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764—830年)，字深之，是中唐杰出宰相、政论家，有《李相国论事集》《李深之文集》等作品传世。《兵部手集方》由李绛收集，薛弘庆整理而成。因李绛曾于唐宪宗、唐穆宗两朝担任兵部尚书，故名。《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著录有“薛弘庆《兵部手集方》三卷”。注曰：“兵部尚书李绛所传方。弘庆，大和河中少尹。”^[1](P1572)“大和”(827—835年)是唐文宗年号，弘庆为薛珏长子。^①李绛收集的医方如何传到薛弘庆手中，史籍缺载。《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六》亦著录“李绛《兵部手集方》三卷”。^[2](P5314)《兵部手集方》已经亡佚，其中的医方散见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后世医疗典籍中，^②尹占华广泛收集各类医籍中的佚文，完成了《兵部手集方》的辑佚，^{③ ④}葛政对《兵部手集方》有详细考证。部分论文对《兵部手集方》中若干药方的药用价值和流传情况做了探讨。^⑤

① 参见《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1页。

② 参见葛政《亡佚隋唐医方书考略》，中国中医科学院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 尹占华辑有唐人十一种医方文献，《兵部手集方》为其中之一，集33条佚文，共计39方。参见尹占华《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615页。本文凡引用《兵部手集方》，均采用尹占华辑本。该辑本佚文主要出自《证类本草》，本文在必要时以《本草纲目》所著录同一医方佚文予以补充，同时标注佚文在《证类本草》中的出处。

④ 葛政对7种亡佚隋唐医方做了详细考证，有关《兵部手集方》的考证中统计“《证类》引《兵部手集方》37条佚文，共计47方。”参见葛政《亡佚隋唐医方书考略》，中国中医科学院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8—134页。

⑤ 如刘更生、王均宁《香连丸源流发展与应用述略》，《中成药》1999年第1期。相似的文献如：张雪燕《香连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实验研究及其组方配伍探讨》，山东中医药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宝忠、王志国《香连丸的研究进展》，《中医药信息》2004年第3期；李胜志、史殿龙《香连丸的源流及衍变》，《中医药学报》2004年第3期。

《兵部手集方》所收均为验方，且与仅简单记载药材、服药方法的传统药方集有明显不同。李绛身居高位，所与交游者也多为朝中要员。故部分医方用文学叙事笔法，同时记录了当时政坛名人的医疗故事。但就笔者所见，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材料多未受到关注，也没有从医疗角度对《兵部手集方》进行研究的成果。本文拟对其中两个典型验方做细致剖析，以探讨其在中唐医疗史和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的价值，并希望能对中唐医疗文学研究有所启发。

一、“疗毒疮肿”方及相关人事纠葛

疗毒疮肿、号叫卧不得，人不别者方

取独头蒜两颗，细捣，以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顷年，卢坦侍郎任东畿尉，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后李仆射患脑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便愈。绛得此方，传救数人，无不神效。^[3](P614)⑥

⑥(宋)唐慎微著，郭君双等校注：《证类本草》卷二九“葫(蒜也)”条引，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第713页。

此药方中称卢坦任东畿尉时，“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方得以治愈。有关卢坦早年仕履情况，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以下简称《卢公传》)曰：“卢坦字保衡，河南人……初任韩城县尉，历宣城、巩、河南三县尉。其吏河南知捕贼，杜黄裳为河南尹……”^[4](P6462)《新唐书·卢坦传》也说：“(卢坦)仕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尹。”^[1](P4958)据《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以给事中杜黄裳为河南尹”，^[5](P367)可知，卢坦患病即在河南县尉任上，时间当在贞元五年或稍后。

方中称卢坦为“侍郎”，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卢坦传》曰：

及武元衡为宰相，以坦为中丞，李元素为大夫，命坦分司东都，未几归台。……旬月，出为宣歙池观察使。(元和)三年，入为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改户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请移兵于天德故城。坦与李绛叶议，……事竟不行。未几，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5](P4092)

