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神的妈祖文化发端于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自北宋肇始至今已逾千年。千百年来，人们对妈祖的信仰从未间断，从沿海一隅的莆田湄洲岛到内陆的云南、山西等地，从咫尺比邻的东南亚诸国到万里之遥的欧美，妈祖信仰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信仰人数越来越多。长期以来，专家、学者对妈祖信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尤其是东南亚等地的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刘婷玉指出，妈祖文化具有外向型的特征，有清一代，即随着华人足迹传到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均出现过天后宫庙；^[1]澳大利亚的圣诞岛、布里斯班、悉尼和墨尔本等地也有6座妈祖庙宇，促进了妈祖文化和当地其他文化的融合。^[2]而在东亚，明清时期，妈祖文化即通过册封使往来、海上走私贸易、中国移民、进香交流等路径传播至日本，^[3][4]并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分离，表现出“共生文化”的性格。^[5]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也在不同的时期出现过妈祖宫庙。^[6][7][8]妈祖信仰在国内传播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沿海地区，如山东、环渤海地区、天津、上海等均有专人研究，^{[9][10][11][12][13]}其他省份，如北部的辽宁、甘肃、陕西、新疆等地、南方的海南、广西、云南、广东等也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述。^{[14][15][16][17][18][19]}然而，妈祖信仰在中国内陆地区的传播情况如何，却缺乏系统的考证和分析，仅散见于其他主题的简单涉及。湖北地区妈祖信仰的传播亦如是，主要从会馆、商帮的角度提及湖北安陆、应城、石首、汉口等地有会馆性质的天后宫。^[20][21]作为沿海地区重要的传统民间信仰，海神妈祖是如何传入湖北这个内陆省份的，有何传播特点，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妈祖信仰传入湖北的背景 (一) 湖北自然环境对妈祖信仰传入的影响

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之称，境内江河众多、湖泊星罗棋布。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省，流程长达1061公里，占长江全长6300公里的16.84%。^[22](P2)境内的长江支流有汉水、沮水、漳水、清江、东荆河、陆水、滠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富水等。其中汉水为长江中游最大支流，在湖北境内由西北趋东南，流经13个县市，由陕西白河县将军河进入湖北郧西县，至武汉汇入长江，流程858公里。^[23]有丰富的水系，就会有发达的航运。湖北众多的江河、星罗棋布的湖泊，形成了长江、汉江的两大水运干线，成为中国水陆交通运输枢纽。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地势和降雨等诸种因素的不利影响，导致全省各地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据统计，湖北从秦代至清末见于记载的较大范围的水灾316次；秦代至1949年见于记载的较大旱灾214次。^[24](P3)因此，寻求与航运紧密联系的“航海保护神”妈祖的庇佑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湖北社会文化对妈祖信仰传入的影响

湖北文化底蕴深厚，“湖北地处中国腹地，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文明交汇于此，东西南北中文化形态五方杂处，有利于各类文化的兼收并蓄、交流借鉴，充分展示了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和融合性优势”。^[25](P5)这种文化特征为妈祖信仰的传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那么，在妈祖信仰传入湖北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呢？

1、商业的长足发展

清代，湖北政区正式形成。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湖北的农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棉花种植与纺织印染业兴起，经济比较发达。以商业贸易带动手工业发展，汉口、沙市、宜昌等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带动了整个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扩张，汉口、宜昌、沙市相继开埠，湖北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尽管地方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但至晚清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洋务运动全面展开，湖北创办了一大批近代企业，推动了湖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中，值得一提的是中俄“万里茶道”的开辟。在万里茶道中，中国商品在境内水运沿着武夷山——九江——武昌、汉口——襄阳——赊店而行，以长江及其支流船舶运输为主。在运输过程中，各地商人以地域为主，形成了各自的帮派，各帮有相应的会馆，如汉阳帮的“晴川书院”，黄州帮的“黄州会馆”，江西帮的“万寿宫”，福建帮的“天后宫”等。商业的发展带来文化的兴盛、人口的流动，也带来了妈祖信仰。

