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海洋文化遗产在促进沿海旅游休闲产业发展[1]、增强沿海社区凝聚力与文化认同[2][3]、提供未来气候及海洋环境预测的历史信息[2][4][5]、保护沿海生态系统[6]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人类在沿海与海洋地区开发强度的日益加剧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的日益显著，全球海洋文化遗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保护并管理好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已成为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已成为国外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并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相较于国外，我国在此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为此，有必要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推动我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为从原始文献中提取共性、方向性内容以便于系统梳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方法，[7]使用Web of Science、Taylor&Francis Online、Science Direct、Springer等多个数据库，以“maritime/marine cultural heritage”“coastal heritage”“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coastal archaeological sites”“shipwreck”“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等作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或使用“sea level rise”与“heritage”的组合进行主题查询，同时查阅引用和被引文献。通过初步检索产生了大量文献，立足于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而非聚焦统计分析，本文从中筛选出了72篇代表性文献进行重点梳理与总结。
二、国外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海洋文化遗产影响因素研究 1、气候变化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全球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8]这种威胁在沿海与海洋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4][9]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平面上升与海洋属性变化两方面。
(1) 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沿海低洼地区被淹没，同时海平面上升还导致风暴潮、洪水发生概率增大, 全球、区域(如地中海沿海低洼地区、北极地区)沿海文化遗产正面临严重威胁。[10][11][12][13][14]Marzeion等预测，全球温度升高3℃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将会使得19%(136个)的世界遗产(文化与混合遗产)被淹没。[12]Reimann等研究发现，位于地中海低洼地区的49个世界文化遗产中，37个面临百年一遇的洪水风险，42个面临海岸侵蚀的风险。[13]对美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孟加拉等国家沿海地区的相关研究也明确了上述负面影响。[8][11][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如Anderson等研究显示，如果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1米，美国东南部沿海至少会有19676项遗产被淹没。[17]
海平面上升及不断增强的风暴潮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海洋文化遗产造成威胁。这种威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基质侵蚀、淹没压力和盐度增加导致沿海红树林生态系统退化, [28]与此生态系统密切关联的沿海社区信仰体系将受到巨大冲击。[6][29]另一方面，海草在防止文物暴露、促进保护性和厌氧性沉积物覆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海平面上升及不断增强的风暴潮引发海草与沉积物的损失，进而可能导致水下遗产外露并加剧侵蚀。[4][30][31]
(2) 海洋属性变化的影响
海洋温度升高将增加100米深度内潮间带和水下金属类文化遗产的侵蚀速度。[4][18]同时，温度上升也会造成生物活动范围的转移，对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以船虫为例，船虫不仅威胁水下木质类遗产, [4]也会破坏潮间带结构, [32]英国汉普郡和康沃尔郡南部海岸沉船上发现的黑鳍船虫就是由于海水温度上升而从南纬度迁移至此的。[11]除温度外，海水盐度也被认为是影响船虫迁移的原因之一。[33]此外，海洋温度升高将会导致珊瑚白化，[34]进而使得与珊瑚礁等生态系统交织在一起的信仰体系面临挑战，[29]也会由于珊瑚礁系统减缓波浪冲击能力的下降而加剧海岸侵蚀，进而威胁沿海文化遗产。[18]
珊瑚虫等生命体分泌的碳酸钙为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持续的保护屏障，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多所引发的海洋酸化无疑会削弱这一保护屏障。[4][35]海洋的酸化还加速了水下石质类文物的溶解与金属类文物的腐蚀。[18][36]虽然海洋酸化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威胁已达成共识，但对金属腐蚀率、有机材料以及文物稳定性方面的影响仍不甚明了，[4][36]未来需要结合具体的海洋环境信息增加对这一影响的实证分析。