卢坦任侍郎的时间，《旧唐书》本传以为是元和三年(808年)，但李翱《卢公传》曰：

权德舆为户部侍郎，请为本司员外郎，寻转库部兼侍御史知杂事，未久，迁刑部郎中，……五年冬，迁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减冗职八十员，自江之南补置付之，院监使无所与。数月，转户部侍郎，判度支。^{[4](P6463-6464)}

另据《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元和五年(810年)十二月，“以前宣歙观察使卢坦为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5](P433)六年(811年)夏四月，“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5](P434-435)}又据《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元和八年(813年)八月，“以东川节度使潘孟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5](P447)卢坦任刑部侍郎似应从后者为元和五年(810年)。则医方所述“侍郎卢坦”所对应的时间，当在元和五年(810年)十二月至元和八年(813年)八月间。医方接着提到“后李仆射患脑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便愈”。这里的“后”应在卢坦任“侍郎”之后，其中的“李仆射”应指李吉甫。

按《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记载，元和六年(811年)春正月，“以淮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国公李吉甫复知政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5](P434)《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李栖筠传附李吉甫传》也说：“元和二年，杜黄裳罢宰相，乃擢吉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年，裴垍病免，复以前官召吉甫还秉政。”^{[1](P4739-4741)}

又《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曰：

(元和)二年春，杜黄裳出镇，擢吉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其年(笔者按：指元和三年)九月，拜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上御通化门楼饯之。在扬州，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5](P3993-3996)}

李吉甫再度担任宰相的时间为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至元和九年(814年)十月，这与《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元和)九年春正月“李吉甫累表辞相位，不许”^[5](P448)“冬十月甲辰朔。丙午，金紫光录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卒”^[5](P450)的记载是一致的。那么作为医方记录者的李绛在这期间的任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李绛传》曰：

(元和)六年，犹以中人之故，罢学士，守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是岁(笔者按，指元和六年)，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八年，封高邑县男。绛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十年，检校户部尚书，出任华州刺史。^{[5](P4287-4290)}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李绛传》也说：

(元和)六年，罢学士，迁户部侍郎，判本司。……帝每有询访，随事补益，所言无不听，欲遂以相。而承璀宠方盛，忌其进，阴有毁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监军。翌日，拜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足疾求免，罢为礼部尚书。……(元和)十年，出为华州刺史。^{[1](P4839-4843)}

据《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元和六年)六月，李绛在户部侍郎任。同年十二月，“制以朝义郎、守尚书户部侍郎、骁骑尉、赐紫金鱼袋李绛为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5](P436-439)}

综上可知，元和六年夏四月至元和八年八月间，卢坦任“户部侍郎”；李吉甫元和六年正月至元和九年十月任宰相；李绛元和六年迁户部侍郎，同年十二月任宰相，元和十年，出为华州刺史。则元和六年四月至十二月，卢坦与李绛同为户部侍郎，李吉甫则为宰相。从元和六年十二月至元和八年八月近两年间，李吉甫与李绛同为宰相，卢坦为户部侍郎。因此，元和六年四月至八年八月这两年四个月，与医方中的叙述最为切近。这期间，卢坦为户部侍郎。而可称“李仆射”者，非李吉甫莫属。李吉甫用卢坦的这一验方治愈“脑痈”当在此期间。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九《卢坦传》：“初，坦与宰相李绛议多协，绛藉为己助，及坦出半岁而绛罢。”^[1](P4960)《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则说，(元和九年)二月，“制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高邑男李绛守礼部尚书，累表辞相位故也”。^[5](P449)上引《旧唐书》李绛本传说“绛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5](P4290)实际上，卢坦外放与李绛罢相，都与李吉甫有关，而直接的导火索则源自元和八年(813年)西受降城事件。这一年西受降城为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请移兵于天德故城。结果卢坦、李绛及城使周怀义都持反对意见。^⑦因此“吉甫不悦，出坦为东川节度”。^[1](P4960)《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曾提到，(元和)九年春正月，“李吉甫累表辞相位，不许”。^[5](P448)结果到十月，即“暴病卒”。李吉甫辞相位，可能与身体有关。而卢坦将这一验方赠予李吉甫，治愈他的脑痈，或当在元和六年或七年。

