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的资源分配与整合已经成为影视产业全球化发展的主流方向，跨越地理边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与民族文化等内容的跨国合拍影视作品，逐渐成为各国实现优势互补与做大做强本国影视产业的重要途经。作为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在两国频繁互动的潮流中，影视作品的创作成为文化艺术领域交流的主线。中韩两国电影领域的接触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000年上映的影片《飞天舞》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韩合拍片，^[1]该片为两国共同创作发行影视作品提供了值得想象与实践的空间。中韩两国于2014年7月3日签署了《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中韩合作拍摄的影片将在中国市场享受国产片待遇，不再受进口片条件限制”的规定，为两国合拍片的大规模创作提供了政策支撑。同时，中韩两国在儒家文化背景、历史变迁进程、情感认知结构、民族审美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以及现代性追求方面的互补性，^[2]奠定了两国合拍片成功的社会文化基础。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最初是以政治话语的形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本质上讲，它是承载了人们关于全人类休戚与共认识的价值共同体^[3]，其意蕴涉及价值观念、制度实践与文化认同。文化的多元主义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障碍之一，实现文化共同体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面对的经验要素。基于文化共同体的视角，总结中韩两国合拍影视作品的经验，文化差异的冲突与文化融合的指向成为两国合拍片的双重路径表现。中韩合拍片经过近20年的摸索与发展，使得两国的影视作品无论在美学或产业层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提升。然而，在影视产业全球化的新趋势下，中韩合拍片也出现了在两国市场“水土不服”、在全球市场“遭遇寒流”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业界和学界认真的反思和探究。

一、文化共同体与中韩合拍片

“共同体”的涵义最初指的是某一区域内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之上，扩展为“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综合性共同体。^[4]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共同体是在血缘、地缘、宗教等形式基础之上自然建立起来的整体，是在传统习惯法和共同记忆之上由各种相互关系组合而成的综合体”。^[5](P52)与政治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类型相似，文化共同体也是人类社会众多共同体类型中的一种。所谓文化共同体，即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6]精神属性是文化共同体的本质，文化价值的同质性是其核心，文化认同是其建立的过程。由于地缘上的相邻性，中韩两国一直以来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在中韩两国漫长的历史交往过程中，两国人民共同研习汉字，一起接受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使其在社会文化、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日常生活规范等方面形成了许多相似之处，这些内容都成为构筑文化共同体的基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中韩为中心的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必将面临新的挑战。

中韩两国文化传统的同质性，不仅为两国文化提供了未来发展中抉择取舍的价值坐标，而且也为当下影视作品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韩两国在影视作品创作方面的合作已持续多年，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协助拍摄的方式进行，主要表现为在对方国家取景，当地提供制片方面的协助，代表性的作品有《千年狐》《无影剑》《黄海》等；第二阶段以参与拍摄的方式进行，主要表现为两国的导演、演员或工作人员被对方聘请参与影片的制作，代表性的作品有《武士》《晚秋》《神话》《集结号》等；第三阶段以两国共同投资、制作、分账的方式进行，代表性作品有《非常完美》《大明猩》《我是证人》《梦想合伙人》等。由此可见，中韩两国的合拍片历经协作拍摄、演员参与、技术合作、共同投资与制作等多种合作方式后，逐渐跨越、克服了文化的间性，实现了融洽的合作。2004年我国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管理规定》中，第五条明确了中外合拍片的界定，“联合制作(简称合拍)系指中方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派主创人员、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担风险的影视剧制作方式”。因此，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看，中韩合拍片的第三阶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

二、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下的中韩合拍片

尽管中韩两国同属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但是，两国文化受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民族成分和国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又呈现出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并存的双重指向。当然，跨越、克服文化的间性并进行融洽的合作，无疑是中韩合拍电影跨界发展中最为理想的结果。中韩两国文化差异的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韩合拍片中，两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既贯穿始终，又相互影响和转化，影片的市场表现也千差万别。