2、人口大迁移

明末清初，清朝与明朝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和民间反抗的战争异常激烈，在南方各地造成的人口损失尤其严重。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等发动的“三藩之乱”又持续多年，长江中游各省受到更大的破坏。至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当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终于结束时，该地区新的无人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为移民提供了充足的定居地，大量人口涌入湖北。民谚“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就是一幅传神的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速写。“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26](P220)因此，在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的其他省份迁来的，“流寓多而土著少”。^[27](P5983)而同时，湖北等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为此区大规模接纳外来人口创造了契机。据史料描绘，襄州“风物秀美，泉甘土肥”“尽是桑麻之野，亦为鱼稻之乡”。^[28](P54)均州(今十堰一带)乃“鱼稻之乡”，“桑麻蔽山，衣食自足”。^[28](P92)郢州(今荆门钟祥一带)“其土铙粟麦”，为重要的粮食基地。因此，诚如史家所述：“楚为鱼稻之乡，加以山水清旷，是以四方之客问津揽胜、卜居著籍者，后先相望焉。”“自元以来，四方流民争聚。”^[29](P86)

人是文化的载体和移动传播工具。人口大迁徙的最直接结果是妈祖信仰随着福建人的迁入湖北而流布于此。与此同时，因人口迁移而导致的各地民众聚集杂居，彼此之间文化差异性较大，反而能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和信仰。

3、荆楚文化的深远影响

美国学者韩森指出，中国民众对待自己的信仰，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即惟灵是从。^[30]因此，湖北民间信仰多样，源远流长，除了敬日神、土地神等天体崇拜和敬山神、水神等自然崇拜，火、凤、虎、树等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外，湖南湖北的民间宗教信仰受荆楚文化的影响深远。荆楚文化的地域范畴大体与现今所说的长江中游地区相当。^[31]“信鬼好祠”是楚国的一般风俗，巫鬼信仰与祠祀传统是荆楚民俗文化最突出的外部特征。《汉书·地理志》对楚地民俗信仰特征作了这样的概括：“信巫鬼，重淫祀。”大至邦国政事，小至生疮长疖，楚地人民的一举一动都需祈求神鬼，探知神意，以取得神灵的许可。因此，荆楚地区巫术符咒、五行八卦、气功武术等种种都较为流行。这也是道教和灯花教、白莲教等秘密会社在湖北较为盛行的重要原因。湖北荆楚文化传承不息的封建迷信传统为湖北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心理底蕴，^[32]也为妈祖信仰的传入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二、湖北地区妈祖宫庙的分布

居“中”独厚，得“水”而优，湖北水陆交通便利，农业经济有极高的成就，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四方商贾之士纷至沓来；中俄“万里茶道”的开辟更是将湖北的经济和航运业推向了高潮，会馆成为各市镇的亮丽风景；自然灾害和政局动荡造成的人口大迁移，各地人民异地而居，在包容的心态中进行文化交融。在此种背景下，妈祖信仰传入荆楚这个深受浓厚封建迷信传统影响的地区。

(一) 湖北最早建立的妈祖宫庙

关于湖北省最早建立的妈祖宫庙，《湖北省志·宗教》有这样的描绘：(宋)真宗时代，道士们把民间信仰的“航海保护神”妈祖延入了道教，且随江湖河海航运业的兴起而发展，日渐显赫。许多沿海、内河口岸相继出现供祀妈祖的天妃宫、天后宫、妈祖宫、圣母观……湖北第一座奉祀妈祖的道观，即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在汉水上游重要口岸谷城兴建的圣母观。^[33](P70-71)尽管宋朝崇道，妈祖在世时由巫得道而成仙的故事符合道教的神话故事原型，妈祖也称天上圣母，但比对其他文献史料，笔者认为此圣母观与妈祖应无关联。其一，根据史料记载，妈祖诞生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升化于北宋雍熙四年(987年)，之后众人才在湄洲屿立庙祭祀，妈祖信仰遂在莆田各地缓慢传播开来。即便是同市的圣墩庙也是在北宋元祐元年(1068年)才立，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赐庙额“顺济”。至于传到外省，则更是在那之后，如：“……鄞之有庙，自宋绍兴三年(1133年)来远亭北舶舟长沈法询，往海南遇风，神降于舟以济，遂诣兴化分炉香以归。见红光异香满室，乃舍宅为庙址，益以官地、捐资，募众创殿庭，像设毕具，(有司因)俾沈氏世掌之。”^[34](P11)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即公元1008年至1016年在湖北建成奉祀妈祖的圣母观，时间上与史实不符。其二，妈祖虽也称天上圣母，但该称呼应是在清朝康熙十九年(1680年)褒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之后，时间相差600多年。其三，明万历《襄阳府志》卷二十二记载：“圣母观在县南八十里薤山上，宋大中年建。”清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九也记载：“圣母观：在薤山上。宋大中祥符中建。元至正重修。”元代重修时，圣母观改称龙圣宫、圣女庵，一直供奉着九天玄女神祇。^[35]薤山位于湖北省谷城县城西南40公里处，而与谷城相距较近的神农架林区流传的《黑暗歌》中，圣母是昊天：“圣母原是金石长，清水三番成人形。石人得道称圣母，名唤昊天是她身。”^[36]都非妈祖。