⑦ 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曰：“八年，西受降城为河所坏。城使周怀义上言宰相，议徙天德故城。”所记与两唐书《卢坦传》不同，见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64页。

李吉甫之死，是否与之前的“脑痈”有关，因史料缺失，不得而知。《兵部手集方》所录“疗毒疮肿”验方，不仅揭示了三位名人为正史所忽略的私人史，也反映了中唐时期“痈疽”之疾及其疗治的实际情况。李吉甫与卢坦、李绛虽政见不同，但他们以此方疗疾，并加以传播，惠及他人的行为，则是典型的医疗史佳话。

二、“疗多年恶疮”方与民间医学

疗多年恶疮、百方不差，或痛焮走不已者方

烂捣马齿(苋)傅上，不过三两遍。此方出于武元衡相国。武在西川，自苦胫疮，焮痒不可堪，百医无效。及到京城，呼供奉石蒙等数人，疗治无益。有厅吏上此方，用之便差。^[3](P615)⑧

⑧(宋)唐慎微著，郭君双等校注：《证类本草》卷二十九“马齿苋”条引，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页。

武元衡(758—815年)是中唐著名的文人、政治家，他曾两度任宰相，据《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元和)二年(807年)正月，“以户部侍郎、赐绯鱼袋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5](P420)据《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武元衡传》，同年十月，因当时朝廷刚刚平定蜀地，新任节度使高崇文“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上难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剑南西川节度使”，^[5](P4160)接替高崇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是武元衡第一次任宰相，时间为元和二年正月至元和二年十月。

医方中的“武在西川”，即指武元衡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据《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记载，(元和)八年(813年)二月，“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临淮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武元衡复入中书知政事，兼崇玄馆大学士、太清宫使”。^[5](P445)

武元衡在元和八年二月被征还，并重新拜相。他任西川节度使七年，实际为五年五个月。《旧唐书· 武元衡传》曰：

高崇文既发成都，尽载其军资、金帛、帟幕、伎乐、工巧以行。元衡至，则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重慎端谨，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八年，征还。至骆谷，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5](P4160)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武元衡传》亦曰：

崇文去成都，尽以金帛、帟幕、伎乐、工巧行，蜀几为空。元衡至，绥靖约束，俭己宽民，比三年，上下完实，蛮夷怀归。雅性庄重，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选。^[1](P4834)

因武元衡是在蜀地被高崇文掏空之后接任，其难度可想而知。上引文中“庶事节约”“抚蛮夷”“绥靖约束，俭己宽民”“下完实，蛮夷怀归”及“开府极一时选”，都对武元衡的政绩做了高度肯定。武元衡在返京途中作有《元和癸巳余领蜀之七年奉诏征还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经百牢关因题石门洞》：

昔佩兵符去，今持相印还。天光临井络，春物度巴山。鸟道青冥外，风泉洞壑间。何惭班定远，辛苦玉门关。^{[6](P3551-3552)}

从诗题可知，武元衡返京走的是古蜀道中的褒斜道。“百牢关”在今陕西省勉县西南，“石门洞”为人工开凿的隧道洞，位于今汉中市与勉县交界的褒谷南口。《全唐诗》题下注“一作石洞门”，误。褒斜道的北出口在眉县的斜谷。“骆谷”为傥骆道(骆谷道)的北出口，在今陕西周至西南。以今天的距离计算，勉县北至眉县约240公里，眉县向东到周至县约65公里。从百牢关到骆谷，大约还有数天的行程。故从此诗可知，武元衡对自己重新拜相，应该知道得更早，而并非如《旧唐书》所说，是“至骆谷”才得知。诗中“兵符”“相印”两句，写出其春风得意之情。唐代节度使是地方军政首脑，故诗人以班超自比，表达了对自己在西川功业的自信。

