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资料，海外最早创建妈祖宫庙的是琉球国，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琉球国在那霸天使馆附近，创建了“弘仁普济天妃宫”，俗称“下天妃宫”，宫内有明代匾额：“灵应普济神祠”“慈航普度”。其中，“灵应普济神祠”是夏子阳、王士祯所作，“慈航普度”是杜三策、杨抡等人所作。明穆宗隆庆元年，甲必丹华人郑方杨创建马六甲青云亭，这是南洋群岛最早的妈祖庙。同一时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出现了妈祖庙，分别坐落于萨南野间岳和吕宋岛。清代，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进程加快，康熙二十九年，日本的祝町、矶滨、玑原等地出现了天妃宫。康熙三十五年，日本大北半岛大间村创建了天妃宫。之后，日本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妈祖宫庙，如创建于乾隆元年的长崎唐人坊天后宫、创建于乾隆二十一年的琉球姑米岛天后宫、创建于嘉靖年间的日本长崎八闽会馆天后宫，等等。除日本外，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也相继创建妈祖宫庙。如，马来西亚的槟城广福宫、马六甲天福宫以及加奴和安宫等。道光年间，新加坡创建了福建会馆天福宫与宁阳会馆天后宫，印度尼西亚创建了东爪洼南旺慈惠宫。咸丰元年，泰国曼谷石龙军路创建天后宫。这些妈祖宫庙的创建者多为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华侨。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在东南亚、日本以及韩国、朝鲜一带的妈祖宫庙大约有一百多座。清代之后，妈祖文化随着华人华侨的迁移，逐渐走出亚洲。目前，妈祖宫庙遍布45个国家与地区，信众达三亿多人。可以说，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史上，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分析妈祖文化海外传承的动因、方式以及当代作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妈祖文化海外传承的主要动因

根据不同的地域风俗、方言和习惯，可以将海外华人华侨分为“福建人”“海南人”“广东人”“客家人”等不同群体，这些群体有一共同特点：他们大都是妈祖的忠实追随者，妈祖信仰为其精神依托。随着华人华侨海外迁移及日常需要，妈祖信仰功能不断扩展，除了护航，还延伸到保佑婚姻美满、帮助育儿、联系乡邦友情等内容。华人华侨在海外坚持妈祖信仰，传承妈祖文化，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寻求文化认同，以获得安身立命之助力。

(一) 妈祖文化海外传承的外因

华人华侨信仰妈祖，很大程度上具有功利性目的。他们早期出海谋生时，由于自然科学和航海技术相对落后，面对惊涛骇浪的风险，往往祈求妈祖保佑。在安全抵达海外之后，还要面临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环境问题，创建妈祖宫庙便于继续祈求庇佑、联系情谊，达到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目的。

第一，妈祖文化传承是华人华侨联系乡情的需要。海外妈祖宫庙为华人华侨提供了联系乡情的场所。以新加坡西河公司天后宫为例，该宫庙由当地侨界领袖林义顺创建。林姓华侨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经济实力雄厚，所建的天后宫除祭祀妈祖外，还是投亲移民临时联系站。一旦林姓族人遇到困难，只要来到天后宫便能得以照顾。祖籍海南文昌的新家坡华侨黄长统曾称妈祖为“母娘”，曾自述与乡人一起漂洋过海创业，“共一龛明德馨香，同作慈航宝筏”“奇甸钟英，琼枝竞秀，喜大众精神团结，长怀梓里枌乡”。^[1](P216)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刻有黄尊宪对联：“入耳尽方言，听海客瀛谈，越人乡语。”^[1](P222)马来西亚马六甲琼州会馆天后宫刻有王国宪对联：“州居乡情洽，宏图丕展，欣看天地出精华。”^[1](P225)由此可以看出，身处异乡的华人华侨，将妈祖宫庙作为相聚沟通、帮扶创业的平台。

