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线性进化论观点来看，西方四大现代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着中世纪的宗教与世界观，并许诺人类社会将由此进入“光明而自由”的现代。自此，“现代性”似乎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神论，成为被现代社会默契遵循的新型“神谕”。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高歌猛进的“现代性”却似乎走到了一种极度的状态：满目疮痍的自然、迷失自我的现代人——似乎都在无声地质疑、拆解着“现代性”方案的合法性。

那么，极度之处的“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生态主义批评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描述道：“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离他人和自然都越来越远。”^[1]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表达了同样的思考：“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囊括了人类存在的全部。”^[2]简言之，“现代性”带来了一系列的断裂，这不仅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与传统间的断裂，更于深层上导致了人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关系”的断裂。基于此，“现代性”的反思首先便是以试图恢复“整体性”，重寻人存在所需的两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展开的。

面对“现代性”的种种后果，文学以区别于社会学、哲学的审美维度以期“揭示病苦，引起疗救”。回望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人文学中一度掀起的意识流小说、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热，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写作，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反思着“现代性”的诸多问题。而在文学领域中，只有现代形态的儿童文学，更是自诞生起便与“现代性”紧密相随。面对极度现代中的断裂与丧失，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在新时期以来便显示出“反思”的基本面向。其中，作为儿童文学重要门类的幻想小说，在这一背景下也积极地回应和反思着现实，并以“幻想”作楫，积极探索和追问着成人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难以抵达的问题深处。

一、重建生存之“腹地”

对自然的描写，始终是文学艺术的自觉选择。但当我们稍加关注，便会发现：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自然所展现出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前现代的诗词曲赋中，自然往往是被吟咏和寄托心绪的对象。小到凌寒独开的梅花，初露头角的荷尖，大到奔流入海的江河，苍茫入云的高山，无一不表露着诗人对自然的赞美与崇敬。但随着现代的到来，自然在文学家笔下不免多了一抹忧愁的底色。

(一) 忧郁底色：战争、工业与现代化之殇

虽说外部世界之于人类的威胁并非始于现代社会，但是与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灾害相比，现代社会的生态威胁更有了些作茧自缚的意味。吉登斯曾提出“来自战争工业化的人类暴力威胁”^[3]是现代社会的三大风险环境之一。如果说吉登斯是通过“信任与风险”的概念，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给与了现象层面的归纳的话，那么，建设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则对这一现象做出了根源性解答，即“现代性”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其中，“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使人将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割裂开来，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4]除此之外，“现代性”对于神圣之物的态度，也经历了由前现代的超自然主义到世俗主义的转变，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自然的祛魅”，这种转变也随之带来了对于自然敬畏之心的消失、统治之欲的浮出。

在新时期的幻想小说创作中，对生态危机的书写超越了“现实=危机”“幻想=和谐”的二元模式，显示出一种弥漫在现实和幻想世界中的忧郁底色。其中，“现实空间”扮演了“现代性”危机的源头，而幻想世界却往往是危机发生的场域。那么，现实的生态危机是如何通过幻想空间加以表现的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许可通过“异时空”与“同时空”两种结构模式分别进行考察。

所谓“异时空”模式，即幻境与现实处在不同时空中，这类作品通常借由“幻想空间”中的生态危机来预言和警示现实的生态困境。薛涛的幻想小说《围墙里的小柯》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若着眼世界范围，恩德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也是典型的“异时空”危机。《围墙里的小柯》中奇怪的制造厂成为了现实与幻境的中转站，经由这里，叙述者“我”同时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进入幻想世界——丛林中的“灰城”。幻想世界中那座来自未来的“灰城”的设置俨然是一个“异化”的空间：灰色的世界、每日下陷的围墙、不停砌墙的孩子们、以及古怪的价值观、变异的巨型食人青蛙……看似荒诞的场景却并非空想，这一切都有着“现实”的缘由——核泄漏。以“未来幻想空间”的生态恶化来反思现代文明，因挣脱了现实主义文学“写实”和“当下”的束缚，而显示出“幻想”特有的预言性。

其次是“同时空”模式，即幻境与现实处于同一时空，这里的“幻境”往往是远离城市、现代化的前现代地域(森林、荒野等)，那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幻想空间中的生态忧虑常通过现实世界对幻想空间的“蔓延”来实现。现代化通过修建公路、拆迁等“地域性”蔓延的方式入侵幻想世界。在彭懿的《灵狐少年》中，盘山公路的修缮威胁着精灵精怪们的生存，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奶奶，还有精灵精怪们怕的不是这些牧民，他们信仰神灵，敬畏自然。可是，随着那条长蛇一样绕山而行的盘山公路修好之后，几万年来的宁静就被打破了……这些人不但不信仰神灵，不敬畏自然，还杀生。

