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经济全球化及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国家“515”“一带一路”倡议及“海洋强国”战略的多重推力，我国海洋经济在宏观经济持续向好态势下迅速发展，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海洋旅游业的战略性新兴市场。海洋旅游作为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在深耕蓝色海洋经济的背景下，成为推动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我国海洋旅游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优越，大陆海岸线长达18400多千米，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自然资源部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海洋旅游业在海洋产业增加值中所占份额较大，连续多年稳居第一大海洋产业位置。海洋旅游自身发展潜力巨大，关联带动作用强，在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稳定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各省份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

国外有关旅游竞争力研究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研究均呈现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层层递进的模式。研究主题发展模式大致相同，均由最初概念界定、^[1][2][3]因素识别到模型建构与方法更新，^[4][5][6]逐步过渡到生态环境及旅游可持续发展渗透其中。^{[7][8][9][10][11]}概念界定层面，国外学者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方面界定旅游竞争力，^[3]同时，指出旅游竞争力延长目的地生命周期的特性，^[12]突出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国内学者从旅游产品的销售、利益转化能力、获得综合效益的能力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等方面界定旅游竞争力的范围。^[2][13][14]现有研究为厘清旅游竞争力的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撑，本研究将旅游竞争力定义为：通过有效合理利用目的旅游资源，基于环境、动力及配套设施保证目的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素质、能力和水平。在此基础上，给出海洋旅游竞争力的定义。海洋旅游竞争力则是指通过有效合理地利用目的海洋类旅游资源，基于环境、动力及配套设施保证目的地海洋旅游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素质、能力和水平。

旅游竞争力模型构建及方法层面，国外学者从旅游核心竞争力及辅助竞争力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验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及重要性；且研究方法多采用因子分析法、AHP及熵值法等。^{[13][14][15][16]}国内学者多以区域竞争理论为支撑，从宏观到微观尺度，以核心吸引物、支持性因素、资格性因素等方面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17]研究对象呈现多元化态势，包括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边境旅游、海洋旅游等方面，^{[18][19][20][21][22]}但现有研究中有关海洋旅游竞争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外旅游竞争力研究中多数以“滨海旅游”为研究主题，鲜有研究以“海洋旅游”为题。学者毛峰选取山东七个滨海城市，从旅游资源、旅游基础、旅游发展和旅游环境等维度构建滨海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但数据选取较为笼统，并未剥离非海洋旅游部分。^[23]学者孙静等基于海洋旅游指数对沿海省份海洋旅游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与评价，数据指标多以海洋旅游成分为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海洋旅游数据未剥离所带来的误差，但少数指标仍未剔除非海洋旅游成分。^[22]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从资源依托、旅游配套、环境支持及发展动力四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对滨海城市海洋旅游竞争力进行测度与分析，^[13]为沿海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且该评价指标体系与本研究具有良好的适配程度。在政策、社会与经济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海洋旅游相关议题逐步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海洋旅游竞争力研究尺度多以城市、区域等小尺度为研究对象，鲜有研究聚焦于省份这一尺度，因此，从该尺度测度海洋旅游竞争力丰富了海洋旅游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沿海省份为研究主体，以旅游竞争力理论为支撑，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资源、配套、环境及动力四方面构建沿海省份海洋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收集2015—2019年海洋旅游相关数据, ^①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与熵值法主客观结合的综合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提高评价与测度模型的科学性, 并基于此测度与评价模型探讨国内沿海省份竞争力强弱。

①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省份2020年到2023年部分数据缺失，且数据状况存在极端值。因此，数据仅更新到2019年。

二、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 沿海省份海洋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滨海城市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13]结合各沿海省份海洋旅游业发展现状，以海洋旅游指数为指导，参照相关专家意见，秉持数据可得性、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等原则，最终形成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二) 指标释义及数据来源

