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印太战略”是美日近年来推出的影响最大的区域性战略之一，拜登上台之后，更是将发展同盟和伙伴关系作为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作为美国忠实的同盟伙伴，日本的地理位置可以发挥将中国紧紧压制在东海区域、遏制中国进入西太平洋的作用。同时，日本也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本国安全的极大挑战。为避免区域秩序出现对自己不利的变化，日本以美日同盟为轴心，借助四方机制，不断加强与印太国家的战略合作。研究日本的“印太战略”，对于增进中国对日本战略的认知、妥善处理中日关系、理性把握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学界对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不少学者分析了日本“印太战略”的产生背景、内容、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如日本学者中村长史指出，目前日本在“印太战略”的表述上具有多样性，因此导致各个国家对“印太战略”的理解有所不同。^[1]肯·金博指出，日本“印太战略”概念包含对中国的竞争和合作战略，旨在加强基于法治、航行自由和自由贸易等规范的现有国际秩序。^[2]一些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印太战略”的出台是为了应对由于中国崛起而导致的区域力量对比新变化，利用中美关系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格局。^{[3][4][5][6][7]}

第二，剖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战略意图及核心目标。如佐桥亮认为，日本一直在扩展其“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其战略目标是在印太地区“维持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印太战略”是“塑造该地区动态的工具之一”。^[8]古贺圭认为，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现有基础上，塑造和巩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秩序。^[9]

第三，聚焦于日本“印太战略”的某一具体领域，如针对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分析日本推动建立四方机制的意图、影响、未来走向，以及日本在四方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学者认为，日本作为四方机制的主要倡导国，希望借助同盟关系，将日本的战略利益扩及到南太平洋及印度洋。^{[10][11][12][13]}也有学者从日本“印太战略”设置的新议程入手，如反恐合作问题，指出日本“印太战略”是“整合成涵盖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价值联盟的综合性国际议题的集合”。^[14]

第四，从日本与相关国家间关系入手，分析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许多学者从海洋安全的角度出发，探究了日本与相关国家之间双边及多边海权合作的进展。^[15][16]许娟指出，美日印框架下的四边和小三边关系，会导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区域的领土和领海争端更加复杂。^[17]吕耀东认为，日本希望通过强化对非援助，以在国际“安全保障”及国际贡献等领域“有所作为”，从而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18]

第五，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日本“印太战略”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如日本学者神谷万丈认为，日本的“印太战略”针对中国同时存在“竞争战略”与“合作战略”，两者并不矛盾，为了使“竞争战略”成功，就需要“合作战略”。^[19]国内许多学者从对冲与制衡的角度出发，探寻日本“印太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影响。^[20][21][22]

总体来看，针对日本的“印太战略”，国内外已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以下不足之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日本“印太战略”为何出台、如何落实以及怎样发展，对日本实施“印太战略”所取得的成效关注较少。随着日本“印太战略”的不断发展、细化及落实，其实施效果如何？日本的策略选择及其政策动向会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本文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回顾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过程，在梳理其内容的基础上，探究日本“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定位，并进一步分析日本的策略选择所带来的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以便为增进对日本国家决策的认识提供参考。

二、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及内涵

如上所述，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概念并拓展“印太战略”的国家。

(一) 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主要内容

以时间为轴，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印太地区外交政策的提出及设想阶段。2007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印度共和国会议时，提出“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作为自由和繁荣的海洋正在实现一种充满活力的结合”。基于此“印太”新概念，日本提出与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一个“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巨大网络”。^[23]在这一阶段，日本首次出台针对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并初步提出与印度、澳大利亚联盟的设想。

第二个阶段是日本明确提出“印太”概念并初步形成“印太战略”阶段。2013年2月，安倍晋三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发表的讲话中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并将寻求与印度、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作为重要对外目标。^[24]2016年8月，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问题国际会议开幕式上，日本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25]在这个阶段，日本正式提出“亚洲民主安全国家菱形”的概念，并推动了“印太战略”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实质性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日本的“印太战略”在经历了“拉美入群”及“群主置换”后的转型阶段。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之后，日本的随美型“亚太战略”随即破产，尤其在“美国第一”的美国政策下，日本在外交战略上不得不做出调整，包括为将日本版的“印太战略”广泛宣传，并为置换其为美国版做出努力，以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在“印太战略”的群主置换后，其影响力逐渐提升，并不断有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出台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印太战略”。

