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Issue (3): 43-57  DOI: 10.16497/j.cnki.1672-335X.202203005

引用本文  

马琛, 余静. 基于CiteSpace的国际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 43-57.
Ma Chen, Yu Jing. Knowledge Mapping of Worl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Research: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J].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22, (3): 43-57.

基金项目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重点项目“毛里求斯海洋空间规划研究”(GJ1119209)

作者简介

马琛(1994-),女,河南洛阳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2-01-26

编者按: 中国海洋大学中澳海岸带管理研究中心于2021年11月6日在青岛举行了题为“海洋空间规划与海岸带综合管理学术研讨会”。会议就“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海洋空间规划”“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技术和实践”等议题展开了研讨。中澳海岸带管理研究中心为推介会议成果,特组织刊发“海洋空间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专题,以飨读者,并期望推动“海岸带管理研究”的发展。

基于CiteSpace的国际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马琛1 , 余静1,2     
1.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与大气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海洋空间规划作为实现海洋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双赢的有效工具,已在许多海洋国家实施。采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构建知识图谱,研究2000—2019年海洋空间规划发展历程、研究力量、研究前沿进展和研究主题,为未来进行海洋空间规划研究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近20年来关于海洋空间规划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热度不断增加,预计未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学者及研究机构处于主导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是海洋空间规划全球实践热潮的主要推动者,并促进了海洋空间规划的国际合作,为海洋空间规划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交流和服务平台;(3)海洋空间规划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其实施的核心步骤分别展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2017年第二届国际海洋空间规划大会确定海洋空间规划的五大优先事项后,蓝色经济、生态系统服务等议题开始纳入海洋空间规划研究,标志着海洋空间规划理论体系走向全面和完善,全球性海洋空间规划建设拉开序幕。
关键词海洋空间规划    可视化分析    知识图谱    CiteSpace    
Knowledge Mapping of Worl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Research: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Ma Chen1 , Yu Jing1,2     
1. College of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realizing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CiteSpace, the paper constructed the knowledge map and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research power, research focus and frontiers of the MSP from the year 2000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ies on the practices and theories of MSP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will keep on this trend; that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are the leads in MSP research, and IOC-UNESCO is the main promoter of MSP practices at the global level that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experience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SP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ore steps of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evolved and improved in practices. Our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after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Conference determined the five priorities of MSP in 2017, blue economy, ecosystem services, and other issues began to be included in the MSP-related research,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a comprehensive and sound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SP worldwide.
Key word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visualization analysis    knowledge mapping    CiteSpace    
一、引言

陆地资源的枯竭促使海洋成为人类发展的新阵地。传统及海上风电等新兴海洋产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挤占海洋空间,[1]造成了海洋开发利用间及与海洋环境不可调和的冲突。[2]海洋空间规划(Marine Spatial Planning,MSP)旨在通过配置人类活动的时空分布同时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目标,[3]因此日益成为以跨部门、多部门合作方式处理海洋问题的有效管理手段。[4]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75个国家正在或已完成MSP的编制,部分国家已进行了MSP的修订,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超过33%的专属经济区将覆盖MSP。[5]作为一种新型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于2009年首次发布了MSP编制和实施的框架性指导流程,[3]并在总结十余年间MSP实践经验和考虑气候变化等新议题的基础上,于2021年发布新的海洋空间规划国际指南。

MSP计划的成功制定需要包括生态、管理、环境、海洋科学和地理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交叉。因此,要通过MSP实现部门协调、保护和修复自然及调和冲突等管理目标,需要对MSP的相关方面进行研究,建立夯实科学基础来弥补当下MSP实践中的不足,以更好地实现综合管理。[6]如随着学界和规划者越来越意识到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需要以完整的生态系统为基础,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概念开始出现。跨界海洋空间规划超越人为定义的地方、国家或区域层面的行政界线,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扩散性。[7]目前学界针对如何将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从概念转化为实践展开了研究。如Gissi等提出海洋优先保护区的选划可成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第一步。[8]此外,海洋中新挑战的出现也要求MSP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演进。如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将进一步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这势必将造成海上新的冲突,因此MSP需要纳入这种影响以适应气候变化。[9]

