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经济一直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经济取得高速发展。202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9.46万亿元，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5%。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海洋经济增速已呈现出逐步放缓的趋势。“十三五”期间，全国海洋经济年均增速为4.65%，明显低于“十一五”期间的16%和“十二五”期间的11%。同时，海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越来越突出，其高质量发展面临海洋开发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产业链附加值低等诸多挑战。推动海洋科技创新被视为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助推海洋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也专门提出要“着力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1][2]然而，中国海洋产业正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渡时期，海洋科技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产业优势。^[3]海洋产业创新转型发展一直受到融资困难、人才短缺等因素限制，产业研发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主要瓶颈。^[4]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数字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数字经济正成为驱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的发展重构了传统创新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形式，降低了创新交易成本和认知差异，为解决产业创新发展瓶颈提供了有力的环境支撑和要素供给。^[5][6]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创新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7][8][9]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同样促进了海洋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海洋产业创新的路径有哪些？在实践中，山东、浙江、福建等多个沿海地区已明确提出了“数字海洋”建设的构想和规划，试图通过引导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的融合，助推海洋产业创新发展。但遗憾的是，现有关于数字经济推动海洋经济创新的研究依旧匮乏，数字经济影响海洋产业研发创新的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尚不清晰，难以为各地区推动数字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鉴于此，本文基于涉海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表现，以期为加快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早期有关海洋产业研发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效率的测度方面。部分学者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等方法测度了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发展效率。^[10][11]同时，也有研究关注于海洋科技创新发展对海洋经济增长效率影响，论证了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1]此后，开始有研究聚焦于海洋产业研发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具体涉及要素投入、制度环境及空间集聚等多个方面。要素投入因素主要涉及人力资本、研发机构及研发资金等。已研究发现，海洋科研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均会直接影响海洋产业的创新效率。^[12]有关制度环境因素的研究则主要聚焦在环境规制方面，相关研究证实了环境规制对提升海洋经济创新效率，尤其是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13]最后，部分学者还探究了空间集聚因素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发现沿海金融集聚、产业集聚等都会对海洋经济创新效率产生影响。^[14][15][16]

数字经济作为不同于传统经济的融合经济，其对产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引起广泛关注。大量文献围绕数字经济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一方面，部分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分析，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17][18]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进一步挖掘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机制路径。例如，部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优化金融市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产业研发创新能力。^[19]也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产业人才储备，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产业研发创新效率的提升。^[8]总体上，现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分析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创新的内在机制。

虽然有关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研发创新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涉及海洋产业领域的研究极少。目前仅有少量研究基于省级数据，从宏观层面初步探讨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孙才志和宋现芳将数据生产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指标体系，评估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沿海11个省市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20]伏开宝等基于沿海省市面板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并从产业升级角度探讨了传导路径。^[21]但是，现有基于省际宏观层面的研究难以真正反映数字经济驱动海洋产业创新发展的本质。产业能否实现转型创新发展本质上取决于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企业创新是内生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22]因此，有必要从微观涉海企业层面，更为准确地研判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效应并深度挖掘内在影响机制。

基于此，本文以涉海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效应，揭示数字经济赋能海洋产业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以期为各地方政府推动数字海洋建设、加快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相对于现有研究，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以涉海企业微观主体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经济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填补了现有海洋经济研究局限于省际层面的不足，从微观企业角度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海洋产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第二，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本、劳动力等“硬件”资源角度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忽视了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软件”运营环境影响产业研发创新的作用机理。本文结合海洋产业研发特质，从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三个维度，解析数字经济对涉海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是对数字经济影响机制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的有益扩充。第三，从不同类型企业、不同类型产业的异质性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影响的分异，更好地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指导。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经济发展与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

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是指产业应用新工艺、新技术进而产生新产品、新市场的综合能力，是各类创新要素有效融合的结果。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加速扩散，对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均产生变革式影响，进而提升产业研发创新能力。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平台效应，有效打破了市场壁垒，促进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依托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可以更方便、更迅速地重新整合零散的创新资源，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最终实现产业整体研发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23][24][25]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创新研发环境的优化，降低研发创新过程中信息获取、传输和处理的成本，提高创新要素与产业链供需匹配效率，进而提升产业研发创新能力。^[26]

