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的经济学科建设自晚清“开眼看世界”伊始，便是一个对西方经济学不断借鉴与模仿的过程，到民国时期，中国学界更是普遍推崇英美的经济学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在政策导向和历史环境下，苏联的经济学教育模式一度成为我国的标杆，而苏联模式依然是西方经济学开出的“令人不安的花朵”。改革开放以来，鉴于西方世界的经济成就，我国的经济学思维与学科教育对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更明显的倾斜。1996年，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成为国内高校经济学教育的首选教材，截至2021年该系列教材已发行到第八版; 还有不少院校选择直接采用曼昆(Mankiw)等欧美经济学家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相比之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长期受到重视的政治经济学则备受冷落。面对新的形势，国内学界对我国经济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展开了广泛讨论，部分学者对当前现状持批评态度，认为现阶段的培养模式存在本土性不足问题; ^{[1][2][3][4][5][6][7]}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与国际接轨程度仍远远不够，应继续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力度。^{[8][9][10][11]}

毋庸置疑，在1776年《国富论》出版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西方经济学已经建立起在其框架话语内严谨而缜密的学科体系，并且今天依然在为完善其逻辑而努力，所取得的思想建设成果足以作为其学科价值的佐证，但是其基本逻辑在形式上的自洽并不足以掩盖其本身存在的矛盾。因为西方经济学在不可撼动的假设与逻辑范式下能达到自洽，任何尝试在其话语逻辑下对其进行批评，都是困难而失于浅薄的事情，如果不跳出西方经济学既定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框架并从其思维的根源上剖析其逻辑矛盾，那么落入其窠臼之内不加批判地吸收其成果几乎是一种必然。西方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于其无法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做出解释，这进一步撼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圭臬地位。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着重提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12]这对我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指引。

在我国各个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教科书中，新古典主义学派与新奥地利主义学派都被公认是构成现代经济学的两支主要力量。前者被认为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典范，后者则被认为是非主流经济学的代表，^[13][14][15]二者分别代表了支配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两个学派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又体现在分别影响了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代表性经济学家的思想构成。^{[16][17][18][19][20]}对二者的认识是我国对国外经济思想研究时无法规避的认识论问题，为此，本文意图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入手，梳理并分析其哲学基础，进而寻找出其逻辑存在自我矛盾的本质原因。并就如何正确对待“政府”与“市场”关系，跳出西方式思维桎梏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研究进行初步构想与展望。

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价值：对西方经济学批判的再批判

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学科价值，相反，如果对其在经济思想史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缺乏清楚明确的认识，那么便难以跳出经济学思维去评述一门经济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价值，不仅需要就其内容本身进行分析，而且应当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待其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尤其应关注在西方经济学思想引入过程中对我国传统经济研究方法的影响，在了解西方经济学普遍价值的同时明确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科建设中曾经发挥过的指导作用，这也为合理解释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呈现出不同态度的原因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我国进入近代社会前，并没有专门的经济学，直至鸦片战争后，方才引入西方经济思想，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学者。同时，由于我国被动地参与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西方学者也主动地参与到中国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构建之中，我国经济思想的演变因此也处处留有国际影响的鲜明印迹。^[21]此后一个世纪，由于西方世界军事与科技层面的强势地位，我国学者尤其是有留学经历及改革开放后依照西方学科范式培养的学者，始终奉西方学者之研究，即西方经济学为纲，要么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要么曾短暂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在改革开放后又复归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现象在当时与今天的非西方国家均属一种常态，与自然科学领域西方学者的话语垄断如出一辙。

然而长期以来，巨大的物质成就掩盖了对该现象合理性的分析。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源于欧美国家的经济成功及经验，其历史与社会背景与我国基本国情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尽管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范围内指导了西方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是不争的事实，但毋庸讳言，不论是苏联解体还是至今仍未全然复苏的次贷危机都表明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矛盾在全球化的今天日益显露。真理的条件性早已证明，没有哪种理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这当然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起过程，伴随着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冲突、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关系冲突，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烙印; 而伴随着上述历史事件的转折与矛盾爆发，其没落亦是一种必然。

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的宗主地位除自身的理论价值外，亦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特权，但这都无法掩盖西方经济学本身客观存在的矛盾与漏洞，而这也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日趋暴露。对此，不仅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甚嚣尘上，西方经济学家自身也日渐意识到这个问题。除对原有的学科框架体系不断进行修正与完善外，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曾这样回应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基本假定是假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加以否定的，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22]多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始终批而不立、驳而不倒的现象说明，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其专长便是“逻辑形式非常严谨，即使个别结论与事实不符，也能通过调整假设，消解种种反常”，^[23]从而以此掩盖其理论内核所存在的自我矛盾。

