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地区越来越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关注重点，作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于2013年5月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的永久观察员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北极事务当中，成为北极地区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逐渐改变了此前“不情愿的北极行为体”姿态，重返北极地区的资源竞争。^[1]美国视北极地区为“全球力量竞争的舞台”，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在北极地区“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near-peer competitor)和潜在威胁之一。^[2]尽管中国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下称“白皮书”)中表明了为北极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的愿望，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参与北极事务的积极和善意信号，但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角色的负面认知不降反升，中美北极关系愈加复杂化。

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认知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以及中美北极关系的发展，在北极地区治理赤字严重的背景下，其认知还可能动摇其他北极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本文将从错误知觉视角出发，梳理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知觉，分析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并尝试为中美北极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思路。

一、错误知觉——理解中美北极关系的新视角

对中美北极关系的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类研究主要分析了美国对华北极政策的转变。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北极问题并非美国的政策优先议程，但以2019年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为标志，美国调整其北极政策，试图重建北极的“领导者”地位。^[3][4][5][6]美国将北极地区视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新前沿”，在北极对中国展开了地缘政治的钳制运动，制定了对“冰上丝绸之路”的竞争性抵制战略。^[7][8]第二类研究梳理了中美北极关系的变化。中国和美国在北极事务中竞争和合作并存，但随着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竞争态势的加剧，中美两国在北极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逐渐复杂化。中美北极合作对于北极治理至关重要，但美国北极战略却越来越多地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北极地区逐渐进入了一场“新冷战”。^{[9][10][11][12]}第三类研究讨论了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认知，尤其关注了“中国北极威胁”的论调。对于白皮书发布之后“中国北极威胁论”在部分国家的盛行，学者们梳理了其内容和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中国北极威胁论”的路径。^[13][14][15]

已有研究从现实主义的大国竞争视角分析中美北极关系，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些研究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北极威胁论”的产生原因，没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中国通过白皮书释放了参与北极事务的善意信号后，美国对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误解仍在加深？Richard K.Herrmann和Michael P. Fischerkeller的研究提醒我们，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权力本身并不能决定行动，而是为行为体提供了众多选项中的一种，认知和情感过程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从中发挥补充作用。^[16]在国际政治中，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能够为深入理解中美北极关系提供一种补充思路。事实上，大多数行为体在政治当中都难免带着现有的情感来评估另一个行为体。^[17]根据认知学派代表人物Robert Jervis的研究，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受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式(evoked set)、历史经验、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很容易产生认知偏差，亦即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从而采取错误的行为，甚至过高估计另一个行为体的敌意乃至引发冲突。^[18]认知偏差带来的误解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会误导公众舆论、民族主义以及社会认同的变化，从而对一国对外政策本身的事实基础产生有害的后果。^[19]美国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知觉是造成中美北极关系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认知是其对华整体认知的一环，随着近年来中美两国权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在美国迅速发展，推动着美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达成了对华强硬政策的共识。^[20]目前已有大量研究从认知心理的视角出发，分析近年来在中美关系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错误知觉因素，以及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心理机制。所谓“威胁”，实为一种关于危险的知觉，针对“中国的发展是‘和平’还是‘威胁’”这一问题，王历荣基于知觉的观点对比分析了这两种认知的特点，提出中国应采取“理解、驳斥、搁置争议”的策略进行应对。^[21]刘新华、Weimin Wang、Andrew Scobell等研究者亦认为，中美两国关系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在于错误认知引发的误解，他们分析并总结了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等错误知觉的建构过程以及产生机理，建议中美两国进行良好的沟通，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认知的影响。^[22][23][24]张东冬和William Ziyuan Wang将美国对中国系统性的错误知觉归因于中美不对称互动关系的“地位困境”，即中美实力对比的差距日益缩小，导致敌意的螺旋升级，使中美之间呈现出战略不稳定的态势。^[25][26]尹继武则改进了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关于私有信息引发冲突的逻辑，系统剖析和总结了中国和美国在外交沟通中，美国对于中国冲突能力与决心的认知偏差如何引发危机，并导致危机升级。^[27]此外，齐尚才将关注点具体到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将议题身份的概念引入错误知觉和国际冲突的关系分析，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中美双方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错误知觉会逐渐朝着冲突的方向转化。^[28]

