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大国, 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在此自然环境下催生出的中国海洋文学, 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海洋文明和审美想象。至于什么是海洋诗歌, 笔者曾经指出, 所谓海洋诗歌, 是指“诗中出现海的意象, 表现人—海关系的诗歌”。^[1](P269)海洋诗歌的文学特征是以海的意象为主, 在文化内涵及其表达指向上, 则在于表现人—海关系。元代, 中国的社会有所发展, 对海洋的探索亦进一步深入, 尤其是元代海运漕运的发达, 也进一步推动了海洋诗歌的书写和发展, 所书写的题材范围逐渐由对海洋浩瀚无边、包孕万物的自然风光的惊叹和崇敬, 到更多地反映出人与海洋的或是和谐相处或是征服利用的关系。这种人海关系在元代海洋纪实诗歌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所谓纪实, 包括海上贸易、海上漕运、海上游览、海上送行、海上战争等一系列海洋活动。文人墨客通过这些活动, 进一步认识了海洋的浩瀚和神秘, 并通过诗文记录了所见所思。所以对于元代海洋诗歌的进一步探索, 一方面可以增强对这一时期海洋领域社会生活状况的认识, 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宋元到明初的文人墨客认识海洋的客观状况与心理感受,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艺术审美价值。

一、元代海洋纪实诗歌的时代背景

海洋纪实诗歌的繁盛, 伴随着沿海地区的深入开发和海上活动的兴起, 大约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政治中心的转移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开发。南宋时期, 宋人南渡使朝廷整体转移南方, 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这种迁移和开发一方面使得长江三角洲沿海一带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原先荆楚闽越及海南一带沿海地区的发展。另外由于与海洋的关系紧密起来, 故在此基础上, 宋元时期更加重视海防建设, 设立了专门的海防水军。而元代更是在海上追剿南宋势力中积累了强大的海上力量, 海军活动趋于频繁, 把陆地政治进一步向海上延伸, 不仅在海上消灭了南宋, 而且开疆拓土, 多次出征日本及爪哇等海上诸国, 发起了多次中国古代大规模的海洋远征。这些为海洋文化和海洋文学的兴起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政治基础。

第二, 宋元期间, 尤其是元代, 海外贸易和海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元灭南宋后, 忽必烈完成了中国的大统一, 其对于海洋的政策均沿用南宋, 如沿袭南宋市舶制度。而且为了取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元代政府还出本钱给舶商出海贸易, 称为“官本船”。故宋元之际, 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 贩海之商遍布于江、淮、闽、浙之地。由于宋元海商数量巨大, 商品众多, 故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五杂俎》载：“元之盛时, 外夷外贡者, 至千余国, 可谓穷极天地, 罔不宾服。”^[2](P63)可见元代海洋贸易之盛。元代中后期以来, 由于陆运的受限及朝廷政策, 海运逐渐成为元朝政府应对南北经济差异、解决元大都及周边地区用粮问题的重要举措,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元代的海洋漕运得以发达起来。

第三, 传统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由于海外贸易, 其船舶结构与造船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例如海船多层板和水密隔舱技术的应用技术, 领先当时各国。元代的造船业则更进一步, 在宋代造船技术的基础上, 已能用木材建造三十余丈的大船, 可载近千人, 载重更是以百吨计。另外, 海洋气象的观测, 指南针的应用, 航海图的绘制等航海技术在元代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海上船舶能够顺利地来往各地。由于元代的海船具有载重量大, 稳定性佳, 安全性优, 航行快速等特点, 为当时中外商贸易往来所重用, 成为大规模远航的航海载具, 这是元代海洋诗歌创作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第四, 海神敬仰和海上朝拜活动的繁荣推动了海洋文化的建设和海洋诗歌的发展。宋元航海事业发展后, 沿海渔民和商人逐渐开始祈求海神保佑, 这使得当时观音崇拜也在东南一带风行, 例如普陀山观音为江南沿海的中心道场。另外, 元代海洋诗歌的创造者, 大都直接融入到了与海洋有关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一方面, 海洋开发推动了文人游览和冒险, 留下了众多海上纪实诗篇, 一方面由于疆域的扩大, 很多文人在海滨地带的仕宦经历, 也不时为其作品染上大海的气息。这是元代海洋诗歌创作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人文条件。

元代海洋纪实诗歌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承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以海洋为题材的海洋文学传统, 并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自觉的追求, 在中国海洋文学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中, 予以创新和发展, 逐渐走向活跃、繁荣, 并呈现出多元的审美取向。

二、元代海洋纪实诗歌呈现出的多种历史面相 (一) 海上贸易

元代初期, 官方沿袭南宋市舶制度, 从至元到延佑年间, 不仅先后设立了泉州、广州、庆元三个主要的市舶司, 以从五品官员加以管理。^[3](P2315)在上海、澉浦、温州、杭州也设立过市舶司(后多并入庆元市舶司), 并制定法条, 放宽政策促进其发展。元代政府还进一步采取了开放的海洋政策, 官办、民办与官本民营三种并行, 发展海洋贸易, 以至于出现了东西南数千万里梯航万国的盛况。在政府的优惠支持和高额利益的驱使下, 元代商人往往不避艰险, 航行于大海之中, 往返于港口之间, 进行海上贸易。可以说, 他们追逐利益的贸易行为和超迈开放的海洋意识在宋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故元代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来吟咏海商的这种商品意识和冒险精神。如释大圭的《曹吉》：

君今浮舶去, 因识远游心, 衣食天涯得, 艰难客里禁。春帆连海市, 暮鼓起香林, 一笑归来好, 高高寿百金。^[4](P358)

