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否改变了文学史？疾病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学史。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史铁生、桑塔格均有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文学书写，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理论文本均与自身的感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文学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抒发的情感体验涵括了从疾病到治疗的过程，并且因之形成特有的抒情空间和叙事张力。疾病叙事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关键词。另一个被不断提及的关键词是文学治疗。文学治疗实际上是文学与临床医学、心理医学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叙事治疗不仅已经在相当范围内得到应用，而且得到认可。生理上的病痛，心理上的病痛都需要文学治疗。如果可以用“医疗文学”来概括文学与疾病、治疗的关系，那么无疑增加了一个阅读文学文本的维度。文学地理学与医疗文学，医疗文学与医疗文化，医疗文学与精神治愈，医疗文学的理论指向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关系。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关键词以探讨拓展文学研究空间的可能性路径，进而思考医疗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路。

一、疾病叙事：古代医疗文学研究的叙事学视角

自20世纪80年代“疾病叙事”的概念提出以来，从现当代文学蔓延到古代文学，已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主题。可以说，“疾病叙事”是医疗文学研究的第一关键词，发表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近200篇。这些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为最多，研究作家有鲁迅、郁达夫、巴金、张爱玲等人，文体自然是以叙事性文本为主，小说最多，报告文学、传记等其他叙事性文本亦涵盖其中。进入21世纪，古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疾病叙事”在文本中的独异性特征，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水平向纵深化方向发展。

李炳海是较早关注疾病叙事的学者，他的论文《从贫困非病到不以为病——先秦道家文学中的疾病事象》以《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文本为中心，抓住“疾病事象”分析道家诸子对于疾病的态度以及疾病叙事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因为道家对于自由逍遥的追求，并不把生理疾病作为关注对象，反而强调心理疾病的重要性，进而主张医治心理障碍可以恢复健康状态。^[1]这篇具有奠基性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疾病叙事”概念，却是以“疾病叙事”贯穿始终的。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分析道家文学文本所塑造的有生理缺陷的残疾人形象，以此来论证老庄对于生命的自在性解读。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学术界关于疾病叙事的研究并没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张瑞的《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2014年，南开大学)是关于疾病叙事研究较早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重点考察了明清以来医学普及状况，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则是医疗文化的意义，即通过病痛叙事呈现出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

从研究成果分布而言，古代文学疾病叙事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唐传奇和明清小说。随着《全唐五代小说》《全唐五代笔记》《唐五代小说集》的陆续编撰出版，关于唐代小说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唐传奇的疾病叙事研究自然也有成果产生，虽不成体系却稍有新意。曹雨的《〈太平广记〉疾病叙事研究》(2019，华东交通大学)是较早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以“疾病叙事”为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分析疾病叙事的叙事功能及其隐喻内涵，分析《太平广记》对明清小说中“疾病叙事”的影响。不过，《太平广记》是一部小说总集，主体部分是唐五代传奇，实际上研究的是唐传奇中的疾病书写特征。刘贞关注的是唐传奇的疾病叙事功能, 文章以《薛伟》《睦仁蒨》《南柯太守传》等文本为例，分析了疾病出现时段及其推动叙事进程的功能；以《霍小玉传》《李娃传》等文本为例，分析了疾病叙事的塑造形象功能；以《古镜记》《冥报记》等文本为例，分析了疾病叙事的社会文化载体功能。^[2]田恩铭则以《霍小玉传》为研究个案结合不同的传记文本分析小玉因恨患病而李益因咒成疾的过程，并认为《霍小玉传》的创作主旨就是解释“李益疾”的生成过程。^[3]

