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学”与“钱学”均为跨世纪显学，但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钱先生对《文心雕龙》并不怎么认可^①，近来也有学者指出“著名学者钱锺书却不以为然，认为《文心雕龙》‘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系统’，甚至整体可能是‘废话一吨’”。^[1]我们应该看到，事实上，钱锺书十分重视《文心雕龙》，在《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以及其他单篇论文中征引达近百处^②，虽然在具体评价上有褒有贬，甚至批评多于赞扬，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学术特点所决定的。钱锺书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视野，使他对《文心雕龙》的批评独具慧眼，与众不同，其中有三方面的认识最具特色，理应得到“龙学”与“钱学”研究者们的注意。

① 详见诸葛志：《论〈管锥编〉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批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② 详见魏伯河：《钱锺书评点〈文心雕龙〉辑录》，《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诗道、诗情与诗教》，2019第1期。另有赵永江《钱锺书手稿〈文心雕龙评注〉辑录》，《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的虚与实》，2021第2期。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人化文评”

众所周知，钱锺书强调打通的研究方法，在他晚年与友人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2](P299)特别是打通中西方文论，乃其最重要的治学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之打通中西，不是机械地用中国文论去牵强附会西方理论，以抬高地位，而是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相互照明，平行分析，双向阐发，从而揭示出中国文论的固有特点和独特价值。这方面的突出成果是1937年发表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此文揭示了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自古到今所固有的普遍的、在西方文学批评中找不到匹偶的特点，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习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3](P54)用“气、骨、神、脉”等人体的机能和构造来评论诗文，可简称为“人化文评”，这是钱锺书通过对中西方文论中类似现象的深入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文心雕龙》中就蕴含了丰富的典型的人化文评，钱锺书在文章里处处征引《文心雕龙》的相关文句，作为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可以说，这篇文章正是用打通中西的方法，挖掘出了《文心雕龙》“人化文评”的固有特点及独特价值，具体说来，其优于西方此类文评之处，可以体现在下面几个层面：

第一，在以“人体”比喻“文章”时，西方人化文评将“人体”与“文章”视为平行的二元，中国人化文评能将两者融会化合。钱锺书认为将刘勰与古罗马批评家郎吉纳斯相比较，差异可一目了然。郎吉纳斯有“文须如人体，不得有肿胀”“文如人体，非一肢一节之为美，而体格停匀之为美”等观点，^[3](P59)钱锺书认为：“在此类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3](P59)但“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3](P59)如《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文辞的端直精健，好似人体骨骼的端正挺拔一般，情志的明朗、有感染力就像人体有生气、生命力一样，在这里，文跟人无分彼此，已经是“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融的化合”了。^[3](P60)钱锺书巧妙地形容中国人化文评，是刘勰《比兴》篇中所说的“触物圆览”，而西方文论中的人文比喻单是“左顾右盼”，^[3](P60)标举中国人化文评达到了人体与文章的融会与化合的最妙的境界，确实体会得精当无比。

第二，西方人化文评将作者的思想与其外化的文章视为二元，比喻为人体的内外构造；中国人化文评将文章本身，就看成一个包括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整体，再将之比喻为人体的内外构造。钱锺书以几则西方文论为例，如卡莱尔云：“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是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华茨华斯云：“世人以文章为思想之衣服，实则文章乃思想之肉身坐现。”佛罗贝(现通译福楼拜)云：“文章不特为思想之生命，抑且为思想之血液。”^[3](P58-59)钱锺书指出上述西方文评，是将作者的思想与文章的文字表达，看作两个不相融贯的平行单位，而“把两个单位合成一个”。^[3](P62-63)相比之下，“刘勰、颜之推的话，比此说深微得多”。^[3](P62)《文心雕龙·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钱锺书认为他们的人化文评，则是将文章本身，既看成一个包括情志和词采的整体，再将之比喻为人体的不同部分，这是“把一个单位分成几个”。^[3](P62-63)

