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至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历像要义》《四书解》《性理精义》《榕村语录》《榕村集》等书。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标识李光地，相信政治家、思想家或理学家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文学家或诗人似乎与他沾不上关系。虽然李光地门人李绂云其“偶为诗古文辞，亦遂蔚然奇秀、盎然深醇”，^[1](P41)但不能否认李光地在当时及身后的确不以诗名世，四库馆臣即云：“数十年来屹然为儒林巨擘实以学问胜，不以词华胜也。”^[2](P384)《榕村集》中的200余首诗，内容上多应制、酬赠、送别等传统题材，相较于清人动辄上千首诗的数量，以及丰富多彩的诗题，李光地的诗似乎没有什么闪光之处。然而抛开传统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二维评价模式，以20世纪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的“在场”理论为视角，试着还原诗人创作时的场域，然后再去审视李光地的这些诗，也许我们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一、再论台阁诗

“台阁”一词代指辅政大臣，早在《后汉书·仲长统传》中就已经出现：“光武皇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李贤注曰：台阁谓尚书也，”^[3](P1657)亦即直接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当事者，与后代宰相职权类似。众所周知，文学史上“台阁”作为一种诗歌类型兴盛于明初，以大学士“三杨”为代表。此时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三杨”备受皇帝宠信，位极人臣，粉饰太平、歌功颂德，饱含富贵福泽之气的应制和应酬之作是他们诗歌的最重要内容与功用；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则是诗歌风格的直接追求。此后随着时代盛衰的变换，台阁诗风虽有变化，但是标准亦基本固定：“铺张盛烈，鼓吹休明，彬彬郁郁，将进而与三代同风者”“故以和平庄雅为贵，气虽驰骋有余，而音之厉者弗尚也；意虽跌宕可嘉，而格之奇者弗尚也；语虽新颖巧合，而体之佻者弗尚也；辞藻虽丰，征引虽博，而言与事之凡俗者弗尚也。”^{[4](P392-393)}而台阁诗内容与风格的特点正是由诗人决定的，因为台阁诗人几乎无一例外皆是台阁重臣与翰林院上层文人。

明清两朝实有“非翰林不入内阁”之例，因而殿试之后的庶吉士之选就成为了新进之士仕途竞争的第一步。这些被幸运选中入翰林院学习的庶吉士一方面学习知制诰、掌疏奏等经世职责，另一方面胜任“娴于文学”的应制酬唱的文学侍从功效，如成化十四年(1478)翰林院侍讲李东阳在《奉诏育才赋》中记载庶吉士的文章教习，应力求“绘日月以为辉，组云霞以为襄；耸廊庙之柱石，补山龙之衣裳。逸亨衢以骋步，与往哲而齐光。”^[5](P219)这种庙堂式宏大叙述与追慕先贤的鸣盛姿态正是台阁诗所追求的。而馆课中的大量册封、扈从、侍宴、纪恩等应制诗文的创作，或因帝王对庶吉士教育的直接干预，或是馆师经常以帝王宫廷活动命题，甚至有些活动部分庶吉士亦直接参与其中。身份地位的崇高化、学习场域的固定化、教习内容的程式化等决定了台阁诗的内容与风格。晚清诗坛大家陈衍深刻揭示了这一关系：“语言文章，各人有各人身份，唯其称而已。所以寻常妇人难得伟词，穷老书生耻言抱负。至于身厕戎行，躬擐甲胄，则辛稼轩之金戈铁马，岳武穆之收拾山河，固不能绳之以京兆之推敲、饭颗之苦吟矣。”^[6](P458)

