的合作协议，这也为英国加强地区海军活动并维持存在提供了客观环境。

四、英国海军印太战略调整面临的限制

正如英国政府所希望和策划的那样，英国海军的印太部署与存在，尤其是CSG21和AUKUS，的确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关注。与此同时，此类部署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其中两个问题成为讨论焦点：一是上述事态是否意味着英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印太地区转移？二是英国海军的印太部署是否可以界定为针对中国的“炮舰外交”行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英国印太战略及其对华政策趋势的认识。

部分观察者认为，英国政府出台印太政策框架，向印太地区部署航母打击群和军舰，特别是促成AUKUS成立，表明在脱欧背景下，英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印太地区转移。^[28]他们的确敏锐地捕捉到了英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却夸大了这些调整对英国所具有的战略影响，低估了英国战略调整面临的限制，从防务安全的角度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仔细比较英国政府对欧洲—大西洋区域及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对英国本土及欧陆安全关联的认知，脱欧公投以来，英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在印太地区的部署特点，就很难得出英国战略重心已向印太地区转移的结论。

首先，在英国对欧洲—大西洋及印太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定位中，前者仍占据优先地位。如上所述，印太政策被英国政府视为应对脱欧挑战的重要手段。作为在“后脱欧时代”元年出台的首份国家战略文件，《综合评估》淡化欧盟显然是有意为之，为的是突出英国政府脱欧后打造“全球英国”的决心，表明其对欧洲之外地区，尤其是地缘经济与政治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印太地区的重视，而且侧重点与最优先事项集中于经贸与科技议题。然而，仔细分析《综合评估》，就会发现，尽管这份战略文件淡化了欧盟，却反复突出英国的“欧洲”身份，以及欧洲—大西洋区域对英国安全与繁荣的“至关重要性”，还进一步明确了它的优先地位。一如其所承认的，要想实现“全球英国”政策目标，包括向印太“倾斜”，其前提是确保英国自身与欧洲—大西洋区域的安全。^[15]

其次，在脱欧导致北约欧洲盟友担忧其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且英国仍然认定俄罗斯是其“最严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英国实际上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强化在欧洲的安全存在与承诺，而这无疑将限制英国海军印太部署的规模和程度。^[29]英国海军在欧洲地区与印太地区的部署结构明确显示了这一点。英国海军不仅仍然将航母、核潜艇、驱护舰等高端战斗与威慑力量集中于欧洲—大西洋区域，还在向印太地区部署时特别注意不损害其履行保卫本土及对北约防务义务的能力。例如，CSG21部署实际上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大西洋与地中海一带进行，英国航母打击群在这个阶段的部署中与其北约盟友进行了非常密切的互动；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印太部署，尽管引人注目，实际上受限于防务资源、国内质疑，甚至美国不时出现的模糊态度，无法常规性地进行。^[30][31]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约翰逊政府将欧洲安全事务视为头等大事，不仅一改时任卡梅伦政府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无所作为的状态，在危机发酵阶段，积极穿梭调解，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方面表现“抢眼”，还将更多军事资源投入欧洲大陆，尤其是北约东翼，以履行其对北约及欧洲盟友的义务。^[32]除此之外，英国还与瑞典、芬兰签订双边安全保障协议，“鼓励”两国申请加入北约，进而推动北约再次扩张。^[33]英国持续强化欧洲防务安全存在，势必进一步限制其扩大印太军事存在的能力。^④

④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英国当前在印太地区的海上部署规模较小，俄乌冲突将限制其扩大海上存在的能力，但尚未严重影响其现有部署。

最后，盟友对英国海军印太战略调整的预期存在明显限度。如上所述，深化英美“特殊关系”，并拓展地区盟友网络，这是英国海军印太战略调整的一大关键目标，而美国以及印太盟友对英国介入地区海上安全事务的期待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然而，盟友的这种期待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限度，它们对当前英国军事力量的限度，以及欧洲安全在英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着清醒认识。^[34]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澳、印等国家，虽然都期待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印太军事存在，但并不对其规模和持续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真正体现英国印太常态化海上存在的部署也与这种预期相匹配，即常态化部署的两艘巡逻舰主要着眼于“持续性接触”以及“灰色区域竞争”，而不是高强度作战。AUKUS则主要在于促进澳大利亚的海军能力建设，强化英美“特殊关系”，维持英国国内相关防务工业，并不是包含共同防御条款的军事同盟条约，不涉及英国自身战略部署重点的变化。

五、英国欲重回“炮舰外交”？

英国海军的印太部署也招来了质疑和批评，其中一条就是指责英国政府不远万里在印太地区炫耀武力，是帝国主义和炮舰外交思维作祟，且效果可疑。CSG21部署开始后不久，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在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社论中认为，英国向亚洲部署航母是一种颇具风险的“现代战舰外交”，被许多批评者看成一场“帝国怀旧”行动。如果说《金融时报》的评论还较为委婉，那么另一家英国媒体《独立报》就更加直言不讳，认为英国政府派遣舰艇挑衅中俄的行动是“炮舰外交”，且“无法复兴英国权势”。^[35][36]伦敦国王学院的海军史教授格雷格·肯尼迪(Greg Kennedy)在向英国议会递交的陈述中也说，此类炫耀性部署很容易在这个地区唤起“反帝和反殖”情绪，并不利于英国的国际声望。^[37]