诗中表现海商的生活状态是漂泊的, 在“浮舶”上“远游”, 于海上的风浪中经受一番番艰难, 这是因为他们的衣食得之天涯。当海商归来时, 片片船帆与海岸市场相连, 暮色里鼓声阵阵, 香烟袅袅, 满载而归的他们“一笑归来好, 高高寿百金。”这首诗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海商的不畏艰险的海洋意识和对商品名利的追求。

在海洋与海上贸易带来的惊人的繁荣和巨大的利益背后, 是海商不稳定的生活和其留守家眷的痛苦。元代诗人刘仁本《闽中女》(四首)就点出了这一悲哀的事实。

闽中女儿颜色娇, 双双鸾凤织鲛绡。织成欲寄番船去, 日日江头来候潮。海南番舶尽回乡, 不见侬家薄幸郎。欲向船头问消息, 荔枝树下买槟榔。当时郎着浅番衣, 浅番路近便回归。谁知却入深番去, 浪逐鸳鸯远水飞。象犀珠翠海南香, 万里归来水路长。薄幸又从何处去, 十年海外不思乡。^[5](P241)

诗中字字句句, 都是海商留守家眷的哀怨和血泪。诗注说：“闽之人泛海入番, 十馀年不归, 其妻诉之, 述其言为赋。”可见海商贸易与海上运输具有巨大的风险性和诱惑性, 我们可以猜测泛海而去进行贸易的人也许是出了意外, 也许是被更大的利益吸引而不再归来, 但无论何种结果, 都让其家人承担着难以言说的苦痛。而换位思考, 这些又何尝不是海商本人也需要承担的痛苦呢？

因为海上贸易的发达, 海边的贸易港口亦是十分发达, 例如泉州市舶司, 因地靠东南海域, 海上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相当繁荣, 是当时梯航万国, 海商云集的大港。元代诗人贡师泰在负责漕运时多次经过此处, 并有《泉州道中》一诗描写当时盛况：

千山落日丹霞北, 万里孤城白水南。玉椀霜寒凝紫蔗, 金丸露暖熟黄柑。海商到岸才封舶, 蕃国朝天亦赐骖。满市珠玑醉歌舞, 几人为尔竟沈酣。^[6](P332)

该诗中具有多种明显的地域特色意象。玉椀、金丸、紫蔗、黄柑等都是泉州城出产的货物, 这是泉州城的地域特色。位处东南海隅的泉州孤城, 因其航海之便, 港帆樯集, 海舶繁多, 即“海商到岸才封舶, 蕃国朝天亦赐骖”。正是海外贸易的持续兴盛, 使泉州这个“人稠山谷瘠, 虽欲就耕无地辟”的地方在元代成为了富足安乐, 令人为之沉醉不已的国际化都市。

再有, 元朝在庆元(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 诗人张翥多有描绘。在《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中, 有“昔我游四明, 壮观溟海波……是邦控岛夷, 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 税入何其多”^[7](P121)之语, 描绘了海港的地理位置与繁荣的贸易。在《四明寓居即事》诗中则针对港口风景一角写道：“船来蛮贾衣裳怪, 潮上海鲜鳞口红。不向旗亭时一醉, 行人愁杀柳花风。”^[7](P63)

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商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 怪异而新鲜; 巨大的海船上运载的则是刚捕捞上来的海鲜。对海外商人与海洋贸易物品的书写, 亦是点明了元代当时海上贸易和海岸港口的盛况。

(二) 海上漕运

元代时期, 为了保证元大都的粮食供应, 元代南北之间的海运航线从南北统一之初就得以开辟, 航线范围大致是从江、浙、闽沿海至天津口岸一带。所谓“海运之法, 自秦已有之, 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 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 则始于元焉”。^[8](P308)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元代海运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 即元代海运不仅用于军事用途, 更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是南粮北运和南北贸易的重要依托。蒙元时期的航海知识、造船技术, 海外贸易的制度、港口、航线、贸易对象、贸易内容等等, 大多是继承南宋而来。但元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加积极主动、充分地利用海洋运输的便捷, 开展大规模海运和海贸支持国家建设, 保障国计民生。于是终元一代, 形成了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漕运格局。

“漕运”即通过水道运输粮食, 包括河道运输与海洋运输。元代漕运的延续时间之久、运粮规模之大, 不仅是前所未有, 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至元十九年(1282年), 由于河道运输存在的缺点, 元代朝廷开始尝试海洋漕运。至元二十年(1283年), 由于朱清和张瑄的成功尝试, 元代海运正式开始。随着对海道的探索, 至元三十年(1293年)后, 元代正式形成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格局。海洋漕运管理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南方设“海道运粮万户府”机构, 在苏州太仓一带, 负责征粮与运粮, 主事官官秩三品, 地位显赫。北方负责接收海运漕粮, 设“都漕运使司”, 地点于河西务与直沽。元代后期, 海运漕运的重要性越发显现出来, 可以说是维持元代朝廷统治的重要措施, 由于农民起义与频繁的战争, 至正十六年(1356年), 海运一度被迫中止。至正二十年(1360年), 元朝廷向张士诚, 方国珍征粮, 海运初步恢复。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海运因战乱而最终停止。^[9]《元史·食货·海运》中高度评价南粮北运的成效：“元都于燕, 去江南极远, 而百司庶府之繁, 卫土编民之众, 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 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馀石, 民无挽输之劳, 国有储蓄之富, 岂非一代之良法欤！”^[10](P2364)可想而知, 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一定会被文人所记载和吟咏。