针对“三杨”等人为代表的台阁诗，明清之人尚有持平之论。晚明胡应麟云：“永乐中，姚恭靖、杨文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皆大臣有篇什者，颇以位遇掩之，诗体实平正可观。”^[7](P345)四库馆臣评价杨荣诗文曰：“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风雅音。其它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8](P1484)这段话恰恰也揭示了台阁诗之审美范式：“以道德学行为诗之本体，以政治教化为诗之功用，呼吁盛世之风，主张‘鸣国家之盛’。”^[9](P49)当然明清之人对台阁诗亦有批评之声。沈德潜云：“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也。”^[10](P59)四库馆臣一方面看到“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的现实需要，又批评其“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8](P1730)但是仔细甄别，我们不难发现古人批评台阁诗，主要是台阁诗之末流。然而近几十年来，针对台阁诗似乎只剩批判之声：“这样的作品，很难让人感受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作者真实的个性化的思想情感，其结果容易将创作引上歧路，使作品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而又‘肤廓冗长，千篇一律’，无艺术生命力可言。”^[11](P60)此类批评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笔者认为又有强人所难之嫌。正如上文所述，明清以降台阁诗人多为朝中重臣与翰林院侍臣，生活所囿，几乎难得出京。每天固定地循行着宅邸—朝堂—宅邸的二点一线的生活，即使偶尔伴驾，亦以皇帝为中心，基本生活范围无大变化，我们又怎能要求一类诗题做到反映丰富的生活现实呢？正如杜贵晨所言：

“台阁”只是诗人身份地位的标识，为诗坛上人以群分之一类诗人的称号，与行伍、山林、江湖、僧侣、闺秀等一样，只是做一个诗人处世不能不有的个人身份、职业、处境之一种罢了。如同任何一种职业，这种职业也有他的特殊性，并自然会影响到其诗的题材内容与风格。正是如此，诗史上才如有“边塞诗”、“江湖派”一样地有了台阁体，而不会因此他们的诗就一定做得好或者不好。换言之，“台阁体”并无文学的原罪，有关的评价理应就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12](P60)

换句话说，台阁诗与山水诗、爱情诗等一样，仅是一类诗歌题材。因此我们判断诗歌价值的标准不能是诗属于哪一类诗，而是此类诗是否写出了这类题材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那么台阁诗的颂圣、纪恩等内容是否真实体现了台阁重臣的情感呢？笔者认为情感是有的，只是读者与作者身份地位的巨大鸿沟，因而这种情感不能被每个人感知。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山水田园诗、爱情诗等诗歌题材的诗歌多能广为流传，原因之一就在于感知此类诗读者身份的无差别性。明乎上述台阁诗的标准与特性，我们再以解构主义来观照李光地的台阁诗，或许得出的结论更具有包容性。

二、“在场”与情感的介入

“在场”一词是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解构理论中反复出现的概念。有学者解释为“现在这里正在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某物现在正在这里存在。这种当前存在是最坚实的，是可以直接感受和拥有的东西，是最真实的存在方式。”^[13](P46)而有学者则直接解释为“在场就是在现场。自古及今，它构成着文学作为情感-形象活动所无法摆脱的体验条件。”^[14](P125)这里借用“在场”理论，“是强调作家并不能凭自身确立自我，不能作为独立的部分而脱离整体环境存在。”^[15](P112)也许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给予台阁重臣的文学创作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既然有评价就要有标准，那是否台阁诗就没有我们诟病的真与情了呢？我们先从李光地初中进士时谈起。

李光地的一生与康熙帝紧密相关，而初中进士时的一件事对李光地影响颇深：

吾以一编修小官，上亲考第一。京察时，官员毕集，无数大臣阶下一过，独呼二人至殿上，顾问慰谕，首为余，次叶方蔼也。^[16](P691)

