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精英论称：传统文化依靠自身是无法再生的，需要批判性重建。要通过“加括号”的办法把传统文化整体上“悬置”起来，为西方文化的植入腾出地盘。电视片《河殇》说中国黄色的大陆文明具有僵化封闭保守的“黄河心理”。当今有学者也论称：海洋文化是先进文化，大陆文化、农耕文化是落后文化。

有学者说：不仅“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外国人开辟的，而且中国的封建王朝对丝绸之路并不重视。

有学者说：今天建设“一带一路”，绝对不能再搞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了。

学者们批评明清时期的“海禁”“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近代落伍，被动挨打。

我们不禁要问：明清时期中国不“海禁”“闭关锁国”就不落伍，就不被动挨打了吗？

学者们批评中国封建王朝“重陆轻海、重农抑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封建王朝“重陆”有什么不对吗？“重陆”是真，“轻海”则未必; “重农”有什么不对吗？“重农”是真，“抑商”则未必。

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审视中西文明互动的历史与逻辑，提出和论证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不能绝对地说，农耕文化、大陆文化是落后文化，海洋文化是先进文化。因为，其一，在农业文明时代，农耕文化相对于原始渔猎文化是先进文化，农耕文化相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工业文化就属于落后文化。其二，无论农耕文化还是海洋文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第二，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并不封闭，而是开放的。封建王朝“重陆不轻海”“重农不抑商”。

第三，疆域辽阔、海岸线绵长的中国并不缺少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化。以宋明时代为代表，中国是历史上的海洋强国。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历代封建王朝对海洋贸易给以了必要的重视并注意海洋贸易的管理。

第四，“大航海时代”中国没有缺席，“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地是中国，“大航海时代”的揭幕人是中国人，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

第五，对西方式的大国崛起要恰如其分地进行评价，西方式的侵略扩张型大国崛起之路不适用于中国，通过侵略扩张成为世界强国不值得称道。走向海洋的大国没做到长盛不衰，5000年的中华文明出现二三百年的落伍不值得大惊小怪，历经劫难后新中国不到百年又现往日辉煌。

第六，中国在近代即使不实行海禁，闭关锁国照样落后、被动挨打，因为世界历史进入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工业时代时，落后的封建社会、农耕文明已经无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相抗衡。

一、中西文明都有大体相同的历史进程，尽管时间节奏有差异

文明的曙光从哪里升起，人类的历史就从哪里开始。文明的进步与历史分期有不同的方法。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 马克思着眼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历时性考察，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类社会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社会形态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美国的当代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1928-2016)于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一书，阐述了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应用于生产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导致文明和历史时代的变迁。由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阶段性变迁，他名之曰“三次浪潮文明”。三次浪潮导致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依次更替。这种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划分，哲学家赵稼祥称之为“技术社会形态”，以与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相区别。如图 1所示。

这些社会形态，是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要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只是时间早晚上有差别。纵观中西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当欧洲大陆还很原始和愚昧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早已存在有久远历史的封建文明了，但后来，乾隆皇帝还在做着天朝大国美梦的时候，欧洲却已经完成了反超，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造成这种戏剧性历史变迁的原因姑且不论，先应关注的是中西文明变迁的不同节奏大大影响了中西文明互动的向度、强度和性质。

再者，把技术社会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结合起来看问题，有助于我们对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进而才能正确地看待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正确地把握中国近代的落伍。基于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一般地说，农业文明、农耕文化是落后的。因为农业社会是一个历史时代，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进步性和合理性。只是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后，农业文明就落后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相对于西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落伍了。

