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前10年至50年是重视海洋、开发海洋的重要机遇期，临海国家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由传统的“单一陆地型”国家向新型的“海陆兼顾型”国家转变。^[1]海洋经济合作是中非经济合作重点领域，符合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和发展“蓝色经济”的内在要求，海洋旅游合作是海洋经济合作的新兴领域，为中非海洋经济的增长提供新动能、为中非经济合作的深化提供新机遇。厘清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发展概况、主要问题、影响因素等，并提出战略构想，为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加强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必要性 (一) 加强中非海洋旅游合作是响应中国国家政策的必然要求

相较海洋强国(美国、日本等)对海洋极其重视的态度，中国相对缺乏海权意识和精神，忽视海洋管理和治理。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囿于这种长期不重视海洋事务的路径依赖效应，^[2]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国家海洋政策。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重要的国家海洋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南亚国家，倡导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拉开“海丝梦”的序幕；2017年，国家海洋局基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构建，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和发展“蓝色经济”之构想；2019年，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问世，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发展。旅游业发挥着促进中非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作用，以及带动中非相关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将促进中国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助推实现“海丝梦”，提升中国海洋经济治理能力，加强中非海洋经济文化联系，实现中非“同呼吸共命运”的友好海洋关系。

(二) 加强中非海洋旅游合作是谋求非洲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非洲多数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时间不长，谋求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提升是普遍的愿望。在非洲19个贫困国家中，14个属经济滞后型，其余的属旅游-经济同步型，^[3]非洲加快旅游业发展以实现经济增长很有潜力。在非洲54个国家和地区中，34个国家和地区临海，有6个海岛国家，主要港口30多个，^[4]中非加强海洋旅游合作大有可为。扶贫旅游使南非改善了经济发展状况，^[5]现今南非正通过“费吉萨”计划谋求海洋经济增长，南非德班被誉为“南非夏威夷”，沙滩优美，滨海旅游资源丰富，^[6]冲浪、潜水和观鲸等特色旅游项目吸引着世界各地旅游者。^[7]医疗康养旅游在南非滨海地区也逐渐兴起，^[8]中国和南非滨海旅游合作前景广阔。塞舌尔拥有马埃岛、拉迪格岛等海岛，适宜发展海岛旅游和海洋旅游，2017年到访国际游客约35万人次，较2016年增长15%，旅游外汇收入达4.83亿美元，^[9]中国和塞舌尔海岛旅游合作前景广阔。非洲具备发展海洋旅游条件的国家，应加强与中国海洋旅游合作，寻求全面发展的突破点。

(三) 加强中非海洋旅游合作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必然要求

第一，是缩小“南北差距”的必然要求。中非加强海洋旅游合作是基于合作共赢理念，自愿作出的战略抉择，中非合作论坛是加强海洋旅游合作的重要平台，其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不会改变，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10]中非加强海洋旅游合作有利于缩小非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供新思路，推动构建更加均衡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保护、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显示，传统的海洋渔业、海洋能源等领域需要变革，旅游业相较其他产业是“绿色产业”“无烟产业”，中非合作发展滨海旅游、海岛旅游、邮轮旅游等海洋旅游，有利于海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第三，是创新全球海洋治理方式的必然要求。海洋安全与海洋经济是今后中非在海洋治理领域的合作重点，海洋安全治理的关键是海上安全机制构建、区域安全保障，海洋经济治理的关键之一是海港建设。^[11]中非加强海洋旅游合作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应对、中非沿岸海港建设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中非实现海洋治理方式创新。

二、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发展概况 (一)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特征

