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John Stephens认为，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同类型的儿童书籍拥有一个共同点，即“狂欢”文本。^[1]狂欢化叙事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狂欢化理论(carnivalization)是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Bakhtin)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该理论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框架，在儿童文学批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 Nikolajeva认为，狂欢化理论虽至今还未在儿童文学中广泛应用，但其拥有巨大的潜力，^[3]近年来，以John Stephens和Robyn MaCallum为代表的学者将狂欢化理论运用于具体儿童文学作品的批评中，探讨了儿童文学作品的狂欢化与语言意识形态的塑造、儿童主体性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逐步填补了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一项空白。

英国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alliams)是将狂欢化叙事运用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他被誉为“罗尔德·达尔继承人”，是英国国家图书奖最佳童书奖获得者。他的一系列儿童小说被译为53种语言畅销世界，广受全球大小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将高度的幽默性和温情感人的故事巧妙融合，让儿童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受到情感的启蒙，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少年儿童治愈系小说”。^[4]同时，作为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与编剧的威廉姆斯，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充满了浓郁的喜剧色彩，有着鲜明的狂欢化叙事要素，凸显出狂欢化理论的要旨。狂欢在儿童文学中的基础是嬉戏，^[1]但儿童文学狂欢化叙事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文本内容表面为儿童打造的富有幽默性、娱乐性的狂欢世界，而在于其狂欢化叙事背后体现出的对儿童的深厚人文关怀，这也是儿童文学狂欢化叙事研究所要探寻的本质所在。因此，本文以大卫·威廉姆斯的儿童小说为例，以狂欢化理论为切入点，从情节、人物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分析其小说中的狂欢化叙事要素及表现机制，挖掘其中的精神实质，探究狂欢化叙事在儿童文学中的本质诉求与当下意义。

一、狂欢化叙事要素

就本质而论，狂欢化是以一整套表示象征意义的感性形式语言所表达的狂欢节世界观。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也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一语言是无法被充分地、准确地翻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翻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5]

狂欢化文学有其独特的叙事要素和表现机制。狂欢化使得人们能够把最后的问题，从抽象的哲学领域通过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转移到形象和事件具体感性的领域中去，而这些形象和事件如同在狂欢中一样，是发展流动的，多样而又鲜明。^[6]可见，多样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是狂欢化文学的叙事要素，而一系列按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事件便构成情节，从这些体现着狂欢式世界感受的人物和情节要素中，人们得以窥见“最后的问题”，即狂欢化的精神实质。另外，巴赫金是通过多语现象、杂语性与民间诙谐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揭示狂欢化文学的深层内涵的，^[7]可见，多声性与杂语性这一独特的狂欢化文学语言风格对揭示狂欢化文学的深层内涵至关重要。可以说，语言风格也是狂欢化叙事要素之一。综上，人物形象、情节和语言风格均为狂欢化叙事的重要表现机制。在每个具体作家那里，狂欢化的程度和表现各具特色，大卫·威廉姆斯以其幽默、富有喜剧性的小说颠覆了原有的叙述模式，其作品在情节、人物形象与语言风格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狂欢化色彩。

(一) 狂欢化情节特质

狂欢化文学的情节特质主要表现为闹剧、惊险情节等的安排。巴赫金认为，在深刻体现狂欢化的体裁中，十分典型的场面是种种闹剧、古怪行径、不得体的演讲说话，亦即有悖事物常理、行为准则、待人礼节、包括语言礼貌等的种种表现。^[5]闹剧通过一系列荒诞场面为作品中的人物营造出一个狂欢广场，使他们得以暂时打破正常的生活秩序，尽情表达狂欢化的世界感受。