中国在北极地区向美国释放的信号类型是否为合作，以及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战略意图的认知类型是否为良性，构成了决定中美北极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29]受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战略意图错误认知的影响，目前中美两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处于较高强度。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北极地区的特殊性，梳理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具体错误知觉，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分析这些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尝试为中美北极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思路。

二、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知觉

错误知觉侧重于决策者在认知过程中的非理性逻辑，强调决策者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30](P134)随着美国对于北极地区重视程度的提高，中国成为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关注重点，但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认知与现实之间却存在着多方面的偏差。

(一) 从“近北极国家”定位推测中国战略“野心”

中国的北极身份定位体现着中国与北极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关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法性。

美国认为，中国将自己的北极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反映了中国对北极地区的“野心”，中国欲凭借这一身份扩展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在2019年5月6日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发言中表示，北极地区不存在“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之外的第三种身份，他反对中国“近北极国家”的说法，并视中国为美国在北极地区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之一。^[31]此次发言为美国在北极问题上的对华认知奠定了重要基调，随后在2019年《国防部北极战略》(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tic Strategy)、《保护美国在北极和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备忘录》(Memorandum on Safeguarding U.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and Antarctic Regions)以及海岸警卫队、空军、海军、国土安全部、陆军等各大军种相继发布的北极战略文件中，美国继续对中国“近北极国家”的定位提出异议，不断深化对中国“北极地区竞争者”的战略认识。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颁布的新《美国北极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亦指出中国正在扩大自身的北极影响力，甚至寻求塑造北极治理的身份，而美国必须应对挑战，保持在北极的主导地位。

“近北极国家”的说法在美国引起了众多争议，但事实上，“近北极国家”只是中国北极身份塑造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对于自身的北极身份的思考随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实践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变化，经历了从“非北极国家”到“近北极国家”，再到“北极利益攸关方”三个阶段的演进。^[32]到2018年白皮书发布后，中国第一次正式对自身的北极身份作出了官方的明确阐释，即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希望认识、保护、利用北极，并参与北极治理，维护该地区的共同利益，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33]其后，中国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在2019年北极圈论坛中国分论坛上再次强调了这一定位，并表示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北极事务，为北极可持续发展贡献自身智慧和力量。^[34]而“近北极国家”更多是一个地缘概念，是基于中国与北极地区在气候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联系，强调中国与北极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目前美国在战略层面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认知过于关注“近北极国家”的概念，赋予“近北极国家”概念过多的政治意义，这种错位的关注重点使得美国所谓的“中国北极战略野心”观点过于主观化和简单化，从而错误地解读和推断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目的。

(二) 将中国的北极外交塑造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威胁

中国与美国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在美国的思维逻辑中，中国提升自身影响力后必将通过各种硬实力和软实力工具输出“中国模式”，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构成挑战。^[35]因此，美国认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是“极地东方主义(polar Orientalism)”^①的代表，担忧中国将“挑战”北极地区的现存秩序和美国的领导地位。^[36]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北极外交行动是加强自身“北极地位”的方式，中国试图通过双边外交和次国家外交利用北极国家的资源，并推进在北极地区的利益。^[37]除美国以外的七个北极国家中，有六个属于美国所领导的跨大西洋联盟伙伴体系，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同这些北极国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美国把中国的形象建构成“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威胁”，并极力推销“中国威胁论”的观念。2019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见冰岛外长时声称中国“在北极寻求统治和控制”，并将“中国”与“美国和冰岛”进行对立区分，称中国是美国和冰岛等“自由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风险。^[38]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访问瑞典、芬兰两国时也强调了中国与北约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提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崛起对北约的安全构成了挑战。^[39]美国甚至直接通过外交力量向芬兰政府以及社会施加压力，宣称“中国构成的威胁正在破坏国际民主”，以此阻碍芬兰与中国开展北极合作。^[40]此外，美国还构造了“中俄北极合作伙伴”“中俄北极经济伙伴关系”乃至“中俄北极联盟”等意向，认为中俄之间不断增长的合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目的，两国在北极共同反对美国等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利益。^[41]