能够在百官众目睽睽之下被皇帝单独召见，对一个初入仕途年轻人心灵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种极为特殊的知遇使李光地感戴不已。当三年翰林院的学习结束后，李光地请假回乡省亲，恰逢耿精忠叛乱，李光地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只身前往福州，并大义凛然曰：“今日本朝有事，以此请起居，致诚款，亦君臣之义当尔。”^[16](P691)而李光地因“蜡丸疏”之事，不仅没有被政敌驳倒，反而受到康熙帝赞扬，直升侍读学士。且不论此事李光地是否贪冒陈梦雷之功，但确实是其真心实意为自认明主康熙帝尽忠的一次表现。此后李光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官场中寡言慎行，“其有献纳罕见于奏章，独与公共事内廷者时能道之。”^[17](P498)得益于此，在李光地近50年的仕宦生涯中，虽然所任官衔无数，但是竟无一外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通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右副都御使巡抚直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除了短暂六个月的左迁通政司通政使外，其余皆未离开皇帝左右。虽屡次被弹劾，但皆能为康熙帝宽宥，有“相业为我朝之冠”^[18](P185)的赞誉。此外李光地还曾多次被康熙帝赐匾以示褒奖，病逝时康熙帝深为震悼，谕朝臣曰：“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过光地者。”^[19](P9899)作为封建时代的士人能得如此机遇与褒奖者可谓寥寥无几。因此每当被康熙帝表扬与赏赐，李光地的心中不可能没有感动，如《恩赐扁联酬陈对初二首》其一：

伴食常怀素食忧，女萝桐树倍惊秋。自天霖雨谁能作，振古高风不可俦。

旧植久荒三径路，沧波暂系五湖舟。连朝浃背非关侯，累息深恩愧复羞。^[1](P516)

李光地借用汉初周勃汗流浃背之典真诚说出自己才疏学浅，有愧皇恩浩荡。陈万策，字对初，安溪人，深为李光地器重。当在远隔故乡千里之外的京城面对自己同乡晚辈，人的情感流露是没必要掺假的。

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史载康熙帝几乎每日都召李光地入宫切磨性理，正如《清儒学案》所述：“康熙朝儒学大兴，左右圣祖者，孝感、安溪后先相继……，圣祖所契许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20](P1531)康熙帝提倡程朱理学，李光地对此大加推扬，并奉旨编纂《性理大全书》，并作《承修＜性理精义＞》诗颂扬康熙帝的文治之功：“尔来二百载，屏烛中夜行。我皇丁道会，俎豆岿然更。……是道由有托，于心遂取成。河洛何栖栖，天使光我清。”^[1](P519)我们不能将此诗简单地归为虚情的颂圣，先来看一下编纂此书前李光地的学术期待：“公以前明所辑性理，卷帙繁多，门目冗复，欲裒精要，以便乙览。值上亦以科场论题，仅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数册，沿习既久，剿说雷同，欲勒一书为论目，于是命修此编。”^[21](P235)君臣不谋而合，自己的学术夙愿不仅能够一朝得偿，又能为天子支持，在文字狱大兴的当时，李光地的感动可以想见了，因此诗中对康熙帝赞颂虽不免有夸张，但情感的真实又是不容置疑的。

再如《扈从应制》：

宵肝殷忧意独多，频年禹迹御南河。车书混一天无堑，琛费长来海不波。

万顷烟光浮彩翠，千峰月色静嵯峨。皇情远迈横汾日，极目清平帝作歌。^[1](P505)

康熙三十七年(1698)腊月，李光地被任命为直隶巡抚。上任伊始，康熙帝“以漳河和滹沱河合流易泛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河之势。”^[19](P9899)李光地在亲自查勘之后，历时一年竣工。康熙帝亲临检查，龙颜大悦，作《巡子牙河建坝诗》。李光地扈从阅视，得到康熙帝的夸赞与赐诗，心中的激动那是可想而知的了。因而虽是应制之作，不出颂圣范围，但情感是真挚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虽然难以批评这些作品情感虚假，但身在最高处，浮云遮望眼，即使是真诚的颂歌，在文学品质、诗性内涵和人文情怀上也无多可称之处，整体而言是‘黼餟文学’与‘文绣文学’的混合物，难以有所建树。”但是同时也承认“即使作为宫廷诗人的‘在场写作’，作者仍然力图显示出作为诗人的一面，并试图有所突破，在可能的情况下部分消解应制诗的迎合与应景的属性。”^[15](P114)《扈从应制》开篇虽然亦不脱颂圣，但也是实情。康熙帝亲政之初，就把治河与三藩、漕运并列为三大事。而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载：“公在官以清勤自厉，恤民之隐；尤尽心于农田水利。”^[17](P498)因此治河亦是李光地的政治追求。当看到常年为患的漳河、滹沱河在仲春时节变得碧波荡漾、为民所用，自己一年多的辛劳终获成效，心情的喜悦自是必然。因而全诗虽是应制之作，但人文情怀与诗性之美都是存在的。