明清小说的疾病叙事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均有所斩获。在特定时段论述方面，主要以清初和清末为主，因为这两个时段均是焦点时段：一个是承前启后，寻求疗救；一个是日暮将至，积弊难返。杨宗红关注的是明末清初的拟话本小说，所撰文章为疾病叙事下了一个定义，认为：“所谓疾病叙事，一般而言，是指文学作品中涉及疾病或以疾病描写为载体的相关叙事。然而，疾病叙事的旨归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透过疾病反思社会文化，反思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进而追求疗救的良方。”^[4]这个定义令人联想到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当然这也是沿着李炳海对道家文学的思考的进一步延伸。作者认为：“小说中，疾病叙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因为作恶，患某种疾病，甚至病重致死；二是患有某种疾病，因为行善，疾病痊愈。前者侧重于‘致病’之因，后者侧重于‘治病’之方。”^[4]文章结合理学观念分析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中疾病的叙事功能和劝诫功能。晋海学则将关注的时段放在清末，分析清末小说疾病叙事的主题形态，形成的现代性特征以及认知结构。^[5]这篇文章以《女娲石》《介绍良医》为分析文本，认为从疾病叙事中能够体现出清末小说家的现实关怀，进而形成了以医生为中心的认知模式，清末小说家群体突破了仅仅消闲娱乐的叙事功能，因疾病叙事的介入发挥了唤醒民众的作用。在文本个案分析方面，主要以《红楼梦》《儒林外史》为主。李晓华将《红楼梦》中的疾病叙事与情节推进结合起来，认为《红楼梦》往往借助疾病叙事来完成故事情节的艺术化处理，疾病叙事贯通于文本前后发挥铺垫作用以完成既定的叙事目标。^[6]无独有偶，王慧关注的是《儒林外史》中的同样问题，认为吴敬梓透过疾病叙事完成文本的设计目标，并借此表达具有个体化的独立思考。^[7]相比之下，赵毓龙、张紫阳的研究更加系统一些，他们在文本细读中拈出疾病叙事内容，关注的是吴敬梓的自身疾病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8]这篇以疾病体验与文本疾病书写相关联的文章围绕吴敬梓的消渴病体验展开论述，文章从创作心理到描画人物，再以社会病态隐喻揭示出吴敬梓创作的个性化特征。

除“疾病叙事”外，“疾病书写”也是一个篇名常用词。“疾病书写”是疾病叙事的另一种说法，与“疾病叙事”内涵相近的主要是叙事性文本研究，抒情性文本研究则更接近于“身体书写”一类。宋亚莉撰文分析了《史记》中的疾病书写与人物形象塑造、王朝政治、生存策略的关系，从中发掘疾病书写的文学史意义。^[9]郜霄霄的文章则为《聊斋志异》的疾病书写按照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分类，再分析疾病叙事与人生困境、道德、情感的关系，而后追踪疾病书写与文学传统、载道观念、诗意呈现相结合的文学意义。^[10]

中国古代文学疾病叙事的特征是什么？葛永海、张娅静撰文回应了这个问题。这篇题为《表征与隐喻：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的文章首先追根溯源，梳理了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变过程，认为疾病叙事自经史典籍到文学文本，疾病概念发生了变化，不仅仅停留在生理疾病层面，而是融入家国情怀。以此为基础，归纳出古代小说疾病叙事的两种类型：写实型和隐喻型。作者以明清小说为研究对象将隐喻型分为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政治隐喻三种形态，对应了叙事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那么，疾病叙事的文化内涵从何而来？作者以“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进行阐释，认为：“‘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本源性观念之一，它生发和统摄了后世的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叙事内容，但在人类身体与自然万物同构的意义上，疾病叙事受其的引领和涵纳又是最典型和最具体的。而‘医儒同源’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恰是两者合流的结果。”^[11]这篇文章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总体上观照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史论结合而善于概括总结，提出了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研究话题。

就古代医疗文学的“疾病叙事”研究而言，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取得的成果缺少系统性。李御娇关于总结新时期以来“疾病叙事”文学研究成果的文章仅就现当代文学立论，并没有将古代文学涵盖其中。^[12]其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疾病叙事的研究是一片仍待开垦的沃土，有待于继续研究和拓展。