①“极地东方主义”是指过去十年中东亚国家迅速增加对北极地区兴趣的现象，其中，国际社会尤其关注和警惕中国的角色，担忧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动机。

中国根据国际法规定，积极参与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能源航道开发、北极公共外交以及国际合作，这一点与日本、韩国等其他北极域外国家并无不同。^[42]在北极地区的多边合作方面，中国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北极多边治理规则、参与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治理机制，并在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航运和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多边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中国在北极国家的双边合作层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包括挪威、芬兰、冰岛、丹麦(格陵兰岛)和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北极国家建立双边伙伴关系，与冰岛在地热技术和港口方面、与格陵兰在港口和稀土方面、与芬兰在基础设施和数据通信方面、与俄罗斯在北极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方面进行了务实合作。无论是将中国塑造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威胁，还是宣传“中俄北极同盟关系”，都是美国基于自身立场的主观推测，并无事实上的依据，其背后是美国对于中国北极影响力的警惕，以及巩固与盟友国家关系的需要。^[43]通过这种刻意的对立区分，美国试图弱化中国与北极国家的共性，离间中国与北极国家双边合作与互信，尤其是战略地位重要的冰岛、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这对中国的北极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 将中国北极经济合作虚构为“债务陷阱”

北极地区的资源开采以及航道利用关乎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积极参与北极经济事务，为北极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市场以及科学知识。然而，美国却认为“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以及中国的北极经济活动是“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投资达到政治影响力”，诽谤中国试图在北极地区制造“债务陷阱”^②。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2017年的报告曾提到，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十分令人担忧，中国可能会利用格陵兰等经济体量较小的地区对外国投资的需求影响当地的政治环境。^[44]2019年美国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正在北极地区制造“债务陷阱”，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合作可能引起北极地区的领土争议。^[45]美国智库北极研究所(The Arctic Institute)2020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在北极地区采取“切香肠(Salami Slicing)”战术和“债务陷阱”的战略，一点点“蚕食”美国在北极的领导地位。^[12]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亦认为，北极地区是中国争取全球霸权和输出权力的前沿地带，中国可能会以资产保护的名义，通过投资北极国家的基础设施项来提升权力投射能力。^[46]在美国的肆意歪曲宣传之下，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受“债务陷阱”谣言的影响，中国与北欧北极国家的经济合作趋冷，大量合作项目破产或陷入停滞。以中国与格陵兰的稀土合作为例，格陵兰岛拥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稀土资源，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方面拥有巨大影响力，基于这两个事实，美国直接推测中格稀土合作是中国主观上想要实现稀土垄断并用以对抗美国和欧盟的影响力。^[47]遏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美国近年来“重返”格陵兰的重要原因之一。受美国压力的影响，中、美、丹(格)之间的关系逐渐复杂化，当地政府对中国参与北极行动的战略意图表示担忧，中国与格陵兰的大量合作项目也均遭遇停滞甚至破产。

② 该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于2017年提出，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贷款，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只能对中国唯命是从。

事实上，“债务陷阱外交”的概念本身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也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格陵兰岛的经济主权受到中国投资行为的影响，但这类主观的错误知觉却对中国与其他北极国家的经济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22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指出了“债务陷阱”论调的实质是美国部分政客用以诋毁和抹黑中国、干扰中国与北极国家合作的方式。^[48]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经济利益主要依赖于同其他北极国家的合作，尽管中国与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在美国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之下，许多北欧国家逐渐开始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投资视为威胁而非机遇，中国在北极进行经济合作的空间被进一步挤压。^[40]

由上可见，美国从大国竞争的视角出发，在政治层面从“近北极国家”推测中国战略“野心”；在外交层面将中国的北极外交活动塑造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威胁；在经济层面将经济合作虚构为“债务陷阱”，这些偏向负面的认知共同融汇成一个“中国北极威胁”的意向。但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对华认知却与现实存在偏差，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知觉。

