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是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倡者，同时也是认知叙事学这一后经典叙事学重要分支的领军人物，为当代西方叙事学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赫尔曼推出的叙事学著作颇多，并提出了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叙事理论，他的叙事学著作和叙事理论对认知叙事学，甚至是叙事学的发展都大有裨益，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关注度。但纵观国内外针对赫尔曼的研究，可以发现，绝大部分还是针对其叙事学著作进行的研究。^①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书评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界了解赫尔曼叙事学著作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提供有效的服务。但是，它们无法系统、全面和深入地对赫尔曼的学术思想，甚至是某一具体的理论进行论述，更无法揭示书评作者对赫尔曼叙事理论的深刻认知和独到见解。正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国内外学者都以书评的形式呈现出他们对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关注，因此，针对赫尔曼的学术思想，甚至是某一具体的理论进行的研究，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① 国内外相关学者都对赫尔曼的叙事学著作进行了评介，在此以赫尔曼独立撰写的5本叙事学专著——《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1995)、《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2002)、《叙事的基本要素》(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2013)和《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2018)为例，它们在国外均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众多学者都以书评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评介。其中，关于《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一书的书评，可参见：Ryan, Marie-Laure. Book Review of 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J]. Style, 1996, 30(3): 514-518. 关于《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一书的书评，可参见：Nünning, Ansgar. Book Review of 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J].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3, 49(4): 882-885. 关于《叙事的基本要素》一书的书评，可参见：Kafalenos, Emma. Essential Elements of Story-Tell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ook Review of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J].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0, 46(3): 347-352. 关于《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一书的书评，可参见：Baetens, Jan. Book Review of 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J]. Leonardo, 2014, 47(5): 524-525. 关于《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一书的书评，可参见：Alber, Jan. Book Review of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J]. Style, 2019, 53(2): 272-276. 笔者曾撰文梳理了这5本专著在国外学界引起的反响，可参见：宋杰. 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以赫尔曼独撰的5本专著为例[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3)：290-302. 在这5本专著中，《叙事的基本要素》和《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关于《叙事的基本要素》一书的书评，可参见：尚必武. 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论赫尔曼《叙事的基本要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1)：85-91. 关于《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一书的书评，可参见：宋杰. 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评戴维·赫尔曼的《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5)：143-151. 关于《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一书的书评，亦可参见：Fang, Xiaoli. Toward a Bionarratology: A Review on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J/OL]. Social Semiotics, (2022-03-20)[2022-08-02], https://doi.org/10.1080/10350330.2022.2043724.

赫尔曼曾发表《叙事理论与意向立场》(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Intentional Stance，2008)一文，对叙事中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进行过探讨，从而拓展和深化了有关叙事参与中“共同注意力”(joint attention)的研究。该文受到了国际知名叙事学研究者马可·卡拉乔洛(Marco Caracciolo)的关注，^②卡拉乔洛撰写《论故事的体验性：跟进戴维·赫尔曼的〈叙事理论与意向立场〉一文》(On the Experientiality of Stories: A Follow-up on David Herman′s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Intentional Stance"，2012)，对赫尔曼在其文中有关意向性问题的探讨进行回应，并进一步聚焦到叙事体验与叙事阐释的问题上。卡拉乔洛一文不仅丰富了赫尔曼意向性理论的内涵，也极大地拓宽了叙事学在意向性、体验性、叙事理解、叙事阐释、叙事交流等方面的研究维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两篇论文的发表间隔整整4年，但二者均发表于期刊《部分回应：文学与思想史学刊》(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上，这似乎是赫尔曼与卡拉乔洛在不同时间、同一空间中展开的一次学术“对话”。下文将首先简述赫尔曼一文的核心内容，即赫尔曼建构意向性理论时所吸收的前人的思想与其本人提出的具体的理论建构策略，并概括卡拉乔洛对赫尔曼的研究的回应，即卡拉乔洛一文对赫尔曼一文精髓的归纳、卡拉乔洛一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以及卡拉乔洛于文中提出的两个重要论点。在回顾完这两篇论文，尤其是卡拉乔洛一文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本文将从叙事交流中的体验性与阐释这两个方面出发，重点梳理卡拉乔洛基于赫尔曼意向性理论的研究，对叙事中作者与读者问题的思考，以此呈现其本人对赫尔曼的研究作出的有益补充，从而突出这一场隔空“对话”的精彩与魅力。总之，卡拉乔洛进一步发展了赫尔曼的意向性理论。