第三，西方人化文评以肉、筋、骨、血等表层的人体构造来比喻文章，中国人化文评更看重用神、韵、气、力等深层的人体气质来形容文章。钱锺书提到：“维威斯、班琼生的议论，是极难得的成片段的西洋人化文评，论多肉的文章一节尤可与刘勰所谓‘瘠义肥词’参观。”^[3](P62-63)维威斯说：“文章亦有肉，有血，有骨。词藻太富，则文多肉；繁而无当，则文多血。”班琼生说：“文字如人，有身体，面貌，皮肤包裹。繁词曲譬，理不胜词，曰多肉之文。”这与《文心雕龙·风骨》篇将内容贫乏而辞采过滥的文章，称为“瘠义肥辞”是异曲同工的。“但是此类议论毕竟没有达到中国人化文评的境界，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3](P63)而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人化文评，则不仅用肉、筋、骨、血等表层的人体构造，来比拟文章的词藻；更看重以用神、韵、气、力等深层的人体气质，来形容文章的风格，无疑更见周密。在西方文评中，虽然也有类似中国人化文评喜用的“气”“力”等范畴，但不可相提并论。如德昆西所谓“力”，其内涵把我们所谓气、力、神、骨种种属性，都混沌地包括在内，并且所谓的“力”是物理界的概念；而《文心雕龙·风骨》篇赞词云“蔚彼风力，严此骨鲠”，这里的“力”就是人的生理现象了。

综上可见，西方虽然也有人化文评，但是远不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精密完备，确实可以说，“人化文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固有的一个特点。钱锺书以打通中西的视角，拈出“人化文评”这一概念，并阐释其民族特性和独特价值，这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一独具慧眼的发现，也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吴承学发表了《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文学评论》1994年)，更加全面深入地阐发了这一问题。新世纪以来，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讨论中来，产生了不少相关论著，如袁文丽《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2016年)。具体到钱锺书对《文心雕龙》中“人化文评”的揭示，也启发了龙学研究者们，近年来，李轶婷《刘勰生命化批评——以〈文心雕龙·风骨〉为例》(2018年)、陈士部《论刘勰文学观念中的身体隐喻话语》(2019年)、詹文伟《〈文心雕龙〉中的“人化文评”现象研究》等多篇文章即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③更重要的是，钱锺书运用的打通中西、平等对话、双向阐释、回归自身之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后如何结合西方理论来研究《文心雕龙》，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③ 近年来，与《文心雕龙》“人化文评”相关的代表性论文有：王毓红《〈文心雕龙〉喻言式批评话语分析》，《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张娜娜《〈文心雕龙〉创作论中“身体”与“文学”的关系——兼论“拟容取心”说》，《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4卷第2期；杨冬晓、何珊、张春晓《从〈附会〉看〈文心雕龙〉的“人化文评”现象》，《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6卷第2期；李轶婷《刘勰生命化批评——以〈文心雕龙·风骨〉为例》，《晋中学院学报》2018年第35卷第2期。陈士部《论刘勰文学观念中的身体隐喻话语》，《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詹文伟《〈文心雕龙〉中的“人化文评”现象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

二、看重《文心雕龙》的“片段思想”

20世纪初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学术也开始向西方学科化、系统化转型，侧重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在这一过程中，《文心雕龙》因其体大虑周，是中国古代最具系统性的文论著作，而在学术转型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纪显学。然而，对于20世纪的学术转型，及学界对《文心雕龙》系统性的重视，钱锺书却报以冷静的批评态度。1979年，他在修订十几年前发表的《读〈拉奥孔〉》一文时，特在文章前新增五百余字，专门对重理论著作、重理论体系的学术风尚提出质疑，1985年再次修订时特别点到《文心雕龙》，这段论述虽然不长，却是备受研究者重视的了解钱锺书思想的重要文献。

在此文中，钱锺书对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著名理论著作，进行了客观冷静的批评，特别对其“理论系统”表示出质疑，称“大量这类文献的探讨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4](P34)“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4](P34)即便有严密周全的体系，钱锺书也认为许多系统经不起时间考验，会整体性垮塌，但其中的个别见解却还能为后世所采取，未失去时效。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理论体系就像“庞大的建筑物”，具体观点如同建造它的“木石砖瓦”，大厦整体上倒塌，“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4](P34)所以钱锺书认为“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4](P34)他提醒学者“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4](P34)有的文章据此归纳出“令人诧异的是，著名学者钱锺书却不以为然，认为《文心雕龙》‘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系统'，甚至整体可能是‘废话一吨'”，^[1]这不免有些断章取义了。从整体语境来理解，钱锺书的批评并非专门针对《文心雕龙》而发，而是对学界关注名牌理论著作而忽略零散言论、重视理论系统而轻视片段思想的学术风尚表示批评，提醒学者扩大研究范围和转变研究角度。