海洋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物力等资源有效配置能力和利用水平不足是中国海洋产业研发创新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27]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创新资源配置和运营管理效率的优化效应，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现实瓶颈。来自省际宏观层面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海洋产业创新要素的积累、提升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利用效率、加快区域资本的快速集聚。^[28][29]海洋产业及其构成单位——涉海企业是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主体，因而上述宏观研究结果的背后实质上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₁：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中国海洋产业正处于由粗放式发展向技术密集的集约式发展的关键期，无论是传统海洋产业的创新转型还是新兴海洋产业的培育发展均需要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然而，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的客观特点导致涉海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的现实困境，严重制约了涉海企业的自主创新。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企业缓解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提供了可能。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缓解金融市场中的信贷配给歧视行为，进而为更多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涉海企业提供资金保障。^[26]其次，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手段的应用，打破了金融市场的区域壁垒，实现金融资源跨行业、跨地区的有效流通，提高涉海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可能性，有效弥补涉海企业研发的资金缺口。^[30]最后，数字经济还可以减少融资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交易前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和收集彼此的信息，提高信息的可靠性，提升金融资源与创新企业间的匹配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_2a：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结构决定着创新能力的强弱, 影响着海洋产业创新发展的质量。^[31]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加剧了用先进机械和设备取代低技能劳动力的趋势，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技能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32]而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将有助于突破涉海企业的创新瓶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有利于确保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透明性，从而帮助有研发创新需求的涉海企业更高效地与涉海人才进行匹配，为涉海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人才基础。^[3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_2b：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进而提升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

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受到企业整体运营效率的约束，供应链信息不透明、交易链沉长是导致企业成本过高进而造成研发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34]提高产业链与供应链协同效率，解决交易链沉长问题，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是保障海洋产业研发创新活力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幅改善了涉海企业的运营管理环境，降低了涉海企业生产运营成本，使其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创新。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涉海企业更高效地搜集、处理研发和生产环节中的各类信息，提高供应链上下游间的沟通管理效率，降低涉海企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35]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资源环境、资本、劳动力、产品市场等信息透明化程度不断加深，有效解决了涉海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提高了企业利用资源效率和经营效益。^[36]成本下降所带来的经营效益的提高将会分摊技术创新成本，激励涉海企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_2c：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进而提升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

四、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首先，本文从微观涉海企业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 { lninov } 1_{i t}=\alpha_0+\alpha_1 { Dig }_{i t}+\alpha_2 { Controls }_{i t}+\lambda_i+\lambda_t+\varepsilon_{i t}$

(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lninov1_it表示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核心解释变量Dig_it表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s_it代表与海洋产业研发创新相关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λ_i和λ_t分别指行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随机干扰项为ε_it。

其次，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具体渠道机制，本文构建了方程(2)和方程(3)进行识别检验，方程(1)—(3)为检验中介作用的逐步回归法。

$ { Mid }_{\mathrm{it}}=a_0+a_1 { Dig }_{\mathrm{it}}+a_2 { Controls }_{i t}+\lambda_i+\lambda_t+\omega_{\mathrm{it}}$

(2)

$ { lninov }_{\mathrm{it}}=b_0+b_1 { Dig }_{\mathrm{it}}+b_2 { Mid }_{\mathrm{it}}+b_3 { Controls }_{i t}+\lambda_i+\lambda_t+\tau_{\mathrm{it}}$

(3)

其中，Mid表示中介变量，ω_it和τ_it为随机干扰项，其余变量与公式(1)相同。

(二)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专利能够反映一个区域或行业新知识、新技术的累计效应，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表征。由于涉海上市企业的研发支出数据缺失值较多，因此本文参考现有研究，^[37]依照现有企业专利申请数据，使用专利申请数量(lninov1)来表示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使用专利获得数(lninov2)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部分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为0，为避免估计结果异常，对所选的专利数据进行加1后取自然对数处理。