二、身体书写：古代医疗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视角

身体书写研究本来是指与性别描写相关的叙事文本，早期研究多用以指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正如林树明所言：“‘身体书写’不能简单地视为对生理范畴的‘肉体’呈现，其既受到生理感受及无意识幻象的激励，又受到文明规则的束缚，即包括了自然与文化的两个范畴，‘身体书写’可以说是一种话语方式。”^[13]这种话语方式用在古代文学领域则与疾病、治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身体的因病反应、求医问药与文学家的敏感心理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多元的书写视角。身体书写与疾病叙事相比，更注重文学家自身的疾病体验与文学言说的直接性表述，故而这个概念从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兜兜转转后才光临古代文学领域。进入古代文学领域后，“身体书写”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往往就专指诗歌、散文等抒情性文本而论。

身体写作的研究成果比较分散，题目与内容之间未必有密切的相关性，需要仔细辨识方可。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有学者虽未专题研究却也涉入其中，如李炳海、陈允吉、尚永亮等学者在论述到身体状况与文学创作之际有过深入而独到的分析。如，尚永亮论述中唐诗人的贬谪心态，就围绕地域环境与生存状态展开辨析，往往从疾病书写中见微知著。^{[14](P96-107)}再如，陈允吉论述李贺的创作状态，就围绕疾病与创作的关系入手，分析病态书写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15](P452-454)}上述内容虽然稍显简略却为学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线索。

身体书写的第一个领域是关于身体疾病书写的诗文研究。较早关注疾病书写的是李红岩，他的文章以陶渊明的疾病书写命题，聚焦于陶渊明自身的生理疾病、心理疾病，以及由疾病引发的对于人生的哲理思考。^[16]青年学者李浩撰文论述了疾病与先唐文学创作的关系，文章认为疾病描写丰富了创作题材，拓展了文学表现疆域。^[17]与李炳海一样，作者广泛搜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的涉病样本，侧重分析疾病题材文本的独特性，以及时代流行病、个人疾病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勾稽文献论述文学作品的精神疗愈功能。准确地说，这篇文章全方位地论述了先唐文学中的疾病书写状况，并颇具新意地引入文学治疗概念。除了这篇概述性文章，李浩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以王微为个案，论述疾病书写的文学史意义。^[18]文章认为王微较早地关注了食散中毒与病患心态的关系，能够证明刘宋时期文学家已经把身体状况与心理状况结合起来进行疾病书写。通过上述推理论证，文章认为王微涉病文本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以涉病文学题材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疾病书写的演进时段。王洪军考察了汉末魏晋疾疫的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的关系，所撰文章还原了疾疫发生及其传播的历史现场，而后从历史现场转向文学现场，分析文人与文学书写，最终将疫病与文学思想转型中的价值体认、风格形成、诗歌本体发现建立联系，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和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19]王友胜则探讨宋代散文家曾巩诗歌中的疾病书写及其隐喻意义，作者先是从曾巩描述疾病的词汇出发概括出因家贫形成的疾病情结，而后分析曾巩的身体痛感，进而阐释诗歌的疗愈功能。在深入阐发的基础上，作者认为：“疾病在诗人那里，不只是生理上的痛苦，也不仅是一个医疗与卫生的概念，从隐喻与象征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文化现象，隐喻象征着疾病书写者的生存困境与政治处境，是众生万象的一个缩影。”^[20]殷晓燕站在汉学研究的视野下考察明清女性诗词中疾病书写的特殊意义，通过诗歌的性别化特征，分析其对女性审美化的影响，分析疾病体验带来的的女性研究视角，认为疾病主题拓展了女性文学创作空间，构建了独特的写作样式。^[21]实际上，上述文章中的“疾病书写”与“身体写作”具有交叉性，构成身体书写的一个研究空间。