威廉姆斯以其标志性的“亲昵接触”“俯就”和“粗鄙”等狂欢化世界感受的表现手法，打造了小说中可谓经典的闹剧场景，取得了独树一帜的叙事效果。在《魔鬼牙医》中，主人公艾尔菲怀疑鲁特牙医是专门破坏人们牙齿的女巫，因此他竭力逃离社会工作者维尼的“抓捕”，以免被带去看牙医。在这场逃跑闹剧中，人物的行为和话语体现出亲昵接触、俯就和粗鄙的狂欢化世界感受。艾尔菲在慌张的逃跑中毫不顾忌礼貌、无视规则制度的行为是亲昵接触的表现。亲昵接触指“取消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等”。^[5]艾尔菲在教学楼内一路狂奔，“他无法顾忌墙上贴着的标牌——‘禁止在走廊里奔跑’”。^[8]曾经被叫做胆小猫的他如今也毫无敬畏之心、不顾礼貌地冲进正在上表演课的教室，搅乱了老师的课堂。而教师对待艾尔菲的态度则是俯就的体现。俯就即“随便而亲昵的态度，应用于一切方面，无论对待价值、思想、现象和事物”。^[5]艾尔菲闯入表演教室后，教师斯努德却戏剧性地认为艾尔菲与维尼的追逃是在即兴表演，他不仅不责罚艾尔菲，反而对他们的“表演”进行细致的点评，“我倒是喜欢这一段。制造紧张气氛，很具戏剧感。妙不可言的表演……”^[8]更戏剧性的是，他竟然带着学生们奔出教室，追赶艾尔菲和维尼，继续观看这场未完的“即兴表演”。此外，这场闹剧也处处体现出粗鄙的元素。粗鄙指“狂欢式的亵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做法”。^[5]艾尔菲紧接着闯入科学实验室，使老教师哈利小姐摔倒，制造了令老师难堪的“裤衩门”事件，使同学们“立刻爆炸般地大笑起来”。^[8]逃跑中他跟维尼又接连将校长撞到了天上，可怜的校长又被追赶而来的老师和学生们踩在脚下。而在这之后，“餐厅大妈也加入追赶队伍，扫树叶的清洁工也成为这狂暴人群中的一员……艾尔菲回头瞟了一眼，发现后面有几百号人在追赶着他”。^[8]

这一连串荒诞的情节场面构成一场狂欢化闹剧。巴赫金认为，闹剧在人们事业和事件不可动摇的正常(体面)进程中打开了缺口，也使人们的行为摆脱开现有成法的规范和因由。^[5]威廉姆斯借由艾尔菲的逃跑这场闹剧营造出一个狂欢化场景，使儿童得以暂时打破学校规范与秩序，体现出儿童对学校规范与秩序的反叛。而面对强大的成人权威，艾尔菲的任何反抗显然都是无效的，他最终还是落入牙医手中。因此这场闹剧也寄寓了作者对被迫去接受女巫牙医治疗的艾尔菲的深切同情。

除闹剧场景之外，惊险情节这一狂欢化情节特质在威廉姆斯的小说中也多有体现。惊险情节不仅很离谱，和人们正常的生活格格不入，而且往往给人物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场合，使其面临着触及灵魂的道德抉择。^[9]威廉姆斯通过惊险情节的设置将人物置身特殊的境地，为人物直面核心问题创造了机会。《魔鬼牙医》中，主人公艾尔菲一伙与女巫牙医之间的的殊死搏斗可谓是威廉姆斯的系列小说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惊险情节。艾尔菲通过自己精心设计的陷阱发现了牙医鲁特小姐的惊天秘密，原来她是个偷走所有孩子牙齿的女巫，而他的朋友加布丝又被女巫抓去，于是他与维尼展开了营救。在“大营救”情节的描写中，威廉姆斯充分展现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比如会飞的恶猫、会腐蚀牙齿的牙膏等，这些共同构成一个惊险、危急的特殊场景，使艾尔菲面临道德抉择，为艾尔菲展现他非凡的勇气与担当创造了机会。当女巫要把艾尔菲和加布丝其中一个扔进锅里时，艾尔菲选择牺牲自己，保护朋友，他对女巫说“你可以煮了我，放了加布丝吧，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8]在故事最后，艾尔菲和加布丝在维尼和爸爸的帮助下齐心协力打败了女巫。狂欢化文学中的惊险情节完完全全服务于思想，它把人摆到不同寻常的环境里，让这个人同别人在突然的不同寻常的环境中相遇而发生冲突，其目的在于考验思想和思想的人。^[10]威廉姆斯通过惊险情节的设置创造了一个怪诞、离奇、紧张的狂欢化场景，增强了小说的戏剧张力，同时，也通过惊险情节对艾尔菲进行考验，艾尔菲面对危险表现出来的勇气、智慧与担当体现出作者对儿童品质的肯定以及对他们独立探索世界的能力的认可。

