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史观念的逐渐形成与发展，明代文学流派纷呈的现象为学者们所重视。目前所见最早提出“唐宋派”这个流派名称及对其分析的是，夏崇璞发表于1922年《甲寅》杂志上《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一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唐宋派”这一概念，表达了鲜明的流派观念。^[1](P7)学界对“唐宋派”多有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二是唐宋派名称是否合理的问题；三是唐宋派成员之间的交往；四是唐宋派与心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五是唐宋派与复古派前后七子的论争。^①已有研究无论是对“唐宋派”这一流派的形成、文学思想、作家交游，还是流派成员之间的差异性都进行了深入阐述，丰富了对“唐宋派”的整体研究。但以下两个问题在已有研究中尚未被重视，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唐宋派”成员的“宗经”“载道”意识对其共同经世活动的影响；二是嘉靖年间的抗倭活动对“唐宋派”流派意义进一步凸显，经世活动与诗文创作发生明显“海洋转向”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在嘉靖时期江南抗倭大背景下，对“唐宋派”流派意义的进一步凸显、他们的抗倭活动、海洋诗文书写等内容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进一步推动“唐宋派”相关问题研究。

① 相关研究如下：冯小禄：《唐宋派和前七子派关系原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刘尊举：《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刘尊举：《唐宋派的分化、演变及其流派属性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贝京：《唐宋派称名论要》，《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罗书华：《“唐宋派”辨略——兼说文学流派研究中的称名问题》，《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薛欣欣、朱丽霞：《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新辨》，《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等。

一、江南抗倭背景下“唐宋派”作为流派意义的进一步凸显 (一) “唐宋派”成员之间关系再思考

文学史著中多将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于“唐宋派”，认为他们在文学宗尚与文学创作上有众多相似之处。“唐宋派”作为一个流派与“后七子”派相比，其流派意识显然不那么强烈、突出，他们内部之间的宗派意识也不鲜明，这也是有人不断质疑“唐宋派”名称合理性的原因。黄毅指出，一个文学流派应该起码具有以下特点，即“成员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以及相近的创作风格”。^[2]就成员之间交往密切的角度而言，大多数研究认为王慎中、唐顺之、茅坤三人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唐顺之于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授兵部主事，不久即因病回籍，嘉靖十一年(1532年)始返京，并于这一年与王慎中结识，相互欣赏、推服，遂为莫逆之交。在王慎中的影响之下，唐顺之一改往日崇尚秦汉散文的取向，转而取道韩愈、欧阳修、曾巩的唐宋文。“唐应德初见之，议论不相上下，已遂舍所学从之。尝谓李中麓曰：‘公但敬服荆川，不知荆川得我之绪余耳。’”^[3](P374)唐顺之与茅坤交往也十分密切，二人文集中保留了大量往复论文的书信，同时因江南抗倭活动，二人在胡宗宪军事幕府中多有交集。^[4](P10)已有研究纷纷指出的是，归有光与唐顺之、茅坤、王慎中三人无直接交往，因此否定归有光是“唐宋派”的代表性作家。^②

② 相关代表性的观点如下：黄益：《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1期；何天杰：《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贝京：《归有光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张荣刚：《归有光古文非唐宋派论——兼论归有光古文创作特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等。

