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1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约为90385亿元，约占GDP的8.0%。^[1]为实现陆海统筹，加快海洋强国战略实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的优化已成为当前我国海洋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海洋经济统计数据作为了解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评估未来海洋资源预期投入方向的重要指标，其准确性和规范性直接反映了我国海洋经济的运行情况及未来的海洋建设方向。通过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国际对比研究，可为我国未来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方向提供借鉴，并为我国引领全球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海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支持和实现路径。

通过与国际主要海洋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经济统计体系对比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的指标设定和管理环节，有助于进一步实现海洋经济统计体系的国际化，从而更好地制定海洋发展战略，促进与国际重要海洋国家开展蓝色经济合作。^[2][3]在国际上，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数十年来持续推进海洋经济统计框架体系优化研究：Colgan通过界定美国海洋经济的概念，对海洋经济的具体内涵进行重新分类解读，并构建了当代美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 ^[4]Maio和Irwin总结加拿大海洋经济统计体系的发展历程，在借鉴美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符合加拿大国情的海洋经济统计体系; ^[5]Suris-Regueiro等通过界定海洋经济在欧盟的定义，优化海洋经济统计流程，便于欧盟各国之间开展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比较研究。^[6]

我国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优化研究和国际海洋经济统计体系对比研究，并提出了海洋经济统计的修缮建议：韩增林等对比我国沿海地区在陆海统筹背景下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差异，指出区域经济背景不同导致的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7]纪建悦等通过总结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发展路线及现存问题，提出了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来改善海洋产业体系和提升对蓝色海洋经济资金投入政策倾斜的建议; ^[8]姜旭朝等对我国当代海洋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机制进行推演，并总结了海洋经济统计体系的发展规律; ^[9]周乐萍对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态势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未来我国在海洋经济规划中以新兴海洋产业创新为核心的发展建议; ^[10]张耀光等研究了美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和统计体系现状; ^[11]宋维玲等对比我国与加拿大的海洋产业经济统计口径，并总结出有利于我国海洋经济统计过程精细化的结论和建议; ^[12]王舒鸿等比较了我国和美国在受到海洋资源发展制约时，海洋经济的增长变化情况。^[13]通过比较我国和国际上重要海洋国家的海洋经济统计体系，可以进一步实现海洋产业统计数据的精细化，规避其他国家在海洋经济统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海洋经济定义模糊、统计数据范畴无法对照等问题，参考其他海洋国家的未来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有助于实现海洋经济统计体系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本文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蓝色经济发展背景下，^[14]对比研究国际重要海洋国家和地区(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以下简称美欧澳)的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与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上的异同，深入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定义、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中存在的问题，借鉴美欧澳海洋经济统计体系方面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未来我国海洋经济统计的优化策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科学制定海洋发展战略提供科学数据基础。

二、国际对比视角下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口径差异 (一) 海洋经济统计基本信息及产业分类对比

由于我国和美欧澳在社会文化背景、地理条件和海洋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统计方法上存在显著不同。因此本文统一选取海洋经济增加值及构成海洋GDP变化的产业统计口径，分析四个国家和地区官方最新发布的海洋经济年度报告，并选取2018年作为分析各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数据的标准年份，将《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海洋经济的统计口径，^[15]与《澳大利亚海洋产业指标报告2020》(The AIM Index of Marine Industry 2020)、《美国海洋和五大湖经济报告》(NOAA Report on the U.S. Ocean and Great Lakes Economy)和欧盟《蓝色经济年度报告2021》(The EU Blue Economy Report. 2021)中的统计口径进行对比，^[16][17][18]对海洋经济年增加值、研究区域海洋经济在国家GDP中的占比(表 1)和涉及海洋产业进行了归纳(表 2)。

表 1显示，我国海洋经济的GDP占比较美欧澳高。表 2则进一步揭示出我国对于海洋产业的统计分类更加全面、具体，涉及海洋经济产业的统计口径涵盖美欧澳海洋经济现有的产业统计口径，且我国的海洋产业包括了其他几个研究区域海洋经济统计口径中未涉及的行业，如海洋矿业(澳大利亚未包括)、海洋盐业(均未包括)、海洋化工业(均未包括)、海洋生物医药业(均未包括)、海洋电力业(均未包括)、海水利用业(均未包括)和海洋工程建筑业(澳大利亚未包括)。海洋电力业和海水利用业等依托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又被称为新兴海洋产业，各国数据均显示，这些产业在各国现阶段海洋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较小，美欧澳均未将新兴海洋产业的数据涵盖在海洋经济统计数据之中，因此新兴海洋产业统计产值在国际层面上可比性较弱。在欧盟海洋经济报告中虽然涉及了海洋风能电力等新兴产业，但只涉及这些新兴产业的产能以及在欧洲各个国家中的产业分布状况，并未将这些产业计算在欧盟每年海洋经济的增加值中。