(二) 狂欢化人物形象

狂欢化人物形象通常具有标志性的形象标签和深刻的文学内涵，两者构成较大的反差，而正是在这一巨大反差中形成突出的文学效果。在狂欢化文学中，有一群特殊的边缘人物，他们以狂欢的眼光观察世界，以颠倒的视角审视现实人生，在非理性视野的关照下，能窥见他人未能见的世界，这就是傻瓜、骗子、小丑等形象。^[11]傻瓜、骗子与小丑几乎是狂欢化文学必不可少的人物形象，成为狂欢化文学中典型的人物形象特征。

在威廉姆斯的系列小说中，《臭臭先生》里的主人公臭臭先生是狂欢化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他承担着傻子和小丑的双重角色。臭臭先生是一个浑身散发臭味的流浪汉，但他并不觉得自己臭，他不懂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臭臭先生。善良的小姑娘克洛伊要帮他洗衣服，他却认为洗衣机不干净，不如让他的小狗把衣服脏的地方舔一舔。他带克洛伊去咖啡店，所有人都被他的臭味熏走，他却平静地给克洛伊做咖啡喝。克洛伊从家里偷拿了一根香肠送给他，即便是很饿，他仍然从兜里掏出银刀叉，遵循着严格的用餐礼仪。他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在其他人看来，臭臭先生就是一个思维怪异、行为怪诞的傻瓜。臭臭先生被首相邀请去参加一个政治节目，他却在公众面前谈起化妆、上厕所等毫不相干的问题，引得观众数次哄堂大笑，“沉闷而严肃的政治节目被飞快地变成了一个由流浪汉领衔主演的喜剧”。^[4]此时，他又扮演着一个逗大家开心的小丑的角色。

在狂欢化文学中，小丑和傻瓜这类人物虽然以被嘲笑者出场，却天然地拥有独特的智慧，^[12]边缘身份使他们以一种旁观者清的视角来关照中心生活，透析事物深层的本质。^[11]臭臭先生便是这样一个以独特的智慧来关照中心生活的边缘人物，“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往哪里去……没有人真正对他很友好，也从来没有人停下来和他聊聊天”，^[4]而正是他给予了克洛伊最真诚的关怀。克洛伊是家里不受重视的孩子，妈妈会将她写的故事撕毁，不管她做什么都得不到妈妈的赞赏。臭臭先生以旁观者的视角洞悉克洛伊的内心，成为她的心灵沟通者。臭臭先生喜欢克洛伊把自己写的故事讲给他听，并鼓励她继续写故事，成为一个作家。臭臭先生实际上是克洛伊全家人的道德榜样，他以独特的方式起到了道德榜样的作用，^[13]最终使克洛伊一家人重新获得了家的温暖。

同时，臭臭先生的双重角色也在揭露故事的本质中发挥着作用。夏忠宪认为，对付利己主义的假造和伪善的，是傻瓜并无私心的天真和正常的不理解，对付一切陋习和虚伪的，是小丑(通过讽刺模拟)进行揭露的综合的形式。^[7]克洛伊的妈妈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她谎称是自己而不是克洛伊收留了臭臭先生，而这些却被臭臭先生在政治节目上如实说了出来，他只是想向大家介绍这个最可爱最善良的女孩克洛伊，然而他的这一单纯的举动却揭露了克洛伊妈妈的伪善，使她被观众怒骂。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英国有十万无家可归的人流落街头，他回答说“如果我胆子够大的话，我会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被看做统计数据而不是人”，^[4]他的回答使得观众哄堂大笑，却是对虚伪的社会最尖锐的讽刺与揭露。