2、解释变量

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的衡量尚未有统一标准，学者从数字基础设施、信息平台建设、数字化交易发展等不同角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38]赵涛等从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五个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省市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39]该测度方法将互联网发展、数字金融普惠纳入测度体系，能够很好地体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产业经济的支撑、促进作用。因此，本文主要借鉴该方法，选取省级层面的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记为Dig。

3、中介变量

一是融资约束(SA)。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涉海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匹配效率，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现有研究中，测度融资约束的代表性指标主要包括SA指数、WW指数与KZ指数。考虑到KZ和WW指数可能存在较多内生性金融变量，因此本文采用Hadlock和Pierce等构建的SA指数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40]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S A=-0.737 { Size }+0.043 { Size } ^2-0.04 { Age }$

(4)

其中，Size为企业总资产真实值(百万元)取对数，Age为企业年龄。

二是人力资本结构(Human)。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涉海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了人才支撑。本文借鉴丛昊和张春雨的方法，^[41]采用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总人数的比重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

三是企业运营成本，即成本费用率(Cost)。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优化企业外部交易环境，降低企业成本。成本费用率指标能够衡量企业的总体经营成本问题。本文借鉴赵宸宇等的研究，^[42]运用主营业务和管理费用的总和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来衡量成本费用率，但由于涉海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成本数据缺失较多，因此采用公司总营业成本与总营业收入之间的比率来表示。

4、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参考已有研究，^[37]从微观企业和宏观区域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其中，微观企业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现金流比率(Cashflow)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宏观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Lngdp)和对外开放水平(Out)。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参考自然资源部与深交所于2020年共同发布的“国证蓝色100指数”，并运用云财经股市大数据平台检索有关海洋上市企业股票，结合专家咨询意见，最终选取确定了107家涉海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极端值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对企业层面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企业层面的数据(包括财务数据、公司信息以及专利情况等)来源于Cnrds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等；城市宏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等；数字经济测度相关指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信通院、中国工信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院等。相关变量的详细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 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

表 2为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检验中，采用递进式的回归策略。模型(1)中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Dig，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模型(2)中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总体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模型(3)中加入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仍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H₁，即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控制变量来看，资产负债率(Lev)与研发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适当的负债率可能带来更多的研发资金投入，促进企业创新。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与研发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企业盈利状况越好，越容易获得融资，进而有更多资本用于研发投入。

(二) 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影响的机制分析

依据式(1)-(3)，采用递归方程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经济能够从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三条路径影响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对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采用SA指数(SA)作为中介变量；对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机制检验，采用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Human)作为中介变量；对降低成本的机制检验，采用成本费用率(Cost)作为中介变量。

(1) 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模型(4)报告了数字经济与涉海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数字经济对融资约束(S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数字经济与企业融资约束负相关，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缓解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涉海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模型(5)报告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融资约束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融资约束是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制约因素。进一步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涉海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手段，拓宽融资渠道，消除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解决涉海企业长期面临的资金短缺难题，为开展研发创新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因此，假设H_2a得到验证。

(2)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机制检验。表 3中模型(6)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Huma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优化涉海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模型(7)报告了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人力资本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升了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在海洋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下，涉海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高技术涉海企业与高端人才的匹配效率，最终提升了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此外，高端涉海人才的集聚能够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研发能力的提升。因此，假设H_2b得到验证。

(3)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机制检验。以企业成本费用率(Cost)为中介变量，检验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运营管理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提升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模型(8)的估计结果显示，成本费用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成本降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提高了海洋产业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协作效率，促进研发、采购、生产及销售各类信息的高效互通，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降低涉海企业的搜寻成本、产品开发成本和合同履约成本。模型(9)报告了成本费用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首先，企业成本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企业运营成本越高，越缺乏足够的资源投入研发创新活动。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涉海企业成本，进而提升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事实上，海洋开发活动具有流动性、立体性、层次性等特点，涉及资源信息勘探、环境信息监测、市场信息搜集等多个复杂生产经营链。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流通和整合效率，大幅降低了企业信息搜寻和处理成本，使得企业能够投入更多资源用以研发创新。由此，假设H_2c得以验证。