初入官场的宠遇、一生仕途的顺达、君臣思想的契合等在封建社会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使得李光地与康熙帝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君臣关系，友情与彼此之间的依赖随着岁月的流逝亦渐显渐浓。因此李光地的部分纪恩、颂圣等台阁诗作不能再简单地一律评价为空虚、无聊之作，而应给予甄别。

三、“在场”的延伸

伽达默尔曾如此论述游戏：“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而不指创作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形式。”^[22](P131)而“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静止的存在，亦包含写作过程的方方面面。而作为文学者事业的游戏，又总是处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23](P523)甚至“游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在空间上与平常生活的脱离”，^[24](P20)具体到李光地的生平与诗歌创作状况亦符合上述理论。

相较于令人窒息的宫廷，署衙与府邸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伴君的紧张，但是紧张并不可能会完全消失，长期宫廷在场的紧张已经成为李光地日常生活状态。这种紧张投射到在京日常生活的诗歌表达中，虽然少了直接的恭和、纪恩等歌颂之作，但却以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呈现。正如陈文新所说，台阁诗人“实际上肩负着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皇帝的代言人”，“其作品情调是否与其台阁大臣的身份协调的问题始终在其警觉的范围之内”。^[25](P31)换言之，这正是宫廷紧张思维的一种延伸。

康熙后期国家渐趋安定。为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定，控制反清思想，康熙帝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强调“空言无益”“行事与道理相符合”，其实质就是要求对程朱理学思想的身体力行，实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此种思想具化到诗文批评上，康熙帝提倡温厚平和之音，排斥变风变雅之音，其《御选唐诗序》云：

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宜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26](P1)

作为康熙帝重臣的李光地，一方面积极配合康熙帝宣扬程朱理学，自言治学“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而守章句，佩服儒者，摒除异端”，^[1](P172)另一方面对康熙帝倡导的温柔敦厚诗教，李光地亦强调诗“必篇中有缘故方存。不然虽做得好无关于人，读了亦酝酿不出什好意思来。……但观《论语》中，兴、观、群、怨及无以立专对四方、达于政事、正墙面而立等语，可见圣人删诗都是要有实济。”^[27](P470)同时，李光地亦强调诗文创作以达到“志高”“情厚”为宗旨：“诗之格历代屡变，然语其至者则不离乎《虞书》言志、《庄子》道性情之说。苟其志高矣，性情厚矣，虽不能诗，固所谓风雅之宗也。”^[1](P196)大诗人曹植、陶渊明、杜甫等人之所以名垂千古，正在于诗中表现了“忠孝”“节义”之志与“慷慨缠绵”之情：“汉魏以降，陈思、靖节之诗，独邵千古者，所处皆不逢，而二子者志甚高，性情甚厚，忠孝发于中，节义形于外，慷慨缠绵而不可遏。故其超迈之气，淳古之质，非夫搜华摘卉者所可庶几。在唐则曲江、杜陵，由此其选也。”^[1](P196)“而所谓的‘志高’，在李光地看来就是儒家历来所推崇的‘忠孝’‘节义’，所谓的‘情厚’，也就是由‘忠孝’‘节义’而激发的‘慷慨缠绵而不可遏’的情感。李光地把‘忠孝’‘节义’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志意的内容，正是符合他作为理学家的思想。”^[28](P318)基于上述文学理念，历史上忠勇义烈的人物则多次出现在李光地诗中，如钦慕关羽的忠义：“青缥多义烈，公声自悠缅。域外钦英风，何论禹所甸。”^[1](P483)赞扬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才美戒吝骄，器大斯俭礼。所以大贤度，抑抑以终己。”^[1](P478)另外，李光地也清楚地认识到孝子的榜样力量：“历览孝子传，寿昌行可欷。至今优伶辈，能使妇孺悲。”^[1](P481)因此对孝子礼赞有加，不仅作《读明季魏孝子学洢赠鹿太白百韵诗摘四十韵》《题高氏望亲庐》《寿高翁不危九十翁有弟特聘弃家远去》等多首宣扬孝道的诗歌，更是对明代正德年间寻父孝子王原不厌其烦的歌颂，作《孝子王原传》《王孝子诗》与歌几达二十首，以达到“顽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风岂必夷惠哉”^[1](P455)“厚王化之本，彰人伦之劝”^[1](P487)的教化目的。