资源依托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类。自然资源包括指标C1至C5，人文资源包括C6至C9，指标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海洋旅游资源状况；旅游配套包括旅游交通与旅游服务商。其中旅游交通指标包括C10至C12，旅游服务商指标包括C13至C15，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沿海省份的住宿、餐饮及接待的能力及水平；环境支持包括社会和旅游环境两大类。旅游环境指标主要包括C16至C18，社会环境指标主要包括C19至C20，二者反映了内部与外部环境发展状况；发展动力指标包含C21至C25，其中产业创立指标包括C21至C23，能够较好地反映该省份海洋旅游发展水平与规模；教育科研指标包括C24至C25，能够较好地反映该省份发展活力与水平；具体指标释义及数据来源如表 2所示。

(三) 指标计算公式 1、普通指标

指标C1至C15，C24至C25均为各省份的滨海城市2015—2019年该指标之和，其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 C 1 x=\sum\limits_{i=1}^n P_i $

(1)

其中，x代表沿海省份，n为滨海城市的数量，P_i则为该滨海城市截至2019年所拥有的海水浴场的数量。其他指标与该指标计算方式相同。

2、其他指标

(1) 指标C16与C20均为该省份滨海城市2015—2019年该指标平均值与按照相关权重的乘积，如C16智慧化程度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 I_x=\sum\limits_{j=1}^n P_j T_j $

(2)

其中，x代表沿海省份，n为滨海城市的数量，P_j则为该滨海城市2015—2019年智慧化得分的平均值。旅游收入能够反映出滨海城市旅游发展状况，并且各个省份中滨海城市的贡献程度不同, 因此，将滨海城市智慧化程度的权重值T_j定义为滨海城市旅游收入与该省份所有滨海城市旅游收入的比值。^[13]

(2) 指标C18重点海水浴场环境质量为各省份滨海城市所拥有的重点海水浴场环境质量得分总和。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 E Q=\sum\limits_{j=1}^4 D_{n j} G_j $

(3)

其中，当j=1，2，3，4时，G_j=0, 1, 2, 3, 指单次水质监测结果为较差、一般、良好和优秀的权重得分值，D_nj为该海水浴场监测结果为j级的次数。

(3) 指标C21海洋旅游收入为各省份滨海城市海洋旅游收入的总和，具体模型参照海洋旅游指数相关计算方式，^[22]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 P-M T R=\sum\limits_{i=1}^n M T I_i * T R_i $

(4)

其中，P-MTR代表省份海洋旅游收入；MTI_i为该省份滨海城市海洋旅游指数；TR_i为该省份滨海城市旅游总收入；n是指该省份滨海城市的数量。

(4) C19人均GDP为该省份所有滨海城市2015—2019年GDP的均值之和与此期间常住人口均值之和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 G_x=\sum\limits_{i=1}^n D_i / \sum\limits_{i=1}^n Y_i $

(5)

其中，x代表沿海省份；n为滨海城市的数量；D_i则为该滨海城市2015—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值；Y_j为该滨海城市2015—2019年常住人口的平均值。

(四) 评价模型构建

本研究以滨海城市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构建含有海水浴场数量、邮轮港口数量、智慧化程度、海洋旅游收入等25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模型。

1、AHP评价步骤

首先，构建三层次递进结构模型；其次，基于表 2中的内容构造比较判断矩阵，依照Santy基于认知习惯与判断能力给出的属性间相对重要性等级表(又称1-9比例标度法)对各指标因素进行对比；再次，对其进行单准则下排序，并利用式(6)与式(7)分别进行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 简称CI)及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e，简称CR)的计算，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得到总排序权重值。

$ C I=\frac{\lambda_{\max }-x}{x-1} $

(6)

$ C R=C I / R I $

(7)

其中，λ_max为最大特征根；CI值与矩阵一致性成反比，当CI =0时，矩阵则完全一致，当CI>0时，需计算一致性比率CR。在式(7)中，CR值与矩阵一致性成反比。当CR < 0.1时，认为矩阵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则，则需对矩阵进行修正。