因此,需要了解当下MSP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动态。本研究提出两个问题:(1)目前国际上对MSP的研究处于什么阶段;(2)MSP理论体系下各领域的研究动态如何。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研究借助于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构建知识图谱,阐述MSP发展历程、研究力量、研究前沿进展和研究主题,以期为未来的MSP研究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研发的CiteSpace软件,对世界范围内海洋空间规划研究领域的不同类别进行可视化和知识图谱分析。该软件可以通过输入的文献数据对国家/地区、研究机构、核心作者、期刊、关键词、主题等重要信息进行筛选与分析,挖掘隐含信息,并借助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地呈现所选定信息之间的关联,显示该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了解和预测研究热点与待开发领域。

知识图谱中的节点代表国家/地区、研究机构、核心作者、期刊、关键词、主题等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代表出现频次越高。节点间的连线代表节点间的关系(合作、共现、共被引等),连线越粗代表关系越强。中介中心性代表节点在研究中所处地位和影响力,中介中心性越高,影响力越大。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为数据源,运用基本检索,以“marine spatial planning” or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or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为“主题”,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选择检索时间范围为2000—2019年(检索2000年以前的数据库未得到相关文章,故起始时间设为2000年),共检索到1930篇文献。运用CiteSpace对检索结果进行去重处理后得到1056篇有效文献作为此研究的样本文献。

三、MSP发展历程

依据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数量可以大致了解MSP的发展历程。从近20年MSP相关文献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见图 1)看,MSP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萌芽期(2000—2005年)。MSP概念源于国际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实践。这一时期关于MSP的文献数量较少,研究主题以MPA为主。(2)理论体系成熟期(2006—2016年)。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IOC-UNESCO)和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MAB)组织召开第一届海洋空间规划国际研讨会,讨论将MSP作为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域使用管理的工具。[10]此后,学术界就MSP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展开大量研究。2009年,UNESCO出版的《海洋空间规划:循序渐进走向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标志着MSP理论体系和实践标准的形成。随后MSP成为大多数海洋国家协调海洋开发活动冲突和生态保护的管理选择。(3)全面发展期(2017—2019年),此阶段终点实际应为未来某一时间节点,但因写作时间所限,故定为2019年。2017年,IOC-UNESCO和欧盟委员会海洋事务与渔业委员会(Directorate-General for 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DG-MARE)联合召开第二届海洋空间规划国际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世界MSP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作为此次大会的延续,IOC-UNESCO和DG-MARE于2018年建立国际MSP论坛,启动全球海洋空间规划项目(MSPglobal)。结合近三年MSP领域发文量,笔者推测全球范围内将再次掀起MSP的研究和实践热潮。

图 1 2000—2019年MSP相关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四、MSP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一) 国家

将“Node Types”设置为“Country”,得到国家间合作网络图谱(见图 2)及各国发文数量统计(见表 1)。发文量远远领先的前三位分别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且发文时间也处于前列,说明这三个国家开始MSP研究较早,并对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中介中心性较高,在MSP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就发文时间来看,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对MSP的关注普遍较早。中国早在2001年开始MSP的相关研究,但可能由于本研究主要检索英文文献,所以中国的发文量相对较少,且中介中心性也较低。此外,在IOC-UNESCO的推动下,国际合作已成为MSP领域研究的一大显著特点。

图 2 国家合作网络图谱

表 1 影响力前15位的国家
(二) 研究机构

将“Node Types”设置为“Institution”,得到机构间合作网络图谱(见图 3)和各机构发文数量统计(见表 2)。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以及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等已成为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由此可看出参与MSP研究的机构属性十分多元化,包括学术型机构、政府单位和国际组织等。但高校在该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昆士兰大学发文量位居第一,中介中心性高达0.21,科研综合实力强大。

图 3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表 2 影响力居前10位的研究机构

通过CiteSpace计算得出,科研单位合作网络图谱整体合作网络密度为0.015,说明整体合作程度相对较低。多数科研机构呈散点状分布,其合作关系网络中心主要集中在几个科研综合实力较强的单位,如大自然保护协会、昆士兰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等。上述机构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高校凭借其传统的人才优势及科研优势成为MSP研究的中流砥柱。

