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学东渐的海权观念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和现代所说的海权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马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对“海权”(sea power)概念进行界定，狭义是指“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对海洋进行控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从而获得巨大利益”，广义是指“涉及了促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1](P22)现代意义上的海权也即海上权利(sea right)，通常是指拥有或享有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是国家主权概念自然延伸。张文木先生认为中国海权的概念包括“海洋权利”和“海上力量”。中国海权的“权利”部分又包括实现“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2](P7)中国近代对海权观念的认知和界定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过程。过去学界关于近代海权问题研究多是关注个别历史人物的海权观，缺乏从观念史的视角对近代中国海权观念嬗变的动态历程加以宏观的把握。观念史的研究是“力求找出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在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 ^[3](P5)以此视角对于近代中国海权观念加以考察，需要探究近代中国对海权观念内涵的认知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过程、近代国人对于这一来自西方的观念持有何种心态并作出何种反应、海权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海权观念所蕴含的动态力量在“激发个体或民族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含的社会制度”^[4](P1)方面展现何种价值。厘清以上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海权观念的建构以及“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近代中国海防战略对“制海权”的忽视

制海权是指交战双方依靠海上优势，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一定海洋区域取得的控制权。^[5](P8)近代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都失去了制海权的控制。尽管19世纪70年代，随着《海防新论》的传入，有识之士对制海权形成朦胧的认识，但是对制海权的控制依然没有成为海防政策关注的焦点，而“海战的永恒目标必须是直接或间接地夺取制海权，或阻止敌人夺取制海权。”^[6](P69)

(一) 以守为战的海防政策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比较守海洋还是守海口时林则徐认为，“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竞进口内，直是游鱼釜底，立可就擒。”^[7](P10)林则徐主张放弃海洋，守住海口，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林则徐的海防战略得到认可，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主要海防战略。林则徐的海防战略最基本的弱点是“无力防御登陆英军从炮台侧后方向发起的地面进攻。”^[8](P135)由于低估了英军船炮的威力以及英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而高估了清军陆战能力，最后清军以失败而告终。魏源总结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并在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基础上继续坚持以守为战的防御观。“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9](P1)魏源认为善守才能善战，善战又是善款的前提。他把防守的战线进一步收缩，坚持守内河，放弃守外洋和海口，同时内守与外攻相结合。为了增强防守的力量，魏源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和养兵练兵之法。总之，魏源的海防思想没有超越明清以来陆基防御体系的思想框架。守海洋以获得制海权远在林则徐、魏源等主张的海防政策之外。后来王宗曾的《海防策》认为中国的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知战而但恃防，不能攻而但恃守。所以只有改变以守为战，实行以战为守，才能改变长期以来消极防守海岸和海岛的战略错误。王宗曾的论断已触及到了制海权在海防战略的重要性。

(二) 重点布防与机动作战的海防政策

晚清军队全面布防方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因为“当实施防御的一方，由于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能够有效阻止敌人前进的防御地点，从而试图在每一条可能的防线上进行防御时，其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6](P28)19世纪70年代德国希理哈所著的《海防新论》对晚清海防政策的问题发生了重要影响。《海防新论》的主要观点是：集中兵力，重点设防；用战舰封锁敌国海口。李鸿章认真研读了《海防新论》后指出，“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10](P20-21)李鸿章接受了书中关于定而不动和挪移泛应的海防观，认为需要择紧要处如大沽、北塘、山海关等加强布防，前期的散漫设防都是过错。丁日昌看到了《海防新论》中关于海军封锁敌方海口，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和制海权，借此总结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都是因为缺乏一支机动作战的海军舰队而限于被动，对付海上进攻最好防御是对海洋的控制。经过了1874-1875年的海防大讨论后，抛弃了传统分散布防而树立了重点布防和机动作战的海防思想。从以守为战向机动作战和重点布防的转变，表明了有识之士多少看出了制海权重要性，但是由于清政府的因循守旧，加上一些反对者不懂掌握制海权的意义，这一海防计划最终并未得以贯彻，所以“派遣海军彻底封锁敌军的港口并袭击其海岸是谋取高度的制海权，美国内战已经证明这是一种相当成功的海战经验，但它在中国官员中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11](P115)

