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环境治理挑战，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1]旅游业是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随着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旅游交通、住宿等旅游活动中产生的能源消耗量不断加剧，其碳排放总量从1990年的1256×10⁴t增长到2019年的1757×10⁵t，年均增长率达9.52%，^[2]旅游业的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退化和气候变暖的影响受到深切关注。旅游产业结构能够有效反映旅游经济各部门、各种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联系，^[3]当前伴随结构传统、能耗双控、能效管理能力不足等失衡问题，^[4]使得旅游业在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环节产生高昂的用能成本，实现旅游业碳减排面临严峻压力。调整旅游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不仅能够通过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降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等部门对化石能源结构的依赖程度，还能够通过实现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变，促进消费结构绿色低碳化发展，进而有效推动旅游碳减排。同时，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5]推进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试点建设，以新型能源旅游观光车、旅游厕所生物降解等为代表的旅游场景下绿色技术创新实践，以及“流量调控”等绿色智能化景区管理的创新旅游服务模式，能够从源头优化碳源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绿色转型，有助于实现旅游产业碳减排。2021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加强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提升服务业低碳发展水平”，^[6]也为旅游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指明了方向。因此，如何推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实施绿色创新，促进旅游业碳减排，并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已成为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解决旅游业碳减排问题首先需要厘清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当前，学者基于“技术—结构—规模”的理论框架、STIRPAT框架，从内部和外部视角探讨了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旅游产业结构、旅游产业集聚、新型城镇化、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旅游业碳排放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7][8][9][10]}其中，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作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有助于产业业态优化、内部结构重组和产业效率提升，^[8][11][12]而且有助于实现旅游资源循环利用与旅游环境可持续。在已有文献中，多数学者采用因素分解模型将产业结构因素纳入旅游业碳排放影响因子体系中，识别旅游产业结构对旅游业碳排放的驱动方向及其在整个影响体系中的地位与贡献作用；^[13]也有基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环境外部性理论等研究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认为产业结构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理论、能源—经济—环境(3E)理论，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等多维特征以及能源结构优化等视角分别探讨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14][15]少数学者将碳排放作为旅游业生态效率、旅游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非期望产出，^[16][17]识别碳排放约束下旅游产业结构对其的影响效果。虽然在现有研究中对旅游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已有诸多探讨，但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也忽略了“双碳”目标背景下对提高绿色创新驱动能力的新的内在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绿色创新作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结构红利”，而且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技术红利”降低旅游业碳排放。^[18]尽管绿色创新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19]但目前鲜有学者关注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忽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重要影响作用，容易低估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因此，研究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对旅游业碳减排的影响，对于明晰旅游业碳减排路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旅游业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从碳排放角度研究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效应，实证检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能够在丰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效应的相关文献研究的同时，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和本土实践进行补充和拓展。其次，绿色创新在旅游业的推广应用，不仅能加快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场景应用，而且有助于打破传统旅游部门对高污染、高排放能源资源的路径依赖，进而降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从绿色创新角度分析其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旅游业碳排放的中介作用效果，尝试探索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旅游业碳排放的可能的内在作用路径，有助于为旅游产业应对国家“双碳”目标提供现实路径、动力机制和政策设计。最后，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调节要素资源配置，引导旅游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本文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绿色创新对旅游产业碳排放的影响，以期完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于碳减排的边界路径，为科学有效地制定减排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业碳排放

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产业在要素配置、产品附加值、部门结构等方面动态调整的过程。^[20]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环境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焦点。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既是各类要素投入与产出的“资源转换器”，又是各种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环境控制器”，^[21]产业内不同部门要素的组合类型与调整强度决定了该产业的经济效益和能源利用效率，从而对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产生间接影响。