身体书写的第二个领域就是直接以“身体书写”命名的研究成果。就已发表的论文来看，以唐代诗人韩愈、柳宗元、元稹、李贺为研究对象者居多。疾病、衰老是文学家反复吟咏的话题。针对贬谪而言，仕宦通达无疑是一剂良药；针对沉沦科场而言，金榜题名是一剂良药。身体反应并不是单一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则隐藏其中。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分析元稹的咏病诗，不过重于归纳整理而并未分析身体书写的艺术审美特性。周裕锴的《痛感的审美：韩愈诗歌的身体书写》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力作，主要关注韩愈的身体书写与文学创新的关系。文章从韩愈的生存恐惧写起，依据韩诗身体语词的运用分析了韩愈的身体书写与元和时期的“身体转向”，依据感知能力分析韩诗基于身体立场的病态感物特征，还原了汉语将身体、语言诉诸于外物的书写过程，以及身体书写带来的语言的物质性创新，最后落到韩诗风格形成与身体书写的关系上。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基于身体书写的文学本位研究，文章别开生面，在不被关注处着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刘怀荣、陈岩琪进一步加以拓展，专门就衰疾书写与诗史关系展开论述。文章侧重于研究韩愈疾病体验的心路历程，从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入手，分析艺术表现的拓展空间，由此探讨身体书写的诗史意义。文章认为：“他将自己的衰疾体验大量入诗，并将衰疾体验与家国理想、个人境遇以及心理变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同时，韩愈在诗歌在创作手法上也贯彻着自己的求新原则，长于使用各类或常见、或生僻的衰疾意象，并灵活运用比喻、对比、衬托等修辞手法，强化了衰疾书写的艺术效果，便显出独特的诗美追求，成为当时诗坛的一大景观，对当时和后世诗歌乃至词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刘怀荣、梁志贤还有专门谈论孟郊身体书写的论文，从另一个维度论证了孟郊的身体书写与自家风格形成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中唐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23]张菡接踵陈允吉的研究以李贺为个案论述身体书写与歌诗悲剧美的关系，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李贺歌诗的艺术特质与审美价值。^[24]田恩铭以柳宗元为个案分析瘴病书写与士人心态的关系，算是对尚永亮研究的细部论证。^[25]田恩铭还有一篇文章以元稹为个案分析贬谪时期文学创作与疾病书写的关系。^[26]文章以元稹为例分析疾病书写对元稹的身心影响，因就事论事而缺少理论深度。实际上，病中的元稹还完成了个人诗歌阅读史的总结。杜甫病故，直到他的孙子杜嗣业才迁葬。于是，因着亲缘关系邀请元稹为之写墓志，给了元稹一次盘点文学史的机会。元稹回顾自己的阅读史，杜甫成为一个着力点，由此诗歌史开始了崇杜的风尚。此外，陈金现关注苏辙诗文中的疾病书写，通过梳理苏辙诗文中的病状表述及医疗用药还原苏辙的养生生活。^[27]

身体书写的第三个领域是医疗文化与文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医学与文学关系的，一类是研究医疗史而与文学相关的。前者的代表作是郭树芹的《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28]后者的代表作是于赓哲的疾病研究三部曲，即《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史再探》《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等三部著作。^[29][30][31]作为较早出版的一部断代医疗文学研究著作，《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首先梳理了古代医学与文学的关系，进而勾勒出唐前涉医文学概况；主体内容包括唐代涉医文学的主要内容、反映的思想与文化、创作的成因及影响等三个方面。这部著作以平面研究为主，将涉医文、诗、笔记小说的基本情况厘清，并且对涉医诗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关于本书的研究价值如作者所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涉医文学应该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28](P257)于赓哲的《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关于“南土卑湿”文化意味的论述与疾病书写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史再探》则就医疗制度与中古文化风尚展开分析，关于南北文化与疾病观念的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知识背景。《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则直接分析了卢照邻、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诗文中的身体书写和患病就医情况，为疾病与文学史的关联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此外，如余新忠所著《清代的江南瘟疫与社会》注重的是社会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关联度不大，此不赘述。

三、文学治疗：古代医疗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倡导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了“文学治疗”概念。“文学治疗”很快就成为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关键词。叶舒宪陆续发表《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等学术论文，并主编出版《文学与治疗》论文集，所撰的《文学人类学教程》设立“文学治疗”专章，从积极提倡到科学论证，就此一举奠定了文学治疗领域的研究基础。

