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中原汉族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荡，具有忠义爱国情怀的遗民士人受到极大的精神磨难。他们在顷刻间无法接受明朝走向衰亡并受清朝统治的事实。一批闽浙沿海遗民随郑氏集团东征台湾。他们往往以记忆中的忠义典范，进行自我比拟，以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寻求自身的身份归属，获取东征抗清的精神支撑。入台遗民在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环境中，培养了冒险犯难、开拓进取的精神。入台遗民对两岸特有的人缘、地缘、物缘关系有极强的现实体验。台湾的在地体验，触发他们不断筛选和过滤当地的地景和风物，寻找家乡的感觉，重构家乡的色彩，强化遗民的身份认同意识。入台遗民继承大陆遗民殉身和隐遁的文化立场，形成遗民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力量。两岸后学对入台遗民文化精神给予积极认同与书写，形塑了一条代代相传的文学记忆链，值得我们关注。

一、历史记忆书写中寻求身份认同

记忆具有提醒人们将历史与现实中相似的人事活动加以对照，并强化当下的思想意识和情感认同的作用。筚路蓝缕的海上抗清逆境，唤醒入台遗民对历史上忠义爱国典范的追忆。他们通过选择性的记忆，重塑忠义典范的形象，进行自我比拟，寻求自身的身份归属和生存价值。

郑成功在率领部队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在荆棘困苦的处境下，联想田横宁死不降、不愿称臣的事迹：“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1](P70)郑成功以田横的忠义气节为学习和效仿的典范，提醒自己作为明遗民必须具有以身作则、复兴明朝一统的必胜信心和气魄。“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2](P3)可见，记忆让人们联想与当下处境具有关联性的历史经验和人物事件，并将他们作为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支撑。

清军入侵，中原遍布腥风血雨，山河尽变。郑成功之子郑经以具有相似处境的历史典范人物激励自己。“胡虏腥尘遍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既无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逖舟。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1](P130)自告奋勇斩楼兰的傅介子，成为提醒郑经应有誓不罢休的政治怀抱和坚定信心的记忆媒介。因此，诗作体现作者立志将满腔悲愤之情化为复仇雪耻之慨，语气相当坚定。当郑氏集团处于内忧外困的境地，郑经说：“尝胆卧薪思越主，复仇雪耻忆吴娃。”^[1](P134)郑经追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吴王夫差为父报仇的壮举，寓意继承父志、恢复明室的坚定信心和雄图大略。

郑氏父子对历史典范人物的追忆与书写，表现了鲜明的遗民思想倾向。他们对历史典范人物的追忆，是在提醒自身身份的独特性，提醒时代赋予他们的坚守道德节操、矢志恢复明王朝的重大责任。可见，历史上的忠义典范人物具有让人见贤思齐、自我反省、自我勉励的作用。

这些看似基于过去的回忆，实际是借助典范人物事迹强化遗民的身份认同倾向和生命价值取向。郑氏父子在台湾建立明郑政权，是眷恋明王朝、延续华夏文化记忆的有力说明。他们带领军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说明郑氏一脉的遗民群体在历史记忆中早已认同华夏典范人物的忠义精神和维护中原一统的文化立场。他们追忆历史典范的过程，也是寻求和确认遗民身份，塑造遗民形象，承继遗民文化的过程。

东征台湾的遗民，不是中原大陆同一空间版图意义上的异地漂泊，而是跨越疆界，以漂泊海外空间的生存体验，寻找明王朝的时间存在，试图延续汉族的文化记忆。时空的阻隔，让他们在现实中无法回归故乡，于是，在文学书写中寻找家乡的感觉，在梦境中想象、重构家乡的色彩。他们见到似曾相识的家乡风物，也倍感亲切。因为，风物往往和人事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实物像地方一样能有贯串今昔、勾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的功能。^[3](P125)入台遗民对两岸地景、风物的书写，实则蕴含深刻的历史记忆和故国之思，寄寓着浓厚的遗民身份认同意识。