(一) 中韩合拍片中文化差异的冲突

相同的儒家文化背景、相似的历史变迁进程、相近的情感认知结构和相通的民族审美观念，奠定了中韩两国联合创作影视作品的基础。但是，中韩两国毕竟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讲，客观存在的文化冲突与影视戏剧冲突都反映着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韩两国的合拍片而言，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文化背景的集体对立性、行为表现的暴力性和文化冲突的内在性等内容。历史演变过程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造成了两国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两国联合创作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反映的是文化话语权的较量与磨合。当前中国与韩国的文化交流和影视合作仍然存在着不对等的问题，韩国具有人才和剧本优势，中国具有资本和市场优势。^[7]近年来，韩国的影视作品对于中国年轻观众的观影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中国电影产业构成的竞争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中韩两国合拍的影视作品可以发现，有些作品以韩国视角切入影片的叙事方式、文化思维和意识形态等内容，辅以迎合西方想象的“东方主义”式的中国镜像表达，这也成为某些中韩合拍片的票房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如电影《暗杀》中，虽然故事背景为两国观众熟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故事部分地点也取自上海，里面有很多中国元素，尤其是对民国时期“老上海”风貌的展现，但故事的主角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一流狙击手安玉允(全智贤饰)，为拯救民族危亡，她在特工的帮助下越狱，穿越层层险阻并最后成为民族英雄。诚然，影片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但是，故事主人公被设置为冲破国家权力机构监禁进而成为英雄的形象，这与英美国家影视作品中典型的“拯救者”角色非常相似，难以与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相一致。也就是说，中韩合拍片在文化无意识上以资本主义价值观占据全片价值观建构的制高点，这显然无法让中国观众接受。与之相似，由北京乐华圆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韩国导演张太维执导的影片《梦想合伙人》在中国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票房成绩，究其原因在于两国现代化进程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冲突性。当前，中国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时期，韩国已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后期，韩国导演对于中国女性创业主题的表现，脱离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进而影响了中国观众的接受程度。

(二) 中韩合拍片中文化融合的指向

在文化共同体建立的过程中，不仅有文化的冲突与对立，更有文化的平衡与融合。当然，文化认同是跨越文化的冲突与对立，走向文化的平衡与融合的重要路径。中韩两国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再加上地理上的相邻性和频繁的文化交流，两国之间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多有相似之处，所以合拍的影视作品在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多有文化融合的痕迹。首先，中韩合拍电影注重对于共同的历史经历的表现，这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极度一致，即“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所共享的东西”。^[8](P39)其次，中韩合拍片将两国文化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之外的文化对比，从而为中韩文化共同体建立一个对立的“他者”。“他者”建立的过程，恰恰也是“中韩文化共同体”构筑文化边界的过程。文化边界的构筑，使得两国间文化融合的意味更为强烈，也更能凸显中韩文化共同体的特质。再者，中韩合拍片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实现两国文化的彼此理解，进而达成文化共识与融合。在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看来，“文化身份”处于不断“生产”的状态之中，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9]中韩文化共同体的内部差异为两国文化未来的变化和生产提供了可能，以包容的态度适度地展示两国文化中的差异，既有利于两国文化的平衡与融合，也是全球化浪潮中实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必然要求。

在中韩两国早期合作拍摄的电影《神话》中，该片由成龙和金喜善领衔主演，故事背景设置为中国的秦始皇时期，讲述的是大将军蒙毅与入朝成亲的朝鲜公主玉漱之间的故事，影片对于两国水乳交融的历史的艺术表现吸引了无数观众。与《神话》历史的共通性不同，电影《坏蛋必须死》的戏剧冲突构建则是基于中韩两国的文化差异。影片讲述的是四个中国男子在韩国济州岛游玩的过程中，因意外救起出车祸的神秘韩国女郎智妍而卷入一起犯罪事件，最终一起打败黑帮势力的故事。由于中韩两国文化的差异，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由对立到携手作战的过程，正是两国文化由对立到并存乃至融合的象征。无独有偶，2010年上映的影片《晚秋》，也是借助于中韩两国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文化差异，来表现情感的共鸣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与其他中韩合拍片的合作模式不同，2015年上映的影片《重返20岁》采用的是“一本两拍”的模式，在两国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影片韩国版本的片名为《奇怪的她》，于2014年在韩国上映，其上映39天观影人次达865.8万人次，票房达627亿万韩元(合人民币约3.5亿)，取得了韩国2014年电影票房第二位的好成绩。^[10]影片《重返20岁》由中韩两国公司共同出资制作，在中国的票房收入达到3.6亿元，在中韩合拍片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片尽管采用“一本两拍”的模式，但是，影片中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设置以及对于老无所依的社会问题等内容的展现都表现了两国文化的融合性。虽然该片为贴近中国的文化特质也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但是对于情感的表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却是两国文化融合共通的内容。与之相似，《好雨时节》中初恋的美好与遗憾、《分手合约》中爱情与现实的矛盾设置、《第三种爱情》中的豪门感情纠葛，都是两国爱情观与婚姻观的表现。又如《重返20岁》中毒舌又唠叨的奶奶，《白兰》中为改变生活而委曲求全的康白兰，《雏菊》中纠结于爱情与警察职责之间的国际刑警正佑，《坏蛋必须死》中有点痞性且被停课的男老师强子，这些角色都是有着性格弱点的普通人，但在经历各种挫折之后，他们或走向辉煌，或走向幸福，在特殊的生活经历中寻求生活的真理的主题既体现了两国文化的融合，也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三、文化共同体视角下中韩合拍片的发展困境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来，文化乃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地域共同体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造就了自己的文化，从而造成了文化的地域性差异。^[11]中韩两国既同属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又属于这一共同体下的子共同体，有着差异化的文化特质。对于中韩合拍片而言，两国在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发展进程、文化亲缘性认知、影视艺术创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导致影片票房不佳的主要原因。