第二，妈祖文化传承是华人华侨解决生存问题的需要。妈祖信仰还渗透到海外华人华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妈祖宫庙不但是华人华侨祈求保佑事业兴旺发达、身体康健平安、结婚求子、考试升学等内容的地方，还是处理诸多日常事务的场所。如，作为结婚登记的场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天福宫负责办理闽籍华侨的婚嫁手续。如，在妈祖会馆开展公益事业管理，越南穗城会馆负责管理广肇医院、穗城学校等公益机构的管理工作。还有用妈祖宫庙的“香油钱”补助学校教育、医疗健康等。1849年，商人陈金声在新加坡天福宫右边创建了当地最早的中国学校“崇文阁”，其部分办学经费由天福宫出资。1673年，华侨郑芳扬创建马六甲青云亭祭祀妈祖，同时协助办理华人华侨丧葬以及清明祭祀，并设立“同善堂”解决华人华侨子女教育等问题，其经费由青云亭妈祖宫庙资助。可知，海外华人华侨往往借助妈祖信仰，联系乡邦情谊，处理经商从政、孩子教育、生老病死、邻里纠纷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黄长统创作对联评述：“据西来数十国之咽喉，一带枕瓊台，卧榻竟教留酣睡；作南行千百人之保障，三柱撑吡叻，盆香岂徒为恩私。”^[1](P216)在以黄长统为代表的华侨心中，妈祖就是他们漂泊在外的重要保障。

(二) 妈祖文化海外传承的内因

文化不是个体特征，而是许多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和教育背景的人所共有的共同心理过程，是同一环境下人们的“共同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有着不同的共同心理过程和思维方式，这就导致不同文化圈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中，海外华人华侨会根据他们习惯的认知模式来理解事物，其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通常是可预测的。但在海外他乡，面对不同生活环境和异质文化，华人华侨的自我投入反应机制和理解认知受到影响，会产生恐惧、不适等心理反应，而且文化差异越大，焦虑越强烈。华人华侨通常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不良影响，一是找到自己认同的文化圈；二是积极融入到异质文化生活中，寻求心理平衡。可以说，妈祖文化传承的内因是华人华侨面对异质文化背景，不断寻求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的缘由和结果。

第一，海外华人华侨通过寻求自身认同的文化圈来缓解文化焦虑。妈祖信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妈祖崇拜对缓解华人华侨文化焦虑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华人华侨往往把妈祖神像放在船上，或佩戴妈祖护身符，到达目的地后则修建妈祖宫庙或会馆，祈求妈祖继续庇佑。华人华侨借助妈祖宫庙或妈祖会馆平台，开展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活动。在东南亚国家，除了日常周末的祭祀与诵经活动外，每年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以及每年的妈祖诞辰等特殊节日，妈祖宫庙或会馆都要举行大型仪式活动，众多华人华侨以及当地的善男信女都会前往祭拜。他们通过妈祖庙平台，平等和谐地开展宗教活动，并以此寻找共同的内在精神和身份依托，凝聚共识，寻求同一群体来源的社会依赖和精神归属，不断建构身份认同。^[2]从某种意义而言，妈祖已成为其缓解异质文化焦虑的精神寄托，成为构建海外华侨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第二，海外华人华侨积极融入并不断适应异质文化生活。他们将妈祖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过程，不断挖掘其价值内涵，并积极将妈祖信仰融合到移居地文化中。如，日本华人华侨把妈祖信仰与所在国神祗结合起来，将妈祖作为神道神祭祀在神社里。在菲律宾，通过华人华侨努力，在天主教祈祷大会上，教皇封妈祖为天主教第七圣母，等等。这些都表明，妈祖信仰具有很强的文化适应性，能够迅速融入海外文化和信仰。对此，清代万裕兴有言：“显迹湄洲，航海梯山同庇荫；光辉南岛，华民异族共沾恩。”^[1](P222)印尼中爪哇拉森慈安宫对联写道：“圣德符上天，六合苍生，均蒙慈爱；母恩敷下土，万邦赤子，尽庆安澜。”^[1](P222)可见，妈祖信仰作为一种生存文化，随着华人华侨的迁移，正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不断走出中华文化圈，融入到当地文化中，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二、妈祖文化海外传承的主要方式

