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随着阿拉伯人大量来华，泉州逐渐形成回民群体，对此学界研究甚多，多运用民族学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泉州浦氏、陈埭丁氏、百崎郭氏等回民家族加以分析。20世纪80年代，日本寺田隆信教授运用族谱等资料，着重讨论丁姓回民的来源、历史和信仰等问题。^[1]陈国强则认为泉州百崎郭氏亦应重视，他通过实地调查，具体认识了泉州回民的分布，并介绍泉州回民群体的历史人物和社会习俗。^[2]黄天柱将泉州回民群体与西北回民群体加以比较，认为其具有形成时间较晚、信仰较为庞杂等特点。^[3]郭志超从惠安百崎回民群体伊斯兰教和不吃猪肉的历史演变来探讨其文化变迁。^[4]在此基础上，范可对泉州回民群体汉化原因加以分析，认为是为了适应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压力, 追求土著化的结果，其实质是在自我调适过程中导致与汉族文化趋同。^[5]此后他又将研究时段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分析泉州的穆斯林认同建构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的民族政策, 中国的民族形貌将与人们今日之所见全然不同，^[6]史明则认为泉州回民群体形成于明代，明代是泉州回民群体被迫向外迁徙的历史时期。^[7]现有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但主要聚焦于某个时段，分析泉州回民群体特征、风俗习惯、国族认同等方面，而较少从长时段着眼，系统分析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回民群体的互动关系，较少注意泉州回民群体的内部差异。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有机地结合，从长时段系统探讨近世以来泉州回民群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比较陈埭丁氏、百崎郭氏的异同，诠释其如何经历在地化、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

一、宋元时期泉州回民群体的形成

宋元时期，泉州以“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著称，^[8]云集数以万计的番客，其中相当部分为穆斯林商人，他们在泉州定居成家，繁衍生息，涌现出泉州蒲氏、陈埭丁氏、百崎郭氏等颇具代表性的家族，兹分别论述。

1、泉州蒲氏。泉州浦氏先世为阿拉伯商人，在占城经营海外贸易，频繁往来广州之间，后因“既浮海而遇风涛”，遂于北宋年间定居广州，通过商业贸易网络，蒲氏家族与泉州阿拉伯商人贸易频繁，“泉亦有舶獠，曰尸罗围，赀乙于蒲，近家亦荡析”。^[9]尸罗围即为“波斯湾最大之贸易港西栖拉甫(siraf)”。^[10]随着泉州港的兴起，广州港有所衰落。南宋绍熙年间，蒲开宗举家迁徙到泉州法石乡，经营海外贸易。尽管史料记载甚少，但从其被任命为安溪主簿、承节郎等职务来看，蒲开宗商业规模应该颇大，故宋廷试图通过授予官职，将其拉拢。蒲寿庚(蒲开宗儿子)继承家业后，将蒲氏家族业务推向鼎峰，拥有数以千计的商船。淳祐十年(1250年)，他被宋廷任命为泉州提举市舶，掌管泉州海外贸易。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蒲寿庚为维护家族商业利益，屠杀南宋外宗室三千多人，背叛宋朝，投降元军，获得元世祖忽必烈青睐，担任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主导泉州海外贸易，“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积累巨额财富。

元末，蒲寿庚孙女婿那兀纳袭杀波斯穆斯林阿迷里丁，出任“亦思巴奚军”首领，与福建各方势力角逐，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被元军陈有定部擒杀，蒲氏家族由此覆灭。“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民间秋毫无犯。”甚至连蒲氏家族墓地也被挖掘，“福州军至，发蒲贼诸塚，得诸宝货无计算。”为惩罚蒲寿庚背叛行为，陈军挖掘墓地后“凡蒲尸皆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胾于猪槽中，报在宋行弑逆也”。^[11]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令大赦天下，“圣旨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11]蒲氏族人为规避惩罚，或被迫改姓，或迁徙到永春、晋江、安溪、惠安、南安等地，托言祖先另有其人，并在族谱有所隐晦，以此规避惩罚。通过各种方式，蒲氏后人仍有中仕者。如蒲寿庚曾孙蒲本初，借母氏姓杨，迁移至晋江东石，后成为泉州府学生员，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