总之，晚清海防战略之所以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原因是，单纯的防御战略难以与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相抗衡。由于忽视了制海权的争夺从而一步步陷入被动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中国的海防战略根本没有摆脱传统的“陆主海从”的观念，依然坚守“以保疆土”的消极防御策略，忽视了制海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敌我双方的军械以及海军实力悬殊，难以在外洋与列强相匹敌，难以达到对制海权的控制，也可以说“选择了防御这种方式，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实施进攻。”^[6](P26)无论是传统的防守意识还是现有的军事实力都注定了制海权的丧失，而“一旦彻底失去了或得到了制海权，纯粹的海军战略也就结束了。”^[6](P69)

二、西方海权理论的传播及其指导下的海军重建

西方海权观念是在近代中国一次次抵御外侮的失败中并且急需“自强”的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的。马汉海权思想是一个理论体系，迫于抵御外侮的巨大压力，近代中国尤其关注马汉海权思想中的“制海权”和“海上力量”。“制海权”的强弱主要取决于构成“海上力量”的海军素质以及舰船的先进与否。近代国人运用海权理论反思了历次海战失败的原因后，进而在甲午战后运用海权理论指导海军重建。

(一) 西方海权理论的传播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标志着西方海权理论的确立。1900年3月，由日本乙未会主办，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月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连载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内容。1909年，吴振南翻译出版了马汉的另一部著作《海军政艺通论》。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刊载了数篇论文探讨海权与国力、海权与立国以及海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吾国民之不知有海上权力”的结论。

首先，海权决定国力强弱。马汉的海权理论认为获取制海权是近代国家得以强盛的重要条件之一。在1903年于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疾呼“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国力的增强离不开海权的支撑，反过来海权的获得又依靠强大的国力，“夫权者，无形之物业，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12](P1126)因此，国力与海权是相互促进且彼此依存的关系。日渐衰弱的近代中国必然失去海权，从而进一步使得国力衰弱，所以“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13]

其次，海权是立国的条件。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遭受外侮之前，难以产生出把争得海权作为立国之道的战略思想。在海防遭遇挫败之际才深切体会到海权与立国之道的关系，《海军经济问题续议》指出：“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权”。^[14]这里把对海洋的控制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近代中国对海权的理解还是用以自卫，与西方的用以殖民入侵的海上霸权是有差异的。近代以前，海洋只是作为海防的天然屏障而已，“吾国民之不知有海上权力，盖有由矣。古昔载籍既少海上知识之教训，近古以来人严守海禁之政令，关心海上者不得其门而入。”^[15]由此也可说明，“中国以陆地统治为主的国内政治惯性和中国有史以来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传统决定了中国历代王朝重视治内而忽视海外霸权的国家战略特征。”^[16](P66)

再次，海权促进经济发展。海权不仅关系国防安全，而且国家获得财富的重要渠道。“观察各国势力，即以其海上权力之大小定之。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主管海上贸易；能主海上之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17]唯有强大的海军，才能拥有海权，唯有拥有海权，才能获得贸易上的主动权。争取海权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之保全。”^[15]

总之，马汉的海权理论非常驳杂，而近代国人更多的是关注其制海权的内容，这与当时亟需用运用制海权反思战争以及指导海军重建分不开的，由于只重视其实用性，而对海权论的帝国主义本质缺乏深入的认知，尽管与西方列强对海权的理解和运用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海权理论上，中国人的观念已较前几十年，有了相对的进步。”^[18](P489)

(二) 用海权理论反思甲午战败以及用海权指导海军重建

甲午战争的失败，迫使晚清有识之士反思失败的缘由。其缘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海上力量”的落后以及制海权的丧失是重要原因，“中国战败不仅仅是由于他虚弱；日本则是靠他的力量打赢这场战争。”^[19](P317)从对制海权的控制上看，日本通过进攻性战略以达到对制海权的控制，而晚清海军缺乏制海权意识，从而造成战略、战术上的羁绊，晚清海军的战斗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晚清是处于列强为了殖民利益而推行海军进攻战略的时代，“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取得主动。……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20](P396)晚清海军则选择的是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的消极防御战略以及“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的海军建设战略，因此也就不难出现“数万吨之舰队分布沿海诸岸，待敌之来不得已而与之一战”的被动局面。相对于中国的海军以自卫为目的，而“日本海军除了达到自我防卫的目标外，还充当其实现’耀皇威于海外扩张的工具。”^[21](P96)