在路线地点上, 直沽常被文人歌颂吟咏。直沽是古地名, 金、元时称潞(今北运河)、卫(今南运河)二河会合处为直沽。在今天津市内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汊口一带, 为天津聚落最早兴起之地。元延祐三年又置海津镇, 为南北漕运和海运的咽喉。元时由于直沽聚落的发展, 专称旧三汊口一带为小直沽, 称其东南海口附近一带(今天津市东南海河北岸)为大直沽。总之直沽作为海运的终点和漕运的转运重地, 南来北往的官员、客商和船工多聚集于此。由此便出现反映直沽漕粮接运、航海风险及盐业生产的诗作。傅若金的《直沽口》：“远漕通诸岛, 深流会两河。鸟依沙树少, 鱼傍海潮多。转粟春秋入, 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 一半解吴歌。”^[11](P71)“远漕通诸岛, 深流会两河”点出了直沽口的地理位置, 是运河海河以及海河入海口的交汇处, 故说是“通诸岛”“会两河”。后两联描绘了直沽口的人类活动与人文风情。“春秋入”“日夜过”两句对仗工整, 突出了此处漕运海运的繁忙。“一半解吴歌”的现象正是“兵民杂居久”的结果。由于漕运海运的发达, 元代南北方的交往愈加密切, 这种亲密交往的结果就是互相能理解乡音。诗人仅用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把直沽口的人文景观描绘的淋漓尽致, 这种构思足以为人称道。再看王懋德的《直沽海口》：

极目沧溟浸碧天, 蓬莱楼阁远相连。东吴转海输粳稻, 一夕潮来集万船。^[12](P213)

在直沽海口极目远望, 天水相接, 一片苍茫, 海气漫空, 远处隐隐约约有楼台相连。这就是入海口的风光, 浩茫无际, 上下一色。直沽口作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港口, 每天的运输吞吐量十分巨大。许多南方的稻米通过海运运到北方。海运之船的数量极多, 运输的数目极大。王冕有诗《下直沽》亦是此种写照：

拍河健橹比长驱, 百尺飞帆下直沽。浩浩碧天秋气肃, 堂堂明月夜窗虚。旌旗两岸芦花影, 鼙鼓三更海浪趋。转首狂歌望西北, 淡烟荒草是幽都。^[5](P413)

“拍河健橹比长驱, 百尺飞帆下直沽。”“旌旗两岸芦花影, 鼙鼓三更海浪趋。”句句都隐含了海运的发达与直沽港口的繁盛。

像宋褧的《直沽夜兴》“戍鼔声催夕照低, 蒹葭杨柳澹烟微。偶因海浦听吹篴, 却忆京城闻捣衣。恋阙岂无情戚戚, 别家那有思依依。传闻大驾还都近, 怪得寒风凛夕威”。^[13](P262)袁华的《直沽即事》“沙门宛在海东边, 白浪漫空雾涨天。屯卫远分貔虎队, 岛夷潜匿蜑蛮舩。蓬莱清浅高秋见, 碣石苍茫落照连。应笑嬴秦那解事, 虚劳徐市访神仙”。^[14](P373)等都有对直沽风景的描述。

由于粮食漕运的重要性, 许多元代诗人也留下了许多相关的海洋运粮诗篇。元代诗人刘仁本曾写有《奉檄泛海督漕运》：“风露双清满柁楼, 两旗催发漕官舟。银河直下天倾泻, 铁笛横吹海逆流。三四点星瞻北斗, 几千里路到皇州。白鸥不管人间事, 共此乾坤日月浮。”^[5](P228)

至正十四年时刘仁本入方国珍幕, 被任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事。怀着报国效力的热情, 他积极参与了海运漕粮的建设, 熟知海上督漕的行程和事物, 并和督漕的各方面使者往来密切。因此, 其诗歌和文字记录堪称是元末漕运史, 可补史书之不足。^[15]该诗便是他督漕运经海运之作, 将督漕期间的所见所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风露双清满柁楼, 两旗催发漕官舟”风清露洁, 正是漕运的好风光好时节。故有“催发官舟”, 希望漕运顺利快速到达。“银河直下天倾泻, 铁笛横吹海逆流。”写船竭力跨越风波、逆流而上。“星瞻北斗”一句, 以北斗喻帝王是古代中国诗文表达的传统指向。这里用此典故, 联系下文的运粮皇州之事, 用语含蓄, 暗含着诗人希望有一天元朝能够重新收复失地, 恢复稳定的政治理想。“白鸥”一句以景语做结, 诗人注视着船头翻飞不定的白鸥, 感叹白鸥自由自在。虽然诗人感慨自己为尘俗所束缚, 对隐逸生活心向往之, 但总体基调还是集中在为国家朝廷运粮建设的自豪感和充实感, 这也正透露了元代海运在元代政治及经济社会的重要性。程文的《送逯都水赴海道万户》：

茫茫东海水如天, 岁岁南风送漕船。雪浪不惊千里近, 云帆直挂万艘连。虎符拜命君恩重, 龙节宣威使事专。却喜儒臣能报国, 长安斗米定三钱。^[16](P325)

“岁岁南风送漕船”正是元代漕运之重要性的展现, 年年都有漕运粮船通过茫茫东海入京。“千里近”“万艘连”说明了漕运的盛况。“虎符拜命君恩重, 龙节宣威使事专”则点明了漕运粮运是国家重要政策, 故委派专门官员管理, 同时透露出了送行的主题。“却喜儒臣能报国, 长安斗米定三钱”, 儒臣报国, 运粮进京, 能够使得粮价稳定, 百姓享利, 是诗人对这个官员与海运漕运政策的美好赞颂。黄玠的《送吴季良海运图》“神禹作贡书惟扬, 汉家亦言海陵仓。至今岁入逾百万, 连艘巨海飞龙骧。长腰细米云子白, 犹作秋风香。上登京庾充玉食, 不与黍稷同槩量”。^[16](P172)谢应芳的《过太仓》“天妃庙下沉玄璧, 漕运开洋鼓乱挝”^[17](P16)皆是对海上运粮功绩的赞扬。