可以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强势加之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非西方经济学在学科建构上的朴素性与滞后性，导致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范式，这其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在研究时均接受了这种研究范式与话语逻辑，将研究的精力大量投入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构中去，不自觉地受到新古典学派或新奥地利学派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在短期内对构建我国经济学研究结构，尤其是对促进经济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与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又必然造成现实与历史的割裂。伴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入，“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一方面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不同派别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解上的共性。厘清这种研究主流的形成原因与背后逻辑，对反思我国经济学科发展，开展立足于我国具体历史与现实背景的经济研究，深化结构性改革，调整片面模仿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对西方经济学的逻辑矛盾，最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根源：以新古典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为主要代表

如前所述，对西方经济学的学科价值的辩证认识需要明确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西方经济学本身的理论自洽是在其话语逻辑体系内部达到的，如果抛开了其基本假设与话语框架，那么其能否自洽将成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二是在西方经济学成为显学的过程中，存在着学术研究之外的现实政治因素，并不完全是一个严谨的实践检验理论的认识过程，一如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建立新古典学派之时对剑桥院系划分的具体考量与新奥地利学派从始至终的反社会主义传统。这都表明，研究西方经济学需要跳出经济学思维，跳出具体的经济理论，采用历史哲学的视角，将学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以具体的学派为切入点，剖析其思想产生的逻辑根源。

所谓学派，就是持有相同或相似学术思想的人的群体。经济学是一门典型的社会科学，这决定了其研究无法简单地用证实与证伪、重复实验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肯定或否定某种学说，争论的存在才是常态，“一言堂”有百害而无一利。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意识是人的头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而“经济思想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域，产生某种经济环境，便随之产生某种特殊的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24]不同经济流派的学术思想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一种，一样存在其物质基础，即不同学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因此其创立出不同的经济学说在逻辑上是一种必然。研究经济学流派，辨析一个学说出现的基础，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只有复归作者所处的时空背景，其思维脉络方能有迹可循。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两支主要流派，分别代表了两种个性迥异的哲学思潮，二者的争论具有深厚的历史与原理渊源。总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派率先开始了经济学数理化的进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开创了新的方向，而新奥地利学派则以极端的自由放任主张而闻名。西方经济学内部虽派系林立，但论影响之深远尤其对我国经济学影响之深远，难有与此两者比肩者，而其他纷繁冗杂的学派理论，在本质上都是新古典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基本理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创新表达。可以说，新古典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是西方经济学的典型代表，也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如果拘泥于具体而微的前沿经济理论而不复归其产生的土壤，那么便难免又会舍本逐末，陷入其理论逻辑而不见全貌。

(一) 经济学数理化的伊始——新古典经济学

马歇尔在《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家的圣地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物理学。”^[25]但其本人的做法却与之背道而驰，所建构的新古典经济学反而更像是物理学，具有强烈的自然科学色彩。这源自其对生物学与物理学在理解上的偏误，他对生物学的理解就是动态的分析，而对物理学的理解就是静态的分析，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19世纪，西方思想界盛行的依然是机械唯物主义，将人视为复杂而精密的机器，而纯粹数理化的分析方法，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中的唯理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引导下，新古典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或是如马歇尔简单地将经济理论看成是一种事物发展的趋势; 或是通过数理化工具建立起一个缜密的学科体系，坚持以单一的检验来实现对理论的证伪。^[26]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并不仅仅在于将经济学数理化，同时也在一个国家如何建构经济体制的问题上为计划经济与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后凯恩斯(Keynes)革命兴起，实则还是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面对现实经济的运行问题，凯恩斯及其后继者虽然更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在研究范式与方法尤其是经济哲学上，并没有对前者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依然保持着浓厚的证伪主义色彩，这种数理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及其所创立的主流经济学派。