(一) 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

按照电影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电影终究脱不出意识形态的修辞轨道，电影从意识形态语境中产生，并创造意识形态话语。^[12]尽管中韩两国有着相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记忆，但是，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影响中韩合拍片的最重要因素。受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即便影片表现的是两国共有的历史记忆，但是依然会产生明显的文化折扣现象，影片《暗杀》就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同时，国家意识形态又与民族情结相联系，国家意识滋生的排他性民族主义情结也是影响中韩合拍片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受历史上韩国属于中国附属国的包袱、中国抗美援朝与朝韩分裂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崛起超过韩国后的民族失落与“中国威胁论”等因素的影响，中韩两国国民存在着对对方的误解、调侃甚至歧视，这些内容在两国的影视作品中有着或多或少的表现，例如《神机箭》《奇皇后》《新世界》等影视作品。此外，韩国的萨德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限韩令”所显示出的脆弱的中韩政治关系与中国国民对韩国的敌对情绪，使得两国民族矛盾激化，中韩合拍片也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接连受挫，例如《苍崖》《新蜀山剑侠传》《谎言西西里》等影片皆是这方面的受害者。

(二) 文化发展进程的差异

尽管中韩两国的文化具有同源性的特征，但是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差异。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呈现出多民族交织与海陆两栖的融合性特征。改革开放后，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文化传播媒介的影响，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极大地被冲击，削弱了国民儒家身份的意义感和心理归属感，以至出现了生存焦虑、价值缺失、理想式微等社会文化问题。以渔业为基础的韩国文化，呈现出单一民族性与海洋性的特征，同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使其文化逐渐趋向“杂糅”。另一方面，中韩两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差异，造成了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状态的不同。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多重转型的叠加阶段，转型期的特征较为突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较为强烈，这就使得很多影视作品突出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消费，导致传统与现代断裂局面的出现。韩国已经处于转型的后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较好，所以其很多影视作品强调血缘亲情的现代性维护，使得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转换自然流畅。所以说，中韩两国在联合创作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受文化发展进程的差异影响，使得影片所关注的社会焦点难以取悦两国观众。由中韩两国联合制作的影片《梦想合伙人》，由于韩国创作团队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把握不够准确，其所表现的不同阶层女性为了爱情、事业而奋斗的故事难以让中国观众认可，最终只取得了8千万元的电影票房，豆瓣评分更是只有3.9分。

(三) 文化亲缘性的认知偏差

由于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两国学者都认为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化的亲缘性被认为是中韩合拍片创作的基础。但是，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亲缘性并不等同于文化认可，中韩两国对彼此现当代文化的陌生感与政治层面的民族摩擦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因此，中韩两国对于文化亲缘性与文化认可的认知难免出现偏差，使得合拍作品的艺术质量不高，进而影响了文化的传播效果。同时，文化亲缘性又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观众往往选择观看本国电影或是文化相近的电影，抑或选择展现异域之美的他国电影，中韩合拍片往往介于两者之间，失去了熟悉度与奇异性方面的优势，也就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可。^[14](P148)2016年中韩联合创作的影片《非常父子档》由两国演员领衔主演，该片主要讲述了单亲家庭的天才少年顾泰丰从小天赋异禀，他通过电脑侵入医院的资料库破解了自己身世之谜，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找寻亲生爸爸，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尽管该片聚集了王力宏、金何娜等两国一线明星，但是，在中国仅仅取得了677万元的电影票房，豆瓣电影的评分也是只有5.6分。究其原因，正是在于影片所展现的社会文化过于杂糅，对观众难以产生吸引力。影片所塑造的既能当黑客又能跨越国门寻父的天才少年顾泰丰的形象，带有明显的西方意味，异想天开的剧情使电影缺乏情感的代入感，虚浮不实的泡沫般的亲情，更是难以让观众产生文化的认同，这些都源于创作者对于两国文化亲缘性的认知偏差。