② 卡拉乔洛目前为比利时根特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叙事理论研究，其代表作包括独著的《叙事的体验性：生成主义者的研究方法》(The Experientiality of Narrative: An Enactivist Approach，2014)、《当代虚构作品中奇怪的叙述者：探索读者与人物的交际》(Strange Narrator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Explorations in Readers′ Engagement with Characters，2016)、《20世纪虚构作品中的具身化与宇宙视角》(Embodiment and the Cosmic Perspective in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2020)等。

一、赫尔曼一文的核心内容与卡拉乔洛对该文的回应

赫尔曼在《叙事理论与意向立场》一文中，首先回顾叙事学研究中反意向主义的起源和表现，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以威廉·K.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 Jr.)与门罗·C.比厄斯利(Monroe C. Beardsley)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学派对“作者意图”(author′s/authorial intention)的反对；^③第二，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依赖于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创的以代码为核心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同时兼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在内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从而忽视了语言使用者如何使用语言系统来指示交流意向，自然就否认意向立场的存在；第三，像包括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内的后结构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一样，坚持要将语言系统与交流或指涉意向相区分，其对反意向主义工程的建构更为激进。赫尔曼认为，英美新批评学派、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反意向主义思想为其本人探讨意向性问题提供借鉴，同时更加坚定了其本人的意向主义立场和对意向性理论建构的决心。据此，赫尔曼采用一种双向的研究策略，从两个不同但相关的角度审视叙事与意向性的关系，以着手建构自己的意向性理论。一方面，赫尔曼认为，叙事文本的读者将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即赫尔曼所谓的“故事的世界化”(worlding the story)；另一方面，赫尔曼指出，叙事文本的读者还会将意向系统根植于故事中，即赫尔曼所谓的“世界的故事化”(storying the world)。在探讨完故事的世界化与世界的故事化问题后，赫尔曼还围绕叙事语境中的意向性展开讨论，涉及内心客体(inner mental objects)与会知结构(structures of know-how)问题。^④总之，赫尔曼一文在充分回顾前人有关反意向主义的观点后，深入地论述叙事交流过程中采取意向立场的重要性，并搭建意向性作为叙事学关键词的理论基础，为跨学科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③ 维姆萨特与比厄斯利于1946年发表“The Intentional Fallacy”一文，可参见：Wimsatt, William K., Jr., Monroe C. Beardsley. The Intentional Fallacy[J]. The Sewanee Review, 1946, 54(3): 468-488. 国内学界已约定俗成地将该文文题名译为《意图谬误》，并在谈到有关“作者”的问题时，常以“作者意图”这样的措辞来表述，即将“intention”一词译为“意图”。需要说明的是，赫尔曼有关“intentionality”的研究更多地是受到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影响，例如，丹尼尔·C.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有关“intentional stance”的探讨，可参见：Dennett, Daniel C. The Intentional Stanc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7. 丹尼特的The Intentional Stance一书受到刘占峰与陈丽的关注，二人合译该书，译本可参见：丹尼尔·C.丹尼特. 意向立场[M]. 刘占峰，陈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可见，国内学者倾向于将“the intentional stance”中的“intentional”译为“意向的”，而非“意图的”。有鉴于此，除在此以“作者意图”进行表述外，笔者在本文均以“意向”“意向性”“意向主义”“反意向主义”和“意向主义者”这样的措辞来表述，以保持行文的统一。

④ “know-how/knowing-how”和“know-that/knowing-that”的关系一直是哲学界热议的话题，关于二者的译法，国内学者未达成统一标准。郁振华将其分别译为“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可参见：郁振华. 论能力之知：为赖尔一辩[J]. 哲学研究，2010(10)：70-78，129. 任会明将其分别译为“会知”和“所知”，可参见：任会明. 会知与呈现模式[J]. 哲学研究，2011(1)：68-76，129. 笔者认为二人的译法均可取，出于表达的简洁和对称，在此采用任会明的译法，将“know-how”译为“会知”。