2、熵值法原理与步骤

首先，假定有m个省份、n个指标，以此为基础建立原始矩阵；其次，基于c=$\frac{x_{i j}-\min \left(x_{i j}\right)}{\max \left(x_{i j}\right)-\min \left(x_{i j}\right)}$与式c=$\frac{\max \left(x_{i j}\right)-x_{i j}}{\max \left(x_{i j}\right)-\min \left(x_{i j}\right)}$依照数据正负向标准分别进行正向化与逆向化归一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的矩阵X，并对矩阵X以0.0001的标准进行平移处理；最后，依照式(8)计算沿海省份i在第j项指标的比重q_ij、熵值e_j以及差异系数g_i。

$ \mathrm{q}_{\mathrm{ij}}=\frac{x_{i j}}{{\sum}_{i=1}^n x_{i j}}, e_j=-k \sum\limits_{i=1}^n q_{i j} \ln q_{i j}, g_j=1-e_j $

(8)

其中，$k=\frac{1}{\ln (n)}>0$，0≤g_i≤1；并假定q_ij=0时，e _j=0。

第四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值，公式为：

$ W_j=\frac{g_j}{{\sum}_{j=1}^m g_j}(j=1, 2, \cdots, m) $

(9)

3、AHP-熵值法综合权重

若仅以AHP分析法计算相关指标权重，可能存在主观偏好进而产生偏差；若仅采用客观的熵值法作为权重赋值法，则可能会存在数据分布特征不同而导致权重与现实情况不符，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主客观结合的综合计算方法，结合二者的优点，使用AHP、熵值法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更加科学地测算相关指标权重，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综合权重v计算方式可表达为：

$ v=\beta U_j+(1-\beta) W_j $

(10)

其中，0 < β < 1；U_j为AHP权重值；W_j为熵值法权重值。

三、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水平测算结果 (一) AHP权重测算

以沿海省份海洋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基于AHP构建沿海省份各指标相关的调研问卷，邀请10位专家进行评价打分，并对收集的资料运用几何平均法进行处理。依照AHP的步骤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所得到的一级指标4个判断矩阵与二级指标8个判断矩阵的CR值均小于0.1，一致性检验通过，各项指标具体权重如表 3所示。

(二) 熵值法权重测算

本研究以全国11个沿海省份2015—2019年各指标数据的均值为基础，依照前述指标数据处理方法，依托熵值法得出沿海省份各指标对应权重值(见表 3)。熵值法各指标权重值总体分布较为均匀。熵值法基本原理表明，权重值的大小与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成正相关，熵越小其离散程度越大，权重也就越大。反之，则离散程度越小，权重就越小。熵值法与主观赋权方法原理不同，客观赋权方法对AHP主观赋权法的修正具有重要意义。

(三) AHP—熵权法综合权重测算

以上述主观分析方法权重测算结果与客观权重测算结果为基础，基于本文前述综合权重计算公式计算各指标综合权重值。其中，β=0.5为测算系数代入式(10)可得到各指标综合权重赋值(见表 3)。

从表 3中可以看出，各指标综合权重值分布在0.02至0.081之间，其中综合权重值最大为C10邮轮港口数量，数值为0.0810；最小为C20失业率，数值为0.0206。在表 3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发现：一级指标A1资源依托、A2旅游配套、A3环境支持及A4发展动力权重排序与AHP所得权重相比变动较大。其中，A1指标权重值为0.3615，排序上升至第一。A2指标以0.2643的权重值居于第二，A4与A3指标分别以0.2160和0.1582的权重值位居第三与第四。二级指标中B1自然资源、B2人文资源、B3旅游交通、B4旅游服务局、B5旅游环境、B6社会环境、B7产业创利、B8教育科研八个指标AHP、熵值法与综合权重值排名各不相同(见表 4)。其中，综合权重中，前四位为B1自然资源、B3旅游交通、B7产业创立及B2人文资源。自然资源权重居于首位，旅游交通的权重次之。产业创利相较于人文资源所占比重较大，旅游环境相较于旅游服务商所占比重较大，教育科研与社会环境所占权重基本持平，前者稍大于后者。资源依托是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根基，发展动力不仅是旅游活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是衡量竞争力潜力的关键指标，旅游配套设施与环境支持是提升旅游活动质量水平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基于AHP与熵值法测算的综合权重与现实情况相符。

