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是帆船航海时代海道针经书的一种，在福建、广东一带的称“针路簿”，海南渔民书写的称为“更路簿”。千百年来，海南渔民用它作为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作业的航海指南，记载了他们从文昌市清澜港、琼海市潭门港等地出发，到西沙、南沙群岛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始发地、终点、航行针位和更数(又包括航向和航程)，在帆船时代每位船长都有一本。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导航仪用于航海，海南渔民逐渐弃之不用。导致《更路簿》日渐稀少的原因很多，主要有：1、由于《更路簿》是纸质的，且渔民出海时携带在身，容易受到海水的浸泡，而损坏；2、海南岛气候潮湿多雨、多虫害鼠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南渔民的风俗，往往在主人死的时候把他生前用过的东西(如衣服、被褥等)烧掉或埋进墓葬里。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世家柯家裕临终前就要求家人把他一生中视为最珍贵的《更路簿》跟他一起放在棺木中。

几乎与此同时，南海争端日益加剧，《更路簿》在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对它的抢救、保护、征集和研究也日益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关注，“更路簿学”也在呼之欲出。

一、《更路簿》的发现

20世纪70年代初，当海南渔民还在使用《更路簿》航海的时候，也就是在1971年，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等单位在今三沙海域各群岛调查时，首次发现了渔民使用的《更路簿》。1973年3月，该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琼海潭门镇的老渔民进行调查后，编写了《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首次提到海南渔民有“航行更路”抄本。1974年3月至5月间，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在西沙群岛进行的第二次田野调查中，首次报道海南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苏德柳的《水路簿》，并写进《西沙文物》^[1](P11)一书及《文物》^[2]期刊上。

这时的文博专家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研究的深入，但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海南岛渔民往西沙群岛等地的航海针经书，对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历史很有价值。……从这两篇(指苏德柳《更路簿》)航海更路中可以看到，海南岛的渔民对西沙群岛是何等的熟悉，他们通过世世代代的航海实践，对各地之间的方向、距离都了如指掌，对当地的气象、海洋、岛上海下的物产资源摸得很熟，并用约定俗成的办法给各地方取了形象生动的地名，这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1](P11-12)

苏德柳《更路簿》的发现不久，就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称：“这本《水路簿》详尽地记载了我西沙和南沙群岛的数十处地名，准确地标明着从海南岛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所经过的地方，以及这些地名相互间的航行罗盘方位和时间、距离，并且生动形象地表示了各个岛屿、沙洲、暗礁、水道的大小、地形、方位等特征。这是我国海南岛渔民数百年来为开发南海诸岛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的结晶。……这些都说明我国海南岛渔民很早就在南海诸岛开发经营，他们世代相传，为建设我国南方宝岛，调查研究南海海洋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①

①《人民日报》，1976年8月31日，第4版。

二、《更路簿》的调查

此时社会虽然初识了它的珍贵价值和意义，但还没有进入研究阶段。自1977年6至8月，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在今海南岛文昌市的东郊、铺前等五个乡镇的几十个村庄和琼海市的潭门镇调查开始，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专家深入海南渔民村调查，形形色色的《更路簿》版本不断被发现，使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秘本”相继问世。

(一)韩振华的调查成果。韩振华先生在这次调查中，获得了四本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和几份作为指导航行于西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略图》。其中，这四本《更路簿》分别是：今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苏德柳船长的《更路簿》^②、草塘村渔民许洪福手抄的《更路簿》、潭门镇潭门村渔民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和今文昌市东郊镇良山村陈永芹抄存的《西南沙更簿》，编辑公布在他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一书中。因许多《更路簿》封面上没有名称，又有的称为《流水簿》，有的称为《更流簿》，韩先生“根据海南岛渔民的叫法，一般都叫《更路簿》，同时，各种抄本的《更路簿》，都有‘立××更路’之语来立书中的命名的。……因此，我们认为叫《更路簿》比叫《水路簿》更为确切些。”^[3](P366)从此，《更路簿》便成为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的统称。

