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谈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重申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中，五次提到“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主要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国意愿较弱的背景下提出的，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弥补全球经济赤字、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能力。事实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被治理”、被动参与到主动积极的曲折历程。现阶段，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体现出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与国际社会相互合作、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治理赤字，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一、1949—1980年：中国“被西方国家治理”时期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体系，七国集团掌握着全球经济命脉，此时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西方霸权治理”的特点。此阶段，对于新建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国际上势单力薄，国内各业待兴的局面使其不得不暂时接受大国霸权的事实，无条件“遵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以霸权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此时的中国被西方国家所孤立，被排除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外。

(一) 中国“被西方国家”治理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被西方国家”治理表现在中国被排除在国际经济治理之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外交封锁等方面。一方面，二战后，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当时经济治理的主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原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仍由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占据，西方国家便不承认新中国的建立，仍对台湾政府抱有侥幸心理。因此，此时的中国政府便无法正常参与到这两大机构中，也被排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便已瓦解，但两大机构仍被保存下来，在之后又被七国集团所控制，在经济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使得被西方国家排除在体系之外的中国，无法与西方世界建立起正常的经贸关系，无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值美苏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对立、中苏友好关系、朝鲜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及其主要西方国家均对中国采取了彻底孤立的政策，通过经济封锁、贸易禁运等方式使得新中国在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时间里在国际上遭遇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同时，美国通过对巴统会^①施压，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管制。此阶段的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处于“被”美国为主导的主要西方国家治理的局面。

① 即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美国等12个西方国家共同建立的多边出口管制机构，其目的是建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的国际网络，共同防止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输往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 中国“被西方国家治理”的原因

从整体上来看，此阶段中国“被西方国家治理”时期可以归结于三大原因。第一，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出于孤立无援与百废待兴的局面，实行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保持一致，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阵营相对立。而此时，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为西方七国集团控制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就导致中国自然而然被排除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机制之外，完全没有机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第二，当时存在一个很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即中国^②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性席位的恢复问题。事实上，中国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金融机构的创始国之一，但此时在这两大机构、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均仍被退守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所占据，这就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以创始国的身份正常参与到这两大机构的日常事务中，因此也无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第三，朝鲜战争的原因。朝鲜战争中，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使得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更为强硬，也正是此时美国做出了对中国进行全面禁运^③的政策决定。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其影响下，巴统会宣布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政策，而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国家则跟随美国的步伐，对中国实行孤立政策。

② 此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③ 1950年11月17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2月14日, 美国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的要求，同时按着军方的意见, 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

二、1980—2013年：中国被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时期

中国被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从1980年^④恢复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虽然能够参与到两大机构的日常事务中，但话语权甚微，地位极其被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开始通过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组织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需明确的是，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仍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中国只是在此框架下通过参与一定的国际机制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阶段，中国仍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

④ 1980年4月17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1980年5月15日，中国在世界银行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及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

(一) 1980—1991年：中国极其被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转机归因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美邦交逐步步入正轨，在此推动下，1971年中国正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与美国、欧洲多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一一建交，同西方国家阵营建立了沟通关系。在此基础上，1980年，中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合法席位，真正参与两大机构的日常事务中，开启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但应注意的是，中国在两大机构中的投票权所占比重较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更多地停留于表面，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这可以从中国在两大机构中的投票权权重中得出。如表 1所示，当时在两大机构投票权比重中，中国投票权仅占2.77%和2.2%，加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世界银行实际由以美、日、德、法、英为主的西方国家来控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可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沦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工具。鉴于此，中国在此阶段处于被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处境，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仍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

(二) 1991—2013年：中国被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逐步发挥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与人才的涌入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腾飞，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开始显现。此时，中国也开始追求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参与权，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中国首次加入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开始主动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中国的着眼点在于推动经济联动、开放经济、创新增长点与技术合作四方面。第一，推动经济联动。通过经合组织的平台作用，亚太各国能够交流协商，互学互鉴，寻求合作契机，形成优势互补；同时，优化地区经济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形成区域规模经济效应和联动效应，促进亚太经济的整体复苏。第二，构建开放型经济。中国在加入组织后，不断强调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倡导多边贸易，充分协商，鼓励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三，创新经济增长点。自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来，便不断寻求新的经济合作空间，如电子APEC、绿色经济、蓝色经济、互联网经济等，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提供了“创新方案”。第四，强化技术合作。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科技进步，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此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此方面的合作。如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设立了1000万美元的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基金，以此用于支持企业参与经济技术研发与合作。