二、中西文明特质迥异的遗传密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是一定类型文化的特殊构成方式、表达方式和功能机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文化模式的主要表达方式。这种不同的模式，又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质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其中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需要经由社会存在到社会心理、由个人心理再到社会意识形式的过程。在狭义文化的视野中，可以看到社会的完整结构即基层——经济结构、中层——政治结构、上层——文化结构。一定文化模式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文化场域中有一个力的多边形，主要因素有利益取舍、人文情怀、伦理教化、伟人示范、得失权衡、舆论压力、艺术熏陶、宗教洗礼、社会管理(国家导向)等。在这种社会化育与自我修养的合力中经由复杂的遗传机制，在长期的休养生息中内化为族群的文化基因，成为人们不期而然的认知倾向和行为取向。^[1]此间，杰出人物如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艺术家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个人意识(普通个人)⇔群体意识⇔个人意识(杰出人物)双向反复互动与作用的内化⇔外化过程。其中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是实现由社会心理到社会意识形式(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总结和提升。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思想家。

历史上的古文明：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尼罗河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与巴比伦文明，恒河与古印度文明，黄河与中华文明，地中海和古希腊文明。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土地等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和平自守的，民族性格也是宽容、谦让、仁厚、沉稳的。海洋文明以海洋经济为基本形态，对海洋的依赖性较强，除海洋渔业捕捞养殖外，海洋贸易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和谋生手段。因而具有外向、拓展、冒险的特点，民族性格表现出张扬、刚猛、争持、强悍、果敢的一面。

在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哲学的地位十分重要。哲学乃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是超越日常生活视界的穷本极源之境; 是关于人之为人的思考和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追问; 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如果说哲学与日常生活世界有关的话，那应该是为日常生活提供合理性依据，是“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哲学在各个文化系统中居于核心和支配地位。不同地区、民族以哲学为指导，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各具特点。中西文化模式的特异性见表 1。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是以列举方式对中西文化模式进行简单的比较。对于中国文化比较这样一个世界视野和人类视野的大话题而言，以图表的方式展示文化模式的特征并进行比较，肯定是不够的。中国典籍《易经》中有两句话：“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反映中华民族博大深沉、仁厚包容的一面，那么，“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则反映出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一面。中国人有内敛、含蓄、温良、谦让、仁厚的一面，但并不怯懦。中国人骨子里从来就有奋发进取、直面挑战、刚正不阿、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质。从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到儒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杀身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从唐代边关杀场诗，到宋代豪放派词; 从一身正气的好汉武松到“横刀向天”的谭嗣同再到“不惜此头”的吉鸿昌，莫不彰显中华儿女的豪气。儒家进取日新、浩然正气、达穷不二、省察自律的君子气象; 道家自然无为、澹泊名利、与天地参、斋心澄怀的挥洒气度; 屈子忧国怀民、洁身自好、修远求索、九死不悔的超凡情操; 唐诗宋词抒写的雄关放歌、沙场点兵、春花秋雨、暮鼓寒江、品茗豪饮、挥别欣逢、怀古喻今、忧国忧民的审美人生等等，无不展示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魄力。

需要指出的是，四大文明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只有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其他都是大河文明。因为，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埃及都毗连大海，他们的繁荣也表现为海洋社会的繁荣，巴比伦也并非与海没有联系。

三、“王霸”之辨—西方式的“大国崛起”不可复制也不宜过分称道

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霸道: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 与“王道”相对。“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孟子·公孙丑上》第一次把“王”和“霸”并提阐述，指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思想是提倡仁政，强调以仁政得民心。孙中山论及王道和霸道时指出：“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2](P538-540)}从“王霸”之辨的角度说，中国的海洋文明发展体现的是和平友好的“王道”路线，西方的海洋理论、以大航海时代的大国崛起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则是“霸道”路线。