② 苏德柳的《更路簿》已在《西沙文物》一书中发表了照片，但未刊登原文。韩振华这次刊登了全部原文，因此，应为首次全文发表。

(二)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组织的调查成果。1980—1982年间，因国家公布南海诸岛标准地名的需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对南海诸岛地名普查工作，在对海南渔民的调查中又发现了琼海市长城镇青葛村林鸿锦抄本《更路簿》、潭门镇南截坡村老船长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潭门镇石宛村人麦兴铳存《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潭门镇孟菜园村老船长李根深存的《东海、北海更路簿》、文昌市铺前镇七峰村船长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的《去西、南沙水路簿》、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人卢鸿兰抄本《更路簿》、潭门镇草塘村人李魁茂抄本《更路簿》、潭门镇南截坡村船长彭正楷抄本《更路簿》等8本《更路簿》，收录在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4](P88-139)一书中。

(三)海南大学的调查成果。自2010年以来至今，海南大学的教授经过多次调查，又发现一批《更路簿》版本。分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

1、周伟民、唐玲玲等调查的《更路簿》。自2010年开始，周伟民、唐玲玲等“多次到文昌、琼海、三亚等市县进行田野调查，新收集到12种《更路簿》和一幅《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③周先生等将这12种名称各异的《更路簿》收录在他们二人合著的《南海天书》^{[5](P676-695, 726-741)}一书中，是迄今为止收录《更路簿》最全的一书。这12本分别是：潭门镇草塘村人船长苏承芬祖传抄本《更路簿》、苏承芬修正本《更路簿》和《中沙水路簿》及《东沙水路簿》、潭门镇孟子园村船长王诗桃抄本《更路簿》和《琼州行船更路志录》、文昌市东郊镇口牙村船长郑庆能藏本《广东下琼州行船更路志录》和《琼岛港口出入须知》及《琼州行船更路志录》、琼海市长城镇青葛村委会麻坡村冯泽明藏本《更路经》、^④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船长黄家礼祖传本《驶船更流簿》、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船长船长卢业发藏本《更路簿》、长城镇青葛村陈泽明藏本《更路簿》。^⑤  但据笔者调查，琼海市长城镇青葛村没有冯泽明其人，也没有姓冯的。冯泽明和陈泽明的《更路簿》的条目内容又都相同。^{[5](P676—695, 726—731)}据此，冯泽明和陈泽明疑为一人。“冯泽明”系陈泽明所误，因此，实际周伟民、唐玲玲先生调查出的《更路簿》有12本。

③ 周伟民、唐玲玲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年，第1页。其中陈泽明、黄家礼、彭正楷等三本《更路簿》已在先前发现，故周伟民、唐玲玲先生实际发现9本《更路簿》。

④ 苏承芬的《中沙水路簿》和《东沙水路簿》“独创”于1984年和1988年，能否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更路簿》有争议。

⑤ 经笔者调查，琼海市长城镇青葛村没有冯泽明其人，也没有姓冯的。冯泽明和陈泽明的《更路簿》的条目内容都相同。据此，冯泽明和陈泽明疑为一人。“冯泽明”系陈泽明所误。

2、阎根齐、夏代云等调查的《更路簿》。自2015年9月，海南大学和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召开的首届“南海《更路簿》暨海洋文化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研究所的李国强研究员和国家海洋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等专家建议海南大学组织开展对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的抢救性调查，至今仍在进行。王崇敏、叶英萍、王秀卫等教授参加了部分阶段的调查。截至目前，已经发现和征集的《更路簿》版本有：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委会文教村船长吴淑茂《更路簿》、^{[6](P162-263)}潭门镇草塘村麦邦奋《更路簿》、潭门镇上教村二队渔民梁其锐《更路簿》、潭门镇孟子园村船长伍书金《更路簿》、长城镇青葛村人陈贻爱抄本《东海北海更路》、文昌市东郊镇豹山村郑有奕祖传《更路簿》及佚名《更路簿》、文昌市清澜镇良山村王安庆祖传《更路簿》、陵水县新村镇疍民冯安泰《广东海南岛驶船水程更路志录》、儋州市海头镇港口村渔民庄云青《流水簿》等共10本，另有一些线索尚待调查。