元代大规模的海运漕运, 对于普通民众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贡师泰曾担任漕运官员, 在路途上他以船上的水手为刻画对象, 写了《海歌》十首, 按照时间顺序写了运粮的路径及经历, 生动地描写了海上航行时水手的行为与心态。其中“明年载粮直沽去, 便着绿袍归作官”“何事浅深偏记得, 惯曾海上看风波”“愿得顺风三四日, 早催春运到燕京”^[6](P326)几句点出了参与漕运的民众乐观积极的情调, 与他们眼中漕运的意义——作官的捷径, 十分具有元代的时代特征。元代诗人赵叔英, 作有《运粮行》, 记载了一次运粮事件的前前后后：

去年调漕卒, 十月至胶右。编户有路平, 齿迫期颐寿。龙钟双泪垂, 殷勤酌予酒。举觞诉所怀, 我苦君知否。今秋陷官粮, 征督被捶杻。将解子孙危, 磬悬无所有。周思百计穷, 拆屋卖田亩。才塞县衙责, 役丁随见取。岁宴趋严程, 何以装备糗。男女相视啼, 聚谋举家走。彷徨无奈何, 中心恸焚灸。向儿哀恳留, 吾老岂能久。狐死犹首丘, 忍弃坟垄旧。缓我藏土中, 任尔逋巖薮。余闻长太息, 沉思但低首。吁嗟绊冗职, 时命亦不偶。何人积此弊, 使我罹其咎。历观所部民, 十中贫八九。黠者窜远荒, 来者见忠厚。牛马皮骨存, 黾勉尚驰负。细推疲瘵因, 事理岂为茍。海槽三百万, 与昔数非丑。物力耗于初, 运数而限趣。侥幸因此生, 刑辟日纠纷。且救眼前急, 不虞身后疚。因为贪墨者, 乘机肆渔獀。民瘼耸天听, 漕政择良守。疾势已膏盲, 须烦起死手。久旱渴云霓, 新政仰星斗。弦急必更张, 行当掣时肘。切虑少因循, 苍生遂刍狗。虽有智者谋, 不能善其后。王良古善御, 驱策戒顿陡。调良性与力, 至远而深輮。不强人所难, 治迹自可就。皋夔居庙廊, 至言悉听受。启沃信非遥, 下情通冕黈。精诚感天地, 矧遇圣神后。民命庶少苏, 天爵亦阴受。万家获义安, 德勋传不朽。故书运粮行, 非图会人口。^[18](P97)

赵叔英其人, 据许隽超《＜全金元词·订补附记·补词＞订补》一文, 字或号松亭, 主要活动在泰定到至正年间(1324—1368年), 家境孤寒, 寓居京师, 未见于时, 曾担任过转运使属官等低级官员。^[19]《运粮行》当是写于他担任属官随漕运粮船北赴大都期间。该首诗为长篇五言叙事诗, 记录了诗人参与海运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用真挚敏感的心思观察海运给普通民众带来的遭遇与影响。为了凑够上交的粮食, 不仅有“拆屋卖田亩”“役丁随见取”的身不由己, 更有“男女相视啼, 聚谋举家走”的无奈逃离。史书中多从统治者视角出发, 对海运大加赞颂, 认为南粮北调一定程度上对元代的政治困境进行了解围, 保持了政权稳定。但通过《运粮行》的视角, 诗人展现了宏大的海运背后, 给一部分普通民众所带来的的生存困境与悲惨命运, 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元代海运及其影响的认识。

(三) 海上游览

元末陆路交通受阻, 海洋交通的优势更加凸显。“自中原乱起, 滋蔓淮浙, 辙环既梗, 邮传尼而不行。凡京师信史下江南者, 率由海上浮桴以达。若征漕运, 若责赏贡, 若治兵戎, 若亲谋方面, 若咨询于宥密, 若将命于相府, 若持大赉以赏边勋, 动则骈肩接踵, 悉会于鄞, 转而他之。”^[20]因此南北士人在双向的流动过程中创作了不少海上纪实诗, 从海洋自然空间、活动空间和情感空间等多个层面记录了海上航行的见闻与感受。由于这些海上纪实诗的生成是建立在亲身体验之上, 较之仅仅将海洋神仙化、意象化的诗歌更具认识价值。

所创海上游览诗歌具有突出特色的当属元代诗人吴莱。吴莱平生喜远游, 既造访名山, 亦浮游沧海。而游历海洋的深刻体验发为诗文吟诵, 就是一篇篇精美的海洋纪实诗歌。吴莱的海洋记游诗, 常用较长篇幅摹写海、山、古迹及其航海感受, 其中《还舍后人来问海上事诗以答之》一诗最为著名：

