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内容本属于技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但技术社会学更多的是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对特定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意义，忽略了对传统农业社会里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关系探讨以及生产技术形成根源的分析，尤其是对海洋生产技术的科学解释和理性分析尚未得到经验研究方面的证实。长岛木帆船作为传统海洋实践的一种特殊劳动工具，在长期被人们选择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制造技术和使用技术，而技术社会化过程就是指这些技术被社会所接受、使用和传播的一系列过程，这个过程集中体现了技术“被选择”的条件和目标。长岛木帆船广义上是长岛地区各类渔船的总称，主要包括：大榫子、中榫子、小榫子和小舢板(也称为小划子或腚榫子)以及“大瓜篓”(也称为“大风船”)，狭义上特指“大瓜篓”。而长岛木帆船的制造技术也叫长岛木帆船的排船工序，船体部位的设计要根据功能部位的需要而定，它具有“双桅帆、平底造”的技术设计标准，充分体现了技术的“传统理性”(人海和谐的设计理念)。在清代以前，中国沿海地域的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船舶作为主要生产工具，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沟通交流。^[1](P63)而长岛木帆船的制造技术对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这是因为技术是人类应对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经验模式，它是创造工具、运用工具、改进工具的实践方法。所以，一般组织的工具性社会活动与社会的其他因素的发展变化相关联。^[2]一般来说，技术只有被赋予了“手段”和“工具”的意义，才称为真正的技术。^[3]因此，针对长岛木帆船制造技术这一分析单位，可以通过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范式、解释范式去观察长岛木帆船在特定时间段内技术产生与演变的历史模式，以从中复证与辨明社会变迁中技术社会化过程的内在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长岛木帆船技术社会化过程中“被选择”的条件进行详析和分类，借以阐明技术的社会选择与社会定位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社会化过程产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对技术社会化过程中技术功能的解释和技术-社会系统分析的思路是本文的重点，其中对技术行为和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是技术行动主体对技术选择的微观层面解释。而地方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口结构以及军事策略是社会整体对技术选择的宏观层面解释。从技术的社会选择与社会定位的视角去分析长岛木帆船的技术社会化过程，不仅可以从中发现传统农村社会中技术产生与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且还可以很好地解释传统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技术因素。

社会问题始终与社会发展相伴随，社会问题处理的不好或者是得不到有效地解决，会导致社会发展畸形，个体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而传统渔村社会问题本质上是贫困问题的扩大化表征，贫困问题是一个社会缺乏经济活力和经济刺激因素而导致的社会现象，对于传统渔村社会来说，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倾诉会转变为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技术的运行性效益是最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捷径和手段，技术的价值体现为人们对生产工具的使用和追求。由于个体的生存性矛盾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由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决定的，所以人们对技术的推崇实际上是人们对极端社会问题的深刻认知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由于长岛地区是典型的海岛型社会，自然环境的挑战迫使人们寻找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用以发展经济，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当地居民找到了当地经济落后的根源，由此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

任何社会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人通过其社会行动表现出来的。^[4](P8)人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古今中外先哲们不断追求探讨的问题，个体的发展难免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5]个体行为通常要建立在前人的实践经验之上，因为他们的行动旨在追求足够的报酬，以尽可能的避免由行动失误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浪费。面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劣势，丰富的海洋资源能够刺激个体作出行动上的反应，以满足他们自身或家庭发展的需要。生存问题是个体最基本的追求，所以最初长岛木帆船制造技术和使用技术的产生不是基于当地居民个体的心里冲动或情感因素而产生的，而是基于个体的生存目的或者说是他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通过创新、学习甚至是模仿新的技术来解决生存性矛盾。当周围的环境剥夺了一个人生存权力的时候，他们往往倾向于依附公正性的利益期待，来缓解自身的生存危机。长岛木帆船的生产技术产生是一种公正性期待的结果。最初，这一技术是当地有权势的大户人家(也就是后来的船主)通过一些技术上的成本投资促成了技术的被接纳过程。一般当地有钱的海商和地主以及部分地方官员，为了满足个人经济利益，派人去其他地方学习造船技术，他们对技术的投资集中包括了对技术工具、技术知识、技术管理和技术人才等各个方面的投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技术的改良或是技术的引进通常是自上而下的缓慢性变革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它不仅会受到技术能否满足个体生存发展需求的客观压力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一种公正性期待的心理压力影响。因此，个体生存性矛盾既是技术的产生条件又是技术服务的对象。