2、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参与地区经济治理

博鳌亚洲论坛是中国以创始者身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的首次尝试。冷战结束后，地区经济治理成为新的趋势，此时亚洲地区次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进程也都得到推进。东盟10+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次区域合作与亚太经济组织、亚欧会议、东亚—拉美论坛等跨区域合作都在向前推进。^[1]然而，就亚洲地区整体而言，却面临“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尚未形成正式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在区域内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沟通、协调，在国际上代表亚洲的整体利益参与全球事务。鉴于此，中国与菲、澳、日共同呼吁^⑤、得到亚洲各国响应的“博鳌亚洲论坛”适时成立，中国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永久所在地。

⑤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倡议成立一个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1999年10月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拉莫斯和霍克，表示认真研究和积极考虑“亚洲论坛”设想，并呼吁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

中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博鳌亚洲论坛：管理机构、议题设置和绝对比重的会员。第一，成员在管理机构中占比高。博鳌亚洲论坛的管理机构包括理事会、论坛咨询委员会和研究院。理事会为论坛会员大会的最高执行机构，负责监督与指导工作。理事会成员共19人，由来自15个成员国的高层政要担任，其中中国成员4人，日本成员2人，其余13个国家各一人。论坛咨询委员会成员共11人，由来自7个国家的重要政客与经济家担任，中国成员5人，两位是高层领导人，其余三位是企业董事长，其余6国各一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是论坛的智库，为论坛提供经济信息和智力支持。研究人员以中国成员为主，同时建立了高层次的亚洲域内外经济问题研究专家网络，吸引国际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2]第二，中国在核心议题设置方面拥有重要话语权。博鳌论坛年会议题是先由中国国内一流专家讨论提出建议，再听取国内外亚洲问题专家的意见，最后提交成员国专家审议。如2015年第十四届年会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2017年第16届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增长”“改革”“新经济”四大主题展开。^[3]这些都表明中国通过博鳌经济论坛致力于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三，绝对比重的会员。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各类会员形式中，中国会员均占很大比重。如表 2所示，目前论坛共有中国大陆会员88名，占总会员数的40%；21名发起会员中，中国与其他四国各两名，占到总数的5%，其余国家各一名；荣誉会员共8名，中国会员5名，占62.5%，在其他会员中，中国会员也占半数以上。

3、通过金砖国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性蔓延使得七国集团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彻底显露，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意愿随之增强。而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则是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俄罗斯受美欧制裁、油气价格低迷等因素经济略有下滑，巴西受政局动荡、国内需求不振等因素陷入大幅衰退，印度社会动乱、经济局势不稳定，南非经济呈现温和增长，只有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形势下仍保持着7%的高增长速度。经济实力的增长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的权力份额，突破当前在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尴尬，进入体系决策核心。^[4]

作为金砖五国中的重要力量，中国从应急储备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大量投资应急储备基金，防范各国短期资金流动压力，加强全球金融稳定。2013年德班峰会，中国出资410亿美元用于应急储备基金，中国出资额占41%，投票权占39.95%，均属五国最多。另一方面，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向五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的低息贷款，促进消除贫困，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事实上，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往往设立附加经济或政治条件，^[5]且资金供给能力不足。因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是对当时金融体系的一大补充。

4、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二十国集团峰会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实践。2008年经济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及金融领域快速成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截至目前，新兴经济体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近80%，这一份额几乎是20年前的两倍。^[6]这也引起全球经济重心快速转移，国际经济秩序也受到极大挑战，面临着深刻的变革。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向世界金融机构增资、领导作用、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创新方案等方面。首先，中国通过资金支持缓解世界经济赤字。2009年和2012年，中国分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亿美元、430亿美元用于资金支持。其次，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逐渐显现，尤其是2015年正式接任主席国并承办了2016年峰会之后，更成为集团的核心力量。第三，中国针对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提出了中国的解决方案。如包容与联动式发展、构建开放透明的贸易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绿色金融、倡议构建多边投资规则框架等。