去家才五旬, 恍若度一岁。岂不道路艰, 周流东海。故人喜我返, 来问海何如。所经何城邑, 相去几里馀。我言始戒涂, 尚在越西鄙。随波到句章, 满目但积水。人云古翁洲, 遥隔水中央。一夜三百里, 猛风吹倒樯。初从蛟门入, 极是险与恶。白浪高于山, 神龙䀜以跃。似雪复非雪, 倚樯欲上看。舟子禁不可, 使入舟中蟠。寻常重性命, 今特类儿戏。信哉昌黎言, 有海无天地。掀掀终达岸, 盐卤间黄芦。人烟寄岛屿, 官府犹村墟。水族纷异嗜, 鱼蟹及螊。我宁不忍餐, 抹藓相吐沫。荒尘栖予发, 旭日照我身。似闻六国港, 东压扶桑津。或称列仙居, 去此亦不远。蟠木秋更花, 蓬莱辟真馆。我非不愿往, 此险何可当。天吴布牙爪, 出没黑水洋。于奇岂易得, 似足直一死。方去徒自惊, 既归亦云喜。珍重故人言, 勿以险为奇。兹行已侥幸, 慎勿疾乎夷。虽然此异乡, 固是难久客。圣出风且恬, 时清海如席。我犹爱其然, 恨不少淹留。尔毋为我惧, 遭此千丈虬。试看尘世间, 甚彼大瀛海。衣裳日沉溺, 篙橹相奔溃。奔溃孰能救, 沉溺将奈何。口呿舌不下, 聊为故人歌。^[6](P66)

吴莱曾在海上游览, 这给了他别样的生命体验, 因此他写下了不少有关于海洋的作品。与其他诗人仅在岸上审视大海的体验不同, 吴莱有与大海的“亲密接触”, 遭遇了危险, 也看到了美景, 因此感受更为真实诚恳。这首长篇写于他海洋之行结束后, 是对这次经历的总结。全诗夹叙夹议, 写实和想象并行, 故他笔下的海洋, 充满了神秘莫测的魅力, 混合着诗人复杂的情感体验。

在海面上随风航行, 置身于辽阔的天地之间, 白浪滔天, 鱼龙潜跃, 这奇特的感受和风景, 使得诗人忘却了危险, 生发了对从未领略过的海洋景观的审美兴趣。在这狂暴不定的大海面前, 诗人开始感受到了生命的渺小, 并开始感到后怕, 感到了对于海洋的畏惧。海洋航程总是美好与危险并存, 并因此引发了人们许许多多的情绪, 既有一种单纯的超脱功利的苍茫辽阔的审美愉悦, 也有一种立足现实的畏惧紧张的功利心态。吴莱游览海洋, 对海洋的风景及带给人的感受进行了刻画, 尤其是他面对海洋的“勿以险为奇”的心理感受, 其实是秉承了传统文化对于大海的认知。张如安先生认为“与欧美古典诗人怀有对大海特殊的亲密情感不同, 中国诗人的海洋诗歌映现的则是敬畏型的情感”。^[21]这种审美与功利并存的心理, 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海洋观。毕竟自古以来, 中国人民就居住在山林和平原, 对于浩茫无际但又危险丛生的大海, 天然有一种对立的情绪, 因此国人的情绪多以平淡的山林为快, 不崇尚刺激的海上历险。另外, 在研究元代海洋发展史上, 这篇诗歌作为重要的元代的海上纪实诗之一, 也为人们了解海洋提供了经历性的文本记录,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元朝统一全国打破了南北两地分裂的状态, 文化出现南北交融的趋势, 文人北上入朝, 南下求学, 借山川景物寄情抒怀之作逐渐增多。西域诗人, 维吾尔族作家贯云石就有一段长达十年的漫游历程, 他在南下途中留下的诸多诗作, 记录了一路所见所闻及自我感受。延祐四年(1317年), 他登上了普陀山, 面临大海, 眼前的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景象使他欣喜若狂, 故他把眼中美景与自己的心境结合起来, 作了《观日行》一诗, 思维奇特, 想象丰富, 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诗中写到：

六龙受鞭海水热, 夜半金乌变颜色。天河蘸电断鳌膊, 刀击珊瑚碎流雪。朔方野客随云闲, 乘风来游海上山。飞骧拖空渡香水, 地避中原杂圣凡。壮鳌九尺解霜鼓, 瘦纹巨犬自撇舞。惊看月下墨花鲜, 欲作新诗授龙女。人生行此丈夫国, 天吴立涛欺地窄。乾坤空际落春帆, 身在东南忆西北。^[22](P308)

全诗借用神话传说故事描绘海上日出, 突出了山海的壮丽震撼。黎明时分, 海水逐渐升温, 旭日升出海面, 海上波涛汹涌, 浪花朵朵, 冲击着海岛的岩壁。激烈的雷电在大海上激起巨大的风浪, 就好像鳌足被斩断, 珊瑚被击碎。天上的神兽壮鳌巨犬起舞, 龙女袅袅而来, 激起了文人的文采。种种神话传说的运用, 使得日出时的大海具有了生命力与神秘的色彩。诗人面对辽阔的疆域, 壮丽的景象, 油然而生自豪感, 就仿佛水神天吴立于凤涛之际, 陆地凡尘都变得渺小起来。面对壮阔美丽的景象, 诗人北望家乡, 不觉流露出在外游子的绵绵思念, 具有少数民族特有的豪爽性格与不拘一格的创作特点。

还有诗人长期在海洋上生活, 对海洋的感受更为深刻, 朱希颜的《鲸背吟集》便是元代较有代表性的海洋诗集, 记录了他在至元二十八年前后海洋航行的见闻与感受。诗集中共有33首诗, 围绕着海洋风物与舟航所见, 描写了海日、海鲜、海岛、海山、海浪、海鸥、海鱼、海船等独具海洋特征的自然意象, 还描绘了海上航程的细节, 对海洋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进行了充分的展现：

茆亭数户日烧盐, 一角荒城浸海天。忆似扬州三二月, 春风十里卷珠帘。(《盐城县》)^[23](P401)

