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21年，中国海洋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首次突破9万亿元，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在海洋经济结构优化、海洋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较大成就，海洋经济发展逐步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1]虽受新冠疫情、国际地缘政治紧张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但中国海洋经济仍处于持续恢复和向好发展态势。^[2]但也应该看到，在早期传统的海洋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下，中国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低、海洋产业结构层次低、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约束力日益趋紧，^[3]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海洋空间开发失衡，供需矛盾日渐突出。^[4]传统海洋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不足，产业结构提升慢，新兴产业引领带动力不够；产业链延伸短，海洋产品附加值低；海洋服务业发展滞后，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提升；……问题较为突出。^[5]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驱动力是创新，本质在于增长动力的转换，传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海洋动能的成长仍不足以弥补旧动能减弱的缺口，新业态发展动力和动能转换的深度不够，海洋经济动能转换的潜力仍未完全释放，旧动能难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提升。^[6]因此，亟须推进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重构海洋经济动力系统，通过对海洋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的科技创新驱动、提升传统动能，伴随产业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机制创新，完成旧动能的改造、升级，促进海洋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海洋经济发展与构建海洋强国的必然趋势。^[7]

一、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研究进展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研究不断深入，动能转换研究从仅关注经济系统逐渐扩展到农村—经济系统、^[8]产业—经济系统、^[9][10]城市—经济系统、^[11]海洋—经济系统等不同的领域。^[12]国外对于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类似海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问题展开实证研究。Guo等从效率和空间视角探讨了推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13]Ren等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研究中国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模式，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要素投入，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14]Sun等探讨了中国海洋经济的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内在影响因素，认为对海洋经济动态演化影响最大的是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15]目前，国内有关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1)关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建议等理论研究。孙吉亭在解释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剖析海洋文化产业在其中起到的软硬实力支撑作用。^[12]李大海等以青岛为例探讨海洋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6]刘俐娜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分析青岛海洋经济基础实力与问题短板，提出加快青岛海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16](2)关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指标测度及实证评价。姜红等以青岛为例，利用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讨青岛在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17]辛全英等建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熵权法与TOPSIS模型相结合分析河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结合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背景，提出相应措施和建议；^[18]戴美艳基于海洋产业视角对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行研究；^[5]戴桂林等在索罗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海洋渔业新旧动能转换政策效率进行分析。^[19]

综上所述，学界在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脉络、概念内涵、对策建议等方面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研究奠定重要基础。总结已有研究发现：(1)当前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研究较少，且多偏重于理论探索，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并测度的研究更为少见；(2)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侧重研究在特定行业或地区层面的定量测度，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较少；(3)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明显的稳定性、长期性、可持续性和动态性特征，评价设计及对应指标的选取需综合考虑其内涵特征。基于此，本文从动能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结构转型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赋权法－TOPSIS模型综合测度2006—2020年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指数，对发展的演进规律进行动态对比剖析；借助GWR模型探讨中国沿海11个省份各个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以期为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理论依据。

二、新常态下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与机理 (一) 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是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同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不论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布局考量，加快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是指培育和发展经济增长新动能，改造和淘汰落后的旧动能。^[20] “十四五”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新旧动能转换在理论界讨论广泛，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是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的过程，通过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实现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21]在海洋发展领域中，海洋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是以创新驱动为动能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淘汰传统海洋产业、提升要素催动、深化改革推动为核心内容，最终提升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海洋产业绿色转型升级。^[6]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体系架构如图 1所示。

(二) 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机理

新时代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新型动力引擎逐渐替代传统动力引擎的过程，以创新为统领，以增长动力转向、体制机制转轨、经济结构转型及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内容，涉及生产力、产业、技术、业态和模式等多个系统维度优化升级的过程。^[20]

1、从需求侧动能来说，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领的海洋科技创新为主动力加快培育新动能，有效促进效率提高，转变增长方式，催生海洋新的发展模式、新的业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最终激发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潜能；^[22]在海洋强国建设背景下，以创新驱动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科技水平先进、海洋资源利用效率高的海洋新兴产业，改造淘汰技术含量低、生产效率低、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破坏大的传统海洋产业，优化海洋资源配置方式，促进海洋产业升级，最终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活力。^[23][24]

