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记》中的医疗书写，学者们大多集中在扁鹊、淳于意等医者的医术、医理、医道上。此外，有的学者对《史记》中的“大疫”等有所关注，认为这些记载表现了司马迁天人之际的思考。^[1]但有关《史记》具体篇章中的疾病，还很少有人做专门的讨论。本文拟从《史记》涉及的疾病内容入手，尝试探讨《史记》疾病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疾”字，甲骨文形如人中箭受伤。王国维《观堂集林·毛公鼎铭考释》曰：“疾之本字，象人亦下箸矢形，古多战事，人箸矢则疾矣。”^[2](P128)小篆是会意字，增入牀字旁以人刻画生病时倚靠在病榻上的样子。疾与病都是病，秦汉时代，疾、病的含义有所不同，疾是小病，病是重病。^①《韩非子·喻老》里讲扁鹊为桓侯看病，桓侯之病开始“疾在腠理”，十日之后，则“病在肠胃”，由轻及重，发展极快。^{[3](P396-397)}(此事又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伍子胥列传》载：“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4](P643)《孔子世家》载：“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4](P2312)显而易见，疾大多能痊愈，而病往往接近死亡。《史记》为史传文学，兼有历史、文学二者之长，其中所载“疾”多于“病”，这与生活实际是一致的。《史记》常通过疾病书写，凸显人物性格、命运，记录政权政治斗争，赞扬明君贤臣。疾病或是叙事的开端，或是叙事的结果，或是实现政治、军事目的的借口与托辞。

① 关于疾与病的区别，不少关于汉字解读的书籍中有所辨析，参阅赵武宏著《细说汉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

一、疾病与人物塑造

《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其中的疾病书写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有效地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一是对人物生理疾病的书写。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说《史记》创作“传畸人于千秋”，^[5](P308)这里的“畸人”，出自《庄子》。《庄子·内篇·大宗师》载：“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成玄英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庄子所谓“畸人”乃是与世俗不同，但又能够“通天道”(掌握自然规律)的“异人”。在庄子笔下，这些人多形体畸形，如支离疏。成玄英疏云：“四肢离拆，百体宽疏，遂使颐颊隐在脐间，肩膊高于顶上。形容如此，故以支离名之。” ^[6](P180)这的确是《史记》中不少有身体之疾，却有特殊才能的人的写照。如人物之口吃，数次见于《史记》记载，《张丞相列传》记刘邦欲废太子事曰：

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4](P3245)

周昌口吃，盛怒之下，口吃更明显，两个“期期”连用，生动描述其口吃之时言辞不清的状态。这也是成语“期期艾艾”之“期期”的来源。周昌的口吃，消解了刘邦的不满，巧妙地将刘邦的注意力转移到嘲笑他言语不清的口吃上，周昌本人直谏犯上的一面反而被忽略了。同样患口吃之疾的还有韩非、司马相如等：“(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4](P2612)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4](P2699)二人虽因口吃之疾不善言谈，却能将思想托之书籍。而司马相如不仅口吃，还有消渴疾。或是因常遭疾病困扰，其人性格散淡、不慕官爵，“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间居，不慕官爵”。^[4](P2699)疾病的书写，使得人物更加真实可亲。而《平原君虞卿列传》则通过患足疾者与平原君的冲突来展示平原君的性格：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4](P2875)

“躄”，跛，腿瘸；“槃散”，走路一拐一拐的样子；“行汲”，从井里提水；“罢癃”，指残疾，废疾。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以“倾以待士”而闻名天下。躄者因遭嘲笑要求平原君杀美人，赵胜表面答应，实则不以为然，“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结果一年之后，其门人过半离去，众人认为他“爱色而贱士”。最后赵胜迫不得已，杀死美人而向躄者登门道歉。躄者的自尊自爱、赵胜的轻慢而能改之状跃然纸上。不仅如此，司马迁将此事放在《平原君虞卿列传》的开篇，用意深远，突出人物性格之外，使得平原君赵胜与信陵君魏无忌的高下立分。

在《赵世家》中，年迈病足却有智有谋的老臣触龙，直言自己老病之苦，步步闲语，句句闲情，使得盛气凌人的太后最终同意以长安君为质：“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4](P2195)这里的疾病书写，拉近了人物沟通的距离，使得人物之间产生共情共鸣。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如张良等，虽多病，却不妨碍人物的才能卓越、成绩斐然；甚至因为疾病，人物更多了几分通透与洒脱。《留侯世家》载：“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吕雉掌权时，张良以多病为由，远离朝堂，“留侯性多病，即导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 ^[4](P2483)