3、其他单位的征集收藏。2013年海南省博物馆举办《大海的方向》展览时，征集到来自潭门镇的一本《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琼海市文化馆郑庆扬为潭门镇草塘村渔民世家，在他编著的《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7]一书中，收集公布了15本《更路簿》，除10本上述已经发表过的以外，有5本《更路簿》未见发表过，分别是：郑藏《更路簿》和《琼州行船更路志录》、陈藏《更路簿》、伍藏《更路簿》^⑥、黄藏《驶船更流簿》。

⑥ 伍藏《更路簿》封面原为《来去顺利》，郑先生在出版时改成标题为“伍藏《更路簿》”是不妥的。此处恢复了原名称。见郑庆扬编《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

综合以上发现，截止现在已经调查发现了40本《更路簿》, 绝大多数都是专家在调查中发现的。今后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因此，《更路簿》的调查是开展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性工作。通过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已经使我们获得许多新问题、新认识：

一是《更路簿》的分布范围有了扩展。以往专家多集中在琼海市潭门镇和文昌市调查, 证明这是《更路簿》的集中分布区域。现在发现, 琼海市的长城镇、临高县、儋州市、陵水县、三亚市等地都有《更路簿》, 而且海南疍民也使用《更路簿》航海。疍民不仅去西沙和南沙群岛生产作业，也远赴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海域。因此，可以说，只要在南海远海和深海航海，都需要有《更路簿》作指南。《更路簿》分布的扩展, 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自古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 不是某一群体的行为，而是海南渔民和疍民的群众性集体行为。

二是《更路簿》的版本名称多种多样，极大地丰富了《更路簿》的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祖传的“秘本”，多数在封面上都没有名称。有名称的也不统一。有的称为“来去顺风”(如吴祖光的祖传《更路簿》、^⑦海南省博物馆藏佚名《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颇有福建一带的舟师所用的“针路簿”——《顺风相送》的遗风。^[8](P25)在海上必须顺风方能行船，又有航海者的美好祈求和祝愿。

⑦ 吴祖光的祖传《更路簿》，郑庆扬先生称为“伍藏《更路簿》”，但在其封面上有“来去顺风”四字，应是该《更路簿》的名称。在每一页记载的内容上面，有“伍道熊”三字的印章。伍道熊系吴祖光的祖父。故该本《更路簿》至少应为伍道熊时抄写。参见郑庆扬编《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42-43页。

有的从封面名称中即可判断出该本抄写的时代，如上述《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海南渔民在古代一直将西沙群岛海域称为“东海”，将南沙群岛海域称为“北海”，故许多名称都是《去东海北海更路簿》，而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命名则是1935年“第一次较全面公布南海诸岛的地名，第一次将南海诸岛分成四部分：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4](P41)1947年在审定公布南海诸岛地名时又将南沙群岛改称为中沙群岛，将团沙群岛改称为南沙群岛。^[4](P51)结合在本《更路簿》里只有去《东海更路》和《北海更路》，而没有去中沙群岛的记载，所以该本名为“东西沙岛更路簿”，显然是1947年以后的抄本。再加上该本根本没有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的内容，所以该本书名应该是后人加上的，而不是原来就有。依此，有人说该《更路簿》抄写于“清末流传下来的”^[9](P74)是不准确的。但不排除新中国成立后又加上书名的可能。

据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世家卢家炳(家有祖传《更路簿》，其父卢业发)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把西沙群岛海域称为“东海”，将南沙群岛海域称为“北海”，到我们这一代(卢家炳生于1950年^[6](P18))就称为西沙和南沙了。