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钱锺书在1985年修订《读〈拉奥孔》时新增的这五百余字具有最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理论系统”的批判上。一方面，它揭示了“理论系统”具有时效性，往往因过时而失去价值；另一方面，它揭示了整个理论系统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一些片段思想，具有独立的可再利用的恒久价值。钱锺书精通中西学术，他的这段话正批评了西学东渐以来偏重建构理论系统的学术取向，但这绝不是一种保守和倒退，而是立足更高的学术视野上的反思与探索。

基于这样的“非体系”理论，钱锺书致力于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在中国学术界几乎全面接受西方研究范式之时，仍然以传统的诗话体、札记体的形式来撰写《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巨著。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钱锺书虽然反对体系，但实际上，其著作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自成一种“潜体系”，正如王水照教授所指出的：“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互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5](P9)在形成自己谈文论艺的潜体系过程中，钱锺书广泛征引和辨析古今中外各类人文社科著作中的“片段思想”，作为建构自身理论大厦的“木石砖瓦”。

钱锺书反“理论系统”而重“片段思想”的学术取向，决定了他不像其他学者那样热衷于研究《文心雕龙》的系统性，而是更重视书中的具体观点。正如杨明先生所言：“钱先生最重视的是文艺理论的切合实际、丰富多彩而精辟独到，而不是系统性、完整性；他的研究，包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便是取这样的态度。”^[6](P212)钱锺书在其著作中，征引了《文心雕龙》的“片段思想”近百处，作为自己谈文论艺的“木石砖瓦”，虽然其中大多数征引只是作为材料来使用，并不蕴含褒贬批评和理论辨析，但这种再利用也使得这些“片段思想”具有了全新的价值，不啻为一种传播甚或研究。更重要的是，钱锺书在征引《文心雕龙》的“片段思想”时，有些是蕴含褒贬批评和理论辨析的，由于钱氏博通古今中外，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学术视野上，去发掘出一些《文心雕龙》“片段思想”的独特价值。如上文提到的，他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的一个特点》中指出，刘勰善用“人化文评”。又如，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才略》篇“蚌病成珠”的比喻非常贴近“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因而通行于世，“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7]再如，在《说圆》这则札记中，他揭示了刘勰多用“圆”这个概念来谈文论艺，或指才思赅备，或指词意周妥、完善无缺，^[8](P114)而喜用“圆”来评文是古今中外皆有的共通现象，等等。诸如此类的辨析不胜枚举，可以说，这样的研究，既使这些“片段思想”成为钱锺书谈文论艺的材料，同时也彰显了它们本身的理论价值。

钱锺书这一重《文心雕龙》“片段思想”的研究角度，对21世纪“龙学”颇具启发意义。百年“龙学”一直侧重对《文心》理论体系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批评史著作就已开端倪，20世纪60年代，“龙学”大家牟世金呼吁加强对“《文心雕龙》自身的理论体系”的研究。^[9]1981年，牟先生发表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是“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所作第一次科学表述”。^[10]之后，研究《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美学思想体系、文艺思想体系的论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种理论热情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乃至当下，2001年以来，相继出现了石家宜的《〈文心雕龙〉系统观》(2001年)，简良如的《〈文心雕龙〉之作为思想体系》(2011年)，董家平、安海民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2012年)等专著。可以说，时至今日，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深刻了，这些研究自然是必要和有价值的。但在“龙学”成果汗牛充栋、亟待开拓新的研究视域之时，回顾钱锺书在大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重视“片段思想”的观点，确实可以为“龙学”研究者提供别开生面的思路。正如钱锺书所指出的“理论系统”具有时效性，往往因过时而失去价值，而其中的片段思想，则可以独立于理论体系之外，被再利用，具有可再生的恒久的研究价值，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文心雕龙》中蕴藏大量丰富的闪光的“片段思想”，尚有待于学者们的发掘。