仅从文学流派成员中是否有密切的交往来判定是否属于同一阵营、同一流派略为牵强。一是这忽视了流派的异时性问题；二是即使成员之间并无明确的直接、密切交往，也不影响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创作理论与实践。何宗美认为，“晋江、武进、归安、昆山，在当时的行政区划中分属福建、南直隶和浙江三地，在地缘上属于自有渊源的独立文化圈。四人中归有光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登第时，唐、王均已谢世，茅坤年寿较长，卒于万历中期，享年九十岁。综合来看，唐宋派作家实际上存在一种时空错位的现象，对于唐宋派的研究理应考虑这一层因素”。^{[5](P269-270)}事实上，仔细梳理史实与新发现的文献后可知，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之间早期是有联系或者说是互相认识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老师、朋友魏校和郑若曾。“郑若曾少事魏校，又师湛若水、王守仁，与归有光、唐顺之亦互相切磋。”^[6](P617)魏校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去世，去世前曾有遗言托唐顺之整理其遗稿。唐顺之因故未能完成魏校遗愿，魏校遗稿最终由归有光与郑若曾合力整理完成。“庄渠先生殁，心丧三年，状其行实，委曲周至，复与震川归公校订遗书行世。”^[4](P987)王慎中也对魏校执弟子之礼，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慎中谪判常州，特地到苏州拜访魏校，亲聆魏校教诲，思想很受启发。“往岁谪官毘陵，稍迁留都，故得谒泾野于官邸，从庄渠于里居。二先生不见鄙以不可有言，垂赐诲谕，至于惓惓。”^{[7](卷二十二)}王慎中在给魏校的信中说：“自得见君子以来，廓若发矇，始知正学之有所在，而此生之几于虚过。奉以周旋，时有警省，不敢丧己于流俗之中，溺志于技艺之末，惟以圣贤之言维持此心。虽自知茫无所得，然循是不舍，或犹可就正于异时再见之日也。”^{[7](卷二十二)}此后王慎中与魏校书信往复频繁，多为讲学论道，魏校亦曾作书相答。^[8](卷四)归有光在寿郑若曾之母八十寿序中写道：“予友郑君伯鲁，少游庄渠、甘泉二先生之门，晚与唐以(应)德为友；居于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9](P353)对于他们之间的这一直接、间接关系，近年来何创时基金会所藏明唐顺之楷书一幅引起了书法界的注意，该楷书题为《唐顺之楷书与熙甫》，书札中对唐顺之、郑若曾、归有光等早年求教于魏校之门的交游活动有详细回顾。^[10]

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归有光、唐顺之、郑若曾不仅相识、相知于求学魏校门下之时，在嘉靖江南抗倭时期更有密切的往来。嘉靖倭寇之乱爆发之时，郑若曾、茅坤先后投身于胡宗宪的军事幕府，唐顺之作为官员、将领亲自组织抗倭战争，王慎中在家乡密切关注抗倭形势，归有光长期投身于江南抗倭活动，其为抗倭活动所创作的海洋诗文、御倭方略在当时文人中有广泛影响。在唐顺之的提议，归有光、茅坤等文人的大力协助之下，郑若曾《筹海图编》得以编纂完成。

(二) “唐宋派”的“宗经”“载道”意识与对海洋问题的关注

对于一个流派的分析，总体来看应该把握其共同点。“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思想和创作不可能完全一致，每个成员的思想和创作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我们在分析文学流派时，应该求同存异，从实质上把握其基本点。”^[1](P8)左东岭对于“唐宋派”共同的创作理念与风格进行过高度概括，“如果除去他们各自的私人因素而保留其共同部分，那么便可以得出如下特征：他们都主张由学习唐宋文而上溯至史汉之文，都主张道与文的并重，都讲究法与意的兼顾，而最欣赏的学习对象是欧阳修与曾巩”。^[11](P269)除取法唐宋以上溯秦汉之文外，左东岭认为“唐宋派”成员都注重“文”与“道”的并重。对于“唐宋派”的“宗经崇道”意识，明清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明二百八十年中，文章可宗式者归熙甫、王道思。归早闻道于魏恭简(魏校)，证道于程、朱。道思与唐应德、王汝中友善，亦称闻道者，然其立言必贯穿六经之义，故其文足以继前人而领后世。”^[12](P20)唐宋派成员在文学观念上均有着浓厚的“文本六经”“文以载道”的色彩。茅坤论及为文时曾表示：“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13](卷一)(茅坤)“读书务大旨，好窥古六经百家之奥。”^[14](卷八)归有光亦“根底‘六经’为有体有用之学，实欲见之行事”。^[15]其志向在于“故尝以谓士之忠言谠论，足以匡皇极而扶世道，使之着于庙廊，泽被生民，世诵其词而传之”。^[9](P23)“唐宋派”的“宗经崇道”意识并没有沦为道学的陷阱，他们所认知的“道”是指关心民生疾苦，恢复圣学，通过“六经”以循圣人之道，目光聚焦于社会之变迁，反映时代之变化，体现于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体现于对百姓的恤悯上。“本之六经”“文以明道”是“唐宋派”文人的生命价值取向在其文学思想中最直接的体现，并对其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审美倾向及创作方式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16]“唐宋派”作家多次表露出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民的情怀。归有光曾言：“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阙之下。”^[9](P172)唐顺之也曾对友人表示：“文与道非二也，更愿兄宗养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涵六经之言以博旨趣，而后发之，则兄之文益加胜矣。”^[17](P232)“四十以前，虽履经废锢，至于为国为民一念，每饭未之敢忘。”^[17](P336)王慎中在给其弟惟中的信中告诫其弟，不要把精力只放在诗文上，应该留心于国家朝政典故，以备议论应用。^{[7](卷二十五)}

