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东盟国家主要位于南海地区，与中国一衣带水，水产品贸易往来频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有效激发了双边贸易潜力。作为中国水产品第三大出口地，2018年中国对东盟市场的水产品出口额为27.32亿美元，占中国水产品总出口额12.92%，但相比于中国水产品出口规模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的日本、美国、欧盟，中国对其水产品出口额同比却下降了2.77%。那么，当下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现状如何？影响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在水产品生产成本日益增长、同构竞争加剧、经济呈现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保持并扩大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规模？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水产品的全球竞争力？这些已成为当下水产品国际贸易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的出口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具有较好的互补性，中国出口的增长会使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出口显著增加。^[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Park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基于关税同盟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了该自由贸易区建立对推动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发挥的积极作用。^[2]当然，中国与东盟不同产业之间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贸易既存在互补性也存在竞争性，^[3][4][5]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相关研究也不少，但大都从中国与东盟总体贸易角度来进行研讨。^[6][7][8]

近年来, 中国学者对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潜力、贸易特征和贸易效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指出中国对外农产品与东盟多数国家贸易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 但同时也存在着贸易不均衡、出口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低等问题。^[9][10][11]在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方面，我国学者也比较早地开展了相关研究。^[12][13]邵桂兰等利用中国与东盟2000—2011年水产品贸易数据, 研究指出经济规模、人均GDP差额、CAFTA关税对双边水产品贸易增量影响较强，而地理距离、人口规模、中国水产品总产量影响不大；^[14]岳冬冬等研究指出，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整体竞争力呈现上升趋势，建议通过扩大中国水产品在东盟国家的贸易规模和优化水产品出口类别结构, 进一步提高中国对东盟水产品贸易的竞争力；^[15]章家清等从贸易指数入手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水产品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提出中国与东盟水产品均量大，但质不高，水产品出口结构相似；^[16]郑思宁等对海峡两岸水产品对东盟市场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二者在东盟市场渔业合作的对策建议；^[17]俞国祥等提出，中国与东盟需深化贸易结构，双方水产品在世界市场、日本市场中竞争力提高，但在美国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降。^[18]张瑛等基于贸易产品三元边际的分解, 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中美水产品出口动态变化的原因, 提出扩大中美水产品出口、减小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相关对策。^[19]

整体来讲，目前对于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采用定量实证研究方法，选择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2000—2017年水产品贸易数据，重点研究人口、距离、双边GDP、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CAFTA等对双边水产品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双边水产品贸易潜力，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水产品贸易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水产品贸易特征 (一) 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水产品贸易规模变化

中国与东盟国家水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占总贸易额的90%以上。同时，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得出，在东盟各国中，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水产品人均消费量较高，但缅甸和越南水产品自给自足能力较强，与其他五个国家相比，缅甸和越南与我国水产品贸易往来相对较少。因此综合考虑贸易规模和市场潜力，本研究选择2000年到2017年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国与中国水产品的贸易规模作为研究对象。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可分为两个阶段(见图 1)。2000年至2007年，双边贸易总体规模较小，2000年、2001年和2005年出现逆差。从2008年到2017年，贸易发展迅速，出口总额从2008年的1.7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9.05亿美元，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长为1.93亿美元。

呈现上述两阶段的主要原因有：第一，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往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一衣带水且资源互补性强，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平台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第二，受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2008年中国对东盟主要国家水产品呈现逆差；第三，在过去的十年间，东盟各国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各国对于进口的需求增加。

(二) 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水产品贸易结构变化

根据《2015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年度报告》，中国主要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进口鲜活或者未加工的水产品，而主要出口腌制或者冷冻的水产品。这与中国和东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相适应，即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优势产品。

由表 1可以看到，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在从事双边水产品贸易过程中，中国出口的水产品种类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水产品种类从2002年的28种增加到2015年的58种；中国对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出口水产品种类分别从2002年的65种、52种和72种增加到2015年的106种、83种和107种；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水产品种类由37种减少到33种。中国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进口的水产品种类保持相对稳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2—2015年，中国从新加坡进口水产品种类由32种减少到11种；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水产品种类由59种增加到79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中国加入WTO后，新加坡的水产养殖、仓储、销售等产业不断发展，水产养殖资源有限，近年来发展缓慢。以前从新加坡进口的水产品现在可以在中国自供。其次，印尼是传统渔业大国，资源丰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水产品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补充了我国水产品生产的优势，带动了水产品贸易的增长。