(四) 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测算值

基于前文中所得的综合权重(见表 3)与熵值法步骤中经过归一化的基础数据的乘积即为各沿海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的综合得分与排名(见表 5)。

四、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综合分析 (一) 海洋旅游竞争力综合聚类

以表 5数据为基础，可知沿海省份中有五个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得分高于均值0.3669，其中山东以0.7915位居第一，江苏得分为0.1260居于末位，首尾分值差距较大，故而可知各省份间发展具有两极分化的倾向。依据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具体结果如表 6所示。

第一层级其综合得分在0.57到0.79之间，仅有山东一个省份，该层级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结果为优秀。第二层级其综合得分在0.32到0.56之间，有广东、福建、浙江、辽宁四个省份，其海洋旅游相关资源开发与利用、配套设施建设与完善、环境状况及动力水平良好，但相较于第一层级其先天资源依托与后天发展动力两方面稍有不足。第三层级其综合得分在0.20到0.31之间，包括海南、上海、河北及广西四个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结果为一般。该层级的省份中发展动力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海洋旅游资源基础一般，在现有资源基础上进行开发建设，旅游景区和配套设施基本完备，但未形成规模效益。第四层级其综合得分在0.13到0.19之间，含天津、江苏两个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结果为较差，资源基础、配套设施、环境状况等基本上处于均值以下，且存在较多发展阻碍。

(二) 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基于表 7进行数据可视化表达，其结果如图 1所示，沿海省份中近半数海洋旅游竞争力在平均水平之上。

1、第一层级

第一层级中只有山东，其评分值明显高于均值，属于最优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中，山东各要素发展水平均衡，其资源禀赋优良，资源要素众多，发展潜力巨大。资源开发程度较好，截至2019年，其开发建设的海洋类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达到46个；海洋类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接近60个，海洋文化底蕴丰厚。但仍有部分小型海岛、渔村等海洋旅游资源未被发掘或纳入开发与规划行列；山东的相关建设较为完善，滨海饭店数量、游艇俱乐部等指标高居榜首，滨海住宿、滨海旅游服务占据绝对优势，其中滨海特色酒店建设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智慧化和全域旅游建设稍显不足，且城市失业率极高，需要持续关注社会就业情况，增加海洋旅游环境支持能力。

在发展动力方面，山东海洋旅游类院校数量高于平均值，但其海洋旅游论文成果数量却低于平均值，成果产出效率较低，对海洋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较低。因此，人才、科研与创新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山东海洋旅游资源、设施及动力发展状况良好，环境建设略微薄弱，应加大对环境的关注与投入，注重对海水浴场等区域的生态保护，具体可以从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技术创新等方面着手。同时，科研成果的投入产出效率需进一步提升。

综合上述分析，山东整体海洋旅游发展水平较高，各要素发展较为均衡，资源众多，文化底蕴丰厚，但社会环境支持方面仍存在不足，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资源根基、旅游配套设施及产业发展动力作为支持，还需要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及良好的人才储备与成果转化，进一步维持并推动各方面的可持续均衡发展。

2、第二层级

第二层级中包括广东、浙江、辽宁和福建四省，除广东海洋旅游评价得分较高外，其他省份发展水平整体差距相对较小。第二层级中各省在资源依托、旅游配套、环境支持和发展动力各要素分布较为均衡，各省份优势要素又略有不同，主要有以下情况。