与疾病叙事、身体书写不同，文学治疗介入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几乎是同步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治疗研究，曾宏伟在《文学治疗十年：回顾与反思》中略有涉及，^{[32](P278-285)}崔荣艳的《文学治疗研究述评》辟有“中国口传与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专节，此后文学治疗研究发展较快，需要进一步专门总结。^[33]在叶舒宪主编的《文学与治疗》第三辑“个案研究”中收有5篇研究古代文学治疗的文章。这组先行尝试的文章注意研究文体或文本的全面性，各有论述的侧重面。贾飞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探讨《洞箫赋》的治疗功能，从创作初衷看王褒的治疗用意，从审美内蕴看音乐性的治疗作用，从文本情景看《洞箫赋》的治疗特色。^{[34](P179-189)}黄保真则将古文论中的“养气”说与生命意识结合起来，分为以自然论生命哲学为基础、以社会论生命哲学为基础、以超越人的感性生命极限的三种形态“养气”论，从而达到颐养生理、完善道德、超越生命的文学治疗目标。^{[34](P221-238)}户晓辉抓住唐宋诗词的梦幻书写来探讨梦境书写的治疗功能，文章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诗词中梦的介入能够发挥排解苦闷的作用。^{[34](P239-245)}同样引入精神分析学说的还有吴光正论述才子佳人小说的文章，该文以落泊书生如何塑造理想化的形象以达到替代性满足和如何塑造佳人以达到才与性的双重满足。^{[34](P246-256)}吕蒙分析《绿野仙踪》的疾病书写与治疗意识，分别就创作过程、故事改编、文本治疗功能等三个方面进行探索，透过求仙、幻镜、隐喻治疗功能的思考，作者认为：“《绿野仙踪》治疗作用是两个层面的：其一是可以借由写作回归李百川读过的神鬼小说，满足书写的欲望，于中重新获得对往昔生活的怀念，抽空意识对现实的关注，而投入无意识的怀抱；其二是构建一个幻想中的对肉体和精神均有治疗作用的世界，由中抚慰精神，从而获得治疗精神的效果。”^{[34](P200-201)}这组文章实质上探讨文学治疗功能的只有研究《洞箫赋》《绿野仙踪》的两篇，另外三篇文章更侧重于引入精神分析以研究创作心理，当然对创作者而言也发挥了治疗作用。

进入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文学治疗的论文渐多。《诗经》《庄子》、汉赋、骈文、散文、唐传奇、明清小说等越来越多文体或文本成为研究对象。叶舒宪探讨了殷商时期的文学治疗，从甲骨卜辞中分析语词中的文学治疗观念。^[35](P237)张蔚通过分类以探讨《诗经》的文学治疗功能；^[36]赵俭杰从文学疗救身心的理念出发，围绕《庄子》的病态书写以剖析庄子如何为人类心灵疗救所做出的努力。^[37]除《洞箫赋》外，枚乘《七发》是汉赋中文学治疗的研究对象。郑怀林、郑琪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就《七发》所叙述的吴太子患病、疗病、治疗效果的过程以窥知西汉时期“生活方式病”的文学治疗思想；^[38]陈爽则就此问题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讨，文本叙述从断病到治病的过程，治疗过程从两重身份(医者、病人)、两个时机(抓住时机、创造时机)到两个世界(现实世界、虚拟世界)，治疗意图从两重成像(实像和虚像)、两种尺度(个人和社会)到两种视角(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真正做到了“使《七发》长期以来被淡忘的文学治疗功能能够重新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39]除文本研究以外，文体研究方面也有所斩获。刘洋以唐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为例分析文学治疗作用，文章聚焦于小说文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从小说家营构的叙事进程中分析自我文学治疗作用。^[40]贾飞、叶舒宪专门就行状文体功能演变进程中的文学治疗功能展开研究，从文体定型到功能演变，从文学属性增加到治疗功效显著，从文体特征治疗过程，呈现出行状文体的文学治疗优越性。^[41]《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53辑，2021年)刊发宋子乔的《文学治疗与鬼神信仰——论古典诗文中的“驱疟”现象》、何慧俐的《中国古代抒愤文论与文学疗愈》等两篇与文学治疗相关的学术论文。宋子乔拈出以诗文驱疟的现象，分析背后文学治疗的功能，并且总结出驱疟文本的多重文化内涵；^[42]何慧俐则选中抒愤文论为研究对象以归纳创作心理规律，认为这类文论发挥了引导情绪的文学治疗功能。^[42]《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5日刊发苏永前的《文学治疗的知识谱系》、赵周宽的《文学治疗的发生学原理》等两篇理论文章，强调文学治疗的传统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文学治疗是医学与文学的天然融会，以人类学的全新视野拓展了古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文学治疗是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应该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这一方面还需要学人群体的共同努力。立足当下，我们要用中国智慧消除疫情带来的时空隔阂，我们要让文学治疗更好地服务于时代发展。