我国在2006年发布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为我国海洋产业分类提供统一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21)对上述分类进行修订，补充了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利用业等新兴海洋产业的产业内涵，将于2022年7月1日正式实施，替代现行标准。美欧澳结合传统的区域产业分类标准和地理区位两种方法来划分海洋产业范畴。美欧澳的海洋产业统计口径较小，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计算海洋经济产值时仅界定传统海洋产业为海洋产业，未涉及海洋风电等研究数据较少、数据统计难度较大的新兴产业。美国依据《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来进行海洋产业判别和划分，同时兼顾海洋产业的涉海性和地理区位。在依据产业分类来界定海洋产业的基础上，美国海洋产业的统计还囊括了地理位置分类，全面覆盖未被《北美产业分类体系》统计在内的海洋产业，包括美国8个沿海地区，30个沿海州和约400个沿海县的海洋相关产业。澳大利亚是典型的沿海国家，其各州皆处在沿海地区行政管理级别之内，而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的行政范围虽不在沿海区域内，但其相关海洋经济活动仍被涵盖在临省新南威尔士州的海洋经济统计范畴之内; 同时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业分类》(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ANZSIC)中的产业分类框架来确定海洋产业的具体类别。欧盟的海洋经济统计分类情况较为特殊，欧盟各国并未统一海洋统计口径，研究学者在统计海洋产业时，会根据各国国情来制定海洋产业统计口径。欧盟各国在界定海洋产业统计范畴时，参考了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使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ISIC)，考虑到不具备沿海条件的欧盟内陆国家也会有依赖于海洋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如旅游业和内陆船舶业等海洋相关经济产业，也被纳入海洋经济统计范畴之内。通过对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的综合评估，欧盟形成了“产业分类体系+地理位置分布”的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在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未对内陆省份的海洋经济产出值进行计算，也未统计旅游业等产业链条较长的内陆海洋相关产业经济产出。

(二) 各国海洋经济定义对比

通过对比我国与美欧澳的海洋经济定义的异同(表 3)，分析海洋经济定义上的差异是否对构建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的指标产生影响。我国与美欧澳对海洋经济内涵的解读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欧盟和澳大利亚对海洋经济的定义包括生态系统及其相关服务价值，并在海洋经济报告中具体阐明了维持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促进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海洋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地位; 而我国和美国在定义中并未体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了呈现海洋产业的直接或间接经济价值。在我国海洋经济的定义中虽然包括“保护海洋的产业活动”，但海洋经济统计报告的重心仍是对海洋资源开发类产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解读，海洋生态系统价值在海洋经济的实际统计过程中和海洋经济公报中并未体现。海洋生态系统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均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海洋经济的定义中，可借鉴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明确海洋生态系统在海洋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深化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和美欧澳在海洋经济统计内容上也有不同之处。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内容包括“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而澳大利亚的海洋经济统计内容包括海洋产业的“直接经济收益”和“间接经济影响”。在澳大利亚海洋经济概念中定义的“直接经济收益”包括从海洋生态系统中获取的产品、服务活动和其他依赖于海洋系统开展的第三产业(如滨海旅游业)，等同于我国海洋经济中的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的设定。而在澳大利亚海洋产业中定义的“间接经济影响”涉及范围更大的相关产业活动，例如，海洋产业的雇员从海洋和海洋相关产业中获得的收入，再投入到其他产业中刺激经济增长。这部分经济产出的最终核算可能会经过一个较长的周转期，在国民经济中流动并刺激GDP的二次增长，这部分是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内容中缺失的。

我国与美欧澳的海洋经济统计空间范围上也有差异。美国将涉及海洋和美国五大湖的经济产业全部纳入海洋经济定义中，同时统计美国8个地区，30个沿海州和约400个沿海县的海洋相关产业。我国则是从大陆11个沿海省份中进行海洋产业范畴的统计。在欧盟的海洋经济统计报告中，不具备沿海地理条件的内陆国家的海洋相关经济产出也被统计在内。