① 数据根据中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统计年鉴(2002—2015)计算所得，该年鉴可提供当年统计数据。

根据UN Comtrade协调编码制度(HS)，水产品可以分为0301—0307七类，其中前五类(0301—0305)为低附加值产品；后两类(0306—0307)为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表 2，2007—2010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水产品为0303(冻整鱼)，占总进口额的41.27%；出口最多的水产品为0303(冻整鱼)，占总出口额的59.62%。2011—2014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水产品为0306(甲壳类)，占总进口额的47.13%；出口最多的水产品仍然为0303(冻整鱼)，占总出口额的47.89%。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水产品主要是低档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而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水产品正由低档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向精深加工和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转变，双边的贸易结构决定了双边进出口贸易的刚性。

② 根据UN Comtrade数据整理。

三、中国-东盟水产品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一) 模型构建

贸易引力模型被广泛地用于各国之间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通常认为贸易国的GDP、人口、贸易距离等会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借鉴杨友孝等的研究，^[20]本文在引力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关税、交通基础设施、城镇人口等变量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模型如下：

$ {\rm{Ln}}{{\rm{Y}}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0}}}{\rm{ + }}{{\rm{ \mathsf{ β} }}_{\rm{1}}}{\rm{LnGD}}{{\rm{P}}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2}}}{\rm{Ln}}{{\rm{D}}_{{\rm{ij}}}}{\rm{ + }}{{\rm{ \mathsf{ β} }}_{\rm{3}}}{\rm{LnTARIF}}{{\rm{F}}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4}}}{\rm{LnE}}{{\rm{R}}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5}}}{\rm{LnT}}{{\rm{I}}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6}}}{\rm{LnI}}{{\rm{R}}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7}}}{\rm{CAFT}}{{\rm{A}}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8}}}{\rm{LnE}}{{\rm{I}}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9}}}{\rm{LnPO}}{{\rm{P}}_{{\rm{jt}}}}{\rm{ + }}{{\rm{ \mathsf{ μ} }}_{{\rm{ijt}}}} $

(1)

上式中，Y_ijt表示第t年i国与j国水产品贸易总额，GDP_ijt表示第t年i国与j国GDP的乘积；D_ij表示i国与j国的首都距离；TARIFF_jt表示第t年j国进口关税总额；ER_ijt表示第t年i国与j国汇率之比；TI_jt表示第t年j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IR_jt表示第t年j国存款利息率；CAFTA_jt为虚拟变量，表示第t年j国是否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入记为1，未加入记为0；EI_jt表示第t年j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POP_jt表示第t年j国总人口。β₀为常数项，μ_ijt为残差项。其中，本研究选择用i国表示中国。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中国与东盟水产品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可以采用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等方法。但采用时间序列进行实证研究时，数据会发生时序相关现象，会降低结果的可靠性，故本研究选择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UN Comtrade、CEPⅡ、世界银行、中国-东盟自贸区网站。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水产品贸易总额Y_ijt，以美元计价的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水产品贸易总额可以反映中国对东盟主要国家的水产品贸易规模，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2、解释变量

(1) GDP_ijt。GDP_ijt表示贸易双方GDP的乘积，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规模和购买能力，GDP以现价美元为单位，数据采用单一年份官方汇率从各国货币换算得出。通常一国GDP越大其自身供给、需求能力越强，因此预期GDP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向。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2) D_ij。D_ij表示两国的贸易距离，本文选择两国首都距离代表贸易距离。由于水产品对于运输、时间、储存条件等要求较高，两国若距离较远很容易影响水产品的质量，并且远距离水产品贸易对运输和储存的要求更高，成本大幅增加，所以距离越远越不利于两国水产品贸易的开展。预期距离对于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负向。数据来自于CEPⅡ。