1、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处于起步阶段

第一，中非互访游客数量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中国全国旅行社出境旅游组织赴非旅游者共计约60.65万人次；^[12]2018年，非洲赴华入境旅游者67.41万人次^①；2017年，中非旅游者互访142.6万人次，非洲旅游者赴华62.83万人次，中国旅游者赴非79.78万人次；^[13]UNWTO数据反映，2016年，非洲大陆接待国际游客5800万人次。海洋旅游业是旅游业的重要一环，可见海洋旅游的游客数量也较少。第二，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旅游合作与海洋合作的风向标，旅游合作处于政策关注较少、缺乏人才和基础设施等的初级阶段。从中非旅游合作和海洋合作的占比来看(如图 1所示)，关于旅游合作和海洋合作内容占比一直很少，旅游合作2006年占比最多，仅为4.01%，海洋合作占比虽呈上升趋势，但占比最多时仅为4.55%。从中非旅游合作和海洋合作内容来看(如表 1所示)，“投资旅游基础设施”“技能培训”“支持投资宾馆和景点建设”“从业人员能力建设”等更多指向中非旅游合作的旅游人才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建立中非航线”“维护航道安全”“支持港口建设”“培养海运人才”等更多指向中非海洋合作的航线、港口和海洋人才建设。第三，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具有优先合作区域。从非洲五个区域的内部差异来看，旅游竞争力较强以及旅游收入较多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北部、南部非洲，而东部非洲沿海国家的旅游收入增速最快。^[14][15]在一定程度上，旅游收入与旅游竞争力代表了该区域与中国开展海洋旅游合作的潜力，相比于西部、中部非洲，北部、南部、东部非洲是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优先合作区域。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长期探索的是：北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与中国联合开发地中海的滨海旅游景区，东部非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等与中国联合开发国家海洋公园，南部非洲的南非(共和国)等与中国联合开发冲浪、观鲸和鲨鱼笼潜水等涉海旅游项目。^[16]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② 由中非合作论坛系列文件资料整理而得。

2、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基本框架

如表 1所示，2000-2018年，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基本都有关于中非旅游合作和海洋合作的内容。旅游合作和海洋合作呈现交叉趋势，形成海洋旅游合作，“支持海运企业建立中非航线”(2006年、2012年、2018年)是为了经济贸易、民间交往、海洋旅游等的便利化，“邮轮旅游”(2018年)是海港、旅游航线、旅游人才等融合的产物，“蓝色经济”(2015年、2018年)也将包含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具体内容，这些反映了中非加强海洋旅游合作的趋势。中非海洋旅游合作主要在海洋旅游人才、海港、旅游航线等领域，这些领域也是合作重点领域，有利于破除非洲基础设施落后和人才缺乏的发展瓶颈。^[17]另外，中国的“海洋强国”“海丝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以及非洲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方案”“非盟2050年综合海事战略”和《非洲2063议程》等都是中非合作论坛基本框架的重要支撑。

3、中非海洋旅游合作权力关系不对等

从能力的视角来看，权力(Power)是权力所有者获得某类资源现有的或潜在的能力。^[18](P303)中国较强的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实力，逐渐壮大的海洋人才队伍、海上军事实力，使得中国参与海洋管理、海洋治理、海洋旅游开发、海洋旅游合作等方面具备诸多优势，相较于非洲拥有更多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权力。因此，在中非海洋旅游合作中，中国合作权力占据主要地位，非洲合作权力占据次要地位，双方权力不对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海洋旅游合作领域效仿美国的“海洋霸权主义”，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具体来说，中国帮助非洲发展滨海旅游业、海岛旅游业等，要注重当地居民的经济增权(如提供旅游就业岗位)、心理增权(如保护原住民文化)、社会增权(如投资公共医疗卫生)、政治增权(如倾听原住民的主张)四个方面。这样，非洲旅游业(滨海旅游业、海岛旅游业等)才可能逐渐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核心”。

(二)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领域

1、海洋旅游资源保护

北非国家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拥有迷人的地中海风光和阿拉伯民族风情，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地区有众多海滨浴场，红海的邮轮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东非国家肯尼亚拥有优质的海滨沙滩，厄立特里亚保留了部分阿克苏姆王国遗址，坦桑尼亚建立了两个海洋公园和两个海洋保护区，用于保护海洋旅游资源。^[19]南非国家安哥拉的姆苏鲁岛拥有银白色海滩，度假别墅和非洲茅草小屋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南非(共和国)滨海旅游资源丰富，沙滩优美。非洲海岛旅游资源具有独特优势，包括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等。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海洋旅游资源合作也处于起步阶段，中非开展滨海遗产旅游资源、海岛旅游资源等的保护和合作还需要进行探索。

