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国或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只是发生在近几十年的事情，故而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1]然而，人口红利渐失使得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不仅发达国家普遍面临深度老龄化现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趋势。《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指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从2000年1.26亿上升至2018年2.49亿，老龄人口占比从10.2%升至17.9%，并预期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老龄化水平仍将持续提高。^[2]根据已有数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老龄人口数量预计达到4亿，全国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这意味着我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国家之一。^[3]

从现实来看，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需要面对的基本国情，所以如何应对老龄化现象，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同程旅游发布的《中国中老年人旅游消费行为研究报告》显示，老年旅游者每年出游两次占比达42.7%，出游3次及以上则为20.2%，且这一数据还在持续增长中。^[4]全国老龄委调查发现，当前我国老年旅游人数体量巨大，占年度全国旅游总人次的20%以上。^[5]如上可见，我国老年旅游市场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其所带动的市场消费能级不容小觑。已有文献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6][7][8][9][10][11][12][13][14]}Sagrera & Martín对人口老龄化现象持积极态度，指出未来的老年群体将拥有更健康的体魄、更高的教育层次，并且可以独立地支付旅游费用及广泛参与旅游活动。^[12]Yeoman et al.发现，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新西兰康养旅游和医疗旅游细分市场的发展。^[13]王丹认为，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变化对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14]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趋势对旅游业发展会产生潜在负面影响。如, Yeoman et al.判断人口老龄化加重和生育率持续低下，将会致使经济体社会养老金和生活福利水平下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旅游市场需求。^[15]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现象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并不确定。罗雪梅强调，应当辩证地审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16]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旅游需求出现了众多具有良好经济实力和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特定消费群。老年消费市场上巨大的旅游需求势必将为国内旅游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本文引入实证计量经济模型，将人口老龄化与旅游业发展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详细剖析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和区域差异特征，并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人口老龄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丰富和完善国内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影响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体系。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将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将其纳入到实证研究框架内，丰富了该研究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 线性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是人口老龄化对旅游需求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随着时间的演进，个人旅游消费需求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当下，老年人享有闲暇的时间和较高的积蓄，这为旅游消费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时间和财力保证。当我国人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具有旅游消费偏好的老年群体骤增，整个社会对旅游的需求增加，若老年群体倾向于消费更多的旅游服务，老龄化社会的总消费结构必然会向旅游消费倾斜，进而对旅游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老年旅游作为一种老年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其在推进我国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同时，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一方面，未来的老龄人口将拥有更高层次的教育、更高境界的精神追求和更加健康的体魄，能独立地承担旅游支出和参加旅游活动，为增进健康、寻求怀旧和享乐等旅游需求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老年人试图借助旅游来实现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等出行目的，但并非所有老年人都能成功参与旅游活动。在现实情况下存在诸多障碍性因素制约老年人的旅游出行，主要有个人内在限制、间接人为限制以及外在环境限制。可以看出，对于人口老龄化与旅游需求的关系，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论。

二是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劳动力的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已成为评判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晴雨表”，当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最显著的人口转变特征之一，劳动生产率等变量必然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结构会影响一国的经济表现，人口年轻化的国家比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生产力。从已有研究来看，一部分学者提出人口老龄化给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带来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其观点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劳动力人口比重必然下降，且高龄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技能等方面均面临逐渐衰退的局面，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17][18][19][20]}另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年轻劳动力在受到激励后主动增加投资人力资本，进一步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1][22][23]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两者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受到所在行业差异、老龄化程度的影响。^[24][25]探讨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劳动力的影响需针对旅游业特点及旅游业劳动力特点进行处理。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上升，旅游业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需求格局也必将发生相应变化。基于劳动力流转、招聘和任用、培训和发展机会等因素，为了获得旅游业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旅游业各部门对劳动技能、劳动年龄、劳动时间、劳动岗位、劳动数量和劳动报酬等要求都会作出相应调整。^[26]