2、以供给侧动能和结构转换动能为基础，通过不断创新核心关键海洋技术、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统筹发展格局等手段，^[25]以海洋新知识、海洋新技术、海洋新模式、海洋新人才、海洋新业态等生产要素为增长动力转向，构建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减少海洋资源过度消耗及生态污染破坏，是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结果。^[26]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 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的演进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时刻伴随着新、旧动能的动态变化，评价维度的设计及对应指标的选取应尽可能契合其内涵。结合海洋经济发展本质特征，参考相关研究，^[27][28][29]构建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1、需求侧动能。海洋经济发展需求潜能在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的消费升级。恩格尔系数代表食品类消费支出增长产生的需求动能，指标上用沿海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来度量内需动能。在外需上，对外贸易成本，国内生产率提升产生生产优势，促进进出口规模扩张，学习与技术溢出效应，导致进出口，促进国内外产业升级，适应需求增长，指标上对外开放水平用进出口总额表征，用2020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中海洋经济发展成效表征海洋经济发展需求潜能在内需上；激发海洋经济活力成为推动涉海就业人员增加、海洋产业增加值占比增加、海洋固定资产投资额提升，促进政府加大海洋科研经费的投入与海洋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增加海洋经济产业企业，最终实现投资结构升级和内需规模扩张的强化内需驱动型新动能的重要动力。^[30]

2、供给侧动能。海洋经济发展作用在海洋要素效率的供给侧功能上，增加海洋科研机构和海洋科研经费投入，吸引更多海洋科技人员，提高海洋技术创新能力；知识培育能力提高，其动能大小用海洋专业高等学校数、海洋相关专业毕业生数、海洋产业硕士博士点、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比重等指标反映；考虑科技创新依赖于社会金融支持，及相应融资结构的变化促进作用，意味着金融辐射能力提高，促进产业调整，成为重要的供给侧动能。^[31][32]

3、结构转换动能。结构转换动能是影响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过程，并形成更高质量、更加均衡、更高水平的发展结果，主要包含三个维度的内容：通过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的优化配置、提升海洋产业现代化水平，促进海洋经济要素在行业间的动态流动；结构上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形成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方式；在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渔业资源利用率、海洋资源利用率、旅游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发展，其中，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借鉴2020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标准，不断实现海洋经济转型升级。^[33][34][35]

(二) 研究方法 1、指标预处理及权重求解

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综合权重。首先，基于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次，基于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主观权重。再次，基于熵值法计算指标客观权重。最后，优化综合权重。通过AHP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计算模型指标主客观权重α_i、β_i，以及指标的综合权重W_i。计算公式为：

$ W_i=\frac{\sqrt{\alpha_i \beta_i}}{\sum\nolimits_{j=1}^n \sqrt{\alpha_i \beta_i}} $

(1)

2、改进的TOPSIS模型

本文采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对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水平进行评价分析。^[36]该方法根据各评价方案到理想解的欧式距离远近来评价方案优劣状况，与传统的TOPSIS算法相比，改进的TOPSIS模型克服因权重改变可能产生逆序现象的缺点。在此基础上计算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指数，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详细建模步骤如下：^[37]

(1) 数据标准化评价矩阵。为消除指标不同量纲的影响，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 a_{i j}=\frac{x_{i j}-\min \left(x_{i j}\right)}{\max \left(x_{i j}\right)-\min \left(x_{i j}\right)}(\text { 正向 }) $

(2)

$ a_{i j}=\frac{\max \left(x_{i j}\right)-x_{i j}}{\max \left(x_{i j}\right)-\min \left(x_{i j}\right)} \text { (负向) } $

(3)

其中，x_ij表示第i年指标j的原始数据；i = 1、2、…、n；j = 1、2、…、m；max(x_ij)和min(x_ij)分别为所有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a_ij为x_ij标准化后的数据。

(2) 加权决策化矩阵。将数据标准化评价矩阵与主客观赋权确定的综合权重相乘，得到加权决策矩阵，即：

$ v_{i j}=w_i a_{i j} $

(4)

其中，w_i表示各评价指标综合权重。

(3) 确定正负理想解：

$ \left\{\begin{array}{l} a_j^{+}=\max \left\{a_{1 j}, a_{2 j}, \cdots a_{n j}\right\} \\ a_j^{-}=\min \left\{a_{1 j}, a_{2 j}, \cdots a_{n j}\right\} \end{array}\right. $