(3) TARIFF_jt。TARIFF_jt表示水产品进口关税的税率，其对于水产品双边贸易具有重大影响，由于各国水产品进口关税数据不全，因此选择各国以美元为单位的进口关税总额来衡量。东盟主要国家进口关税总额越大则贸易壁垒越高，不利于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预期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负向。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4) ER_ijt。ER_ijt表示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汇率之比，可以反映中国与东盟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选择中国和五个东盟进口国的官方汇率来计算，官方汇率是本币单位相对于美元的价值。出口国汇率与进口国汇率之比若大于1，则表示东盟国家货币比人民币价值高，因此ER越大表示人民币相对价值低，有利于中国水产品出口，ER越小表示人民币相对价值高，有利于东盟主要国家水产品出口，预期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正负向均有可能。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5) TI_jt。TI_jt表示东盟主要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借鉴杨友孝等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的影响，^[20]本文选择货柜港口吞吐量、航空货运量和铁路网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的组成指标，每一指标的权重为1/3，通过加权平均求出各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TI越大表示东盟国家交通基础建设情况越好，有利于水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降低贸易成本，预期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向。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6) IR_it。IR_it表示东盟各国的存款利息率，存款利息率越高，则居民越倾向于储蓄，在可支配收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必然会减少消费。存款利息率越高，则居民储蓄比重增加，消费能力下降，必然导致对水产品等的购买力下降，预期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负向。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7) CAFTA_jt。CAFTA_jt表示第t年东盟国家是否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虚拟变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作出重要贡献，加入该自贸区可以降低进出口关税、降低贸易壁垒。因此，加入CAFTA将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水产品贸易合作和发展，预期该指标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向。数据来源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网站。

(8) EI_jt。EI_jt表示东盟主要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本文选择人均耗电量和人均能耗量作为其组成指标，每一指标的权重为1/2，通过加权平均求出各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能源基础设施质量越高说明该国能源建设和利用能力越强，而水产品贸易过程涉及到运输、储存等环节，均需要能源来支持，所以预期该指标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向。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

(9) POP_jt。POP_jt表示东盟各国家的总人口，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需求量，通常而言，该比例越大则该国对水产品的需求量越大，预期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向。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三) 模型结果分析

为防止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求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3所示。根据表 3，发现存款利息率IR_it、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EI_jt、总人口POP_jt三个变量可能与其他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

为降低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选择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 {\rm{Ln}}{{\rm{Y}}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0}}}{\rm{ + }}{{\rm{ \mathsf{ β} }}_{\rm{1}}}{\rm{LnGD}}{{\rm{P}}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2}}}{\rm{Ln}}{{\rm{D}}_{{\rm{ij}}}}{\rm{ + }}{{\rm{ \mathsf{ β} }}_{\rm{3}}}{\rm{LnTARIF}}{{\rm{F}}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4}}}{\rm{LnE}}{{\rm{R}}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5}}}{\rm{LnT}}{{\rm{I}}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6}}}{\rm{LnI}}{{\rm{R}}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7}}}{\rm{CAFT}}{{\rm{A}}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9}}}{\rm{LnPO}}{{\rm{P}}_{{\rm{jt}}}}{\rm{ + }}{{\rm{ \mathsf{ μ} }}_{{\rm{ijt}}}} $

(2)

$ {\rm{Ln}}{{\rm{Y}}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0}}}{\rm{ + }}{{\rm{ \mathsf{ β} }}_{\rm{1}}}{\rm{LnGD}}{{\rm{P}}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2}}}{\rm{Ln}}{{\rm{D}}_{{\rm{ij}}}}{\rm{ + }}{{\rm{ \mathsf{ β} }}_{\rm{3}}}{\rm{LnTARIF}}{{\rm{F}}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4}}}{\rm{LnE}}{{\rm{R}}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5}}}{\rm{LnT}}{{\rm{I}}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7}}}{\rm{ACFT}}{{\rm{A}}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8}}}{\rm{LnE}}{{\rm{I}}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9}}}{\rm{LnPO}}{{\rm{P}}_{{\rm{jt}}}}{\rm{ + }}{{\rm{ \mathsf{ μ} }}_{{\rm{ijt}}}} $

(3)

$ {\rm{Ln}}{{\rm{Y}}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0}}}{\rm{ + }}{{\rm{ \mathsf{ β} }}_{\rm{1}}}{\rm{LnGD}}{{\rm{P}}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2}}}{\rm{Ln}}{{\rm{D}}_{{\rm{ij}}}}{\rm{ + }}{{\rm{ \mathsf{ β} }}_{\rm{3}}}{\rm{LnTARIF}}{{\rm{F}}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4}}}{\rm{LnE}}{{\rm{R}}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5}}}{\rm{LnT}}{{\rm{I}}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7}}}{\rm{ACFT}}{{\rm{A}}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9}}}{\rm{LnPO}}{{\rm{P}}_{{\rm{jt}}}}{\rm{ + }}{{\rm{ \mathsf{ μ} }}_{{\rm{ijt}}}} $