2、陈埭丁氏。丁氏家族始祖丁节斋(1251—1298年)，“家世洛阳，因官于苏州”，南宋末年“自苏货贾于闽泉”。丁氏在泉州经商历经三代。元至正年间，丁氏家族“三传至硕德公”，时值“元明易代，因避难定居陈埭”，陈埭“环江居负海，而海潮所往来处，其地卤泻，宜生海错诸鲜，居民受其产以为业，谓之海荡。”此时已经“故多巨姓，著代年远”。丁氏家族作为外来者，一方面通过联谊，“择一二门第相垺者与为礼，而诸族无不俯首承伏”, ^[12]得以在陈江立足；另一方面围海造田，树立威望。陈江“厥土涂泥地湿卑，筑就堤防尤费力”，每年八月，台风来临时，常常会引起滔天巨浪，造成巨大伤害。时人有诗曰：“年年八月秋风高，惊涛恶浪何嗟及。呼号震怒势滔天，往往襄陵咸卤人。使我田禾尽烂萎，农夫田妇无人色。我欲上天诉风伯，青天荡荡不可陟。我欲人海诉冯夷，海波茫茫迷所之。”^[11]丁善(仁庵)“恻然见此怀伤悲”, 于是率众修筑海堤，“立畚荷插鸠众工，与我生民为保障”，颇受时人称赞。通过联谊豪族与修筑海堤，使丁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沿海弥漫，一望数千顷，大约产以什计，公有七八，其二三则公与为宾礼者得之，而他不与焉”。^[12]至明代中期，丁氏已经成为泉州巨族，故何乔远如是评价“吾泉阀阅之家，则陈江之丁为盛”。^[13]丁氏家族生计方式实现从经商到垦殖的转变。

3、百崎郭氏。百崎郭氏始祖名为伊本·库斯·德广贡(QdsDaqqaqNam)，汉名为郭德广，为西域波斯人，居杭州富阳，担任太常寺卿、宣慰使。元代杭州云集大批穆斯林，他们之间“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自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地域观念”。^[14]郭德广亦是如此，故其子沿用波斯名，墓碑上仍然镌刻“波庭”。元代末年，他“以宣差微禄奉命来泉督需供应”，^[11]但由于“时干戈振动，弗克还朝”。^[11]于是定居在晋江法石里，成为郭氏家族“泉之初祖”。郭德广“洪武初以例占籍惠阳，配吴氏，生男洪，娶翁氏，生男三，惟存仲远一人”，并得以“享年八十四岁”，其配偶吴氏“享年八十岁”。

明洪武九年(1376年)，郭子洪次子郭仲元(1341—1422年)从法石乡迁居到惠安，“乃择地筑室于本县廿三都崎山之下，轮奂一新”。郭仲远在百崎行善颇多，《族谱》如是记载：“好施与，或遇困乏告贷者，不责其偿。地连海埭，不时垫溺。公则捐金珠而造石桥，以济人之涉者。自佣砌石路，约三百余步，以利人之行者。乡邻死而无所归者，公则施以棺木而殡殓之。且建都立里，荒度周围山界，听人葬埋，不责以赀。生则无病涉之患，死则全归于土。创置荡所，恣都人朝夕取给，赖以资生，不计多寡。凡所谓养生送死无憾矣。于时檄荐，公辞谢曰……德薄才疏，进修未勇。治民事神，吾斯未信，毅然不往，众皆悦服。”^[11]郭仲远行善涉及施财施物、施棺义葬、修桥造路、修建荡所等方面，为贫困乡民施惠甚多，并推辞乡荐任官，以此树威。尽管族谱中未记载郭仲远迁徙百崎之前的职业，但从其行善事迹来看，财力雄厚，应为从事贸易的商人。

宋元时期，泉州除蒲氏、丁氏、郭氏穆斯林外，还有马氏、金氏、迭氏等穆斯林，他们先祖多从广州、杭州、苏州迁移而来，时间多集中于南宋至元末，反映出泉州在港口都市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吸引颇多穆斯林前来，成为民族的熔炉。尤其元代疆域空前辽阔、对色目人的重用、泉州地位的提升，进一步促进民族融合，故有学者认为“泉州回民群体的形成的最好年代应该是元代”。^[15]穆斯林来泉后，多聚居在法石乡等商业街市，后逐渐转移到晋江、惠安等地，通过联姻、施善、修建公共工程等方式树立威望，为家族繁衍生息奠定基础。穆斯林来泉州谋生方式颇有不同，或有垄断航海贸易的豪门、也有开垦滩涂等的巨族，经营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二、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回民群体的汉化

泉州穆斯林在宋元时期即已呈现汉化的特点，典型为蒲氏家族，不仅有蒲寿庚为代表的官商，亦有蒲寿宬为代表的文人。蒲寿宬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崇尚陶渊明式的隐士生活，“优于文学，思虑绵密”，曾出任梅州知州，与刘克庄等名士交游密切，组织白云诗社，有《心泉学诗稿》传世，儒学造诣颇高。元末明初，蒲氏家族土崩瓦解，丁氏、郭氏等新兴泉州穆斯林家族，在与汉族频繁接触过程中，亦逐渐汉化，但路径有所不同。