“唐宋派”整体的“宗经”“载道”意识对其经世活动、文学创作、生命价值取向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活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寇王直勾结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江南沿海一带，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此为“嘉靖大倭寇”之始。海疆告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包括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王慎中在内的“唐宋派”主要代表人物，此时都处于居乡期间，他们都身罹此次倭寇之祸。他们目睹了倭寇的凶残和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对于倭患的感触也自然特别深刻。唐顺之举嘉靖八年己丑科会试第一，廷试二甲第一的优异成绩，嘉靖皇帝御批其策“条论精详”，海内传以为荣。^[18](卷十)嘉靖十二年(1533年)，唐顺之任翰林院编修，因不肯依附于内阁首辅张璁被罢黜归乡。嘉靖十八年(1539年)起复，同年他又因与罗洪先、赵时春等上疏奏请百官朝贺太子而触怒嘉靖皇帝，被罢职后，一直乡居阳羡山中讲学论道达数十年之久，直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再度出山抗击倭寇。唐顺之的再次出山因其是受赵文华举荐、得到严嵩赏识，在当时便是饱受时人非议之事。时人李诩评论道：“唐荆川罢官，颇自特立，知命之后，渐染指功名。因赵甬江以迎合严介溪，遂得复职，升至淮扬巡抚，殊失初志。”^[19](P242)在“操行”与“国家之忧”“百姓之苦”上，唐顺之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面对倭寇肆掠，百姓遭受的苦难，唐顺之痛心疾首，“海寇之变，蹂躏焚掳，惨不忍言，先考痛心疾首，食不下咽”。^[17](P1084)“会倭奴入寇，江南大骚，所过掠杀赤妇，上下无策。民出财馈兵，破产倾家相属，而调至之兵祸比倭尤惨。公‘民物一体’之意尤不能无动。”^[17](P1039)国家之危急超越了道德重压，面对国家、百姓遭受的苦难，以“拯民救世”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自居的信念，迫使唐顺之人生道路的选择不是屈从于利害关系，而是出于自身的人格以及相应的人生价值观的导引。同样，秉持援经议政、经世致用的儒家诗学理念，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的归有光，在面对江南百姓遭受的苦难，家园被毁之时，他挺身而出。归有光为救民于水火积极奔走于有司之门，反复陈说御倭之策、救民之方。他的海洋诗文直陈利弊，不惜冒着触忤当局的风险，对朝廷的弊政、官员的腐败、官军的怯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公怒私愤，义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备倭议；癸丑夏五，更作纪事实录。不识忌讳，多所触忤。冀以稗时政之万一。”^[9](P179)茅坤举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嘉靖三十二年，因御史陈善治弹劾，茅坤罢职乡居，后入胡宗宪军事幕府充当幕僚，为胡宗宪抗倭活动出谋划策。王慎中此时居乡，他密切关注抗倭形势，创作了大量的抗倭诗文。“唐宋派”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抗倭斗争，发挥文人本色，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一系列的海洋诗文。在他们的文集当中，保存着大量有关倭患、抗倭的诗文。这类诗文作品是他们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要方面。这些诗文或揭露倭寇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或鞭笞腐朽的军官，或直陈御倭策略。在倭患面前，他们作为有良知的文人、作为立志于践行“圣人之教”的知识分子，怀揣着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或奋战在抗倭前线，或以文人之名自觉声援前线抗倭军民。可以说，这一时期他们文学创作与经世面向发生了一个整体的“海洋转向”，“海洋”成为他们经世活动的主要场域与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

