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美贸易关系自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美经贸关系进入黄金期，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不断攀升至新台阶。2001—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额从543亿美元增长到4187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额也从262亿美元增长到1227亿美元，与此同时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由281亿美元扩大到2960亿美元。由于美元的“特里芬难题”、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中美两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不同地位，以及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两国的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由全球价值链上两国的分工格局决定的，只要分工格局不变，则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就不会改变。WTO对公平贸易的界定也是在充分考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利于国际贸易全球性发展，并不是针对某具体国家贸易往来的利益计算。特朗普政府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治理秩序越来越不符合美国利益，抛弃了WTO中的基本原则，进而抛出了一种扭曲的、向美国绝对标准看齐的“公平”贸易观，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1]中国秉持开放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理念，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对国际贸易秩序的遵守和对多边贸易理念的维护，必然对美国的贸易挑战进行反击。

从2018年美国借由“301调查”结果对中国加征不合理关税到2020年恢复对中国第三批排除清单中的部分商品加收25%关税，美国的制裁与中国的反制裁措施陆续制定并实施(见表 1)。从两国的举措可以发现：第一，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调”已经上升到“实践”层面，其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践踏国际经贸规则对中国实施制裁措施；第二，中国虽不愿引发贸易摩擦，但面对美国不合理的制裁，为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采取了坚决反击的策略；第三，面对中国的强势贸易反击战略以及由此产生的两国贸易状况变化，美国对中国策略逐渐由制裁转向有条件的合作。

在两国经贸关系剑拔弩张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加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敏感性及复杂性。一方面，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导致两国经济下行，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美国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季度降幅。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对两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冲击，2020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额为1786亿美元，同比下降8.1%，美国对中国贸易出口额为565亿美元，同比下降1.5%。除了经济层面的影响，新冠疫情也凸显了中美两国政治立场、外交理念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常态化疫情防控使得国内经济好转，同时中国力所能及地为其他国家提供医疗防疫物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使自身的博弈筹码得以增加。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两国采取互增关税政策之前，两国是处于平稳发展状态的，虽然也会因为其他因素导致双边贸易额波动，但整体趋势是上涨的。那么，美国在当前两国经贸关系背景下采取的贸易策略是否理性？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冲击？面对美国不断变动的策略及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才能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本文从两国互增关税入手，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全球贸易的影响因素，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随着中美贸易合作的不断深入，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分析两国关税战略的合理性，从而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美贸易提出针对性策略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贸易产生的影响，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采用的方法和基于的不同角度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王霞运用Anderson和Wincoop的结构引力模型结合贸易政策一般效应的分析方法，基于2002—2016年的经验数据模拟中美贸易摩擦经济效应的行业异质性。最终得出结论，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可能会改善美国某些企业的出口效益，但是对美国整体的贸易效应的影响却是负面的，由于两国互增关税导致消费价格大幅上涨，消费者福利降低，导致整体福利效应降低；中国面对美国的制裁，采取反击措施，相对于妥协或者被单方面征税是理性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企业的损失，维护了国内企业利益，但是同样会对消费者和部分行业的福利产生冲击。^[2]总之，中美贸易摩擦无绝对的赢家，两国的针锋相对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对其重塑经济效果不大，主要目的可能是抑制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这种制裁方式虽然对中国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推动RCEP的发展，为中国与RCEP各国合作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张志明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运用MRIO模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贸易效应。文章从增加值贸易、总值贸易两个维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各国经济体的贸易效应，特别是中国和美国，通过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必然是双输，由此产生的贸易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其中美国的出口利益损失是大于中国的；另外，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不仅损害中美双方利益，也会损害与中美存在直接或间接价值链联系的其他经济体，联系越密切，受损程度越严重；美国采取的制裁中国的措施对全球其他经济体产生的负面贸易效应显著大于中国。^[3]与之相反，周政宁采用动态GTAP模型以2011—2025年为基准情景，模拟了中美各对500亿美元商品加收25%关税和各对600亿美元及2000亿美元商品加收10%关税的情景，并定量分析了不同情景下对两国宏观经济产生的短期、长期效应，模拟结果显示，无论长期或者短期，贸易摩擦会带来两国某些行业的收益增加，但是从整体来看都会导致两国经济增速、进出口贸易额下降，其中中国的下降幅度是大于美国的。^[4]郭晴通过GTAP数据库采用CGE模型进行动态模拟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所选取的模拟时间段是2018—2025年，主要分析中美贸易摩擦不同情形下对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两国互增关税对中美双方GDP增长和居民福利产生了负面作用，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利益损失更严重，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促使中美贸易转移到欧盟、东盟。^[5]与基于情景假设模拟不同，吕越基于2018年4月和6月的中美关税清单运用WITS-SMART模型模拟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福利效应，并分析了两国采取的相关政策的优点和不足。从这三个效应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严重阻滞两国贸易的有序进行，使两国双边贸易额下降，且中国的出口受损程度会大于美国；贸易摩擦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会导致贸易成本增加，影响消费者福利，进而导致两国的福利消减效应，并且中国的福利损失程度也大于美国；但是美国采取“不合规”措施挑起贸易摩擦产生了信誉成本，将产生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对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破坏，也对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国际化秩序产生了严重冲击。^[6]