(三) 蓝色经济发展指标和生态价值指标对比

美国国家海洋经济计划(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 NOEP)对美国海洋经济的界定开展了多年的研究，^[4]提出海洋经济应具备跨行业、空间和时间的可比性，研究理论和实际统计的一致性及数据的可复制性，以便建立海洋经济统计的长时空序列研究体系。^[19]在此基础上，欧盟提出应增强蓝色经济发展指标在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的应用，并进一步强调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愿景下，构建蓝色经济发展指标的必要性。

构建海洋蓝色经济发展指标，需要充分理解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展海洋生态系统价值估算，从而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20]虽然海洋生态系统价值的测算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等功能已经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联合国2015年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第14条发展目标“水下生物(Life Below Water)”强调了保护和管理海洋资源的必要性，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发展存在的制约和挑战。通过在海洋经济的定义中突出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能更有效地呼吁和提倡公众认识到海洋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人类活动对海洋资源过度开发产生的压力。^[21]联合国2020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22]人类活动的加速扩张对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仍在进一步加剧，海洋酸化、土地退化和物种灭绝等问题仍在持续辐射影响未来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各国需要进一步关注生态系统相关可持续发展指标重要作用。

在欧盟和澳大利亚的海洋产业统计中包含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11年，澳大利亚的海洋科学评估报告包含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如气候调节、温度和淡水变率、二氧化碳吸收、营养循环、海岸防护、产氧量等因素)的评估，估算价值约为25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130亿元)。欧盟则通过预测欧洲沿海地区在未来洪灾情景下的社会经济损失，得出欧盟各国预期维持目前海洋经济GDP稳定发展趋势所需的经济投入。欧盟的《蓝色经济年度报告》统计海洋塑料等污染物在未来不同治理情境下，对欧洲各国海洋产业造成的可能的经济损失。该报告还阐述了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等新兴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潜力和各国新兴海洋产业的分布，指出由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等海洋相关产业的经济产值仍较小，且发展波动较大，现阶段无法将该类产业的数据归纳到海洋产业的统计口径之中。通过在海洋经济体系中构建蓝色经济指标，表征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未来发展空间，是国际海洋经济统计体系重要的发展趋势。

我国海洋经济学者也指出了在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蓝色可持续发展指标和海洋生态价值缺失的问题。胡伟等指出，我国对开展海洋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和生态系统保护研究力度不足; ^[23]宋维灵等指出，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价值在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中未得到充分体现; ^[24]王涛等提出，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需在现有海洋经济统计框架中引入海洋生态系统相关价值评估及测算，从而使海洋经济统计方法与国际通用方法形成对接，以满足未来全球海洋规划和治理的数据需求，同时我国需要不断完善海洋产业的涵盖类别、具体定义和各省份测量的一致性，进一步明晰海洋经济产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25]

三、有关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完善建议

综上，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与国际重要海洋国家地区相比，在产业统计门类、统计指标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也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密不可分。随着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深入，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不断深化。同时我国海洋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海洋产业网络日趋复杂，对我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在海洋经济统计口径的范围上较其他各国更为全面，但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缺失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经济核算与生态价值二元分离的困境仍然存在，统计尺度不够精细化的短板依旧存在。具体表现在：(1)统计指标中未涵盖可持续发展蓝色海洋经济指标，未突出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等新兴海洋蓝色产业的重要性，构建蓝色指标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促进海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2)海洋生态系统价值估算在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缺失，无法体现海洋经济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整体的高度依赖和二者的作用关系; (3)市、县级海洋经济统计工作力度不足，且部分内陆海洋相关产业产值未纳入统计过程之中。以上海洋经济统计内容和工作模式方面的问题，使得我国当前的海洋经济统计体系难以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制约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通过以上国际对比和对我国现状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完善建议：

(一) 优化我国海洋经济统计框架体系，提升国际兼容水平

由于缺乏国际通用的方法来界定和量化全球不同国家海洋经济的构成，各国海洋产业的统计口径构成不同，难以开展国际比较。建议借鉴美欧澳海洋经济数据的统计分类研究和空间尺度精细化较高的经验(如欧盟各国对传统海洋产业和新兴海洋产业统计数据进行详细划分，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各州、市尺度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进行详细汇总)，以统计精细化为导向，加强海洋经济的定义和具体统计范畴的标准研究，优化我国海洋经济统计框架体系。美欧澳对内陆地区的海洋经济产业，如海洋服务业也进行了统计并纳入海洋经济报告，这部分产业涉海工作群体庞大。建议我国依托国家和各省份海洋经济统计信息网，开展沿海地区海洋相关产业和人员普查，特别是将内陆地区涉及的海洋产业链纳入统计调查。通过海洋产业统计精细化的工作，可识别出沿海省份中靠陆地区的涉海产业，全面准确地呈现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态势。