徐孚远(1599-1665年)流寓闽粤、东征台湾抗清期间，经常在回忆中重构从前家乡的地景，在梦境中思念家乡的亲人。“乡关入梦旅魂飞, 朝看青山暮落晖。闲把渔竿垂水钓, 长风蹴浪溅罗衣。”^{[4](P1184-1185)}昔日家乡悠闲垂钓的安宁生活，在作者的回忆中重启。而现实却回不到过去，只能在梦境中回想这种闲适宁静的光景。徐孚远的《梦归》曰：“离家已复十余年, 望远不睹江南烟。梦中忽载羁魂去, 推门入户还历然。娇女三人何婀娜, 一唬一默安坐在。然者二女何有三, 存亡杂出那能谙。微闻言及亡人事, 雁书不达相传异。初云堕水浮沧浪, 复云赴火随姚光。非水非火了自知, 愁叹入耳心茫茫。居者旋失梦者返, 云路差池双翮断。”^[4](P521)作者感叹长年漂泊异地, 想念故乡, 思念子女，以致梦见自己羁旅他乡的魂魄回家探亲。梦境中离家的情景历历在目，可令人哀痛的是其中一个女儿却已杳无音讯。他正想到处寻找女儿的下落，却忽然梦醒，发现云层重重阻隔了归家的路途。现实中无法回家，在梦境中也想回家看望亲人，可梦境也无从寻回女儿的魂魄。梦境给他带来的是无尽的悲伤与哀痛，读来令人惆怅！徐孚远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强烈的思乡情怀与作为一位父亲无法保护亲生女儿的自责与难言的哀恸。遗民士人在梦境中构建故乡的生活情景，充满了对故乡的向往和对亲人的追思，实际上否定了迁居异地的现实处境，表达漂泊无依的遗民羁旅心态。

沈光文(1612-1688年)流寓金门、台湾期间，也创作了不少感时伤怀的乡愁之作，其中所流露的遗民身份意识尤为明显。《思归》(其一)曰：“岁岁思归思不穷，泣歧无路更谁同？蝉鸣吸露高难饱，鹤去凌霄路自空。青海涛奔花浪雪，商飙夜动叶梢风。待看塞雁南飞至，问讯还应过越东。”^[1](P59)诗作体现作者对故乡的极度思念却无望回家，而又难以寄回书信的惆怅孤寂心境。首联借墨子“泣歧”的典故，表达因不知所往而涕泪沾襟的心情。颔联借“鹤去凌霄”比喻志存高远却又前途渺茫的心理困境。颈联和尾联以冷似霜雪的海浪，寓意漂泊孤寂，缺少精神慰藉，令人心冷。无奈之下，作者只好将问候亲人的书信寄托于南飞的大雁，可即使大雁南来，也要待它飞回越东才能将自己的问候和思念寄回家乡。这在空间上令人感觉家乡更为遥远，而问讯的时间也自然加倍延长。这种双重的时空阻隔，使得思念家乡、亲人的心情倍加惆怅。读之令人感觉凄恻悲怆！沈光文以自己诗性的笔锋抒写有家不能归的诗作数不胜数。如《望月》《至湾匝月矣》等，无不在诗作中、甚至梦境里寻找家乡的感觉。遗民文人对家乡的书写，反映了他们对家乡的向往与追求，更寄寓着强烈的故国之思。

遗民士人伤怀离别的惆怅情绪和对家国衰亡的极度哀思，也往往选择时过境迁、缺乏生机，甚至凋零孱弱的意象进行建构和书写。在沈光文有关家乡的书写中，也以一些卑微、柔弱的意象作为记忆的媒介，进行自我联想，烘托、反衬自身的遗民形象。他的《蛙声有序》曰：“寓居窄逼，庭草不生，时值秋霖，云深日暝，入夜至更馀，雨声暂歇，残宿于天际，微月出于东方，忽有蛙声出自庭侧，仅仅孤鸣，或断或续，岂呼类而寡朋，抑离群而自咏。”^[1](P61-62)作者深夜未眠，目睹“微月”自然联想起风烛残年的明朝。孤独鸣叫的蛙声，寓意自己离群索居、势单力薄的处境和风餐露宿的遗民形象，所寓含的亡国之悲自在其中。