(5)

$ \left\{\begin{array}{l} v_j^{+}=\max \left\{v_{1 j}, v_{2 j}, \cdots v_{n j}\right\} \\ v_j^{-}=\min \left\{v_{1 j}, v_{2 j}, \cdots v_{n j}\right\} \end{array}\right. $

(6)

(4) 正负加权距离：

$ \left\{\begin{array}{l} c_i^{+}=\sqrt{\sum\nolimits_{j=1}^n w_j\left(p_{i j}-p_j^{+}\right)^2} \\ c_i^{-}=\sqrt{\sum\nolimits_{j=1}^n w_j\left(p_{i j}-p_j^{-}\right)^2} \end{array}\right. $

(7)

(5) 虚拟负理想解和距离：

$ v_j^*=2 v_j^{-}-v_j^{+} $

(8)

$ \left\{\begin{array}{l} d_i^{+}=\sqrt{\sum\nolimits_{j=1}^n\left(v_{i j}-v p_j^{+}\right)^2} \\ d_i^{-}=\sqrt{\sum\nolimits_{j=1}^n\left(v_{i j}-v_j^{-}\right)^2} \end{array}\right. $

(9)

(6) 确定合成距离：

$ \left\{\begin{array}{l} L_i^{+}=\alpha c_i^{+}+\beta d_i^{+} \\ L_i^{-}=\alpha c_i^{-}+\beta d_i^{-} \end{array}(\alpha=\beta=0.5)\right. $

(10)

(7) 运用以下公式对最优解的相对贴近度(T_i)进行计算：

$ T_i=\frac{L_i^{-}}{L_i^{+}+L_i^{-}}\left(T_i \in[0, 1]\right) $

(11)

其中，T_i越接近1，表示水平越高。

(8) 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评价。

3、核密度估计

为探究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动态演进过程，本文借助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对其在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可视化展示。^[38]具体公式为：

$ \hat{\ }{{f}_{h}}(x)=\frac{1}{nh}\sum\limits_{i=1}^{n}{K}\left( \frac{x-{{x}_{i}}}{h} \right) $

(12)

其中，$ \hat{\ }{{f}_{h}}(x)$为核密度估计值；n为样本数；h为带宽。

4、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是将数据空间位置嵌入回归系数中，运用地理距离权重估计，分析数据的空间异质性，充分反映区域影响因素的空间位置关系。^[39]模型如下：

$ y_i=\beta_0\left(\mu_i, v_i\right)+\sum\nolimits_k \beta_k\left(\mu_i, v_i\right) x_{i k}+\varepsilon_i $

(13)

其中，y_i是因变量；x_ik为自变量；(μ_i，v_i) 是第i个采样点坐标；β_k(μ_i，v_i)x_ik是连续函数；i为i单元上的第k个解释变量；ε_i为随机误差。

(三) 数据来源

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相关指标数据均来源于政府统计部门公开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考虑到国家政策对海洋经济的影响以及海洋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2006-2020年作为研究区时段，参考2007—2017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以及沿海各个省份历年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部分数据借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1年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以及《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与权威性。部分指标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的方式进行补全。

四、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评价结果 (一) 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总体特征

根据公式(1)—公式(11)，计算出2006—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综合指数(见表 2)。

1、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综合指数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2006年的0.1482上升到2020年的0.6767，年均增长率为11.98%。2006—2007年，中国海洋发展粗放、掠夺式开发、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造成海洋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突出，海洋科技创新水平较低，使得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较低。2008—2010年，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海洋金融辐射能力下降，整体上在这个时间段内呈增速下降趋势。2011—2014年，国家加大科研平台的建设，科研人员的素质整体提升，海洋高科技政策指引方向明确，海洋科技金融支持力度大，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呈上升趋势。海洋知识培育能力的下降导致海洋新旧动能转换总体水平由2014年的0.5008降低至2015年的0.4675。2016—2019年，受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影响，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贸易投资萎缩，海洋经济发展受创，滨海旅游业、海洋发展需求发展得不到满足，导致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呈下降趋势。