轻装方解尽无遗, 风挟双篷水面飞。却被沙头渔父笑, 满船空载月明归。(《海船》)^[23](P401)

金乌摇上浪如堆, 万象分明海色开。遥望扶桑岸头近, 小舟撑出柳荫来。(《日出》)^[23](P401)

彭月怀沙小更肥, 团脐风味颇相宜。菊花新酒何辜负, 正是橙黄橘绿时。(《彭月》)^[23](P401)

积沙成岛浸苍空, 古祀龙妃石崦东。亦有游人记曾到, 去年今日此门中。(《沙门岛》)^[23](P402)

潮信篷留风力悭, 落篷少歇浪中间。殷勤为向稍人道, 又得浮生半日闲。(《落蓬》)^[23](P403)

吞天髙浪雪成堆, 摇荡惊心眼怕开。深谢波神费工力, 几多风雨送将来。(《大浪》)^[23](P404)

剑鬛如山海面浮, 巨鳃嘘浪势吞舟。叮咛大客寻竿饵, 稚子敲针作钓钩。(《海鱼》)^[23](P401)

诗歌前两句均是对海洋自然空间与风光的描写, 诗人写海城之荒、海船之轻、海日之美、海味之鲜、海岛之幽、海行之险、海浪之大、海鱼之奇等, 用语凝练, 如在目前。后两句则以闲散笔调衔接, 以春风十里、明月满船、小舟柳荫、黄菊新橙, 去年今日, 浮生得闲、风雨波神, 稚子钓钩等陆地生活相对比, 显示了海上生活的别样雅兴与从容。与此同时诗歌中亦有传统海洋神仙化想象的影响的痕迹, 如：

东溟云气接蓬莱, 徐福楼船此际开。应是秦皇望消息, 采芝何处未归来。^[23](P401)从来见说海无边, 四际云涛碧洞天。昨夜神仙山下过, 笙歌引至画堂前。^[23](P402)莱州洋内浪频高, 矴铁千寻系不牢。传与海神休恣意, 二三升水作波涛。^[23](P402)

徐福求仙问道, 于海上出行; 神仙飞越云山, 于海上跨行; 海神兴风作浪, 于海上遨游。诸如种种, 皆为海上纪实诗增加了奇幻而神秘的色彩, 为诗歌增添了无穷的韵味。

(四) 海上送行

元代海上送行诗的数量亦是不少。这些海上送行诗对前朝一般的山水送行诗有所继承, 多表达对远行者的祝福和嘱咐。但是由于元代时期对海洋认识的深入, 人们多从海上航行, 故诗中加入了许多关于海洋风物与海洋政策的色彩, 这也正是元代海洋诗歌的特出之处。例如丘葵的《送舶司李郎中》：

朝家三尺法, 海舶一帆风。物到琛声上, 人行浪屋中。货因拚命得, 廉故秉心公。行李清如洗, 名应达陛枫。^[24](P233)

诗中题目提到的舶司, 是元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 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在元代, 海洋运输和贸易相对发达, 见于记载的与中国建立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一百个以上﹐东起日本﹑高丽﹐西至东北非和西南亚。这首诗即是此种官员的描述。首句“朝家三尺法, 海舶一帆风”写出了友人的背景为朝廷管理海运的官员之一, 也给下文送行做了铺垫。“物到琛声上……廉故秉心公”。海船运输着珍贵的物资, 而李郎中依然保持坚贞清廉。海航舶运向来是被认为是一个油水很足的差事, 但是这位李郎中却是“行李清如洗”, 两袖清风不染一尘。总之, 这首诗歌作为一首送别诗, 不仅展现了诗人对朋友的情谊, 同时也侧面展现了当时元代海运的发达的背景, 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再有袁桷的《送刘明叟治盐事还省》：

海上银沙百炼成, 年年飞骑走纵横。人传一马二童至, 春在十洲三岛生。乌帽多情簪菊蕊, 瑶琴有意送潮声。经纶满腹须时用, 早上囊封致太平。^[23](P256)

根据题意, 刘明叟其人是当时的盐官, 正回朝廷觐见皇帝, 汇报盐事事务。盐课是中央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来源之一, 为此元廷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 设立了九个盐运司, 对盐官的管理亦有所加强, 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盐官选拔、迁除、考核和俸禄制度。元代的盐官地位十分重要, 尤其是管理海盐一带的官员。“海上银沙百炼成, 年年飞骑走纵横。”正因为盐业的稳定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朝廷经常下派盐官来视察监督, 并召回相关官员定期询问。“银沙百炼成”说明制盐之不易, “年年”“走纵横”突出了朝廷的关注之大。“一马二童”用司马光典故, “菊蕊”“瑶琴”等高洁的意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刘明叟盐官的简朴清廉。诗中“海上银沙”“十洲三岛”“潮声”都是显著的海洋意象, 用在这里, 贴合情景又真切自然。再有宋沂的《送逯都水赴海运万户》：

都水使者日边来, 黄金虎符照漕台。笑持英荡入沧海, 不比徐福求蓬莱。将军昔骑青骢马, 风采桓桓丹阙下。紫髯如戟半成霜, 议论精神更潇洒。今年运米发东吴, 三百万石皆明珠。扬旗列戟耀云汉, 伐鼓鸣金转舳舻。将军尚文今尚武, 何物鲸鲵敢予侮。欃枪荡灭凋瘵平, 报政归来奏明主。^[13](P354)