李光地除强调诗歌直接的教化作用外，诗人更要“通事理”，唯此方成大家：

近人作诗只读诗，所以不能大家。前人不独识见、人品、性情高于人后，其于经史功夫深矣，不尔没的说，终身只描写情景不成。问今之诗家，曰：“诗要通事理，一点事理不知道，焉得好？纵好，亦只做几首送行、上寿、咏景物的诗而止。试看杜工部他们，一肚皮性情不消，许多道理事体了然在那里。”^[16](P900)

所谓“通事理”归根结底是要求诗人以儒家标准关注社会的同时，又要对国事有自觉的担当。因此诸葛亮、郭子仪、范仲淹等历史名臣多次成为其自我期许的对象，如《又闻郭令公退回鹘》《范文正登第后》《读唐宋名人咏诸葛武侯诗与诸子限韵三首》，尤其是《武侯躬耕言志》这种期许更加直接：“我生逢离乱，避世来南州。四体聊而勤，正为衣食谋。中原戎马喑，微管何时休。天王狩洛许，厥咎在诸侯。耕夫亦何冀，场功岁晚收。稂莠纷不薅，谁谓我无忧。”^[1](P492)诗云言志，李光地希望如诸葛武侯一般为国分忧。即使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亦自觉与国恩相联。中秋赏月得知收成不错，在为国喜的同时，亦把功劳自觉归功于皇恩：“皇恩披朔雪，膏泽至南讹。吴越仍安土，江淮自息波。”^[1](P513)天旱降雨亦是“圣心洞古烛微隐，周政十二举无遗。”^[1](P519)而一向被认为是农事诗的《农民苦行》，李光地更是自觉作为国家发言人对农民遭受的苦难进行慰勉：“朝廷时有蠲优诏，农钱多不上官衙”，诗末更是着重宣扬圣朝的皇恩浩荡：

前代贤君识此意，治效辄得史臣夸。圣朝宽恤无虚载，训辞深厚汉文加。

叹息作甘人长苦，殷勤示俭国无奢。欲使大官知谷贵，不矜元老归禾嘉。

周书无逸呈座右，忧思孤寡至日斜。噫嘻农本为国本，圣祚应与姬历遐。^[1](P484)

展露田家之苦的诗，自古汗牛充栋，然而揭露与讽刺一直是主旋律。而此诗前段虽然也真实地展现出田家之苦，但是很明显作者是把重心放在了后面对圣朝的歌赞上。而写作此诗时李光地已经是68岁的老人，在宫廷几近40年又位极人臣的李光地，在身份、意识上已经与国家合二为一。即使子孙登科，李光地亦勉励子孙不忘国恩：“诸子何为者，君恩祖泽哉。”^[1](P483)他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李光地，他已经是康熙帝国的李光地。

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府邸，“在场”的紧张只是程度的问题。因此只有彻底脱离，个体的李光地才能回归。

四、转场后的个人回归

据李光地族孙李清植《文贞公年谱》记载，康熙九年(1670)29岁的李光地中二甲第二名进士，后选庶吉士，入翰林院。自此离开京城并卸下公务的时间主要是：康熙十二年(1673)夏五月丐假回乡娶亲、丁忧，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七月回京；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送母还里，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还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三月疏乞终养老母，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至京；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疏丐休致、九月出京，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回朝，总计14年左右的时间。