四、建构与反思：古代医疗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径

我们挂一漏万地叙述了围绕三个关键词所展开的研究状况，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可喜，开拓者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需要不断地突破既有的限制。古代医疗文学研究要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能够不断地拓展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去营构创新空间。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往往侧重从现象中归纳特征，缺少基于深度思考的理论维度。从选题内容上说，研究视域不够通达，以古论古、以中论中的情况比较普遍，而打破学科壁垒，古今融合或中外融合的成果相对较少；从方法上说，跨学科研究理念介入较少，往往注重平面研究而缺乏立体感，研究者未能充分利用图像证史、少数民族文献资料来完成数字人文时代的华丽转身。

文学地理学能够为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插上创新的翅膀。文学地理学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就有相关著作诞生。^[43](P3)这个概念的使用在中国虽晚，但研究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古已有之。曾大兴认为：“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学事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的科学。”^[44](P1)文学地理学是与文艺心理学、文学史并置的研究区间，具有交叉学科属性。时间、空间、审美心理是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围绕这三个关键词自然就构成彼此牵连而又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文学地理学关注文学家的地域分布，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征，实际上关注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疾病、治疗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文学地理学视角融入医疗文学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幅文学家地域分布的流动状态谱系，能够将不同区域医疗条件、区域创作环境、文学家治疗状况、文学文本与疾病的关联性等等联系起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关注核心文化区域。在唐代地域文化中，长安和洛阳是文学活动的核心地带。都城文明中的情爱病态书写与唐传奇有着密切的关联性。《霍小玉传》《李娃传》是值得关注的致病与治疗文本。《霍小玉传》是一个因精神刺激导致病亡的例子，在京城文化中心的传播场中，疾病叙事仅仅是京城情爱叙事的背景，爱之过深，被弃后受精神刺激患病，从而失去治愈的可能。此外，《周广传》《采药民》讲述的是医者的故事，或因遇仙而叙事，或因奇遇而成神医。中国古代文学的海洋里可供发掘的资源为数甚多，有待于继续拓展。岭南、巴蜀文化区是瘴病的集中区域，文学家的即时进入与身体书写密切关联。上述文学区可以与医疗文学加以整合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地理空间与文学医疗景观融为有意义的选题。以研究明清时期东北流人文学群体为例，可以研究他们进入苦寒之地的疾病体验，由此探讨自江南入北的文学创作转变及其文学史意义。王洪军认为：“地理系统进入文学叙事空间，不仅仅生成了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稳定的文学意象，也承载着浓厚政治指向的主题。”^[45]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四大领域即区域文化、文化剖析、族群分布、文化空间流动与医疗文学有极高的关联度。^[46](P15)文学地理学为医疗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视域，能够将区域医疗文化、区域创作环境、文学家治疗状况、涉医文本等融入一个统一的研究议题。