2、人类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沿海地区人口的密集分布以及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日益加剧对海洋文化遗产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人类活动、与海洋文化遗产相关的认知、政策、法律法规等。
(1) 人类活动的影响
对海洋文化遗产造成潜在威胁的活动表现在：一是各国的项目开发建设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美国沿海的房地产开发已经破坏了众多史前考古遗址与沉船，[37]西澳大利亚州因近海石油、天然气、风能的开发而建设的基础设施给未知的水下文化遗产带来潜在的风险，[38]英美国家的捕鱼、养殖和能源开发活动也已经对水下考古遗址产生了负面影响，[39]加纳海上石油开采所引发的污染增加也对水下文化遗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威胁。[40]此外，沿海建防护堤、清淤、采砂、船舶交通活动加速了海岸侵蚀，进而会影响大量已知和未知的沿海文化遗产。[17][41][42]二是休闲旅游活动。休闲潜水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对水下文化遗产构成破坏与扰动，[2][43]遗产旅游所产生的垃圾、为迎合沿海旅游所建造的旅游建筑项目对沿海的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3][44]三是非法打捞活动。海洋探测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非法打捞活动增多，对水下文化遗产造成直接破坏的风险显著增强。[45]如受到商业利益驱使，日德兰战役中的沉船至少有64%遭到了商业打捞与破坏，这种打捞的速度在进入新世纪后明显加快。[46]
(2) 人类遗产认知与政策法规的影响
在认知层面，研究显示，对水下文化遗产价值与脆弱性的认知不足，[43]或错误地认为海岸侵蚀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41]都将对海洋文化遗产构成严重威胁。在政策法规层面，部分国家(如加纳)水下文化遗产立法的缺失，[40]《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的保护年限过短(如将不足100年的水下文化遗产尤其是二战时期沉船排除在外[3])，抢救性发掘中回收许可证审批过慢，[47]也会对水下文化遗产构成严重威胁。
(二) 海洋文化遗产调查与数据库建设研究在遗产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完整详细的数字化遗产清单是制定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战略的前提，[18][29]国外学者特别强调这一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17][38][41]并在遗产调查与数据库建设两个方面开展了相关的探讨。
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呈现出以下特点：(1)遗产调查通常以项目的形式运作，如苏格兰的CZAS(Coastal Zone Assessment Surveys)、英格兰的RCZAS(Rapid Coastal Zone Assessment Surveys)。(2)调查通常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和时间，[5][48][49]由此产生了国家或地区在海洋文化遗产调查方面的不均衡现象。如西非十四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沿海海域都没有经过考古学家的系统调研，[40]而在美国、威尔士、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越南等国家或地区，这种情况得到了明显改观。[9][17][29][48][49][50][51][52](3)伴随着国外对社区参与海洋文化遗产项目的不断探索，[11][53]社区参与调查也将成为未来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的重要补充。
数据库建设研究主要关注遗产的数据质量，具体包括：(1)空间位置精确性。由于存在侵犯隐私、掠夺、非法潜水等方面的担忧，有相当部分的海洋文化遗产在线数据库并未提供精确的空间位置，[9][17][54]限制了社区居民的参与，需要通过构建信任或审核机制[9]予以解决。(2)数据完整性。包括遗产数据的完整性与遗产属性数据的完整性。Koutsi等对全球51个沉船数据库的分析发现，当前已记录的沉船数量与实际存在的数量有着明显差距，[54]Daly等认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文化遗产数据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29]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后续海洋文化遗产脆弱性分析的准确性以及制定的管理战略的全面性。完整的属性数据通常包含遗产的基本信息和现状信息。基本信息通常包括遗产年代、类型、规模、材质、建造技术等，对于特定类型的遗产如沉船，其基本信息通常还包括沉船建造时间、沉没时间、沉没原因以及与重大战争等事件的关联等。[17][29][54]现状信息包括遗产的破坏现状、保护现状以及破坏原因等，水下文化遗产的数据获取相对较为困难，其现状信息存在明显缺失。[29][54](3)数据更新。持续的数据更新是海洋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29][54]其解决的途径：一是通过寻求合作伙伴帮助数据库建设项目的持续运转; 二是招募社区志愿者对数据进行持续更新，这也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29][53]通常此类研究也是以项目的形式运作，通过试点研究，从社区激励、技术等视角探讨公众自愿贡献数据的长效机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