针对新冠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赵明昊认为，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状态，美国利用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在经济领域以构建“经济网络繁荣”为手段推动各国经济“与华脱钩”，加快剥离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联系；在技术领域强化技术冷战，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以遏制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在政治领域妄图尽快推动“四国机制+”框架，以落实“印太战略”实现深化边缘化中国的目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炒作“中国病毒”等手段引发对中国的“叙事之战”，全方位打击中国，以实现反华扼华的不良目的。^[7]陈继勇则认为，对新冠疫情的防治态度和手段加剧了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基于新冠疫情对两国经济的冲击，通过分析中美两国疫情下不同的防疫举措及效果，最终得出结论，在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下，中美不断凸显的主观矛盾及客观差异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出现重塑，两国的战略博弈很可能进一步深化。^[8]

以上学者多视角地采用不同方法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贸易的影响，但是大多数都是基于情景模拟或者效应模拟，忽略了中美双方在贸易过程中的互动性及面对两国贸易的动态发展可能采取的变动性政治策略，贸易争端更需要从双方博弈的视角分析成本与收益，进而分析应对策略。邝艳湘曾运用多阶段动态博弈的方法分析过当时的中美贸易摩擦状况，她主要从中美经济依赖度角度出发，研究不同依赖程度如何影响中美贸易摩擦，说明当时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合理性。^[9]但她的研究仅能解释在当时经济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理，并未进一步分析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各种效应，也不能结合新冠疫情这个突发因素，无法分析当前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更好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基于2018—2019年中美两国互增关税清单，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经济效应及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选择合适的博弈模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应对策略成为本文的研究目标。

三、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构建及博弈分析

动态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通过分析博弈局中人的实际行为和预测行为，研究它们不同行动组合下的优化策略。仅从经济角度出发，中美作为国际贸易的两个理性行为体都会在看清自身实力的基础上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在贸易政策方面进行博弈，但由于经济形式的复杂化，不确定因素的突变性(例如新冠疫情)，以及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断变化，双方的博弈状态也会不断发生改变。本文选用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中美两国的博弈状态，并系统研究在哪些情况下双方可能会在利益博弈中作出妥协，哪些情况又会激化中美贸易战，面对对方的策略参与人当前策略是否理性，面对美国的不同措施中国如何采取反制策略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当前的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能起到较为清晰的梳理作用，对中美博弈现状和策略变动也能起到一定的检测作用。