从上可知，同是口吃，文本展示了周昌的力谏为国，韩非、司马相如的善思著书；同是足疾，文本凸显了赵胜的徒有其名，触龙的以情动人。多病的张良，能够趋利避害，成为一代名臣，更能以多病为借口自保，远离政治斗争旋涡，与命运抗争。司马迁对人物某些先天疾病的叙述，充分展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才能、命运。

需要补充的是，一是《史记》中还有不少关于人物奇貌的描述，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可能是疾病，但秦汉之际，史官不以为病，而是作为貌奇者必有异能的重要佐证。如《秦始皇本纪》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4](P297)有学者指出，“挚鸟膺”即鸡胸，“蜂准”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此三者可以推测秦皇嬴政有软骨症，因为软骨症患者，骨头的发育反常，胸形、鼻形都会变异，而管炎是并发症。^[7](P301)再如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4](P437)从现实入手，很可能是皮肤类疾病，但在《史记》和历代史书之中，类似的相貌、形仪之奇，大多起着突出人物特异性、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

二是对人物“因事致病”的书写，这类疾病书写颇具特点，人物身体疾病只是表象，寻绎根源则多与精神疾病有关。由于《史记》所记人物多是权势显贵，更能引发读者的唏嘘感叹：即使是帝王将相，也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同样对命运不可把握。范增年七十而仕，其人好奇计，有谋略，本受项梁重用，然项梁死后，项羽虽尊其为亚父，却并不信用范增。刘邦用陈平离间之计，使项羽怀疑范增。范增一气之下，请求告老还乡，“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范增之病，虽有年老体弱、路途不适等原因，但根本的缘由则是心病。而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如何能与刘邦争天下。从范增病死一事，项羽之性格亦得以展现。再如刘盈之病：

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4](P506)

刘邦死后，实际掌权的是吕雉。为了排除异己，巩固统治，吕雉开始清理可能威胁其子帝位的势力，戚夫人及其子如意首当其冲。吕雉残忍地将戚夫人制成人彘，并邀刘盈观看，也许本想母子同心，以解母子心头之恨，然刘盈仁慈懦弱，虽为帝王，却毫无谋略与危机感，并未从吕雉的角度考虑问题，只认为她太心狠手辣，母子竟然由此反目。刘盈大病，甚至想放弃皇位。这里的“病”是吕雉强势、母子反目的“果”。吕雉的霸道残忍，刘盈的仁弱，母子性格迥异而无法沟通等情形，均得以充分展现，使得读者无法真正厌恶吕雉，也无法真正同情刘盈。这里的疾病书写，也很好地展示了人物与事件的曲折与复杂。

范增病疽而死，刘盈岁余不能起，都是心病使然。司马迁对这类疾病颇为关注。类似的记载，如吕雉路见黑狗而病：“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七月中，高后病甚。”^[4](P514)梁孝王“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4](P2536) “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4](P3452)吕雉的路遇黑狗，梁孝王刘武的狩猎见怪牛，武安侯田蚡的见亡者，都是三人患病的直接缘由。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三人的心病：吕雉杀害无辜幼子赵王如意，刘武曾觊觎皇位不得而心怀恐惧，田蚡设计陷害窦婴、灌夫。这些内容里，疾病书写的视角突破了外在的身体疾病，而转向内在精神疾病的探索和关注，人物性格、命运因此得到更为细腻真实的表现。

《史记》中的疾病叙述与人物性格塑造、命运推进密切相关，是司马迁人物塑造的一种重要方法。疾病使得人物更加鲜活、立体、丰满，不仅写出了人物面对悲剧命运的不甘和无力，也使人性的弱点和闪光点获得了完美的展示。

二、疾病与王朝政治

问病、问疾、代病是《史记》中疾病书写的又一方式，这些内容记录贤臣明君、佞臣昏君在政权维护、王权更迭中的言行，将疾病与王朝政治密切联系，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为后世君臣治世提供参考。

问病一般指处在政治权力中心的两位人物，一位病重将死，一位以探病为由，询问国之要事。因为问的是“病”而不是“疾”，讨论的又是事关政权稳定的国家大事，因而司马迁的记载尤为详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问者出于真心，答者也往往能摒弃个人恩怨，从王权维护、统治巩固出发，坦诚回答。如管仲的临终嘱托：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4](P1806)

管仲预见到了桓公想对易牙、开方、竖刁三人委以重任，临死之前直言此三人杀子、倍亲、自宫行为违背常人常情不能重用。桓公虽是一代霸主，但晚年昏庸，任用奸佞。待其老病，果如管仲所言，易牙、竖刁等作乱，桓公下场凄惨：“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辛巳夜，敛殡。”^[4](P1808)桓公没有听管仲之言，又在继承者选择上犹豫不决，致使内斗激烈，国力衰弱身亡政衰，为天下笑。几代之后姜姓齐国亡，田氏齐国兴，追根溯源，此乃祸源之一。