武元衡患“胫疮”的具体时间不可考，按医方中“百医无效”，到京城才治愈的记载，当在任职西川后期，即元和八年被重新起用之前。武元衡返京后，先由“供奉”石蒙等继续治疗，但仍无效果。在《兵部手集方》的其他医方中，也出现了“供奉”，如“治产后腹中鼓胀不通转，气急，坐卧不安”方中，就提到了“供奉辅太初”，此人与石蒙显然都是医生。这里的“供奉”，应指翰林医官，或翰林院医待诏，对此需稍作说明。

“待诏”之职，起于汉代，名目甚多，长于医学的“本草待诏”为其中之一。^⑨这一制度为唐代所继承，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翰林院”条记载，天子在大明宫、兴庆宫、西内、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禀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5](P1853)而《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曰：

⑨ 参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堂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1](P1183)

据此，唐初即有“待诏”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所列举的“待诏”名目中虽未明确提到“医待诏”，但据《新唐书》的记载及医药为人生必备的性质来看，“医待诏”肯定是存在的。那么，“医待诏”是否可称“供奉”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在《旧唐书·方伎传》中即有明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明崇俨传》曰：

明崇俨，……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俨尽能传其术。乾封初，应封岳举，授黄安丞。会刺史有女病笃，崇俨致他方殊物以疗之，其疾乃愈。高宗闻其名，召与语。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学。仪凤二年，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5](P5097)

《旧唐书》同卷《严善思传》也说：

严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学涉知名，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初应消声幽薮科举擢第。则天时为监察御史，兼右拾遗、内供奉。^[5](P5102)

明崇俨、严善思所擅之“卜祝”“伎术”之类，在唐代的“待诏”中，与“医”是并列的。既然此二人被称为“供奉”，待诏中的医生，当然也可以这样称呼。需要说明的是，“翰林待诏”名称的出现，要到唐玄宗设立翰林院之后。《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条曰: “(翰林院)开元初置……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7](P977)之后，唐玄宗大约在开元十年(722年)前后，又设翰林供奉^⑩。这是对翰林待诏中为皇帝起草重要文书的文学之士的专称。到了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至此，学士院从翰林院独立出来。但“玄宗设立学士院别置翰林学士后，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仍然存在，只是从此以后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渐渐缩小，甚至趋于弥合。由于专门设立了执掌起草内诏、拜免将相的翰林学士，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本来名词化的意义渐渐向动词演化，而专门用来指称‘待诏’或‘供奉’于翰林院”。^[8]因此，《兵部手集方》中出现的“供奉”，即为翰林医官或翰林院医待诏。能入选翰林院医待诏者，在医术方面自然有其专长，但石蒙等人的治疗竟然无效。

⑩ 有关翰林供奉设立的见，参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武元衡获得“厅吏”奇方治愈“恶疮”的时间，自然在回京之后。在此之前，李绛于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拜相。在武元衡返京后，李吉甫、李绛与武元衡同时为宰相。《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武元衡传》曰：“时李吉甫、李绛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于上前。元衡居中，无所违附，上称为长者。”^[5](P4160)因与李吉甫不合，李绛在元和八年(813年)即屡次上表辞相位。元和九年(814年)二月，终于得到宪宗的批准，改任礼部尚书。元和十年(815年)二月，出为华州刺史。武元衡则于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被刺客杀害。李绛开始留意医方的时间虽不可考，但肯定比较早。武元衡的“多年恶疮”及其因此方获得奇效，必然会引起他的注意。故李绛从武元衡处获得此方，当在元和八年武元衡返京至元和十年二月间武元衡病愈后。