(三) 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本文从企业所有制性质和所属产业类型进行分组回归加以讨论。

首先，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根据表 4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数字经济对国有涉海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涉海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国有涉海企业拥有资本、人力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具备应用数字技术、搭建数字信息平台的充足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借力数字经济推动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因此，数字经济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首先会发生在国有涉海企业内。其次，根据《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和《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21)，将所选取的样本企业划分为海洋第一产业、海洋第二产业和海洋第三产业。根据表 4产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可知，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海洋第二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而对海洋第一产业和海洋第三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促进作用较弱。可能的原因是，海洋第二产业多以船舶制造、海工装备制造等企业为主，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当前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以数字平台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具有天然的“亲资本”特征。因此，在资本密集型的海洋第二产业中，数字经济可以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成本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提高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海洋第一产业主要包括海水捕捞业、海水养殖业以及水产品加工业等，虽然近年来加强了对深蓝渔业的科技投入和产业化力度，但是依旧存在着设备落后、核心技术落后等问题。因此，虽然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第一产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没有对海洋第二产业的驱动作用强。而海洋第三产业大多都是运输和旅游业，只有少部分的卫星通信服务业对创新的要求较高，数字经济发展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没有第一、第二产业强。

(四)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影响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首先，对核心解释变量Dig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并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经过滞后处理后对涉海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正向影响。其次，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采用企业独立获得的专利数量替换申请专利数量重新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之后回归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表明估计结果不会因为企业创新的测量方法不同而发生较大变化，得到的回归结果依然是稳健的。最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专利申请，由描述性统计可知，该数据在正值上存在连续分布现象且存在零值，但均为非负数。针对这类零值堆积的数据研究，可应用Tobit模型进行检验。更换模型后的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说明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结论

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核心动力，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提升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关键抓手。以2012—2020年涉海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影响要素配置，进而驱动海洋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还可以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引导更多资源用于研发创新。第三，数字经济对国有涉海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大于非国有涉海企业，同时数字经济对海洋第二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海洋第一产业和海洋第三产业。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搭建综合性海洋数据信息平台，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数字经济对海洋产业研发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着力打造沿海省份乃至全国层面的数字海洋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传递效率，推动数据要素与海洋资本、人力要素的跨区域、跨行业深度融合，提高资金、人才与涉海创新型企业的匹配效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第二，优化数字金融软硬件环境，提升服务海洋产业创新升级的能力。健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的政策性、靶向性和普惠性特征，引导资本向科技含量高、资本需求大的战略性海洋产业集聚，助推海洋产业创新转型发展。同时，以数字化为抓手创新“蓝色金融”产品，探索多元化的数字金融服务业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拓宽涉海企业研发创新投融资渠道。

第三，加快数字海洋复合型人才培养，盘活海洋产业人力资本存量。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海洋产业创新。对此，一方面，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及时优化和健全海洋人才培养体系，增加数字技能型复合海洋人才供给，为海洋产业创新转型发展增加优质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要加强涉海企业在岗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再培训，增强信息处理能力，适应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第四，推动海洋产业链数字化升级改造，营造宽松研发创新环境。海洋生产活动涉及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物流、市场等多方面复杂信息。借助于数字化技术，着力实现从海洋资源环境监测到海洋产品销售的全程信息化管理，提高供应链上下游间的交易效率，降低运营管理成本，引导更多资源向创新活动集聚，提升研发创新效率。

第五，积极培育数字海洋示范企业，发挥创新引领带动作用。鉴于数字经济对国有涉海企业和海洋制造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提升效应最为明显，未来可以以海洋船舶制造、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制造业领域内的国有涉海企业为主体，积极培育数字化转型示范试点企业，总结数字化助推创新发展的经验做法，逐步推广至其他行业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