此外，雍正《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的记载值得关注：武昌府·蒲圻县·天妃庙：在河北龙翔山右。祀临水夫人。名为天妃庙，奉祀的是临水夫人，有学者认为：“这也是二女神信仰相互渗入之表现。”^[37](P375)但相关史料显示，此天妃庙与妈祖无任何关系。《蒲圻志》卷三十一记载：天妃庙，唐建，在陆水河北龙翔山右侧，祀临水夫人，明景泰、崇祯，清顺治均重修；另一天妃庙在官塘驿与泉口交界处的行宫殿。^[38](P639)同文献的另一处还记载：【行宫殿】泉口乡境内，亦名“天妃庙”，唐建。同治《蒲圻县志》载：“天妃庙，明景泰三年(1452年)潘宪刘重修，崇祯四年(1631年)，知县林增志复修有记”，1958年因建坪南小学拆除。^[38](P639)从时间上看，妈祖的诞生尚且在此天妃庙建立之后，更遑论立庙奉祀了。因此，唐朝建立的蒲圻天妃庙奉祀的确确实实是五代十国的临水夫人陈靖姑，而非宋朝的妈祖。实际上，除了临水夫人，监利县杨林山天妃庙奉祀的也非妈祖，而是唐末杨林山人的萧姓女子。^[39](P283)

妈祖信仰传入湖北的时间，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其宫庙也是在此时出现：“明、清两代，宫观以沔城为中心分布全县，在沔城有元妙观、天后宫……”^[40](P586) “沙市在明末清初已有所谓‘十三帮’的组织，各帮有相应的会馆，如……福建帮的天后宫……”^[41](P8)黄梅^[42](P643)、麻城^[43](P123)、蕲州^[44](P823)等也有相应记载。其中，黄梅县天后宫可以大致推测其创建时间。《湖北地名趣谈》中“黄梅‘金线吊葫芦’”部分记载了汪可受为其启蒙老师胡凤挑选墓地，“地理先生首先看中的是县城内天后宫前一块地……”^[45](P774)胡凤是黄梅县人，为明嘉靖朝进士，殁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据此推测，该地天后宫最晚在1548年已经建立。而有史料记载且有确切时间的湖北最早的妈祖宫庙，当为清代乾隆年间。同治《东湖县志》卷十和同治《宜昌府志》卷四均有记载：天妃庙：系福建会馆，一名天后宫。乾隆廿六年福建客民众建，在忠义街。因此，有史料记载的湖北最早的妈祖庙为乾隆廿六年(1761年)建立。至此，妈祖信仰由宜昌发端，在全省传播开来。妈祖宫庙是妈祖信仰的主要载体，本文以湖北地区妈祖宫庙为切入点，通过对其创建者、创建背景和分布特征等的分析，来考察妈祖信仰在湖北地区的传播情况。

(二) 湖北妈祖宫庙的分布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妈祖信仰在商业势力的助推下，在湖北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建制上，清初沿用明制，至清末，当是时，湖北领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施南、宜昌、荆门直隶州等府。综观明清尤其是清代各府县方志、湖北省志、各县区志等资料，结合专家学者的考证研究，明清时期湖北的妈祖宫庙有31座。本文试对其具体分布做简要梳理，具体见表 1。