社会问题不仅局限于个体层面，还是社会整体发展所面临的瓶颈，技术的产生更多的要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同，这也是社会选择的标准和指标。其中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和高度集中的领域，好的产业不仅能够带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能改善社会的精神面貌，增加人们的生产欲望和生产积极性。所以，对于技术的选择必然是人们对产业发展问题的正确反馈和响应。长岛木帆船的生产技术具有其特定的应用空间和生存空间，而远海渔业带来的可观经济效益就是它发展和推广的社会基础。历史证明，技术可以为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足够的发展空间。所以，一种产业对符合它发展模式的技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反之，产业根基的缺失会促使人们反思导致这种问题的根源。长岛木帆船大约有35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当地人一种“适应策略”的生计考虑。^[6]这里所指的生计也就是渔业生计，渔业生计是长岛木帆船技术化的社会结果。渔业生计可以说是海岛居民在综合衡量当地经济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社会现实之后作出的科学抉择。通常一个企业的运转除了市场以外，还需原料、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要素的支持。^[7]产业是企业的集合，所以，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意义也具备同样的效益。另外，技术对组织是否重要，不是组织的抽象特质，而是技术在组织中的实践特质或应用特质。^[8]这种组织的实践特质归根到底还是指特定技术在产业里的实践效益。在风帆时代，传统渔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渔业始终伴随着渔业技术(长岛木帆船的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发生转变，从原始社会的渔猎采集活动到后来的农业社会里的远海捕捞活动再到后来现代社会里的远洋渔业都是技术不断演化和更替的结果。

技术的社会选择必然要符合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原则，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分别是技术实践场所的区域化和区域的情境化所要实现的内容。^[9](P180)技术在普遍意义上实现区域化之前，特定地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是人们分别基于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和社会整体发展的需求而定的，而自然条件在这两个条件确立之前，早就被人们所注意到了，所以自然条件是长岛木帆船技术“被选择”的先决条件。人们对产生技术的日常接触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在经济领域里，长岛渔村的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人口的转移是技术“被选择”的客观经济条件。而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军政发展的需要和社会政策的制度化实践是实现技术社会化过程的社会条件。

由于缺乏足够的耕地面积，使得当地生产的粮食难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就是说，当地难以形成传统农业社会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个体的生存性矛盾是人们面对自然条件被迫寻求发展的内在推力。通常自然环境这一变量与个体对生存策略的选择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自然条件有时也会成为人们寻找新的生产工具的最大推力。由于长岛地区的土壤多为盐化潮土和棕壤土类土质，这些占据了长岛土壤总面积的67%。再加上这些土壤的表层砂砾多，含碱量较高，土层浅，蓄水能力低，养分含量少，漏水漏肥，不适合种庄稼。另外，长岛多为旱季，历史上经常发生干旱无雨的天气，这使得当地的玉米、高粱和小麦严重减产。^[10](P65)因此，当地居民为了摆脱个体发展的生存性矛盾，开始摆脱农业发展的劣势，寻找新的经济发展途径。^[11](P44)海岛居民不像陆地农民那样拥有大片可以开垦的土地，当地居民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开始选择了走远海渔业的发展道路，以尽可能地摆脱农耕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和被动局面。

另外，由于长岛周边海域是很多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并且周边海域外侧有良好的越冬场和卵化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远海性鱼类洄游的必经海域。^[12](P32)因此，长岛周边海域的渔场分布相对较多。在传统封建船主所有制时期，当地有钱大户通常把这些公共渔场视为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地，这些船主会主动召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打造木帆船，以便雇用更多的渔民从事更大规模的远海渔业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工具-技术的重视程度和对技术使用的要求发生了转变，并把长岛木帆船的建造任务视为整个渔业生产实践活动的重心。作为一种资源禀赋的自然优势，它为长岛木帆船的技术社会化过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此外，由于长岛地处渤海西部，水下有很多暗礁和沙丘，一般来往的渔船或其他船只很容易被搁浅，而长岛木帆船被船匠设计成平底船，以便在涨潮以后，长岛木帆船就可以凭借平底的优势再次浮上水面正常航行。由于长岛当地海域季风性比较强，长岛木帆船向前航行时，从左舷或右舷来大风时，平底船在倾倒40度左右仍然能够正常航行。^[12](P122)再加上长岛地处渤海与黄海的潮流交汇处，该海域的海岸线比较曲折，周边的岛屿分布密集，其附近的海域水位相对较深，拥有天然的“V”型和“C”型海沟谷。这些天然的避风港和通畅的航道也成为长岛木帆船生产技术被普遍选择和使用的有利自然地理优势。基于这些有利的海上通道，能够极大地减少它在海上运输货物或远海捕捞活动时的风险性和时间成本。这就像最初古埃及人利用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关系开凿人工海上航道一样，因为它能够极大改善船只的航行状况。^[13](P56)其中，老铁山航道、隍城航道、北砣矶岛航道等都是当地有名的海上航道。因此，实践经验证明，技术在设计方面的操作经验首先要考虑的是自然条件这一客观因素。基于这一现实，一般当地船匠根据长岛附近海域的自然规律，设计出“双桅帆，平底造”实用性强的生产工具和其制造技术。