二、江南倭乱时期“唐宋派”的抗倭活动

“唐宋派”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活动中，归有光、茅坤虽然都曾亲自参与抗倭战争，或进入幕府协助抗倭将领与筹军事，体现了“文人尚武”保家卫国的精神，但他们在抗倭活动中体现的主要是文人本色，发挥文人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以诗文的形式记录时代，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出谋划策。王慎中因罢职还乡后长期居于家乡福建泉州，远离倭患严重的江南地区，他没有亲自参与抗倭的经历，但始终密切关注江南抗倭战争的进展，创作了众多反映抗倭战争的海洋诗文。唐顺之在江南抗倭战争中是比较突出、特别的，他不仅作为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海洋诗文，更以官员、将领的身份领导了抗倭战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首先侵入浙江，此时唐顺之虽罢官乡居，但他“拯民救世”之念十分迫切，他密切关注着前线的抗倭形势。此时他创作的一些诗歌记录了他当时的心境，如《病中秋思八首》之七：“何年海上入妖氛，满地楼台尽一焚。刃露雪霜惊壮士，阵翻蛱蝶扫疲军。星河避影宵烽逼，砧杵停声哭巷闻。野老无能效筹策，空弹长铗对秋云。”^[17](P104)诗人虽然重病在身，但是未曾一日忘国，为沿海抗倭之事担忧，表达了对国事的关心，民生的同情及请缨无路的苦闷。唐顺之虽未正式复出担任官职，放弃出仕不等于放弃用世之志，他想为抗倭贡献一份力量。唐顺之曾多次亲赴沿海地区考察抗倭情形，嘉靖三十一年，唐顺之前往绍兴等地考察抗倭情形，徐渭《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至柯亭而别，赋此》中云：“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20](P66)虽无守土抗敌之责，但出于“拯民救世”的激励，唐顺之密切关注着前方战事，多次写书信和诗作寄赠前线将领，积极为他们出谋划策。嘉靖三十一年，沿海考察完毕后，唐顺之致信徐阶：“东南海寇出没，于国家虽为疥癣，而百姓则不堪荼毒，非特苏、松为然，敝郡亦凛凛于邻之震矣。传闻贼酋复有造船大举之说，不知何以为善后计也？”^[17](P323)言辞之间，对抗倭局势充满关心。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张经受命总督抗倭军务，唐顺之作《赠督府张半洲兼柬周中丞石崖四首》中有：“戚名昔日动南荒，斧钺重分定海疆。若营内险无如海，但练沙兵略用狼。民夷连结祸未已，上计由来是伐交。人家半是焚烧后，禾黍又成荆棘场。为将先须固根本，诸公深计在民疮。”^[17](P122)在盛赞张经统帅能力后，唐顺之建议张经重视外交手段，加强海上防御，在征调“狼兵”的同时加强对本地“沙兵”训练。战后民生凋敝，又建议应以民生为念，巩固抗倭的根本。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十五日，唐顺之奉旨巡视江浙海疆，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两年的抗倭历程。“臣受命惊悌，不敢自宁，星驰前往，于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浙江省城。”^[17](P942)唐顺之刚到杭州即会同胡宗宪商议抗倭事宜。唐顺之认为，御贼上策在于御敌于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于是自江阴与嘉兴两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门而还。“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时盛署，居海舟两月，遂得疾，返太仓。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辞。”^[21](P5423)对于这次出巡海疆，唐顺之曾有诗记此事：《自乍浦下海之舟山，入舟，风恶。四鼓发舟，风恬日霁，波面如镜。舟人以为海上罕遇。是日，行六百五十余里》，其诗曰：

岛夷频不静，玉节远何之？誓清万里寇，敢惮一身危。闽卒精风候，吴儿惯水嬉。黄头纷百队，白羽颺千旗。击鼓灵鼌应，挥戈海若随。龙惊冬不蛰，蛟畏昼停丝。昨夜波潮怒，中宵云雾披。天澄镜光发，风嫩谷纹滋。^[17](P982)

唐顺之“拯民救世”的人格精神与“带病出海”“舍命抗倭”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周围士兵，除了巡查之外，唐顺之还披甲上阵，亲涉险地，与将士共同浴血抗敌。唐顺之的任务是阅视军情，但在关键时刻，他能身先士卒，驰骋战场、奋勇杀敌。他亲历姚家荡大捷、庙湾首战、庙湾复战等，为抗击倭寇立下了汗马功劳。^[22]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熟悉沿海抗倭形势后，唐顺之上《条陈海防经略事疏》：“今岁东南，赖皇上威德，庙堂赞议，督抚运谋，帅臣勠力，丑类尽歼。惟福建尚有贼蟠据外，至于浙直沿海数千里水陆之间，已无一贼，海民晏卧，盖数十年所未有。然来岁春汛之防不可不预，经久之计不可不图。”^[17](P951)他在此疏中共提出九大方略：“御海洋”“固海岸”“图海外”“定军制”“足兵食”“鼓军气”“复旧制”“别人才”“定庙谟”，这些策略非常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对后来明军加固海防、抵御倭寇起到指导作用。洪朝选评价说：“公又条陈海防经略九事，皆地方要务、军机远略，载《南奉使集》中，而鼓军气一事尤公自得语，读者壮之。”^[17](P1044)战争的破坏以及相应的消耗，加之战乱之后的饥荒，让饱受倭寇肆虐之苦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照得今岁倭寇蹂躏江北，沿海一带被害为甚。大军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毒苦，灶户为甚。”^[17](P973)为此，唐顺之上《乞留余盐疏》《凤阳等处灾伤疏》《请游兵疏》《乞剩盐以备急赈疏》，请求赈济灾民，朝廷也均采纳。