(一)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中美双方基于追求最大利益进行的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简易模型(如图 1)，理论上分析美国在两国贸易方面采取战略合作与制裁的策略过程，研究美国现采取的策略是否理性，以及在美国采取理性及非理性策略的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制定相应的博弈策略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在两国互增关税之前，对于中国来说，维持原有的合作关系是收益最高的，但是对美国而言却不是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突破，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会慢慢被削弱，如果想实现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保证美国的最大利益，美国必然会先打破原状、增加关税、发动贸易战。但是美国也知道一旦自己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会根据自己的策略成本和收益来决策是否对美国进行反制裁。

模型假设如下：

美国保持战略合作，即不增加中国产品关税，这时美国和中国的收益分别是R_a1和R_c1。

美国采取制裁决策，美国实施制裁的成本为C_a, 预计中国有1-P的概率会妥协，此时如果中国采取妥协策略双方的收益为R_a2和R_c2。P的大小取决于美国对中国所属类型的判断，数值越小说明美国更倾向于中国是低概率反击类型，反之则美国认为中国是高概率反击类型，另外P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两国经贸关系的依赖性，依赖性越大美国预计中国反击概率P越小，反之则越大。

美国采取制裁决策后，美国实施制裁的成本为C_a, 如果中国实施反击战，则成本为C_c；中美发生贸易战美国的获胜概率为P_a, 则中国获胜的概率为1-P_a；美国获胜后的收益为U_a, 中国获胜后的收益为U_c。

对于美国而言，如果美国不针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或者在跟中国的贸易战中失败，则美国会失去获得其追求的主要利益V_a，这是美国的退出成本；对于中国而言，只要美国发动贸易战打破现状，就会丧失目前两国贸易的可观收益，故无论中国是妥协或在反击战中失败都面临退出成本V_c，基本参数含义见表 2。

(二) 模型分析

基于以上假设，决定中美双方战略决策的是双方对于策略收益的考量，下面对两国不同策略组合进行分析，两国策略预期收益见表 3和表 4。

如果美国选择维持现状，则美国将获得保守收益R_a1，但是将面对退出成本V_a，即总收益为E_a1=R_a1-V_a, 显然E_a1 < 0；如果美国在不明确中国是否反击的情况下挑起贸易战，提升关税，美国的预期收益为E_a=P(P_aU_a-C_a)+(1-P)R_a2，显然E_a>E_a1；如果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予以反击，则美国此时的总收益为E_a3=(P_aU_a-C_a)；如果中国妥协，则美国的总收益为E_a2=R_a2；即在不明确中方态度之前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预期收益是大于合作的，且如果中国选择妥协时，美国可以获得最大收益；但在中国选择反击时，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总收益是否大于合作策略的总收益取决于保留收益R_a1、退出成本V_a、贸易战成本C_a、获胜收益U_a、美国贸易战的获胜概率P_a。

对中国而言，如果美国选择合作，中国获得最大收益Vc(即Rc1)；如果美国选择发动贸易战，中国妥协，则中国的总收益为E_c1=R_c2-V_c，显然E_c1 < 0；如果中国进行反击，则中国的总收益为E_c2=(1-P_a)U_c-C_c。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实施战略决策都是基于对双方收益的考量，只有当保留收益、退出成本、贸易战成本、获胜收益、两国贸易战的获胜概率满足一定条件时，双方才会采取相应的决策。例如，对于美国而言，如果美国预期发动贸易战的损失大于他采取合作的损失，则美国基于理性必然应该选择合作；同理，如果中国预期妥协的收益小于反击的收益，那对中国来说反击就是最优策略，中国一定会选择反击，维护本国利益。因此收益是决定中美双方理性博弈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

以下将通过保留收益、退出成本、贸易战成本、获胜收益、两国贸易战的获胜概率指标来进一步分析中美博弈的预期收益，结合中美贸易博弈进程来分析中美双方在利益驱动下的策略选择。