陈埭丁氏直至明朝正德年间，仍在饮食婚丧上遗存较多穆斯林习俗“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鬣而浅，裹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品。祀不设主，祭不列品，为会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食，竟日则枵腹。”在婚丧等重要仪式上，丁氏族人坚持诵读《古兰经》，尽管“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在日常生活中，丁氏族人“牲杀必自屠而后食，肉食不以豚；恒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11]至明嘉靖年间，穆斯林风俗已悄然改变“牲务肥腯矣，天多不拜矣，斋则无矣，牲杀不必出其屠而自杀矣。衣以帛矣，交神不皆沐浴矣，酒果设矣，棉帛焚他神矣”。朝拜、斋日、净身等习俗已经消失。万历年间，“今则祀先有焚棉帛者，牲杀不必自杀与其屠者，衰皆以麻无用棉者，葬有逾十年者，吉凶有用黄冠浮屠者，食有以豚者”。丁氏家族不仅放弃“不食猪肉”穆斯林戒令，在重大仪式亦用道士、和尚主持，故有学者认为“陈江丁氏族人的全面汉化大约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16]

陈埭丁氏汉化，主要受到“时代因应与对策”“与汉族联姻”“读书人仕”“居处环境、开垦经营与族际关系”等因素影响。其中，科举因素在家族祭祀礼仪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陈埭丁氏十二世(丁清)在《祭仪纪言》所载：“祖从回教也。回教维何不用刚鬣，不焚楮帛，相率西向而拜。”随着科举兴盛，家族士绅阶层崛起，传统祭祀礼仪发生改变，“我汾溪公首登仕籍，以大夫之礼祀其先，回教未敢有违”。汾溪公即丁仪，他于正德年间考中进士，成为丁氏家族首个进士。在传统社会，士绅是精英阶层，在地方上有相当支配力，丁氏家族亦是如此。当丁仪“以大夫之礼祀其先，回教未敢有违”。此后，“槐江公、午亭公、哲初公，三世联登甲榜，家声振矣”。回教虽几乎停止活动，但丁氏族人在祭典时“然于祖制未忍尽更”。遂部分采用汉制“维时礼用九拜，饮宗老，燕子衿，彬彬然有尚齿尚贤之风，猗欤盛哉”！至康熙年间，由于受到战乱、迁界等因素影响，以致“文物不振，子孙罔忌，过庭鲜诗礼之训，入庙无尊敬之思，有乖祖制，殊失礼仪”。时在外地游宦假归的丁雁水“闻而忧之”，与轮值直祭汾房子孙商定“采《文公家礼》，裁定三献以为家规”。可见科举考试是促进丁氏家族汉化的重要渠道，孕育丁氏士绅，他们凭借影响力，推动家族礼制变革，践行儒家道德理念。

百崎郭氏与陈埭丁氏在生计方式颇有不同。陈埭丁氏垦殖数千顷滩涂，实现由商向农的转变，进而在科举颇有成就。根据统计，丁氏八至二十世，登进士者16名、举人21名、贡生26名、秀才105名，并出现丁自申、丁日进、丁启濬“三世联登甲榜”，科举兴盛，放眼国内，亦属罕见。百崎地貌以丘陵的剥蚀台地为主，可垦地很少，但有小海湾，可为船澳。特殊的地理环境限制了郭姓回民的农业发展，但为海上贸易提供很好的条件。^[17]百崎郭氏主要从事商业与航海，擅长经商，虽亦有科考入仕者，如郭拔萃“戊戌、己亥联岁入泮水，捷乡闱，后任台湾安平左营左厅”。^[11]但数量较少，难以与丁氏相媲美。

家族士绅力量较弱，使郭氏家族汉化较慢，缺少强力人物的主持，呈现反复的过程。郭仲远在百崎开基后，“传至八世、九世乃出教，谅在明万历年间”。汉化时间与陈埭丁氏相似，但至康熙年间，第十世丁宏隆，“念先人昔从清真教，遂搬入通淮街礼拜寺住居”。^[11]在福建提督(陈有功)的支持下，重新加入教门。嘉庆十二年(1807年)，百崎郭氏家族力图复兴伊斯兰教文化，借鉴其他回民群体宗族的规范，从瀛洲林氏抄录《藏祭器橱柜铭》：“世修净因，家禁用豚，我派属长，永矢弗程。”对族人开列“禁用道释教”“禁用纸料冥银库”“禁用豚”等戒条、并获得时任福建提督马建纪的支持。^[11]