2、从准则层看，结构转换动能提升最为显著。这说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变化主要受结构转换动能影响，未来实现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加大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力度，巩固海洋优势产业，扶持海洋新兴产业，以实现区域海洋产业结构布局优化；注重海洋绿色发展，严格管控海洋污染物排放，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注重海洋转型升级，不断强化海洋科技创新，提高海洋投入产出效率。需求侧的海洋动能转换水平提升也较为显著。不断提升海洋经济需求潜能，提高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海洋经济发展成效，才能形成海洋经济、民生稳定状况。供给侧动能转换水平整体不高，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贡献力度较小。究其原因是，目前海洋科研机构较少，海洋科研经费不足；知识培育能力不足，海洋相关专业院校及人才少；海洋金融辐射能力欠佳，导致海洋经济动能转换供给侧动力不足，处于较低水平。当前重要任务是补齐海洋经济动能转换供给侧段短板，在已有的科技应用基础上，加大对海洋科研资金投入，整合各级科研资源力量，不断引进和创新绿色海洋技术，培养海洋专业高水平人才；在保持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基础上，提高海洋金融辐射能力，从而促进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发展。

基于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结构转换动能三个维度及综合指数，绘制出2006—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分维度评价折线图(见图 2)。其供给侧动能虽在2013—2015年略有下降，但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需求侧动能和结构转换动能维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海洋发展需求潜能不断增加、海洋经济活力提升，海洋产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注重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是导致需求侧动能和结构转换动能维度不断波动上升的主要原因；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三个维度和综合水平呈下降趋势。

(二) 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核密度估计

依据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结果，运用Eviews软件绘制出2006—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核密度分布图(见图 3)，选取具有代表性年份进行可视化呈现。

1、重心位置。四个年份的核密度曲线重心位置不断右移，说明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水平逐步提升；低值区的核密度曲线重心位置向右迁移幅度大于高值区，说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在低水平的区域较高水平区域提升速度快，低水平区域对高水平区域形成“追赶效应”，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区域间差异呈不断缩小的演进特征。

2、演变形状。2006—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核密度曲线从双峰陡峭分布向单峰平缓分布变化。2006年呈双峰陡峭分布，说明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两极分化程度较高，区域间差距大；2010年后呈单峰右偏态分布，曲线坡度相对较缓，说明两极分化程度减弱，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2015年呈单峰左偏态分布，曲线坡度变陡，说明区域差异增大，整体发展水平降低；2020年呈右偏态分布，波峰右侧面积明显增大，说明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出现向高水平迈进趋势。

3、波峰高度。2006—2010年有所下降，2015年波峰高度出现明显的回升，2020年则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说明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差异呈现先缩小再扩大继而再缩小的变化过程。

五、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影响因素分析 (一) 变量选取及GWR模型运算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因素，利用中国沿海11省份14a数据，借助GWR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中国不同沿海地区地理特征差异大、海洋资源分布差异大、海洋科技发展水平悬殊，不同区域的海洋经济发展策略、产业结构布局、海洋经济产业发展水平、海洋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最终采用陆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海洋科研机构拥有发明专利数)、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海洋消费能力水平(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海洋对外开放水平(进出口贸易总额)六个变量作为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影响因素。

综合考虑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发展状况，选取2006—2020年数据均值，并且用无量纲化法标准化处理数据，构建GWR模型。首先，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处理；其次，利用OLS模型和GWR模型对比回归分析，OLS模型R²为0.781，GWR模型R²为0.982，表明GWR模型拟合性能优于OLS模型；最后，以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指数为因变量，上述六种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在ArcGIS软件中GWR模型进行空间回归分析。

(二) 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Origin软件绘制不同地理位置的回归系数雷达图，分析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格局，考察各因素对中国海洋经济动能转换影响的地区差异(见图 4)。

1、陆域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陆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呈正相关。系数值总体上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海洋经济依托陆域经济进行，陆域经济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因此陆域经济发展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呈正相关，今后海洋经济发展应更注重海陆协同发展。该指标回归系数绝对值在江苏、浙江及周边地区较小，说明对上述地区而言，陆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的影响相对其他变量并不显著。

2、海洋产业结构水平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最大，并且呈正相关，有利于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的提高，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空间分布大致由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向南部海洋经济圈层式减弱。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从三大圈海洋产业企业存量看，北部占比35.14%，东部和南部分别占24.07%和31.75%，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较大。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南部经济圈，如广东、广西，说明海洋产业结构水平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的影响相对其他地区并不显著。