但是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由于钱锺书忽视《文心雕龙》本身的理论体系，因而对有些《文心雕龙》“片段思想”的辨析往往断章取义，造成了误读和曲解。并且，由于钱锺书论文自成潜体系，《文心雕龙》的“片段思想”只是其建立自身理论的材料，因此在评价时，就忽视了《文心雕龙》本身理论体系的时代性，故而批评得过于严苛。如他批评刘勰识鉴不足，“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11](P467)指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论陶渊明，不论小说和佛教译经等情况。但事实上，这些与刘勰撰作《文心雕龙》的著述体例及批评标准等相关，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钱锺书站在后世更高的学术立场上来批评刘勰，显然是过于苛责了。这便是造成他对《文心雕龙》批评多而赞扬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很多批评意见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曲解误读和偏颇批评，也警戒研究者在征引和评价《文心雕龙》时，必须首先正确认识《文心雕龙》本身的理论体系，否则就会出现断章取义、曲解误读、过分苛责等问题。

三、阐发《文心雕龙》的修辞论

钱锺书十分重视文学修辞，这和他的文学观有关，他认为“文学”的本质体现在“能文”“义归翰藻”的文学性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修辞现象，“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8](P412)“诗学亦须取资于修辞学”。^[8](P243)钱锺书在谈文论艺时，“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重大的修辞学理论和方法问题，而且贯穿着一套完整的修辞学思想，隐含着一个中西交融、古今合壁的修辞学体系。”^[12](P12)有的学者因此将之视为“与陈望道双峰并峙的修辞学大家”，^[12](P12)周振甫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中多次称赞钱锺书的修辞学思想，称之为“中西修辞学的结合”。^[13](P594) 基于这一自身的学术特点，钱锺书也就格外重视阐发《文心雕龙》的修辞论，正如杨明先生指出的：“钱先生论及《文心雕龙》，也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是从诗文写作艺术的角度去看待刘勰的言论的。”^[6](P210)

《文心雕龙》被誉为“我国第一部修辞理论著作”，^[14]其《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附会》等十余篇都是论具体文学修辞的。钱锺书对这部分内容格外重视，多所征引，对很多观点表示肯定，如称赞：“《雕龙》所拈‘练字’禁忌，西方古今诗文作者固戚戚有同心焉，并扬搉之。”^[8](P329)再如，他非常赞同刘勰对骈偶艺术合理性的论证，他说：

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对仗攸宜。《文心雕龙·丽辞》篇尝云：“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又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11](P1475)

钱锺书指出世间的事理往往具有正反两方面，骈偶对仗正适合精炼地表达两方面的意思。刘勰在《丽辞》篇提到事理都不是孤立的，骈偶手法中的“反对”，正好相互补充表达出事理的不同方面，受到钱锺书的肯定。

当然，钱锺书贯通古今中外的高远的学术视野，使他更多发现刘勰理论的不足，或补充阐发，或批评纠谬，这些比单纯的赞誉更有价值，使《文心雕龙》的修辞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可以说，钱锺书不仅是《文心雕龙》修辞理论的发掘者，更是阐扬者和发展者。

比如，钱锺书指责刘勰论“兴”入经生窠臼，便切中要害。“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修辞方法，但其内涵颇难确定，自汉代以来，聚讼纷纭。钱锺书对此十分重视，在《管锥编》的《毛诗正义·关雎》篇札记中专论“兴”的内涵。根据钱先生的理解，“兴为触物以起”，^[11](P2)基于此，他对刘勰《比兴》篇中的观点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比显而兴隐。……‘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兴之托喻，婉而成章。”是“兴”即“比”，均主“拟议”、“譬”、“喻”；“隐”乎“显”乎，如五十步之于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与“赋”、“比”鼎足骖靳也。六义有“兴”，而毛、郑辈指目之“兴也”则当别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盖毛、郑所标为“兴”之篇什，泰半与所标为“比”者无以异尔。^[11](P63)