首先从美国角度出发：在中美经贸关系平稳发展的形势下，美国在掌握核心技术霸权的条件下，美国预计挑起贸易战的预期收益为E_a，保持合作的预期收益为E_a1，显然，E_a1 < E_a；并且如果中国妥协，美国将获得最大收益E_a2，E_a2>E_a>E_a1/E_a3，故美国必然率先挑起贸易战，逼迫中国妥协，这是基于美国对中国是属于低概率反击类型的判断，E_a=P(P_aU_a-C_a)+(1-P)R_a2，认为E_a接近E_a2。

对中国来说没有先行优势，只有当美国发起贸易战时从自身利益出发，来抉择是反击还是妥协，美国根据中国的行动进一步分析自己的收益和成本，调整自己对中国的预期，从而调整策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与美国达成合作对中国来说收益最高，E_c>E_c1/E_c2；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中国是否反击就取决于E_c2与E_c1的关系，如果E_c2>E_c1，则中国必然反击；反之，中国会选择妥协。基于现实分析，随着中国近几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具备一定与美国抗争的实力，在获胜概率上与美国不相上下，而且中国一旦获胜，收益U_c远大于C_c；另外中国如果选择妥协，E_c1=R_c2-V_c，中国彻底失去最大收益，还会丧失在整个经济领域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在经贸关系上会持续保持劣势，以后面临更多的制裁、挑战会难以抗争。故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中国的最优策略是反击。

当中国面对美国的制裁毅然决然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贝叶斯法则，美国应该对中国的所属类型进行修正。

假定：美国采取制裁前不知道中国是属于高概率反击类型还是低概率反击类型，但是美国认为中国是低概率反击类型的概率为P，0 < P < 1，并且如果中国确实是低概率反击类型，那美国进行制裁时中国的反击概率为P’，0 < P’ < 1；如果中国属于高概率反击类型，则面对制裁时反击的概率为100%。

根据假定可以得到，模型中美国估计自己采取制裁措施被反击的概率为：

P₁=PP’+(1-P)×1   (0 < P₁ < 1)

这是美国在给定中国所属类型的先验概率下中国可能采取反击策略的概率。

现在美国的第一次制裁被反击，根据被反击这一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美国对中国的所属类型进行修正，此时美国认为中国是低概率反击类型的概率为：

P₂=PP’÷P₁    (0 < P₂ < 1)

此时美国估计自己采取制裁措施被反击的概率为：

P₃=P₂P’+(1-P₂)    (0 < P₁ < P₃ < 1)

以此类推，根据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采取反击策略，美国对中国所属类型的判断逐渐发生改变，越来越倾向与中国属于高概率反击类型，即美国采取制裁，中国绝大概率下会反击。

在美国预期中国反击的情况下，美国的预期收益变为E_a3=(P_aU_a-C_a)。从中美双边贸易额来看，美国的收益E_a3低于E_a1，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两国经济、贸易相互依赖性逐渐加深，导致美国发动贸易战价值Va降低，并且贸易战成本Ca增加，贸易战获胜收益Ua降低。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如果中国发动反击战，那美国预期发动贸易战收益是低于合作的。

根据贝叶斯均衡，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中国采取反击战的收益大于中国采取妥协策略的收益，且美国此时的收益小于双方合作的收益，那美国发动贸易战就属于不可置信威胁，因为这时美国采取贸易战的收益比合作要小，不符合最大利益原则。美国的最优策略应该是采取合作策略，使博弈进程结束。

(三) 博弈分析结果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并结合中美双方近几年来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具体博弈进程如下(见表 5)：

1、对美国而言，基于“序列理性”最优策略是达成合作。但实际上美国却采取“非常态”策略，实施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挑起贸易摩擦，最终持续导致两国贸易两败俱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策略目的不在于追求贸易利益，很可能是为了遏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以实现长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控制，定义并遏制崛起的竞争对手是美国长期具有的战略惯性，通过贸易战手段进行威胁，也是美国常用的战略策略，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和衰落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基于现实，美国的这种威胁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不可置信威胁，中国不会妥协，这就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一旦发展到全面对抗，美国不仅实现不了对中国的遏制，而且还要支付巨大贸易战成本；