元代漕运海运十分发达, 故运送物资多从海运。这里的都水使者就是元代的一个和水事水运有关的官职。元代以来, 都水台(都水监)主管全国川泽津梁、水利工程、舟船漕运、堤堰渔钓等事。其长官为监(或称使者、令、都尉等)。结合元代的漕运背景与诗意, 此处的使者应改为掌管漕运。寥寥几笔, 勾勒出来这位使者的官职与任务。他深得皇帝信任, 被委以重任, 押送漕运, 掌管运输一系列事务。使者来督查漕运, 运输千百万石珍贵的粮食。金鼓齐鸣, 舟行浩荡, 是另一番雄豪的气势。至此, 诗人发出了衷心的祝愿和感叹：“将军尚文今尚武, 何物鲸鲵敢予侮。欃枪荡灭凋瘵平, 报政归来奏明主。”

还有一些送行诗, 体现了元代与海内外各国的联系与交往, 尤其是与日本国的。如王冕有《送颐上人归日本》：“上人住近扶桑国, 我家亦在蓬莱丘。洪涛逼屋作山立, 白云绕床如水流。问信不知谁是客, 多时忘却故园秋。明朝相别思无限, 万里海天飞白鸥。”^[5](P418)虞集的《送海东铦上人》：“日色出海水, 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来, 九载不为赊。要观香炉峰, 折芦长风沙。微吟动林响, 苍龙送浮槎。”^[25](P222)

元代海上纪行诗与元代的时局变迁, 尤其是海运的发展密切相关, 具有明显的纪实性。因为做官、旅行、交往等诸多原因, 使得众多元代诗人有了与海洋进一步的接触, 海洋不仅是存在于想象中的神秘美好的空间, 更是真切可感的现实存在与人类活动空间, 灌注了诗人的体悟, 情感与思考。正如学者所论, 诗人在这种认识、体验甚至热爱海洋的过程中, 对海的认知由模式化、意象化转变为体验式、感受式, 对海洋空间的刻画描摹更具真实感与层次感。^[26](P40)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海洋诗歌来说, 元代的海上纪实诗尤其值得注意。文人对海洋的书写, 不仅是海上航行见闻的纪实, 也反映了海运以及与海洋有关的其他政策对民众的影响, 及对士人精神世界的冲击, 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五) 海上战争

宋元交界时期, 由于宋朝最后的政权一直沿着海岸线撤退甚至在海上流亡, 故宋末到元代沿海战争频繁, 又许多文人随着流亡政权南下, 其中便涌现了与海洋相关的种种爱国悲壮的诗篇。而元代到明代的过渡期间, 又有不少元朝遗民沿海北上, 追寻朝廷, 这一时期亦是产生了许多海洋诗歌。

而在政权更迭的争斗中, 频繁的战争对社会民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海边村落和居民的生活也变得苦不堪言。舒岳祥的《行海村》一首, 便描绘了这种凄惨悲凉的场景：“天远鸣榔双桨浦, 夜凉吹笛十家村。如今鬼出无人过, 深闭柴门自断魂。”^[27](P396)

驻扎海滨的元兵, 对宁海一带的海村进行了无情的扫荡, 使海村遭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当舒岳祥行经海村时, 见原本安谧祥和的海村, 曾经是双桨鸣榔捕鱼, 夜凉吹笛自娱, 但如今竟变为一片荒凉。海村荒废的关键在于元兵的肆虐, 在于沿海一带海洋战争的残酷无情。

元代统一全国后, 曾出兵两征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缅甸等, 先后使多地成为元的属国。这些国家大多沿海, 故元代由此至终, 主动性的海上征讨战争一直存在。元代初期将领, 诗人郭昂曾有《送征交趾海船》：

巨猾排空炻意专, 片帆催挂岛夷烟。采芝事异秦徐福, 避地心非鲁仲连。三箭定谁忠报国, 一生惟我命归天。但能食饱身无恙, 海角亭边看月圆。^[28](P39)

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 元朝征讨需从广东广西沿海南下进攻, 故遣海船出征。海浪的巨大、人数的众多, 这正是元军出征前的汹汹气貌。与此对应的, 诗人对这场战争也是乐观的, 既有豪情壮志, 心中更是有着“身无恙”“看月圆”的美好向往。

此外, 像顾瑛的《张仲举待制以京中海上口号十绝》“白昼惊风海上号, 水军三万尽乘涛。书生不解参军事, 也向船头着战袍。”^[5](P3)“官鼓冬冬报二更, 船头风浪尽军声。不知海若缘何事, 一夜颠狂直到明。”^[5](P3)刘仁本的《海上寄金防御》“星驰羽檄下天台, 又督舟师海上来。虎豹旌旗拂河汉, 鲸鲵楼观接蓬莱。”^[5](P222)都是描述了海上水军与海上战争。

自古以来, 我国的边境海防就经常遭受外来民族的骚扰和侵略, 黄镇成的《岛夷行》就是讲述了一场抵抗海上贼寇对边境造成的困扰和抵御贼寇的战斗。

岛夷出没如飞隼, 右手持刀左持盾。大舶轻艘海上行, 华人未见心先陨。千金重募来杀贼, 贼退心骄酬不得。尔财吾橐妇吾家, 省命防城谁敢责。^[16](P11)

岛夷来势汹汹, 这些狡猾的侵略者在海上出没, 持刀弄盾, 来去迅速, 就像一群凶猛的恶鸟时刻骚扰者我国的边境和平。他们的存在极大惊扰了海边正常居民的生活, 使得海岸人民总是“心先陨”, 内心充满惶恐不安。官府赏下千金, 招募勇士来抵抗击杀这些作乱的贼寇, 打得贼寇退去, 这种功劳是千金也难相酬的。与这些岛夷倭寇的斗争, 关系到沿海居民的身家性命, 故无论男女老少, 都齐心协力, 承担起保卫一方家园的责任。