第四个阶段是日本“印太战略”在拜登政府时期的全面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日本为进一步回避在东亚地区与中国的正面对冲，选择弱化“印太战略”的正面军事对抗特点，突出并扩展了“印太战略”在地缘经济、科技、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内容，并逐步推动小多边机制的固定化、常态化，将“印太战略”拓展为一个包含安全、经济、科技及机制建设等的全方位对外战略。

可见，日本的“印太战略”最初以军事安全为主要内容，其后不断发展为一个包含安全、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动态战略体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安全领域，日本以美日同盟为中心，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支点，通过与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国家间频繁的军事安全合作，构建“亚洲民主安全国家菱形”。美日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安全活动主要通过包括出台新安保法案(2015年)、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2015年)等方式，修改和完善法律法规、提高防卫力量、完善防卫合作协商机制、强化美日军队合作等。近年来，日印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准同盟”的特点，其内容主要包括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的基本成形、海上演习强度提高、陆空联合演习起步、联合开发武器装备和技术等方面。^[26]相较于美日及印日安全合作，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安全方面的合作主要集中于海上力量。而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情报安全合作、海上安全合作、网络安全合作、反恐安全合作、生物安全合作、技术安全合作六个方面。^[27]

其次，在经济领域，日本注重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构建印太经济秩序。日本“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以南亚、东南亚国家为主要合作对象，具体内容包括：提供经济援助，并加大对印太国家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如“政府开发援助项目”)；推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拓宽在印太地区的市场(主要包括商品销售以及能源资源合作两方面)。此外，日本还积极配合美国建设“蓝点网络”计划，试图系统性地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最后，在政治领域，日本的“印太战略”涵盖海洋治理、价值观联盟及多边机制构建三方面内容：第一，日本对内推动“新海洋立国战略”“海洋安全保障战略”与“印太战略”的对接，对外通过联合国、双边及多边会议等平台，推动与印太国家就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海洋法和其他国际法交流见解和经验；第二，日本提出“建立以法治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秩序”，^[28]包括通过利用“民主价值观”口号，团结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希望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取更多国家支持；第三，日本试图通过利用双边及多边机制，构建印太地区新秩序，主要包括首脑峰会(如Quad)、定期会晤机制(如the Economic "2+2")、合作论坛(如CPTPP)、战略伙伴关系群组(如TPP11 Agreement)四种形式。

(二) 日本实施“印太战略”的动因

可见，日本的“印太战略”在安全上谋求建立同盟关系、密切双边及多边军事合作，在经济上通过自由贸易及多边机制，推进印太经贸繁荣，在政治上追求推广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以发挥自身的作用。近年来，日本不断强调其“印太战略”的合作、开放与包容的特点，试图将更多国家吸纳到“印太战略”中，目的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规避不确定风险，维护并扩展自身的多种利益。

首先，在安全领域，不同行为体对风险的感知及认知程度不同，印太地区新型博弈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了日本对周围环境的风险感知。日本风险感知提升的原因主要来自美日同盟的困境与中国的快速崛起两个方面。