再如刘邦病重，吕后探病，问刘邦百岁后，萧相国死后，谁来担任相国，刘邦说选曹参，吕雉问曹参之后如何，刘邦说王陵、陈平、周勃，然王陵需陈平辅佐，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雉还想继续追问，刘邦说，“此后亦非而所知也”。^{[4](P491-492)}经病榻问政，刘邦的睿智与远谋得以凸显。《萧相国世家》也记载：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4](P2451-2452)}

“恨”，在此指遗憾。萧何、曹参都是国之栋梁，二人虽不睦，但都是以国为重的忠臣良将，所以当刘盈询问谁可继他为相时，二人心有灵犀，萧何更是胸襟坦荡，直言选择曹参的话，自己死而无憾。在这里，读者既可以看到人物以国为重的优秀品质，又可以领悟汉初帝国能够迅速恢复发展、政权得以巩固的缘由。临终嘱托也可归在问病中。又如《商鞅列传》载，魏国公叔座病，魏惠王亲往探病。魏惠王问公叔座之后谁可辅佐国家，公叔座推荐公孙鞅即商鞅，认为商鞅虽然年轻，但有奇才，可以托之国之大事。然魏惠王的反应是“嘿然”。公孙座明白了魏王不想用商鞅，转而告诫商鞅逃命，然商鞅却说：“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5](P2707)这里展现的人物很有层次感，公孙座能识人，在魏王之上，然商鞅的睿智更在二人之上。《史记》疾病书写中的“病榻议政”为后世君臣者提供了一种处理政事的典范。

问疾强调的是对病者的尊崇和安慰。因为问的是“疾”而非“病”，所以更倾向是一种收拢人心的政治行为。如“(齐)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4](P1813) “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4](P2649) “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司马穰苴)身自拊循之。”^[4](P2626) “项王(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4](P3168)为君者问疾得民心，为将者问疾拢军心，民心所向，有助于政权巩固。

《史记》中的疾病书写，还有代病。顾名思义，代病是指代他人承受病之苦痛。周公是司马迁笔下的披肝沥胆、全心为国的贤臣形象，《史记》中记载他两次代王受病：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4](P169)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4](P1838-1839)}

“穆卜”，恭敬庄严的占卜；“祓”，除灾求福的祭祀；“斋”，祭祀时的虔诚活动，如沐浴、独居等；“瘳”，病愈；“揃其蚤”，“揃”通剪，“蚤”通爪，剪下自己的指甲。周公旦为了国家安稳，先后为周武王、周成王祝祷，愿以身代病，两位王的病很快好转。先秦时期巫医史不分，巫官即史官，地位显赫，参与政治，始终与“天”有密切关系。或是缘于对周公的敬慕，或是为了保存史料，史迁在《蒙恬列传》再次谈及了周公代成王病事，只是祝祷的语词略有不同：“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4](P3117)文本以互文之法，记载了不同版本的周公祷病之词。《楚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95年)十月，楚昭王病于军中。周太史建议将病“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楚昭王拒绝移祸他人；太史占筮，“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楚昭王言“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拒绝祷河。^[4](P2070)楚昭王既不信移病之说，又不愿臣下代病，故而拒绝。历史发展到西汉，神学的迷雾渐渐散去，史官司马迁应该也知晓代病颇不可靠。因而这类疾病的书写，重点不在于“代病”能否真正发挥疗疾作用，而在于通过“代病”颂扬贤臣明君。

周公是孔子敬慕的人物，楚昭王拒绝将相“代病”的做法，也得到了孔子的称赞，而孔子又是司马迁敬慕的人物。在代病的书写之中，融入了不同时代人物的仰慕、尊敬之情。可见，司马迁的“病榻问政”、问病、问疾，都与国家大事、王朝命运密切相关，却又入情入理，引人思考。

三、疾病与生存策略

在《史记》疾病书写中，还有一类与生存策略密切相关，就是所谓的“称病”“称疾”与“谢病”。如《南越列传》记载，武帝时，南越王赵兴的丞相吕嘉位高权重，国内信服者甚多，声望胜于南越王，汉朝使者前来，“(吕嘉)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4](P3599)吕嘉称病，似在表明一种与汉对抗的态度。《郑世家》载：“子亹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往会，高渠弥相，从，祭仲称疾不行。”^[4](P2128)祭仲所以称疾，因为他知道齐襄公还是公子之际，子亹与之寻仇打斗过，祭仲认为此行凶多吉少，坚决不去，也劝阻子亹不要去，但子亹不听，最终子亹被齐侯“伏甲而杀”。再如《穰侯列传》载，魏冉是秦昭王的舅舅，无意为相，“魏冉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4] (P2823)}这里的“谢病”，其实只是借口，并非真的生病。