妈祖文化通过华人华侨的海外迁移与中外贸易的扩展等方式，不断从中国向“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传播。随着妈祖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传播空间范围越来越大。

(一) 华人华侨与迁移传播

人类文化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各种媒体传播；二是通过商品(主要是实物)流通传播；三是通过人口流动或迁移传播。文字记载与商品虽对文化交流有促进作用，但最忠实和最活跃的文化载体还是人类自身。在人类文化传播的诸多推动因素中，人口迁移无疑是文化分布、区域变迁和重心转移的主要因素，是文化交流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传媒手段不丰富的时代，文化传播与人口迁移更为密切，传播效果也更为显著。在华人华侨移民迁徙过程中，他们往往把妈祖的信仰带到迁居地，或以个人名义，或举家族之力，或帮群共建妈祖宫庙，并虔诚开展各种崇拜信仰活动，并对当地居民原有的信仰及风俗文化造成影响，如此，妈祖文化不断传播到“海丝”沿线各国。

以琉球妈祖信仰为例。明代妈祖信仰传播到琉球国与闽人三十六姓的迁移关系密切。《明会要》记载：“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3](P1503)陈侃《使琉球录》亦载：“特赐以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焉，使之便往来、时朝贡，亦作指南车之意焉耳。”^[4](P24)可知，明代洪武年间有诸多闽人侨居琉球，这些闽人自然而然地将妈祖信仰带到当地。根据现有资料，琉球的“上天妃宫”是当地第一座妈祖宫庙，由侨居其地的闽人所建。之后经过不断修缮，甚至成为琉球官方祭祀妈祖的正式场所。官方每年定期在此处祭祀妈祖，琉球朝贡使团出发前，也会来到上天妃宫祈祷航行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在琉球国担任重要职位的闽人也为妈祖信仰传播提供了很大助力。琉球定居的蔡姓闽人中有从二品官员一人、从三品官员九人、正四品官员三十三人、正八品一百零三人等，他们的妈祖崇拜必将有力提升妈祖信仰的影响力。此外，明清之时，中国与琉球之间具有较为完善的难民救助制度，一些中国渔民遭遇海难，漂流到琉球，也将妈祖信仰带入当地。如，清朝嘉庆六年，泉州同安徐三贯的船只曾经漂流到琉球八重山区域，其求助文书表明船员常常祭祀妈祖，以祈求航海安全。类似事件在中国与琉球边界经常发生，这些难民往往要在琉球居住较长时间，待船只修缮完毕、风向适合之时方能继续向中国航行。他们滞留琉球期间，也照常祭祀妈祖以求庇佑，琉球当地居民耳濡目染，往往受其影响，这也是其最终上升为琉球官方祭拜的原因之一。

以日本其他地方的妈祖信仰为例。如，距离中国大陆较近的日本萨南片浦的妈祖信仰。明末清初，林家祖先林北山冒险渡海来到日本萨南定居，他们渡海之时带了妈祖木制神像，定居日本后，便为这些妈祖神像建庙。又如，日本长崎“四唐寺”的创建也与华人移民相关，“四唐寺”中，兴福寺又称南京寺，福济寺又称泉州寺(漳州寺)，崇福寺又称福州寺，圣福寺又称广州寺。“四唐寺”的运营和翻新主要依赖于中国商人的捐赠。直到江户时代后期，由于中国商船进入长崎港的数量减少，“四唐寺”遭遇了财政困难，不得不缩小寺院的规模，向幕府申请资金进行维护。到了近现代社会，日本妈祖宫庙以及祭祀场所的创建都是由华人华侨发起的，如，长崎福建会馆天后堂、横滨妈祖庙等等。