(三) 海洋文化遗产脆弱性评估研究海洋文化遗产脆弱性评估通常是在实地调查评估与案头评估两种方法的基础上开展的。[25][55]实地调查评估能够获取遗产以及周边环境的最新准确信息，如遗产精确位置、类型、保护状况以及地质、地貌、侵蚀等级等，[5][25][29]进而可以对遗产当前脆弱性进行精确评估。这种方法通常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保障。基于众包技术产生的社区参与实时调查评估能够弥补此类项目数据更新慢的弊端，成为专家评估的重要补充，如SCHARP(Scotland′s Coastal Heritage at Risk Project)中的ShoreUPDATE部分。[56]项目案头评估主要基于项目实地调查之前的预准备或学术探索进行，[15][49][57]通常使用DEM、航空影像(正射影像和斜射影像)、历史地图、权威遗产记录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城市扩张、人口增长预测[15][17][55][57][58]等不同来源与类型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这种评估方法比较适合大范围遗产区域的快速评估，区域规模与基础数据的准确性成为影响评估效果的关键。[25]伴随着调查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各类型历史数据的不断完善，两类方法相结合将成为未来海洋文化遗产脆弱性评估的核心发展方向。
具体来看，确定脆弱性评估指标与方法是海洋文化遗产脆弱性评估的核心，国外围绕海岸地区展开了深入研究，如表 1所示。评估指标主要包括：(1)海岸线相关指标。具体包括地貌、历史海平面上升率、海岸坡度、海岸侵蚀率、波高、潮汐范围，[15][16]海岸线变化率也成为评估海岸线变化的重要指标。[57][59][60]遗产在海岸环境中的空间位置也对其脆弱性构成威胁，这一类指标包括离海岸线的距离、遗产的海拔高度。[15][16][23][58][61](2)人类活动指标。Reeder等将土地利用作为人类活动威胁的重要指标，[15][16]Daire等将基础设施、交通频率、活动(旅游活动、工业活动等)作为人类活动威胁的指标。[61](3)抵抗力指标。包括遗产本身抵抗力、基质抵抗力以及外在保护措施。[23][58][61]总之，指标的确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评估的规模、数据的质量(遗址空间位置的精确性、影像的分辨率等)、海岸线的具体特征、遗产的完整性等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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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代表性的遗产脆弱性评估指标与方法 |
由于海洋文化遗产与所在地环境形成了密切的关系，遗产所在地环境便成为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址保护成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原则。具体保护措施包括：在潮间带种植米草和红树林[63]等生物方法，修筑护堤[64]、加装防护笼[65]、原址回填[66]、文物本体结构维护[63]等物理方法，阴极保护[43][52]等化学方法，数字化记录[5][29]和持续监测[18][43][52][65][67]方法等等。同时，受到侵蚀、风暴、抢劫、开发以及重要研究问题的解决需要等因素的影响，原址保护并非在所有时间都是最佳选择，[13][33][68]虽然挖掘或移动通常也会使遗产尤其是水下文化遗产面临遭受破坏及保护成本昂贵的风险或困境，[69]但有时却是在不挖掘的损失和挖掘造成的损害之间权衡的结果。除了常见的抢救性挖掘办法[47][65][68]外，整体性搬迁也是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的保护对策，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哈特拉斯角灯塔为防止海岸侵蚀被整体向西南方向移动了885米，[64]英格兰比奇角的Belle Tout灯塔为防止悬崖倒塌整体向悬崖另一侧移动了17米。[70]
2、保护与管理规划研究将海洋文化遗产纳入全球到地方海洋发展规划或法定保护区中能够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建立合法性基础，进而确保其得到长期有效保护与管理。但在战略层面，无论是在《21世纪议程》中，还是在后来的《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路线图中，海洋文化遗产对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几乎完全被忽略。[2][71][72]海洋文化遗产也很少被纳入海洋保护区、海洋空间规划与沿海地区综合管理中。[45][73][74]究其原因，第一，长期以来对陆地与海洋[2]、自然(生态)遗产与文化遗产的二分法使人们形成了单一而非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无论是陆地与海洋，还是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第二，由于很多遗产位于水下，对其在海洋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认知存在严重缺失。[2][43]第三，海洋文化遗产的评估方法与当前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中的资源评估方法不兼容。
针对于上述问题，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战略层面，Trakadas等指出可以积极融入《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计划中，创建“海洋十年遗产网络”以促进海洋考古学家与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合作，[72]Vallega认为可以借鉴《欧洲海岸带行动准则》的做法将海洋文化遗产融入到可持续的沿海管理中。[71]在规划层面，Callegari等在沿海综合管理的框架下制定了沿海文化遗产管理准则，以方便当地决策者、规划者和管理者使用。[75]Khakzad等基于综合复杂理论提出了沿海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跨学科评估方法，并将其融入到海洋空间规划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框架中。[73]Papageorgiou提出了将水下文化遗产纳入海洋空间规划的五步战略，包括遗产的登记与评估、确定提升遗产经济价值的方法、选择最合适的保护区划类型、规定和限制保护区内的活动、确保遗产缓冲区内使用的规划与更广泛海洋区域内采用的空间规划相一致。[45]
3、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研究随着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海洋文化遗产威胁的日益加剧，加之遗产所处海洋环境的复杂，仅靠公共部门和遗产保护专家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保护管理任务，需要众多利益相关者支持。国外学者特别强调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不同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如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40][46]、遗产数据库建设的政府、机构、学界的合作[17][52]、执法监察层面的跨部门合作[52]、公众参与项目的社区、学界、遗产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9]、具体考古项目的考古学家与海洋科学家的合作[72]，等等。