广东、福建和浙江具有海洋旅游配套优势，其所拥有的共性还在于资源与环境支持、发展动力要素分布较为均衡。在资源依托层面，广东有着深厚的海洋历史文化底蕴，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社会与经济条件，其高度重视海洋旅游发展，注重海岛开发与保护，培育发展邮轮、游艇等旅游项目，发展生态旅游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但其仍存在旅游项目开发不足等问题。福建拥有基岩海岸、红树林和湿地等海洋生态景观资源，为海洋旅游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且其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海钓基地，注重游轮游艇等方面的发展，为海洋旅游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在旅游配套设施方面，包括交通与服务两方面，其发展状况良好，福建配套设施状况与广东、浙江相比相对较弱。福建与浙江的机场建设数量及游艇俱乐部数量相对较少，同时，浙江的滨海住宿、福建的旅游服务也需进一步提升。在环境支持方面，浙江的旅游环境要素中的重点海水浴场质量值得关注，同时，如何降低失业率也是浙江提升社会环境支持的另一突破点。在发展动力方面，福建政府注重休闲渔业的发展、游艇帆船业发展，发展环境良好，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且海洋旅游收入增长率较高；浙江注重海洋类旅游景区的建设，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且渔业发展状况良好，为海洋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滨海城市之间旅游资源开发存在同质性，不利于海洋旅游的多元化发展，可以通过改善海洋旅游生态环境、提高滨海餐饮与住宿水平、建设智慧城市和发展全域旅游提升旅游配套建设和环境支持能力，打造浙江的海洋旅游品牌。

相对于其他三省来说，辽宁在海洋旅游资源要素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在资源禀赋要素分布中，其自然资源禀赋优良，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但人文资源要素部分相对薄弱。因此，辽宁的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发掘是其发展的突破点。此外，辽宁的旅游配套设施相对于其他省份较为欠缺，旅游交通体系的完善及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是另一关注点。同时，环境要素方面相对较弱，良好的环境是实现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故而需要持续关注就业情况与重点海水浴场的质量状况、提升智慧化程度与全域旅游水平。总而言之，辽宁具有较大的海洋旅游发展潜力，虽然其海洋旅游资源要素方面相对较强，但其相关配套设施、环境支持等方面发展相对薄弱，需进一步加大投入，进而提升海洋旅游发展水平。

3、第三层级

第三层级包括海南、上海、河北和广西四个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水平均低于平均值。在这四个省份中，河北资源要素占比相对较大，海洋类旅游度假区和地理标志产品的数量严重缺乏；海水浴场数量居沿海省份第三，使其自然资源评分上升，但在配套建设方面极度欠缺，邮轮港口处于空白状态，急需加紧建设。滨海住宿、滨海餐饮及旅游服务等要素指标均处于均值以下，旅游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一般，智慧化程度、重点海水质量及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是海洋旅游竞争力升级的重要关注点。虽然河北海洋旅游配套设施及环境支持存在欠缺，但其发展动力充足，海洋旅游增长率高居榜首，发展前景较好。因此，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及环境建设将会成为河北海洋旅游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突破点。

上海海洋旅游配套要素占比明显偏大，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作为中国南北海岸的连接点，区位条件优越，旅游交通网络较为发达，但其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要素所占比重较小，缺少核心海洋旅游吸引物，其中，海水浴场数量、海洋类旅游度假区、海洋类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数量等海洋旅游资源严重不足，海洋旅游资源亟须深度发掘。虽然其资源状况处于偏低水平，但其余三项尤其是旅游配套明显提升了整体的评分水平。在旅游配套设施方面，高品质滨海住宿较为缺乏，但滨海餐饮业、邮轮旅游市场及旅游服务业发展状况较好。在环境与动力方面，上海智慧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状况优良，旅游高等院校数量较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资源缺乏带来的不足。但其海洋旅游相关内容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严重不足；此外，上海教育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较低，未来应关注人才培养状况，注重科研创新，进一步提升科研转化率。