(三) 核心作者

本文综合共被引频次、中介中心性和半衰期这三个指标来表征作者在MSP研究领域的地位,确定核心作者群(见表 3图 4)。

表 3 核心作者指标信息表

图 4 核心作者网络图谱

以Benjamin S. Halpern为中心的核心作者群主要从事海洋保护的研究。在MSP的全球理念确立后,Benjamin S. Halpern讨论了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背景下MPA与MSP的发展方向,同时将研究重点转向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累积影响的定量评估,研究尺度涉及加州海域和全球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顾问Fanny Douvere和Charles N. Ehler是海洋空间规划领域的重要奠基者,主要从事MSP政策研究。Fanny Douvere在2006年首次提出采用空间方法进行海洋利用管理,并提倡建立具有法律基础的海洋分区框架。2006年,两人总结了第一届海洋空间规划国际研讨会的主要成果,确定了MSP管理过程的关键要素,包括授权、研究、规划、实施、监测、评估等。随后两人重点研究了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中MSP的核心目标和具体路径,全面回顾了MSP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和成就,重点关注欧洲国家MSP的新方法,同时对MSP监测评估方法和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MSP覆盖社会、经济和环境维度,社会生态学方法则能帮助连接MSP社会经济和自然维度,因此多被学者采纳。如Natalie C.Ban和Christopher J. Klein都注重讨论如何在海洋保护规划中纳入社会经济维度。分别以Callum M. Roberts、Tundi S. Agardy和Chris R. Margules为中心的核心作者群的研究重点都是海洋保护,但前者更关注海洋保护区和渔业管理的关系,后两者则更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Vanessa Stelzenmüller和Sarah E. Lester都从事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研究,关注点分别为德国和美国渔业管理和水产养殖,后者还从事海洋保护的研究。

(四) 期刊

发表MSP相关研究的期刊涉及生态、管理、环境、海洋科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说明MSP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其中,在载文量前20位的英文期刊(见表 4)中,生物生态类杂志占主流,如PLOS ONE等;政策管理类杂志有MARINE POLICY等;环境类杂志有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等;海洋科学类杂志有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等;地理类杂志有JOURNAL OF COASTAL CONSERVATION等。

表 4 载文量前20位的期刊
五、MSP研究内容分析 (一) 研究前沿进展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研究内容的高度凝练,关键词时区图能在时间维度上展示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并通过近几年的关键词捕捉目前该领域的演进过程。[11]将“Node Types”设置为“Keyword”,时间切片为两年,得到MSP领域研究的主要关键词(见表 5)及能表征关键词演化的时区图(见图 5)。

表 5 海洋空间规划主要关键词

图 5 MSP领域研究主要关键词演进脉络图

表 5图 5可知,近20年“marine spatial planning”和“marine protected area”是MSP领域中研究的绝对重点,并以此为中心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研究内容上不断深入和完善。

1、萌芽期(2000—2005年)。该时期相关研究和海洋管理实践主要集中于保护规划中的MPA设计。MPA的建立旨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具有重要意义或价值的生物栖息地,但在MPA发展初期,保护区的选址、边界和规模等的确定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及政治需要,[12]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保护与开发利用尤其是与渔业活动的冲突。随着实践的深入及对海洋了解的加深,海洋保护逐渐向基于生态系统发展。[13]海洋生态系统间的连通性使规划者们意识到只有MPA网络才能更好地实现保护目标。

2、理论体系成熟期(2006—2016年)。生态系统方法在海洋中的应用早期集中于渔业管理,[14]但如何将海洋和人类活动视作一个整体进行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仍是学界和决策者面临的难题。2006年,第一届海洋空间规划国际研讨会在总结现有海域使用管理、MSP和海洋区划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ecosystem-base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EB-MSP)将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管理理念从科学转化为实践。[15]此后,MSP领域研究热点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1)人类活动数据获取及累积影响,如“community”“cumulative impact”“socioeconomic data”“local knowledge”等;(2)生物多样性数据获取,如“abiotic surrogate”“benthic community”“seabird”等;(3)利益相关者参与,如“stakeholder”;(4)政策和管理活动,如“governance”“policy”等;(5)适应性管理,如“implementation”“adaptive management”;(6)规划工具的使用,如“gis”“Marxan”“decision support tool”“ppgi”(即ppgis,public participatory GIS)和“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等。另外,在规划中开始逐渐考虑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对海洋环境的影响。MSP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目标的平衡,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正成为规划中权衡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目标的有效工具。蓝色增长(blue growth)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和经济增长的战略,然而蓝色增长行动往往与海洋保护冲突,[16]MSP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蓝色增长开始成为MSP领域新的研究内容。