茅坤于嘉靖三十二年落职回乡之后，随即进入胡宗宪幕府，充当幕僚角色，为胡宗宪抗倭军事活动出谋划策。《茅公行状》称：“世庙末年，海夷内讧，东南骚动。天子超迁御史胡公宗宪，以御史大夫视师。胡公雅知公将略，虚怀咨访。公计切桑梓，稍稍陈其智略，胡公采之辄效，遂荡巨寇，靖东方，公谋为多。”^[23](P266)王慎中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罢职乡居，倭寇侵扰江南时，他虽没有亲自参与抗倭战争，但其家乡福建也是倭患严重的地区，他用文人之笔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倭患、讴歌抗倭将领的“海洋诗文”，如实地记录了倭寇对福建的侵扰。倭寇为患苏松之时，归有光密切关注着倭寇的动向。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寇围困昆山城，归有光毅然从安亭江上赶回昆山，与昆山士绅、官民一起抗击倭寇，“亦尝冒风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余昼夜，颇能发纵”。^[9](P179)倭寇的侵扰、官府肆意征敛、自然灾害频发成为压在江南民众身上的“三座大山”。“濒海州县，自经倭奴剽掠之余，十室九空。而加编海防，赋调日广。至辛酉(嘉靖四十年1561年)之水，吴中千里皆为巨浸，为百年所未有之灾。”^[9](P166)归有光曾多次向官员反复陈述江南百姓面临的这三大民生问题，他直陈利弊，不惜触忤当局，只希望有稗时政之万一。“区区所争，非为乡邦之私，实见父子兄弟宛转于锋刃之间，而遗黎残庶复号乎于垂楚之下，斯诚可谓痛心疾首者矣。”^[9](P254)可以说，“唐宋派”作家在嘉靖年间都密切关注抗倭战争的进展，他们以文人、官员、将领的身份纷纷投入抗倭活动之中，发挥了文人应有的作用，也扩大了这一流派的整体影响。

三、“唐宋派”的海洋诗文书写

江南抗倭战争期间，“唐宋派”成员或奔赴抗倭前线，亲自组织抗倭，或进入抗倭将领军事幕府，或留在家乡如实地记录倭寇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但“唐宋派”作家本质上都是文人，文学创作、反映时代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倭患期间，他们将所见、所感、所想、所欲实施的救民方略形诸笔端，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的海洋诗文。这类诗文有着强烈的民族、家国意识，“民族意识的回归，是明代诗文发展的动因之一；而明代诗文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民族意识、张扬爱国精神，又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为重塑民族文化心态和审美心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4](P588)“唐宋派”作家皆以古文著称于世，他们的创作都以古文为主，但他们的诗歌作品也颇有可观者。钱谦益称震川之诗，“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3](P599)王慎中的诗歌虽然称不上大家之作，但某些作品，尤其是五言古诗颇具特色。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古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谢，而论者辄言文胜于诗，非知音识曲者也。”^[1](P137)“唐宋派”作家诗歌的内容和风貌，随着阅历的增长，特别是参与抗倭活动后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早期的诗歌多为应制酬唱之作，倭患期间的诗歌创作则多关国事，风格既有豪爽矫健，也有无限悲悯，讲究情感的真切与内容的质实，体现出不求语竣，不求体雄，有“质任自然”的特点。唐顺之晚年复出，受命于危难之际，南北奉使巡师督战，在此期间他的诗歌主要反映了家国之变、抗倭御虏的豪迈之情。兹引数首分析于下：

月夜渡蛟门

大洋万里无拳石，却见群山亘海中。忽然石壁开双峡，坐觉楼船耸半空。

岛以户宽延满月，潮缘口窄弄惊风。谁能一矢穿蛟窟，秪忆枞阳汉武雄。^[17](P173)