3、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起着正向推动作用。海洋科研人员增加，使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取得一定提升，将科技创新成果投入海洋经济动能转换中加快了海洋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升海洋经济动能转换的水平。从三大海洋经济圈看，经济群圈内空间分布高低不均，北部经济圈的天津和山东、东部经济圈的江苏和上海、南部经济圈的广东是高值区域。山东、广东和上海是中国海洋科技力量的集聚地，涉海科研机构与高端人才居全国的前列，在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兴海战略下，海洋科技创新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涉及的领域逐步广泛，科研转换能力明显提升，海洋科技环境明朗，海洋经济动能转换动力充足。

4、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系数的估计值总体上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布局。整体而言，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系数高值的辽宁、广东和山东的陆域经济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系数范围在0.390—0.119，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前列，这些地区加大海洋经济的发展力度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更高；而低值区的回归系数在-0.431—0.390，主要分布在河北、广西和海南，并且回归系数有呈现负值的区域，其GDP在沿海省份中排名位于后部，海洋经济发展有所欠缺，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对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度较低，该区域尚未形成海洋经济动能转换的有效作用机制。三大海洋经济圈应基于区域优势，各自发挥所长，与国家战略协同发展。“十三五”时期，南部经济圈发展较为迅速，从早期比重略低格局逆袭。中国海洋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状态，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国际环境的影响，海洋经济发展，面临不可避免的挑战。

5、海洋消费能力水平系数基本为负值，说明海洋消费能力水平与海洋经济呈负相关。海洋消费能力水平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的作用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布局特征，并且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上是以北向南逐层减弱的趋势演进。当前主导北部海洋经济圈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因素是海洋消费能力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部海洋经济圈“内循环”的畅通高效将释放巨大动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洋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进程。

6、海洋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展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并且系数也表现为负值，这种阻碍作用从高到低，总体上呈由北向南逐层减弱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海洋权益竞争不断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海洋灾害频发严重限制了海洋经济的发展空间，进而对海洋经济动能转换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最终无法正向推动海洋经济动能转换。阻碍作用较强的高值区域集中在北部海洋经济圈，应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积极推动对外开放高地的构筑。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基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内涵与机理，从需求侧、供给侧、结构转型动能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赋权法、TOPSIS模型和核密度估计，对中国2006—2020年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测算与综合评价；引入GWR模型探讨中国沿海11个省份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1、2006—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综合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结构转换动能提升最显著，说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变化主要体现在结构转换动能上；需求侧动能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不断提升海洋经济发展需求潜能，提高海洋经济发展成效；供给侧动能转换指数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贡献力度较小。

2、2006—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区域间差异呈现先缩小再扩大继而再缩小的演化规律。2006—2010年，新旧动能转换分化程度较高，区域间差距大；2011—2014年，两极分化程度减弱，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2015—2020年，新旧动能转换向高水平迈进。

3、陆域经济发展水平、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海洋科技创新水平与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有利于海洋经济动能转换水平提高。其中，海洋产业结构水平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最大，是贯穿整个新旧动能转换系统中最为核心的力量；海洋消费能力水平和海洋对外开放水平系数基本为负值，说明海洋消费能力水平与海洋经济呈负相关；此外，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二) 讨论

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一项系统性、动态性、区域性工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操作性，结合GWR模型探讨影响因素，为中国海洋经济及沿海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发展方向，也为进一步提出针对各区域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建议提供科学依据。

1、学界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研究更多关注新旧动能转换内涵等理论研究，局限于特定领域的定量化分析与测度，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尤显不足。本文立足中国海洋经济内涵和机理，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涉及的三项重要维度(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结构转换动能)出发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明晰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演化规律，解析中国及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影响机制的空间差异，可为因地制宜地推进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思路。

2、“十四五”时期是国际社会经济秩序重塑的关键期，也是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加快海洋新旧动能转换对于促进海洋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亟须深化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内涵和研究机理的认识，准确把握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难点和着力点；建设一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海洋产业技术改造、新业态培育、空间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等方式改造旧动能，提高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效率。

3、本文对2006—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行测度，由于海洋数据获取困难，本研究中的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如体制机制、发展方式等，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深入；本文仅涉及全国尺度，尚不能对中国沿海各区域空间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更微观层面的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空间演变特征。此外，在影响因素方面，尚未将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纳入其中，后续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对中国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