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导致其维护印太地区的能力受到质疑，美国及其同盟国家之间始终摆脱不了同盟困境的束缚，即日本被美国抛弃及被牵连的担忧在不断增长。美日同盟在建立之初就具有非对称性的特点，^[29]即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同盟。美国希望通过结盟来控制日本，使日本服从自己的国家战略；而日本也始终抱有被完全拖入美国国家战略的担忧。近年来，随着日本多届政府不断推动和平宪法的修改，日本的自主行动能力逐渐强化，美日同盟的困境更为凸显：一方面，由于两国国家利益具有不一致性，日本担忧美日同盟会为日本带来不必要的冲突与麻烦；另一方面，美国也担忧逐渐突破宪法禁锢、安全依赖降低的日本会产生分离倾向。美日间的同盟困境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弱而逐渐被放大，美国越是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则越会被强化，美日两国的利益分歧则会更加凸显。日本从“印太战略”到“印太构想”，再到“印太愿景”的表述，目的是弱化其战略的直接对抗性，突出灵活性与包容性，以求规避美日同盟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中国的快速崛起提升了日本对周围环境的威胁感知，日本急需提升对中国的制衡力度。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改变了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状况，在面对突然强大的中国时，日本的不安全感大幅度提升。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使得日本急需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国家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此外，日本对制衡中国的考量还受美国对华政策与态度的影响。“美中、日美关系如果为正，日中关系就必然为正”。^[30]不可否认的是，当今国际体系仍处于美国主导之下，日本选择美日同盟联合制华，既是受中美关系下行的影响，也是日本为了规避在安全上被美国抛弃的风险。出于制衡中国的考量，日本的“印太战略”在构建之初紧紧以安全为核心，并随着中美关系的复杂化而逐渐完善为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的国家战略框架。

其次，日本的“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有双重目的：一是最大限度地为自身谋取海洋经济利益；二是希望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市场等方式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太地区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印太国家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作为典型的海洋贸易国家，日本对海上运输航线及原材料市场的依赖强化了其对海外市场的重视程度。无论是为了对冲经济风险，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日本都需要积极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印太经贸格局。印度洋扼守着日本进出口贸易通道的咽喉，日本对该地区出现的任何动荡不安都极为敏感。为此，近年来，日本不断突出“印太战略”的包容性，通过这种方式来灵活地将印太地区国家的偏好纳入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中，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加以传播，从而有助于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建立印太地区“新联盟”。以印太国家为跳板，日本可以持续向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输出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便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与支持，日本对华心里日趋敏感脆弱，更担心会在供应链问题上受制于中国。为维持日本自身影响力，并防止印太经济格局被中国掌控，日本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和西方，构建排斥中国的多领域体系平台，联合制定高新产业的国际新规则；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等方式，提振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帮助”印太相关国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实现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软制衡”。

最后，在政治领域，以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为主要国际背景，日本“印太战略”意图从对内对外两个维度构建起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区域秩序。对内，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一系列修宪行为，强化国家防卫力量体系建设，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并通过积极的战略性外交塑造大国形象。对外，日本在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构建“价值观同盟”的过程中，深化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在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中争夺主导权，以此扩大自身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

三、日本“印太战略”的收益分析

根据日本“印太战略”的政策选择与实施目标的契合度，本文将日本“印太战略”的收益划分为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三种类型。以契合度为视角，从风险规避和利益获取两个维度衡量收益。具体的判定标准如下：正向收益是与“印太战略”实施目标相契合的收益；负向收益是日本在获取正向收益的同时所必须承受的负面影响；不确定收益则是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可能出现变化的潜在性收益。

(一) 正向收益

首先，从安全上看，自“印太战略”出台并推行以来，美日同盟关系不断升级，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频次增加、程度深化，这使得日本推行“印太战略”所试图获取的安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拜登政府在2022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正在巩固自身实力，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保持一致，并与中国对抗，以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和未来愿景。”^[31]通过参与并推动“印太战略”的扩展与落实，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得到了实质上的强化。2022年1月7日，日本外相林芳正、防卫大臣岸信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共同举行日美外交安全“2+2”视频会议，主要围绕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问题展开，其中涉及日本“西南防线”、台湾问题等方面，并在会谈结束后签署了防卫装备合作研究协定。^[32]

在美日同盟强化的基础上，日本与印、澳、东南亚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根据日本防卫省《日本防卫白皮书(2021年)》公布的数据，与2015年至2018年相比，在2018年至2022年近四年来, 日本与印太国家间的高层防务交流、军事演习的次数有所提升。其中，日印之间防务高层交流由18次提升至28次，海陆空军事演习由1次提升为14次；日澳之间防务高层交流由11次提升至26次，海陆军事演习保持每三年7次的频率，使日澳防务合作达到准同盟水平；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也较为频繁，以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主要的军事演习合作对象。^[33]“印太战略”为日本提供了实施同盟战略和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机制平台，成为对冲中国、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印太秩序的重要手段。