三是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供给的影响。许多行业都是为应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的增加应运而生的，对于旅游业这一种典型的服务业态来说尤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鼓励养老服务产业与旅游、休闲等多产业进行融合发展”“加强老年旅游服务工作，深度开发老年旅游市场”。^[27]老年群体参与旅游活动，不仅可提升幸福感、增强获得感，以提高生活品质，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由此所催发的“银发经济”活动，为激发“银发旅游”市场潜力提供了关键前提，并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业态，“银发一族”正在成为旅游市场的有生力量。相较于年轻群体，老年群体的优势凸显，比如，具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较高的消费能力，“有钱又有闲”，使得该群体成为时下无法忽视的潜在旅游客源市场。与此同时，除传统观光旅游外，为满足老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银发旅游”产业也与其他产业相结合，诞生出不少新业态。面对逐渐增长并日渐庞大的老龄人口，必然需要多种类、多层级、多方位的老年旅游服务供给。旅游业需要从老年旅游需求的角度重新定义旅游接待设施等旅游吸引物，整合医疗、交通、娱乐等全社会资源，推动老年旅游业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将深刻影响旅游劳动力市场，尤其是迎合旅游业各部门实际发展人力资源的可得性，在此基础上也会对旅游供给产生间接影响。

假说1：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二) 非线性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意见不一。毛中根等人归纳并提出了四类观点：人口老龄化促进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阻碍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变化性。^[28]Loayza的研究发现, 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促进了消费。^[29]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Thornton对美国40多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同样发现抚养压力的增加会使人们增加消费。^[30]极少数研究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与消费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也有研究者提出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消费行为的产生。人口老龄化与旅游业发展两者间并不是简单的静态和线性关系，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首先，人口老龄化自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进程，在不同的发展过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其次，旅游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就业门槛相对较低，地方劳动力的发展状况对旅游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并且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程度往往受到旅游目的地区位交通、资源环境、经济水平、设施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可见，尽管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假说2：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

三、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为考察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如下：

$ { lntour }_{i t}=\alpha_0+\beta ln \; {age} _{i t}+\delta X_{i t}+\mu_i+\eta_t+\varepsilon_{i t} $

(1)

其中，lntour_it表示i地区t年的旅游业发展水平；lnage_it为i地区t年的老年抚养比；X_it为本文选区的控制变量组；μ_i为地区效应；η_t为时间效应，主要是通过控制地区、时间效应对计量检验结果的影响；ε_it为随机扰动项。为规避该样本数据存在异方差，本文均对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2、门槛回归模型

参考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31]将人均GDP设置为门槛变量，构建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门槛模型如下：

$ \begin{array}{l} \;\;\;\; { lntour }=\alpha_0+\beta_1 {lnage} _{i t} \cdot I\left( ln p g \;d p_{i t} \leq \gamma_1\right)+\beta_2 ln\; a g e_{i t} \cdot I\left(\gamma_1 \leq ln p\; g d p_{i t} \leq \gamma_2\right)+\cdots+\beta_n ln\; a g e_{i t} \cdot \\ I\left(\gamma_{n-1} \leq ln p\; g d p_{i t} \leq \gamma_n\right)+\beta_{n+1} {lna \;ge} _{i t} \cdot I\left( ln p g\; d p_{i t} \geq \gamma_n\right)+\delta X_{i t}+\varepsilon_{i t} \end{array} $

(2)

其中，lnpgdp_it为人均GDP；γ₁、γ₂、…、γ_n为n+1个门槛区间下的门槛值；β₁、β₂、…、β_n+1为不同门槛区间的估计系数；I(·)是示性函数，如若门槛变量满足相关条件，则将该函数赋值为1，否则赋为0；X_it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组；ε_it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旅游发展水平(tour)。参考Sequeirah & Nunes等和赵磊的做法，^[32][33]选用旅游人次比对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采用国内旅游人次占年末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进行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口抚养比(age)。参考Modigliani、Parks、Hock and Weil等的做法，^[34][35][36]本文采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率，即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行测度。