此外，《阁楼精灵》中那蜿蜒挺进大树下村的铁路、《腰门》中代替了水和麻脸奶奶挑水工作的水管、《夸父与小菊仙》里因为小瓦泄露了花园地址而面目全非的园子……现代的步伐对灵性生命空间的侵入，令他们无处避身，只得在“现代性”将到未到的时刻做着最后的控诉。

(二) 永恒的家园：与自然相连的“地方”

生态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在《真实之复兴》中以独到的视野，曾提出一个令人回味的命题：“极度现代是对’真实’的压迫”。而认知的身体、创造性的宇宙以及复杂的地方观念共同构成了“真实”的三重维度。^[1]其中，“复杂的地方观念”是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切入点。

诚然，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的“地方”，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例如社区，大家庭)，但在为儿童的创作中，我们常常发现，令儿童感到快乐、满足的“地方”往往与自然相连。“即使是受了现代天人分离的孩子，他们也常常与天然的地方情投意合……那个地方的存在唤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想象力，多年来给他们提供庇护、支持、稳定和优雅的感觉。”^[1]《小人精丁宝》中的“孤独孩子之家”、《秘密领地》中的“镇边村”、《灵狐少年》中的“故乡”、《精卫鸟与女娃》中的“海滩”、《夸父与小菊仙》中的“园子”、《秘境》中的“堆料场”、《白星星》中的“诗意草坪”……这些与自然相连的“地方”，令儿童身心舒展，带给他们自由、快乐和解放，俨然是现代儿童寂寞心灵的天堂。

然而，现代语境下的儿童幻想小说中，儿童常因举家搬迁或现实理性等因素，而处于“丧失地方”的状态中。“现代性”总是伴随着奔赴城市，逃离“地方”。斯普瑞特奈克指出，“地方”在现代世界观中并不重要，因为其是与限制连接在一起的。^[1]吉登斯则深入到“现代性”的运行机制层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吉登斯认为“脱域机制”是“现代性”的重要动力来源。脱域机制“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3]也就是说，前现代社会依托“地点”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在现代社会则随着时—空的延展而得以从中脱离。这里吉登斯所说的“地点”“地域化情境”，实际上与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的“地方”观念不谋而合。

现代儿童同样未能逃脱这一“现代性”的后果。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天性更与自然亲近，对“地方”迷恋，因此儿童文学对“丧失地方”的反思也就更加集中。《秘密领地》中四个孩子因为各自家庭的原因，相继离开了他们的故乡马墅镇，而他们共同的秘密领地“镇边村”便成了孩子们心中割不断的牵挂。紫燕搬家时的一段描写，生动地写出了现代儿童“丧失地方”时的痛苦：“只要是从马墅镇上搬到别的地方去，整个家都搬走，紫燕心理有说不出的憋闷。好像一棵植得好好的树，忽然被连根拔起，躺在路上。”在朱自强主编的“绿色中国”系列中，幻想小说《白星星》也写出了儿童与“地方”的难割难舍。在已故主人公卡卡的自述中，“诗意草坪”是他和朋友们舒展身心、恣意玩乐的秘密乐园，但却因现代化旅游度假区项目的推行而面临丧失。因意外而失去生命的卡卡，以灵魂的方式控诉着功利的成人社会，控诉着现代化进程中对“地方”不留余地的摧毁。

儿童与“地方”亲近，却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迫“丧失地方”，而幻想小说对于失去地方的儿童常以“重回地方”做以心灵上的补偿。《秘密领地》中离开家乡的四个孩子被一只神奇的白蝴蝶指引，在同一时间梦幻般地回到他们的领地，完成了造一个“自己的屋子”的夙愿。紫燕和伙伴们的“重返”因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而显得格外动人，正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说：“那个地方，那个曾以一个孩子的全部心灵去体验的地方所带给他们的感觉，会印入他们的脑海，陪伴他们一生。”^[1]

二、寻找忘却的“自身”