西方海洋文化具有征服、冒险、掠夺的特征。早在古罗马时代，西塞罗就指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3](P290)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4](P163)马汉说：“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5](P309)“强权即公理。”^[5](P3)这种通过海洋实现侵略扩张和掠夺的强盗逻辑的践履，突出表现于在当今中国极受称道的、西方话语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启始的“大国崛起”——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美。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航海探险。哥伦布怀揣《马可波罗游记》，乘船出海想找到中国和印度。最初的假设是中国大陆距离西方并不遥远。一旦发现中美和南美海岸证明这一理论有误，西班牙便乘机殖民、征服、利用和开发大陆地区。^[6](P109)继之而起的是葡萄牙。1499年后的一个多世纪，葡萄牙依靠海上霸权，在欧洲保持了无所匹敌的强势。^[7](P81-82)1602年，荷兰建立具有国家职能、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公司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他被获准与其他国家定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菲利普和索萨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印度洋贸易网建立之初就具有侵略性。为了更好地掌控殖民地，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他们控制了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6](P109)菲利普和索萨说：“很多英国人会以他们祖先在印度次大陆取得霸权为傲”，“19世纪大英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皇家海军控制着连接各个大陆的海上交通生命线。”当时英国人非常骄傲于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景象：世界成了英国的“自留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英国的玉米地，印度、中国是英国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英国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英国的棉花种植园。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英国的林区，澳大利亚是英国的牧场，南非和澳大利亚是英国的金矿，秘鲁是英国的银矿。^[6](P134)

欧洲列强的侵略和洗劫遍及美洲、非洲和亚洲。中国没有幸免。雨果用文学的笔触描写道：“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这一奇迹现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动，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从他们的行为来看，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两个征服者平分赃物，真是丰功伟绩，天赐的横财！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历史。在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8](P77)

对于欧洲列强的侵略掠夺行径，非洲人用两句话进行了概括：欧洲人刚来的时候，他们有圣经，我们有土地。如今我们有了圣经，他们却拿走了土地。

四、“王道”践履—文明古国和海洋强国彰显大国气象和大国风范

15世纪可以称为一个世界性的航海时代，除了伊斯兰教徒之外，旧大陆两端的人们都在进行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这些欧洲人视角下的话语，通常指欧洲人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家开辟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第一次环球航行成功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人类进入全球意义上的航海时代。在界定和使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都不把这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包括在内，而且在今日中国也是这样。

但我们认为，“大航海时代”中国没有缺席，“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地是中国，“大航海时代”的揭幕人是中国人，郑和受中国皇帝之命下西洋，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郑和下西洋绝对称得上是“大航海”。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无论从时间先后上，还是船只大小、船队规模、持续时间和航行次数，在世界和中国都是空前的，而且是这一时代其他船队和航行不能比的。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是跨大洋、跨大洲的海洋航行，经由太平洋、横穿印度洋，远达非洲和濒临地中海的阿拉伯半岛，船队出现在了波斯湾和红海，距地中海和欧洲只有一步之遥。这样一个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却被大大低估。如梁启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以“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有论者说，今天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绝对不能再搞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了。有论者认为，下西洋是明成祖巩固政权、弘扬国威的措施，是一种政治驱动的航海行为，并不等于海上贸易的开放。

我们认为，不应贬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性壮举及其具有的多方面积极意义。

自中国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由苏州刘家港出发，7次出海远航，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和平交流。郑和曾到达过的地方有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的红海、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他的航行比哥伦布登陆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据说，欧洲人登上非洲大陆时，连当地的部落首领都看不起他们，当地酋长说，先前中国人来过我们这里了，中国人的船比你们的船大多了，像村子一样大，中国人很慈祥。你们开着这么个小破船来到我这里，还凶什么凶。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如说为宣扬大明威德、为寻找建文帝、为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为包抄帖木儿帝国、为扫荡张士诚旧部、联印抗蒙、为找佛牙、找麒麟等。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宣扬大国的威仪有什么不对吗，比如现在的仪仗队、阅兵式、军演; 进行外交活动，加强国际交往有什么不对吗，比如今天的中国朋友遍天下; 国家外交活动中互赠礼物有什么不对吗，比如今天的国事赠品甚至对外援助; 再者，“花光国库”不过是大臣们反对下西洋的不实之辞。不能以此否定产生巨大影响的“下西洋”壮举。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政治与外交、海洋贸易和文化传播。

作为积极的对外政策的一环，朱棣首先筹划进行的便是向海外诸国派遣使节。他之所以“锐意通西域”，其目的在于“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借以树立中国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并进而发展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往来。