其次，从经济上看，“印太战略”为日本提供了深化经济合作的机制平台。南太平洋地区是日本重要的海外市场与原材料进口地，因为印度洋地区扼守着日本重要的能源供给和海上交通生命线，日本在这两个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

当前，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建立在《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础上。2021年4月底，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由东盟主导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这为日本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日本先后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东西经济走廊(East-West Economic Corridor)与南部经济走廊(Southern Economic Corridor)。^[28]同时，日本提出的构建经济自贸区的设想也获得东盟国家的支持，例如，正在构建的缅甸迪洛瓦经济特区(Thil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

日本积极推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与印度的“东进政策”战略实现对接，两国的经济合作持续升温。2016年11月，日印联合推出了“亚非发展走廊计划”(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使日本的资金以及技术力量优势与印度的人力资源优势相结合，将双边经济合作扩展至非洲地区，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打造日印版的“一带一路”。^[34]除此之外，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日印还构建了孟加拉湾工业生长带(The Bay of Bengal Industrial Growth Belt)、改善东北公路网(Improvement of North East Road Network)等。可以预见，日本与东盟国家、印度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度较高，因此未来在双边及多边合作中仍将继续深化经济合作。

最后，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印太战略”为日本提供了参与印太事务、扩大同盟圈的契机。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其能够作为美国“印太战略”支柱的重要原因。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一方面，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北起点，与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等共同将中国大陆包围，这对限制中国将势力扩展至西太平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近年来通过构建同盟关系来实现对印太地区的管控，作为忠实盟友，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始终坚守以美日同盟为根基，不断调整和升级美日关系，这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建构与落实提供强大助力。对于日本而言，印太地区一直是日本的重要战略部署地，印度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而澳大利亚与日本价值观较为一致。通过与这些国家协助推进“印太战略”，构建正式与非正式同盟体系，一方面, 可以拉近与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构建对日本有利的印太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结盟思想一直占据日本外交战略的主导地位，联合周边国家形成海洋国家联盟，可以制衡中国，防止形成由中国主导的“印太秩序”，减少对其的“威胁”。

(二) 负向收益

首先，从安全上看，日本并不具备主导“印太战略”实质性发展的实力。日本难以凭自身实力独立推行“印太战略”，“美主日从”格局决定了“印太战略”的发展方向并不掌握在日本手里。日本的对外战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构想。随着印太地区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试图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恢复日本正常国家地位，为此积极推广“印太战略”，包括构筑安保联盟，通过与印太国家的军事合作演习，实现让自卫队走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目的。^[35]但是日本追求的战略自主，在极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美国的支持，“美主日从”的格局定位给日本谋求战略自主带来一定困难，同时也使日本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国家战略的牵制，美国国家战略的不确定性也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例如，特朗普上任时，废除奥巴马时期推行的“亚太”战略，并在秉持“美国第一”的理念之下退出众多多边国际组织，这让一直以来实行随美战略的日本不得不重新调整方向，以应对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政治冲击。

此外，由于美日同盟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美日双方对于“印太战略”定位的不同，日本战略界始终对美国的台湾防卫承诺存疑，也始终担心会被美国的战略圈套诓骗。^[36]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美国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著。“印太战略”构筑的制华同盟的确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日本构筑美日安保合作网络架构提供了平台，但是由于日本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仅凭日本自身实力难以主导“印太战略”的发展方向，也难以持续推进其期望构筑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秩序。