武元衡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在中唐时期有着很高的地位。关于他在西川治疗的情况，医方中虽然只用了“百医无效”四个字，但可以想见，作为地方最高长官，他和他的属下肯定想尽了各种办法多方求治。在返京之后，身为宰相，又受到宪宗的高度信任。因此，在医方“呼供奉石蒙等数人疗治无益”一句的背后，隐含着已动用了朝廷从各地延揽的名医，但最后取得奇效的却是未留下姓名的“厅吏”献出的验方。于赓哲说：“唐代官方医学是‘服从’、尊重民间医学的，若要讨论两者之间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9](P35)“厅吏”的验方，可为此论之一证。

三、唐代“痈疽”病及验方的流传

前述三位中唐名人都是“痈疽”类疾病患者，只不过发病的部位不同。这类疾病在唐代发病率较高。据李燕捷以唐代精英阶层患病情况所做的统计，人为死亡、脑血管病、传染病、疮疡、服长生药等是致死率最高的五种疾病。^[10](P255)于赓哲认为，影响唐代一般民众的疾病主要有：“‘疟疾’‘天行病’‘卒病’‘肿病’‘生产’‘赤白痢’‘患腹’‘血痈’‘风黄病’‘水痢’‘赤眼’”。^[11](P10)其中的“疮疡”“肿病”“血痈”，都属于“痈疽”类疾病。对这类疾病的发病原因及危害，《黄帝内经》下《灵枢》卷十二《痈疽》有专门的论述：

寒邪客经络之中则血泣(通“涩”)，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薰于五藏，藏伤故死矣。^{[12](P1461-1462)}

可见，这种疾病非常危险，致死率较高。如盛唐著名诗人孟浩然“病疽背卒”，^[1](P5779)徐铉也说，孟浩然“疾发背而亡”。^⑪中唐另一位官员薛存庆，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二月，以宣慰使身份前往幽州的途中，“疽发于背卒”。^[1](P4689)“发背”在古代也是背部痈疽的专称。如由明人江瓘所撰、我国第一部中医医案专著《名医类案》第九卷、第十卷就汇集了各类“痈疽”病的医案，^{[13](P351-44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前这类疾病及其治疗情况。

⑪ 相关的记载，又如徐铉《翰林学士江简公集序》，(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14页；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37页。

卢坦、李吉甫和武元衡在中唐时代都位高权重，他们因获得奇方而得到救治，李绛则不仅“传救数人，无不神效”，还将这些验方及其真实可靠的疗效在《兵部手集方》予以详细记录。这为医方的传播和后世医家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就现存文献来看，上述两则验方，均得到后世医家的普遍重视，为不少医学著作所转录，现就笔者所见择要列举如下。先看“疗毒疮肿”方的转录情况：

1、《本草图经》卷十七“葫”条引

李绛《兵部手集方》：疗毒疮肿，号叫卧不得，人不别者。取独头蒜两颗，细捣，以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顷年卢坦侍郎任东畿尉，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后李仆射患脑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便愈。绛得此方，传救数人，无不神效。^[14](P587)

2、《证类本草》卷二九“葫(蒜也)”条引

疗毒疮肿、号叫卧不得，人不别者。取独头蒜两颗，细捣，以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顷年，卢坦侍郎任东畿尉，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后李仆射患脑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便愈。绛得此方，传救数人，无不神效。^[15](P713)

3、《普济方集要》卷二百七十三“诸疮肿”附论引

取独头蒜两颗细捣，以麻油和，厚敷疮上，干即易之。顷年卢垣侍郎，东畿人，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后李仆射患脑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便愈。绛得此方敷救数人，无不神效。^[16](P217)