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是指旅游资源要素在旅游部门内部和旅游部门之间的流动和扩散，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产业结构就会逐步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方向调整。^[22]与工业制造业和其他类型服务业相比，旅游产业结构具有产业覆盖广、产业关联效应强、产品附加值高等特征，^[23][24][25]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伴随着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变与高级化演进。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旅游产业内部各部门间构成比例合理，不同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协调促进。^[22]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代旅游业作为新兴服务业部门，其较高的边际生产率吸引了传统产业的资源要素，^[26]使得旅游产品的生产要素结构、组织方式逐渐合理化和优化，深化了旅游产业能源节约与旅游环境承载治理的分工合作，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促进了要素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利用，进而抑制旅游业碳排放。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旅游产业部门结构的重心随着旅游经济发展由基本旅游产业向非基本旅游产业转移的过程。^[22]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要素资源驱动式的大众观光旅游向以技术进步驱动的体验式休闲度假的转变，刺激了旅游者对康养健身、文化体验等旅游消费弹性较高的旅游产品的需求，旅游产品业态愈发强调知识创新性所产生的高层次精神愉悦效用，^[26]由此形成的旅游新业态、新场景、新需求激活了具有低碳属性的新型旅游开发方式、商业模式与服务方式，进而降低旅游业碳排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降低旅游业碳排放。

(二) 旅游产业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根据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绿色创新能够减少碳排放与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是包含旅游领域内产品业态创新、工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活动，^[27]是节能技术、绿色开发、污染控制、环境信息化管理等多个领域知识在旅游产业的整合应用与转移扩散，^[20]以此实现旅游资源要素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的过程。

旅游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红利”。一方面，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旅游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降低酒店、景区等旅游企业的治污成本与其他综合性成本支出，^[28]为旅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伴随着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产品逐渐被低污染、低排放的新产品、新业态替代，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该过程促进了研发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的空间流转和重置，而创新资源的集聚在绿色技术突破、绿色产品市场化等旅游绿色创新的关键节点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为旅游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旅游绿色创新能够充分发挥“技术红利”抑制旅游业碳排放。首先，旅游绿色创新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间接抑制旅游业碳排放。利用装配式装修技术的酒店建筑改造、生物降解的旅游厕所污水处理等旅游业节能改造、低碳技术推广与应用，^[29]促进了旅游业传统能源基础设施的升级，改善废物处理能力和循环利用能力，降低能源损失，进而提升能源和环境要素的利用效率，使得相同产出的能源消耗更少，进而降低旅游业碳排放。其次，旅游绿色创新通过优化能源结构、降低污染产生率间接抑制旅游业碳排放。旅游绿色创新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研发在旅游业的推广应用，如旅游业中的新能源房车技术、利用海洋风能的邮轮供电技术、利用物联网智能控制的景区太阳能照明系统等，拓展了满足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空间，在旅游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公共服务等环节降低了对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结构的依赖，从产业系统、能源系统、消费系统降低污染产生率，从而降低碳排放。再者，旅游绿色创新通过引导绿色消费、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抑制旅游业碳排放。在旅游业领域，增加经济性碳补偿措施的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够有效引导旅游者大幅降低对高档奢华产品的追求意愿，使得以出让环境污染为代价而换取旅游效益的消费习惯向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向转型升级，进而降低碳排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旅游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碳排放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三) 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根据环境外部性理论，旅游业碳排放这一负外部性问题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性，难以充分有效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环境规制调节，引导旅游企业共同承担减少碳排放这一公共产品的责任。旅游业发展依赖于旅游目的地良好的生态环境，高昂的绿色创新投入成本使得旅游企业形成自主研发的动力有限，这将促使政府实施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在旅游绿色创新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波特假说”理论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标准在旅游部门内部和不同部门之间产生硬约束和正向引领，强化了旅游企业绿色技术改造意愿，旅游企业必须对其产品架构、管理模式、技术标准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与推广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地鼓励旅游企业进行生产技术改革及环保技术升级，进而得到“技术创新补偿效应”，以此填补旅游企业的“遵循成本”，^[30]提高生产效率和转变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创新效应，并且最终达到碳减排目的。其次，随着旅游者环境责任意识的增强，旅游者对低碳旅游产品的支付意愿提升，使得具有绿色低碳属性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旅游市场竞争中更具备比较优势，进而旅游企业出于获得竞争优势的考虑会加大绿色创新投入，提升旅游绿色创新能力，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环境规制与旅游绿色创新发生交互，能将旅游绿色创新对旅游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放大，从而使旅游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旅游业碳排放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环境规制强度越高，旅游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排放的负向关系就越强，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旅游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旅游业碳排放中的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将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绿色创新、环境规制与旅游业碳排放统一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和路径(见图 1)。从直接影响上看，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优化旅游业资源要素配置，通过实现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有助于旅游产业业态优化、内部结构重组和旅游产业效率提升，实现旅游业要素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利用，进而降低旅游业碳排放。从传导路径上看，旅游绿色创新能够突破资源环境约束限制，通过加快新型能源的大规模场景应用，降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等部门对化石能源结构的依赖程度，发挥“技术红利”降低旅游业碳排放。从作用边界上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与旅游绿色创新发生交互作用，放大绿色创新对旅游业碳排放的抑制效果，进而引导旅游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一) 模型构建