郑和下西洋还为了同海外国家发展贸易，以期增加国库收入。明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即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所表述的那样，明初已出现靠自由出卖劳动的雇佣工人和拥有资本建立手工工场生产组织形式的资本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外扩大市场，以增加国库的收入。郑和下西洋大规模的经贸往来，使“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 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互通有无，双方获利均丰。“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 沉南龙速之香，麒狮孔翠之奇; 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 皆充舶而归。”明人严从简这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欢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郑和下西洋所从事的经贸交流活动是客观真实的历史事件。^[9]通过与海外诸国发展海洋贸易，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又让老百姓发财致富。

雄心勃勃的永乐帝“锐意通四夷”，推行了积极的对外政策，他谕令官员说，“今四海一家”“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对海外各国强调“一皆遇之以城，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柔远人。”从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十年，包括日本、朝鲜、锡兰等超过50个国家，都向中国提出了贸易要求。^[7](P82)

郑和下西洋开展文化传播方面的活动，具有积极意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归纳起来看，郑和下西洋1、是规模空前的航海壮举; 2、提高了国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外友好交往; 3、开辟通商之衢，进行经贸交流; 4、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5、和平往来，共享共荣。

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朝大臣对郑和下西洋的非议的问题，宦官得到皇帝重用历来是遭反对的，所以郑和以宦官身份得到皇帝重用统领下西洋，遭到非议很自然。明代大航海的功臣是郑和，历史罪人是朝臣刘大夏等，为防止宦官的势力扩大，刘大夏等朝臣以航海太费钱为由主张停止航海活动，主张销毁郑和下西洋的海图等资料，因史料载他云“旧案虽存，亦毁之以拔其根”，这些资料从此不见踪影，被流传是他私自毁掉资料的。这可是明代大航海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和珍贵航海资料啊。

五、中西文明互动的过去式—农业文明时代的陆地大国并不封闭保守

电视片《河殇解说词》说，中华文明由于生发在黄土高原、黄河中上游，是黄色的大陆文明，加之单一的中央集权，抑制了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海洋文明被压抑。从而使旧时代的中国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色。在“黄河心理”支配下的生命活动不是创造而是有限的循环流变。^{[10](P12, 17, 106)}

有学者认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狭隘、封闭、保守，批评中国封建王朝“重陆轻海、重农抑商”。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封建王朝“重陆”有什么不对吗？“重陆”是真，“轻海”则未必; “重农”有什么不对吗？“重农”是真，“抑商”则未必。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活跃着一个商人阶层，并孕育出十大商帮，《清明上河图》反映了京都汴梁的商业繁荣。正是士农工商各路大军的协力推动，才有了中国封建时代近两千年领先世界的技术发明、经济昌盛和文化繁荣。

我们赞同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各有不同特点的观点，但不同意不讲历史条件不看地理区位和文化区位，简单地论定海洋文化先进而陆地文化落后。同时，我们认为，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并不封闭，而是开放的。不能绝对地说，农耕文化、大陆文化是落后文化，海洋文化是先进文化。因为，其一，在农业文明时代，农耕文化相对于原始渔猎文化是先进文化，农耕文化相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工业文化就属于落后文化。其二，无论农耕文化还是海洋文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有不同特点但二者无优劣之分。其实，这两种文化在历史和具体形态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优点和局限，而且每一种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也会有差异性。同是海洋文化，东西方就有差异; 同是陆地文化，在古今也会不同。就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而言，不能把一种文化绝对化为优秀的先进文化，也不可把另一种文化绝对化为低劣的落后文化。

陆地居民的生活相对安宁，视野受限，显得狭隘。相比之下，海洋生存更有挑战性，海洋是很大，海洋人的视野也很大，但走向海洋后崛起的欧洲大国胃口也很大，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令人瞠目——殖民侵略、掠夺奴役。在欧洲，连高谈“上帝之爱”的人们手上都沾着血腥，更不用说用“人皮制靴术”和“头皮奖”回报曾经友好接待他们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欧洲殖民者了。这样的海洋文化，也配称“先进”，值得“称道”吗？