(二) 市场至上主义的滥觞——新奥地利学派

现代经济学的另一执牛耳者非新奥地利学派莫属，其继承了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以极端的个体自由思想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持，进而构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另一思维和学说来源。奥地利学派形成于1871年门格尔(Menger)《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发表，一战后其第三代传人米塞斯(Mises)领导构建了新奥地利学派，将其发展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新奥地利学派奉学派第四代传人哈耶克(Hayek)为翘楚，哈耶克本人是极端的反苏反共主义者，在哲学上推崇康德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旧奥地利学派时期便沿袭的反马克思传统与其导师米塞斯的影响。门格尔与其弟子庞巴维克(Bohm-Bawerk)在世时便与马克思进行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开创了奥地利学派的反马克思传统，并影响了新奥地利学派的意识形态主张。哈耶克的导师米塞斯与马克思·韦伯(MaxWeber)领导的德国西南学派关系颇为密切，在其著作《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不加掩饰地批评了“(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主义者)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27]又在其另一著作《人的行为》中提出合理的经济学方法论应当是“人的行动科学”，且将德国西南学派的学说与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采用的个人主义分析视为这种方法论的两个理论来源。这决定了新奥地利学派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与计算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即建构一种“先验的”科学，不依赖于历史经验材料检验，进而反对一切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28]在其看来，将这种方法引入到经济学之中将导致个体与群体的自由意志在精密的计算下损失殆尽。

四、西方经济学的内生矛盾：根植于哲学基础的逻辑危机 (一) 矛盾根源：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哲学，这同时派生出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思维和世界观上的个人主义思维。^[29]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世界没有经验主义与集体主义，只是从历史上看，此二者更多只是作为哲学与社会学研究对象而存在。虽然“不列颠的经验主义者”曾一度与“欧陆的理性主义者”分庭抗礼，但经验主义并未对经济学科发展与西方主流思维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代哲学的开创者康德通过先验论和实践理性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进行所谓的调和，实则也是将感性视为认识的起点，而将理性视为认识的终结，本质上还是坚持了理性主义。可以说，西方世界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认知思维，其脉络不出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框架，其产物亦为此两种主义之成果，而其理论与成果则是为此两种主义作注脚。

一方面，理性主义的深入发展使得其最终导向了唯理主义, 故而其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始终难以削减深刻的建构性烙印，理性主义的胜利尤其在科学革命与近代科学体系的构建中大放异彩。正如恩格斯(Engels)(1876年)在《反杜林论》中所批判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干脆放弃存在的权利。”^[30]这种思潮使得作为理性外在表现的科学性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极其关注的部分，一门学科要获得来自学术界的认可，必须自证其科学性，这种科学性被认为是符合理性的唯一表现。这直接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整体认知，建设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成为社会科学实现科学化的必由之路。古典主义末期以来, 主流经济学不仅将资源配置这一原本属于工程学范畴的研究内容作为了研究对象, 而且在研究思维上也快速走上了科学主义的技术化道路, 即越来越鲜明的自然科学特征，这一特点在边际主义学者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者致力于构建其所谓的“经济生物学”。正是由于这种思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的物质性, 又能够通过数学工具这样极具科学与理性特色的表达呈现，源自古希腊的唯理主义追求就水到渠成地逐渐渗透乃至全面支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 这种逻辑自洽的效果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法理上的合理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者所认可，最终现代主流经济学被打上了浓厚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特质烙印。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始终坚持并发扬个人主义的思维内核，这同样支配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构建，因此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西方世界永远绕不开对个体自由问题的回答。个人主义萌生于希腊哲学家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之初，是自然主义的派生问题，这一认识论自出现以来始终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映射到社会科学之中，这种工具理性思维构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进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人性论问题的回答与共识。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在于研究客观对象，即研究对象需要是从普遍中抽象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在社会学性领域，这种方法论对社会行为主体的处理方法是基于主体的普遍性，即首先剥离环境的影响，只关注其共性且承认其客观性，由此依赖数理模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出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重新从物质领域拓展到其他社会领域的前提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并不影响研究工具的普遍适用性，这进而导致了因“经济人”假设以及理性分析框架的滥用而形成对认识结果的制约。^[31]个人主义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扬而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 它为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以及市场经济提供了支持。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更为激进，认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不能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或者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32]即在社会问题的分析上，任何将集体作为一个整体性分析单位都是不合理的，这决定了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的矛盾已初显端倪。

(二) 矛盾表现——西方经济学的内在逻辑矛盾

当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思维方式同时作用于西方经济学领域，便表现出了内在逻辑上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在经济理论上，西方经济学根植于建构理性主义思维，认为理性是认识的终极，亦可通过理性解决所有的社会现实问题，亦即将数学中的最优化问题引入经济学研究中，以其成果指导现实制度设计，不仅在梳理推导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完美均衡, 同时意欲将这种基于数理证明的社会设计在理论尤其是道德与伦理上实现合理化，这虽然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了背书，但却不得不要求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在经济实践中，西方经济学推崇个人主义，相信社会自发秩序的完美性，并致力于对这种自发完美秩序的探索和宣扬, 不仅强调市场过程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又强调个体自由的法理性与公理性，以至于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并视其为违背自然正义的，这为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以及市场经济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支持。