(4)

$ {\rm{Ln}}{{\rm{Y}}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0}}}{\rm{ + }}{{\rm{ \mathsf{ β} }}_{\rm{1}}}{\rm{LnGD}}{{\rm{P}}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2}}}{\rm{Ln}}{{\rm{D}}_{{\rm{ij}}}}{\rm{ + }}{{\rm{ \mathsf{ β} }}_{\rm{3}}}{\rm{LnTARIF}}{{\rm{F}}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4}}}{\rm{LnE}}{{\rm{R}}_{{\rm{ijt}}}}{\rm{ + }}{{\rm{ \mathsf{ β} }}_{\rm{5}}}{\rm{LnT}}{{\rm{I}}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6}}}{\rm{LnI}}{{\rm{R}}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7}}}{\rm{CAFT}}{{\rm{A}}_{{\rm{jt}}}}\\{\rm{ + }}{{\rm{ \mathsf{ β} }}_{\rm{8}}}{\rm{LnE}}{{\rm{I}}_{{\rm{jt}}}}{\rm{ + }}{{\rm{ \mathsf{ μ} }}_{{\rm{ijt}}}} $

(5)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的回归方法对模型(1)—(5)进行估计，两种回归方法估计结果相似，并用hausman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进行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得出的可信度更高，并且距离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所以选随机效应RE的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 4可以看出，模型(1)选择的9个解释变量中有8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在1%水平上显著的指标有4个，在5%水平上显著的指标有3个，在10%水平上显著的指标有1个。除TARIFF_it外，在模型(1)—(5)中，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与预期相同。

(1) GDP_ijt。在模型(1)—(5)中，GDP_ijt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系数在0.7左右。上述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国家GDP的乘积每增加(下降)1%，则双边水产品贸易总额将增加(下降)0.7%左右，GDP变动会引起中国与东盟国家水产品贸易总额约2.5倍的波动。GDP也是除了距离D_ij和东盟国家总人口POP_jt之外，对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影响最大的因素。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五国GDP总量增大，使国内需求旺盛，国内产品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偏好，从而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GDP总量增大，会改变消费结构，对水产品的质量、技术等要求增加，也促使各国不断调整水产品的生产结构，进行经济转型，增加水产品的附加值。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水产品企业需抓住这一机遇期，利用有利的市场环境，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建立品牌效应。

(2) D_ij。在模型(1)(2)(4)中，D_ij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在模型(1)—(5)中D_ij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为负，与预期相同。距离是影响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在模型(2)(3)中，距离D_ij是除了东盟国家总人口POP_jt之外，对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距离是对双边贸易传统的影响因素：一方面，随着距离增加，两国文化、社会差异增大，使得交流和合作机会减少；另一方面，水产品的储存时间较短且对存储条件要求高，因此远距离运输不利于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增大贸易成本。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运用改善了产品的运输条件、提高了效率，并且有利于两国的互惠互利和交流合作，因此距离对水产品贸易的影响近几年正在不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有利于中国打破距离的界限，让中国的水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国家应积极地参与和鼓励水产品企业、科研院所等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促成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合作，给水产品贸易提供有利的环境；企业要改进水产品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水产品检验标准，使得出口的水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3) TARIFF_it。东盟各国进口关税总额TARIFF_it在上述五个模型中，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相关系数为正，在0.04—0.09范围内波动，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东盟各国进口关税每变动1%，则中国与该国水产品贸易总额同向变动0.04%—0.09%。东盟各国进口关税增加反而会促进双边水产品贸易，这与预期不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带来了有利于双边水产品贸易发展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促使贸易区内各国降低水产品进口关税；二是自由贸易区内各国降低水产品进口关税，相对而言，从非自贸区国家进口水产品的成本增大，因此东盟各国进口关税越高反而利于中国水产品出口到东盟。