《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和《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涵盖全国各省份海洋产业的经济产值和各产业在省级海洋经济中的占比，但未包括各市、县的海洋产业统计数据。而美国则对县级的海洋经济数据进行了详细统计和公开，便于研究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清楚获取所需信息并了解海洋产业动态变化。^[15]建议进一步加强沿海城市及更小尺度的海洋经济统计工作，补充和完善地市、县级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并进行定期公开。在沿海省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海域和海岛确权工作，明确海洋和沿海地区资源的归属，厘清各省份涉海产业和涉海人员清单，推动对海洋产业活动的科学监测和长期发展趋势的准确评估，促进我国海洋经济研究更加系统化、精细化和科学化。

(二) 借鉴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经验，促进我国更多关注新兴海洋产业和蓝色经济统计指标创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通过构建生态系统发展测度指标来表征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15年的全球海洋经济报告中提出“海洋生产总值”(Gross Oceanic Product, GOP)概念，^[26]通过估算全球海洋资源的各项价值，测量未来海洋永续发展的潜力，而不仅是计算海洋提供的年度经济产出。欧盟的成员国丹麦也开展了类似的“绿色资产总值”估算，^[27]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在海洋经济的政策实施和决策环节。澳大利亚大堡礁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珊瑚礁群，其海洋管理和经济效益研究一直是澳大利亚的海洋研究热点，特别是大堡礁周边海洋经济以及大堡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28][29][30]建议我国开展“海洋生产总值”区域及全面测算，突出海洋资源的价值和海洋自然资源保育特色，在海洋经济统计中增加生态服务价值、文化价值估值等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估海洋资源发展利用和保育前景，从而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将澳大利亚大堡礁区域海洋经济开发利用作为重点案例，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湾等重点海区，开展蓝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加强微观尺度的海洋经济发展研究积累，夯实蓝色经济指标数据基础。

美欧澳在明确界定海洋经济统计范畴的基础上，积累多年的区域尺度海洋经济管理研究经验和案例，开展了大量中微观尺度的海洋经济测算和分析探索，^{[31][32][33][34]}并将蓝色经济指标运用于区域尺度海洋经济管理中。研究海洋经济总量的微观产业市场行为，涵盖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和省份以及不同海洋产业效益的测算。现阶段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仍存在以传统海洋产业(海洋渔业和海洋油气业等)为核心的发展趋势，海洋电力业等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力度较弱，建议我国加强国际海洋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测研究，加快扶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海洋经济产业体系。^[35][36]通过在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中突出生态用海途径和相关蓝色经济产出，^[37]重视海洋生态系统保育和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 完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过程，提高海洋经济数据共享服务能力

我国海洋经济年报的发布为一年一次，海洋经济数据的核算和统计环节都要在此期间完成，相关数据的统计环节和核算时长较短。建议在维持现有统计核算频率的基础上，建立联合统计监督及二次、三次核算机制，参考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经济核算方式，对数据后续开展多次监督核算，增加统计部门与涉海部门的合作与互动，加强统计和核算人员队伍建设，并延长单次核算周期，完善海洋经济的统计和核算工作，提高数据质量。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海洋相关产业活动的运行监测和未来海洋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测，美欧澳均对州、市一级的海洋经济数据进行详细统计和公布，并在海洋经济研究中拥有多年的研究经验和大量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学者可通过区域和微观基础分析、理论分析来印证海洋经济的数据来源，为下一阶段的海洋统计体系完善提供坚实的基础。建议我国加强海洋经济数据统计方法与系统化的标准研究，提高科学性并面向社会提供数据服务。增强数据的可获取性有助于更系统科学地开展海洋经济统计方法研究，并精准量化分析海洋产业子类。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校等可依托政府官方网站共同构建开放、共享的海洋数据平台，定期发布海洋相关产业数据，促进海洋经济数据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便于公众更深入了解我国海洋支柱产业和未来新兴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推动蓝色经济的社会化参与模式，更好地提升公众的海洋可持续发展认知和参与能力。

四、结论

开展海洋产业统计口径的国际比较研究，对于系统分析国际重要海洋国家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律，支撑我国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比国际主流海洋经济定义、统计指标标准和统计范畴，提出未来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借鉴国际重要海洋国家(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构建海洋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高质量统计体系的政策建议：优化并制定国际兼容的海洋经济统计框架体系; 借鉴国际可持续发展经验，在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中构建蓝色经济指标以提升对可再生能源海洋产业的发展重视; 精细化海洋经济统计核算过程，加快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提高公众对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