3、控制变量

众所周知，旅游业作为一项综合性产业，其发展不仅受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参考之前学者的做法，本文选取城镇化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率、政府支出和旅游设施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1) 城镇化率(urb)。在我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业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城镇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各类生产要素的转移和积累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在社会功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城乡统筹方面引导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旅游需求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旅游消费潜力获得进一步的释放，据此，引入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2) 经济增长率(rgdp)。参考赵磊的做法，^[37]其相关研究注意到了经济增长对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长率是需要被考虑在内的控制变量之一。

(3) 产业结构(r3)。参考Tang和Macleod的做法，^[38]因旅游业作为典型的服务业，属于第三产业，其在三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本研究中产业结构也是不可忽视的控制变量之一。

(4) 政府支出(gov)。参考李如友和黄常州等人的做法，^[39]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支出，该指标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

(5) 旅游设施水平(com)。参考李如友和黄常州等人的做法，^[39]用各地区星级饭店数量和旅行社数量之和表示旅游设施水平，用于反映一个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状况。

4、门槛变量

门槛变量为人均GDP水平(pgdp)。参考夏会琴等的做法，^[40]采用实际人均GDP进行表示，该指标表征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 数据说明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为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8—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未包含天津、重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2019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也存在部分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wind数据库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旅游业发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6.86432和0.74606，相差较大；而老年抚养比数据的差值较小，仅为0.158。(见表 1)结合标准差，各数据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非均衡性。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4647，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老年抚养比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大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见表 2)

在2008年至2018年间(如图 1所示)，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发展趋势差异明显，但大部分省份呈现出人口老龄化水平逐步提高的态势。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仅为本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参考，并不能完全地揭示出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旅游业发展影响效应的内在关联和作用路径，仍然需要利用更为严谨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二) 基准回归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模型回归分析中，为避免面板数据在非平稳时间序列状态下出现“伪回归”情况，致使研究结论产生谬论，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但单一检验方法可能会造成检验误差，本文对各变量均采取LLC、IPS、Fisher-ADF、Fisher-PP以及Hadri LM单位根检验方法。由于单位根检验原理较为复杂且适用对象存在一定差异，不同的检验方法针对同一序列将会产生不同的检验结果。故本文的判断依据为同一变量有超过一半及其以上的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则判定该序列为平稳序列。从检验结果来看(见表 3)，所有变量均有超过一半的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所采用的面板数据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可以进行后续回归分析。

2、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人口老龄化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本文基于实证模型(1)进行了全国层面的估计。需要说明的是，模型(1)是未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纳入所有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模型方法的选取上，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特征，模型(1)和模型(2)均采用兼具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1中只包含人口老龄化和旅游业发展水平，从表 4中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对旅游业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即当老年人口抚养比提高1%时，国内旅游人次比会提升98%以上。显然，模型(1)的稳健性不强，故我们在此基础上加入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率、城镇化率、政府支出和旅游设施水平这五个控制变量。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国内旅游人次比的影响仍然是正向的，并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此时，当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1%时，国内旅游人次比将增加14.7041%。与模型(1)相比，其对国内旅游人次比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但这足以印证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助力了旅游消费的增长和老年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城镇化率和旅游设施水平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相关，说明这两个变量的提高能推动国内旅游业的发展。特别地，当城镇化率增加1%时，国内旅游人次比会提升超过61%，从这项数据可以看出，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增强农村居民旅游需求的释放和旅游消费的增长，这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一般而言，旅游设施水平对旅游业的发展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对国内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综上，中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变化显著促进旅游业正向发展，为人口老龄化与旅游业发展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并显示出中国亟需进行人口老龄化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上述结果源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双重背景，为老年人口旅游市场创造了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根据徐晓娜、薛伟玲、冉莉君等研究显示，^[41][42][43]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提高，人口红利消散，老年人口的旅游消费规模逐年扩大，人口老龄化对旅游发展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带来了剧烈冲击。就旅游需求而言，每年我国老龄人口的旅游人数在全国旅游总人数中所占比重已超过20%，我国老龄人口旅游消费规模早已超过千亿。实际上，老年人口的退休生活中空闲时间充裕、健康状况普遍能得到保障、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以及老龄人群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等，这些都对提高老年人口的旅游参与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继而助推旅游业的发展。