当产业的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时，离开了产业技术和生产工具人们无法从事或者参与任何社会生产生活，这是因为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生活和生产上的便利会无处不在。经济条件是人们最初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强度和生产风险而作出的理性决策，它不仅会关注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规律，而且还会关注人们的经济利益需求和对消费欲望的追求。所以，技术的生产实践活动固然是经济刺激产生的直接因素。从本质上讲，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本属于生产方式的内在范畴。但生产方式是生产要素和生产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影响技术进步的经济条件必然与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存在内在的联系。技术的产生也是社会系统本身对生产技术功能需求的一种价值追求，新技术系统的显性或潜在功能蕴含了社会系统对它的经济诉求。^[14]就长岛木帆船制造技术产生的经济条件来看，它与传统渔村社会所提倡的两种渔业经济发展理念存在内在的联系。

第一种是“以海为田、造船牟利”的生产发展需要。生存资料的获取作为一种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它具有维持人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及其保证人正常生活所需的交通和生产工具的特点。^[15]换言之，渔民们靠海吃海的传统习惯，通过渔业生产他们能够实现海洋实践过程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更好地维持生计。这实际上是一个对自身行动方式的理性选择过程，也是个体或社会自我发展的一种生存逻辑。^[16](P36)所谓“以海为田、造船牟利”的生产方式是当地人因地制宜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为了获取足够的海洋渔业资源，早期的渔民赶海活动或近海渔猎活动很难满足人们的巨大生存欲望，所以只有把广阔的海洋资源当作为一种“海洋牧场”，才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渔业生产，以获取更多的渔业资源，而长岛木帆船恰恰是实现这一环节的必要条件。就海洋渔民而言，为了增加渔民自身的家庭收入和维持自身的正常生活，在1949年以前，当地就有大部分未成年男性主动拜师学艺的传统，他们主要是去学习长岛木帆船制造技术和远海捕捞技术。一般穷苦人家的孩子12岁时就到船上当渔工(俗称“伙计”)，这些孩子每年参加一季度的生产，3年后可作为正式渔民常年出海打渔，时称“拉长趟子”。在这过程中，他们要学习和摸索一些海洋实践知识，例如：识风、识流、识别渔场和航线等；另外，摇橹、使帆、掌舵和下网等也是他们要学习的内容，以便更好地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所以，生产捕捞功能是长岛木帆船技术实践的经济基础，这一技术的实践不仅包括人们对长岛木帆船制造技术的掌握，而且还包括人们对长岛木帆船使用技术的运用程度。