③ 由中非合作论坛系列文件资料整理而得。

2、旅游景区建设

坦桑尼亚首个国家海洋公园——马菲亚岛海洋公园，具有发展潜水活动的潜力，种类丰富的珊瑚、贝类和鱼类能够吸引游客和研究者。^[20]位于肯尼亚的马林迪国家海洋公园提供了海滩日光浴、乘船观光、浮潜等旅游活动。中国如何帮助非洲国家打造滨海旅游景区，东部非洲国家建设海洋公园的经验能够给中国怎样的启示，都离不开旅游政策的指导、旅游企业的投资和专家学者的支持，中非在合作建设滨海旅游景区、国家海洋公园等方面还有很长的合作之路要走。少数中国企业已开始考虑非洲旅游景区的相关投资：坦桑尼亚属于临海型国家，中国四川旅游投资集团打算对坦桑尼亚的某旅游景区投资1亿美元并打造五星级酒店，以吸引中国旅游市场的潜在游客。^[21]

3、海港建设

中非已经开展了合作方式多样且具体的港口合作。非洲港口主要分布于北非和东南非，港口规模普遍不大，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运营模式相对薄弱，但区位条件较好，发展潜力极佳。^[22]如表 2所示，2006-2019年，中国主要与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吉布提、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进行了港口合作，合作方式主要为合资参股、兼并收购、投资建港等。另外，深圳港与吉布提港建立了友好港关系，^[23]中国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24]

4、海洋旅游安全维护

如表 3所示，在非洲临海国家中，中国游客在埃及发生旅游安全事故的频率最高，占63.5%，其次是南非，占18.61%，肯尼亚和毛里求斯以8.39%和7.3%分别处于第三和第四的位次。埃及和肯尼亚已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设立了旅游警察，^[27]中肯和中埃的国际旅游警务合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维护埃及和肯尼亚滨海地区中国游客的安全方面。中国至北非海上通道索马里段是世界上极其不安全的国际航道，^[28]中国已在吉布提建立了保障基地，对亚丁湾反海盗起到了关键作用，^[29]中国海军与尼日利亚海军曾于几内亚湾共同开展反海盗行动，中非在索马里和几内亚海域的合作对维护海洋旅游安全有重要意义。

5、海洋旅游信息建设

非洲部分临海国家已开展了与中国的旅游信息合作。摩洛哥旅游局已在北京设置了办事处，为中国媒体、旅行社、游客等提供摩洛哥的旅游信息。肯尼亚在中国开通了中文网站“神奇肯尼亚”。纳米比亚旅游局曾在中国举办推介会，使中国人能够掌握纳米比亚的旅游信息。南非在中国已设立了九个签证中心，为中国游客提供签证信息和咨询服务。^[31]中国移动在约翰内斯堡布局了子公司，^[32]北非地区对中兴通讯的“5G核心网络演进解决方案”持认可态度，^[33]中非5G合作被提上日程，这为中非海洋旅游的便利化提供了基础。

6、海洋旅游人才培养

北非通行阿拉伯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多使用本土和部族语言，^{[34](P195-227)}加之非洲经历过英、法、葡等的殖民统治，语言复杂多样。非洲缺乏中文导游和旅游服务人才，南非近年来不断加强导游和餐厅服务员的中文培训，南非旅游部支持孔子课堂共同举办汉语培训课程。^[35]非洲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合格的教师、教材和课程等不足，管理与评估体系不完善，^[36]海洋旅游教学人才供不应求，无法匹配日益增长的海洋旅游需求。中国政府通过设置海洋奖学金，借助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四所高校联合培养硕博研究生，为13个非洲国家输送了23位海洋领域人才。^[37]