再以韩国的妈祖信仰为例。韩国华人华侨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居住，主要从事餐饮、贸易、医疗、旅游、食品制造等行业。这些华人华侨仍然保持着中华文化传统，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以及风俗习惯，其中就有妈祖信仰。举一例为证：曾有杨氏家族船只在济州岛遇难，获救后定居在济州岛。杨氏后人根据当年遇难船只照片与相关人员的证词，创建了遇难船只陈列室。陈列室中设置了一处神坛，即为当时遇难船只上供奉妈祖的神坛。像杨氏家族这样的韩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定居海外之后，将航船上的妈祖祭坛转移到其聚集地，继续维持对妈祖的虔诚。

(二) 海洋贸易与扩展传播

妈祖文化海外传播与中外海洋贸易密切相关。中外海洋贸易包括官方朝贡贸易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两种。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为例，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贸易往来早在秦朝就开始了；到宋代，由于海上贸易的频繁互动，妈祖信仰通过官方或者民间渠道传播到朝鲜半岛，特别是中国与高丽的朝贡贸易，加速了妈祖信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路允迪曾于宣和五年出使高丽，途中遇到海难，因妈祖保佑得以平安渡海。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记载：“宣和壬寅岁也。越明年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道东海，值风浪震荡，舳舻相冲者八，而覆溺者七，独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樯竿，为旋舞状，俄获安济。”^[5](P1)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记载，路允迪船只航行到黄水洋时，三舵并折，处境极其危险，全体船员不惜违逆《孝经》中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通过断发方式诚心向妈祖祈福。徐兢认为之所以能避开此次海难，主要是因为波神护佑，波神即妈祖。路允迪从高丽回来之后，为报答妈祖庇佑之功，特向皇帝申请封赐妈祖，朝廷则赐予妈祖“顺济”庙号，至此，妈祖得到官方认可，影响力不断增强。

其实，早在路允迪出使高丽之前，宋朝商人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频繁。根据学者的相关统计，路允迪出使高丽前，宋代商人往来高丽的次数达九十八次之多。这些商人大多来自福建、广东等地，其中，泉州商人较多。^[6]泉州毗邻湄洲岛，泉州商人向北航行经湄洲岛时必祈求妈祖保佑，到达高丽礼成港，准备返乡之时，也停船祭拜妈祖。当时，高丽人看到这些商人与使臣供奉妈祖，也相信妈祖能够保护航海安全、渔业丰收。北宋宣和四年时，为便于商人祭拜，沙门岛创建了妈祖宫庙，此庙与湄洲岛妈祖宫庙并称为“南北祖庭”。

明朝中后期，是中国朝贡贸易向民间海上贸易转变的的重要时期。随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向东航行，其影响力在中国沿海地区逐步扩大，有效地激发了东南沿海区域海上贸易活动。很多中国商人突破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官方贡品贸易的限制，加入海上贸易的大潮。清朝虽然采取保守的对外政策，但对海外贸易则相对宽容。沿海民众的海外贸易活动传统得以延续。从事商业贸易的民众如同其先辈一样，往往于海外聚居地创建妈祖宫庙，祭祀妈祖，祈求保佑。清朝光绪十三年，潮州华侨商人创建了泰国洛坤天后宫。咸丰年间，林光贤创建了印尼丹戎槟榔天后宫，宫内有万裕兴题写的楹联。万裕兴是华侨巨贾，垦殖公司负责人。万裕兴在楹联中高度赞扬妈祖恩泽。越南会安、胡志明、河内等地的中国商人也均在当地创建商会会馆，并在会馆内祭祀妈祖。这些商会会馆往往建在较为繁华的商埠，如越南中部广南的会安。胡志明市、河内亦建有商会会馆，如河内福建会馆天妃宫创建于嘉庆十六年，《福建会馆重修碑记》还记载了当时捐资者的商号，如合成号、成兴号、福泰成等等。

可见，中国与海外诸多国家的和平贸易往来，为妈祖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物质基础。妈祖文化则借助海外华侨与华商，不断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三、妈祖文化海外传承的当代作用