三、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 (一) 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途径

在湖北地区，官方力量在修建妈祖庙宇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现存史料中有记载的天后宫，没发现有官府修建的记录。湖北地区的天后宫，要么是修建者信息不详，要么是由闽商、福广移民兴建。由外来迁移人口扩散传入，这是妈祖信仰在华中地区传播的共同点。按照外来人口迁移方式的不同和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途径可分为闽商藉由会馆传播、移民迁移传播和官方力量推动三种。

1、商人藉由会馆传播

以是否是妈祖诞生地的籍贯来划分，商人分闽商和外地商人。在促进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上，闽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地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在其中的作用也值得注意。

明末清初，因地利、物丰等因素，湖北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沙市、宜昌、汉口等沿江城市更是成为商业中心城市。伴随城市商业的发达，外地商人众多，同籍商人出于“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的目的^[46](P287)，便建立起地域性的商会和同行业的“帮口”，也就是会馆。早期的地域性会馆，由客居某地的外籍人士捐资兴建，供同乡集会、考生借居等用。后来，逐渐演变为主要供同乡商人聚会联络、办理公益事项的场所。如，沙市在明末清初已有所谓“十三帮”的组织，各帮有相应的会馆，福建帮的会馆是天后宫。^[41](P8)之后，随着航运业的发达及中俄“万里茶道”的开辟，闽籍商人的足迹遍及长江、汉水各口岸，福建会馆遂成为湖北大型市镇的一道风景，如麻城县的宋埠镇，“明清以来，商务兴盛，为邑中首集。地当水陆之冲，南北货物辐辏，闽赣巨商建会馆于此。”^[43](P49)

福建人行商历史悠久，并根据区域的不同形成许多商帮，有福州帮、闽西帮、闽中帮和泉漳帮等。但“吾邑人旅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稗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颞雨人安也。”^[47](P417)不管是哪个商帮，其供奉的神祗几乎都是妈祖。这样，商帮会馆便有了妈祖庙的性质。如据同治《施南府志》记载，位于来凤县东门内的天后宫即是福建人会馆，均州的天后宫是福建商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所建；^[48](P101)光绪《京山县志》卷二记载：天后宫：在城內翰林坊东首。闽商捐建。应城县县城内的福建会馆据光绪《德安府志》卷五记载是乾隆年间福建茶商所建。同治《宜昌府志》卷四记载：东湖县·天妃庙：系福建会馆，一名天后宫，乾隆二十六年福建客民众建，在忠义街。该天后宫为经营丝烟业的福建帮所建。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自从会馆制度出现之后，福建商帮会馆闽商就接过了船帮传播妈祖信仰的大旗，成为妈祖信仰在大陆流布的新媒介。闽商藉由会馆传播妈祖信仰的方式使妈祖的足迹不再局限于中国沿海，而是几乎流布到大陆的每一个省份。

而在湖北的商人群体中，作为中俄万里茶道的主要经营者，山西、陕西商人对妈祖信仰的传播也有所促进。《汉口山陕会馆志》的《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记载，始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毁于咸丰四年(1854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大规模重修、扩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竣工的汉口山陕会馆，在会馆中，山陕商人即修建有天后宫。从天后宫流传下来的十三块匾额看，山西汾州杂货帮、太汾红茶帮等各商帮不但题了诸如灵佑江海、薄海神光等匾外，还有众多的商号参与了捐资。

2、移民迁移传播

历史上发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导致大量移民来到湖北，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指出，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49](P36)据恩施新闻网报道，恩施最大的家族之一——赖姓，即为福建移民。怀故土馆庙以兴。这些移民定居之后，遂兴起集资建会馆和家庙的念头。清同治版《恩施县志》载：“天后宫，在城内薛家巷，一在南峡口。”这两处天后宫为福建、广东人所建，故又称广福会馆。移民而来的福建广东人为团结互助，兴建同乡会馆，而古时的会馆总是以庙宇为依托，是以先后建起两座天后宫。恩施境内长江支流清江部分通航，天后宫建成后，就成为福广移民祭祀家乡神与清江船工祭祀水上保护神的场所。清末民初，龙岩林氏家族迁居丹江口、老河口、谷城等地经商谋生，繁衍发展。其中林达夫兄弟在老河口、谷城参与建立了福建会馆，以此联络闽籍乡亲，介绍生意，扶贫济困，为往返闽籍客商提供住宿等方面的服务。^[50]这些移民沿途播下自己本土文化的种子，改变了文化的时空分布，拓宽了妈祖信仰的流布区域。