每一本《更路簿》的具体名称还有很多，如郁玉清的称为《定罗经针位》，黄家礼的称为《驶船更流簿》。记载从海南岛到广州的《更路簿》，有的称为《广东下琼州更路志录》(如郑庆能藏本)，记载海南岛周边及北部湾一带的，称为《琼州行船更路志录》等。这样看来，以前许多人给《更路簿》下的定义都是不准确的，如韩振华先生说：“《更路簿》都是渔民祖辈的传抄本。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东部文昌县的清澜港或从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行至东南亚各地，尤其是航行至西南沙群岛，以及西南沙群岛各岛礁间的航海针位和更数。”^[3](P366)

三、《更路簿》的文化特征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与福建、广东一带“舟师”的《针路簿》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许多重要的区别。总体上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序列，应是长期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生产作业过程中，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科学总结，是海南渔民智慧的结晶。

(一)《更路簿》的纸质特征。目前发现的所有《更路簿》都是抄写在纸质上的。大致分下列几种情况：一是用海南的坡棉树皮制作的“坡棉纸”，用当地生长的一种坡棉树皮制成。这种纸张较薄，双面对折，面呈白色，字迹清晰，纸质可以防虫，韧性较好，不易折断，故能保存很长时间。据文昌老渔民介绍，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每家每户都用这种纸记录合同、房契等重要文件。二是草纸，纸质较厚，呈黄色，容易折断。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用纸一般都抄写至“练习簿”上，如潭门镇伍道熊的《来去顺利》，页面上有“粤中印刷厂出品”(厂址在广东佛山)，“品名：双行练习簿。规格：28开16页”。^[7](P42)

(二)《更路簿》的抄写。从《更路簿》的字体和内容分析，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积累了许多人航行实践经验的集体创作”，^[3](P367)以后在民间相互传抄，时代最早的版本现在还没有发现。时间比较早的版本(如陈永芹的《西南沙更簿》即抄自蒙全洲的祖传《更路簿》，苏德柳的《更路簿》也是他父亲从文昌渔民那里抄来的。海南省博物馆征集的佚名《更路簿》是抄自王国昌的)。但海南渔民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抄写，而是根据自己的航海区域和线路需要有选择性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原文进行修改、补充和更正，如潭门渔民彭正楷的《更路簿》在一些条目的上方有“此条准”的字样，意思是说：经过验证，此条是准确的。

过去许多渔民并不识字，但多数《更路簿》的字体都比较工整有力。渔民告诉我们，他们通常是请读过师熟的人抄写。可能这些人并不熟悉南海诸岛的地名，所以就造成许多别字、假借字、一个岛礁名有多种写法的现象。

《更路簿》是按条目记载的，全篇自右至左，竖行，逐条书写。有的在每条首字上面用红色画一个圆圈，已使条目醒目。有的用阿拉伯数字排序，可能是使用者所为。有的在每一页上都盖上印章，表明是《更路簿》的主人。

多数《更路簿》都在后面留有空白纸或空格，有的已写上若干个条目。这正是海南渔民《更路簿》非常有特点的地方。由于西沙和南沙群岛岛礁、暗礁、暗沙、沙洲众多，海南渔民经过长期的航海，不断发现新的岛礁、暗礁、暗沙、沙洲和航线，使得《更路簿》的条目不断增多，于是，使用者就不断地在后面增添一些条文，甚至另起一篇篇目。如海南省博物馆征集的《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前面有“东海更路”篇目，记载西沙群岛“更路”42条，接着是第二篇“北海更路”，记载南沙群岛“更路”169条，后面又有“东海更路”篇目，记载西沙群岛“更路”49条。^[9](P74)这后面的“东海更路”条目，无论是条目内容，还是笔迹都与前面的不一样。显然，这是《更路簿》使用者在抄写了原有的之后，又新增的条目。