第二种传统渔村社会的渔业经济发展理念是“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交通运输需要，它是基于海岛人对外互动交流和商品流通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由于岛上缺乏人们生存所需要的教育资源、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医疗条件，所以，在长岛木帆船产生之前，当地人很少有机会获得这些资源。早在隋唐时期，长岛就已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海上通道，日本使者数次经过长岛到达中国的京城。宋代，长岛附近海道时开时闭，所经过的船只多为民间贸易船。到了元代，江苏、浙江等南方各省岁贡皇粮400余万石，均由海上运粮到京城，长岛成为漕船必经之地。^[17](P163)在清代，长岛作为北方最重要的海上通商要道，当地聚集了大量的南方客商，还有部分外国商人，为了减少海运的成本，外地商人大量租赁当地的长岛木帆船用以海上运输商品货物。^[10](P165)因此，长岛木帆船也成为了船商这一群体谋利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在1949年以后，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人员、货物的疏散和流通，发起了鼓励渔民建造长岛木帆船的号召，当地财政部门和渔业部门对长岛木帆船的购置和维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这也充分的体现了长岛木帆船作为海运的有力工具，它能够支持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一现实。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技术产生的经济条件是与其行动主体最直接相关的因素，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船只、工具以及武器等内容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人因为要生活，永远的在改变他的四周环境。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们创造了器具，构成了人工的环境，并学会用工具去获取食材。^[18](P4)很显然，经济条件是长岛木帆船生产技术产生和演化的最直接目的，也是当地人在特定场域运用这一技术资源来谋取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生存环境是任何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人类所需要的技术是人们为了维持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目的，通过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所产生的对各种外部和内部社会条件的依附以及获得这些条件的主观愿望来实现的。^[19](P2)所以，技术不仅会受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且也会受到所处社会条件的约束。本文所指的社会条件是技术在传统渔村社会中产生的关于人口、阶层和军事发展等方面的社会结构化构成要素。虽然有些技术化的社会条件会滞后于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但社会条件始终是最高层次的技术社会定位。而传统渔村社会中，导致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产生的社会条件可以归结为是当地产业人口的转移、传统社会的权威型统治和当地军政发展需要的制度化实践这三个层面，归根到底也就是对当地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系统化的解读。

首先，劳动人口的转移即当地很多农业人口逐渐转变为渔业人口。当地人最初从事小规模的近海渔业或在浅滩附近从事赶海渔业活动，由于生产规模较小，且这种生产活动不具备长期的稳定性，所以限制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增长和就业机会。在传统农业和小规模近海渔业发展不理想的情况下，当地人口逐渐转移到对远海渔业的活动中，而这一人口条件又为长岛木帆船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了足够的人力基础。通常长岛渔村经济发展的外界压力会加速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闲置人口向渔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这不仅能够为技术社会化过程提供充足的人力保障，还能促进技术实践中劳动力之间竞争和合作的经验积累，这样便可以保证长岛木帆船的生产技术在远海渔业实践中，能够可持续的被应用。具体来讲，这方面产业人口的转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技术制造者的数量在不断扩充，原先的从事传统手工技术活的木匠逐渐转产转业，主动投入到设计和制造木帆船这一行业，并最终演变成了当地有名的船匠。其次是技术使用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在1935年，长岛县北五岛的远海捕捞从业人员就有3242人，占岛上总渔业人口的73.25%。到了1936年，长岛的远、近海捕捞业劳力比例为3:2，其中以长岛木帆船为生产组织单位发展起来的渔民占渔业总人口数的75%。^[10](P265)远海渔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发展之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使得很多农业人口逐渐放弃了从事种植业的传统发展途径，开始选择从事远海捕捞业。另外，当时很多闲置的农村人口也逐渐投入到这一行业中，并逐渐演化为经常出海的渔民群体。

其次，传统社会的权威型统治是作为约束个体或集体行为的传统渔村社会管理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涉技术的实践和技术的传播过程，而这种影响与军政发展需要的政治力量恰好相反，因为它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技术“被选择”过程。通常在长岛渔村社会里，当地的地方官员会强调长岛木帆船生产技术的应用，从而形成一种常规化的生产秩序和抉择模式。在渔民的意识中，国家的权力扩张和农村的“集体主体”一直是比较模糊的概念。然而村落作为一种共同体，其地缘和血缘方面的社会认同观念比较强。^[20](P126)所以，渔村社会的权威型统治通常是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意志的集中体现。在1945以前，长岛传统渔村社会的管理体制集中体现为封建船主所有制，在这种封建体制下固然形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统治与剥削关系，船主作为传统村落的领袖，为了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利益剥削，他们选择通过对木帆船、网具以及其他有形社会财产的占有，形成了对雇工日常行为的约束。其中，他们利用长岛木帆船的技术实践过程对渔工进行剥削，最成功的方式就是采取“小合账”的渔业利益分配方法，这种封建剥削方式一直延续到1945年长岛第一次解放前夕。^[10](P57)传统渔村社会作为一种村落共同体，显然具备费孝通所说的那种“差序格局”式的传统乡村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特征。^[21](P45)这种“差序格局”式的秩序使得长岛木帆船的生产技术正是在这种权威型统治下，实现了普遍意义上“被选择”的社会化过程。另外，由于“泛家族——家长式”的权威统治体系经常会涉及到村落的权力结构、人际关系以及资源积累与分配等日常事项。所以，这种“泛家族”式的传统权威型统治模式最终选择了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作为资源积累与分配这一事项的主要内容，其村落的领袖对技术拥有绝对的生产抉择权，并随着个体自身发展的需要，对这一技术的应用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因此，传统社会的权威型统治也是一种对技术选择的主要社会条件。