但也有不少以喜写悲之作。遗民士人在异地他乡见到故乡的同类风物，惊叹不已，他们以自己诗性的笔触赋予赞赏之情，实际上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对昔日家乡的怀念和对大明王朝的追忆。“惟彼柚花，白质绿柎。既滋内美，馥烈爰殊。野人之圃，土薄枝疏。微风拂之，袭袭我裾。”^[4]徐孚远以“柚子”这一两岸共有的风物意象，串联自己对曾经发生的人事的回忆，带有浓重的乡情色彩和借物怀人之托，流露出作者对前朝人事和风物的无限怀念之情。王忠孝也多有笔端书写在台所见的家乡风物之美。“海外何从得异果，于今不见已更年。色香疑自云中落，苞叶宛然旧国迁。好友寄椷嫌少许，老人开箧喜多缘。余甘分啖惊心候，遥忆上林红杏天。”^[1](P21)闽南自古盛产荔枝，王忠孝在台湾受友人赠送荔枝，以惊喜表达乡愁，虽然只字未言愁，但这种对家乡故土的追忆之情，已溢于言表。可见，异地他乡的风物也成为唤醒背井离乡者回忆过去的人事和追忆故土风物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沈光文移居台湾没有返回大陆，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两岸交通条件不好，而是不愿回乡接受清朝的统治。“长安难得去，不是为途遥。”^[1](P48)因此，他的乡愁情结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对空间距离遥远的家乡的思念，更重要的是对已经衰亡的明王朝的追忆和眷顾。他在漂泊中的乡愁再现也因此具有遗民族群认同的价值意义。

背井离乡的感觉，自古以来就是羁旅行役者生命历程中不得已的苦涩体验。漂泊异地的遗民，则更增加了一层被时代遗弃的愁闷和哀伤。“多重断裂是政权易代之际的一种社会现实，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浓重的乡愁油然而生。”^[5]入台遗民相同的离乡背井的地景体验，造就了他们对家乡色彩的多样重构和共同书写。故乡成为他们记忆中美好的精神家园与温馨的港湾。故乡的风物也被想象、叙事和重组为他们书写中的典型记忆符号。他们在漂泊离散、播迁海外的被弃置感中，重构大明王朝的家乡情景，形成共同的记忆经验。这些记忆经验的书写成为凝聚遗民身份认同的情感纽带。

二、身份认同下的遗民气节书写

入台遗民多来自闽浙沿海地区。闽浙地区多靠山面海，山海结合的地理环境特征，培养了遗民士人的个人自觉意识，崇尚自由高洁的人格意识和冒险犯难、坚毅不屈的开拓意识。入台抗清中历史记忆的书写不断巩固和强化遗民志士们的身份意识。他们对历代忠义典范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族群观念的认同也更为深刻。因此，当清朝统治天下已是大势所趋，抗清之势成为强弩之末，他们的内心虽然也充满苦闷和无奈，但共同的渡海抗清经历和历史记忆经验不断激励他们继承历代遗民隐逸旷达的人格操守和忠贞不渝的殉身精神。入台遗民对自身身份认同与遗民气节的书写，与历代遗民精神一脉相传，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符号。