这种思维逻辑矛盾在经济学说之中便有了更为鲜明的表现，西方经济学始终致力于回答“市场”与“政府”的最优关系问题，其建构主义理性思维的根基必然在理论上主张和维护经济计划，这是理论推演的必然结果; 而其另一大支柱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则成为令其理论结果不安的存在，个人主义对政府这种集体组织对个人理性与自由侵占的天生不安全感形成的价值判断，使得其在政策主张上无法接受“大政府”取代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必然极力反对政府对自发市场的干涉，这是在这种价值导向下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唯理主义思维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朝数理化方向发展，将推导出更完美的最优化模型视为研究中心; 同时，虽然个人主义坚持以个人作为问题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可一旦接受了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对人性论问题的普遍回答并应用数学工具进行模型分析，便会导向合理集体主义的恐慌，导致其成果为计划经济所用，甚至在理论上支持了经济计划的存在，在这种思潮下产生了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之中所做的批判。另一方面，受唯理主义思维影响，通过数学工具纯粹数理推导得到的经济计划最直接的实践便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其在政治上与历史哲学观上相应的共产主义理念，这又触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政治立场和社会价值的底线，当共产主义在数理上或模型上成为可能，如恩格斯所言的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完成了为自己存在合理性的辩护，这更是无法为西方经济学家所容许的。于是在理论上，西方经济学的数理结果尴尬地支持了“政府”; 而在政策实践中，经济理论的践行者则不断推崇自由主义，反对集体主义与国家干预，全然倒向了“市场”，呈现出政策主张与理论结果在指导思维层面的背离。

当超越纯粹的经济学思维从哲学层面厘清这种固有的逻辑矛盾，在西方世界的政策分析之中，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往往也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转换：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繁荣，但同样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种子，即自发社会秩序在个人不完全理性指导下，不可避免地滑向无序生产与过度竞争，贫富差距、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相继出现，不得不在建构理性下进行以政府干预为代表的新一轮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干预，而这种思潮的形成又难免会陷入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卷土重来的紧张感，凯恩斯革命和以之为对象的哈耶克批判便是最好的例证。当“理性的自负”充分暴露而市场经济运行平稳时, 有效市场说因其哲学基础中个人主义再度萌动而被重提, 进而复归对自然秩序和自由市场的盲从，虽然不同时代均有学者想证明完全自由市场在逻辑上与实践中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历史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得经济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特点，危机爆发后经济学界也不无例外地复归建构主义。于是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史之中，便出现了大萧条时期哈耶克理论被搁置，而到了滞胀时期，在第一次论战中胜出的凯恩斯理论又受到相同的待遇; 正如已经放弃经济学研究多年的哈耶克虽然没有看到其思想被实践，但却收获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种内在逻辑紧张的阴影始终萦绕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之中，为消除这种内在紧张，一代又一代的西方经济学者不断试图构建一种内在稳定的市场与政府关系，而任何一种经济学说的出现，都不得不面临来自现实与学术界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现实经济中的政策制定者要求高质量的稳健经济增长，这是对一门学说在政策层面认可或不认可的根基。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学说的出现又都是在争议与争论中发展的，这种争论常常脱离了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一如米塞斯批判的起因并不是特定的经济事实，而是来自理论研究中面临的新问题——使用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一些经济学家从中推导出最优解，这些成果不仅为计划经济做了背书，无异于承认了计划体系在理论逻辑上的自洽性，而且引申出令整个社会理论界深感不安的共产主义可行的结论。因此，西方经济学热衷于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并不全然是出于技术上、数理上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超经济学甚至超经济哲学的意识形态原因。不同学派的西方经济学者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在反共的问题上却达成出奇的一致，这是根植于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认同。

(三) 矛盾激化——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恐慌

西方经济学理论通常可以划分为政治性的经济理论、主干性的经济理论和基础性的经济理论。^[33]当具有强政治性的政治性经济理论和弱政治性的基础性经济理论同时应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慌便出现了。苏联模式是世界经济史中无法绕开的议题，苏联的特殊性在于在帝国主义环抱的欧洲世界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欧洲东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社会主义”“集权政治”，这些特征中任意一个都足够让苏联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与焦点。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阵营中并不把苏联的经济模式视为西方经济学成果的一部分，但毋庸置疑，苏联的经济政策完全符合政府干预的范式，甚至在哈耶克(1944年)看来，在压迫自由市场的本质上，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罗斯福新政与苏联模式并无本质的区别，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后果，只会以极权主义收场。^[34]因此，西方经济学者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始终无法以一种纯经济学的无附加意识形态的方式给出，这种超越经济学本身的意识形态恐慌，更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经济学根植于哲学基础又表现在学说与政策对立之中的逻辑矛盾。