最后，军政发展需要下的制度化实践也是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被选择”的社会条件之一，这种影响对于技术的“被选择”来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地方军政发展的需要作为当地社会结构在建构中被考虑的主要因素，它会对技术的发展，形成一种强制性的政治干涉。在风帆时代，长岛木帆船不仅是经济上的生产工具，更是巩固统治者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的有力工具。在1539年，当时明朝政府为了加强海岛防务，集中营军400名驻军在长岛，当地政府鼓励引进木帆船制造技术和技术人员，以打造新型战船，加固海防。后来，随着明朝灭亡之后，这些士兵在当地定居，随后逐渐演化为当地的海盗或渔民群体，这些木帆船制造技术和部分木帆船制造者也被延续下来。在清康熙年间，朝廷又推行“招民劝耕”和“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海岛发展政策，长岛上的人才开始大量增加。到了清光绪初年，长岛居民有4500余户，基于对渔业实践探索的需要，长岛木帆船开始被部分农民群体所接受。在1929年，东北海军在南长山岛寺后村(现乐园村)前口和鹊嘴村一带建造了很多军用码头和港口，以方便运输军需物资的往来木帆船在此停靠。^[10](P65)另外，在1945年，由胶东海路进入东北的普通船只由此在长岛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运输活动。由于他们在海上运输军用物资时受到了当地风浪的威胁，并且他们使用的木帆船很难适应当地的海况。所以，后来在村民的协助下，他们筹集了大量的长岛木帆船用于运输士兵和军用物资。^[10](P65)因此，军政发展需要下的制度化实践实际上为长岛木帆船和其生产技术“被选择”的过程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上层建筑对这一技术的认可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力量，而这种政治力量对于维护统治者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至关重要。

技术的社会定位过程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它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技术的社会定位不仅是社会对技术的一种期待，更是技术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一旦技术少了具体的社会定位，那么它的发展将失去生存的意义和支撑的力量。在风帆时代，长岛木帆船的传统生产技术，它在渔村社会中的定位主要包括：技术的群体定位、技术的功能定位以及技术的实践定位。这三种定位层面，主要是由技术“被选择”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共同决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技术的社会定位与技术的社会选择都是技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而技术的社会选择是社会定位的基础和依据，技术的社会定位是对社会选择的定向反应。

一般来讲，技术的群体定位特指与某一技术相关的利益群体，他们通常是技术的使用者或是技术的制造者，甚至是技术的享有者。^[22]针对不同群体对技术的认知程度、掌握程度和实践程度，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职业阶层和劳动分工。^[23]所以，技术的群体定位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目标群体的利益需求和现实需要。在风帆时代，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在“被选择”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社会群体在推动技术工具的产生和推广。其中，最早发起这一技术应用的群体就是船主、海商，他们一般是技术的投资者，并掌握着对这一技术的控制权和所有权。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产生的最初目的，就是服务于船主或海商的利益需求。另外，技术的制造者通常掌握着对这一技术设计和制造的知识经验，他们会受到船主的雇用，定期生产特定数量和特定种类的木帆船。所以，就长岛木帆船的生产技术而言，技术的制造者通常特指船匠，他们的行动和日常实践活动会被船主所安排和设定。最后，技术的使用者，他们通常是被船主或海商雇用的劳动工人，一般他们会掌握对这一技术的操作和使用技巧。在远海渔业实践活动中，渔民是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的使用者，并且他们行动的指向性和技术实践意识会比较明确。在一条木帆船上，渔民间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地位划分比较明确、层次分明，例如：管理整条船的船长和副船长，负责勘察鱼群的老渔民(当地俗称“鱼眼”)，还有在船上做饭的伙计，最后是普通渔工。因此，技术的群体定位就是对技术行动者的一种职业或社会身份地位的阶层划分，技术的群体定位不仅会对技术的实践类型产生影响，而且还对技术的功能分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技术的功能定位是技术“被选择”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对技术不同期待的社会结果。通常技术的功能定位会导致技术的功能分化，因为在传统社会里，民间技术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专有私人物品，而是具有一定共享目的的公共社会生产要素。所以，技术必然会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改进和创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各种生产需要。就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的功能定位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一技术的生产功能——远海捕捞作业功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技术的运输功能——人员、货物的交通运输功能。最初，长岛木帆船被当地部分封建船主所掌握，他们为了获得足够的财富，巩固自己在村落的社会地位，往往选择长岛木帆船作为满足他们这些目的的有力工具，所以，他们会雇用大量的渔民使用长岛木帆船去从事远海渔业生产活动。另外，长岛本地早在清代就存在海商在当地经营各种商品货物或是货物的倒卖流转活动迹象。所以，他们会租赁或者购买大量的长岛木帆船来作为运输商品货物的专用货船，以便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海运的成本，他们会鼓励船匠引进先进的造船技术，还会要求船员(渔民)必须具备足够的航海经验和渔船操作技巧。因此，技术的功能定位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功能分化是体现这一技术价值最大化的“理想途径”。