(三)《更路簿》的“琼人”方言地名命名。方言是人们长期在一个地方居住而形成的共同语言。海南岛的方言较多，有海南话、黎话、临高话、军坡话、客家话等。渔民因祖辈来自不同的地方，就操着不同的方言。因古代渔民多来自福建莆田，故多为闽南话，其次为粤语。海南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时，就将他们发现的岛礁用海南话命名。早在1928年沈鹏飞编写的《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中就收录有一张“琼东县人”^⑧李德光呈给民国政府的“承领经营吧注岛(今称永兴岛)及吧兴岛(西沙东岛)种植渔业计划书”并附一张图，图上标明有18个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的岛礁命名，在图和旁边的“图说”中都有“琼人俗称”语。^[4](P87)这是历史上首次提到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的岛礁命名。1935年，文昌住岛渔民符宏光^⑨曾绘制有《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略图》，这是由海南渔民绘制的第一幅南海诸岛“航海图”。图上标有海南渔民将曾母暗沙称为“沙排”，而在《更路簿》里却未有这一记载。这很能说明，在《更路簿》产生以前，海南渔民已经给南海诸岛命名。

⑧ 琼东县治即今琼海市。元至元二十八年(1219年)，划乐会县西北部地区成立会同县，县治在永安都乌石(今琼海市大路镇境内)。民国3年(1914年)改会同县为琼东县。1958年，琼东、乐会、万宁三县合并为琼海县。1992年改为琼海市。

⑨ 符宏光，原文昌县宝陵港人，曾在南沙群岛住岛多年。在岛上绘制有《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略图》，参见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431页和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第86页。

海南渔民给南海诸岛的命名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命名系统，也是独一无二的命名系统。与近现代我国官方和政府的标准地名命名相比，它缺少纪念意义的人名、地名命名，与我国汉语的称谓的词意相比，却是形象生动，科学合理。如，我国将南海诸岛的命名分为五类：岛、沙洲、礁、暗沙和滩，海南渔民的命名也基本上可归入这五类。岛的含义是指环水、露出海面、一般有植物生长的，海南渔民称为“峙”，小的岛称“峙仔”。高潮时淹没、低潮时露出称为“礁”，海南渔民称为“线”、“沙”或“铲”。暗沙则是指淹没在水下较浅的沙质或珊瑚礁，渔民称之为“线排”或“沙排”。滩是指隐伏在水下较深处的珊瑚礁，渔民称之为“廊”。海南渔民还将水道口的地方称为“门”，1983年被国家公布标准地名时所采用。有些渔民的命名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如也将沙洲称之为“峙”或“峙仔”，似乎与“岛”的概念不符，但渔民在自己的心目中还是清楚的。

《更路簿》的用语非常精炼，精炼得字数少至不能再少。既没有之乎者也之类，也不带任何虚词或形容词。在每一条行文中，一般第一个字写“自”或“由”哪里驶船出发，接着写驶往哪里，再写用什么罗盘针位，最后写用多少“更”收(收即“到达”的意思)。一般用十个左右的字即可把整个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该本最简单的一条只有8个字，如吴淑茂《更路簿》西沙更路中第21条：“三圈与大圈乙辛对”，因航程较短，航海者非常熟悉当地海况和地理位置，因此略写航程。意思是三圈(浪花礁)与大圈(华光礁)之间的航行针路是乙辛对针(相当于105°(285°)。最多的有近30个字，如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西沙更路第一条：“自大潭驶往东海，用乾巽一线辰戌，驶到一日一夜转回巳亥，有十五更收七连峙。”^[5](P504)此条的意思是：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的大潭开往西沙群岛，针路用乾巽加一线辰戌，航行一天一夜后，针路转回巳亥，航程共十五更，到达七连峙(七连屿)。一般的一条有十几字。个别更路条下还附有标注的情况，如卢业发抄本《更路簿》南沙更路第1条：“自三圈亚村驶罗孔乾巽兼四线巳亥三十七更东南，罗孔东北有浅海二更远”后面那句话就是标注，注明在马欢岛东北方向航程二更远的地方有一片浅海(即安塘滩)。^[6](P44)