《岛夷行》诗意简单, 但是却反映了一个元代重要的海洋史实：在和日本的正常交往外, 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线一带还出现了民间的交恶, 诗文中开始对倭寇形象进行进一步描绘。此外成廷珪的《丁十五歌》：

丁十五, 一百健儿猛如虎。几年横行青海头, 牛皮裁衫桑作弩。射阳湖上水贼来, 白昼杀人何可数。将军宵遁旌旗空, 倭甲蛮刀贼为主。西村月黑妻哭夫, 东坞山深母寻女。屋庐烧尽将奈何, 往往移家入城府。不是丁家诸健儿, 仗剑谁能翦狐鼠?楼头酾酒齐唱歌, 争剖贼心归衅鼓。官中无文主赏功, 还向山东贩盐去。^[16](P366)

这首诗赞扬丁十五其人, 他以贩盐为生, 手下有上百的勇士, 横行海内。后来射阳湖上来了倭寇水贼,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讨贼的官兵却落荒而逃, 百姓不得不举家搬迁, 逃到城里躲避。这时候丁十五站了出来, 带领部下仗义除暴, 歼灭了水贼, 保卫了一方平安。丁十五为民除害, 结局却是“官中无文主赏功”, 不得不还以贩盐为生, 正显示了元代官府面对外来侵略的不作为, 使得海岸一带到明朝中后期, 倭寇渐成海防的祸患, 包括这两首诗在内的诸多海洋诗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海防的变化。

涉及爱国战争的海洋诗歌亦是不少, 原因在于宋末元末时期, 由于海上军事和海上运输的发展, 海洋与政治的关联越来越紧密, 尤其宋高宗浮海与陆秀夫负帝蹈海的史实更是加剧了这种情绪。所以宋元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 多有政治色彩寓含其中, 这也是宋元海洋文学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唐泾的《崖山亡》即是一例：

万里舆图入朔方, 摇摇孤注海之阳。石尤风恶云藏轸, 天驷星沈月掩房。岛上有人悲义士, 水滨无处问君王。羲和指着乌飞路, 去去虞渊暮色苍。^[28](P271)

“万里舆图入朔方, 摇摇孤注海之阳”正是南宋末年宋王朝政权撤退到海岸边的写照, 形势紧急, 孤零零飘荡在大海之上。“石尤风恶云藏轸, 天驷星沈月掩房”生动地写出了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之态。“岛上有人悲义士, 水滨无处问君王”更是爱国文人痛苦的呼声, 向哪里去寻找我们的君主呢？“羲和指着乌飞路, 去去虞渊暮色苍。”虞渊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日没处, 太阳将倾意味着宋王朝走向了末路, 而整个国家的前途, 在元代暴虐的统治下, 呈现出一片“暮色苍”的局面。整首诗诗意沉痛, “海之阳”“岛上”“水滨”等有关于海洋景色的描绘, 用在这里暗示了南宋朝廷希望的渺茫难寻。

元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元朝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 朝廷煞费心机企图扭转危局。正如杨维祯的《席上作》：“江南处处烽烟起, 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 老夫怀抱几时开？”^[29](P271)一方面是烽烟乱起, 另一方面则是朝廷通过海上漕运给张士诚金钱美酒, 以换取暂时的平安与粮食, 苟且一方。在这里, 海上运输便成了一种屈辱的象征, 强烈的对比使得杨维桢的心灵极度沉重与压抑, 发出了“怀抱几时开”之感慨。

元末的战乱氛围在海上纪实诗中也留下了痕迹。如戴良的《登大牢山》：“海上名山谁作邻, 数峰髙起自为群。林明夜见水底日, 浪动暮疑岩下云。渺渺乾坤何处辨, 迢迢齐楚此中分。哪堪回首东南地, 烽火连年警报闻。”^[30](P81)这首诗歌写于诗人于海上飘零的时期。元末战乱, 烽烟四起, 诗人北上元廷在海上航行。在缥缈的大海上, 浪动云移, 不辨乾坤, 暗示了国家的前途也陷入了一片空茫。最后两句诗人的视线转向东南大地海岸一带, 那里烽火连年, 牵动着诗人的心, 也透露了元末海岸一带的战乱氛围。

一言以蔽之, 在此朝代交替时期的海洋诗歌, 无论是元初还是元末, 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了“史”的意义, 展示了动乱时期与海洋相关的官民生活状况以及生命体验。这类诗歌扩展了海洋文学的表现领域, 使得更多与海洋有关的风物进入到人们的视野, 不仅有史学价值, 也有文学价值。

三、余论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人们对海洋进行了积极探索, 逐步积累了对海洋的认识, 展现出了征服海洋的信心和力量。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技术条件的发展, 人—海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宋元之际, 沿海开发与海洋运输的发展, 激发出了沿海人民积极开发及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元代版图横跨欧亚, 海上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南宋。元朝时, “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 装备最佳; 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31](P332)这些活动使得中国在海洋贸易中取得了优势, 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 成为亚洲海洋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 而这些又反过来推动了海洋纪实诗歌的发展。

以上所论, 主要从五个方面讨论了元代海洋纪实诗歌所体现出的历史面相——海上贸易、海上漕运、海上游览、海上送行、海上战争, 可以说, 元代海洋纪实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元代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 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元代的社会特质和文化模式。就中国古代海洋诗歌的发展而言, 元代立国的时间虽然短暂, 但却以鲜明的创作实绩, 完成了中国海洋诗歌史上新的飞跃。明清以后,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 中国古代的海洋诗歌和海洋文化也就转入了另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