嘉靖三十七年秋，唐顺之奉命赴浙江巡视，与胡宗宪协谋抗倭，次年春自嘉兴下海抵达蛟门大洋巡视海防军情，此诗即为描述此次出巡而作。诗歌前四句以纪实的笔调描绘了大海的奇观，茫茫蛟门大洋海面上群岛连绵，风高潮起，战船行驶在岛屿狭窄的空隙间，被惊风巨浪推涌至半空，颠簸在风口浪尖。后四句则借典抒情，先描写蛟门大洋波浪险恶之景观，由此联想到汉武帝射蛟枞阳江中的典故，以“海蛟”隐喻倭寇，抒发抗倭豪情。

山海关陈职方邀登观海亭作

万里群山尽海头，谁筑关城控上游。巨灵劈山鬼鞭石，英雄作事与神谋。

水压蛟龙蛰深窟，陆断豺虎潜遐陬。司马分符来作镇，坐销奸宄护神州。

夜半鸣鸡空献计，橐中置人仍被搜。深秋邀我观海楼，水潦初清海雾收。

风恬浪细鱼鳞起，隔岸隐隐见东牟。百年海禁颇严密，烟波莽阔无行舟。^[17](P161)

这些诗歌抒发了诗人欲澄清四海之志，格调高亢而不粗疏，其佳者置于唐人诗中也不逊色。^[17]

亲历抗倭战争之后，便有了对战争的反思。诗人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对战争连年不息的原因进行思考，如唐顺之《赠都督万鹿园四首思节韵·其三》中就对明军屡战屡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许国谁能似尔真，每忧时变几伤神。试看养乱偷生将，共是腰金拖玉身。

杼轴千家愁命尽，转输万里叹师贫。饥馑干戈今并急，谟谋全仰二三臣。^[17](P124)

唐顺之认为，将领们贪生怕死，退缩不前，导致倭乱蔓延。而官府则乘火打劫，以平定倭乱为借口，增加百姓徭役赋税，但官粮仍然供给不足，导致士兵战斗力不强。无独有偶，归有光、茅坤、王慎中等也均在其相关议、论中对于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独到的见解。

归有光作为昆山抗倭战争的亲历者，同时也是这一年倭寇之祸的受害者，寇氛暂熄之后，归有光以文人之笔、实录之精神将这一年的抗倭经历写成相关诗、文。如《海上纪事十七首》《甲寅十月纪事二首》《昆山县倭寇始末书》等便是这一年对倭寇侵扰、军民抗倭活动的纪实之作。在这些诗文当中，归有光不仅善于叙事，同时夹叙夹议，对当时抗倭活动发表大量的议论。其《甲寅十月纪事二首》记嘉靖三十三年吴门之战的惨烈、战后民生凋敝、百姓流离之惨状，这两首诗曾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甲寅十月纪事二首

其一

沧海横波蹙，蛮夷竟岁屯。羽书交郡国，烽火接吴门。

云结残兵气，潮添战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泪不堪论。

其二

经过兵燹后，焦土遍江村。满道豺狼迹，谁家鸡犬存。

寒风吹白日，鬼火乱黄昏。何自征科吏，犹然复到门？^[9](P286)

这两首诗，第一首写战争经过的惨烈，第二首写战后满目疮痍。无论是对战争经过的描写还是战后叙事、抒情都深切感人，令人动容，凸显“海疆诗”的艺术特色。“沧海横波蹙，蛮夷竟岁屯。羽书交郡国，烽火接吴门。”四句从倭寇屯居海上到接战吴门，战斗十分激烈，将战争氛围渲染得十分浓烈。“竟岁屯”表明蛮夷长期屯居海上，强化其野心与彪悍的形象。“羽书交郡国，烽火接吴门”，羽书为插上羽毛的书信，一般指代军事情报，表示军情紧急。倭寇入侵，江南沿海各地骚动，郡国交驰着告急的军情文书。军情刚刚传到，倭寇亦马上袭来，“接”字描述了倭寇之快、之急，通过此四句将战争的激烈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后四句“云结残兵气，潮添战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泪不堪论”，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第二首诗主要描写倭寇过后，村庄尽数被毁，只剩下一片焦土的惨状。倭寇有如豺狼虎豹，将村庄劫掠一空，往日繁华的村庄已无鸡犬之声。傍晚黄昏时刻，瑟瑟寒风中闪现出众多的“鬼火”，这些“鬼火”即被倭寇所残害的百姓生成的“孤魂野鬼”。村庄、百姓已然如此艰难，深受战乱之祸，惨不忍睹，而官府此时却催征赋税如故，“何自征科吏，犹然复到门”。“何自”二字堪绝妙，诗的前六句分别叙述了“兵燹”“焦土”“豺狼”“鸡犬不存”“鬼火”等，将民众遭受倭寇之乱后的惨状刻画得十分突出。归有光笔下的这类海洋诗不仅叙事详实，更饱含了他对民众的无限同情与对不作为官吏的无情鞭笞，诗文也颇有法度。钟惺、谭元春所编《明诗归》中对归有光这两首诗高度评价：“历一境，思一境，非实经兵火人，不知此。”^[25](P503)