三、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积极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逐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为2013年“一带一路”主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则为中国积极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关键性契机。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与缓慢复苏的困境，然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自2010年起更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地区经济与全球经济中均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与美国、欧洲事实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主要经济体，三方的一举一动都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其中，中国的重要性将会不断上升。一方面，就美国而言，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先后退出TPP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呼吁保护国内贸易、重振国内工业，美国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等表现都预示着美国已经在逐渐推卸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间内部分裂、右翼势力抬头、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等问题也使得欧洲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显得疲软无力。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从区域化、碎片化向全球化、全面化转变，中国迈开了主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步伐。

(一) 创新型治理模式，与西方治理有本质区别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安排。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治理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边缘化为特征的治理模式，主要经济机构的话语权掌握在几个发达国家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可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甚至有很多国家被排除在体系之外。这就使得传统经济治理呈现明显的排他性，存在不民主不公正、甚至霸权主义的成分。与之完全相反，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的是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新型治理模式。

首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均能平等地参与到其中，尤其为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提供了风险小、效益高、平等参与的合作平台。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大多国家仍处于以“倒梯形”结构为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7]中国与沿线国家可以通过工业产能合作、基建设施合作、投资贸易合作及跨国、跨区域的深层次经济合作等方式，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也正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支持。截至目前，中国已有70多个国家和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⑥；已与多个国家签署在经贸、投资、基建等方面的跨国及跨区域合作协议，如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协议，并继续提出中俄“冰上丝绸之路”、中缅经济走廊等倡议。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8]中国积极鼓励、支持沿线国家参与到倡议中，与周边国家共同实现互利共赢。此外，虽然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际和地区有限，拉丁美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尚未加入该倡议，但“一带一路”是开发包容的，中国也鼓励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到倡议中，是“高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

⑥ 需强调的是，目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在向新的区域扩展。如2017年11月18日，中国与摩洛哥签署谅解备忘录，此为首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马格里布国家。

(二)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认为国家间关系应以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形式是非排他性的、非零和博弈的，其内部治理机制呈现开放性的特点。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是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受益的治理观，绝非一家独大或赢者通吃。^[9]这符合当前整体与局部不对称的国际经济形势需要。从整体上看，全球产能过剩、全球货币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等问题严重，但从局部地区来看，中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却面临短缺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成为平衡这一局势的杠杆，将过剩的产能和流动性转移到这些欠发达地区，既缓解了全球经济过剩的难题，又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问题的解决，形成合作互补、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三) 积极跻身国际公共物品主要提供者之列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属于创新型国际制度国际制度^⑦。^[10]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结构改革和规则制定的巨大压力，“一带一路”倡议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大国框架体系的机制来运行，广泛吸收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力求实现每个参与者的利益，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参与成员不存在地位高低优劣，不存在特殊利益，每个成员均有平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能够在充分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参与合作。但应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和国际经济秩序亟需改革的情况下提出的，意在通过新的经济治理机制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国际制度，而并非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与颠覆。“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等机制也是中国积极参与与倡导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这些机制也必然发挥服务与辅助作用，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创新、补充和引领国际制度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⑦ 大致可以分为传统型、修正型、创新型三种类型。传统型国际制度指在战后霸权主义经济秩序基础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传统大国在此制度下获利良多，其他参与者居于被动地位，前文所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属于此类制度。修正型国际制度是指为迫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压力而经过调整原有国际制度增加平等成分，如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的集团的转变。创新型国际制度主要由新兴发展中国家主导建立，在制度框架下体现所有成员互利共赢的原则。这类国际制度将不断衍生并在全球经济治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已被列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充分补充了国际制度。“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得到周边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还得到了联合国的鼎力支持，已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⑧，标志着中国声音在联合国舞台上得到充分认可，成为全球性质的机制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核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称议程)^⑨的内核充分吻合。《议程》重点目标包括消除极端贫困、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等。而“一带一路”倡议涵盖的沿线国家多以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主，通过与这些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提供技术、设备帮助从而促进其经济转型，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人口就业、刺激当地经济增长，使部分国家摆脱极端贫困的困境，这充分体现了《议程》的消除贫困、促进公平等目标。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将倡导与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一些促进双方或多方共同应对发展挑战所应遵循的规则与协议，例如目前已有的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社会环境的投资指南、加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倡议等，^[11]这些也都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⑧ 2016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274号决议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决议；2016年12月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明确欢迎“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此次会议上，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