英国海军的印太部署的确在中国唤起了这种“反帝和反殖”情绪。2019年2月，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媒体发表的文章中特别指出：“‘炮舰外交’的‘阴魂’在某些人身上仍挥之不去，他们不时跳出来干扰中英关系的发展。”^[38]中国国内舆论也普遍从“炮舰外交”视角看待CSG21印太部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对英国19世纪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并深刻改变中国现代历史的记忆深刻，更是因为英国政府公开将挑战中国视为其海军印太部署的一大动力。鉴于两国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上的立场分歧以及对“航行自由”的认知差异，英国主要领导人早在2016年就公开宣称要向印太地区及南海派遣军舰和航母，维护“国际规则”。2018年，英国两栖攻击舰“海神之子号”(HMS Albion)在其印太部署中以“航行自由行动”形式驶入了中国西沙领海。英国由此成为美国之外唯一进行过此类行动的国家。^[39]在CSG21部署过程中，英国“里士满号”(HMS Richmond)护卫舰过航敏感的台湾海峡，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了这次行动。同年9月AUKUS成立，尽管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对中国只字未提，但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英、美协助澳大利亚获取核动力潜艇，着眼于牵制中国。有鉴于此，中国国内舆论倾向于将英国海军如今的印太活动与主要源于19世纪殖民帝国在亚洲水域的海军实践、并且饱含感情色彩的“炮舰外交”相联系，也就并不奇怪。

然而，如果要在当前历史背景下准确理解英国海军印太部署的动机和全貌，恰当评估其潜在影响，就不能仅从“炮舰外交”的视角出发。“炮舰外交”指的是一方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标，而公开使用海上军事力量胁迫或威慑对手的行动，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色彩。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行动通常由海军强国对海军弱国发起，且往往与战争密切相关。在核时代及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主要海军大国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既不指望其军舰行动能够对中国产生军事上的恫吓效果，更无意寻求战争。约翰逊评论CSG21时，也着重强调这次部署的“非对抗性”。^[40]英国军舰在南海与台海的实际行为方式表明，英国政府试图在这两个方面给中国施加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与“舆论”压力，而不是军事压力，更重要的目标是向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与中国存在海上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展示其“声援”的政治姿态以及所谓“维护国际规则”的形象。如上所述，英国政府还赋予其海军印太部署以促进防务出口及经贸关系、深化拓展盟友网络等多重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海军的印太部署既具有针对中国的“炮舰外交”成分，也是针对上述盟友的“海军外交”。

“炮舰外交”视角也容易造成国内民众对英国海军印太活动的轻视态度，进而忽视或低估其在实际活动中可能对中国造成的麻烦。如今，英帝国早已瓦解，英国海军也已衰减到只剩下30艘主战舰艇的规模。由于舰载机及驱护舰不足，“伊丽莎白号”航母打击群的印太之行还需要美国和荷兰海军的支援才能成行。英国议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即便约翰逊政府增加了国防和海军预算的绝对数量，计入通胀的话，海军实际可用资源还有所下降。在英国政府的海军建设规划中，潜艇总数不会增加，驱护舰总数也预计增加不过数艘而已，且需多年时间。与此相比，中国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海军大国，仅主战舰艇数量而言已经达到146艘。^[26]尽管舰艇数量无法完全说明一国海军的真正实力，但确实是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从“炮舰外交”视角看待英国海军的印太活动，极容易造成一种轻视的态度，实际上，国内舆论也普遍对此抱着一种嘲笑和讥讽的态度。这就容易忽视或低估其在实际活动中可能对中国造成的麻烦。

例如，英国在印太地区常态化部署两艘巡逻舰的目的，同样并非恫吓中国，而是落实其“持续性接触”政策，即通过这种低成本部署方式，建立前沿存在，保持同印太盟友的海上接触。这两艘巡逻舰将与地区国家合作执行海上巡逻任务，主要包括打击毒品走私、恐怖主义等非法活动，与其他海军联合演习，显示“全球英国”的旗帜等。^⑤[41]此外，英国海军亦可能利用这两艘巡逻舰，参与所谓的印太海上“灰色区域竞争”，令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海洋安全环境，例如在南海“独立核实”争议各方的声索要求；提升印太地区海洋态势感知力(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为越南、日本等国提供建议或协助，提升其在应对海上争端时的“决心和韧性”等。^[42]

⑤英国同样没有放弃利用这两艘巡逻舰促进经贸关系的机会，哪怕效果有限，而国内舆论也同样出现了不理解的声音。详见：带了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英国军舰启程前往印太部署[EB]. 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4fXF0gLHmV, 2021-09-07/2023-03-27.

六、结语

在当前背景下，英国主要将海军视为推进其“印太倾斜”政策的关键外交工具。在应对脱欧挑战以及对外战略转型方针的指导下，英国海军的印太战略调整欲达成多重目的，既有意给中国施压，更着眼于全球影响力、经贸合作与盟友关系，“炮舰外交”和“海军外交”其实是一体两面。英国也不指望通过其海军战略调整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而是更注重增强盟友海上能力及所谓“韧性”建设。

对中国决策者和观察者来说，面对近年来英国海军的印太部署，尤其是英国要在该地区维持常态化存在的趋势，首先需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其目标和实质，在不夸大其战略影响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其潜在麻烦。与此同时，还需注意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若干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等海洋议题上的分歧，以及它们对英国的拉拢，是影响英国海军行为方式的重要外部因素。有效地管控分歧，深化周边互信，例如及早与东盟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安全交流与合作等，有助于削弱英国挑战中国的动力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