广西的旅游配套和动力要素占比相近，但旅游环境及社会环境支持方面较为薄弱。旅游配套设施及资源方面，游艇俱乐部和机场数量严重不足，滨海餐饮住宿业、旅游服务业发展状况较差，但其自身旅游资源支撑，加之邮轮港口这一中坚力量的快速发展极大带动城市海洋旅游发展。在动力要素方面，广西海洋旅游收入较低、旅游院校相对较少，但海洋旅游增长率与科研转化效率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海洋旅游竞争力；在环境支持方面，其失业率较高、智慧化程度较低，其他相关要素均处于均值指向，故而其环境支持评价极低。综上所述，深度发掘与合理有效开发自然人文资源，促进就业，提升智慧化程度是提升广西海洋旅游竞争力的另一关注点。

海南旅游配套和动力要素占比较大，海南作为一个海岛省，其四面环海，气候适宜，但其资源要素不突出，人文与自然类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海洋类旅游度假区数量严重不足，其余资源要素发展状况一般，未来应注重资源建设与挖掘，提升资源依托能力。旅游配套方面，旅游服务水平明显偏低，但邮轮港口、机场等旅游交通及滨海住宿与餐饮发展状况良好，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此外，虽其旅游高等院校数量较低，但海洋旅游科研转化率较高，因而发展动力评价处于均值水平。在综合实力中，海南在该层级中排名较高，自然状况优良，但资源尚未得到合理规划、开发和利用，且景点间交通不便，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4、第四层级

第四层级包含天津和江苏两个省份，该层级海洋旅游竞争力整体水平较差。该层级中，江苏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状况相对较好，但其配套设施建设和发展动力严重不足，滨海餐饮、滨海住宿水平较低，科研成果数量极低，严重影响海洋旅游竞争力评分。此外，海洋旅游收入较低、海洋旅游增长率较高，说明其海洋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滨海餐饮住宿业质量的提升、服务水平的升级、就业状况的改善将是江苏海洋旅游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突破点。

天津资源状况较差，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各要素均处于平均水平之下。与江苏相比，其旅游配套设施、环境支持及发展动力要素相对较好，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体评分。其海洋旅游收入、旅游收入相对较高且旅游专业院校数量相对较多，但其海洋旅游增长率偏低、科研转化率极低，故而发展动力相对不足。但其经济基础较好，智慧化建设较为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失业率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该层级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发展较为薄弱，究其原因在于海洋旅游整体发展水平低，缺乏资源的深度发掘与合理利用。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城市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为依托，通过匹配、修正最终形成沿海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获取11个沿海省份2015—2019年的相关数据，基于专家问卷的形式获取的10位专家的指标评价意见，运用AHP(主观)与熵值法(客观)确定指标综合权重，并对各省份海洋旅游竞争力进行测算、分析和评价。

总体而言，评分位于一、二等级的省份中，山东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其资源开发与利用、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等发展状况优良，但旅游环境、社会环境支持及发展动力三要素的发展状况略微薄弱；广东、浙江及福建旅游资源依托、环境与动力因素方面相对较弱，但其旅游配套设施较为完备，使得其海洋旅游竞争力大幅提升；辽宁海洋旅游竞争力评分位于第四位，其资源较为丰富，但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配套设施相对而言较为不健全，且环境状况与发展动力稍显薄弱，处于海洋旅游起步发展的阶段；海洋旅游竞争力评分位于三、四等级的省份状况各有异同。其中海南、广西、上海、天津各要素发展状况基本相同，其表现为资源状况均较差，旅游配套设施较为完备，但上海与天津的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广西与海南的旅游环境与社会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河北与江苏发展潜力较大，均具备一定的资源支撑，但旅游配套设施不健全，导致海洋旅游开发与利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浪费。河北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其未来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但江苏发展动力较为薄弱，除了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还需增强其自身的内在与外在的发展动力，进而提升海洋旅游竞争能力。海洋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较为复杂，由多个动力系统复合构成，故而仅依托个别要素的发展难以改变全局状况，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努力参与其中，提升整体规划、开发、产品设计、营销、管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关注程度，实现海洋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