三、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

中美北极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根源于双方的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并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本文并不旨在穷尽导致中美北极关系困境的所有原因，而是着眼于“为什么在中国发出了善意信号后，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角色的负面认知仍在加深”这一问题，重点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及北极地区的特殊治理环境出发，理解中美北极关系中的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

(一) 认知相符：先入为主的“中国威胁”认知

认知相符是指人们“趋于看见自己预期看见的事物”，在非理性认知相符的作用下，若行为体A将行为体B视作威胁，行为体B的任何行动都将被看作威胁。^{[18](P127-135)}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渐趋复杂化，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逐渐增多，中美两国陷入了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倾向于强调自身良好的意图，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则更加关注中国的力量增长，双方对于自身意图和行为的解读存在着结构性的错位。^[30](P134)在这种“状态困境(Status Dilemma)”之下，决策者极易错误地理解对方的意图。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就将中国列入“修正主义国家”范畴，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影响力，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和繁荣。^[49]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亦将“国家间的长期战略竞争”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威胁，称中国正在寻求重塑地区安全秩序，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50]这两份战略文件是美国整体战略向大国竞争回归的标志。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事实上延续了这种“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严重极化的两党在强化对华竞争方面达成了难得的共识。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拜登政府认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已经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和各个领域，美国将把“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作为最优先的全球事项，通过加强国内投资以及与盟友的合作，同中国展开负责任的竞争。^[51]

中美北极关系是双边整体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意向被先入为主地纳入了“竞争和威胁”框架。对中国而言，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海上运输以及科学研究是主要兴趣点，中国并无挑战北极国家主权的意愿。而对于美国而言，维护自身在北极地区的“领导权”是核心利益，比起关注中国目前是否在北极只有经济和科研目的，美国更加关注中国的实际参与所带来的北极实力增长，进而怀疑中国会挑战美国所主导的现存北极秩序。受非理性认知相符的影响，美国用一系列事件来强化自己的推理，这一点可从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域外国家的态度差异中得到部分体现。首先，美国质疑中国在白皮书中的“近北极国家”定位，“近北极国家”的说法是由同为域外国家的英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的，但在白皮书发布之前该词却少有相似的负面报道。^[52]其次，韩国和日本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就出台了自身的北极政策文件，其北极战略文件与中国的北极政策相似，都集中关注气候环境、科学研究、航道利用以及资源开发等领域，但却并未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此外，印度亦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在2022年公布了《印度的北极政策》(India’s Arctic Policy)，并与俄罗斯在北极军事和油气开发方面进行了系列合作，而美国却对印度的北极角色保持着积极态度，甚至希望与印度合作，以平衡乃至抵消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53]

(二) 诱发定势：美国北极政策的调整

在国际政治中，决策者的知觉不仅受到根深蒂固的预设立场影响，也受到即时思考内容的影响。^[18](P223)要理解美国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认知，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其作出认知判断的国内背景。

随着北极地区地缘政治价值的显著上升，冷战结束后长期盛行于北极地区的安全叙事——“北极例外论”渐渐消失，北极地区不再独立于全球政治变化之外，北极治理机制弱化和大国竞争态势增强基本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美国对自身在北极事务中的角色进行了“再定位”，发现自身在北极地区的实力和地位逐渐下降，北极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北极国家。在严重的“领导地位焦虑”之下，美国高度警惕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化建设和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积极参与。^[5]为此，美国对自身的北极战略进行了全方面的战略调整，努力重塑北极“领导者”角色。在战略方面，美国加强了在GIUK缺口(Greenland-Iceland-UK Gap)、阿留申群岛以及特罗姆瑟等地的战略部署，通过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大西洋一端和太平洋一端部署力量，并加强对其中关键岛屿的影响力，以形成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钳制，从而防范俄罗斯和中国的北极影响力；^[54][55]在军事方面，美国国防部以及各大军种都颁发了自身的北极战略，增强破冰船和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展大量军事演习；在外交方面，美国一再强调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关系，重新任命了其空缺多年的北极事务协调员，加强与北欧国家和加拿大的互动和交流，巩固自身在北极地区的“领导”力。^[4]