3、官员主祭推动传播

因漕运和平台战役等因素，清朝对妈祖信仰多有推动，这从历次朝廷对妈祖的多次褒封和敕建就可以看出。在湖北，这种推动力量以官员主祭的形式出现。据《林则徐日记》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月二十三日载：“二十三日，乙未，晴，天后神诞，诣汉镇福建会馆主祭。前一月，同乡司事请匾、对，即为制就。匾曰‘南纪慈航’……”。时林则徐正在湖广总督任上，恰逢武汉福建会馆竣工。除主祭、制作匾额外，林则徐还另撰书对联一副：“湄屿溯神踪，梓里升香通陟降；汉津崇庙祀，茭堤障水庆朝宗。”^[51]这种由官员主祭的形式虽不如敕建影响深远，但官员代表着国家力量，彰显了国家对妈祖信仰的认可和扶持，一定程度上对推动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有促进作用。加之主祭官林则徐本身为闽籍仕宦，对在湖北的福建妈祖信众具有一定的团结作用。

(二) 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路线

湖北妈祖信仰的传入，主要仰赖福建籍商人和福广等地的移民，因此，商贸和移民的路线，也就是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路线。

福建商人和移民进入湖北的路线，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49](P38)结合历史上福建会馆(妈祖宫庙)的存在情况，我们可以粗线条地还原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线路。

首先，妈祖信仰主要利用长江、汉水交通动脉随着闽籍商人和移民的足迹进入湖北。闽籍商人和移民进入江西之后，多乘船溯江而上，经鄱阳湖，过都昌、星子、湖口入长江；从湖口北渡大江40公里至黄梅县，或从湖口入长江上溯，至蕲州、黄州、汉口，利用长江进入湖北。此线路与晋商的万里茶道的行走路线一致。在这条线路上，黄梅县曾有一座天后宫；蕲州也有福建帮兴建的名为天后宫的福建会馆；而闽商和移民足迹的落脚点——武汉，除了武汉福建会馆外，汉口山陕会馆里还有座天后宫。

进入湖北后，妈祖信仰的传播路线出现了分化，分两条线路往腹地扩散。一条是“沿江西进”，往西南地区传播，即逆长江而上，随荆门、宜昌、恩施而流徙，因此，历史上，沿途的石首、宜昌的东湖、利川、建始、来凤、恩施县城等地都留下了妈祖信仰传播的足迹。另一条线路是往湖北中部、北部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妈祖信仰的传播路线方式有两类：一类是水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溯汉水而上，经汉川、仙桃、钟祥，进入襄(阳)宜(城)河谷平原；另一类则走安陆、随州、出枣阳的随枣走廊，是陆路通道。这两条线路在襄阳汇合，进而深入鄂西北地区。对于闽商和移民而言，祈求神灵庇佑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才是王道，而无关乎交通形式。故作为福建家乡神的妈祖就是首选。因此，水路上，荆楚名镇当阳河溶镇、钟祥、京山各出现过一座天后宫；陆路的麻城、安陆、云梦、应城、随州也都在不同时期建立了福建会馆。而在水陆汇聚地襄阳境内，在汉水及其支流的市镇上，如汉水干流的老河口、谷城、樊城，汉水支流蛮河的南漳等地都曾留下闽商的印迹，出现过福建会馆。在鄂西北，天河等汉水支流水域发达，闽商和移民挽舟即可进入郧西等地，故该处也出现过天后宫的踪迹。

(三) 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特点

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妈祖信仰以商业经营为传播途径，妈祖宫庙为传播载体，在向湖北等大陆腹地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沿海地区的传播特点。