逃离束缚的“现代性”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深刻关系，同时也在试图丢弃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精神资源。然而，“现代性”的反思并非是要将现代世界观全盘否决，而是要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找到一条“和解”之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保留对现代性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义和一致真理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世界、宇宙含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4]本节以“人与自身”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究现代人如何在“进步”的迷雾中丢失了自我，而这种“丢失”在儿童幻想小说中又是如何被重寻的。

(一) 前现代的奇幻之旅：附魅、尚古与异域追寻

高涨的“现代性”逐渐将现代人变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人类生命底色中宝贵的想象力、野性生命力、敬畏之心等统统被视作应舍弃之物。儿童幻想小说以其独特的文体反思着现实，并试图从前现代汲取重建现代的资源。附魅、尚古、神话与异域追寻是新时期幻想小说在前现代之旅中常采用的三种模式。

首先，从前现代的精神信仰向度来看，儿童幻想小说中的“现代性”反思经历了从祛魅到附魅的过程。“现代性”伴随着理性主义的上升和世界的“祛魅”。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出，所谓“世界的祛魅”，即“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再不必向相信有神灵存在而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5]对理性主义的批驳和“附魅”的努力，是新时期幻想小说中一种重要的反思意识。薛涛的《精卫鸟与女娃》中“老实男孩”小瓦因做了一件“出格”的事而被妈妈批评，而所谓的“出格”，就是做了一个大头朝下写作业的梦。被现代理性长期束缚着思维的成年人，已然丧失了幻想的能力。无趣的成年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尺，企图为儿童量裁一件同样的“理性”之衣。如果儿童因此被指责为“出格”，那么或许这样“出格”的儿童再多些，理性至上迷雾将会更快被驱散吧！

幻想小说以其“二次元”的结构特征，通过现实对幻想的再确认，完成了“祛魅”后的“附魅”。《戴面具的海》中，海的爸爸在海戴上了摘不下的面具后，一时间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从而选择了远赴西藏寻找答案。在西藏的旅行中，海的爸爸结识了一位摄影师，在与摄影师的交往中，他看到了难以置信的神秘事件：从摄影师的照片中看到了“自己”，但镜头中的场景却是他完全没有到达过的地方。在那一刻，海的爸爸完成了作为一个成年人的“附魅”，也正是因为他选择了相信神性世界，才获得了面对一切的勇气。

其次，以前现代在时间上的表现维度来说，儿童幻想小说的前现代之旅常常显示出尚古的倾向。大卫·格里芬和吉登斯都曾提出了现代的时间取向问题，即未来主义或未来取向。格里芬认为未来主义即“一种完全从对将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关系中寻找现在意义的倾向。”^[4]也就是说，在现代精神指引下，“过去”是可遗忘之物，而只有当下和未来是值得关心的。

班马是一位在创作中对“现代性”有意识反思的作家，其幻想小说“老木舅舅系列”显示出其向古而寻的反思意识。《巫师的沉船》中仿古心理学家老木舅舅有一句“座右铭”：“古老的谜，还要用古老的心情才能破译，并不全靠高科技。”一句话，透露出老木舅舅抑或是作家班马对现代科技无所不能的质疑，和对神秘事物的敬畏。那么，缘何尚古呢？尚古并非是现代人简单的怀旧情愫，而是因为古中包含着现代业已失落的宝贵精神。就像老木舅舅初见沉船时那句脱口而出的:“呀，对不起”，似乎是“流露了他这样一位考古工作人员的敬畏心情，也许表达了一种现代人的惭愧……他顿时被古人感动。古人认真礼貌，诚心诚意，如见大宾……”另外，还有一些幻想作品也表现出了对“古”的兴趣。《老木舅舅迷踪记》中的“重返古林”最后以不可得而告终，似乎在预示着原始神灵的不可侵犯。《小尖帽》中小狐仙对老房子的喜爱，和对现代楼房的排斥，又如《秘境》中能够使胡妹变成真正女孩的经文，必须由小和尚念出，而慧秋小和尚实际是来自唐朝年间的。在《秘境》和《小尖帽》中，文本虽未直言选取“古”元素的原因，但实则都透露出神性生灵与“古”之间的心灵相通。

最后，儿童幻想小说常将背景设置在少数民族的异域空间中，这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在空间上的存续状态。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并非步调一致，尤其在西南、西藏、新疆等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还保留着许多前现代的文化特征。因而，新时期幻想小说在前现代的追寻之旅中，不论是《灵狐少年》中的狐孩儿童年的“故乡”云南香格里拉，还是《不能飞翔的天空》中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雅特萨利人；不论是《戴面具的海》中西藏古格国王子的传说，还是发生在苗族聚居地的湘西故事《腰门》……少数民族的异域空间似乎成为了新时期幻想小说极具青睐的背景。