“中国北极威胁论”的观点于2010年左右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并在2018年白皮书的发布后达到高峰。^[14]白皮书发布之际，正值美国对重新定位自身北极地位时期和北极战略调整时期，美国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怀有极高警惕，极易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意图产生误解，担心中国谋求扩大北极势力范围，改变北极地区的现状。例如，美国将南海问题同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联系起来，以证明中国的“野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退役海岸警卫队司令楚孔夫特(Paul Zukunft)甚至公开表示“北极可能是下一个南中国海”，他们认为，中国对南海海洋秩序的“挑战”可能是在北极地区实行“海洋修正主义”的信号；中国亦在这两个地区采取“双重标准”，即一方面在南海威胁他国的“航行自由”，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北极航行。^[56]但事实上，南海和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有巨大区别；中国尊重北极国家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也并未在北极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所以用中国在南海的活动证明中国在北极“野心”并不合理，也不具有说服力。^[57]将南海与北极进行类比，更多反映了诱发定势的作用，体现了美国决策对于中国影响力提升以及自身北极领导地位相对下降的担忧。

(三) 历史因素：冷战思维记忆

决策者从国际关系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是产生错误知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18](P239-289)}美苏冷战是近代以来美国在北极地区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之一。冷战时期，美国在北极地区部署了军事基地和设施与苏联进行紧张的军备竞赛。对于美国而言，一旦大国之间出现战争爆发的可能，北冰洋就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后翼。

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摩擦性因素逐渐增多，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在部分“反华派”的炒作之下，“中国威胁论”“新冷战”“脱钩”等观点在美国占据了更多舆论市场。^[58]而北极地区正是中美双边互动的最新前沿地区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北极地区大国竞争的回归，俄罗斯不断更新和升级北极地区的军事设施，再度勾起了美国的冷战记忆和对北极地区的战略重视。在这一阶段，中美俄三国在北极地区的关系逐渐呈现出稳定态势：中俄不断巩固并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俄之间对抗加深，并有持续升级的风险，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亦不断加剧。美国认为中国将北极的斗争从两极转变为三极，打破了北极地区的传统力量平衡，并担心中俄北极联盟的可能性和北极地区“新冷战”的发生。^[59]美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北极地区的现有制度和规则，威胁到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切身利益，而美国必须发挥积极作用来维护北极地区的领导地位。甚至还有部分观点认为美国应该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发展互利关系，从而将中国影响力排除在北极地区之外。^[60]事实上，北极地区大国竞争的言论激烈程度已经超出了现实状况，如果以“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过度炒作北极地区的竞争局势，只会使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甚至引发北极地区的军备竞赛，损害北极地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四) 环境因素：北极地区的“域内自理”环境

除了以上三个认知心理因素之外，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知觉也受到北极地区治理机制特殊性的影响。北极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国际合作区域，1996年9月19日根据《渥太华宣言》成立的北极理事会是北极治理最具代表性的平台。对于中国等北极域外国家而言，参与北极事务的合法“门票”是获得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身份。然而，北极理事会具有明显的“域内自理”特征，在北极八国的北极治理中奉行“门罗主义”逻辑和“排除他国，内部协商”原则，警惕其他北极利益攸关方的影响力。^[61]此外，正如北极理事会中成员国、永久参与者以及观察员的三级权力区分所体现的一样，北极治理实质上存在着明显的“等级”之分，域内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等，甚至是在北极国家之间，北冰洋沿岸五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和丹麦，又称A5)也比其余三个北极国家(瑞典、芬兰和冰岛)更具有核心的地位。^[62]“域内自理”和“等级区分”构成了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特殊背景。