1、传播动力：先人后庙，市兴庙旺

妈祖宫庙的建立是妈祖信仰传入一个地区的重要标志。与福建等地内化式渗透扩散的传播方式不同，驱动妈祖信仰在湖北传播的，是外来力量，即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是外引迁移式的，先是出现了具有妈祖信仰的人，然后才由这些人建庙祀神，即妈祖信仰是由闽籍商人或移民带来，他们在当地以同乡同业会馆也就是福建会馆的形式建立妈祖宫庙。妈祖宫庙建立起来后，成为福建商贾和移民联系乡众、慰藉乡愁的聚会及活动场所。以沙市为例，会馆参加者既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资本家，也有小商贩，还有店员，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52](P421)

妈祖宫庙的建立在客观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达到“以庙聚人，以庙兴城”效果的同时，也为妈祖信仰的进一步传播即“市兴庙旺”提供了动力，奠定了基础。如孝感汤家街天后宫福建会馆，起先，福建人以贩运漆器、烟叶、皮丝水烟、海味、白糖和蜜饯为主。以后改运销售日常生活物资，如崇安茶叶，永春、长汀的烟叶，以及福建竹笋等。著名的福建黑白木耳、香菇、桂圆等，更是成为在孝感深受欢迎的食品。到了咸丰、同治年间，福建会馆翻建扩大，范围北临北街口，西至汤家街，东至天灯街(今中山街)，其面积比三元宫大一倍。^[53]

2、传播形式：会馆天后宫

如前所述，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传播，与闽籍商人的商业活动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明清“十三帮”之一的福建帮，是传播妈祖信仰的主体。在“先人后庙，以庙聚人；以庙兴城，市兴庙旺”的基础上，或在天后宫中附设会馆，或在会馆中建造一座天后殿，福建帮在湖北各地市镇的会馆大多与天后宫建筑合为一体。如来凤、云梦、当阳、京山、钟祥、东湖等县对天后宫的说明都是“即/系福建会馆”，馆在宫内；光化、安陆、应城等则是“福建会馆，即天后宫”，宫在馆内。即便是由山西和陕西商人所建的汉口天后宫，也是以会馆天后宫的形式存在于山陕会馆内。以会馆天后宫进行传播成为湖北乃至清代妈祖信仰别具一格的形式。在这里，商业势力与民间信仰神奇地结合到了一起，成为促进民间信仰传播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不管是天后宫会馆还是会馆天后宫，从修建天后宫的主体来看，湖北地区多数天后宫为福建商帮会馆所修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湖北天后宫的分布，可以视作福建商帮在湖北活动的一个坐标图。

3、传播范围：商贾群体

湖北妈祖信仰是清朝商业贸易活跃的背景下由闽籍商人和移民引进的，因而在进入湖北后仍然保留了其与商品经济的密切关系。移民有难民、仕宦入籍和随军入籍的政治移民和适应区域开发的需要，为谋生、商贸等而产生的经济移民等之分。^[54]进入湖北的闽籍移民和商人多属为谋生而产生的经济移民。与其他定居性移民不同，这些经济移民进入湖北，逐利而居，多为暂住人口，流动性很大，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经过长期发展才成为定居式移民。文化通过交流而传播。为了谋生，他们日常接触、交往的大多为各地的商贸人士。在交往交流中，附着于他们身上的妈祖信仰在他们的交际圈中传播，商贾群体成为受众主体。长期的潜移默化，再加上中国民众实用主义的信仰原则的作用，妈祖信仰也逐渐为部分商贾群体所接受。汉口山陕会馆里天后宫的修建及山西各帮商人的捐资和赠匾额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妈祖信仰的在地化与影响

文化人类学家R·林顿把文化传播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接触与显现阶段。一种或几种外来的文化元素在一个社会中显现出来，被人注意。2、选择阶段。对于显现出来的文化元素进行批评、选择、决定采纳或拒绝。3、采纳融合阶段。把决定采纳的文化元素融合于本民族文化之中。^[55]妈祖信仰在湖北的发展也经历了此三个阶段。