3、全面发展期(2017—2019年)。2017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国际MSP大会,确定了跨界MSP、蓝色经济、EB-MSP、能力建设和协同发展等五个MSP优先事项,并将MSP视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了MSP领域更多新的研究内容:(1)延续上一阶段蓝色增长开始融入MSP研究,“blue growth”和“blue economy”继续作为学界的研究兴趣展开。(2)生态数据的缺失直接影响MSP的制定,因此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主题。在理论体系完善期,学界探讨了栖息地替代模式的应用。近两年,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遥感勘探技术(包括生物GPS跟踪和栖息地跟踪监测模型等)、卫星跟踪监测技术和水下影像开始用于栖息地数据的获取,解决了以往静态数据对海洋系统联系的割裂。[17](3)MSP是一个综合性过程。尽管根据其理论,在制定和实施MSP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对社会因素的充分考虑,[18]且三个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尚未研究透彻。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对数据、不同类型信息、利益相关者(如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及其权力分配)、陆海边界、部门和各级政府等的整合。[4][19]因此如何实现MSP的综合性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二) 研究主题分析

Ansong等通过对欧洲、亚洲和美洲MSP实践的调查和回顾总结出实施EB-MSP的七个核心步骤(见表 6)。[20]研究采用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呈现MSP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将“Node Types”设置为“Reference”得到MSP文献共被引网络,在此基础上进行聚类,见图 6。结合前文关键词分析,研究归纳出MSP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数据收集和分析、累积影响评估、利益相关者参与、海域使用间相互作用分析和适应性管理五大领域。

表 6 EB-MSP实施的七个核心步骤

图 6 MSP文献共被引聚类图
1、数据收集和分析

该主题体现为#1 fishing、#4 florida keys、#5 participatory mapping、#6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8 landscape metrics、#9 steller sea lion、#10 mediterranean sea、#11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14 marine reserve models、#18 proxy、#19 arctic ocean和#21 bayesian models等聚类标签。

作为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有效工具,MSP要求在完善的数据基础上首先对现有条件进行定义和分析,即绘制生物与生态重要性区域、绘制人类活动地图和空间冲突、进行兼容性分析,[3]但生态和人类活动数据的不易获取常常成为掣肘。实践中通常使用生物地理学方法实现对生态信息的收集。生物地理学方法可以通过生物地理分类识别具有保护价值的代表性区域,[13]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保护规划。目前MSP领域关于海洋生态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种和栖息地的分布与分类(如分布地图绘制),由此可以确定空间优先保护区域。物种和栖息地数据的难以获取催生了识别海洋生态系统和栖息地(如海底栖息地)的替代方案,[21]以及可用于预测由气候变化等引起的环境变化对物种分布影响的模型的应用(如物种分布模型、贝叶斯模型等)。[22] [23]

尽管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可以帮助收集和分析人类活动数据,但人类活动间及其与海域间的相互作用无法体现。[24]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式分析方法,即利益相关者分析法(Stakeholder Analysis)则为厘清各种活动间的关系、有效管理利益相关者和协调冲突提供了新思路。[25]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有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自动监测系统(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AMS)和参与式制图法(Participatory Mapping)。作为强制性船载系统,AIS数据可用于绘制海上船舶航行地图、识别渔业区、帮助分析相关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被大部分国家作为补充数据应用于MSP的制定和实施。[26]因其能克服传统渔业活动观测方法在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上的缺陷,VMS数据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渔业活动的观测和海洋保护区的设计。[27]作为利益相关者分析法的新兴工具,参与式制图可将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分析,实现的途径包括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PPGIS)、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articipatory GIS,PGIS)和志愿者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VGI)等。[25]

2、累积影响评估

该主题体现为#1 fishing、#2 cumulative impacts、#6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10 mediterranean sea和#11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等聚类标签。

累积影响评估(Cumulative Effects Assessment, CEA)是对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对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估的一种具体形式。[28][29]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造成的累积影响往往高于或低于单一部门活动影响的线性叠加。[30]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需要跳出以往部门管理的框架,如前文所述,以科学为原则,要求在厘清人类活动间及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组分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由此衍生出两条累积影响评估的主要思路:生态风险评估(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和累积影响制图(Cumulative Effects Mapping,CEM)。[31]