2、对于中国来说，博弈的最优策略还是促进合作。只有与美国达成合作，才能获得中国的最大收益，但是从博弈进程来看，中国没有先行优势，只能被动地选择反击或者妥协，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及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情况来看，基于中国的成本收益及策略可行性集合的考量(E_c2>E_c1)，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应该毅然决然进行反击，中国采取强硬反击态度跟妥协相比是一种占优策略，能给美国以“挑起贸易战，两败俱伤”的信号，降低美国对其“非常态”策略收益的预期，促使美国进一步修正其对中国博弈策略的概率分布，使其更倾向于合作。从目前中国采取的反击策略收益分析，对美出口贸易额虽然受到了冲击，但是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跟美国谈判的筹码，美国也表露出一定的合作意向。

3、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以互增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这场贸易博弈战使双方都遭受了不能逆转的损失，这也是贸易战的成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美双方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一方都不能在贸易战中独善其身，并且随着经济依赖度的增加，双方在后续贸易战中退出成本会越来越高，在后续贸易战中即使获胜，获得的预期收益也会越来越低，两国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谈判尽快结束贸易战，实现两国经济合作共赢。

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收益成本分析充分说明了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不合理性、非常态性，以及中国采取反击策略、反制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面对非常态制裁，叠加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因素影响，比如新冠疫情，明确中国进行博弈的根本目的，制定有针对性的博弈策略手段实现中国利益诉求变得尤为重要。

四、新冠疫情对中美贸易关系叠加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中美双方经贸关系的不确定因素，可以得出，对两国经济发展来说，中美最优策略是合作，美国挑起贸易摩擦是非常不合理的、非理性的策略。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下，两国经济发展、经贸关系面临了更大的危机，并对两国在贸易方面的博弈产生叠加影响，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非常态”策略的不合理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的战略决策。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两国经济增长受到沉重打击。基于疫情对两国经济的冲击，从双方的博弈角度来看，对美国而言：

1、退出成本V_a增加。当下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的手段不仅使中国经济恢复周期缩短，而且凭借友好互助的外交方式使得国际地位提升，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威胁不断加大，并且新冠疫情更加体现出高新技术的掌控对维护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美国一旦放任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国总有一天会摆脱美国的控制，威胁美国原有的经济优势，即新冠疫情导致中美博弈中美国的退出成本增加。

2、贸易摩擦C_a成本增加。两国贸易摩擦本身就使美国对中国出口额锐减，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会让美国的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困境，从需求方面来看：一方面，疫情爆发，大部分居民居家隔离导致出行减少，总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工厂无法生产导致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不得不进行降薪和裁员，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最终导致总需求下降。从总供给来看，疫情导致资源短缺，工人由于疫情导致生活成本增加从而转化为对工资的要求变高，劳动力成本增加，这最后都将作用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上，企业债务压力加大，利润收益降低，破产风险大幅增长。如果美国在两国博弈中继续选择制裁策略，贸易摩擦成本会更高，美国经济受损会更加严重。

3、美国贸易战获胜概率P_a降低。目前来看，中国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国外疫情形势依然很严峻，美国的感染人数更是屡破新高。在产品生产方面，中国已经基本全面复产复工，疫情期间高科技产品也有新的突破，美国产品由于疫情影响并不能正常进行生产、加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战获胜概率必然下降。

对中国而言：

1、贸易摩擦成本C_c同样增加，关税增收本就使很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疫情带来的需求减少，劳动力限制更是雪上加霜，不少企业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倒闭，中国进出口贸易同样遭受很大影响。

2、美国获胜概率降低自然使得中国的获胜概率增加。

综上所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剧了两国贸易摩擦的风险，对博弈双方的保留收益、退出成本、贸易战成本、获胜收益、两国贸易战的获胜概率都产生了影响，进而对两国博弈策略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美国的“非常态”博弈策略在不可抗力因素的冲击下产生了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退出成本也相应增加了，美国很可能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来增加博弈筹码；虽然中国获胜概率增加，但是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使得中国的压力增加了，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反制策略调整集也应相应变动。