三、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一)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非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中非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影响了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良性互动与长远发展。从整体上来看，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历史原因在于很多国家原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政治上独立时间晚，经济上产业基础弱。^[38]非洲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整体上非洲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客源市场购买能力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非洲国家居民的出游能力，即是否会购买中国的海洋旅游产品以及购买海洋旅游产品的档次，加之远距离的出境旅游所需的出游成本较高，非洲国家居民的出游能力更加受限。近年来，以商务目的为主的非洲赴华访客居多，然而非洲游客在中国的旅游市场中是有待于开发拓展的蓝海市场。^[39]与之相反的是，随着可支配收入的逐渐增加，中国居民有较强的出境旅游能力，如果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赴非出境旅游可能出现报复性的增长。单从旅游经济的角度考虑，较强的赴非出境旅游能力(相比于非洲国家居民有限的出境旅游能力)可能会阻碍中国旅游经济增收，造成中国旅游经济出现“漏损”现象，^{[40](P255-256)}进而制约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良性互动与长远发展。

2、非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非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游客高质量旅游体验的获得。开展海洋旅游活动需要旅游基础设施提供保障。从整体上来看，非洲旅游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落后于中国，不仅供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支持系统的建设较为滞后，^[41]而且机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旅游交通的发展也亟待优化。除了支持系统与旅游交通，与中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联系更为紧密的是，非洲国家中小型酒店数量较多，与中国相比大型酒店的数量和规模不足，导致中国团体游客有时分散至不同的或是相距较远的酒店过夜，习惯于居住在同一酒店的中国团体游客难以适应。^[39]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游客日益依赖互联网以及移动支付，而一些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或交通不便的景区景点还未普及移动支付甚至是互联网。非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将会降低中国游客的实际旅游体验质量，甚至形成负面的旅游口碑，不利于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3、跨国旅游组织作用发挥不够

非洲临海型国家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海岛型国家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五个国家均是通用葡萄牙语的国家，且均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始于2003年)的成员国。其中，佛得角把中国视作圣文森特岛海洋经济特区发展的优先战略合作伙伴，希望能够学习中国特区的先进发展经验。^[42]然而，“中葡经贸合作论坛”在促进中非旅游合作，特别是促进中非海洋旅游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始于2010年的“香草岛国”(Vanilla Islands)组织，包括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和科摩罗四个非洲海岛型国家(香草产地)，该组织的目标是协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43]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和留尼汪(法)确定了互通旅游的“香草协议”。中国在涉及非洲海岛型国家的跨国旅游组织中，如何发挥潜在海洋旅游合作伙伴的作用，以及在邮轮合作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待于未来的探索。另外，肯尼亚的华人旅游协会、坦桑尼亚的中坦旅游餐饮协会等旅游协会组织在推动中非海洋旅游合作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

(二)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影响因素

1、中国赴非旅游者的风险感知明显

过高的旅游风险感知可能会对旅游者的赴非旅游意愿产生不良效应。旅游风险问题集中于政治动荡、恐怖主义、疾病、安全保障不足、海洋灾害等。战争、政变、民族问题、宗教冲突等引起的政治动荡是非洲旅游风险因素，^[44][45][46]制约中非海洋旅游合作长远发展。肯尼亚和埃及频发的恐怖主义严重影响旅游安全，^[47]制约滨海旅游业发展。在南部非洲，艾滋病与疟疾的人口死亡率最高，^[48]中国旅游者赴南部非洲沿海国家进行海洋旅游，受到艾滋病和疟疾的威胁。新冠疫情大大降低了中国旅游者出境及赴非旅游的可能性。另外，中国旅游者食用海鲜可能引发痢疾、过敏和中毒等病症。非洲旅游社会保险、公共卫生、救援力量不足，^[49]滨海旅游、海岛旅游等缺乏安全保障。除了以上因素威胁滨海旅游、海岛旅游和邮轮旅游等，频发的海洋灾害，如海啸、风暴潮、灾害性海浪等也牵动着旅游者的敏感神经。