单纯用自然环境解读文化的样态肯定是偏狭的，比如同样是海洋文化，西方为侵略扩张型，中国为和平友好型。所以，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

文化既是既有的事实，更是一个流变的过程。评价一种文化，比如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要有历史眼光。一方面，一种文化存在并延续，一定有它的根由。如前所述，社会的基本结构由下而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社会需要文化，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功能。中国封建时代历两千多年，一统、稳定、繁荣，文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的文化既然是一个结构，一个系统，那么我们的解读就需要逻辑的眼光。不能在文化前加上封建二字，就一言以“毙”之了。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时空系统中、时间向度上，封建时代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文化层，但不是唯一，所以不能把中华文化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 空间层面上，中华文化圈是由北部的游牧文化、中西部的农耕文化、东南沿海洋文化组成。不过，中华文化的空间结构还有逻辑空间的视野，中华文化包含众多的文化元素组成许许多多的文化群(丛)，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主文化和和亚文化等等。所以，把中华文化简单地定位为封建文化，又把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简单归结为两个层面，即上层的封建纲常伦理和下层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肯定是片面的。即使是人们常说的封建纲常伦理，也不能简单地否定。比如三纲五常，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就不是坏东西。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们谈论较多的是第一个，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解读为“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那肯定是腐朽愚昧的，但如果解读为社会角色要各安其位各履其职，就是合理的、正确的了。比如说，君要像君，做个明君，臣要像臣，做个忠于职守的好臣，父亲要像个父亲，履行为父之道，儿子要像儿子，敬父尽孝。不能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这就是积极的、合理的了。其实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其历史形态中，都会包含积极的有生命力的成份，也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打上历史的烙印。

有学者说：不仅“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外国人开辟的，而且中国的封建王朝对丝绸之路并不重视。但我们认为，疆域辽阔、海岸线漫长的中国并不缺少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化，以宋明时代为代表，是历史上的海洋强国。中国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建设和利用方面的作用，绝不可低估。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和目的地，历代封建王朝对海洋贸易是给以了必要的重视并注意海洋贸易的管理。

汉代，汉使张骞通西域，官方在陆上丝绸之路商道开辟中发挥作用; 汉武帝时，官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兆始，把东南沿海、岭南地区民间海上丝绸之路航运和贸易活动提升为政府行为。唐代，唐僧玄奘奉命西行取经，中国高僧鉴真东渡扶桑。日本、韩国多批遣唐使来华，唐都长安呈现“万国来朝”的盛况。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达盛况，政府在广州首设海洋贸易管理官员; 宋元明各朝积极开展海洋贸易并进行海洋贸易管理，建立多处海洋贸易管理机构。广州、泉州官设蕃坊、驿馆。清代即使在禁海时也有广州“一口通商”，“十三行”把广州打造成海洋贸易商都。广州号称“天子南库”。清代首现“海关”机构; 历代《职贡图》既表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万国来朝”盛况，也是“朝贡贸易”的记录和缩影; 中国历代基本上不排斥外来宗教的传播，龙门石窟艺术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清明上河图”呈现都城商业繁荣。在中国封建帝国的版图上活跃着十大商帮，晋商地处内陆黄河地带，由隋唐及清。山西票号是大清国的银库。仅此几种，就可见封建时代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既不封闭、又不保守，封建王朝“重陆不轻海”“重农不抑商”。仅此数语，批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封闭”“僵化”“保守”“轻海”“抑商”的论调一击即溃。

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大破匈奴以后，又派使团前往张骞奏折提到的西域各国。随之就是汉通西域的贸易活动，此时的商路安全方面有了保证，商贸交流的品类也日益丰富。路线上已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尽管丝绸之路开辟后逐渐西延，但中国汉朝与罗马的联系因西亚的古安息人作梗没能有直接的交往。公元97年，中国派遣使者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古安息人出于垄断中西商路使用夸张的种种危险，连吓带哄地把甘英骗了回去。^[11](P184)