发生在少数民族神秘地域的幻想小说，常体现出“亦幻亦真”的审美风格。“幻想”不再与现实严格二分，而是成为浸润在故事中的奇幻底色。在《腰门》中，灵异的白猫、通灵的哑蝉使以写实为基调的作品弥漫着神秘的气息，而这种神秘力量却并未引起当地人的惊异，可见在少数民族未加“祛魅”的环境中，幻想元素可以自然地融于其间而不显突兀。班马也是“亦真亦幻”的美学风格的自觉实践者，《巫师的沉船》中来自古羌国的沉船，携带者前世记忆的红妹子、荷姑都令幻想与现实浑然一体，不可二分。带有前现代特征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伴有宗教信仰或对神秘力量的深信，因此当这一特殊的文化地域与幻想小说相结合时，奇幻便是真实的一部分，而“亦真亦幻”的审美风格便由此产生了。

(二) 相通的“身与心”

近代科学的发展，将对人体的认知细化到细胞层面，身体被视为物质的组成，而身体与思维则被认为是分离的部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呼唤一种“整体性”的身心观念，即认为“身体的确是在认知，因为它创造意义。”^[1]现代对身体的物质化、身心分离化的认知模式，使医疗、科学、教育等领域都出现了自身的盲区，同时也使现代人身体的认知能力日益萎缩。如此情形下，儿童文学对于恢复身心一体性做出了自身的努力。

“愿望”模式是新时期幻想小说中身体认知的一种常见模式。“愿望”模式意味着“身体能读懂心灵的暗语”，而这心灵的暗语往往是对人性中宝贵品质的张扬。彭学军的短篇小说《树仙》中，孤独的树仙“召唤”孩子们来为她读书，而作为报答，树仙会把自己变为孩子的“愿望”。在主人公梅姿面前，树仙竟然变成了她所想念的打嗝的奶奶。彭学军在长篇幻想小说《戴面具的海》，同样写出了能够认知的身体。东方海因偶然带上的神奇面具，无论如何也不能摘掉。在他摘不掉面具的日子里，妈妈惊慌失措，爸爸离家远走，唯独东方海自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身体”此时紧紧地贴合着面具，无法分开。然而，当奶奶病重，海无法让奶奶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时，心急如焚的海发自内心地想要摘掉面具，这时，面具脱落了……可见，“身体”与心灵并非二分，认知的“身体”能够读懂心灵深处的爱与善。《小人精丁宝》中哑女丁宝拥有着一项奇异的身体功能：袭击丁宝的人自己反而会受到伤害。对丁宝形象带有特异色彩的设置，或许是认知的“身体”对无法言说疼痛的丁宝做出的幻想化保护。同样，《夸父与小菊仙》中小菊和蓝菊生命的转换，《不能飞翔的天空》中鲁格列与雄鹰的身体的转换，都在通过儿童的愿望建构起认知的“身体”，并试图寻找一种完整的身心模式。

幻想小说对相通的“身心”之建构，还体现在对儿童“身体生活”丧失的反思。朱自强曾提出童年身体哲学的理念，他指出“当下的功利主义儿童教育就有关闭儿童的身体生活，从而破坏童年生态的倾向。”^[6]面对现实中儿童日益丧失的身体生活，新时期幻想小说表现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压抑儿童身体生活倾向的反思姿态。《阁楼精灵》通过精灵/幽灵身份测试的方式，反思着功利主义教育对儿童活泼生命力的戕害：

只要我们再坚持考下去，再过十年，我保证这个精灵谷一个精灵也没了，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幽灵谷。你没听说过吗？最可怕的杀戮不是有形的杀戮，而是无形的杀戮。只要他们年复一年，为了考试拼命看书，不再交朋友、聊天，不再到外面去玩，不再和林子里的小动物交朋友，整天缩在家里，走不动，直到全部死在家里。

钻牛角所描述的景象，俨然就是失去了身体生活后儿童的灰色童年。相反，拥有身体体验的儿童所感受到的童年是快乐而有温度的，《小人精丁宝》中孩子们在“孤独孩子之家”里面扮演家庭角色，模拟做饭、打扫房间等生活细节，所有孩子都乐在其中，胡三郎甚至说出：“我已忘掉了除了这儿，我还有另外的家”。儿童通过身体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从而感受到生命的质感，加深对世界的感性认知，儿童“身心”的一元性通过多彩的身体生活确立了起来。