4、《食物本草》卷六“葫”条引

李绛《兵部手集方》云：毒疮肿毒，号叫卧眠不得，人不能别者。取独头蒜两颗捣烂，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屡用救人，无不神效。卢坦侍郎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又李仆射患脑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亦差。^[19](P115)

5、《神农本经会通》卷五“葫”条引

《手集方》疗毒疮肿号叫、卧不得、人不别者，取独头蒜两颗，细捣，以油和麻厚敷疮上，干即易之。又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20](P348)

6、《濒湖医案》卷十七“痛疽发背医案”(二)引

按李绛《兵部手集方》云：毒疮肿毒，号叫卧眠不得，人不能别者。取独头蒜两颗搞烂，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屡用救人，无不神效。卢坦侍郎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又季仆射患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亦差。^[18](P118)

7、《本草纲目》卷二六“葫”条引

(苏)颂：经言葫散痈肿。按李绛兵部手集方云：毒疮肿毒，号叫卧眠不得，人不能别者。取独头蒜两颗捣烂，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屡用救人，无不神效。卢坦侍郎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差。又李仆射患脑痈久不差，卢与此方亦差。^[17](P1599)

8、《缪希雍医学全书》卷十七“恶疮”条引

毒疮肿痛，号叫卧眠不得。取独头蒜两颗，捣烂，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屡用救人，无不神效。曾有患肩上疮，连心痛闷；又有患脑痈，久不差。用此并愈。^[21](P605)

9、《本草述》卷十五“葫”条引

(苏)颂曰：经言葫散痈肿，按李绛《兵部手集方》云：毒疮肿毒号叫，卧眠不得，人不能别者，取独头蒜两颗捣烂，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屡用救人，无不神效。^[22](P429)

10、《〈本草述钩元〉释义》卷十五“葫”条引

毒疮、肿毒号叫，卧眠不得，人不能别者，取独头蒜两颗捣烂，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屡用神效。凡痈疽发背，恶疮肿核，初起有异，皆可用独头蒜，切如小钱厚，贴顶上灸之，三壮一易，大概以百壮为率，一使疮不开大，二使内肉不坏，三疮口易合，一举而三得之。(但头及项以上切不可用此，恐引气上，更生大祸)^[23](P533)

11、《集试秘览》卷七“疮毒痈疽”条引

(《兵部手集方》)有恶疮肿痛，号叫眠卧不得，人不能别者。取独头蒜两颗，揭烂，麻油和，厚敷疮上，干即易之。屡用救人，无不神效。^[24](P632)

12、《覆载万安方》(下)卷六十二“葫”条引

《兵部手集方》：瘵毒疮肿号叫，卧不得又不别者，取独头蒜两颗，细捣以麻油和，敷疮上，干即易之。顷年卢坦侍郎在东几(笔者按，“几”当为“畿”之误)尉，肩上疮作连心痛问，用此便差。后李仆射患脑瘫，久不差，卢坦与此方便愈。绛方传救数人，无不神效。^[25](P1478)

再看“疗多年恶疮”方的转录情况：

1、明·楼英《医学纲目》卷二十“心小肠部”引

(《兵部手集》)多年恶疮不差，或痛痒生衅烂，研马粪并齿灰傅上，不过三两遍效。武良相在蜀，足胫有疮，痛不可忍，得此方，便差。^[26](P414)

2、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菜部二十七卷引

多年恶疮，百方不差，或痛焮不已者。并烂捣马齿傅上，不过三两遍。此方出于武元衡相国。武在西川，自苦胫疮焮痒不可堪，百医无效。及到京，有厅吏上此方，用之便差也。李绛纪其事于兵部手集方。^[17](P1656)

3、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卷五“疥”条引

多年恶疮不差，或痛痒生衅。烂研马粪并齿灰敷上，不过三两遍效。武良相在蜀，足胫有疮，痛不可忍，得此方便差。(《兵部手集》)^[27](P753)