在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合作中，公众参与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成为核心议题，且通常以项目的形式运作，较为代表性的项目有苏格兰的SCHARP(Scotland′s Coastal Heritage at Risk Project，包括ShoreUPDATE和ShoreDIG)[5]、佛罗里达的HMS(Heritage Monitoring Scouts)[53]、英格兰的CITiZAN(Coastal and Intertidal Zone Archaeological Network)[76]、爱尔兰的MASC(Monitoring the Archaeology of Sligo’s Coastline)[77]、法国的ALeRT(Archéologie, Littoral et Réchauffement Terrestre)。[78]围绕项目开展的研究内容包括参与动机、参与成效以及参与中存在的问题或挑战。在参与动机方面，Viduka等调查发现，有目的的潜水、对海洋考古与海洋遗产的兴趣以及监测沉船遗址的状况是潜水员志愿参与的主要动机，研究或学习沉船的更多知识、看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沉船、享受水下的宁静以及看到海洋生物是沉船潜水的主要动机。[79]在参与成效方面，Dawson和Graham等的研究显示，社区居民不仅在苏格兰海洋文化遗产的数据更新、新数据发现、遗址重建、社区参与提名优先保护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通过积极参与也使得社区对气候变化与遗产威胁的认知进一步增强。[5][51]Miller等对公众参与HMS项目的研究发现，志愿者的参与不仅可以长期跟踪遗址的变化，还能及时发现如遗址围栏破损等简单的管理问题，志愿者贡献的信息也有助于未来研究与项目修复。[53]在存在问题或挑战方面，Gerrard指出，如果公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响应，其参与的热情便会降低; [80]Wragg等提出，项目运作结束后，后续如何保障志愿者的持续工作将是面临的一大挑战; [76]Olmos Benlloch等发现，公众对遗产损坏的反应并不总是积极的，一些志愿者由于担心公开遗址会遭到抢劫而不愿意分享他们的信息。[78]
三、总结与展望国外研究围绕遗产影响因素、遗产调查与数据库建设、遗产评估、遗产保护与管理对策四个紧密相关的主题，以海洋治理理论、遗产保护理论、海洋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并将人(利益相关者)、遗产、环境及其关系作为基本研究视角与研究逻辑起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如图 1)。总体上看，国外研究呈现出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重视对策研究。研究往往围绕遗产面临的现实紧迫性问题开展，这些问题如遗产遭受的自然人为破坏威胁，遗产在政策法规层面的缺失，遗产保护游离于当前的海洋空间规划之外，等等。基于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通常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第二，强调跨学科研究。海洋文化遗产受到复杂的海洋环境影响，以水下文化遗产为例，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水下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的综合影响，涉及材料科学、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69]对其影响与脆弱性的评估、具体保护原则与措施的研究需要通过跨学科合作与努力。第三，注重多视角、多尺度研究。国外研究注重从遗产本体、利益相关者、环境三方面对海洋文化遗产开展多视角的研究，如基于遗产本体的保护措施、保护与管理规划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参与调查与动机研究、治理结构研究，基于环境的影响因素研究，等等。同时，围绕人、遗产、环境三方面，国外开展了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的多尺度研究，无疑丰富了海洋文化遗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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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外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研究框架 |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沿海及海洋地区产生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文化遗产，这些(或部分)遗产在国家海洋权益维护、[81]海洋强国建设中文化基础的夯实、[82]沿海乡村(渔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外相似，我国的海洋文化遗产也受到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威胁，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已迫在眉睫。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国内研究除了在水下文化遗产法规层面相对较为充分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均较为薄弱，在跨学科研究、多视角、多尺度研究方面也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其研究框架更是无从谈起。