ERA是目前进行累积影响定量评价应用最广泛且最具潜力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将评估结果与实际管理行动相结合,[32]通过识别不同管理行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来选择可以尽可能减少和管理环境风险的最佳管理行动。[33]ERA将物种或栖息地与人类活动压力产生的影响相联系,从而实现对社会—生态系统内在联系的全面了解。[34]Knights等通过建立影响链(部门—压力—生态组分)计算每个生态组分承受的总风险,[35][36]用影响风险(Impact Risk,IR)指征,由此可识别各生态组分面临风险的大小及造成这种风险的人类活动和压力,[37]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相应地调整管理措施从而实现管理目标。

尽管存在缺陷(如假设总影响等于单一影响的总和),[17]Halpern等提出的CEM方法仍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评估模型。[32][38]模型的假设和数据质量造成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影响制图结果,[39]但该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解决。[32]此外,评估过程的可操作性和结果在管理中的应用仍是学界和决策者面临的挑战。[33]鉴于此,结合风险评估的优点,Stelzenmüller等构建基于风险的累积影响评估框架,探索了CEA标准化评估方法,为CEA结果在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指南。[32]

3、利益相关者参与

该主题体现为#0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3 stakeholders、#6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7 fishing rights、#10 mediterranean sea和#13itqs等聚类标签。

公开、透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全程参与是MSP成功的关键之一。[33][40]利益相关者参与可将本地知识纳入规划过程、减小冲突、增进其对人类活动对资源影响的了解、厘清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与决策者建立互信等。[41]但即使利益相关者已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MSP自上而下的特性往往会限制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影响,[42]监测和评估等关键阶段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度相对较低。[20]同时,MSP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43]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一过程对特定问题进行协商。[44]但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权力和能力的差异,[45]因此造成实践中MSP往往服务于权力和能力相对较大的利益相关者,而使弱势者(如小型渔业从业者)的参与流于表面。[42][46]实践经验再次证明,利益相关者的早期和全程参与及公开透明的过程对促进平等的重要性。参与式MSP过程的治理安排应为自下而上而不是相反。[47]Keijser等将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的条件总结为:(1)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意愿和动机;(2)所有可能的利益相关者的纳入;(3)获得信息和知识的平等机会;(4)参与的及时性;(5)参与过程的安全性和公平性。[48]

4、海洋开发利用间相互作用分析

该主题体现为#1 fishing、#4 florida keys、#6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10 mediterranean sea、#11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14 marine reserve models和#31 conflicting uses等聚类标签。

作为一个多目标过程,MSP需要实现海洋空间的多功能利用(multi-use),但在实际操作中MSP更注重单一部门目标,[49]因此实现多部门空间分布优化是MSP的迫切要求。多部门空间分布优化的前提是对各种海洋开发利用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海洋开发利用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分为两种:对抗(即冲突)和协同。[50]分析步骤一般可分为两步:(1)相互作用识别;(2)相互作用管理。相互作用识别的工具通用的主要有兼容性矩阵、冲突评分工具、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权衡分析和决策支持工具(如贝叶斯信念网络)等。[1][3][51][52][53]相互作用的管理过程包括减轻或避免冲突,寻求解决方案及增强协同作用。[1]主要的方法和工具有权衡分析、博弈论和决策支持工具(如Marxan及其拓展Marxan with Zones)。权衡分析可以更好地平衡各种海洋空间利用的目标,通常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合使用。[54]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可以实现各开发利用间的协同和权衡,帮助实现多目标规划。博弈论则可以帮助提供双赢的空间分配方案。[55]

5、适应性管理

该主题体现为#6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10 mediterranean sea、#11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和#14 marine reserve models等聚类标签。

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AM)的重点是通过实验、监测和评估及相应结果对管理和政策选择进行调整来对给定的生态系统进行系统学习,核心特征是承认管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56]作为一个动态过程,MSP需要及时纳入环境、技术、政治选择、新知识和数据等的变化。[57]同样,MSP规划和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也需要进行评估,如果目标未有效实现,就应对管理措施进行调整。因此,Douvere和Ehler指出适应性方法可能是确保MSP适用性和可持续性的最佳方法,[3]并提出了制定和评估MSP绩效指标的要求和适应性管理的实现路径:(1)修改MSP中的目标;(2)修改MSP实施的预期结果;(3)修改MSP的管理措施。[56]

欧盟的海洋框架规划政策强调了AM对MSP的重要性:(1)AM是确保MSP随数据、知识更新而发展的必要条件;[58](2)对海域的适应性管理需要进行监测和评估,并应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治理方面;[59](3)需要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60]AM已逐步成为国际MSP实践的核心要素和过程。