三、幻想作为载体的特殊性

面对现代失衡的生态、迷失的自我，儿童文学如何既批判反思，又给予儿童读者以希望？既抒发“现代性”的焦虑，又得以在废墟旁重建未来呢？

语言天生包含着意识形态，这不仅是指某种政治立场或态度，更是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观念或信仰”。^[7]儿童文学作为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成人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在文本中表达观念、传递愿望，因此只是表达什么(教训主义/儿童本位)，以及如何表达，即或隐或显的问题。而幻想小说在此背景下以其“幻想”性质提供了文本意识与儿童接受间的双向满足。

(一) 儿童：“整体性”理想的现实表达

幻想作为载体反思现代性诸问题，是立于儿童生命空间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儿童可以说是“整体性”理想的现实表达。儿童作为独特的生命状态，其思维特征、审美心理都与成人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当成年人面对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分离，惊恐地探索“现代性”问题的出路时，儿童却以最为本真的生命状态说出了成人苦苦追索的“答案”。

如果说成人的“现代性”反思是破坏后的回返，那么，儿童与自然的亲近则是一种近乎于无意识的选择。一方面，儿童具有原始性特征。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以“复演说”的理论解释了儿童与自然的亲缘关系，即“儿童年龄越小，他们就离大自然越近；如同原始初民与大自然保持着更纯朴更天然的联系一样”。^[8]同原始人相似，不具备完善的自我与对象意识的儿童，常常将自我与万物融为一体，以本真的状态与自然形成一种“与天地参”的融洽关系。另一方面，自然中包含着儿童所需要的生命活力。儿童的快乐原则、好奇心、旺盛的生命力、认知世界的愿望都能够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得以满足。一如《秘境》中的“堆料场”：“里面种了几十株小树，青草长得很茂盛，青草上面浮着一层橙黄色的雏菊，花朵小而精致……场里的空气常年洋溢着清香，是从树枝断口散发出的和青草野花混合的气息。”置身于其间的小金根，通过视觉、嗅觉甚至于触觉感知着，愉悦着。每每至此，仿佛到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堂……因此“儿童”以其独特的生命状态，为“现代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提供了鲜活的可能性。

儿童的思维特征决定了其拥有成年人多已丧失的“幻想”能力。对于何为“幻想”能力，恐怕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或许我们可以从儿童对幻境和魔力的态度，思考儿童与幻想的相通之处。首先，儿童的“泛灵论”决定了其与幻境亲近。王泉根曾借用皮亚杰的理论，指出儿童思维尚处混沌状态，“缺乏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不能区分主体和客体”。^[9]也就是说，儿童的泛灵心理，使其不能将现实与幻境做以严格区分，朱自强曾将其概括为儿童的“双重目光”，即儿童生活在“一个现实与非现实共存的世界”。^[10]此时当我们再对新时期幻想小说做以考察，便会发现《巫师的沉船》《灵狐少年》《不能飞翔的天空》这类“亦真亦幻”的写作手法的采用，看似使幻境与现实浑然一体，难以剥离，但实际却是离儿童的心理状态最为接近。

同时，“前因果观念”的思维模式令儿童对魔力深信不疑。皮亚杰将人类因果观念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二时期统称为“前因果观念”，即“心理的、现象主义的、最后目的和魔术的”和“人造论、泛灵论和动力学的”，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的接近决定了其“前因果”的认知方式。而第三时期“物理因果观念”^[9]通常是现代人、成人的思维模式，这也就说明了经过现代“祛魅”的成人为何对幻想持以“不信”的态度。在幻想小说中，面对神秘力量的发生，儿童总是深信不疑：《精卫鸟与女娃》中造成城市水灾的“烟鬼”、《戴面具的海》中试图通过烧画像的方式去掉面具的孩子们、《不能飞翔的天空》中对人曾经会飞这一传说坚信的鲁格列……

因此，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破坏、祛魅、传统的断裂等危机，具有原生性思维特征和审美心理的儿童不需刻意为之，他们以最为本真的状态和心理需求，保存着前现代的宝贵资源，并践行着后现代精神中的“整体性”理想。