总体来看，一方面，国外研究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框架，未来需要在具体内容方面不断深化; 另一方面，国外已形成的研究框架能够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与启发。以下围绕具体研究内容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
1、深化数据获取方式与数据库建设标准的研究遗产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是海洋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国外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一系列成果的取得也得益于这一点。尽管国外学者非常重视遗产的数据库建设，但是针对数据库建设的研究却较少，且主要集中于社区参与的遗产调查与数据更新方面，对数据获取、数据质量(如精确位置、数据完整性)、数据库建设平台兼容性等问题的独立性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具体到我国，伴随着文物普查的深入开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文物普查数据库，但在数据质量、法律与所有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其开放获取仍存在一些障碍。[83]未来需要集合政策法规、GIS数据库建设以及遗产保护与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在保障遗产安全的前提下，从数据开放与获取方式、数据库建设标准(平台、属性字段、数据精度等)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为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的脆弱性评估、保护与管理规划研究奠定基础。
2、注重遗产价值的研究遗产的价值是遗产保护的根本原因，是除脆弱性之外遗产优先保护策略制定的另一重要依据，也是对遗产进行空间规划与综合管理的基础。[73]价值研究主要涉及价值内涵解读与价值评估两方面，当前国外在这两方面的独立性研究均较少，[1]相关研究多从某一视角(如社区参与)或某一价值层面(如社会或经济价值)开展，并未形成系统的价值分析体系与评估框架，在当前面对不同层面价值冲突时的论述也较少涉及，亟需加强此方面的研究。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要在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统领下结合具体遗产进行，基于具体遗产的价值内涵挖掘是构建遗产价值分析与评估体系的基础，需要针对实际案例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与案头分析，显然在此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最后在大量案例总结基础上逐渐形成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与评估框架。为了使得价值分析与评估框架更具有可操作性，未来需要重点探讨围绕某一类型遗产或某一区域遗产构建分析与评估框架。
3、加强遗产影响因素与脆弱性评估研究国外海洋文化遗产影响因素及脆弱性评估研究在技术与方法层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与气候变化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研究相比，对人类影响的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宏观的判断上，对不同的海洋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分析。第二，受到海洋环境的复杂性、不同人类活动对水下文化遗产影响的差异性以及水下可进入性等因素的制约，当前对水下文化遗产脆弱性的评估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我国，《2021中国海平面公报》监测分析显示，1980—2021年，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3.4毫米/年，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水平，[84]加之海岸带开发强度的增加，[85]我国沿海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但当前无论在影响因素还是脆弱性评估方面，我国与国外仍有较大的差距，未来需要借鉴国外海洋文化遗产影响因素与脆弱性评估的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沿海地理环境的实际，开展基于地方、区域、国家层面的深入分析，进而为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科学保护与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4、重视公众参与动机与合作模式研究国外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围绕能否取得预期成效开展，对公众参与动机的研究较少，而公众参与的动机将直接关系到公众参与的规模、有效性以及持续性。未来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借鉴相关领域志愿者服务动机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项目实际开展深入研究。此外，虽然国外学者强调不同层面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合作模式上论述较少，未来应以水下文化遗产为重点并结合相关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具体到我国，历史上通过海船，中国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并在各国产生了众多具有关联特征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在当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核心价值的呈现需要跨界的合作与管理，围绕这些文化遗产构建跨区域、切实可行的合作模式成为当前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研究中亟需探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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