2、中非文化差异较大

一是宗教信仰差异。中国人普遍不信仰宗教，非洲宗教信仰复杂多样，涉及伊斯兰教、基督教、拜物教等。如北非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信徒众多，埃及教徒日行5次礼拜，突尼斯教徒日行4次礼拜，两国每周五有集体“主麻拜”。宗教信徒的虔诚性和宗教仪式的程式化，与旅游企业盈利目标产生冲突，影响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二是法律文化差异。中国人缺乏海洋法律意识，关于海洋的内容还未写入宪法，中国海洋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健全，^[50]这可能导致旅游企业过度开发海洋旅游。中非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在非中国企业对税务、劳动法等缺乏清晰认识，非洲官员认为中国企业不够重视当地法规，^[51]非洲国家可能降低与中国旅游企业的合作意愿。三是时间观念差异。非洲人生活节奏相较中国人缓慢，守时性有待加强，这加大了旅游企业的管理难度。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非洲人工作与休息时间泾渭分明，对工作和节假日进行严格区分。^[52]非洲实行工会制度，南非工会势力较为强大，罢工较为频繁，^[53]工人过度维护休假权利意味着非洲旅游企业雇佣劳动力难度较大、用工成本较高。

3、西方不良舆论对中非合作关系的抹黑

西方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抹黑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度及合作意愿，^[54]影响非洲与中国进行海洋旅游合作的态度和意愿。西方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非合作是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有学者对西方歪曲中非合作是“新殖民主义”给出了有力驳斥，多角度论证了中非合作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关系。^[55]“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在西方似乎也颇为流行，中国在印度洋建设港口被西方解读为“珍珠链”战略，基于反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亚丁湾护航被理解为军事扩张，^[56]西方似乎总以非善意的目光来看待中国的战略行动。另外，西方经常将中国对非洲的贷款和投资看成“债务陷阱”，然而非洲出现“债务危机”的根源并非来自中国，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等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根本区别于西方对非洲的条件性援助。

四、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战略构想 (一)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战略目标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战略目标是进一步深化中非旅游合作，在中非旅游合作中逐步探索海洋旅游合作这一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通过对不同时期的规划，发展滨海旅游业、海岛旅游业、邮轮旅游业等，形成完整的海上文化线路，提升中国和非洲临海国家的旅游竞争力，促进海洋经济不断繁荣，推动“一带一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二)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战略重点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战略重点是通过发展滨海旅游业、海岛旅游业、邮轮旅游业等产业吸引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游客互访，通过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游客互访促进滨海旅游业、海岛旅游业、邮轮旅游业等产业发展，以实现海洋旅游产业发展和游客互访增加的双向促进。

(三)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战略步骤

1、初期：优先发展滨海旅游业

中非以合资参股形式建设滨海度假区(如在开普敦半岛、突尼斯)，中非双方加强互送客源。滨海度假区内修建星级酒店和特色民宿，非洲精品酒店经营独具特色，^[57]中国民宿积累了一定经验，开发展现非洲原住民风土人情和中国城市独特韵味的旅游演艺，大力发展从沙滩到近海的体育旅游项目，包括沙滩徒步、沙滩排球、游艇项目、帆船项目等，建设“中非海洋旅游节”“中非帆船赛”等重点品牌，借鉴青岛国际海洋节和国际帆船赛的成功经验，^[58]加强“中非海洋旅游”的联合宣传力度和知名度。滨海度假区与区域内其他重要节点，串联成完整的旅游路线，这需要公路铁路等旅游交通提供支持。

2、中期：着力发展海岛旅游业

中非加强港口建设，停车场、客运中心等是重要配套设施，为海岛旅游提供支持。非洲有丰富的国家公园建设发展和管理运营经验，应将其运用于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国家级海洋公园设立于烟台长岛、海南岛、马达加斯加、塞舌尔等将会增强海岛旅游吸引力。在拥有优质旅游资源的海岛附近，结合合理区位条件开辟海洋牧场区，开发海洋牧场旅游产品，如观潮涌、观鱼群、采摘贝藻等活动，^[59]以满足旅游者观光和休闲需求。海上极限运动、拓展训练、荒岛生存(利用无居民海岛)等特色旅游产品也可纳入海岛旅游范畴。^[60]中非港口和海岛加强与“海丝”沿线国家港口联动，吸引更广阔的客源，并为串联邮轮旅游路线作铺垫。