(二) “隐匿”与“真实”：幻想作为一种方法

“幻想”作为一味特殊的配方，使儿童文本中的现代性反思作为某种“价值渴望”更容易被隐匿。这种价值诉求在幻想小说中常以“隐喻”的方式呈现，使其变得不易察觉。正如史蒂芬斯在《语言与意识形态》中所作出的精当概括，他认为“意识形态在幻想文学中以譬喻表现，浑然天成；而在写实小说里，它是放在事件上，借由聚焦的策略显现。”^[7]《灵狐少年》中狐孩儿成年后对故乡的回返，超越了成年与儿童的界限，隐喻着人类对自然的皈依，成人对童年的皈依，也是分离个体对完整心灵的皈依。类似的隐喻模式在《戴面具的海》中也有体现，海的爸爸在西藏之旅后完成了从祛魅到附魅的思维转变，这不仅是偶然与表象，更在深层上隐喻着现代社会在线性前进中对前现代宝贵资源的遗失与重寻。

除此之外，作品也常常塑造与儿童亲近的特殊指引者，作为隐匿的语言权力。他们或是扮演主人公在关键时刻的引路人，或是作为文本健全生态观的代言人，具有价值观类、真理性的话语往往由这类形象说出。其中，神秘的女性是一类常见的指引者形象，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现代语境下，女性往往与自然同构，而男性则与理性、文明同构。在幻想小说中，这类带有神秘色彩的女性指引者不仅出于小说幻想性质的需要，更是通过幻想，回避了现实中普通人与自然可能出现的相隔，塑造出了与自然性灵相通的“自然之子”。《戴面具的海》中知晓神秘信息的藏族老阿妈似乎是一个“先知者”，她的出现带来了神奇的“面具”，也在冥冥中引导着海甚至海的父亲寻找人性的答案和自然的密码。《夸父与小菊仙》中从蓝菊变幻成人形的小菊仙、《巫师的沉船》中那携带着古老秘密的红妹子和荷姑，她们诉说着万物有灵，自然的附魅，于不动声色中引领着、影响着主人公尚未僵化的现代思维。此外，还有老木舅舅等与主流思维格格不入的成人社会的边缘者，以及灵性的动植物，一如《灵狐少年》中的花妖、《巫师的沉船》中的鱼鹰、《精灵闪现》中的黑鸟，也在幻想之旅中引领着主人公寻找存在的“真实”。仔细看来，幻想小说中这三类特殊的指引者并非毫无关联，与儿童之于成人社会一样，她们均为现代语境下“她者化”的存在。现实社会的“她者”，在幻想世界中以引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与儿童在心灵上更为亲近，也就使得文本中现代性反思的观念脱离了强势意识形态灌输之嫌，寻得了与儿童心理及审美的交汇。

同时，“幻想”作为一种方法，在揭示生存困境、预示发展方向上还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戴面具的海》中“面具”的戴上与摘下，实际意味着一种命运的选择：在亲情和古格王子之间，海最终以亲情的力量摘下了面具，也就意味着对古格王子身份的放弃。在《腰门》中，当复仇的白猫一度把沙吉引到危险的边缘，装着爸爸牵挂的“哑蝉”焕发出了“灵力”将沙吉救回。与其说是哑蝉救回了沙吉，更不如说是父爱的力量。两个文本通过对面具事件、沙吉遇险的幻想化设置，于不动声色处揭示了真情的力量，可谓是人性深处有魔法。《阁楼精灵》《小绿人》等作品则以幻想的方式，揭示了灵性生物在理性社会被驱逐的现状。其中，《阁楼精灵》中以远离精灵后日渐麻木的成人，预示着现代性“祛魅”的后果：“他们离开乡村，去了更大的世界开拓自己的事业。纷繁复杂的世界进入了他们的眼睛，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当他们单纯的眼睛开始变得复杂时，童年时代关于精灵们的单纯记忆也消失了。”但作家的反思并未止步于此，在精灵小西和阿三寻找人类的旅程中，木里的家成为了她们最终的选择。作品是否在暗示着：现代理性中灵性的回返、幻想能力的恢复，希望在于儿童。

以“幻想”作为载体反思现代性诸问题，一定程度上摒除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混乱，因而更易寻求深层次的真理。在世界幻想小说宝库中，以“幻想”揭示生命本质的作品还有很多：米切尔·恩德的《毛毛》对时间与生命的反思、《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对虚无的质疑、以及《谁也不知道的小小国》以超前的姿态反思着日本过快的现代化……正是这些经典作品的出现，为我国新时期幻想小说的“真实性”表达提供了一种可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