六、结论和启示 (一) 结论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构建知识图谱,研究2000—2019年世界MSP发展历程、研究力量、研究前沿进展和研究主题, 得出如下结论:(1)MSP已成为世界各海洋国家进行海洋管理的工具,近20年来关于MSP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热度不断增加,预计未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在研究力量上,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学者及研究机构处于主导地位,引领了MSP理论体系的发展。此外,UNESCO是MSP全球实践热潮的主要推动者,并促进了MSP的国际合作,为MSP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交流和服务平台。由MSP相关文献的发文期刊可以看出MSP的跨学科、跨领域性质。(3)近20年来,MSP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理论体系成熟期和全面发展期三个阶段。一方面,围绕MSP的核心领域支撑研究不断开展和完善,如人类活动数据获取及累积影响、生物多样性数据获取、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和管理、适应性管理及规划工具的应用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海洋新挑战的出现,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蓝色增长等新兴议题开始被纳入MSP研究,推动了MSP的进一步发展。此外,由于当前MSP在实践中尚未有效厘清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问题,因此如何实现MSP中三个维度的有效权衡是未来的研究重点。(4)在研究主题上,MSP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其实施的核心步骤分别展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海洋物种和栖息地等生态数据获取的主流方法有栖息地替代方案、物种分布模型和贝叶斯模型等,人类活动数据获取的方法主要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式分析方法,包括AIS、VMS和参与式制图等工具。生态风险评估是定量评估海上人类活动累积影响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基于风险的累积影响评估方法为CEA提供了标准化评估框架。怎样使利益相关者有效且拥有平等的参与权力是规划者成功制定MSP的关键。为了实现MSP协调冲突的目标,需要对各种海洋开发利用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包括相互作用的识别和管理。目前已经开发了各种工具来支持这一过程。适应性管理自始至终都是MSP的核心主题。加强监测和评估是实现MSP动态适应过程的关键手段。

(二) 启示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编制MSP,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实施MSP的国家之一。尽管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规划体系,但仍存在开发利用为主、生态保护不足、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不足、公众实质性参与不足和实施效果评价等技术体系不完善等问题,[61]不能满足MSP综合性过程的本质要求,无法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理念向实践的成功转化。我国是SDG14(第1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实践国,倡导蓝色经济理念,这就要求不断完善作为我国主要海洋管理工具的MSP框架。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实现MSP的综合性。对MSP本身而言,主要解决前文所述问题。首先,完善海洋生态数据。当前海洋保护物种的分布和迁移、滨海湿地等生物和生态重要系统、近远海各类生态系统的分布及鱼类三场一通道等资料尚有较大缺口,限制了海洋保护区和海洋生态红线的科学准确划定,也无法为未来编制专属经济区MSP和开展跨界MSP工作提供支撑。完善的海洋生态数据一方面可以全面掌握海洋的本底资料,协助制定更有效的冲突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可以为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如Marxan工具)划定海洋保护区和海洋生态红线提供支撑。国际MSP研究中开发的各类数据获取工具亦可以纳入我国MSP编制的过程,以帮助补足数据空缺。其次,建立完善的监测评估体系。适应性的MSP过程可以保证海洋管理工作的长期有效性。监测评估为MSP的适应性调整提供基础的信息资料,是MSP方案调整的主要依据。完善的监测评估体系确保了资料获取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再者,扩大利益相关者参与。应最大限度地增加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一方面能帮助其了解、接受MSP,促进MSP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可以向MSP编制者提供知识,增加编制者的资料获取途径,完善数据。最后,在MSP编制过程中纳入气候变化、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新议题。以上新议题与我国的海洋发展息息相关。如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造成了沿岸地区土壤盐渍化等负面影响,海平面温度上升影响了渔场的分布。如何适应这些新变化,以在管理中提前做出安排,是规划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另外,从管理角度讲,要实现跨部门管理、陆海交界规划的连贯性、解决规划关系问题、构建跨行政层级和边界的协调机制等,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陆海统筹战略的提出等为MSP框架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MSPglobal项目旨在制定MSP的国际标准,我国是MSP国际交流的积极参与国。解决我国MSP中的现有问题,完善MSP实践框架,以MSP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MSP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贡献MSP实践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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