此外，“唐宋派”作家海洋诗文当中，有不少是对当时抗倭将领取得战争胜利之后的歌颂。如王慎中《遵岩先生文集》中存有大量的颂扬当时抗倭将领的诗篇：颂扬俞大猷的《送俞虚江守备汀漳》《送俞志辅赴阙自效》，颂扬胡宗宪的《平蛮凯歌十二首上胡总制梅林公》，^[7](卷八)对胡宗宪抗倭功绩的赞扬，诗歌夹叙夹议，有着重要的价值。

平蛮凯歌十二首上胡总制梅林公(其二)

函持穹土虽无外，震击雷霆自有权。万楫齐飞波弥弥，三军尽肃鼓渊渊。

平蛮凯歌十二首上胡总制梅林公(其六)

义激诸军奋怒肝，蛮腰如草恣薅芟。鲸鯢血变天池水，日色殷红照万山。

平蛮凯歌十二首上胡总制梅林公(其七)

善决奇谋成败顷，坚持大信赏罚间。云烟扫荡归虚壑，草木昭回穷发山。

其二、其六从正面描写战斗的惨烈，“万楫齐发波弥弥，三军尽肃鼓渊渊” “鲸鯢血变天池水，日色殷红照万山”极具阳刚悲壮之美。其七则对胡宗宪善于谋划、赏罚分明等进行赞美。王慎中虽以议论文见长，其诗却也不乏情致，其真情之流露，既是他文学创作理念“道其中之所欲言”的体现，也是历经艰辛、目睹时艰后对众生感同身受的体验。王慎中这类海洋诗文还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描写抗倭名将俞大猷壮怀激烈、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勃勃英气时道：“手拂龙泉生勇气，胸藏豹略畅兵机”；^[7](卷二)“黑面趫拳少有髭，平生自许一男儿。腰间宝鞘龙泉动，匣里奇韬鬼谷窥。授绥金殿承恩出，跃马沙场效死驰。”^[7](卷二)整首诗从细节处勾勒出俞大猷的英雄形象，俞大猷虽非高大威猛，却智勇双全，有拳拳报国之心。

除诗歌之外，“唐宋派”作家还创作了大量的涉海“文”。茅坤、归有光、王慎中为如实地记录倭寇对江南沿海的侵扰，分别作有《纪剿徐海本末》《昆山县倭寇始末》《海上平寇记》等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寇徐海等入寇上海、淮扬等地，胡宗宪用奇谋擒杀徐海，事后茅坤作《纪剿徐海本末》记录剿灭徐海的详细经过。与平时抒情短文不同的是，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洋洋洒洒数千言，以近乎琐碎的文字展示当时昆山县遭受倭寇之乱而生灵涂炭的惨状。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归有光对倭寇的愤慨，对官兵无能的鞭笞，同时也赞扬了昆山人民的血泪抗争。王慎中《海上平寇记》句法多变，宛曲流畅之中显得雄奇豪迈，这篇散文生动地记述了抗倭名将俞大猷的事迹，俞大猷平日像一位温良的儒生，以不到数百人的新兵于海上大破倭寇。“守备汀漳俞君志辅被服进趋退然儒生也，是时漳州海寇张甚，有司以为忧，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数百航海索贼，旬日遇焉。与战海上，败之，获六十艘，俘百八十余人，其自投于水者，称是贼行海上数十年无此衂矣。”^[7](卷七)俞大猷所率领的是一支“未素教之兵”，又无钱粮来“恣士之所嗜”。其取胜之道在于“用未早教之兵而能尽其力者，以义气作之而已；用未厚养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诚心结之而已”。^[7](卷七)文章名为记，但重点放在了议论上，文章写得宛曲有致，文笔雄健流畅，气势豪宕而富于变化。这类始末类文学虽出自文人之手，但都有着较强的“实录”性，日后也成为相关史籍编纂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唐宋派”海洋经世活动与诗文创作的影响

