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2019年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随着“泛海洋”时代的到来，世界海洋格局呈现出多维变迁趋势，构建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是争取国际海洋话语权的现实需求，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经之路。本文从中国海洋话语研究现状出发，阐述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内涵，探讨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并提出该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一、中国海洋话语研究之历时分析

中国海洋治理话语是中国海洋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将海洋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同年张志洲指出中国应提升海洋话语权。^[1]由此开始，中国学界围绕如何提升中国海洋话语权这个议题，从中国海洋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功用及内容、建构路径等多个维度提出诸多建议。张尔升等提出建立符合中国海洋强国要求的本土化海洋话语体系、增强海洋话语合法性、理性融入国际海洋话语体系、在网络平台创造中国式海洋话语；^[2]朱建君认为应立足中外生态智慧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生态表达；^[3]王琪、季林林则在界定海洋话语权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培育多元化话语载体、培养阶梯式海洋意识、提高议题设置创设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海洋话语权；^[4]孙凯、吴昊以南海“981”平台实践为例，提出中国应从五个方面构建海洋话语权：增强海洋话语硬实力、加强海洋智库等话语主体建设、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坚持“双规思路”发展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金永明从中国外交的创新性贡献视角，指出应通过合理统筹运用外交新理念、新政策、新倡议提升海洋话语权。^[6]在充分论述海洋话语权的基础上，海洋话语内容分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吴金鹏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海洋政策的文本分析，探究党的海洋战略发展变化及其内在逻辑；^[7]宋培军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历史性”话语体系出发，指明“历史性”话语与“历史”话语之区别；^[8]孟晓宇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系列海洋话语分析，指出中国海洋话语传播的不足；^[9]黄玥、韩立新基于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分析海洋生态话语。^[10]从2021年开始，中国海洋话语研究出现了新转向：关注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的关系、^[11]阐述在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建构中国海洋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12]论述中国特色海洋治理话语的构建与传播路径。^[13]

总体而言，中国海洋话语研究主要聚焦于海洋话语权、海洋话语内容、海洋话语体系三个层面。2012年至2018年属于中国海洋话语的意识觉醒阶段，该阶段研究主要围绕“海洋话语权”展开；2019年之后，相关研究由“话语权”转向“话语”本身，包括海洋话语文本内容、海洋话语体系建构、海洋话语对外传播研究等多重视角。然而，综观中国海洋话语研究的现状，海洋话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前期研究也曾细分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海洋生态话语、“历史性”话语体系等不同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海洋治理理念，将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提上日程。

二、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之所为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全球治理中通过中国特色治理话语以及中国特色治理实践，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海洋治理话语是中国全球治理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治理话语在海洋领域的集中体现。

(一) 重塑中国海洋话语叙事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海洋文明论，声称：“超越土地限制，越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联系。”^[14](P84)黑格尔这一论断常被奉为圭臬，并构成有关全球海洋话语的主流叙事，西方国家也据此将中国排除在海洋国家之外。有鉴于此，中国应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挖掘中国海洋叙事素材，通过讲好中国海洋故事重建中国海洋国家形象，赢回中国海洋叙事的主导权。从历史维度而言，应挖掘中国海洋叙事中的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以中国经典海洋文学作品重现中华文明所呈现的海洋意识、海洋精神，以中国历史上两次闻名遐迩的向海经历(徐福东渡、郑和下西洋)佐证中国助力全球海洋文明的事实。借由此类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与历史实践再现中国由来已久的海洋思想、重视海权的海洋制度、发展航海及造船技术的海洋科技、多文化融合的海洋信仰、互通有无的海洋外交理念。从现实维度而言，在充斥着“中国海洋威胁论”“中国海上争霸论”“中国海洋霸权意识苏醒”等抹黑中国的负面言论背景下，更需要讲好中国海洋话语理念及话语主张，科学设定全球海洋议题，合理融合“自我”与“他者”的不同利益诉求，讲好中国现代海洋故事，树立负责任的海洋治理大国形象。