小丑和傻瓜这类形象地位卑微、人物渺小，而狂欢化文学却予以特别的重视，威廉姆斯塑造了这个承担着傻子和小丑双重角色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利用他独特的视角透彻地反映出社会的本来面目，传达出作者对英国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与讽刺。而与故事里的广大成人对臭臭先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克洛伊对臭臭先生的关怀与维护，甚至面对妈妈的阻拦与首相的嘲讽时，她都能毫不畏惧，挺身而出。因此可以说，作者塑造臭臭先生这一人物形象的本质在于，通过克洛伊对臭臭先生的态度来展现儿童对社会等级秩序与成人权威的反叛，同时也对儿童自身的价值标准做出肯定与认同，这可谓深得儿童本位创作之要义。

(三) 狂欢化语言风格

狂欢化文学通过杂语性、多声性等来揭示自身的深层文化内涵。巴赫金认为，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的现象。小说是社会杂语，有时是不同语言艺术的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7]威廉姆斯的儿童小说彰显出杂语性与多声性的别具一格的狂欢化文学语言风格。杂语指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它表现为小说语言的杂交和在小说中插入不同的体裁。在狂欢化的小说中，语言杂交是通过故意混杂，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聪明与愚蠢等接近起来或融为一体。^[7]在威廉姆斯的系列小说中杂糅了多样化的社会语言，既有女王的演讲、政治节目主持人的主持词等官方、正式的语言，也有诸如对大盗奶奶的屁的描写、骂人话等粗俗的语言；既有押韵短诗等文学性的语言，也有大段的拟声词、语气词等日常化、口语化的语言。各种语言杂交融合，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的狂欢效果。在小说中插入不同体裁也体现了杂语性。夏忠宪认为，小说可以包容各种不同的体裁，如文学体裁、非文学体裁，使文学语言、不同体裁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彼此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世界。^[7]威廉姆斯把报纸、杂志、传单、诗歌、歌词、食谱、牙膏配方等许多文体形式镶嵌到小说中，各式各样文体的加入分解了小说的语言统一，深化了小说的杂语性，全面展现出社会语言的博杂，形成了语言的狂欢。这些多样的文体既形象地表现出儿童丰富多彩的想象的世界，也充分展现出语言的潜力与魅力，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与吸引力。这些多样性、趣味性的语言与体裁的杂交融合反映出儿童游戏精神的无处不在，作者正是借助这种充满幻想与幽默的语言的狂欢表达出对游戏精神这种儿童本能生命欲求的认同。

多声性体现在小说以个性化的多声部来演奏自己的主题、表现思想世界。巴赫金认为，作者的观点、思想不承担全面阐发所描绘世界的功能，而化为一个个人物的形象，每一个形象都作为众多其他意向中的一个意向，众多他人议论中的一种议论，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和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14]在威廉姆斯的《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丹尼斯是一个喜欢裙子的小男孩，但却因为担心自己被他人说“不一样”而小心翼翼隐藏自己的想法。小说中，作者不仅描写了爸爸、哥哥、校长、老师等成人看待男孩子穿裙子这件事情的不同声音，而且作者也通过设置足球赛这一场景为小说里的儿童提供了一个狂欢化广场，这种狂欢化为人物与人物之间大型对话的开放性提供了保障，使丽莎、达沃斯和足球队的孩子们等儿童角色也能平等地发声，表达他们对丹尼斯穿裙子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各种形式的对话展现人物之间思想的碰撞。巴赫金认为，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形成新的思想。^[15]丹尼斯在与不同的成人、儿童进行思想碰撞后，他的自我意识发生了转变，他开始认为“我再也不觉得不一样了”，^[16]他不再隐藏自己的想法，而是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勇敢地穿上裙子踢足球，在球场上尽情地展示自己。爸爸、老师等成人角色也在与儿童的对话和思想碰撞中形成新的思想，认为喜欢裙子的男孩子能够在众人面前穿裙子、自由展现自我是件很勇敢的事。威廉姆斯运用狂欢化语言的多声性来构成人物与人物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表达出对儿童发声权利的支持，同时，在这种平等的对话中儿童与成人的思想相互碰撞，彼此都发展出新的思想，也表现出作者对儿童声音的价值的肯定。