南沙群岛有个叫大现礁的，海南渔民称为“刘牛刘”、“劳牛劳”等，就是海南潭门方言“漏不漏”的译音。在南沙群岛的库归礁，原来渔民称为“裤归”(海南方言将“裆”读作“归”)，即裤裆的意思，以该礁的形状命名。南沙还有一个称“无乜礁”的也来自渔民的命名。最先登上这个礁盘的海南渔民不辞辛苦，满怀希望的来到这个礁盘上，发现上面除了石头之外，什么也没有，于是便将它命名为“无乜”，海南方言“什么也没有”的意思。

1983年在国家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中，有多少海南渔民的传统命名被作为国家标准地名和“当地渔民习用名称”，至今说法不一。有说“在南海诸岛的地名中，以海南方言记载的多达135个。”^[10](P46)何纪生先生说：《更路簿》里记载海南渔民给西沙、南沙群岛各个岛洲礁滩的地名命名有107个，其中西沙群岛有34个，南沙群岛73个。^[11](P40)也有说：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的52个地名中，‘更路簿’载有地名40个，占西沙地名全部的76%；1983年公布的南沙地名有193个，清代海南渔民地名有84个，占总数的43.3%。^[12](P88)其中还有48个标准地名直接采自海南渔民的俗称(包括谐音)。^[13](P1)造成统计数字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有的是统计的《更路簿》里的命名，有的是《更路簿》里未见的海南渔民的俗称名称；二是《更路簿》的发现是动态的，在不断发现《更路簿》的过程中，统计数字会有逐渐增加。因此，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进《更路簿》的，另一种是渔民约定俗成的口头命名。

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分群体、双体和单体命名三个方面。群体命名主要有将西沙群岛称为“东海”，将南沙群岛称为“北海”，将西沙群岛东北部的西沙洲(船暗尾)、南沙洲(渔民称红草一^⑩)、中沙洲(红草二)、北沙洲(红草三)、南岛(三峙)、中岛(石岛或石峙)和北岛(长峙)等七个岛礁，合称“七连屿”。海南渔民还将宣德群岛称为“东七岛”，将永乐群岛称为“西八岛”。

⑩ 凡括号内均为海南渔民的地名命名。以下同。

在双体命名方面，有将西沙群岛的宣德群岛称为“上峙”，而将永乐群岛称为“下峙”的。南沙群岛的双子群礁称为“双峙”，为北子岛和南子岛的合称，因形状如孪生兄弟故名。海南渔民还将北子岛称为“奈罗上峙”，将南子岛称为“奈罗下峙”。

单体命名最多，都是渔民赋予一个岛礁或沙洲、暗沙等的一个名称，但由于海南语音的差别，对同一个岛礁仍有不同的拼音，如西沙洲，海南渔民称为船暗尾、船晚尾、船岩尾、船坎尾等，“意即船只可转来此岛避风。”^[4](P174)实际上，“船尾”是船尽头的意思。海南渔民从海南岛的潭门或清澜港出发，向东南方向到达的第一个岛礁即是此沙洲。由此再开往宣德群岛的其他岛礁和永乐群岛各岛礁。

(四)《更路簿》记载的航线。《更路簿》里记载的航线有8个区域：即西沙群岛海域、南沙群岛海域、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南洋航线、海南岛至广东近海航线、海南岛周边航线、海南岛至北部湾航线。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沙群岛海域、南沙群岛和南洋航线。海南渔民每年农历十一二月，利用东北季风从文昌的清澜港或琼海的潭门港出发，到西沙群岛海域。然后，船只较小的便在西沙群岛各个岛礁捕鱼，船只较大的便在西沙群岛稍事补给和修整，继续前往南沙群岛海域，在那里直到农历三四月份西北季风到来时返回海南岛。还要留下一两只船，将珍贵的海龟、公螺、鸟肉等装满船只，沿着南洋航线到新加坡等地港口出售，再换回所需要的煤油、大米等商品。