(二) 提升中国海洋话语权

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指出：“人通过话语被赋予权力”“只做话语追随者，就缺乏话语权”“越系统地使用为人认同的、自己的话语，便越能获得话语权。”^[15]海洋话语权现有“西强东弱”的权势地位，是西方国家数百年话语争夺的结果，中国若想扭转话语权弱势地位，必须从话语追随者变为话语构建者，提升自我海洋话语能力与海洋议题设置能力，频繁、系统地在国际海洋领域使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逐渐赢得他国对中国话语的认知、认可和认同感，从而赢得海洋话语权，提高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提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参与度，捍卫合理的海洋权益。

(三) 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向纵深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国际力量对比朝更为均衡化的方向发展。同样，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也正处于转型期。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朝着公平公正合理、共商共治共享的方向发展。中国通过和平发展方式实现的和平崛起，有别于部分西方国家霸权追求的暴力崛起，中国始终致力于国家与国际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综观中国的海洋治理话语如“和谐海洋”“海洋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蓝色伙伴关系”等，均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和合”观，强调仁爱和合、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16]中国传统“和合”观已经形成一种民族品格，并植入中国海洋治理话语，成为全球海洋治理话语实践，并转化为话语共识。“在21世纪，在海洋领域，在仍然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协和不同的利益(concert of interests)仍然是全球治理最现实主义的有效方法。”^[17]根植于中国“和合”文化语境的中国海洋治理话语，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旨在构建命运与共、互联互通、共治共享的海洋治理格局，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秩序、治理话语、治理实践走向多边主义，实现合作共赢。

三、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之内涵与外延

建构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离不开话语这一最基本的要素。何为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在“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概念中，“中国”“对外”是范畴限定词，前者限定“海洋治理”与“话语治理”的行为主体，后者限定话语对象是除中国之外的外部世界；核心概念则是“海洋治理+治理话语=海洋治理话语”。孙悦民指出：“20世纪90年底，海洋治理的英文词组‘Ocean Governance’已经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应用。”“海洋治理是指为了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涉海国际组织或国家、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等海洋管理主体通过协作，依法行使涉海权力、履行涉海责任，共同管理海洋及其实践活动的过程。”^[18]“治理话语”作为讨论公共秩序问题的新话语兴起于西方国家，其在中国语境的应用并不等同于西方国家治理中的governance，“中国语境中‘治理’特有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表明了治理话语的中国性”，^[19]“所指向的是一种现实的政治生活”，“所指向的深层目标依然是对国家层面总体改革的设计，这就赋予治理话语一种筹划国家建构的方案性质。”^[20]基于上述界定，“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其本质是一种面向外部“他者”世界的具有中国性的政治话语；关涉的对象域是“海洋”，旨在回答“治理什么”；意欲构筑的解释域则是“如何治理”，即关于统治与管理的思想理念、经验内涵、规范意蕴及制度体系；最终达成的目标域是国家层面总体设计筹划的海洋治理方案。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涵盖哪些内容？该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明确“治理什么”，中国海洋治理的客体可分为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治理的自然客体是全球海洋或其衍生系统的各种海洋相关问题，主要包括海洋安全、海洋环境、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等五个方面的问题。^[21][22]而治理的社会客体则指关于海洋治理的问题，主要涉及全球海洋治理中存在的治理地位不平等、治理规制不合理、治理法制不健全、治理机制不成熟、治理权益分配不公正等元治理范畴。“如何治理”则涵盖海洋战略、海洋法律、海洋政治。海洋战略指“一个国家为其经济、政治、战略和军事用途使用海洋的能力和政策”。^[23](P3)海洋法律主要包括涉海领域的原则、规则、规章、制度，涉及国家在全球海洋控制、管理、使用中制定并实施海洋法律、规章、制度的主导权。海洋政治“围绕着‘海洋属于谁’以及‘谁来分配海洋’和‘怎样分割海洋’展开的，也是主权国家围绕海洋利益发生的矛盾斗争与协调合作等政治活动的总和”。^[24]简言之，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是面向外部世界的海洋治理话语，包括全球性的涉海问题治理话语和涉海元治理话语，具体涵盖中国涉外海洋治理战略、治理法律、治理政治领域所使用的话语，具象化呈现为涉外涉海的战略思想、政策规划、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等。