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源远流长，中国的庄子、刘勰、况周颐对文学创作心理早已有所申说。从弗洛伊德、弗莱到拉康、德勒兹均有所建树，形成了西方精神分析研究的理论谱系。文学具有疗愈功能，面对的不仅仅是生理疾病，更多的是精神疾病。弗洛伊德的白日梦、荣格的创作心理分析、弗莱的原型理论、拉康提出的“镜像世界”的概念，以及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等三个秩序的界定均有益于古代医疗文学研究。^[47](P153)文学文本中的精神情感元素值得关注，不同的文学文本涵盖的精神意蕴不同。文学家的身体抱恙自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他们的诗文中会呈现出被疾病困扰的情感状态，杜甫、韩愈、元稹、李贺均是极好的样例。文学家的精神抱恙呢？那影响就更大了。婚姻、仕宦中遭遇的打击会在精神上留下伤痕，这些伤痕一旦与地域环境发生反应，自然会形成关于疾病的书写样态，他们需要医学治疗，更需要文学治疗。疾病与治疗是人类需要面对的痛苦及其治愈过程。曾经有过医生身份的文学家是否会关注疾病？答案是肯定的。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徐渭、李卓吾、鲁迅、郭沫若、余华、毕淑敏均是极好的样例。文学家或从社会通病中提取案例，或从独异个人中提取病例，经过自身体验的融入后形成诉诸笔下的患病者形象，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一旦有所交集，文学经典的文学治疗功能就得以呈现。如果我们将精神分析与文学治疗联系起来就会有独到的发现，只有进入古典时代文士的精神世界，沉浸其中摄取良药方可治疗精神疾病。雅各布斯从精神病理学对于文学阅读的思考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无论是“内投”还是“外投”，当我们“有意图地把自己的思想或感情抛掷或寄放到某个别的人体内”，^[48](P34)自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就会参与其中，构成文学接受史的一个链条。放眼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如何身心健康地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代是一个议题，如何用文学书写抚慰身心也是一个议题。其实，文学家一直在求索的路上。屈原在求索，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苏轼、龚自珍、鲁迅都在求索，他们所创造的文学文本以及理论诉求构成了中国医疗文学史的重要部分。从本土创作资源中凝练出理论，与外来的观念结合，理论回归实践，古代医疗文学研究才会推进到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需要引入文学史与医疗史交融的文化记忆理论。回顾古代医疗文学，尽管创作群体已然“尔曹身与名俱灭”，关于疾病、治疗与文学的回忆却会因文本流播而一直存在。文化记忆理论是联系医学与文学的纽带，如扬科维奇所说：“神经科学承认，自己的关注焦点有必要从个体大脑的视角扩大到社会世界的视角，因为个体是嵌入社会环境当中的，后者塑造了个体的大脑并使意识成为可能。”^[49](P346)文化记忆进入文学空间，必然和身份认同、历史、民族联系起来，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就以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为例分析回忆与身份认同、历史、民族的关系，建立在可回忆性的基础上，有关历史的文化记忆有可能会“成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手段。”^[50](P80)阿莱达·阿斯曼从传播媒介的角度论述文字、图像、身体、地点与文化记忆的关联性，打开了通往医疗文学研究的通道。文化记忆一旦介入古代医疗文学研究则是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概念。如何以文学本位为出发点促进文学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是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研究取向。中国古典时代的文学遗存均是历史记忆的产物，疾病、治疗、精神生活是文人群体的文化记忆痛点，属于被不断地强化的记忆图景。“社会环境无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伴随而来的便是根植于这些社会环境中的回忆将被遗忘，那些来自于往昔的文本于是失去了不言自明性，变得需要阐释。有组织的回忆工作这时便代替了社会交往中进行的回忆”。^[51](P61)传记文学、各类史书、诗歌、小说便成为需要阐释的文本，在不断的阐释中追寻基于文化记忆的文学传统。就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而言，引入文化记忆理论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创造性使用这一理论成果，使其成为中体西用的有效研究手段。目前看来，这是文学研究者需要具备的手艺，我们要在阅读中找到使用手艺的机会。

疾病叙事、身体书写、文学治疗是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构成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交融的三维视角。古代医疗文学研究面临着跨学科研究的挑战，对于研究群体的学术能力和水平要求非常之高。医疗文学研究的理论生成、医疗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社会医疗史的文化研究都等待我们去发掘。医疗文学研究需要从精神分析视角将生理与心理结合以探讨不同的涉医文本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以及承载的文学疗愈功能。文化记忆研究为医疗文学创造重新阐释医疗文学的机遇，疾病记忆是中华文化史中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构成一个不断拓展的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形成以文体研究、文本研究、古代医疗文学断代史、古代医疗文学通史构成的系列成果，从而将之嵌入文学学科体系之中。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是一片与人类生存和文化发展高度结合的研究领域，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关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