福建漳州人李茂春(？-1675年)，字正青，早年投奔郑成功。永历十八年(1664年)，随郑经东渡台湾，于台南永康里，建筑草庐隐居，题名“梦蝶处”。李茂春在此“手植梅竹，日诵佛经自娱，人称‘李菩萨’。”^[6]梅花、竹子本具有高洁的品性，成为遗民身份的象征和化身，承载着遗民士人对自身身份价值的思考和认同。文人士大夫精心构筑与自身相知相契的园林，输出劳力的过程实质是在进行自我审美阐释与精神塑造。^[7]“梦蝶处”成为李茂春寄托遗民身份的精神家园，他将自己的身份进行符号化的塑造，完成了对遗民精神的呈现与超越。李茂春“梦蝶处”的地景构建，得到不少遗民族友的认可与追慕，成为遗民族友身份认同书写的精神资源。他们以旷达隐逸的人格操守诠释坚贞不渝的遗民精神，在心灵上形成心心相印的精神追求。陈永华是东征抗清的重要将领，受李茂春旷达坦荡心境的启发，曾作《梦蝶园记》，表达对李茂春怡然自得的隐逸生活的认可和向往。“吾友正青，善寐而喜庄氏书，晚年能自解脱；择地于州治之东，伐芳辟圃，临流而坐，日与二三小童，植蔬种竹，滋药弄卉，卜处其中，而求名于于。……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脱，且羡君之先得，因名其室曰‘梦蝶处’，而为文记之。”^[8]陈永华在追慕李茂春高洁情怀的遗民操守和非同凡俗的审美情趣中，诠释自己的遗民文化立场，塑造了忠贞不渝的遗民品格，同时，也让遗民文学书写得以传承。这与集中书甲子的陶渊明，井底传《心史》的郑思肖和登严子陵钓台的谢翱，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和共鸣关系。他们秉承历代遗民隐逸旷达的价值取向，以空间意象的构建寄托遗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了遗民精神的境外传播，同时，也让遗民文学书写得以在境外传衍。

当抗清局势难以扭转，徐孚远也从矢志抗清转向隐逸山林。徐孚远《桃花》诗说：“海山春色等闲来，朵朵还如人面开。千载避秦真此地，问君何必武陵回。”^[4](P1164)作者借山海花色的地景描写，流露出对免于兵燹之灾、悠闲自在的世外桃源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末句更是运用《幽明录》的典故，寓意他不再奔波劳累，从此隐逸山林，坚持不仕新朝的遗民立场。入台遗民认为自己“立功”不足，于是以旷达隐逸的“立德”操守诠释自己的文化立场，形成特定的文化记忆符号。

明遗民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选择当前的道路。广义来说，他们只有生和死两条路可以选择。^[9](P53)遗民士人在渡台抗清经历中，以海为生，培养了强大的内心。因此，当倾尽全力仍无法对抗清朝的统治，一部分遗民毅然选择以生命的完结超脱内心的屈辱和愤懑。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身殉国表现不可置疑的遗民文化立场。

1683年，施琅攻破澎湖，郑克塽降清。宁靖王朱术桂历经艰难困苦，跋涉海岛，却终究无法挽回故明王朝。他召告五个妃子：“孤不德颠沛海外，冀保余年以见先帝先王于地下，今大事已去，孤死有日，汝辈幼艾，可自计也。”^[10](P169)宁靖王表明自己以身殉国的决心，并希望五妃另谋生计。五妃却不愿苟活失身，哀泣悲恸之下毅然选择与宁靖王同生共死：“王既能全节，妾等宁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请先赐尺帛，死随王所。”^[10](P169)五妃先于宁靖王自缢而亡。宁靖王戴翼善冠，身着四围龙袍，佩玉带，取砚背作《绝命词》后，悬帛于梁，自缢而死。“艰辛避海外，总为几根发。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1](P68)《绝命词》表达宁靖王无法恢复大明王朝的愧疚之情，并期望祖宗在天之灵能接纳自己誓死的英魂，其悲愤与哀痛之情由此可见。

五妃和宁靖王殉身的壮举，显然与历代遗民忠义报国的文化立场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远至“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的伯夷、叔齐，^[11](P2123)同时代的则有为国捐躯的夏允彝、张煌言和黄道周等遗民志士，他们成为五妃和宁靖王超脱生死的精神支撑。宁靖王的《绝命词》则与夏允彝、张煌言的《绝命诗》形成遥相呼应的传承关系。