五、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对美贸易的博弈策略

按照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内涵，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即国际贸易会提高丰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这就意味着，即使国际贸易使某国净福利增加，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势必会遭受损害，寄希望于通过贸易战使得本国贸易出口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持有者获利是不现实的。但是美国方面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的竞争压力，二则本国经济形势低迷，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非常态”策略，不断激化两国矛盾，损害两国利益。因此，基于博弈理论和经济发展目标的指引，考虑美国的不理智行为策略和现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应认识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摩擦是常态，博弈也是常态，必须强化博弈思维，从战略层面、策略层面到技术层面建立常态化的博弈体系，以经济发展全球化理念和多边贸易原则设计和制定长中短期的、动态的应对策略(见图 2)。

(一) 短期策略：以战促和，协商与关税反制同步推进

首先要明确，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非常不稳定的特性，跟美国的贸易状态瞬息即变，对于中国来说，出口美国产品占总出口比重大，技术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度高，从博弈角度来看，达成合作是中国追求的根本目标。与美国进行反击战的目的是以不合作促成合作，以绝对反击贸易战的态度提高与美国博弈谈判的筹码，因此，面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以战促和。

一方面，面对美国已经采取的关税措施，中国必须严厉反击，实施等效的关税反制，反击是为了更好地谈判，反击要有理有据有节，反击的目的是以战止战，以战促和，是为了让美国对博弈预期进行调整，让他意识到在跟中国的博弈过程中，“贸易战”威胁对中国而言是不可置信威胁，提高美国采取“贸易战”的成本C_a和时间成本，提高美国“非常态”策略的代价，降低美国贸易战获胜后的收益U_a，迫使美国调整博弈策略，向对两国而言的最优策略组合靠拢。

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与美国协商谈判，继续协商谈判是基于中国策略的根本目标是达成合作，协商谈判是推动两国合作的最有利的方式，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贸易摩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两国贸易战的损失。如果美国有合作意向，中国应该积极推进两国合作进程，达成合作契约，努力将两国贸易状态调整为对中国来说最优的状态，追求中国的最大利益V_c。

关税反制是为了更好的谈判，协商谈判才能更好地实现两国合作，协商谈判和关税反制需同步推进，捍卫国家和人民合法权益，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共同发展。

(二) 中期策略：自卫反击，关税反制与非关税混合反制

中美目前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经贸关系异常复杂，结构性矛盾异常严重，并且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还不明朗，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美的贸易战很可能是个持久战，两国矛盾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如果美国进一步增加“非常态”贸易战筹码，中国须采取必要的“非常态”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一场两国博弈战，也是中国的自卫反击战。采取关税反制与非关税混合反制能更有效地打击美国，提高中国在博弈中的获胜概率，推动中美的合作。

关税反制就是要进一步加收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根据关税的福利效应，进一步增加关税会导致美国负的贸易条件效应和负的生产扭曲和消费扭曲。一方面，美国相关企业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导致出口商品供应量减少造成效率损失，从而导致生产扭曲；另一方面，美国的生产扭曲必然影响相关产品价格，影响其国内的消费模式，从而导致消费扭曲。关税反制，从两国博弈的过程看，增加了美国贸易摩擦成本C_a，降低了美国贸易战获胜的收益U_a，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美国的合作意向，实现中国的策略目标。

非关税混合反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联合其他被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大旗，组建“国际统一战线”，占据国际舆论制高点；将美国的“非常态、违法性”行为诉诸世贸组织，努力按照世贸组织正常程序解决争端，根据国内法和国际规则结合事实基础进行联合反制，既表明中国反击策略的合法性、合理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利用新冠疫情所提供的优势，推动“口罩外交”实施“慷慨政治”，破坏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联合技术冷战，降低对华边缘政治、经济竞争，构建抗美战略竞争的国际联合战线。