⑨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程》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将在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及遏制气候变化三方面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 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每个行为体都期望承担最少的公共产品、搭其他国家的便车，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12]目前，受经济增长不力与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传统经济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积极性都在降低，而中国经济的快速、稳步增长则使其成为国际公共物品新的提供者，“一带一路”便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重要平台。而且在西方国家控制下的世界银行等机构中，亚洲国家每年可贷款的数额极其有限，贷款利率和税额却又高昂，这使得这些国家既无法完全满足巨额资金需求，又面临着偿还不力的困境，“一带一路”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两大金融机构。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同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由中国发起的、发展中国家掌握话语权的金融机构，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税率较低的贷款资金，维持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正常开展，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丝路基金则是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专门成立的中长期投资基金，也是首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基建而设立的大型专项基金，用于为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投融资服务。目前，中国已计划出资1400亿美元^⑩，并下设多个基金项目、与多个基金、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⑪，这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资金，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由此可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国际社会积极输出了国际公共产品，呈现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⑩ 2014年11月0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演讲中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

⑪ 如设立中哈产能基金、中欧基金；与欧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基金等签署合作协议等。

(五) 正确看待“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塑——对“新马歇尔计划”论的驳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呼声高涨，周边沿线国家和地区纷纷表示支持这一倡议，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随之产生，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便是将“一带一路”倡议简单等同于“新马歇尔计划”。西方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美国争霸、谋求世界霸权的手段。如“像‘马歇尔计划’那样，“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北京提供它所需要的影响力以巩固其亚洲头号强国的角色，^[13]“一个兴起的全球强国希望利用经济力量来达到其经济政策目标，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建立真正的超级大国，北京也能做同样的事”等言论。^[14]尤其在很多美国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图在亚洲地区、取得对美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15]它也将会挑战美国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新马歇尔计划”，而是中国针对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真空而进行的补充与完善。“一带一路”倡议区别于西方主导的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经济治理模式，它是立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中国产能过剩的实际国情提出的，对中国和沿线国家而言都具有互利共赢、平等友好的特性。从经济逻辑、本质和目标等方面可以区分“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论证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新马歇尔计划”的言论之片面性。

第一，经济逻辑上存在差异。“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逻辑，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军事安全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在国家间存在着一种利益的和谐。而“马歇尔计划”则符合西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逻辑，即在大肆宣扬多元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同时，势必保证美国在这一秩序中的“霸权地位”。第二，二者存在本质差异。从表面上看，二者均为按照经济逻辑运行的经济计划。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从经济联系出发实现全面合作，以经济合作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且“一带一路”是高开放性、包容性的安排，不排除任何国家参与到其中的可能性。“马歇尔计划”则不然。名义上为美国援助欧洲各国恢复战后经济的计划，也的确为促进欧洲经济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本质上沦为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工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例证，且这一计划仅包括欧洲主要西方国家，东欧与苏联等国被排除于计划之外。第三，根本目标差异。“一带一路”倡议则以“共商、共享、共建”为原则，以实现互利共赢为目标，是构建平等公正的新型国际秩序，实现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安排。而“马歇尔计划”意在通过扶植欧洲经济复兴来巩固了美国在西方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是美国实现霸权政治的工具。

四、结论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路漫长而艰难，但趋势渐佳且前景广阔。从被西方国家治理到被动参与直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程是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外到从体系边缘逐步走向体系核心位置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完全由中国提出、发起、实施的新型治理安排，区别于西方“霸权控制”治理方式，是“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治理安排，中国由此开始主动塑造和积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当前全球经济缓慢恢复、全球经济治理严重赤字的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做出的刺激全球经济增长、共同度过经济危机的“中国药方”，也是提高中国、乃至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必然会为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