从传统观念上看，“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生梦死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22]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培育出向往发展的冲动，“在东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常常是被动的一方。中国由被动而抵制，由抵制而闭关。”^[23](P54)无论西方的海权战略多么盛行，但是由于种种限制，我们对其认知的深度以及模仿的决心都十分有限，“我国地广人众，……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24](P400-414)}决定古代大国兴衰的是制陆权而非制海权，因为中国古代拥有强大的制陆权是其成为古代世界超级大国的首要条件。质而言之，中国近代海战的失败，缺少的是“将制海权思想转化为坚定不移和具有攻势的国家战略的国家意志”。^[2](P36)也可以说清朝海军的失败“更多的是与航海技术不佳、军官缺乏进攻意识以及对手具有更高的锐气和技能有关。”^[25](P302)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论的传播与进步观念的确立，“竞争”先是被看成生命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后被提升到本体论高度。^[26](P86)世界海洋“竞争”开始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观念。甲午战败使得中国人对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更加深刻，强敌也因此成为了学习的榜样。学习日本重建海军以获得强大的“海上力量”成为当务之急之事。“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27](P798-799)}面对海权竞争的时代，中国只图购置浅水兵船以控近海，殊不知没有控制远海的能力就根本控制不了近海，唯有拥有长驱远海的巡洋舰，才能获得制海权。正如马汉在总结政府对发展海洋事业时指出：“政府的作用应是以最合理的方式，保持一支装备齐全的海军。……比海军规模更重要的是海权的组织机构。”^[1](P91)

在海权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始着手重建海军。首先，开始购舰并编组。1906到1907年，分别从德国和日本购买了4艘鱼雷艇和10艘炮艇。到1909年，长江舰队和巡洋舰队分别拥有17艘和15艘舰艇。江、海舰队的分组编制使得舰队使命更加明确，提高了协同作战能力并使得力量更加集中。其次，加强军港建设。1909年开始在象山建设军港，除此军港外，北到奉天省的营口，南到广东的南澳和虎门，都又沿海军港。同时，又在烟台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警卫队，其功能就是“平时保卫本国海疆，以补陆军所不逮；战时占据要地，以助海军之进攻”。^[1](P519)再次，培养海军人才。晚清政府从1903年到1911年，先后建立了烟台海军学校、湖北海军学校以及天津北洋医学堂等海军学校，共计培养了1000多名海军人才。同时，还向日本派出300多名留学生。1907年6月，海军处设立。1911年3月，实行海军军衔制。

以1895年为分界，面对西方文明时中国出现了从“传统中变”向“在传统外变”的转变。败于日本而又以其为师，充分表明了朝野上下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从20世纪初开始用了十年的时间，使得海军走出低谷达到重兴。然而，“朝廷通过建设海军来强化皇权，而其掌权者和军队的统帅，又远比上一代人更无能、更近视。”^[18](P495)相比而言，日本称霸东洋的制海权战略目标早在明治维新前就已萌芽。日本深入学习并按照马汉海权理论去建设海军，迅速走上发展海军和对外侵略的道路，其海权战略是以军事手段占领他国，达到对殖民地资源和市场实施垄断的目标。

三、海洋权利的维护

观念的嬗变总会受到其他观念谱系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法的广泛传入，近代中国开始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识之士通过发展海洋实业争取海洋权益以及主张收复海权来维护主权，这也标志着近代中国对海权概念的理解逐渐从制海权的掌控以及“海上力量”的夯实过渡到法权意义上海权之维护。

(一) 运用国际法以维护海洋权利

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国际法传达了国际社会规范以及西方文化观念，作为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国际法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傅兰雅等人依托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了一批欧美国际法著作。晚清政府开始用国际公法保护本国海疆，标志着“以国际法为根据争取自身的利益就成为此后清政府外交中的一个基本趋向”。^[28](P322)