4、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五十四“臁疮”条引

李绛记武元衡相国在西川且苦胫疮，焮痛不可堪，百医无效。及到京城，呼供奉石礞^⑫等数人疗治无益。有厅吏上此方，用之更差。其方云：疗多年恶疮百方不差或痛焮走不已者，并烂捣马齿苋敷上，不过三两度愈。(《李绛兵部手集》)^[28](P788)

⑫ 笔者按：“石礞”，其他医方多作“石蒙”，其生平事迹无考。

以上所举转录《兵部手集方》的医学典籍，只是众多医学典籍中的一部分。如“疗多年恶疮”方，在《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⑭等大型丛书中，也有著录。《〈本草述〉钩元》在转录“疗毒疮肿”方的同时，并没有拘泥于《兵部手集方》原来的治疗方法，而是对“发背”的灸法及头、项之痈疽的治疗禁忌，又有新的发明和发现。而从日本学者梶原性全所撰《覆载万安方》，则可窥见“疗毒疮肿”方在域外的传播。总的来看，后世及域外医学著作的转录，说明这两个验方的实际疗效得到了进一步反复的验证。这与唐代医学形成了穿越时空、遥相呼应的态势。

⑬(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一百九十八“脏腑身形”(下)，第5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2227页。

⑭(明)王肯堂《证治准绳》, 《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子部》，第14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484页。

四、结语

范家伟认为，唐代文人撰集方书的目的，“是将试而有验的药方加以整理及流传，……他们特别重视验方搜集，曾经试而有验的药方，他们都努力捜集”。^[29](P150)这也是我国历代医家、文士，甚至像“厅吏”那样的普通人一直在做的工作。就《兵部手集方》而言，被奇方治好的患者，往往又成为奇方的传播者。这当然并不限于本文所论及的两个验方，也不限于《兵部手集方》，它其实是中国古代医方传播、医学发展的一种常态。只不过一般人不具备李绛那样收集和传播验方的能力罢了。李绛与薛弘庆共同完成的《兵部手集方》原书虽然佚失了，但从历代医学典籍对本文所述两个验方的转录及进一步探索发展来看，其为患者解除痛苦乃至挽救生命的疗效，在一千多年来已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具备如此疗效的远不止这两个验方，而应包括这部医学典籍中更多的验方。如其中的香连丸治痢方，^⑮至今仍然为中医界所关注与研究。^⑯其当代医疗价值，也可作为《兵部手集方》影响力经久不衰的证据之一。

⑮《证类本草》卷七“黄连”条转录此方曰：“以宣连、青木香分两停同捣筛，白蜜丸如梧子，空腹饮下二三十丸。日再，如神。其久冷人，即用煨熟大蒜作丸。”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⑯ 可参考黄洁瑶、刘丹宁、杨璐嘉《香连丸有效成分的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实验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8期；唐舒婷、廖桂彬、龚嘉倩《基于网络药理学联合分子对接探析香连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分子机制》，《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21年第3期；刘昌顺、胡艳楠、夏婷《香连丸中的8种功效成分在小鼠体内的组织分布》，《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1年第3期。

医疗与健康、生命紧密相关，牵涉身心疾病、疗愈及其间的情感体验等多方面的问题。从对人和社会的影响而言，说它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似不为过。医疗兼跨多学科、多领域的特点，决定了医疗文学研究必须有“大文学”的视野。本文所探讨的两个验方，对患者痛苦体验、医者情况及疗效的叙述，虽然极为简略，但与诗歌之余味、绘画之留白，颇有相通之处。其与当时历史、政治及人物生平多有联系，堪称是汇通医疗、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的典型个案。而在历代医案和医方中，与之类似、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医疗叙事不乏其例。因此，本文在揭示中唐医疗、历史及人物研究为学界所忽略的一些细节之外，也包含了对医疗文学研究之路进行尝试性探索的意图。限于篇幅，在此不拟展开。希望在日后的研究中，能做出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