3、长期：侧重发展邮轮旅游业

中非推动港口升级，打造针对不同旅游细分市场的港口：国际性邮轮母港、区域性访问港、沿海邮轮停靠港等，满足不同邮轮的停靠需求。重点建设蒙巴萨港、青岛港等港口。建设港口产业园区，提供邮轮制造、维修、运营、海洋监测、电子商务等功能。加快关键性海岛的港口升级，发挥海上中转补给的重要作用。邮轮不仅是海上交通工具，也是中高档旅游产品，应配齐餐饮、住宿、康养健身(如游泳池、健身房、美容SPA)、娱乐休闲(如垂钓、高尔夫)等设施。加快邮轮岸上产品建设，配套建设商贸、旅游、文化和休闲等城市综合体。^[61]将“海丝”沿线国家纳入海洋旅游路线中，以邮轮旅游业促进海上文化路线活化，以海上文化路线带动邮轮旅游业发展。

(四) 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战略措施

1、巩固合作成果，加强六大领域合作

非洲有较多濒危世界遗产，中非应加强滨海和海岛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合资共建国家级海洋公园、海洋保护区等，合作发展生态旅游、志愿旅游、公益旅游等；中国应凭借建设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的经验，帮助北部、南部和东部非洲的临海国家打造滨海旅游景区，同时研究非洲建设国家公园的案例，以运用于中国国家海洋公园的建设；非洲应依托海港建立经济特区或免税区，在其中建立旅游园区、旅游度假中心，或设立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区，同时中非应以多种合作方式在非洲建设专门的邮轮港口和海岛中转港口，适应国际邮轮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在非洲国家支持的基础上，联合非洲临海国家进行海上军事演习，巩固亚丁湾反海盗行动的成果，促进非洲西海岸反海盗行动的常态化，并提供海洋人才、援助资金等支持非洲临海国家的海军建设；中非应结合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推介非洲的滨海、海岛等旅游资源和邮轮旅游产品，结合华为与中兴通讯的5G技术优势，加快研究5G技术在海洋旅游信息中的运用，提升海洋旅游信息获取的便利化水平；中非应加大海洋旅游人才联合培养力度，依托孔子学院课堂，培养面向旅行社、旅游景区、酒店、邮轮等的实践型人才，依托中国教育援非基地、中国非洲研究院等培养面向研究机构的研究型人才。

2、正视经济差距，强化旅游市场营销

中非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是“实然”情况，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落后于中国的这种实际情况，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改变，那么中国政府和旅游企业应该正视这一实际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积极寻找破局的“应然”措施。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造成的非洲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限制了非洲国家居民的出游能力，那么中国旅游企业应该进行科学的旅游市场细分，精准识别非洲居民中有较强旅游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群体，在推出蕴含深厚中华文化的海洋旅游产品的同时，综合使用电影、电视剧和直播平台等营销方式吸引非洲潜在旅游者。另外，来自非洲的访客多是持商务目的，中国旅游企业应该主动创造这些商务型访客对海洋旅游产品的需求，大力推介海滨观光型旅游产品、海岛度假型旅游产品等，为中国旅游经济创收，促进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良性互动与长远发展。

3、兴建基础设施，提高旅游者体验质量

供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支持系统是旅游业的最基本保障，没有这些支持系统，旅游业和旅游合作无从谈起，发展机场、港口等旅游交通是落实“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题中之义，中国应加大对非洲支持系统、旅游交通的投资。非洲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限制了非洲国家对酒店的投资，导致酒店的数量与规模无法满足中国游客的需要，非洲国家意欲兴建大型酒店，除了吸引本国和中国的投资以外，还需要吸引欧洲发达国家、北部非洲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的共同投资。“新基建”涉及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应将“新基建”理念贯彻于协助非洲国家稳步发展5G、卫星互联网等，缩小非洲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互联网普及后，支付宝、微信等具中国特色的便捷支付手段才可能在非洲国家逐渐普及。支持系统、旅游交通、酒店、互联网等旅游基础设施是有机整体，这一整体得到优化了，在中非海洋旅游合作中，中国游客才能得到高质量的体验。