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航线共约300余条。其主要特征有：

1、在各个岛礁之间来回航行，形成了蜘蛛网式或放射性的格局。这是由于有的岛有甘泉和树木，适合渔民在岛上生活居住，有的虽无饮水，但岛上资源丰富，这就形成了渔民往来航线的中心。如永兴岛是西沙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在蒙全洲口述《更路簿》中就有第二条“自猫注(永兴岛)去猫兴(东岛)”、第四条“自猫注去三圈(浪花礁)”、第五条“自猫注去大圈(浪花礁)”、第六条“自猫注去二圈(玉琢礁)”、第十一条“自猫注去石塘(永乐群岛)”、第十二条“自猫注去干豆(北礁)”等六条线路。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也是如此。该岛不仅是南沙群岛面积最大的岛，而且岛上有多处泉井。海南渔民从西沙群岛到南沙群岛的第一站是双子群礁，通过几条线路到太平岛。又从太平岛分出三条线路，分别在东、西、中线上的岛礁生产作业，如彭正楷《更路簿》第30条“自黄山马至牛轭”、第31条“自黄山马(太平岛)落南蜜(鸿麻岛)”、第47条“自黄山马到南乙峙”、第56条“自黄山马到劳牛劳(大现礁)”^{[5](P617-621)}等，可以说，这些岛既是渔民的始发地，又是终点和交通枢纽。

2、海南渔民航线密集的区域是渔民的捕鱼区或称渔场。南海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两大渔场。从《更路簿》记载的航线和航海图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清中叶^⑪这两大渔场已经形成。在西沙群岛主要有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两大片区。而在南沙群岛, 至郁玉清的本子《定罗经针位》形成时，南海“更路已开始集中在中部五大环礁区。”^[12](P87)清末时，这些航线和渔场都已固定下来。

⑪ 目前发现的《更路簿》时代最早的在清代嘉庆年间，至清代晚期已达到繁盛时期。

这两大海南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有多条线路。根据郭振乾手绘的《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6]可知，从西沙群岛的浪花礁、中建岛等岛礁出发，前往南沙群岛的双峙(双子群礁)，然后到达铁峙(中业岛)，至少有七条线路；再到第三峙(南钥岛)，又分成西头线、南头线和东头线等三条主线。到南洋更路的“从西沙的下峙(永乐群岛)、干豆、大圈(华光礁)、半路峙通往越南中部和南部海岸外罗、大佛、罗汉湾头，再南下新加坡。从南沙的南洋更路有三条：第一条从西头乙辛经越南罗湾头南下；第二条从单节线、墨瓜线出发，经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的浮罗利郁、浮罗丑未、洪武銮南下；第三条从鸟仔峙和西头乙辛直驶地盘(即马来半岛南端东岸的潮满岛)、东西竹、白石鹤灯，再进新加坡。”^[11](P47-48)究竟有多少线路，尚待继续研究。

3、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交叉和重合。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可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从广州出海，在近海海域航行，至七洲洋海域。^⑫  第二段是西沙群岛海域，是唐宋以来至明清时期最繁华的一段。第三段是南沙群岛海域。第四段是南洋海域。海南渔民的航线大体上从海南岛东部海域到西沙群岛海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是重合的，如1974年来在金银岛、全富岛、北礁等发现的“宋、元、明和清代瓷器，是我国在西沙群岛一带经常往来的商船、渔船触礁沉没所遗留下来的。”^[1](P10-11)特别是明代沉船遗址的发现证明了这里既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是渔民的航线。

综上所述，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无论是在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最早命名，还是在航线的探索、渔场的开发经营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一研究是建立在几代人的调查成果基础上的，我们相信随着今后调查的深入，还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也使《更路簿》的研究更加深入。

⑫七洲洋在明清时期在今何处，因史料记载不同，一直有争议。按照海南的地方资料应在今海南文昌市东部海域；有的史书记载在西沙群岛；有人认为海南岛东部海域和西沙群岛各有一个七洲洋。本文所指是海南岛东部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