尽管郭氏族人力图复兴伊斯兰教，儒家文化仍渗透到其日常生活中。根据《百崎郭氏族谱》记载：“吾先世居住百崎铺，虽有祠宇，不过二庙。用家礼，遵时制。”按照朱子家礼、时制度祭祀祖先，与汉人家族无异。郭氏家族还制定字辈“仲仕谏怀，闻甫百里，瑞天定朝，清廉启国，家脩廷献，文明行笃，必有克成，用垂式谷，宜尔子孙，以介景福”。孕育了儒家的思想，彰显郭氏家族汉化程度之深。儒家崇尚扶危济困，提倡救助弱者，宋代范仲淹即创办义庄，设置族产、救济族人，以践行儒家敦仁尚义理念。泉州穆斯林家族亦不乏如此事例，如百崎郭义斋“素好怜贫赒恤，遇死丧无力者到家求助，每凭曾家施棺查单助其灰钱，数十年来不废”，其妻马氏“凡有贫苦求借者，至则推食解衣，寒暑衣服更互代赎，虽彼亏负无悔”。^[11]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丁氏家族与郭氏家族均呈现明显的汉化特征，此或许与倭寇之乱颇有关系。明嘉靖年间，正是倭寇对闽南沿海地区侵扰最严重的时期，泉州回民饱受荼毒，陈埭丁氏“因沿海诸邑遭受海贼扰乱，举族室庐荡然俱毁，生难安居，殁无宁祀，以致家谱失传，故十三世为何公所出失详”。^[11]民众流离失所、社会动乱，传统价值体系分崩离析，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借此推行教化，变革风俗，再造文化景观。1860年，陈埭丁氏宗祠“毁于兵”，在外游宦的丁自申“捐金营建，广大如旧”，其子丁日进告假归乡后“悉罄禄余，规画详恪”，将宗祠“拓祠地周围可七十余丈”。^[18]宗祠的重建，进一步促进泉州穆斯林家族的汉化。

总之，由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的差异，明清时期，陈埭丁氏与百崎郭氏的汉化路径颇有不同。陈埭家族科举兴盛，士绅力图通过牒谱、礼仪等途径，教化族人、推行儒家理念，因此，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丁氏家族已逐渐完成汉化。百崎郭氏汉化程度相对迟缓，甚至出现反复，反映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但在与汉族的频繁接触过程中，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三、泉州回民群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宋元时期，大批海外番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间接来到泉州，逐渐形成回民群体，在与汉族频繁接触过程中，趋于汉化，形成较为独特的家族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颇为密切。

泉州回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元时期，蒲氏家族主导中外贸易，招徕蕃商，家族商船达到2000多艘，商业网络覆盖数十个国家与地区。尽管宋朝末年，蒲寿庚叛宋投元，屠戮赵氏皇族，但亦使泉州免遭战乱，超越广州，成为元代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泉州穆斯林与海外穆斯林互动频繁，并在南宋时期即已远赴海外。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出土一块汉文墓碑，“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尽管蒲公身份仍有待考证，但应为泉州蒲氏家族重要成员，其担任“判院”一职，或许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的规定有关。^[19]1264年，蒲公在文莱过世，其子蒲应、蒲甲为其立碑。陈达生对勃泥国哈拉加墓碑考证，认为在造型、规格、雕刻风格上与泉州的穆斯林墓碑完全一致，是1301年左右在泉州雕刻后运往文莱。^[20]此类史实，反映当时泉州穆斯林与东南亚穆斯林国家频繁往来，链接纽带则是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形成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网络。

明清时期，泉州回民虽已逐渐汉化，仍秉承“善营利”特性，延续先祖海上经商的传统，赴海外经商者颇多。至晚在明后期，百崎郭氏拥有海船从事海上贸易。清朝中期，“航海贩货、运货已是郭姓回民的主业”，^[21]出现多位颇有影响力的海商。道光十五年(1835年)，百崎族人郭用锡捐赠文峰书院，获得清廷嘉奖，赐建“乐善好施”牌坊。郭用锡“弱冠时经营瀛海中，万里风波，不惮艰险”，^[22]通过奋斗逐渐致富“逾壮而家计稍丰”，为行善奠定基础。百崎郭姓曾一度北达天津、塘沽，南至越南等地，甚至购买炮船护航，使海盗颇为忌惮。^[21]直至今日，百崎郭氏家族内仍然留存有航海图、海道针路图、罗盘等航海器物。