《史记》中关于“称病”“称疾”“谢病”内容较多，其中，“称病”二十一条；“谢病”十五条；“称疾”约十条。从这个统计看，“称病”“谢病”多于“称疾”，似乎因为“疾”较轻，故“称疾”不足以成为推托的理由，但在实际之中，“称病”“称疾”“谢病”二者含义区别不大。这种书写模式，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沉淀成为我们民族与文化中司空见惯的处事方式，其重点不在疾病，而在于为何称疾或称病及后续的行动。^②

② “因事致病”，豫让算是个案，梁其姿在其《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谈及：“战国时代有名的刺客豫让漆身为厉，······自似厉病患者，并剪须去眉的故事，说明当时人对厉病患者的外形已经有一定的认识。”认为豫让为了复仇，故意使自己成为厉病患者，以避人耳目。

文帝时，吴太子(吴王刘濞之子)朝见，与皇太子博弈。二人因棋路争执，皇太子以棋盘击打之，失手打死了吴太子。吴太子归葬吴地，吴王刘濞非常生气，说：“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再次将吴太子遣丧长安。此后吴王“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刘濞以诈病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汉廷的不满, 很快以“诛晁错、清君侧”为由挑起了七国之乱。当时，京师百官皆知刘濞是诈病，是对儿子无辜死去的反抗，也猜测到刘濞的“称病”之后可能会反叛。为了更清楚地解读疾病与生存策略，我们从《史记》中选取典型人物和事件，按时代先后列表如表 1所示：

从表 1中可以发现，处在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物，其称病(疾)、谢病的原因，有因功高盖主而遭忌惮者，如文种、韩信、魏无忌；有因同僚争权而欲避让者，如蔺相如；有欲逃避灾祸以自保者，如子婴、韩厥、赵王如意、蔡泽、窦婴等。其中，除廉颇、蔡泽等终得善终外，其他人物虽力图以称病(疾)、谢病委曲求全、隐忍避让，终难逃脱厄运而位高权重者不称病则已，称病则有变，往往导致不好的结果。在历史的发展中，称病与谢病逐渐形成了我们民族中一种特殊的处事方式。此外，军事上为了逃避战争，将领多称病：

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4](P3153)

黥布的两次称病，实为一种生存策略，楚汉相争多次呈现胶着状态，项羽虽暂处优势，但败亡之态已露，黥布此时称病，主要为了静观其变，保存实力。同样，魏豹首鼠两端，先是与刘邦合作，彭城之战中联合攻打项羽，没料想项羽善战，刘邦大败，魏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畔汉”。^[4](P3142)

从《史记》记载来看，军事上的称病记载较少，主要集中在楚汉之争、吕雉、文帝、景帝时期。此时，汉帝国的军事力量较弱，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称病成为不少人保存实力、静观其变的借口。如汉朝初建，陈豨在代地反叛，刘邦亲自讨伐，“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刘邦“使人让梁王”，彭越犹豫是否前往，部将扈辄建议直接谋反，彭越不想谋反，继续称病，然最终被刘邦设计囚禁在洛阳。梁王彭越之称病是保存实力、犹豫不决的无奈之举。^[4](P3146)卢绾的情况与之类似，卢绾也许本无反叛之心，然陈豨部下告发卢绾参与陈豨反叛，刘邦渐老，疑心极重，面对卢绾的两次称病，直接派樊哙讨伐。之后刘邦与卢绾释疑，但不久，刘邦病死，吕雉多疑，卢绾逃入匈奴，死于胡地。^[4](P3199)刘恒继位之前，并不了解长安情况，臣下建议刘恒“称疾毋往，以观其变”，刘恒一贯小心谨慎，不轻易冒进，称病只是暂时静观其变的托词。^[4](P525)以上的“称病”多是托辞，借口，是生存斗争策略的体现，展现了秦汉之际波谲云诡、虚虚实实、尔虞我诈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人物在斗争中力图获得生存空间的努力与抗争。

总之，《史记》中的疾病是人物性格、命运、事件、思想得以展开的线索，疾病书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性格更加鲜明，也使历史事件更具张力。司马迁的疾病书写，蕴含着史家的政治理念与人文关怀，寄予了惩恶扬善、以史为鉴的思想，展现了个体生命抗争无常命运的勇气和力量，内蕴丰富，影响深远。

(致谢 感谢青岛大学2018年“以学为中心”课程建设项目《史记导读》(RC190001154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