技术从开始的被选择和被认可到后来的被推广，这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适应过程。^[24](P56)而实践是技术效益得以实现自身价值属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传统渔村社会，现实的紧迫需求和技术行动者的策略性考虑会建构一个实践逻辑，并以机械化的常规操作指导和控制技术行动者的日常行为。就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的实践定位而言，主要包括：技术的被设计阶段，也就是技术的准备期；其次，是技术的应用阶段，也就是技术的过渡期；最后，是技术的传播和完善阶段，也就是技术的成熟期。技术在不同的实践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生产任务和生产原则，并且涉及的行动主体也不同。在长岛木帆船生产技术的准备期，人们主要注重技术实践的可能性和技术实践后带来的利润空间。一般来说，当一种技术实践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带来的利润空间越大时，人们对它选择的倾向性就越大。^[25](P91)长岛木帆船在被制作的时候，船匠一般会遵循一定的设计原理，这一技术在被引进和改造的过程中，他们总结出了排船的顺序口诀：“先排底，后排帮，最后排18舱”。基于长岛木帆船具有平稳、抗风、载重量大的优势。^[10](P232)所以，它能够满足远海捕捞的作业条件。在长岛木帆船生产技术的过渡期，技术已经被当地部分群体所掌握，其应用的空间和实践规模相对有限，人们对技术保持一种中立的价值判断态度，这一过渡期是技术发生功能分化和技术改进的关键期，为了得到更多群体的认可和推崇，技术的创造者不得不对技术进行改造，以适应远海生产作业或在附近海域进行交通运输的需要。后来，当地实行“母船带子船”的远海作业方式正是长岛木帆船这一技术不断被改造和被适应的结果。最后，在长岛木帆船生产技术的成熟期，人们对这一技术的选择更多的是关注它后续的运作成本和运作效益的现实情况。由于这一技术能够给渔村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技术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社会符号和主导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总之，自然条件是技术社会化过程的先决条件，经济条件是技术社会化过程的根本条件，社会条件是技术社会化过程的基本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技术社会化过程的全部要素。技术社会化过程的效果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传统科技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生产模式。因此，从技术的社会选择与社会定位这一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长岛木帆船的技术社会化过程。通常技术社会化过程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技术的社会选择是当地人对个体生存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受阻的客观社会问题作出的一种集中反馈，从而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理性的抉择行为和情感认同机制。而社会选择是技术社会定位的客观依据和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技术社会化过程会以一套标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程序来指导对技术的选择和实践。技术只有经历了反复的“被选择”过程，才能避免技术偏差、技术异化甚至是技术的不适应等潜在后果。基于长岛周边的自然条件，人们面临的是生存性矛盾这一现实，从长岛木帆船“被选择”的经济条件来看，它是当地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用以克服严峻的自然挑战和实现人们自我价值追求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社会条件又为这一技术的产生提供了人力、资本和制度上的保障，并为技术的引进、技术的实践和技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社会环境和大的平台。最终，这一技术在“被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在目标群体、功能分化和实践阶段这三个层面上的技术化社会定位模式。因此，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互动关系，技术也必然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方面的指导、约束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