(4) ER_ijt。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汇率之比ER_ijt，在模型(1)—(5)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相关系数为正。官方汇率是本币单位相对于美元的价值，中国汇率与东盟各国汇率之比越大，表示人民币价值相对于东盟国家货币价值要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汇率稳定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需要加强与国际对话，深化多边合作，鼓励国内企业出国投资，完善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

(5) TI_jt。在模型(1)—(5)中，东盟主要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TI_jt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1—0.4之间，在模型(4)(5)中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选择货柜港口吞吐量、航空货运量和铁路网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的组成指标，说明海运、航空、铁路的发展状况良好对中国与东盟国家水产品贸易起正向作用。一方面，交通状况便利化程度影响水产品周转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水产品的交流与合作，减小文化差异。因此，当前为落实中国海洋振兴战略，必须建设一整套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同时将水产品贸易合作拓展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

(6) IR_it。在模型(1)—(5)中，东盟各国的存款利息率IR_it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且相关系数在-0.45左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东盟各国存款利息率每增加(减少)1%，则中国与该国水产品贸易总额减少(增加)约0.45%。东盟国家存款利息率越高，则居民储蓄比重增加，消费能力下降，必然导致对水产品等的购买力下降。从2000—2017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存款利息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这使得居民有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因此国内企业必须抓住这一机遇，提升产品的经济附加值，由生产低端水产品向中高端水产品迈进。

(7) CAFTA_jt。在模型(1)—(5)中，东盟主要国家是否加入CAFTA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28—0.51之间，在模型(1)(2)(5)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商品贸易，中国与东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对水产品贸易而言，东盟国家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降低进出口关税，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水产品贸易的优势互补。这不仅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而且保证用较低的价格购买较高质量的水产品。所以在发展双边和多边水产品贸易时，应在国家层面搭建平台，如建立贸易区、合作体等。

(8) EI_jt。在模型(1)(3)(5)中，东盟主要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2—0.3之间，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选择人均耗电量和人均能耗量作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的组成指标。一方面，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越高说明该国能源建设和利用能力越强，而水产品贸易过程涉及到运输、储存等环节，均需要能源来支持；另一方面，能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科技水平越强越有利于两国相互交流与合作。所以建设良好的能源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应积极鼓励和引导政府、企业、科研院校与东盟国家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从而保障以水产品贸易为代表的海洋战略顺利开展。

(9) POP_jt。在模型(1)—(4)中，东盟各国家的总人口POP_jt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在1.6—2.1之间，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上述模型中，POP_jt是对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影响最大的因素，人口规模越大则需求越多，有利于中国开拓潜在市场。当东盟国家人口规模增大时，则每一层次的居民其消费偏好对比更加清晰，尤其是关注东盟国家城镇人口所占的比例。通常而言，该比例越大则该国城市化程度越高，居民人均购买力越强，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增加。中国企业，尤其是水产品企业，应该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可以以电商平台为基础打造“水产+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模式；在出口水产品时更应该注意产品的多元化，企业针对不同消费者生产不同的水产品，并在销售和营销渠道上有所侧重。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2SLS模型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根据表 4所示，中国与东盟国家GDP乘积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向，说明贸易双方国内生产总值增大，有利于增加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往来。同时，当双边水产品贸易增加时也会使GDP增大，说明被解释变量和GDP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引入GDP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对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引力模型，利用2SLS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进行回归，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关系数符号不变，仅是相关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有轻微变动，说明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四、水产品贸易潜力分析

通常选择贸易的实际值与引力模型测算出的拟合值的比值作为贸易潜力。根据赵雨霖等对贸易潜力的分类标准，^[21]当贸易潜力小于0.8时，认为双边贸易是潜力巨大型，在未来该国家市场潜力巨大，是出口国应着重开发的市场；当贸易潜力在0.8—1.2之间时，认为双边贸易是潜力开拓型，市场潜力未充分发挥；当贸易潜力在1.2以上时，认为双边贸易是潜力再造型，表明现有潜力已经用完。

本文选择模型(1)计算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拟合值，由表 4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模型(1)的回归方程为：