可见，入台遗民对历代遗民文化立场的坚守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一种记忆场域。“明清易代之际的绝命诗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个个体生命在死亡前的犹豫、恐惧和坚定，更是所有殉国士人在易代之际的集体价值和情感趋向。”^[12](P153)五妃和宁靖王将大陆遗民抗争殉国的精神播迁于台湾，他们促成了遗民文化精神的境外位移和传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遗民忠君复兴的思想与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历经时间的沉淀，跨越了时空的阻隔，在入台遗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上形成了共同的体认。

三、文学记忆链的构建

南明入台遗民的身份认同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他们的文学书写中。他们在创作中不断弘扬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表达爱国爱民的遗民情怀，流露出自我勉励的遗民心志。“这些可贵的特质使他们站到了时代的前沿，而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并且，其精神一直在清代学术、文艺以及士人的精神气质中延续。”^[13](P1)入台遗民坚守节操、忠于故国的高洁情怀以及抗节新朝的高贵品质与忠义精神，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符号。他们对历史记忆和自身遗民气节的书写，对后代学人产生了模范和激励的作用，影响了两岸后学的书写取向。闽台后学延续遗民士人的历史记忆，他们借助在地景观，凭吊、追忆富有浓厚家国情怀和遗民族群观念的入台遗老，在“胜地”的景观中，建构了“圣地”的形象。可歌可泣的遗民精神在闽台后学的共同体认下，历经时间的沉淀，形塑了一条薪火相传的文学记忆链，为闽台地域文学的发展与传衍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丰功伟绩，对于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和家国观念的两岸后学而言，无疑具有民族楷模的感染作用。陈凤昌(1865—1906年)，童年随父亲从福建南安奔赴台湾，在台湾与连雅堂等志同道合，抗论时局，立志守台。他曾作《延平祠怀古》(二首)：“群龙涸死鳄鱼生，瀛海波涛日夜鸣。两岛提封同黑痣，廿年正朔奉朱明。勤王独奋争天力，事父终羞干蛊名。试问奇男元库库，何如当日郑延平？”“据浙都闽迹渺然，中兴事业委荒烟。沉沙欲折周郎戟，断水难投战士鞭。北向称兵天不共，东来辟国地孤悬。孝陵风雨生秋草，未许遗臣荐豆笾。”^[14]作者凭吊遗迹，引经据典，对郑成功立志复兴明朝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表达景仰之情，也对其所遭遇的困境给予充分的理解。作者受郑成功民族精神的感染，感怀时局，寄慨遥深。连横的《延平王祠古梅歌》、林维朝的《安平怀古》、吴德功的《明延平王》、林鹤年的《国姓井》、林子瑾的《郑成功》等诗作，也每每以两岸延平郡王祠、石井等富有时空意义的名胜遗迹为媒介，追忆咏怀郑成功的英雄事迹。被称为“今之卧龙”的陈永华，也备受连横的追怀与颂扬。“汉相诸葛武侯，抱王佐之才，逢世季之乱，君臣比德，建宅蜀都，以保存汉祚，奕世称之。永华器识功业与武侯等，而不能辅英主以光复明室，彷徨于绝海之上，天也！然而开物成务，体仁长人，至今犹受其赐，泽深哉！”^[6]连横对陈永华光复明室的民族精神和躬行仁道的高尚品德寄予钦慕和敬重之情，并认为自己深受其才华器识的熏陶与影响。两岸后学对民族英雄的记忆书写，与历代遗民文人集体潜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多么相似！