得益于航海业的兴盛，《三宝太监与接官亭》等民间故事在百崎广为流传。据云：“郑和下西洋时，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百崎民众修建接官亭迎接，郑和传谕诏与郭仲远对弈，并撮合郭仕诏与郑指挥使女儿的婚事。”^[23]在另外一则《蹬脚退海水》故事中，则是郑和下令士兵与百崎回民共同修筑海堤，蹬退海水三尺，使堤顺利建成，并为“棣上村”命名。^[24]此外还流传郑和率军入驻百崎，歼灭倭寇，救济乡民的故事。此类民间传说多与史实不符，杜撰成分居多，但蕴含丰富的信息。如郭志超先生所言：“回民群体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 使泉州穆斯林深感欣慰和鼓舞。”^[25]他们试图通过营造现实的文化氛围，获得心灵的寄慰，并增强在地方上发展的文化资本。

陈埭丁氏亦参与经商，在族谱中留下颇多记载，甚至出现数世经商的情况，近代兵器专家丁拱辰即是如此，其祖叔丁孙东“少时从二兄服贾多年，以诚实著名。复善经营，族中富厚者信之，争任以为股肱，而祖叔惟首任者是从，终不少易，人益重之。自少至老，交游甚众，仰其名若山斗，乡中学贾者皆师事之。”^[11]俨然家族商界领袖。丁拱辰叔父丁杜贤“自少家事清淡，遂辍学业，营谋生理，往粤经商有年”，及至壮年，他仍然“每年贩粤一次，跋涉艰辛”，所赚取的银两，主要用于慈善事业“凡内外亲属，以及朋友，所有吉凶一切，悉量力资助，虽妆头金尽，无难色，诚所谓施恩不望报，与人莫追悔者是也”。丁拱辰“初从学贾，赖其朝夕训诲，得以成立”，^[11]通过经商，丁拱辰游历甚广，视野不断拓展。道光十一年(1831年)，丁拱辰随海舶出国经商，先后到吕宋岛和波斯、阿拉伯等地。^[11]此次海外之行，使丁拱辰对西方火炮技术颇有了解，对其将来成为武器专家影响颇深。

尽管陈埭丁氏家族经商者颇多，但总体而言，族人经商多是为生活所迫，如丁怀可“家贫业贾以养父”。^[12]更多的族人仍主要从事垦殖，如丁氏族人所言：“重农轻商的的传统观念也支配着丁氏回民群体人民，以致在闽南地区丁氏商人不占重要地位，甚至在各类史籍中亦不留任何痕迹。”^[26]陈埭丁氏经商之风不如百崎郭氏，主要是由于两地区域环境不同所致，如前所述，百崎土地面积较少，且地处海口，迫使郭氏族人航海经商，而陈埭滩涂面积甚广，使丁氏族人能够不断拓展生存空间，其生计以务农为主，未出现造船世家，未有独立的船队。

四、余论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路网络，也是中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的纽带”。^[27]宋元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域人群从广州、杭州等地来到泉州，身份颇为复杂，或为商人、或为官员，但他们定居泉州后，以经商为主，繁衍生息，人丁兴盛，逐渐形成回民群体。泉州回民群体形成之初，对原乡习俗保留颇多，笃信伊斯兰教，随着与汉族的频繁交流、日趋汉化，但各个家族路径有所不同。陈埭丁氏家族主要是在家族士绅的主持下，变更家制，使儒家礼仪下乡，汉化自发进行，且较为顺利，而百崎郭氏士绅力量不足，汉化受到外界影响较大，呈现反复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的倭寇之乱，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泉州回民传统组织，推动汉化的进程。

族群所处的自然环境会深刻地影响其生计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进而形塑其文化特征。陈埭丁氏耕地较多，族人多以农耕为主，在科举方面颇有收获，耕读传家，文风鼎盛，亦有少数族人为生活所迫，赴海外经商，涌现丁拱辰等杰出人物。百崎郭氏耕地面积较少，族人经商较多，组织船队，进而带动造船业发展，商业兴盛，但文风略逊。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均有颇多乐善好施的精英，通过扶危济困、主持公益事业，使家族融入地方社会。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强调民族是通过人口迁移、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而形成共同的特质。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的诸民族构成的。^[28]泉州回民群体的形成体现了这一过程，尽管来源各异，但他们在泉州定居后，通过联谊、科举、交游等形式，与汉族日益融为一体，并试图保留本民族特征。泉州回民群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颇为密切，尽管他们先祖并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来到泉州，但来到泉州之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以蒲氏家族贡献尤巨，陈埭丁氏、百崎郭氏亦在不同程度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远渡重洋到域外经商，还使西方先进知识传入中国，推动近代社会变迁，彰显了包容多元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