首先，运用国际法维护南海群岛的主权。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西沙群岛的战略意义，“窃以为此群岛，形势虽不甚佳，面积虽非甚大，原无筑港屯军之价值，……各国对于海洋事业，无不尽力扩张，乃我西沙群岛，在南海方面，近若庭户，犹若放弃海权，则又何怪别人起而谋我耶。”^[28](P55)能否掌控南海海权取决于对西沙群岛的占有。面对日本1902年对东沙群岛的侵占，两广总督张人骏派人搜集相关历史文献和图籍证明了“中国至此围渔，已有年所”^[30](P2)日本将东沙岛归还中国，晚清政府1910年设立了“管理东沙岛委员会，两年后又在西沙岛树碑宣示主权。1909年4月，清政府“勘得该岛共有15处，……非唯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31](P322)1909年张人骏设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办”。

其次，渔权即海权。19世纪末外国渔轮违反国际法不断侵入我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鱼活动，“各国人民有专权捕鱼，在沿海本国辖内等处，他国之民不与焉。^[32](P134)1904年3月，翰林院修撰张骞主张以内外渔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并在意大利召开的渔业展览会上指出：“宜令七省渔业官，及此表示于世界，一则正邻海主权之名，今趁此会得据英国海军第三次海图官局之图，绘制海图以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依据中国领海旧界，而各立渔会之保护，俾各安其业”^[32](P64)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神圣的海洋主权。商部咨询南洋大臣，略云：“现在滨海各省，于保卫疆土，不遗余力，而领海主权多未筹及。……得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33](P66)近代有识之士主张渔权即海权，第一次从渔业的角度去认识海权，标志着中国近代海权认知的深化，拓展了海权维护的手段，同时表明了渔权的争夺和维护是海权争夺的关键。

国际法的传入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不得不依据西方规则重新规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同时为争取相关权益找到了法律依据。然而，在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近代国际秩序中，西方列强的观念是“不必遵守中国法律，也不必把中国当作与西方平等的国家来对待。”^[34](P114)由于中西方之间的不平等的地位，也决定了近代中国利用国际法争取海权的有限性。

(二) 发展海洋实业以争取海洋权益

在20世纪初海洋争霸的世界背景下，孙中山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认识到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心”，“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35](P119)能否恢复丧失殆尽的海权是中民华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要“海权与陆权并重, 不偏于海, 亦不偏于陆, 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 与海国超迈之意识, 左右逢源, 相得益彰。”^[36](P279)孙中山积极筹建近代化海军基地以加强海军建设，强调对南海的控制权，他还认识到了海权与政治、经济、安全、以及社会进步的关系。孙中山认为对海权的维护仅仅有强兵利舰还不够，昔日“亦曾有海军，且有强有力之大斗舰，过于日本，而甲午日本海一役，乃致败挫。自此而后，益复不振。则可知国家只有强兵利舰，亦不足恃。”^[37](P487)可以通过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上航运业、建立港口和商船队争取更多海上权利。孙中山将海港建设与水陆交通建设相互衔接，设想“建四个二等海港、九个三等海港及十五个渔业港。此四个二等海港，应以下列之情形配置之，即一在北极端，一在南极端，其他之港则间在此三世界大港之间。”^[38](P325)规划的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构成了海港群体。港口离不开商船队，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急需有一支航行海外的商船队，还要有能航行于多数沿岸及内地浅水的运船以及无数的渔船。^[35](P334)孙中山主张开发海洋资源，利用北方大港开发盐业，利用辽东湾头的沼泽地开发为水稻田，“盖以辽东湾头广而浅之沼地，可以转为种稻之田，借之可得甚丰之利润也。”^[35](P325)尽管最后孙中山海洋实业的设想没能付诸实施，但其试图通过发展航运业、造船业、开发海洋资源以维护海洋权利，标志着从思想和实践展示了他对海权的高度认知。