基于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设1，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考察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

$ { ln \;carbon }_{i t}=\alpha_0+\alpha_1 { lnstructure }_{i, t-1}+\theta \sum { control }_{i, t-1}+\varepsilon_{i t} $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α₀为常数项，lncarbon表示旅游业碳排放自然对数，lnstructure表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自然对数，∑control表示系列控制变量，ε_it为随机扰动项。为避免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做滞后一期处理，以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根据研究假设2，为了探究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在旅游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下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理，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 ln \; { carbon }_{i t}=\alpha_0+\alpha_1 { lnstructure }_{i, t-1}+\theta \sum { Control }+\varepsilon_{i t} $

(2)

$ ln \; { green }_{i t}=\beta_0+\beta_1 { lnstructure }_{i, t-1}+\theta \sum { Control }+\varepsilon_{i t} $

(3)

$ { ln\; carbon }_{i t}=\gamma_0+\gamma_1 { lnstructure }_{i t-1}+\gamma_2 { lngreen }_{i t-1}+\theta \sum { Control }+\varepsilon_{i t} $

(4)

其中，lngreen为旅游绿色创新的自然对数，其他变量同模型(1)；α₁表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碳排放强度的总效应，γ₁表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应，β₁γ₂表示通过旅游绿色创新传导的间接效应。

检验各个方程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步骤为：首先，检验α₁的显著性，若不显著，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其次，检验β₁、γ₁和γ₂的显著性，若β₁和γ₁都显著，γ₂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β₁、γ₁和γ₂都显著，且间接效应β₁γ₂与γ₁同号，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根据研究假设3，为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对旅游绿色创新影响旅游业碳排放的调节作用，本文引入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与旅游绿色创新的交互项，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下：

$ ln \; { carbon }_{i t}=\beta_0+\beta_1 { lngreen }_{i t}+\beta_3 { lngreen }_{i t} { lnregulation }{ }_{i t}+\theta \sum Control +\varepsilon_{i t} $

(5)

其中，lnregulation为环境规制的自然对数，其他变量同模型(1)；β₃表示旅游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系数，若交互项系数显著，就存在调节效应。

(二) 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是旅游产业结构调整(structure)。这里采用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熵权法得到。其中，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主要基于旅游产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反映旅游产业结构在量上的客观要求。本文采用修正后的泰尔指数表征。^[31]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upgrading)表现在不断提高娱乐、游览等高需求收入弹性部门比重，降低交通、餐饮、住宿等基础部门比重。因此，本文采用购物、娱乐部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表征。

2、被解释变量是旅游业碳排放(carbon)。本文用旅游碳排放量与旅游总收入的比值表示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关于旅游业碳排放量的计算，众多学者和组织分别从“自下而上”法、“自上而下”法、“旅游消费剥离系数”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由于旅游业的碳排放主要产生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活动，因此，本文参考王凯、马丽君等提出的计算方法，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活动三个方面测算旅游业碳排放量。^[8][32]

3、中介变量是旅游绿色创新(green)。已有文献采用R&D经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等指标从创新投入的角度衡量绿色创新水平，但该方法难以将旅游绿色创新与一般的旅游技术创新区分开来，会造成较大的测量偏误。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供的绿色专利清单与专利数据结合来衡量绿色专利申请数，能够有效表征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产出能力。因此，本文在董直庆和王辉衡量绿色创新专利产出方法的基础上，^[33]对该方法进行拓展。以“旅游”为主题词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平台进行检索，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供的绿色专利清单中列示的绿色专利国际专利分类(IPC)编码，对旅游业创新专利数据集进行分离和提取，得到旅游绿色创新专利数据，并根据专利申请时间、专利申请人所在地区分类统计所得。环境规制(regulation)是本文的调节变量，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表征。