4、发展旅游组织，提供旅游合作新动能

中国应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入手来融入跨国旅游组织。从深度上来说，在已经加入的跨国组织中，如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中国与临海型和海岛型的非洲国家的合作不能仅泛泛地指向经贸合作，而是应进一步指向海洋经济合作与海洋旅游合作(这是由论坛中葡语系非洲国家的临海区位、资源禀赋等因素决定的)，中国应将建设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用于帮助这些葡语系非洲国家打造海洋经济特区，这些葡语系非洲国家应为经济特区中的旅游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政策。从广度上来说，在还未加入的跨国组织中，如“香草岛国”组织，中国应与“香草岛国”组织签订旅游合作协议，开设或新增直通旅游航班，优化签证制度与手续，为组织中的非洲岛国输送中国客源，并推广银联、微信、支付宝等契合中国游客旅游消费模式的支付手段。同时，中国与非洲应依托世界旅游组织(UNWTO)、非洲旅游协会(ATTA)等拓展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领域和业务。

5、强化安全保障措施，降低旅游者风险

对于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问题，非洲应推动旅游警察队伍建设，中意(俄)曾共同进行旅游警务合作，中国旅游警察更具国际经验，中非加强旅游警察联合巡逻将为应对旅游突发事件、维护旅游者安全等提供保障；对于疾病和安全保障不足问题，非洲应寻求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援助，特别是针对非洲新冠疫情，非洲应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建立与完善防疫制度，中国应根据非洲国家疫情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抗疫专家、医疗设备、疫苗生产、生活物资等方面的支持。中非应要求旅行社对旅游者开展行前旅游安全教育，提升旅游者的安全防范意识，将安全保障措施贯穿于旅游的全过程，并合作建立海外旅游保险和联合救援制度，保障旅游者人身与财产安全；对于海洋灾害问题，中非应使用海洋业务化预报产品，服务于海洋防灾减灾、海洋搜救等，要求旅行社向旅游者免费提供海洋安全知识手册，使其掌握基本的海上自救技能，并为涉及滨海旅游、海岛旅游、邮轮旅游等的旅游团配备专业的海洋救援人员。

6、加强文化交流，缩小文化差异

对于宗教信仰差异，在非的中国旅游企业只有多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适应宗教文化差异，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宗教禁忌，协调宗教礼仪与管理制度的关系，适当调整盈利目标，重视长期的利益，才能获得长久发展；对于法律文化差异，中国应借鉴非洲经验，推动涉海条款入宪，加快制定海洋旅游法，加强在非旅游企业的海洋法律意识，同时，在非旅游企业应学习《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等文件，遵守非洲国家的税法、劳动法、环保法等法规；对于时间观念差异，在非旅游企业应主动与非洲员工沟通，帮助非洲员工树立守时意识，联合当地政府与工会谈判，满足非洲员工的合理权利诉求，降低罢工频率，建立与完善合理的休假制度，保障非洲员工的休假权益，按照实际工作时长发放工资。

7、加强合作共赢的成果宣传，抵制西方不良舆论

中非应明确“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走向共赢”的观点并达成共识，应以更加务实诚恳的心态加强海洋旅游合作，促进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地，进行“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与“非盟2050年综合海事战略”等方针政策的有效对接，开展海洋旅游合作成果的阶段性交流与宣传工作，尤其应把握中非合作论坛创立二十周年的良好契机，系统性地回顾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已取得的成就，指明中非(海洋)旅游合作的发展前景，开辟中非(海洋)旅游合作分论坛，加强合作成果的宣传力度，以实质性成果与良好合作前景回应西方某些国家的无端指责。同时，应借助中国非洲研究院、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从理论上驳斥“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与“债务危机”等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