黄宗羲曾提出明代文学“三盛”之说：“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26](P18)嘉靖年间是“三盛”之中的“极盛”，嘉靖一朝文学大家辈出，文学流派众多，论争十分活跃。嘉靖初期，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嘉靖十四年(1535年)左右，“唐宋派”成员中的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开始系统地提出文学创作宗“唐宋”的创作取向，文学理论也逐渐成熟。归有光此时虽未提出系统的文学创作理论，但他以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在三吴地区有着广泛影响。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既是江南倭患渐起之时，也是“唐宋派”风头正盛，“后七子”开始形成、二者相抗衡之时。此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唐宋派”成员文学创作、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他们在文学创作，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出现了整体的“海洋转向”。这既源于当时江南地区抗倭的时代大背景，也与“唐宋派”整体的“载道”意识与经世取向密不可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任何文学研究只有当其坚定不移地回应社会问题、奉献社会价值、发挥社会功能的时候，才能真正保证其价值含量。”^[27](P462)唐宋派成员纷纷投入当时江南抗倭运动当中，反映抗倭战争，反映海洋带来的时代问题，成为他们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唐宋派”在抗倭战争中的表现与诗文创作成为当时文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海洋诗文在当时文人之中流传广泛。他们“海洋诗文”中特别是关于海防、御倭的相关建议、思想，在当时即受到广泛的重视，其中相当多的建议被抗倭官员、将领所采纳，为抗倭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在抗倭战争及战后所编撰的海防文献与经世文集当中，都对“唐宋派”作家的海洋诗文有过大量的收录，如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江南经略》，王世骐《皇明驭倭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陈子龙《明经世文编》等都有过部分或完整的收录。此外，在抗倭战争中“唐宋派”成员本身也成为文人密切关注、议论的对象。如归有光自己也坦言，他的相关海洋诗文对当局多有“触忤”，对当局的一些批评十分尖锐，这自然会引起文人的赞赏、议论。特别是唐顺之放弃隐居的生活，接受赵文华、严嵩的举荐，出山抗倭一事，在当时就成为文人议论的焦点，批评、认同者两派论争激烈，唐顺之成为当时文人议论中的焦点人物。

在江南抗倭期间，文人汇聚幕府，“唐宋派”成员与幕府文人交往密切，幕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文学交游的场所。他们通过交游切磋，或谈文讲艺，或共同策划御倭之策。徐渭自然本色的文学思想即是此时受到唐顺之“本色论”的影响，幕府为他们创造了充分交流的条件。可以说嘉靖三十年至嘉靖四十年间(1551—1561年)，是“唐宋派”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有明文章……至嘉靖而昆山、毗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26](P20)他们抨击摹拟复古、剽窃的文风，一度取代了“前七子”在文坛上掀起的复古思潮。“王道思，唐应德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伯华(李开先)与罗达夫(洪先)、赵景仁(时春)诸人左提右挚，李(梦阳)、何(景明)文集几于遏而不行。”^[3](P377)江南倭患期间，“唐宋派”成员及江南文人纷纷投入这场伟大的抗倭斗争中，他们的文学创作无疑对当时文坛风气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就诗歌审美风格来说，江南倭患的残酷现实、百姓深受的苦难，使得文人们的诗歌大多“缘事而发”“缘情而发”，直陈当下，与“前七子”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崇尚古典审美理想与简单摹拟创作的取向有很大不同。“唐宋派”大量的海洋诗文创作融入作者的真情实感与对生命的敬畏、反思，纠正了复古派诗歌中摹拟剽窃的空疏气息。他们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给明代中后期文坛上崇尚复兴古典审美，摹拟剽窃的文坛注入一股清泉，唤起文人诗文创作关注现实的审美意识。“唐宋派”作家关于江南抗倭活动的实践与文学书写，体现了文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将自身的个性、气质投射到抗倭海洋诗文创作当中，凸显出独特的个性，用不同的艺术风格实现对当时社会巨变、民众遭遇的真实再现，展现了明代嘉靖时期文人的良心与风骨。可以说，正是因为“唐宋派”在抗倭战争中经世与文学创作活动整体的“海洋转向”，才为“唐宋派”这一流派最终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