其次，从经济上看，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成为日本经济政策中越来越突出的特点，这对中日间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美关系之间的两难困境使得日本长期以来实行追随美国的安全战略与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近年来，尽管岸田政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将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受到美国以及国内竞争思维的影响，日本通过政治手段干扰中日间经济活动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同时，为了确保本国技术优势，并配合美国重组供应链的要求，日本积极推行经济安全战略，对内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法”、对外通过配合美国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路径，谋求对华“脱钩”，并遏制中国崛起。这些举措必然会对中日间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从政治上看，在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的策略将越来越困难。尽管近年来日本力求淡化“印太战略”的对抗属性，但其真实意图始终离不开“在印太地区联合更多国家组成一个针对中国的遏制体系”。^[37]这种联美制华、以自我界定的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政策特点，给实现中日关系的稳定与良性互动带来挑战。尽管中日关系是日本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受制于美日同盟，日本对华关系始终排在美日关系之后，日本对华的政策态度也始终需保持在美国容忍的范围之内。一方面，日本在做外交决策时，需同时兼顾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强硬，这使日本难以平衡与中美之间的关系。如果日本决定与美国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以对抗中国，那将失去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也会损害日本与东盟间的关系，因为东盟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然而，如果日本不突出强调“印太战略”对中国的遏制，则将面临美日政策分歧的风险，并会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三) 不确定收益

从安全上看，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其同盟化程度有限。由于每个国家对印太地区的利益诉求不同，因此在合作之中，对于事项优先级的设置偏好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更侧重于“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对抗属性，但是对于原材料进出口都极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日本而言，一个真正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才更加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

此外，印度向来视印度洋为“后花园”，因此对于任何想要介入印度洋的域外实力都保持防备心态。由于印度素来有不结盟传统，因此在四方机制中始终保留高度的战略自主权，印度参与四方机制更像是权宜之计。^[10]利益需求的差异，导致了印太战略中的四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各有不同。拜登上台后，提出组建民主价值观同盟，在提升“印太战略”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军事安全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合作，以此制衡中国。而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印太战略”的非对抗性。这表明，一方面，美国组建的民主价值观同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美国以“民主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口号凝聚同盟伙伴团结的行为，反映出美国不断避实向虚的实力走向；另一方面，在“印太战略”下的各方合作会由于需求差异，而使未来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从政治上看，“印太战略”目标也具有不确定性。

第一，推动“印太战略”的发展落实，需要美日两国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及资源支持，也意味着应付出更大的代价及成本，这对两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能否持续而连贯地深化“印太战略”，主要取决于美日两国的国家实力。当下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时期，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链出现断裂，严重影响了世界贸易；乌克兰危机接踵而至，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与此同时，美日等国还需应对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社会问题的影响。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印太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已经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其未来发展方向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日等国国内政局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

第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近年来，日本军事行动规划的增加以及对安保政策的修改，致使印太地区军事局势紧张。与此相反，东盟国家始终致力于淡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对抗色彩，力求在中美竞争之间寻求中立地位，确保东盟的整体性、中心性。部分东盟国家对于四方机制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表示排斥，这表明“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推动军事安全合作，难以符合东盟国家的利益。

第三，域外大国的干预也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日俄两国针对“北方四岛”的争端由来已久，两国一直未能妥善处理。2019年5月30日，在第四次日俄外长防长“2+2”会谈中，日本曾提出希望与俄罗斯在“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构想”上展开对话，这也是日本首次尝试将俄罗斯纳入自己的“印太战略”之中，但是遭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明确拒绝，并批判美日的“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构想”“是在创设封闭性的同盟”。^[38]一方面，日本“印太战略”本身存在地缘政治安排上的重大缺陷，即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规划明显不足，这种缺陷主要是由于东北亚国家间存在难以调和的领土纠纷与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北方四岛进行的开发活动及军事演习，加剧了日本“收复”北方四岛的难度。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国际局势更加动荡。2022年3月21日，俄罗斯外交部宣布鉴于日本对俄罗斯实施单方面制裁，俄罗斯将停止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39]这是对日俄关系的一大重创。同时，俄罗斯不仅是瓦解日本北部力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分化四方机制的重要变量。例如，针对乌克兰危机，印度明确表示不会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相反，印度利用战争机遇，低价购买俄罗斯原油，在能源和农产品中大量获益。“两面下注”的政策选择使印度成为乌克兰危机的获益者之一。换言之，美日版“印太战略”受到域外国家的多种影响，其未来走向也充满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动态发展体系，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与推进所受影响较为复杂。总体来看，日本的“印太战略”在安全、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搭建了平台，并创造了机遇，这有助于日本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也有助于日本构建维护自身利益的印太话语体系。但是，日本“印太战略”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加剧了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与盟国、同志国之间的军事安全互动对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影响较大。此外，日本“印太战略”的不确定收益具有转化为正向或负向收益的可能性，它们受制于国内外多重因素，能否持续推进落实“印太战略”，并产生效果和作用，决定权并不由日本掌控，其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四、日本“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及若干建议