由此可知，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是面向“他者”世界、围绕中国海洋治理、立足对外交流与传播的系统化、规范化话语体系，该体系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涉及译介与传播的双重诠释、强调对外接轨与对内协同的双向性。

四、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之建构路径

中国海洋治理话语的中国语境决定了其话语理念、话语立场、话语要义、话语表述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历经由内而外的转型、等效规范的译介、融通中外的传布三个步骤，最终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海洋治理话语体系，如图 1所示。

(一) 由内转外：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规划

“话语规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制造，它主要涉及国家、机构等组织通过话语在意识形态层面建立和塑造国家或是机构的世界观和形象”。^[25]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规划则是国家从海洋战略、海洋权益出发，旨在向外部世界阐述国家海洋治理思想理念、提高海洋话语能力、提升海洋国家形象、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一种语言规划行为。基于“内外有别”的原则，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并非对内话语的简单跨语际传递，而是基于规划行为的有选择的话语表达与话语传递，具体包括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

1、地位规划

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地位规划指确定海洋治理话语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与功用。“对外话语体系成为国内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26]就现有研究而言，不乏对海洋治理话语的研究，但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再以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该项目旨在“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学术，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说中华学术外译是国家对外话语规划的集中体现，以“海洋”为关键词检索2010—2021年立项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发现仅有2021年立项的“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一项。在全球“泛海洋”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有必要立足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做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地位规划，历时性分析中国海洋治理话语的生成背景与依据，重点规划影响中国国内外海洋治理权益的核心话语；共时性聚焦重要节点中国与他国海洋治理话语的交流互动，整体规划我国海洋治理话语的对外译介与传播。

2、本体规划

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本体规划指系统化、学理化地挖掘、梳理、凝练中国特色海洋治理话语自身所关涉的话语概念、话语范畴、话语内容、话语表达方式等，通过规范化、标准化推动对外话语的生成与传播。任何话语的建构都有其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呈现出继承、颠覆、创新的动态变化趋势，因此对外话语本体规划既要涵盖现实话语，也要关涉历史话语。中国海洋文化的开山之作《山海经》、秦汉之际的南海航线、宋元以降鼎盛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海禁”“海防”政策、民国时期“海权”观念的兴起、“以海兴国”的构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海防安全”“依海富国”“和谐海洋”“经略海洋”“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海洋治理话语，均有待纳入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本体规划，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脉络中探寻海洋话语演进轨迹，发掘海洋话语演进规律，凝练海洋话语的内在逻辑，形成学理化的话语阐释、规范化的话语表述，从而体系化地构建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

(二) 等效规范：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翻译

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话语的国际传播过程，而话语译介则是实现话语传播的前提和基础。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话语实践，涵盖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在编解码中因为语境的变化常导致涵义的偏离，如sea power与“海权”互译造成的跨文化误读，“海洋强国”译为maritime power加剧了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南海译名“South China Sea”还是“South Sea of China”所折射出的不同南海诸岛权益归属意识。杨枫指出国家翻译实践可以尝试完成中国“国内话语”转向“国际话语”的需求，对国家的翻译管理进行知识、理论和实践创新，^[27]借由制度化翻译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有监控的翻译活动，^[28]建构官方钦定的权威化、经典化译本，实现对外话语的国家政治目标。祝朝伟提出“翻译的话语等效标准”“就是把翻译看作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话语体系的人们进行语际交流的动态话语过程并确保译文有效的翻译标准”。^[29]基于翻译话语等效标准的三个关键词“不同”“动态”“有效”，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翻译应遵循三项原则：外外有别、“信”“效”并重、适时调整。

1、外外有别

话语等效首先要明确中国海洋治理话语外译的受众，了解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语境，基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话语体系”，做到“外外有别”，实现精准传译。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共有150多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沿线65个国家，南海问题涉及五国六方以及多方区域外势力，由此可知话语等效的前提是明确对外话语“对谁说”，在此基础上确定“怎样说”。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海洋权益”的英译为“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法译为“des intérêts maritimes”，“rights”一词的取舍体现了中英、中法互译中的差异化考虑。