上文所述五妃及宁靖王的殉国也受台湾民众极力赞颂。后人为缅怀他们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修墓建庙奉祀，坟冢与文庙合一，取名“五妃庙”。庙址在今台南市中西区五妃街，庙门外立有“五妃墓道碑”“吊五妃墓跋”和“吊五妃墓诗”。五妃庙历经几百年的风雨，至今仍庄严挺立于台南五妃街，成为台湾当地一级古迹。庙门上书写的两句诗“玉骨长埋桂子山，芳祠永傍城南路”，熠熠生辉，昭示着五妃精神成为台湾民众学习的源泉。宁靖王墓则在台湾高雄湖内乡，成为后代民众凭吊追思的地景。五妃和宁靖王坚毅不屈的遗民气节代代相传，成为后人培养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记忆符号。这一文化记忆符号，“将民族反抗的声音和行为记录下来，作为一种精神世代激励着这个民族，使华夏文明得以不坠，使遗民代表的坚守不屈、反抗民族压迫与统治之民族精神得以保存延续”。^[15]

前文所述李茂春隐居的“梦蝶处”，成为遗民士人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家园。李茂春永历二十九年(1675年)去世后，他生前往来交游的僧友将其“梦蝶处”改建为“准提庵”(即现今台南法华寺的前身)，以延续遗民精神，形成不断叠合的遗民身份记忆。遗民僧人以此凝聚和巩固他们的高洁情怀和忠贞意识，表达自己与遗民群体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强化了遗民族群的同一性。入台遗民文人深厚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坚忍不拔、勇于拼搏的崇高品质和遗民情怀，赋予了台湾民众榜样的力量和学习的楷模，也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境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任用贤才，台湾文教事业取得显著成效。这与当时追随郑成功入台的遗民士人，尤其是徐孚远、卢若腾、沈佺期、王忠孝、李茂春、陈永华、辜朝荐、郭贞一和沈光文等遗民士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以徐孚远为倡导者的海外几社在当时被视为“东林后劲”，与东林党的高攀龙、顾宪成等遥相呼应。而东林党成员多是朱子学说的遵奉者和继承人。入台遗老与朱子闽学一脉在台湾构建了深厚的渊源关系，形成不断延伸的地域文脉传统。清道光四年(1824年)，北路里番同知邓传安创建鹿港文开书院，供祀朱子，追怀闽学，徐孚远等八位入台遗老也被祀奉在书院中。书院的建构，让受祀者完成了由人到神的神格化过程，形成特殊的文化记忆符号。台湾后人为表达对入台遗民的追思与敬仰，也往往以他们的名字作为道路、建筑物的名称。如台湾即有光文里、光文路、光文桥、永华里、永华路、永华宫等称呼。这些称呼代代相传，形成一种记忆的景观。

这些记忆的景观，从地景空间上呈现“胜地”的形象供后人游览，而从精神意义上则呈现“圣地”形象，蕴含着台湾民众对入台遗民的追思和回溯。闽台后学对入台遗民“圣地”形象和民族气节的书写和弘扬，实际上是借助闽台地景延续南明遗民的文学记忆模式。“圣地”形象历经后人的不断追怀与纪念，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符号，反映了台湾后学对遗民文化精神的积极认同，并构建了一条文学记忆链，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台湾的文学生产也因此与海峡西岸地域文学紧密相连，形成具有闽台地域特征的精神文化空间。

四、结语

南明入台遗民的文学书写，或追忆历史上的忠义典范，或在异地他乡重构家乡的色彩，强化对昔日家乡生活的记忆，书写他们的遗民情怀。面对清军的入侵，他们以前代遗民典范作为抗清的精神支撑，砥砺前行，表现鲜明的遗民文化立场和忠君复兴的家国情怀。虽然这些力透纸背的书写无法挽回历史前进的局势，但越是以弱敌强，越能体现他们对遗民族群的认同和坚守遗民品质的坚韧耐力。两岸后学延续了入台遗民的身份认同记忆模式，他们围绕两岸地域景观进行文学生产，建构了具有闽台地方特色的文学记忆链。由此，我们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易代之际的遗民文学生产所呈现的族群认同意识与遗民族群所在的人缘、地缘、物缘密切相关。在一定的时代变迁下，前人的文化记忆模式是否得到普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文学书写取向是否得到传承和发展。而族群的迁徙则同时牵引着族群边界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前人文学生产记忆模式的向外播迁和传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