$ \begin{array}{l} {\rm{Ln}}{{\rm{Y}}_{{\rm{ijt}}}}{\rm{ = 0}}{\rm{.65LnGD}}{{\rm{P}}_{{\rm{ijt}}}}{\rm{ - 0}}{\rm{.779Ln}}{{\rm{D}}_{{\rm{ij}}}}{\rm{ + }}\\ {\rm{0070LnTARIF}}{{\rm{F}}_{{\rm{jt}}}}{\rm{ + 0}}{\rm{.470LnE}}{{\rm{R}}_{{\rm{ijt}}}}{\rm{ + }}\\ {\rm{0}}{\rm{.130LnT}}{{\rm{I}}_{{\rm{jt}}}}{\rm{ - 0}}{\rm{.422LnI}}{{\rm{R}}_{{\rm{jt}}}}{\rm{ + 0}}{\rm{.384CAFT}}{{\rm{A}}_{{\rm{jt}}}}\\ {\rm{ + 0}}{\rm{.259LnE}}{{\rm{I}}_{{\rm{jt}}}}{\rm{ + 2}}{\rm{.012LnPO}}{{\rm{P}}_{{\rm{jt}}}}{\rm{ - 46}}{\rm{.296}} \end{array} $

(6)

根据回归方程(6)，结合2000—2017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实际情况，计算得出表 6。通过表 6可以看出，从2000—2017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水产品贸易潜力均在0.8—1.2之间，属于贸易潜力开拓型，说明中国与这五国的水产品贸易潜力正在开发，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总体而言，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水产品双边贸易潜力在2000—2017年呈现小幅度波动，均值分别为1.010、0.998、0.990、0.968、1.025，说明中国与东盟五国未来进行水产品贸易时应积极发挥CAFTA的作用，扩大交流领域，深化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技术等各方面的合作；同时，对国内企业提出更高要求，完善信息交流系统，充分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偏好走向，从研发、生产到运输、销售各环节实现低成本和高附加值。此外，由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有较多的华人、华侨，所以在与这些国家合作时，应该发挥中华文化的作用，双方同宗同源，可以减少贸易冲突的发生，密切彼此的联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00—2017年，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影响因素主要有：中国与东盟各国家GDP、距离、东盟主要国家进口关税总额、中国与东盟各国汇率之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东盟各国存款利息率、是否加入CAFTA、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得分、东盟各国总人口，其中总人口、距离和GDP的影响最大。纵观18年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水产品双边贸易潜力在0.8—1.2之间，属于贸易潜力开拓型，各国贸易潜力基本保持稳定。在五个国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因此需求层次也较高，对于产品种类、质量、品牌和附加值等比较注重。而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华人，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便利无形中缩小了地理上的距离，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的深入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调整和优化出口结构。中国在巩固和提升水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同时，要结合东盟国家消费需求调整和优化水产品出口结构。中国应高度重视优势水产品在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增加高标准水产品，进一步优化水产品结构，培育水产品出口竞争新优势，积极采取措施促使水产品种类增加或水产品种类创造，扩大竞争性水产品的出口。同时，水产企业应该大力引进水产养殖人才、管理人才和销售人才，提高水产品质量和数量，优化产品结构，利用更好的营销模式在全球建立起品牌效应。

第二，提高创新能力。中国应加大水产品科技投入力度，在已有水产品出口种类的基础上，努力寻找新品种水产品出口市场，增强水产品加工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加强水产品科技含量，通过科技优势开发新品种，加大出口水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逐步改变中国与东盟水产品出口贸易过度依靠数量增长的弊端，从而深入挖掘东盟水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深化区域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通过消除关税壁垒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加快双边水产品贸易的发展。

第三，深化市场多元化战略。对于不同贸易潜力型国家应采取多元化、梯度化出口策略。对于印度尼西亚等潜力再造型国家，需要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双边水产品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泰国和菲律宾等潜力开拓型国家，在进行水产品双边贸易时，需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向这些国家出口互补性的水产品，提供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其潜在需求，充分挖掘现在市场的潜力。对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潜力巨大型国家，需深化加强交流与合作，在教育、科技、生态等诸多领域形成友好伙伴关系，实现贸易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四，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契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与新机遇，应充分发挥该战略在双边水产品贸易方面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全新的内容与环境，应建立合理的汇率制度，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对话合作，鼓励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保持汇率稳定。另一方面，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抓住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通过建立出口贸易协会、各种工业园区、电子商务平台、商务展览等贸易交流方式，把握东盟国家消费需求的变化，为出口企业提供指导和建议，从而促进出口结构与消费需求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