2、信效并重

“对于中国特色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翻译，必须紧扣翻译的信度和效度”。^[30]“信”即精准传译原话语意义，“效”则关注翻译成品在受众中的认可度与接受度。高玉霞、任东升提出“依托大数据技术建构全球海洋治理修辞话语语料库、术语库和案例库”，^[31]通过大数据实现海洋治理话语的协同翻译，建立话语翻译的读者评价机制，通过数据科学实现翻译等效。

3、因时调整

范戴克(van Dijk)认为话语实际上是“社会互动”，^[32]这种互动性决定了话语自身的动态开放性，经由翻译形成的对外话语取决于原话及译语语境，并通过两种话语的互动实现话语接轨。“一带一路”从初版的One Belt One Road到官方统一译文Belt and Road，“命运共同体”从初译版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到官方最新版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译文的变化折射出为实现话语中外接轨而进行的适时适度调整。对于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翻译中存在的主动“自译”、被动“他译”的差异化译文，应遵循以我为主、兼顾他译、适时调整的原则确定官方版译文，通过推广使用确定对外话语的权威性，并逐步赢得国际认同。

(三) 融通中外：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传布

融通中外的话语指既要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实践，也要让中国实践赢得全球认同。经由规划、译介而产生的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其落脚点是服务外宣与传播的对外话语传布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对外言语行为”，^[33]是一种国家对外政治言语行为，其意图在于通过“强化自身话语权力和权势”，^[34]赢得海洋治理的权力和权势，达成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目标。话语意图能否实现及效果如何，取决于该言语行为主体及行为方式，通过中外话语交流互动达成话语融通。

1、多元主体

“在当前国际海洋话语舞台上，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交互性趋势，但主权国家凭借其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参与机制，始终处于核心话语主体地位。”^[12]作为话语主体的国家，通过政府或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或发言人，通过国际涉海事务的会谈协商、国家间涉海话题的交流、官方涉海新闻发言等形式，实现对外海洋话语表达。国家政府作为宏观层面的对外话语实践者，其话语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代表性和导向性，但也常被西方冠以“被操控”的话语而受到人为的抵抗，故而需要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官方或非官方话语的支撑。中观层面的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实践主体包括发挥涉海资政建言的国家及地方海洋智库、从事涉海研究的科研院所、从事跨国海洋事务的跨国涉海组织、传播涉海话语的主流媒体平台等官方或非官方的机构组织。微观层面则关涉具有国家及全球海洋治理意识、关注国家及全球海洋治理战略、参与国内外海洋事件的专业人士、国内民众以及海外华人华侨，他们通过不同类型的学术话语(包括国际海洋学术平台、网络会议、学术出版物、学术网站论坛的学术话语)、网络话语或公共话语，表达个人观点及意见，参与中国海洋对外治理话语实践。宏观、中观、微观维度的多元话语主体，借由多样化的对外话语述说模态实现对外话语的传布。

2、多维方式

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话语方式的多样性——多样化的话语平台、多维度的话语形式、分众化的话语对象。范戴克将话语分为指令性话语(如规则、法律等)、制度性话语(即说服形式的话语)、叙事性话语(即民间社会的话语)和规定性话语(如学术话语)。^[35]在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中，宏观维度的主权国家对外话语主要关涉指令性和制度性话语，中观维度的机构对外话语主要关涉制度性和规定性话语，微观维度的个体对外话语主要关涉叙事性话语和规定性话语。各类话语既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又相互交叠、互为补充，共同塑造整体的国家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实践。见表 1所示。

五、结语

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提升海洋话语权、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彰显国家软实力的基石。“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中, 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语言的作用。”^[36]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海洋”“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全球海洋治理理念，已经初步搭建起中国特色全球海洋治理话语的话语概念和话语框架，上述话语内容有待转化为能够赢得国际认同、上升为国际共识的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并通过海洋治理对外话语实践推动落实全球海洋治理行动方案。建构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有利于重塑中国海洋话语叙事，提升中国海洋话语权，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中心主义”的垄断，实现全球海洋治理话语多元化，并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秩序。构建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是在海洋治理话语地位规划及本体规划的基础上，选择性地进行对外话语表达与话语传递；是在遵循差异化、等效性、动态化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的精准化；是通过多元主体、多维方式，呈现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