针对赫尔曼的研究，卡拉乔洛认为其意向性理论的核心是“共同注意力”的概念，而他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有关共同注意力与文化习得间关系的研究。^[1](P56-93)根据托马塞洛的观点，儿童的自然语言习得与他们能否参与到共同注意力场景中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儿童是通过逐步理解成年人的交流意向来学习新词的，这通常是由成年人将儿童的注意力引导至一个物体上来实现新词习得的。也就是说，语言习得与采取共享的焦点(point of focus)，即共同注意力，是直接相关的。于是，赫尔曼将托马塞洛的观点类推到更大的范围上，指出，“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将自身定位至注意力的场景中，以重构交流意向”。^[2](P252)正因如此，语言根植于意向系统中，语言的意义形成于说话者、听者与世界这三者的交流互动中。同样地，赫尔曼提出，叙事的意义生成于作者、读者与叙事世界这三者的交流互动中。具体而言，作者将读者邀请至故事世界中，让他们处理特定的叙事特征，这个过程则需要共同注意力的参与。可以说，卡拉乔洛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赫尔曼一文以及其有关意向性理论研究的精髓，即成功达成叙事交流目的的关键在于叙事参与者之间存在共同注意力。当然，也正是对赫尔曼的观点的认同，卡拉乔洛才会基于赫尔曼的研究，撰文继续深入去探讨叙事中作者与读者的问题。

卡拉乔洛一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考察意向性与体验的关系，扩大赫尔曼有关叙事参与的共同注意力理论”。^[3](P198)在卡拉乔洛看来，“赫尔曼共同注意力理论是否成立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否存在对话的可能性”，^[3](P198)⑤而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米哈伊尔·M.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的对话性理论。但是，卡拉乔洛认为，当赫尔曼的理论与巴赫金的理论相遇后，二者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因为“‘共同注意力’的概念可以让我们从认知的视角重探巴赫金的理论，即读者能进入到与作者的对话中，是因为他们加入到了作者处理虚构世界的行列中”。^[3](P198)叙事学家历来就重视对“虚构意识”(fictional consciousness)的探讨，但卡拉乔洛指出，“读者通过文学作品进行交流的唯一真正的意识，实则是作者的意识”。^[3](P198)总之，卡拉乔洛肯定赫尔曼提出的共同注意力理论为研究作者与读者的叙事交流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卡拉乔洛更是道出了他的研究思路，或是他的这篇论文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而成形的：“若读者不承认作者对作品的体验和作者对自身生活的体验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相似点，那么，作者的心智和读者的心智就不可能相会。”^[3](P198)这正如格雷戈里·柯利(Gregory Currie)所言，若我们在文学阅读时采用作者设置的阐释框架，“我们则会感受到正与作者一起体验着(被叙述的)事件以及一起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最终产生一种对自身来说像是在被引导着的感觉”。^[4](P106)卡拉乔洛所谓的作者与读者能通过作品相互交流，并非是指作者的写作体验与读者的阅读体验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意思是“作者与读者对故事的体验方式本质上是类似的，而如果读者没有意识到这点，那么，作者与读者间就不存在对话。而之所以是类似的，其根源在于，作者与读者在身体构造、感知运动的可能性和看待(文化调停)问题的视野这几个方面都相似”。^[3](P198)

⑤ 原文中的“dialogue”为斜体，笔者将其译为“对话”后，仍作斜体处理。下文引用原文时，若原文中的内容为斜体，笔者译后仍作斜体处理，不再一一说明。

为了进一步拓展赫尔曼的意向性理论，卡拉乔洛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个涉及叙事体验。具体而言，卡拉乔洛认为，“作者为了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故事世界中，光是靠双方都有意向朝着故事世界的方向走去，这是不够的；他们同样需要以大体相似的方式去故事世界里体验一番”，^[3](P198)这种对故事世界的体验即是卡拉乔洛一文想要强调的、如该文主标题所示的“体验性”。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创作故事与读者阅读故事时共享的体验性特质，卡拉乔洛聚焦到以下两种维度的体验：一种是具身的、非概念化的体验，另一种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概念化的体验。在处理前一种体验上，丹尼尔·D.哈托(Daniel D. Hutto)的《超越物理主义》(Beyond Physicalism，2000)一书以及其有关“生成主义”的研究为卡拉乔洛提供了立论基础。^[5][6][7][8]在讨论后一种体验时，卡拉乔洛吸收了丹尼尔·C.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有关“意识”研究的观点。^[9]在丹尼特看来，意识是由叙事建构的(narratively constructed)，在此观点的指引下，卡拉乔洛探索了被语言和概念化模型影响的体验。当然，提到体验性，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研究不容忽视，^[10]卡拉乔洛也承认他确实受到了弗卢德尼克《走向“自然”叙事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1996)一书的启发。但是，卡拉乔洛的观点与弗卢德尼克的有些许不同，因为弗卢德尼克将体验性定义为“对真实生活体验的再现，这种再现是类似于模仿的(quasi-mimetic)”，^[10](P12)而他的“关注点将不局限于探究故事是如何‘引起’真实生活体验，而是故事如何提供新的且富有想象力的体验。体验性由此变为了创作与阅读故事时的‘感受’(feel)”。^[3](P199)