二、狂欢化的精神实质

威廉姆斯的儿童小说在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狂欢化叙事特征，为儿童读者创造出一个极富幽默与幻想的狂欢世界，而其狂欢化叙事的最终目的则是通过狂欢化写作机制来反映小说深层的精神实质及其对儿童群体的深厚人文关怀。通过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威廉姆斯小说的狂欢化叙事的精神实质是解放儿童的儿童本位文学创作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威廉姆斯的小说体现出儿童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巴赫金认为，狂欢化的本质是对已经建立的秩序以及社会权威结构的暂时性颠覆。儿童在社会中是被压抑的，没有权威性，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不能在政治和社会决策中发声，大人们期望他们毫无质疑地服从于大量的制度与规则。^[3]而威廉姆斯的小说则通过“小丑”“傻瓜”等狂欢文学给予独特关注的这类边缘人物的设置来反映儿童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反叛。正如《臭臭先生》中的克洛伊，她被邀请与臭臭先生一起去唐宁街十号面见首相，首相的行为和言语都表现出对臭臭先生的贬低，并且公然表示企图利用臭臭先生来达到大选获胜的目的，面对首相不堪的话语，克洛伊勇敢地挺身而出维护臭臭先生，“‘对不起……’克洛伊说，觉得很有必要保护她的朋友。首相忽略了她：‘太有才了，真的，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党，我们就能欺骗群众……’”^[4]克洛伊试图打断首相的话语却遭到忽视，但她仍然不放弃，“首相……你还是自己留着吧！”^[4]于是克洛伊带着臭臭先生离开了首相府。克洛伊对臭臭先生的维护，挑战了以首相为代表的社会等级秩序的权威，也反映出作者对儿童勇于打破社会等级秩序的束缚、争取平等社会地位的行为的支持。

其次，威廉姆斯的小说也体现出儿童对成人权威的反叛。儿童对成人权威的反叛主要体现在儿童离开成人，获得独立与自由。Nikolajeva认为，儿童暂时性或永久性地解除父母的保护，能够使儿童角色获得探索世界的自由与检测自我独立的界限。^[3]在小说中，威廉姆斯通过狂欢化的惊险情节的设置为儿童创造出一个离开成人、独立探索世界的机会，如《魔鬼牙医》中的艾尔菲和加布丝独立追查线索、寻找证据，与女巫牙医斗智斗勇，最终揭露了她的阴谋，这充分反映出作者对儿童独立探索世界的能力的肯定。而在离开成人的保护时，作为孩子的艾尔菲能够主动承担起保护同伴的任务，尽全力营救加布丝，这也表现出作者的观点，即让儿童远离成人权威，给予他们一定的独立与自由的空间，有利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儿童在离开成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的肯定。但是深入来看，威廉姆斯笔下的狂欢是暂时性的，儿童最终还是需要成人的支持与保护，正如艾尔菲和加布丝最终能成功逃离女巫牙医的魔爪、粉碎其阴谋，是依靠维尼的帮助和爸爸的舍命相护。Nikolajeva认为，暂时性是狂欢化最本质的特征, ^[3]作者也正是通过狂欢化的暂时性这一叙事机制表现出，他支持儿童在一定条件下暂时从成人权威中得以解放，获得独立与自由，拥有自我发展的空间，但儿童最终要回到成人的保护下，在成人的帮助与支持下更好地成长。

最后，威廉姆斯的小说也体现出儿童对发声权利的追求。一方面，作者通过不同语言与体裁的杂交与融合展现出小说的杂语性，在其小说中，文学语言与日常化、口语化的语言交织，文学体裁与非文学体裁交融，形成了语言的狂欢，共同勾勒出儿童丰富多彩的想象的世界，体现出作者对儿童语言的魅力与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儿童本位的创作思想。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运用多声性这一典型的狂欢化文学的语言风格让作品中的人物充分表达各自独立的声音和意识。正如在《穿裙子的小男子汉》中，作者营造出足球赛这一狂欢化广场，给予儿童发声的权利，使儿童能够和成人一样对穿裙子这件事情尽情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人物与人物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构成了一个开放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里，各种表述平等共存，同时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儿童与成人都在对话与思想的相互碰撞中发展出新的思想，反映出作者对儿童勇敢追求发声权利的这一精神的支持以及对儿童声音的价值的肯定。