(四) 影视艺术创作的局限性

虽然中韩合拍片在构建中韩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采取了诸多有效的方法，但在制作理念、题材选择、影片创意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中韩两国影片创作人员在制作理念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两国工作人员无法按照在本国时所遵循的创作习惯和艺术理念来创作，影响了影片的艺术质量。中国的电影从业人员往往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在与韩国团队合作的过程中，过于强调影片的时效性，缩短制作周期，往往使得影片的创作仓促上马，粗制滥造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不速之客》《梦想合伙人》等影片，缺乏叙事主线，给观众以片段和冲突的堆砌之感。其次，过分强调两国的共有文化历史，使得影片的题材选择较为单一。当前的中韩合拍片选题范围主要集中于以《神话》《七剑》为代表的古装武侠题材和以《好雨时节》《分手合约》为代表的都市爱情题材，狭窄的题材类型不仅流失了大量观众，而且容易形成“新瓶装旧酒”的叙事缺憾。以中韩合拍的《无极》《七剑》为例，两者都意欲通过波澜壮阔的画面感吸引观众，殊不知叙事结构松散、陈旧才是影视作品失败的关键。再者，中韩合拍片多以翻拍、套拍的模式进行，使得影片缺乏新意，缺少“异趣”，《我的野蛮女友》《我是证人》《蜜月酒店杀人事件》等影片无论在票房还是在观众口碑方面皆难言成功。

四、文化共同体视角下中韩合拍片的发展对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战略思维将世界各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韩合拍片应该抓住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思考和探寻在影视作品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所应携带的文化基因。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形成都有其互信和认同的文化背景作支撑，中韩文化共同体就脱胎于东北亚文明的同一性，有着深远的儒家思想根源。中韩合拍片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影像实践，应该在文化的交流、影片的跨国叙事思维、影片创作人员的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

(一) 加强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

由于文化传统发展历程的差异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导致的文化割裂、陌生与民族冲突，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隔膜”依然存在，所以中韩两国必须通过提高文化融合意识和拓宽文化交流渠道的方式，提升两国合拍片的观众认可度。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泯灭文化的个性，因此中韩两国应该尊重彼此的民族审美文化的独特性，加强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中韩两国政府在立项上应该重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又有各自文化特色的影视项目，这样对外可以宣扬中韩文化，推动中韩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对内可以使两国的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发扬，更充分地利用中韩两国内部的市场。另一方面，在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既要重视媒体的引导作用，增强国民之间的理解和认同，也要发挥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优势，建立有效的民间文化交流机制。此外，中韩两国也要重视影视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通过组织和参加中韩两国的影视节、影视展、影视论坛等方式，加强中韩影视人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充分利用两国的大众传媒，增加合拍片的曝光率。

(二) 拓展中韩合拍片的跨国叙事思维

尽管地理位置的相邻性使得中韩两国的电影合作有着更为广泛的优势，但是中韩合拍片不能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市场，而是应该具备更宏观的跨国叙事的思维能力和国际视野。中韩合拍片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媒介要想实现有效的跨国传播，既要在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推动资源共享，也要打破种族、宗教和民族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打造国民认同的话语体系，探寻两国共通的影视创作基础、观众审美结构、文化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融入各自的文化特色。同时，中韩两国需要提升本国的文化自觉意识，只有充分地认识理解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才能在相互的融合借鉴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从而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5](P52)因此，对于有着丰厚文化资源的中韩两国而言，将本土光辉灿烂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入影视作品的创作之中，既体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又彰显了文化的自信，更是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基石。

(三) 推动中韩影视创作的深度合作

中韩在联合创作影视作品的过程中，要面临民族、语言、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只有不断地磨合并且进行深度的合作，才能不断地创作出符合观众审美和文化需求的佳作。首先，要尊重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和审美思维结构，通过大范围的市场调研来准确地把握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进而将中韩合拍片市场定位由中韩两国逐步扩展到世界的范围。其次，积极推动中韩两国资源的双向流动，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实现紧密的捆绑合作，进而增强合作双方的责任意识。再者，在合作的过程中要注重影视内容的创意，从商业合作的角度拓宽影视作品的选题范围，通过精细地打磨剧本促进优质作品的开发，进而形成类型化与专业化的电影合作新渠道。最后，中韩两国的影视创作者应该具备更为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并且在合作的过程中积极沟通，虚心采纳多方的意见和建议，以实现对多边价值取向的关照。

中韩联合创作影视作品是加强两国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路径，是两国文化交流、资源互补及其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构建中韩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当然，中韩合拍片既有着文化差异的冲突造成的失败案例，但是也有着文化融合指向下的成功代表。因此，对于中韩合拍片而言，应该通过文化交流的加强、跨国叙事思维的拓展和更为深度的合作，来降低影视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建立更为和谐平等的文化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