(一) 接触与显现阶段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妈祖信仰在湖北显现出来的神性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述，湖北妈祖信仰的传播主体是闽商和福建移民，在他们往湖北迁徙的过程中，妈祖是他们的航海保护神。因此，在妈祖信仰传入湖北初期，妈祖的神性主要是保驾护航。然而，一段时间之后，闽商和福建移民初期对妈祖护航的感念渐渐被立足当地的现实需求所取代。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他们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此时，从家乡带来的妈祖信仰正好起到了联系乡谊、团结地缘的功能，妈祖无形中成了乡土之神，起着地缘的同乡纽带的作用，移民们以妈祖信仰为地缘标志来进行精神慰藉和构建强化移民秩序。与此同时，会馆天后宫是妈祖信仰在湖北传播的主要形式。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他们通过与福建商人和移民的接触窥见了妈祖信仰的一角——妈祖宫庙。而在湖北的妈祖宫庙，此时发挥的更多是其经济功能：以其强大的融合力起着聚合资本、凝聚人心，并吸引着“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资本家，也有小商贩，还有店员，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参与其中，以“先人后庙，市兴庙旺”的方式在湖北社会中显现出来。

(二) 选择阶段

护航、联系乡谊、聚合资本，面对妈祖信仰的诸多作用，在鄂民众在兼收并蓄的同时更多是选择了后者。在当地民众眼中，妈祖信仰俨然是福建商人的财神，认为供奉妈祖即能如同寄寓当地的福建商人般财源滚滚，是以希冀自己也能在妈祖神力的护佑下财运亨通起来。汉口山陕会馆中建有天后宫应是同等心态。因此，商贾群体是妈祖信仰在湖北的主要受众。

然而，一个民间信仰神灵的生命力决定于其信众的生命力。妈祖信仰在湖北的生命力决定于闽籍经济移民的生命力。福建帮衰败得最早，在抗日战争以前，由于业务衰落，管理会产者不务正业，抽大烟，家产败尽后，把会馆都卖了(先卖房屋，后卖地基，最后连石墩也卖了)。^[52](P426)沙市福建帮的衰败只是在湖北的所有商贸群体的一个缩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闽籍经济移民尤其是闽籍商人的破落，会馆天后宫也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湖北天后宫的衰败成为福建商帮经营状况的一面镜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至此，山河地貌、人口迁徙和繁茂商业推动着的妈祖信仰在湖北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三) 采纳融合阶段

尽管历史上湖北各个市镇建立了一定数量的会馆天后宫，但因传播主体流动性较大的特殊性，妈祖信仰的传播范围、传播效果都很难同沿海地区的相提并论。遵循文化传播的自然规律，妈祖信仰在福建帮贸易扩张时期经历了短时大范围的扩展后也随其衰落而渐渐消退。妈祖信仰中的一些习俗则随着年岁而渐渐融入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在此期间，除了日常的祭祀活动等普通习俗外，与异域他乡的背景相应和，各地妈祖信仰中基本都会出现的演戏酬神在各地会馆天后宫中得到了充分的延续与发挥。比如湖北会馆天后宫的建筑中一般都设有戏楼，如孝感福建会馆，当阳天后宫的戏楼解放初尚存，宜昌忠义街的天后宫，“一进天后宫的大门，便是一座大戏台，台高两米多，左右都有楼梯上台，台的面积不小，学校在台上装成一间六年级的教室。戏台下面是一个铺满青石板的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排厢房”。^[56]在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羽化日，各天后宫都有相应的祭祀活动，演戏也一般是在这两个日子或前后进行。演戏的表面理由是祭神，但在实际上它发挥了多种功能：一则可以调节商客们在外常年经商的孤独心理和精神；二则可以通过商客们的共同娱乐来促进会馆中各商号之间的团结协作；三则可以通过这种娱乐形式来酬谢会馆所在社区的居民，从而加强商帮会馆与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同时，商帮会馆由于举办天后庙会，通过聘请外地戏班的演出，在客观上又导致了各地区之间的民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清代各地民间文化的融合和发展。^[20]

然而，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融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自身特征消失的过程。作为妈祖信仰主体的福建商人的经商范围的转移和福建移民融入当地生活，历史上起着联系乡谊等重要作用的妈祖信仰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自身的信俗特征也慢慢消失。尤其是到了民国时期，在宫庙大量移作他用的风潮中，妈祖宫庙也难逃此运，纷纷改做民房或用以教学。在信仰载体——妈祖宫庙的破败和被摧毁的同时，妈祖信仰在湖北地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