至于大唐盛世，万国来朝，日本和韩国多批次遣唐使，唐都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国际都市，已无须赘述。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代。宋代商业繁荣、使用纸币、技术发明活跃、海洋贸易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元代中国在欧洲人的眼里是什么样子，看看《马可波罗游记》就一目了然了，这本书在当时的欧洲轰动一时。哥伦布航海探险就是为了寻找中国和印度。明朝国力和技术领先世界，只要看看郑和下西洋及其后的大批国家遣使与明修好，便可一目了然了。

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曾执世界文明的牛耳，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曾一度令世界各国望尘莫及。大河文明创造了灿烂而持久的封建文化，维系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 2)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11](P336-338)}

中国的四大发明西传到欧洲，对西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2](P427)

六、中西文明互动的对抗式——中国近代落伍的逻辑归因

学者们批评明清时期的“海禁”“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近代落伍，被动挨打。其立论的视野是，欧洲大航海时代以来上演了西方大国崛起的近代图景，基于对这二者直接因果关系的判断，同一历史时期发生了中国明清“海禁”后近代落伍和被动挨打，于是得出，中国由于“海禁”和“闭关锁国”而没有走向海洋，没有走向海洋所以落后和被动挨打。

我们不禁要问：明清时期中国不“海禁”、不“闭关锁国”就不落伍，就不被动挨打了吗？其实，明清时期的中国即使不“海禁”、不“闭关锁国”，也照样摆脱不了“落伍”和“被动挨打”的命运。因为中国近代落伍与被动挨打——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较量，封建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较量的表现和结果。在世界历史进入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工业时代时，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农耕文明已经无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相抗衡。不过话说回来，5000年的中华文明出现二三百年的落伍不值得大惊小怪，历经劫难后新中国不到百年又现往日辉煌。

欧洲在近代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的封建王朝历经两千年繁荣发展，有着强大的抵御变革的力量。

中国封建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辉煌时期，有富甲天下的经济成就、领跑世界的技术发明和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那令人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宋明朝的盛世之光和后来的康乾盛世，笔笔都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精彩。一直延续到大清乾隆朝前期莫不如此。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从公元1700年到公元1820年的120年里，在世界GDP总量中，中国的GDP占比从23.1%增长到了32.4%。居世界第一位，而在同一历史时期，西欧各国的GDP加起来，在世界GDP总量中的占比仅从23.3%提高到26.6%。虽然麦迪森的数据被指不准确，但这一估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确实是有经济实力的世界性强国。难怪英国女王的使者朝见乾隆帝，见识了天朝大国皇帝的傲慢与偏见。

由于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时代已走到穷途末路，不具有与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相抗衡的力量。所以，坚守封建帝制的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面对大机器工业武装的西方列强，只有被动挨打。当然，“海禁”和“闭关锁国”都不利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也是事实。

中国明代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为什么没能形成足以威胁封建王朝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力量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封建制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结构相当完备。即使世界历史已经开启资本主义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大门，中国的封建帝国依然具有抵制域内资本主义萌芽、使之不对封建帝国构成威胁的能力。

其次，中国历来重文章道德，轻百工技艺。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清朝访问时，曾将最新发明的连发手枪、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天体运行仪等送给乾隆皇帝。可惜，中国皇帝对于这些工业革命成果的认识水平，仍然停留在“奇技淫巧”阶段。闲暇的时候玩玩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能当正事来做，不可能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军队战斗力方面。聪明绝世的乾隆皇帝更是将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最新发明产品一股脑锁进仓库。

再次，中国的哲学倾向和思维方式不利于科学发展，只有技术发明没有上升为科学，不能为工业时代到来提供科学技术支持。

中国哲学崇德，内容上以伦理探讨为主，教人为人处世，形式上以诗意表达为主的思想片断，模糊思维，讲求感悟，比喻式哲学，微言大义，点到为止，不演绎不推理。西方哲学爱智，内容上以真理探索为主，形式上以逻辑论证为主，分析推理，较为系统完整。数学式哲学，注重推理，论证严谨，教人认识自然，探求自然，获得知识，追求真理。