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属于典型的“新兴外部力量融入俱乐部”，尽管中国通过吸纳和说服的综合策略证明了自身的参与理由，但美国等部分北极国家仍然对中国有特定的保留。事实上，美国对于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偏差根据“敌对与冲突”情景和“融入与合作”情景有不同表现，在当中国确定融入某种机制或参与某种合作的情景下，美国往往会高估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27]中国积极参与北极合作和北极治理恰好属于“融入与合作”的类型。北极治理的区域排他性逻辑体现了群体认同的逻辑，北极国家属于“内群体(in-group)”，中国等域外国家则被视为“外群体(out-group)”，美国作为北极国家，受内群偏爱(in-group favoritism)心理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积极融入产生了排斥感，^[30](P26-31)认为中国主观上有挑战北极地区现存秩序的愿望。因此，尽管中国明确表明自身参与北极事务并非要挑战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作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参加者、改革者、建设者和协调者发挥作用，但这种善意信号表达却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

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因素以及北极地区治理环境的特殊性这四种机制综合发挥作用，相互强化，构成了美国在北极地区对中国产生错误知觉的重要认知性原因。

四、应对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错误知觉的启示

在北极地区的治理赤字严重之际，所有北极利益攸关方都需要为促进北极地区的合作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和美国应努力超越错误知觉，并重建战略互信，推动中美北极关系良性发展。

(一) 准确表达信号，防止误解升级

信息发送者若要避免自身意图被信息接收者的错误知觉所扭曲，首要前提是“使对方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认知和预测”。^[18](P458)白皮书发布之前，中国决策者采取了谨慎的北极政策，但中国北极目标的“模糊性”在许多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中留下了恐惧的因素，引起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真实意图的怀疑。^[63]而在白皮书发布之后，美国不接受和不认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诚意信号，不仅是基于中美北极大国竞争的背景和对中国北极影响力的认知，也与中国的信号表达中存在着战略不匹配的现象存在有一定关系。美国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关于自身北极目标的论述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尽管针对外国受众的表述较为温和，主要强调“知识、保护、发展和治理”；但面对国内受众的声音却强调北极地区的大国竞争和成为“极地大国”的愿望，这降低了中国政策宣誓的可信性。^[64]尽管该说法未必正确，但也提醒我们，美国对中国意图的解读与中国自身信号表达的具体做法有一定关系。首先，中国的诚意外交中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信号的重视难以得到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以及现实主义思维的认可(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包含合作共赢和共同体理念的倡议，被美国认为是用来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其次，中国关于北极问题的诚意信号表达在社会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背景下呈现出多主体、多层次和多维度(例如中国商人黄怒波在挪威和冰岛投资购买土地的个人经济性行为，但美国将中国的信号表达视为理性的统一体，所以认为黄怒波的投资行为由政府操控)；^{[30](P123-155)}最后，中国部分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存在说服力较低、情感性因素较多等情况(例如中国媒体此前“争夺战”“火药味”“武力威胁”“战狼”等偏向强硬的表述)。^[15]

尽管无法彻底消除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知觉，中国依然需要改善北极话语传播的质量和方式，在北极地区更加准确地表达信号，防止误解的进一步升级。诚信信号表达的渠道包括话语和行为两个方面。在话语层面，中国要学会适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北极叙事的超高度关注和极为细致的分析，通过北极圈论坛、北极前沿论坛以及北极——对话之地等话语传播平台，客观准确表达自身参与北极事务的渊源、目标和态度，向美国以及其他北极利益攸关方进行谨慎克制、始终如一的宣传，并针对相关质疑给出有思想性和说服力解释。^[65]在行动层面，中国需要以良好的行动记录和务实合作成果来证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是基于经济和科研方面的合理利益选择，是为了提供区域和全球性的公共服务，渐进性地改善中国的北极形象。

(二) 区分问题领域，培育“特殊信任”