4、控制变量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能源消耗强度。(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pgdp)。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说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污染排放，进而对旅游业碳排放产生影响。这里采用人均GDP表征。(2)城镇化率(urban)。城镇化展现出区域旅游活动承载实力，城市化的推进带动了旅游业投入大量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从而拉动酒店、景区等在供热、制冷、照明、建材等高能耗高污染领域维持一定的增长态势，导致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增加。这里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征。(3)工业化水平(industry)。旅游业交通运输、酒店住宿等部门依赖着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工业企业，造成交通拥挤、能源消耗量增加、污染物排放加重等情况，从而导致碳排放增加。这里采用第二产业比重来表征工业化水平。(4)对外开放水平(open)。旅游业外向型产业的属性特征使得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旅游碳排放产生影响。这里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表征。(5)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ns)。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旅游活动出行的载体，通过影响旅游流的流量对旅游碳排放产生重要作用。这里采用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表征。(6)能源消耗强度(energy)。以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受旅游业目前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所限，旅游业整体能源消耗强度较高，进而影响旅游业碳排放。这里采用单位GDP能耗表征。

(三) 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为2012—2019年全国大陆30个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平台，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为避免异方差影响，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1报告的是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业碳排放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在加入被解释变量一期滞后项以及控制变量以后，核心解释变量旅游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0.217，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上来看，该回归系数数值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旅游产业结构每提高1%，显著导致相应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平均降低0.217%，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果支持并验证了假说1。从区域异质性上看，第(2)列、第(3)列分别汇报了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

(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表 2汇报了旅游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检验结果。由第(1)列可以看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了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提高。第(2)列结果显示，旅游产业结构对旅游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了旅游绿色创新能力。在第(3)列中，旅游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依显著为负，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通过提升旅游绿色创新能力抑制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提高，假说2得以验证。

(三) 进一步检验

表 3报告了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以及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其中，在第(1)列中，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在第(2)中，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促进旅游业碳减排。同时，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高于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这说明相较于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效应，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减碳效果更加显著。在第(3)列中，环境规制与旅游绿色创新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能将旅游绿色创新对旅游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放大，从而使旅游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旅游业碳排放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了中介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择2012—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样本，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排放的作用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1)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显著降低旅游产业碳排放；(2)中介作用渠道检验发现，旅游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促进旅游绿色创新进而推动旅游业碳减排；(3)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减排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4)进一步检验发现，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能抑制旅游业碳排放，且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碳减排效果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为明晰旅游业碳减排路径，引导旅游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旅游产业结构，系统推进旅游业低碳战略转型。首先，引导旅游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发展环境友好型旅游交通和住宿部门，通过开发替代产品、优化出游路径，调整旅游活动中航空、奢华配套设施等“高碳”产品的支出规模，减少旅游业整体碳排放总量。其次，在碳排放约束背景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广生态旅游、低碳旅游和共享旅游等新业态，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等生态固碳作用，增强旅游业碳补偿能力。

第二，提高旅游绿色创新能力，探索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模式。首先，加强旅游产业在旅游交通新能源技术、旅游酒店住宿低碳建筑材料、旅游景区生态固碳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推动旅游业能源结构转型，实现旅游业能源结构的电气化、清洁化、零碳化。其次，大力促进虚拟现实、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在旅游产业的应用，借助现代科技，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赋予旅游产业新动能。

第三，强化政策引领，完善旅游业碳减排相关政策支撑。首先，制定旅游行业相关的碳排放政策标准，加强旅游业碳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将碳强度、清洁能源使用等纳入到星级酒店认定、A级景区评定、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等各项旅游事业管理中。其次，制定旅游企业碳排放达标的奖励政策，对旅游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投资或补贴，为旅游业碳减排强化人才、资金和技术支撑，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