走出京城，卸下皇命，徜徉于山水、沉浸于亲情，康熙帝国的李光地可以短暂地做回自己、回归本真，诗里行间流动的情感也由谨严转为灵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开始回归。

在李光地现存诗中，《有感》诗十分耐人寻味：

劳生未得休，欲愁却自劝。浮迹随化往，筑底须命判。

园菊后时花，凌霰偏烂漫。青青岩上柏，孤矫寒云半。

谁能求稻粱，又复老葭。始谋乏古心，终己违初愿。

冥冥慕飞鸿，衎衎愧渐雁。不是伊吕科，骨惊鬓亦变。^[1](P513)

细味诗意，终日奔波不得休的无奈，官场尔虞我诈的凶险，加上传统士大夫心底本就存在的仕隐矛盾，使得李光地频频借口出京以寻找一个安放自己乏累心情的桃花源，而故乡又是最佳选择。由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二月南巡迎驾，官署火。公扈从于外，家人妇不戒于火，凡公平生编著盈累箱箧，至是悉毁。今存者，多晚年作”，^[21](P168)我们无法完整地把握李光地四次出京心情，但从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的《游成云洞》作为第三次离家前不久所作之诗，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李光地对家乡山水的依恋：

溪深樵路微，峰回面势尽。涉乱渡杂沓，探崖穷攀引。村火蔽烟树，居然成异畛。

寒筱钓沙黄，奇石剥山磷。霁色限霜飙，清声絶虫黾。昔我营兹村，高天风息紧。

修途节又弭，直径步方窘。白日照归乌，和风罢征隼。况是日边书，取次浮名泯。

有愿斸金芝，无心聨玉笋。一诺在山灵，皇肯为微允。八风正鸣条，四节时在蠢。

冠童真五六，日暮命归轸。^[1](P475)

成云洞坐落于安溪湖头镇龙贵山麓。因山中云雾飞腾，四季雨水充沛，山西北处有石穿土而出，在绝岩下形成天然石门，名“成云洞”。诗起首两句尽显成云洞之幽僻孤峭，但又有柳暗花明之豁朗。山中瘦石凌空如笋，裂竹含岚欲滴。钓、剥二字的运用把竹、石倔强的力量与品格展现的淋漓尽致，使读者亦血脉贲张。回首年少时的坎坷遭遇，今日风和日丽、天下太平则显得弥足可贵。由此令人生发徜徉此中、读书弄性、优游卒岁的眷恋之心。全诗清明省净、和熙安享，大有无论魏晋之风。《全闽诗话》云：“安溪相国诗不多作，深得晋、魏之遗，”^[27](P470)并以此诗为例，确为的评。

此次归家李光地不仅开拓成云洞，并在旁构筑草堂以居。草堂闲澹清雅之美在《构榕村草堂用王介甫招约之职方韵》诗中有完美展现：“吾甥孙氏子，小城阡之曲。门外一横塘，邻头几竿竹。村外烟火深，路口丽荷馥。卧云古树黝，递雨春畴绿。”^[1](P501)曲折的小路伸向远方，门前池塘细竹挺立、荷花娇艳、古树卧云、田野春绿，配以炊烟袅袅，一幅闽南乡村图，令人神往、陶醉，这不正是诗人自我营造的理想桃花源吗？