美国对于中美北极关系的认识是基于全球利益的框架，随着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逐渐成为其社会共识，中美战略竞争将成为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66]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认知将长期受到错误知觉的影响。然而，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错误知觉并不是决定中美北极关系的全部因素，更不是最核心的因素。在北极治理“碎片化”和“领域化”发展的背景下，北极国际关系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态势，北极利益攸关方可能既是某一领域的竞争对手，同时又是其他领域的合作伙伴。^[67]中美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科学考察、航运等方面都存在利益契合点，并于2011年启动了海洋法和极地事务的双边对话机制，具有开展合作并增强互信的良性基础。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可以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种，前者是建立在共同的世界观基础上的情感性信任，后者是强调共同利益而培养起来的工具性信任。^{[30](P102-103)}尽管在不同的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下，中国和美国的情感性信任仅靠关系交往难以建立，但依旧可以通过良性沟通和务实合作形成利益互惠，从而培养工具性的“特殊信任”。

中国在白皮书中明确表示了推进北极国际合作的意愿，拜登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亦强调，美国将“与中国在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而不是让“分歧阻止两国在优先事项上前进”。因此，中美可以区分北极事务的不同领域，在有限的范围内超越分歧，拓展协作空间，增强中美北极关系中的“特殊信任”。中国和美国都是北极地区的重要行为体，在应对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科学研究和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存在共同利益。例如，北极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地区，应对北极地区的气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环节，中美或许可以通过在北极的气候合作来增进互信。2021年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双方领导人就表示愿意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就此问题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为中美北极务实合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思路。^[68]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在其他方面的竞争可能会成为常态，但仍旧可以培育中美在北极事务中的“特殊信任”，超越分歧和错误知觉，在竞争的同时开展务实合作，形成正向的竞合关系。

(三) 开展多元化综合外交，消解错误知觉的负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知觉会影响中美北极关系，进而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产生一定影响。在北极治理碎片化和领域化发展的趋势之下，中国可以通过开展更具长远性的“多元化综合外交”，加强与其他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国际合作，构建立体化的北极外交网络，扩大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民意“分母”，消解这种错误知觉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与北极国家开展合作是中国等北极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必要方式。在推动优化中美北极关系的同时，中国需要结合北极治理“等级”之分的现实，努力增强与其他北极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和非北冰洋沿岸国的外交力度，在具体分析不同北极国家利益关切的基础上探索利益契合点，通过科学外交、经济贸易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路径拓宽多边合作渠道，打造北极利益共同体。^[69]其次，中国还应加强与其他北极域外行为体的对话与协调，充分发挥中日韩三国北极事务高级别对话等机制，以维护共同利益，应对北极国家的排外心理和门罗主义逻辑。再次，中国应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和北极国际合作，尊重和借助北极地区既有的国际机制和区域性机制，在北极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国际海事、公海渔业等方面提供公共产品，贡献自身力量。最后，北极原住民在北极事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话语权，是北极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也离不开原住民群体的支持。中国应该充分了解北极地区原住民及原住民组织的权益诉求，尊重原住民的“传统知识”和发展权，并与其建立制度性的联络机制，传达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善意。^[70]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错误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北极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此，中国应当更加准确地传达自身的诚意信号，防止误解进一步升级；区分北极事务的具体领域进行合作，培育中美北极关系中的“特殊信任”；开展多元化综合外交，消解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错误知觉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长期以来，北极地区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国际局势总体趋于和平。而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北极治理赤字进一步显现，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北欧部长理事会(the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以及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The Barents Euro-Arctic Council)等重要北极治理机制陷入停滞或紧张对抗状态，北极合作的未来受到了严重挑战。中国和美国都是北极地区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对于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双方应共同合作，以应对北极地区的局势变化。

美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是当前中美北极关系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中国明确表达了自身在北极事务中的善意信号后，美国仍基于错误认知将中国建构为北极地区的“威胁者”，从“近北极国家”定位推测中国战略“野心”，将中国的北极外交塑造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威胁，并将中国北极经济合作虚构为“债务陷阱”。这些错误知觉的产生与美国决策者的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因素以及北极地区的特殊治理环境息息相关。中美北极关系的发展影响着双边整体关系，并牵动着整个北极地区的局势变化，在北极地区进行合作和共同发展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佳选择。在破解双方认知屏障的基础上，中美北极关系的良性互动将使中美两国以及整个北极地区的发展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