国内外不少主流经济学拥趸往往持批判苏联而鼓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态度，无异于罔顾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甚至同源的特性。美国桑塔费学派的鲍尔斯(Bowles)认为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研究生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简直就是1969年在哈瓦那教授的“计划经济”课程的翻版。^[35]熊彼特(Schumpeter)则更直接地批评二者均为“李嘉图恶习”的产物。^[36]

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背后以庞大的数学家与经济学家团队的冗杂工作为支撑，以线性规划为代表的数理方法也在苏联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这显然是苏联学者主观上努力将理性主义尤其是理性预期假设应用到计划经济之中，可以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本就是理性主义思维的一种必然延续。理性预期假说中的关键假设在于完全信息而非完全竞争，因此起码在方法和技术层面，任何以不具备理性色彩为中心而对苏联计划经济施加的批判，都是有失公允的。那么，苏联模式的失败应同样被视为政府干涉模型所要面对的质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主义的质疑。

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再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理论与政策上的背离使得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发展成一种逻辑上和数学上的游戏，学者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又一个愈加完美而精密的数理模型，却仅仅能够实现基本假设内的逻辑自洽，回答现实经济问题则成为了理论的短板，尤其是将适用背景从西方世界变更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掩饰这种超越了经济研究的意识形态分歧，掩饰经济学呈现出的这种庸俗化与浅薄化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过分或故意地高估了。诺贝尔奖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类奖项，引入经济学之初便是认为经济学已经是一门自然科学，或起码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内部已经具备部分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当以建立新的模型为特征的诺奖得主大放异彩之后，对诺奖评判标准的高估使得建构主义思维与数理化特征便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潮流，而前代经济学家以思辨为核心的思想精髓相应地被低估而搁置了。

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上溯希腊时代精神源流，伊始于文艺复兴，蓬勃于启蒙运动，不同历史与现实背景孕育了不同的经济思想流派，这也为我国的经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代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进入改革开放新纪元，亦应出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济学体系。2015年12月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该项原则首次出现在中央级别的会议上，点明并引领了我国经济学发展建设的目标与原则，也敦促学界对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这一认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建构了西方思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其二者必然的产物。尤其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延续西方经济学者过分关注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桎梏，那么便只能继续纠缠于此般无解的死局——西方式二元对立的逻辑决定了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总是只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择一而从。2014年，在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讨论会上，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二者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国内学者已经预感到，面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状况，经济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解决市场需不需要管理的问题，也不是解决市场需要何种管理的问题，而是如何突破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出包含政府行为在内的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以解释和指导现实经济发展。^[37]

政府、市场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我国思想界的讨论由来已久。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就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做了定调。^[38]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分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那么“政府”与“市场”不过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应当是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与什么样的市场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类福祉，而非执着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强调“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2]

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认识的经济理论理应来源于具体历史背景中的社会实践之中，如此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西方经济学曾长期指导西方乃至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其应当被正视的历史贡献。但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就中国经济奇迹给出全面适宜的解释，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当今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理论的冲突，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超越纯粹经济研究内容的意识形态矛盾，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也势必基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旨在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问题。

同时，面对根植于西式思维的西方经济学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政府”和“市场”在我国应当是怎样一种关系，如何重建好或者寻找到讲好中国经济学故事的哲学与方法论基础，理应是我国学者慎思之问题。应当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没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并不是说明其在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出的理论成果失去了价值，恰恰相反，这种没落说明了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兴未艾，以中国经济学为代表的更具多元化、特色化的经济学研究正在汲取西方经济学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填补其空白，从而增进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与认识，这与我国致力倡建的“人类文明共同体”精神是一致的。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以直面现实、尊重现实为前提，而不应拘泥于理论、学派、称谓上的争论探讨，墨守成规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早在上世纪末，叶坦就对西方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遍性问题提出了质疑，指出经济学的发展宜多元化，而不宜单一化、简单化，并提出寻根“中国经济学”于中国传统经济“经济之学”思想的新世纪学术研究展望。^[39]程霖等指出，“中国经济学应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中国经济学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各种已有经济思想并实现创新，致力于揭示中国经济规律，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并寻求更具一般性和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提炼，最终形成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40]综上所述，盲目排斥乃至摒弃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并不可取，科学的态度是重新审视我国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物质与精神文明，同时对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批判认识、批判继承，兼收并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解释和验证我国经济成果的背后机理，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建设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面向历史、面向时代的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全新经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