(三) 收复海权

20世纪初，陈独秀把进化论看作一种宇宙观，万物能否进化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生存斗争的力量。陈独秀进一步把这种斗争精神贯彻到收复海权的革命实践中去。陈独秀认为，一个国家失去了海权恰如人失去了手足而无法行动，“现在想在世界上算一个强国，……若一国没有海权，便活象人没有手足，不能行动了。”^[39](P43)陈独秀从国家主权的视角看待海权，表征了20世纪初中国的海权观念趋于成熟。陈独秀提出通过收复海港权、领港权、航路权来维护海洋权利。首先，关于海港权的收复。陈独秀针对香港等五个海港的丧失，表现出极度的痛惜之情。陈独秀认为香港、旅顺、胶州、威海、九龙、广州湾，是我中国五个顶好的海口，送了外国，尤其可惜。这几个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我国海岸，……再南下为中国海，有厦门、汕头、香港(英国占了)、九龙(英国占了)、澳门(葡西占了)、广州湾等六个大口岸。”^[40](P64)从北方被俄所占的海参崴到南方被英、葡所占的香港、澳门，中国最重要的海港所剩无余。列强租借的中国港湾应该交还确难以兑现，“本应无条件交还的威海卫，……刘公岛应由中英海军各派一人组织一会以备顾问。”^[41](P398)英国无诚意交还威海卫，日本也无交还旅顺、大连湾的打算。其次，关于领港权的收复。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加入世界性竞争，国家主权严重受损，引水权亦丧失于外国势力之手。“查吾国向无所谓中国船用外国人领港者，……华船领港几被外人侵占殆尽，丧权辱国言之痛心。”^[42](P361)陈独秀呼吁“恢复华人领港权”，他在排斥华人领港案中进一步指出，“行行日久，未能改正，以致华船领港被外人占据殆尽，更进而有不许华人领港之事。”^[40](P400)引水权的丧失，不仅侵害了中国引水人及航运业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中国的国防安全。一方面，引水权在半个多世纪里逐步丧失，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和中国政府官员却一直不了解引水权的意义，许多人甚至连引水权为何物都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到19世纪末仍未改变。再次，主张收复内河航路权。陈独秀认为一国的内河虽不能禁止外国的商船来做生意，但是本国人的航路权外人是断乎不能干涉的。为了控制内河航运权，陈独秀主张加强海口和内河防备设施的建设，他在《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指出，“崇宝沙为咽喉扼要，……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40](P440)陈独秀认识到了内河航运权实际上是海权在内陆的进一步延伸，把内河航运权放到海洋权利的框架中来加以认知是难能可贵的。

四、结语

中国一面环海、三面临陆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其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前难以产生丰富的海权理论，之前所形成的也只是零星的海洋意识，尽管“滨海的城市国家和岛国，无论大小，追求海权都是理所当然的。”^[42](P349)促使近代中国各种观念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19](P576)促成近代中国对外来海权观念认知的根本动力是抵御外侮客观需要。近代中国对海权观念经历了从制海权、海上力量、海洋权利以及海洋权益等不同维度的认知历程，这一认知历程表明了自1840年以来，“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曾依次成为中国人概括外来之物的用语。这个次序反映了认识的逐层深化。”^[23](P215)近代中国对西方海权观念的理解、消化到实践，与近代中国“整个价值系统变革的总体进程是合拍的”，^[43](P294)对近代中国在抵御外侮和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到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经济衰弱、传统重陆轻海思维模式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相比日本海权观改变其近代命运而一跃成为20世纪初的海军强国而言，近代中国对海权观念认识的深度和实践的力度都是有限的。观念的嬗变有一个“因政教则成风俗，因风俗则成心理”^[44](P445)的过程，观念要能成为有效的价值，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实践而转化为风俗习惯，进而成为民众的共同信念。近代海权观念主要为知识分子和各级官员所认知，中国民众所知甚少，因此海权观念传播的广度也是有限的。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和海权的相对重要性在21世纪将继续上升。”^[45](P446)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重大战略决策，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认知“海洋强国”和海权关系、如何正确定位中国在世界海洋大国中的位置、究竟应当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依然离不开对近代中国海权观念嬗变进一步的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