第二个论点关乎叙事阐释。卡拉乔洛认为所谓的阐释，可以视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关涉性’(aboutness)时所采用的视角”。^[3](P199)同样地，卡拉乔洛提出的这个论点也受到了他人的影响，主要是彼得·拉马克(Peter Lamarque)有关“文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ture)的思想，尤其是他对说明(explication)、解读(elucidation)和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三者的区分。^[11][12]⑥在此基础上，卡拉乔洛指出，“叙事的意向主义理论无法详尽地描述有关阐释的问题。换句话说，作者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故事世界的某些特征上，并将读者牵引至与作者相似的体验上。至此，阅读叙事文本不可避免地需要追随作者的脚步”，^[3](P199)这也是建构叙事交流模式(communicative model of narrative)的基础。卡拉乔洛在文中也指出，自己并不完全赞同赫尔曼坚持认为的“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这一观点，因为作者与读者在共享各自的体验时，读者并不一定要完全服从作者的指令。据此，卡拉乔洛提出，“(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参与到故事中这件事具有一种体验性特质，它在意向层面(读者追随作者的脚步)和阐释层面(读者与作者似乎并肩而行)之间起到中心点的作用”。^[3](P200)

⑥ “explication”“elucidation”和“interpretation”的意义相近，它们主要是用于区分读者进行文学叙事交流的三个层次：首先最基本的是“explication”，它指的是读者对文本的语言意义作出解释，即读者需要知道作者在使用某个词时的具体原因；“elucidation”涉及读者对文学作品主题思想和文学虚构世界的探索；“interpretation”要求读者以合乎逻辑和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对文学作品的主旨进行解读。可见，三者层层递进，它们分别处于文学叙事交流的语义分析、主题探析和审美体验层面。因此，笔者依次选用“说明”“解读”和“阐释”来作为其对应的中文译名。

二、卡拉乔洛的补充之一：叙事交流中的体验性

卡拉乔洛认为，读者之所以能理解作者的交流意向，继而阐释叙事文本，这得益于他们在叙事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体验性，这也是作者的意向立场能与读者的阐释意向相联系的关键因素，而通过考察意向性与体验或意识间的联系，则会对体验性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意向性可以被定义为“心智对其客体的指向性”，^[3](P205)同样地，根据G. E. M.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的观点，心智就像一张弓，有其专门针对的目标物体，它直接指向一个具体的对象。^[13]另一方面，在约翰·R.塞尔(John R. Searle)看来，意识可以被视为“一种内在的、第一人称的、定性的现象”。^[14](P5)那么，意识是否就可以等同于意向立场？哲学家对此莫衷一是。例如，迈克尔·泰尔(Michael Tye)与蒂姆·克莱恩(Tim Crane)坚持“强表征主义”(strong representationalism)和“强意向主义”(strong intentionalism)的观点，认为意向与意识互为依存，即所有的意向状态都是有意识的，所有的意识状态都是有意向的。^[15][16]与之相反的是戴维·J. 查尔默斯(David J. Chalmers)的观点，在他看来，意向性是意识的附带产物。^[17]以上两种观点似乎是两个极端，塞尔与哈托则采取了更为中庸的立场。塞尔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泰尔与克莱恩的观点，但他的主张更为温和，他认为意向与意识是紧密相连的，但并非所有的意识状态都是有意向的。^[18]哈托的立场与查尔默斯的有点类似，他反对将意向性与有意识的体验始终捆绑在一起加以探讨，“正因如此，理解体验的特质就不能单纯地简化为对意向指向性的理解”。^[7](P143)但与查尔默斯不同的是，哈托承认意向性与体验很容易被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通常被捆绑在一起”, ^[5](P70)这又让他本人的观点离塞尔更近了。哈托还进一步指出，共同注意力不仅涉及对世界同一特征的意向指向性，还包括能以相同的方式去体验这一特征的能力，所以，“如果想要对共同注意力作出详尽的描述，我们不能忽视它特殊的体验性维度”。^[8](P310)当然，并非任何情况下两个主体都能将注意力转移至同一个对象上，但“理论上而言，两个有机体是可以有意向地指向同一个客体，而且他们可能对这一客体同种特征的信息很敏感”。^[5](P34)另外，哈托也强调，体验性在这两个有机体与其指向的客体间形成联系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除非是这两个有机体能以相同的方式体验这一客体，否则他们无法以真实的感觉在他们二者与这一客体间形成必要的三角关联。”^[5](P34)