春去秋来，鬓发渐霜，乡思更浓，“几度望乡井，目送鸿雁秋。丘茔固有念，岂为此都幽。”^[1](P517)因此当暮年的李光地终于可以丐假回乡，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自与阆山别，已逼三十秋。今日秋风晚，才上张家舟。”^[1](P522)一“才”字，意蕴丰厚，那种自嗔晚归的无奈与欢乐情态表现得十分恰切。行至宿迁，路程未半，晚食蟹、鲤竟已品尝出家乡的味道：“慨想莼鲈意，日亲蝦饭餐。便如履乡贯，足以慰夜阑。”^[1](P523)舟过钱塘，离家尚有千里之遥，但对久居京城的李光地来说，相似的风情已有家乡的气息：“自从渡扬子，种种似家山。草树浑殊侯，鱼蝦日异餐。”^[1](P524)舟至广信，离家渐近，欣喜之情更浓：“南枝归越鸟，心亲眼自明。羁旅多乡串，欢欣访行程。”^[1](P525)一路南行，离家越近李光地的心情也越放松、灵动。

当回到故乡，一草一木总关情。重游成云洞，“信美知无度，怀思梦不胜”；^[1](P527)再见青年读书处，“当年读书声，户牖尚咿哑。淹坐至日西，怃然我忧冩”。^[1](P528)而“买山三纪事，卜筑旧无能”的遗憾，一朝弥补，内心更是思绪万千：

休居且慰意，谁复忆惊秋。风侯南中异，家山事事幽。况此丰乐岁，晨夕履西畴。

翻思三十载，身如不系舟。暮鸟各有归，三迳岂无求。夙岁徒经始，今朝再爰谋。

凿池通涧道，抗榭出山头。斜阳交积翠，涨雨乱寒流。皇肯弃顦顇，甘为汗漫游。

劳生分有息，寡过是吾忧。宾朋多雅话，学子念藏修。古人世耕读，所望在箕裘。^[1](P528)

暮年归乡，家乡的一草一木是那么得亲切、令人心安。况且值此太平盛世，自己可以无拘无束地徜徉于乡间。为官京城身如飘萍的无根感，加上“游宦如涉波，邈不知其久”的胆战心惊，更使人有暮鸟归林之愿。而家山斜阳积翠之美、朋情杂谈之乐在一位经历宦海浮沉五十年的老人心中是多么美好。诗无语言修饰，纯是家常话语，平淡道出，却有洗尽铅华始见真之美。

即使一些在京之作，心态的转场亦使李光地能够短暂地回归个体，突破诗学的说教，如在咏物中包孕哲思：

楚泽当年九畹滋，修森未比建溪奇。空山行跡幽无侣，长路香风恻不知。

一出林来常味灭，幾经盆种奈根移。同心何处通言语，折与怀人赠数枝。^[1](P480)

空谷幽兰高洁孤傲，能够直面风雨的洗礼与独处荒原的寂寥。然而一经人栽培，冰清玉洁之体被人性的媚俗所污染，高冷之气渐失。全诗以兰为介质，暗喻人之性情与社会世态之间的矛盾，虽然为说理之诗，但是不拘泥于说教，可谓说理诗中之上品。

再如《中秋催月》，由月暗喻社会之清净，亦为人击节赞赏：

微出潮头影已新，闲庭延望早通神。一年佳赏长如许，此夜清光别有真。

萧飒雨余堪濯魄，朦胧云际便翻身。桂花欲伴黄花发，寄语幽宫净扫尘。^[1](P485)

中秋赏月之诗常作思乡怀人之题，此诗看似全首写月光之皎洁、幽明，但是诗人巧妙地把月光比拟为扫除人间妖氛的利器，比兴巧妙，又毫不做作，做到如盐入水中了无痕迹之妙，实属不易。

小结

翰林出身、位极人臣的李光地所作台阁之诗，今人读来能够产生共鸣的确实极少。身份与写作场域决定了创作模式的选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诗中的情感。因此对以李光地为代表的台阁诗与诗人的评价，应该限定在台阁诗人互相之间的比较。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台阁重臣李东阳为什么有“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之诗或失之野，台阁之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29](P1519)之叹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每一个个体都在不断经历着转场，这也造成了个体的多面性。映射到诗中，亦表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李光地亦不例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为研究对象贴标签，应该以“在场”的心态去体味诗人如此写作的缘由，并同时做到跟随诗人不断转场，发现其中的变化，从而得出相对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