2、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减持美国国债。减持、出售美国国债将在一定时期内产生羊群效应，导致部分其他国家的恐慌心理，也会降低美国本土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加剧美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从而引发美国金融市场混乱，美元的国际地位下降，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下降。在此过程中，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所以中国应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人民币纳入各国结算体系，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减少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损失。

3、扩大美国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放宽其他国家优秀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据统计，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超7万家，97%是盈利的，其中几家大型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很高，以半导体巨头高通为例，在中国的收入占其总收入份额的66.6%；计算机存储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制造商美光科技在中国收入占比57%；还有TXN、Qorvo、WYNN Resorts这几家企业在中国的收入占比都超过50%，涉及旅游、半导体、光纤通信等各大领域。一旦中国对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进行限制，甚至清除，各大企业利益受到损害，从企业角度出发势必会迁怒于美国政府，给予美国政府压力；从美国政府角度出发，美国在华企业利益受损，国内经济也会受到波及，失业率可能进一步增加，社会压力增大，企业反对制裁策略情绪高涨，这将从各个方面给予美国政府压力，使其改变制裁策略。

4、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提供最惠国待遇，放宽其他合作伙伴的检查力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供绿色通道；对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加大安全审查，增加海关对美国产品检查力度。该策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产品出口，进一步加剧美国贸易逆差，另一方面拉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对立关系，发展中国和其他国家友好合作关系，为长期建立稳定的区域联盟打好基础。

不管是关税反制还是非关税混合反制，对美国产生冲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的利益，属于针对性“非常态”策略，是中国迫于美国强压的无奈之举，中国采取该策略的目的并非是报复美国，而是为了让美国改变错误的、非理性的博弈策略，放弃使用政治手段打击中国企业，使其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三) 长期策略：构建区域联盟，建立新时代全球化贸易体系

中美双方的博弈处于经济、产业链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根据全球化理论，经济全球化形成了资本、产品的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推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能实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的不公平、不合理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对立，美国利用新冠疫情推动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构建所谓的“经济繁荣网络”打造国际贸易阵营共同边缘化中国，依仗其主导地位频繁破坏国际经济秩序，打破平等互利原则，不断激化贸易摩擦。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威胁，提高中国博弈过程中的筹码，中国应在中期策略的基础上丰富与各国联盟的合作方式，逐步构建区域性经济联盟，建立新时代全球化秩序，形成新的经贸生态，实现真正意义上平等互惠、贸易自由。

首先要强化国家内力，打破技术壁垒，优化产业升级，将产业链的外循环和高端化作为战略目标，努力完善和打造国际贸易产业链，努力提高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方面的话语权，中国在国际上一旦形成多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大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度，让美国的技术优势、标准优势筹码失去威胁，这样在与美国的博弈时，可以增加中国的博弈优势，既能降低博弈成本C_c，也能提高博弈获胜几率，增加博弈收益E_c；还能拓宽中国的博弈策略集，让中国产品出口在面临制裁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在两国博弈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

同时，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建立更广泛的贸易伙伴关系，形成中国主导的区域性联盟。一方面，可以跟美国的“团体”相抗衡，减少被美国威胁、讹诈的空间，提高中国跟美国的博弈筹码，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美国由制裁转向合作；另一方面，联盟内建立真正自由、互惠、合作、共赢的多边贸易体系，联盟外逐步扩大经贸朋友圈，推动区域性联盟不断发展壮大，推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

六、结束语

美国采取的“非常态”行为是为了增加博弈筹码用来“威压”中国，中国所采取的针对策略是利用一定手段迫使美国放弃贸易战，进行谈判协商，是合理的、正确的。以上不同阶段的动态策略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绝对地、孤立地划分为短中长期，这些策略的基本原则是：以斗争促和谈，以反击促合作；争取外来利益的同时，强化内力建设；持续推动国际化，最终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