卡拉乔洛认为，上述观点都对赫尔曼有关叙事参与的共同注意力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暗示，要想在作者与读者间产生真实的‘心智相会’，光靠作者与读者(通过想象的意向形式)有意向地指向同一个故事世界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以本质上类似的方式在故事世界中体验一番”。^{[3](P207-208)}因此，卡拉乔洛觉得有必要将叙事参与中的意向性与体验性相区分，从而突出体验性的作用，也就是将“体验融入叙事理解的意向主义描述中，而不是将二者合并在一起”。^[3](P208)据此，卡拉乔洛探究了“体验性的概念是如何暗示作者与读者以本质上类似的方式在虚构世界中进行体验的”。^[3](P208)

上文提到，卡拉乔洛聚焦两种维度的体验，这两种维度的体验能解释作者与读者在故事世界中体验的相似性。一方面，在具身的、非概念化的体验上，卡拉乔洛力图证明“这种体验是如何在叙事文本中被‘指代’(indexed)的，以及作者(叙事生产方)与读者(叙事接受方)是如何以想象的方式感受这种体验的”。^[3](P208)另一方面，在以语言为媒介的、概念化的体验上，卡拉乔洛旨在说明“作者与读者过去的体验是如何与他们创作故事、阅读故事时感受到的体验相互作用的”。^[3](P208)关于前一种体验，以哈托为代表的、持生成主义观的哲学家强调，心智与具身体验密不可分，这种体验是积极探索世界的结果。因此，“生成主义者关注到了我们所追踪的感觉运动模式，这种感觉运动模式形成于我们与世界进行有意义的、具身的交际中，他们还补充道，这些模式是非概念化的、前语言的(prelinguistic)”。^[3](P209)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人类对世界的基本体验是非概念化的，那么，我们如何描述这种体验？这也引发了卡拉乔洛对后一种体验进行的论述，因为其本人就重视作者与读者“心智相会”背后的体验性特质。在此，卡拉乔洛认为要想描述后一种体验，要分两个步骤：首先，将体验“指代化”，因为所有人都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去体验世界”；^[5](P30)接着，“当说话者将体验‘指代化’时，说话者会触发听者过去与世界进行交际时感觉运动的记忆，听者会形成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无论有多模糊)有关说话者在过去体验事件时产生的‘像什么’的感觉”。^[3](P209)这种过往的记忆在心理语言学研究中，被称之为“体验性踪迹”(experiential traces)。^[19][20]卡拉乔洛指出，读者在阅读叙事作品时，不仅仅需要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作者有意向地指向的那个虚构客体上，同样地，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注意力的内涵也不仅仅包括形成相同的心理表征，更在于读者应该去与作者共享过去的体验，并利用这些过往的体验、依靠想象力去模拟一次有知觉的体验。虽然“这些体验性踪迹与我们能感知自己是人类直接相关”，^[3](P210)但是，“叙事的体验性超出了叙事所激活的体验性踪迹的范围，因为叙事的体验性包括了我们(不管是叙事生产方还是叙事接受方)想象故事世界时感受到的体验”。^[3](P210)卡拉乔洛也指出，创作叙事与阅读叙事本质上都具有体验性特质，但这不代表作者或读者中的任意一方在过去也有过和叙事作品中人物一样的经历或体验。这说明，“故事的体验性并不等于它涉及到的所有体验性踪迹之和，这也是我们为何有时感觉参与到叙事中能扩大我们的世界”，^[3](P210)因为当我们阅读到叙事作品中人物做了某事时，虽然我们并未做过该事，但我们依然能通过想象假设自己曾做过。卡拉乔洛补充道，尽管他本人对上述两种体验作了区分，但事实上，二者紧密相关，像雷蒙德·W.吉布斯(Raymond W. Gibbs, Jr.)在内的认知科学家都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21]