3、分区域回归分析

考虑到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存在明显的省际个体差异性，可能导致不同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产生差异，如若只采用全样本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无法完全探明其中的内部效应。因此，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大经济带划分标准，本文将全国划分成东部区域、中部区域以及西部区域，并对模型(1)、模型(2)进行分区域回归估计，具体如表 5所示。

从区域层面来看，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差异会带来对国内旅游人次比的差别化影响。从表 5报告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东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同全国回归结果较为相似，这两区域在模型(2)中的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表明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具言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远大于全国层面，说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国内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程度比全国层面的影响程度更大。另外，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要略大于东部地区，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对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强，这可能得益于西部地区独特且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更符合老年旅游的特殊需求。

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相异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与全国基准估计存在较大差异，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相异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当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1%，中部地区国内旅游人次比将减少近60%。究其原因，中部地区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区，但其旅游业产出水平与其地位适配度较低，仍存在诸多因素制约区域旅游发展。在人口老龄化水平增长的进程中，当地老年旅游产业发展所需的酒店、旅行社、交通等方面软硬件设施水平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较难满足老年人口的特殊旅游需求。

(三)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旅游业发展水平可能会因测量误差致使回归结果有所偏误，本文参考Adamou、Lee等的做法，^[44][45]将旅游业发展水平替换成旅游专业化水平(tour2)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国内旅游收入与入境旅游收入共同组成旅游总收入，但因受政策导向、外汇波动、旅游产品种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导致入境旅游收入偏误较大，且本文侧重研究国内旅游业发展水平，所以具体采用国内旅游收入占GDP比重进行替换。从表 6可知，在将旅游专业化水平替代旅游业发展水平后，老年抚养比依然促进旅游业发展，且模型(2)中的老年抚养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的检验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说明该模型是稳健的，结论可靠。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陈卫民、冯剑锋等的做法，^[46][47]选用老龄化率，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age2)作为替代变量，以检验估计结果是否稳健。如表 7，在替换人口老龄化测度指标后，老龄化率仍然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在模型(2)中，老龄化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在将人口老龄化程度衡量指标替换后，并未改变基准回归结果，上述结论稳健。

(四) 门槛效应检验

1、全国层面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将人均GDP水平设置为门槛变量，并采用Bootstrap自助抽样法对样本进行300次重复抽取，在设置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情况下，依次用模型(2)进行估计，检验结果见表 8。由此可见，将人均GDP设为门槛变量时，老年抚养比对旅游业发展水平呈双重门槛效应，并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并没有通过第三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模型只存在双重门槛值。

之后使用基于最小二乘的似然比对识别出的双重门槛进行检验，门槛参数的估计值即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时的γ值，并采用似然比统计量LR构建γ的置信区间，其中，原假设为H0:γ=γ₀(γ₀为γ的真实值)。检验结果显示，在95%置信区间[1.6154, 1.7027]和[3.0397, 3.2031]内，人均GDP的双重门槛值为1.6480和3.2028。此外，为检验门槛估计值的准确性，本文描绘了人均GDP双重门槛值识别图(见图 2)，虚线表示LR检验中门槛值95%的置信区间，可以视为当人均GDP的门槛参数估计值位于[1.6154, 1.7027]和[3.0397, 3.2031]区间时，似然比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均在原假设的接受域内，说明人均GDP的双重门槛值等同于其实际门槛值。

2、分区域门槛效应检验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本文依照前文对三大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的划分，对模型(2)进行分区域门槛回归估计，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东部、中部、西部区域三个子样本的门槛效应如表 9所示。检验结果表明，中部地区未通过门槛效应检验，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固定效应基本保持不变，即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这或许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区域内部差异不大。同时，相较于其他区域，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进程都较慢；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通过了单一门槛的显著性检验，并拒绝了存在双重门槛的假设，因此，东部和西部地区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根据门槛检验结果，表 10报告了东部和西部地区门槛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其中，东部地区在95%置信区间[3.4279，3.6236]内，存在单一门槛值，为3.5666，而西部地区在95%置信区间[1.6098，1.7027]内，存在单一门槛值，为1.6480，说明在将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的东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水平影响效应均存在单一门槛特征。