由此可见，威廉姆斯以狂欢化为手段，深入到儿童的生命空间，解放并发展儿童，真正实现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

三、狂欢化儿童文学的意义

儿童小说中的狂欢化叙事实现了表现手法与精神实质的辩证统一，对于儿童文学中价值观念的传达、实现儿童本位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第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应尊重儿童对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追求，尊重儿童的话语权。威廉姆斯的小说通过狂欢化叙事来表达儿童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和对成人权威的反叛，其最终目的是在儿童文学中重建社会等级秩序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地位关系，使儿童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声音。正如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所强调的，颠覆是为了重建，而且是积极的建设。^[7]社会中的儿童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承受着来自父母、长辈、老师等不同方面的威权与掌控，这种威权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对儿童的真正需求的忽视，二是对儿童的过度干预，事实证明，这两种结果都不利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儿童是自己生活的主体，在这一点上，他们应当享有与成人平等的社会地位，拥有构建自己生活的权利。而要改变成人权利与儿童权利之间的失衡，最重要的就是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这就要求成人应当放下自己居高临下的权威地位，与儿童建立双向尊重的平等主体间关系，倾听儿童的声音，理解儿童的内心，走进儿童的精神世界，与儿童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也是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话语体系的内核之所在。

第二，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应尊重儿童独立、自由的成长空间。狂欢的深层意义是自由生命的彰显。刘绪源认为，渴望自由，向往无拘无束尽情翱翔的天地，这体现了人类的未来指向，是对于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深情的呼唤，这使儿童文学具备了对于人类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价值。^[17]自由是儿童的天性，是儿童发展自主能力与自我成长的基础。儿童的发展潜能与内在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智慧。因此成人应当信任儿童，为儿童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机会，给予儿童一定的独立探索世界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与生命力，引领儿童实现自我超越，这与儿童本位的价值观念是相契合的。正如朱自强所说，儿童是一颗种子，自身会生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考虑到激活这颗种子的潜在生命力所需的合适的土壤、阳光和养料。^[18]

第三，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应尊重儿童的游戏精神。狂欢化小说体裁的源头是平民大众的狂欢节，而游戏是狂欢节的重要内容，因此狂欢化文学本身就是游戏精神的体现与肯定。游戏既是儿童生命的本体形式，^[19]也是儿童理解、体验和超越生活的方式，儿童在游戏中发展创造力, 在游戏中儿童的主体自由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自我得到充分表现，^[20]儿童的生命活力也在游戏中得以自由舒展。因此成人应当尊重儿童的原始生命欲求，从儿童的角度去看待游戏，一切从儿童出发、为了儿童，使儿童在游戏中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在张扬天性的快乐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充分实现自我的童年价值。

平等的权利促进儿童自由的实现，而儿童的自由性在游戏中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以上三点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体现出狂欢化儿童文学的本质诉求，即尊重儿童独有的生命形态，实现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这是狂欢化儿童文学的使命，也应当是所有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共同之精神追求。

四、结语

狂欢化叙事是当代儿童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威廉姆斯的儿童小说在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狂欢化叙事特征，其狂欢化叙事背后体现出的精神实质是解放儿童、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思想，具体表现在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对成人权威的反叛以及对发声权利的追求三个方面。这一精神实质对于儿童文学中价值观念的传达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应尊重儿童对平等社会地位的追求与话语权，尊重儿童独立、自由的成长空间以及尊重儿童的游戏精神。这三大方面集中体现出狂欢化文学的本质诉求，即尊重儿童独有的生命形态，实现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英语儿童文学中狂欢化叙事的表现机制和精神实质对于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