为了更好地说明其有关叙事体验性的观点，卡拉乔洛援引丹尼特提出的“乔伊斯式的机器”(Joycean machine)的概念进行论述。^[9](P275)卡拉乔洛认为，丹尼特不仅将体验性简化为意向性，他还更大胆地否认了体验性的存在。在丹尼特看来，所谓的体验性仅仅是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文化习得，大脑中衍生出来的“虚拟机器”(virtual machine)罢了。因此，他将意识直接等同于“可讲述性”(reportability)，即“将某物置于意识的中心，就是将它置于可被讲述的位置”。^[9](P336)但是，“将我们的意识状态讲述出来涉及到生产一系列语言符号，而我们大脑的认知结构是平行的”，^[3](P211)这正如丹尼特所言，“所有类型的感知，事实上，所有类型的思维或心理活动，都在大脑中通过对感觉输入的阐释和详细描述这一并行、多轨道的程序完成”，^[9](P111)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至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我们如何在大脑的多线程结构和意识的序列性本质之间达成平衡的问题上，卡拉乔洛认为，虚拟机器的概念可以对此加以解释。虚拟机器能将众多线中的一根拉出，然后将它牵引至一系列连贯的文字之间，丹尼特则将其戏称为“乔伊斯式的机器”，因为在他看来，意识由一系列文字构成，这些文字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就有点类似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惯用的“意识流”写作技巧。但是，卡拉乔洛也指出，丹尼特有关意识的论述有局限性，因为他仅关注高层次的体验，忽视了一些基本的或特殊的意识状态，例如，动物或婴儿体验世界时的意识状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具身体验变成了一个仅能用语言来描述的虚构之物。卡拉乔洛认为，在关注高层次体验的同时，完全可以不同于丹尼特那样视具身体验为虚构之物，而要想与丹尼特的做法不同，就需要将丹尼特的观点嫁接到哈托的生成主义理论上。卡拉乔洛关注了叙事过程中高层次的体验，其目的在于阐释作者与读者是否可以在这种高层次的维度上共享相似的体验。卡拉乔洛以内聚焦的叙事文本为例，指出，作者在叙述完一个虚构的自我后，其结果是建构了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就是读者进行叙事参与时的交流对象。卡拉乔洛并不否认作者与读者的体验存在大量的不同之处，但“二者都是想象出来的体验，这足以为作者与读者的心智相会提供条件，让他们携手进入同样的场景中。他们的叙事参与不仅重新激活了过去的体验性踪迹，还将这些踪迹转变成新的体验”。^[3](P214)

三、卡拉乔洛的补充之二：叙事交流中的阐释

拉马克曾对审美的三个不同方面——说明、解读和阐释作了区分，认为它们是层层递进的，可以用来区分读者进行文学叙事交流的三个层次。卡拉乔洛指出，“说明、解读和阐释在阅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从理论上对它们作出区分能解释为何读者参与到文学作品中既(在某个层面)受限，同时又(在另一层面)是自由的”。^[3](P203)卡拉乔洛对此作出如下解释：“读者在拉马克所谓的‘阐释’层次上，被赋予一定的自由，然而说明和解读针对的是作者的交流意向，而为了参与到共同注意力场景中，读者不得不去理解作者的交流意向。”^[3](P203)托斯坦·彼得森(Torsten Pettersson)也关注到了读者的这种“受限的自由”(constrained freedom)，认为文学作品就是可塑的实体(pliable entities)，因为“它们能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出来，而形态的数量无法言说，不过也仅限于它们结构的长度和持久性所设置的范围内”。^{[22](P219-220)}这些限制就类似于作者强加在读者身上的指令一样，正是如此，读者无法改变叙事作品中的情节走向，但他们可以对相关情节作出完全不同的阐释。