钱锺书指出，刘勰用“拟议”“譬”“喻”等来解释“兴”，是认为“兴”本质上是一种比喻；其与“比”的区别只在于“比显而兴隐”，只是“比”的喻义显豁，而“兴”的喻义深隐而已。这就未能从本质上将“兴”和“比”区分开，未能彰显“兴”的独特内涵。而刘勰这种对“兴”的认识，乃是“依傍毛、郑”，入其窠臼。汉代毛亨、毛苌、郑玄在解释《诗经》时，昧于“兴”旨，没有准确地领会“兴”的内涵。《毛传》《郑笺》中标为“兴”者的文章共有一百多篇，但其实多是“赋”与“比”；并且在解释这些自命的“兴”时，都是在按“比”来解说的，如《毛传》释《关雎》首句“关关雎鸠”为“兴”，用关雎这种鸟贞洁的德性比喻后妃的贞一，这就是在以“比”释“兴”，根本上“比”与“兴”的界限还是模糊的。刘勰正是受《毛传》《郑笺》说诗的影响，也未能认识到“比”“兴”的根本区别，钱氏的批评可谓直中要害。

不过，刘勰论“兴”并非全入毛、郑窠臼，也有突破之处，所谓“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据杨明先生认为，刘勰的“‘起情’之说比‘托事于物’增加了‘物感’的因素”，^[15](P170)这就是对以“比”释“兴”的突破，并已经隐约蕴含了钱锺书“兴为触物以起”的认识，这点价值是钱氏所忽略的。

又如，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论安章置句，很重视刘勰《文心雕龙》中《章句》《附会》等篇提出的“宅位”“附会”等观点，认为与后世黄庭坚的“行布”说同出而异名。不过，钱锺书进一步申说：

然《文心》所论，只是行布之常体……刘彦和所谓“顺序”、“无倒置”，范元实(范温)所谓“正体”。然而“光辉”、“超妙”、“挺拔”之致，荡然无存，不复见高手矣。……故刘范顺序正体云云，仅“行布”之粗浅者耳。^[8](P323)

钱锺书指出《文心雕龙》强调的“顺序”“无倒置”只是章句安排上的“常体”“粗浅者”，适当的变化才见高手，可谓是对《文心雕龙》“宅位”及“附会”理论的有益补充。

钱锺书对《文心雕龙》修辞论价值的发掘，也为21世纪“龙学”研究开拓了思路。在20世纪“龙学”史上，《文心雕龙》的修辞论相对受到忽视，研究论著相对较少，属于龙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据戚良德《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提供的目录，可以统计出，从1907年至2005年，整体研究《文心雕龙》修辞论的文章有20多篇，而仅《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文气说”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就达50多篇；探讨《熔裁》到《附会》等十余篇修辞论的文章虽有350多篇，但仅《风骨》一篇的研究论文就达200多篇。相对来讲，台湾对《文心雕龙》修辞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产生了如沈谦《〈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这样的专著。近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心雕龙》的修辞论，研究文章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过去百年的总数，还产生了何越鸿的《〈文心雕龙〉修辞研究》、梁祖萍的《〈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研究》(2019年)等专著。这些充分证明了钱锺书的学术远见，《文心雕龙》修辞论必将成为新世纪“龙学”的理论增长点，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至于钱锺书的具体批评意见，具有开创性，理应得到研究者的注意，特别是其联系古今中外文论的对比研究方法，更是《文心雕龙》修辞论研究上，后人难以企及的一种高度。

综上可见，钱锺书十分重视《文心雕龙》，但并没有像其他“龙学”家那样一味赞扬，而是站在贯通中西方古今文论的高度，去审视其理论得失。其研究集中体现出了三个明显的特色：一是以“打通中西”的方法，去挖掘《文心雕龙》的固有特点; 二是在“非体系”理论指导下, 去申发《文心雕龙》“片段思想”的价值; 三是从文学修辞的视角出发, 去阐扬《文心雕龙》的修辞论。基于这些研究角度，钱锺书提出的一些观点具有开创性，更加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理论意义。由此说来，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 不仅在20世纪“龙学”史上具有经典性, 时至今日, 对新世纪“龙学”的发展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