(五)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1、全国层面门槛估计结果分析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11)，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人口老龄化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有着差异化的作用效果。当人均GDP的实际值小于1.6480时，人口老龄化将对旅游业发展水平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当人均GDP处于门槛值1.6480与3.2028之间时，旅游业发展水平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并不显著，估计系数下降为0.0871；当人均GDP超过第二个门槛值3.2028时，人口老龄化对于旅游业发展仍显示出微弱的正向效应，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说明，在全国层面，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内，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且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正向影响将逐步减弱，出现这种差异关键在于各区域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原因可能是，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医疗设施服务、居民生活质量较好，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旅游业发展速度可能追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促使大量老年旅游需求涌现出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相对较高阶段后，由于内外影响因素复杂变化，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高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持续发酵，经济的发展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重的养老负担抑制着旅游业发展。

2、分区域门槛估计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不同的门槛效应。

首先，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旅游业发展水平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当人均GDP低于单一门槛值3.5666时，人口老龄化水平对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较弱的负向影响效应，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当人均GDP跨过单一门槛值3.5666后，人口老龄化对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负向影响效应显著。东部地区处于高度老龄化阶段时，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较难满足老年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诉求。此时，人口老龄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降低，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负向抑制作用已逐步显现。

其次，对于旅游业发展水平而言，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同样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只是呈现出与东部地区不同门槛值的变化规律和影响效果。当人均GDP水平低于单一门槛值1.6480时，人口老龄化对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当人均GDP跨越单一门槛值1.6480后，人口老龄化对于旅游业发展水平仍存在不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该影响效应呈现出减弱态势。可以看到，与东部地区截然相反，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呈现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老年旅游规模的扩大，西部地区还未成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开始制约旅游业的发展，当地针对老年人口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相关服务的开发滞后也自然变成卡在旅游需求和旅游消费决策两者间的“瓶颈”，老龄人口旅游需求与老龄人口旅游产品及其相关服务间不相匹配将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呈现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影响效应逐渐减弱。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构建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机理。在理论层面，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旅游需求、旅游业劳动力、旅游供给等内在要素进而提升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人口老龄化与旅游业发展水之间存在非线性效应。在实证层面，本文利用中国29个省份2008—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回归模型与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非线性门槛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省际人口老龄化水平整体逐渐提高，区域变化不均衡。在全国层面，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带来了更多的老年旅游需求和老年旅游消费，促进了国内老年旅游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在分区域层面，东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相似，人口老龄化对地区旅游业发展表现出正向影响效应，而中部地区则不同，其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

第二，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机制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回归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的作用效应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且估计系数为正。但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正向作用效应逐步减弱。在分区域层面，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作用均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而中部地区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负向抑制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显现。相异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呈现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因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发展较为平均且增长速度较缓，使得不管人口老龄化处于何种经济发展水平，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固定效应基本不变，门槛效应不显著。

(二) 启示

旅游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促成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同时，我国即将进入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如何把握好这个契机，在加快老年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国内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是应对现存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乏力、自然环境破坏等发展困境，提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驱动力，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本文的研究印证了人口老龄化是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的旅游市场并未很好地适应老龄化形势。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呈现非线性门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启示性。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不相称，使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门槛效应”，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旅游经济带动效应削弱。对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应起到“调和”的作用，使两者在不断适应、逐渐匹配中共同发展，不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应根据现实背景和实际情况，协调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破解老年旅游经济增长效应的“门槛”制约，建构起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最后，我国省际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各地区在进行战略布局时要充分考虑各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其经济发展程度最为成熟，但人口老龄化也在高速增长，政府部门必须着力发展老年休闲旅游产业，尽可能地消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其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两者能较好地匹配，但整体存在发展水平不高且增长速度缓慢等现象，需要及时使用政策引导和扶持等帮扶手段，大力开发中部地区老龄旅游产业；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应把握老龄化浪潮的时机，积极挖掘地区老年旅游业发展潜力，提高旅游服务设施水平，妥善保护环境、文化等旅游资源，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