卡拉乔洛坦言自己“倾向于以意向主义者的立场去探讨文本的语言意义以及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努力促成的故事世界的问题，但在有关阐释的问题上，则不会采用意向主义者的立场”。^[3](P204)即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感到作者的在场，感觉自己的注意力受到了作者的控制，但卡拉乔洛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也不必对叙事文本作出与作者相似的阐释，因为“读者主要对故事提供的体验是如何与他们以前由叙事建构的体验，以及一般的人类经验相关联的方式感兴趣”。^[3](P204)卡拉乔洛还指出阐释在文学叙事和日常口头叙事中的不同，认为与文学叙事相比，“日常叙事在‘可阐释性’(interpretability)的程度上略逊一筹，这就是我们倾向于聚焦说话者交流意向的原因。相比之下，其他类型的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似乎更容易受到主题分析的影响，从而让自身得到更多且通常是自相矛盾的阐释”。^[3](P204)与说明和解读相比，阐释的重要性在于，当读者对叙事文本进行说明和解读时，他们会较多关注作者的交流意向，尽力去跟随作者的脚步，但当读者对叙事文本进行阐释时，他们则会与作者并肩同行，此时，“作者不再是文本背后的人物，而是与读者处于文本同一侧的人物”。^[23](P131)

卡拉乔洛探讨的两个论点——叙事体验与叙事阐释并非毫无联系，卡拉乔洛就指出，应将叙事体验与叙事阐释相整合。在他看来，叙事文本似乎是为人类身体量身定做的，这是因为在叙事参与的过程中，人们需要调动过去的具身体验或是有关自身与周围环境进行感觉运动交际的记忆。同样地，我们也不用严格区分创作或阅读叙事作品时的体验和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正是如此，叙事体验与日常生活中的体验都会涉及到斯坦恩·霍戈姆·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所谓的“人类利益”(human interest)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普通人的生活(mortal life)，即怎样理解普通人的生活以及怎样过好这种生活”。^[24](P67)奥尔森认为，对叙事文本作出的阐释可以将文本特征与人类利益关联起来。受这一观点的影响，卡拉乔洛将研究重心从文本特征转移至叙事参与带来的体验上，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利益问题并不是由文本本身引起的，而是由文本激发的体验引起的”。^[3](P215)具体而言，“叙事文本涉及人类利益，因为它们引发了一些超出其自身边界的问题，让我们在文本带来的体验和我们的日常体验之间建立了联系”。^[3](P215)在卡拉乔洛看来，正是叙事体验与日常体验之间的联系促成了叙事阐释。

从这个角度看，叙事交流模式在阐释层面是行不通的，因为“作者与读者没有区别”。^[3](P215)卡拉乔洛认为，“若仅考虑语言意义，作者的意向似乎在我们的叙事参与中发挥了作用。假如读者能正确理解文本的语言意义，他们的阐释就与作者的一样合理”。^[3](P215)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通过“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这一隐喻，论述日常体验和审美体验之间的相互作用。^[25](P305)查尔斯·吉尼翁(Charles Guignon)总结伽达默尔的观点，认为阐释“让文本视域进入阐释者的指涉框架内，同时改变了阐释者最初的理解视域，最终改变了阐释者的立场”。^[26](P278)卡拉乔洛以内聚焦的叙事文本为例，指出，在这种类型的叙事文本中，叙事体验与日常体验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尤为明显，因为读者在阅读这种叙事文本时，会想象出一个虚构的自我，让真实的自我退居到意识的背后，而随着阅读进程的终止，真实的自我重新恢复了它的地位，读者在故事世界中的体验随之烟消云散。沃尔夫冈· 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阅读行为的研究上，也持相似观点，他采纳了现象学中有关意识背景结构和前景结构的观点。但是，他也坚持认为，在他所谓的“曝光”(spotlighting)过程中，读者阅读时采用的视角和隐藏在意识背后的视角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进程并非一定是单向地向前发展，那些“被回忆起的片段也具有可被追溯的效力，即现在发生的事情会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27](P115)因此，卡拉乔洛指出：“我们不应认为真实的自我和叙事交流时想象出的虚构的自我这二者是完全不受对方影响的。虚构的自我并不存在于文本内，它们是我们想象故事的媒介；严格来说，它们会被那些居于意识背后的、平日里的自我以体验的方式渗透。这也是读者能被不同的文本触动，以及作者在创作时似乎会重复地使用同样的主题的原因。反过来看，我们平日里的自我会因此变得充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能被我们进行叙事参与时的体验塑造。”^[3](P216)