如上所述，日本的“印太战略”体现出联美制华、以自我界定国家利益为考量的特点，这为实现中日关系的稳定与良性互动带来挑战。

首先，日本实施“印太战略”所获取的正向收益基本已达到其战略目的，这意味着在短时期内，日本会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的完善与落实。从安全上看，制衡中国的发展，弱化中国的影响力，是日本提出“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日本及其盟国间关系的深化、小多边机制的固定化与常态化，都会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和主动权，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强度与水平上的提高，将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更大压力。在经济领域，日本的“印太战略”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构建了壁垒。日本“印太战略”试图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缓解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试图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此外，与美西方国家实施多种联合方式，包括日本通过政治手段干扰中日经济活动，例如，通过“市场排挤、技术封锁、规则牵制”等多重手段，挤压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空间，^[40]这将迟滞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科技进步速度，冲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制度建设领域，日本伙同西方国家打“民主价值观”牌，在污名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利用自身话语权优势，挤压中国的战略上升空间。

其次，日本“印太战略”的负向收益伴随着正向收益而产生，说明日本“印太战略”在调整与深化的过程中仍需面对不少风险。因此，日本“印太战略”近年来不断完善并细化，目的是弱化正面硬碰硬的制衡特点，转而寻求从经济、科技等领域多方位“软制衡”中国。这样的战略导向意味着日本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从而也为中日合作留存一定的空间。尽管日本政府近年来在人权、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损害和破坏中日关系的行为，但是在主观意愿上，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并没有抱有强硬态度，而是明确表示：“日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中日双方都应该为建立建设性、稳定性的关系而努力。”^[41]中国也明确表示两国应“顺应潮流大势，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42]

此外，日本“印太战略”的不确定性收益揭示了日本组建的小多边机制还是四方同盟，在其内部都存在利益分歧，为此，中国应考虑如何利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进而采取有效措施，以反制“印太战略”对自己的封锁与孤立。在中美战略性竞争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印太战略”充斥着对冲考量：一方面出于对自身经济安全等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是为了规避自身面临的地缘政治等风险。

为此，在把握日本“印太战略”政策选择和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应考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进一步争取日本相对中立。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应约束与合作并举。中国可以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同样采取约束与合作并举的措施，来应对日本的“印太战略”。一方面，要客观评估日本政策的施行效果，避免过度反应，保持战略定力，维护印太地区总体安全局势的稳定；另一方面，面对日本侵犯中国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的行为，中国应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核心利益受到侵犯。

其次，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经济反制措施。中国应继续发挥在经贸领域上的优势，以强大的内需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链作为内生动力，强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一方面，对内应继续推动经济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扩大国内市场，完善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对外应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参与并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多边合作，瓦解美日等西方国家“去中国化”的企图。和平、稳定、发展符合印太国家的长远利益，中国应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在中美关系严峻的当下，日本想要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愈发困难。所以，日本在全力推行“印太战略”机制化、同盟化的过程中，势必会加深与中国战略的互疑程度。为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岸田文雄在防务、安全等方面强化“印太战略”的举措，是否标志着日本将以更为强硬的姿态加强对华的制衡力度？二是“印太战略”还有多少扩展空间，美日是否有能力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建设并取得效果？这是衡量“印太战略”前景的视角，有待我们继续关注。

中日两国作为近邻，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理关切，“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43]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唯有合作共赢，扩大共同利益，才是真正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坚持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