中华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直觉顿悟、整体统觉、人文情感型; 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实验实证、分析解剖、科学理性型。所以中国古代技术发明长期领先世界，却不能在技术繁荣的基础上概括提升，上升为科学理论。停留在技艺-生产的二元互动中。而西方的科学和理性传统则为科学体系的形成提供哲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支持。形成：生产-技术-科学的三元双向互动。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积累发展到近代终于完成了自然科学体系的建构，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持。

又再次，中国的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

西方历史发展中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条：文艺复兴-科学体系的建立-科学引导技术发明(牛顿力学-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工业化的完成; 同期中国历史发展中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条：科举制度-吟诗作赋-科学技术的忽视-科学技术落伍-工业化的落伍。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具有积极作用，但教育和考试内容为儒家经典，至明清时，考试一直以八股文为规定文体，题目、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还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形式僵化内容单一，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且把国家人才几乎全部引导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有限知识空间。由于重伦理道德，轻实用技艺，导致中国民间工匠的宝贵技艺难以传承，更谈不上实现由技术向科学的提升了。于是出现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奇观：在古代社会，中国作为创造发明的国度，大批技术发明西传欧洲、远播世界各地。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工业机械、电力等技术东传到中国。这一来一回，由领先到落伍，难道不发人深思？

最后，传统的东西，不能不受孕育它的那个时代那种社会的局限。中华文明兴于黄河，属于大河文明，华夏族的主体长期事农业，以农为本。从原始社会时期的刀耕火种, 到殷商奴隶制时期的井田作业, 再到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经济和个体小私有制经济互为补充, 中华大地上展现的都是麦黍桑榆、阡陌田园的景象。加之自然经济、小农、小生产的狭隘性，封建王朝因数千年的经济强盛满足于现状、执守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和政权等等, 致使中国虽然久享繁荣却在近代落伍。进人20世纪以后, 中国仍然是一个以手工劳动、畜力耕作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落后农业国, 经济政治面貌制约着文化景观，使之带有封建制度和农耕文化的烙印。而且, 中国是在原始氏族制没有消亡解体的情况下, 带着浓厚的血缘色彩进入到奴隶社会的, 并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制度, 在宗法制度、土地国有的情况下, 形成“国家一体”的政治体系, 并在奴隶世袭制、分封制之后形成了建立在封建纲常伦理基础上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这一制度的基础仍是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家族社会, 致使传统文化带有封建专制、宗法社会的明显局限。^[1]

中西文明在近代的互动，一方面表现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这一激烈的碰撞，导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另一方面表现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积极影响，包括“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积极宣介西方文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声和“洋务运动”; “新文化运动”、倡介“德先生”和“赛先生”即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 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传播西方文化。这些对促进中国赶上世界文明进步的脚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再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做了很多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事情。

七、历史必然性和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如前所述，文化是一个过程, 文化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一种文化“自己运动”的动因在哪里，显然不能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寻找, 只能在于文化创造主体的实践和创造。只要文化创造主体没有衰竭，文化的生命力就会永存。^[13]

历史进程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波浪式前进是必然规律。世界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每个历史时期、历史阶段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任务。比如封建社会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大工业。同样，大航海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发生。至于是谁来进行海洋探险和发现新大陆，也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也是如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能永远先进，也不可能永远落后。先进时不要忘乎所以，落后时不要一蹶不振。

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提出科学中心转移理论。他所说的科学中心，是指一定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成果超过了全世界总数的25%，并维持这一比例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称为科学兴隆期。汤浅光朝列表分析得出了科学中心转移的顺序为：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70-1920-美国(1920-)。汤因比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文明的兴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有规律的变迁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变迁史，这一历史进程中，文明的变迁就像太阳的行走轨迹由东而西，先是东方的中国、印度和古埃及，然后移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在15世纪移向欧洲，继续西移至西欧和北美，完成一次东升西落。关于下一个周期，汤因比同意斯宾格勒的观点——在20世纪，人类注定会目睹“西欧的没落”，并预言文明的中心会像“太阳”一样，再次从东方升起。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将让位于东方文明。对于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最为期待的是结束战争与暴力，实现世界和平。而东亚文明在未来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因为东亚文化秉持的是一种和谐思维，与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同。在21世纪，中国将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汤因比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14](序言P2，正文P323，324)}