丹尼特指出，叙事之于人类就像织网之于蜘蛛、筑坝之于河狸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人类“用于自我保护、自我操控和自我定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织网或筑坝，而是讲故事，尤其是编造和操控那些我们讲给别人以及自己听的有关我们是谁的故事。就像蜘蛛不需要有意识地或故意地去思考如何织网，河狸不会像专业的人类工程师一样有意识地或故意地去规划设计建筑的结构，我们(不像专业的人类故事讲述者)也不会有意识地或故意地去想要弄清叙事要讲什么以及怎样讲述叙事”。^[9](P418)可以说，“创作和阅读叙事能让我们实践操作一些具有选择性的技巧，它们可以用于编织我们自身的叙事网络。这样做会扩大我们的世界，就像人们所说的蜘蛛靠织网能扩大它的世界一样，当然，有个例外值得注意，那就是，这样做会让我们有意识地去自省我们的故事讲述实践”。^[3](P216)马克·约翰森(Mark Johnson)认为，艺术促使我们去思考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以及人类经验不同的体验，从而让我们能超越艺术体验的限制。^{[28](P281-283)}基于此观点，卡拉乔洛进一步指出：“作者与读者通过文本共享的注意力场景而产生的体验性特质似乎可以为阐释铺平道路，这涉及到去考察体验和作为人类的我们面对着的难题之间的关系”。^[3](P216)但是，我们面对的难题，或是涉及到人类利益的问题，往往都没有绝对的答案可供参考，同样的道理，“作者能阐释他们感受到的体验，他们甚至还会把自己的体验提供给读者，以供读者考虑，但他们在针对其作品作出的阐释上没有最后的发言权。”^[3](P216)

四、结语

作为当今叙事学界最令人瞩目的叙事学家之一，赫尔曼在国内外学界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迄今为止，针对赫尔曼的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关于其本人叙事学著作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思考。而卡拉乔洛的研究则不然，他以赫尔曼针对叙事中意向性问题的研究为基础，围绕意向性与体验性的关系，论述了叙事体验与叙事阐释这两个叙事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从而发展了赫尔曼的意向性理论，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

总体而言，卡拉乔洛聚焦叙事学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的叙事体验这一问题，详细论述阅读叙事文本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能被视为读者的叙事体验。这个问题历来就很棘手，但卡拉乔洛对人类基本的、具身的体验和高层次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体验进行区分，从而对阅读的体验性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通过研究，卡拉乔洛发现，“叙事调动了读者过去与周围环境的具身交际的记忆，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体验”。^[3](P217)因此，卡拉乔洛直言：“叙事文本是提供体验的机器。”^[3](P217)赫尔曼一文进一步发展了共同注意力理论，卡拉乔洛也承认其本人有关叙事体验性的探讨受到了赫尔曼一文的启发，正是如此，卡拉乔洛重点关注的是作者与读者共享体验的方式，而非读者本身的体验。在有关叙事阐释问题的探讨上，卡拉乔洛一反众多学者提倡的叙事交流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处于叙事交流不同阶段和层次中的观点，认为作者与读者的立足点是一致的，他们在叙事交流时站在了同一边，因为“作者是他们自己作品的阐释者，读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阐释”。^[3](P218)虽然针对某个特定文本，不同的读者会作出不同的阐释，但在卡拉乔洛看来，这是作者与读者的叙事体验与他们的体验性背景(experiential background)相互作用后的结果。当然，卡拉乔洛也指出，他所论述的叙事体验与叙事阐释之间是存在关联的：“叙事的体验性或体验性特质在连接以下两个层面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一个是作者邀请读者去处理故事世界的层面(如赫尔曼所论述的那样，这在意向系统中有坚实的基础)，另一个是作者与读者能不受限制地去将自己作出的阐释置于自身体验之上的层面。”^[3](P218)简言之，正是体验性的存在，赋予了作者与读者进行阐释的自由，让叙事阐释变得更有广度和深度。

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卡拉乔洛一文才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赫尔曼与卡拉乔洛间的这场隔空的“对话”有效地拓宽了叙事学研究中诸如意向性、体验性、叙事理解、叙事阐释、叙事交流等议题的维度，正是这种有益的学术争鸣促使学术研究向着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发展。当然，笔者也希望借本文，能让更多的学者关注到赫尔曼及其叙事理论，从而推动赫尔曼叙事理论研究在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