要从整体看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要把五千年、近代三百年、后一百年结合起来看问题。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从未中断，在数千年中保持先进而又繁荣，只是在近代以来二三百年中相对落后，但在进入现代的后一百年里，中华文明又走上复兴强盛之路。

中华文明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一文化中包含中华儿女特有的民族精神，诸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精神，威武不屈的顽强精神，认同整体的献身精神，兼容并蓄的博大精神，协和万邦的友好精神，谦恭守信的诚和精神，重义轻利的道义精神，强调“内省”的自律精神，学而不厌的求知精神，戒奢节俭的持家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等等。^[15]在这一文化宝库中，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精华俯拾皆是。诸如推己及人、立己立人、仁者爱人、乐朋友人;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达穷不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富有中华特色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修养方法。诸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廉、恭宽信惠敏、智仁勇三德以及慎独、比德等中国特色的修养方法。

列祖先贤留下了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对此我们要心存敬畏、懂得感恩。不能因为欧洲在自然科学体系建构和工业文明时代开启时演奏了主旋律而产生洋奴心态和习惯于欧洲中心主义; 不能因为中国近代二三百年的落伍而对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失去信心; 不能以诟病中国传统文化、非议中华文明这样的标新立异来博取某些传媒的青睐和别有用心者的掌声。不能对数千年文化和文明的灿烂辉煌视而不见，对二三百年的短暂落伍大惊失色，产生“输不起”的心态甚至自惭形秽。不能对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大国崛起崇拜有加，对大国崛起过程中侵略掠夺的强盗行径视而不见。应该相信和看到，在“走向海洋”成为文明发展主动力的海洋世纪，中国总结历史教训，把握历史机遇，与时俱进地建设海洋强国，重现中华“海洋文明”的历史辉煌。

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历久不断和发展繁荣离不开一代一代中华儿女的自觉坚守，离不开一代一代中华儿女的呵护热爱，离不开一代一代中华儿女的辛勤浇灌，离不开一代一代中华儿女的默默奉献。在既是“海洋世纪”，又是“文化世纪”的今天，对传统文化而言，继承是我们的责任，保护是我们的担当，发展是我们的使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6]

八、从王道到“全球命运共同体”—中西互动的现在式和未来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堪称日新月异，而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经济活力强，发展势头猛，所以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科技水平和科技实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一些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一，中国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居世界前列，建造了许多世界知名的大桥，核电“走出去”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第二，中国航空航天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是以载人空间飞行、空间站建设、探月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为代表的航天大国; 以C919大飞机制造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商用飞机制造先进行列。第三，中国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研发水平高，5G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第四，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能独立设计和研制超级计算机的国家，超级计算机研制居世界先进行列。第五，中国在量子信息技术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量子技术水平在世界上是第一梯队，尤其是在量子保密通信技术领域，中国居国际一流水平。其他如以袁隆平研发“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生物科技、以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代表的中国医学科学发展、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系统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研发、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大型船舶制造等等。表明中国已经重拾技术大国的往日辉煌。

作为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把中华文化的温度带给世界，不在自身发展中影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是努力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在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携手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这一担当突出体现在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倡行“王道”，今天的中国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中国作为人类大家庭中一支爱好和平的力量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亚洲要建设命运共同体、开创新未来，亚洲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17]

当今世界由大国称霸向多极化发展，霸权主义立场和霸凌主义的做法遭到世界上正义力量、和平力量的反对和唾弃。中国平等、和平、共赢的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在当今和未来的岁月里，中国积极促进中西文明的和平互动、共同发展，携手西方各国共创美好未来，携手世界人民共创美好未来。相信深厚文化滋养的中华儿女在促进世界文明和平永续发展的历史进行曲中，能够担当好自己的角色，演奏好第一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