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承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和认同，深化了中外各国的经贸合作。在“一带一路”文化与经贸融合与祖国和平统一战略中，妈祖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其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时代意义。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与经贸的融合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经济等方面交流、碰撞、融合、创新的历史，蕴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与价值。宋代，泉州是中国较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地官员每年举行两次“祭海”“祈风”活动，鼓励民众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元代，与海外近一百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进入泉州港的船只有时多达三百多艘。元代皇帝也多次在泉州港祭祀妈祖。明清时，大量华人移民南洋。随着海上贸易活动发展，妈祖文化也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最终到达北美区域。当前，妈祖文化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海洋文化的精华，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与先导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文化融合，深化了经贸合作。^[7]

第一，妈祖文化在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文化融合与支撑作用。2017年6月，中国发改委和海洋局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8]该设想进一步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开展全方位、全层次、宽领域的海上合作，建立蓝色伙伴关系，共同促进海上资源利用，实现共同发展。该设想规划以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共同建设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分别为：中国、印度洋、非洲与地中海经济通道；中国、大洋洲与南太平洋经济通道；北冰洋连接欧洲的经济通道。众所周知，在与不同区域和国家合作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差异性，如此则必然带来沟通方面的障碍。^[9]要妥善解决文化差异性带来的沟通问题，只能立足文化，开展交流与对接。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与具体实施过程中，文化要同行，甚至先行。如此，才能有效促成经济的繁荣发展与文化交流相辅相成。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精髓，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影响广泛。日本尚存妈祖宫庙一百多座，妈祖信仰逐渐融入到日本本土信仰，借助妈祖信仰，毫无疑问可以增进中日两国民众交流互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妈祖文化也给予高度重视，如胡志明市穗城会馆天后宫是越南文化新闻部认定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吉隆坡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是受到当地政府资金支持而创建，等等。这些宫庙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华人华侨与当地民众的交流与互动，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可以说，妈祖文化在推动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海外关系的融合发展中彰显了独特价值，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

第二，妈祖文化提供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平台。妈祖文化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加强与海内外妈祖信众的交流与合作。2016年，青岛妈祖文化代表赴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地进行交流。从2017年开始，莆田举办了“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的活动，中马、中新、中菲妈祖文化活动周，吸引了海外妈祖信众的注意力，来自日本、美国等地的多家妈祖宫庙与社团也发出邀请，呼吁湄洲妈祖能巡游当地。2018年，莆田举办了“妈祖文化与海外媒体”论坛，21个国家的海外媒体记者以及总编、社长出席论坛，共同参与“妈祖文化海外发布平台”的启动仪式。这些活动，扩大了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促进了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文化交流。妈祖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吸引海内外游客前往妈祖发源地参观考察、调研。2019年3月，来自日本、泰国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妈祖宫庙负责人以及学者来到湄洲岛进行调研与交流。海内外诸多游客前来湄洲岛参观，也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根据相关统计，2018年上半年，湄洲岛街道境内外游客370.32万人次，同比增长20.53%，旅游社会总收入达到22.26亿元，同比增长16.54%。这些数据表明，妈祖文化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可以说，妈祖文化作为连接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搭建了沿线国家互动交流的平台，从而完善了互惠互利的发展机制，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10]

(二) 祖国和平统一战略下桥梁与纽带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心里，增进台湾同胞对民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感情”。文化交流是维护两岸关系的重要环节。妈祖信仰承载着两岸民众的文化认同，也是跨越两岸的精神纽带，妈祖文化对两岸交流以及祖国和平统一战略影响深远。

第一，经济方面。妈祖文化交流推动两岸经济发展。在诸多神灵信仰中，妈祖信仰在台湾影响力不容小觑。有关学者在1918到1981年之间对台湾民间宗教信仰进行调查统计，其结果表明，在台湾影响力较大的20种主神信仰中，除了开台圣王、大众爷、有应公属于台湾本土神祗，其余17种神灵均从大陆传入，特别是从福建地区传入。从宫庙数量上看，除了1966年，妈祖宫庙数量排列第四外，其余几年均排列第三。其中，1918年，妈祖宫庙为320座，1930年妈祖宫庙335座，1960年，妈祖宫庙383座，1966年，妈祖宫庙428座，1975年，妈祖宫庙494座，1981年，妈祖宫庙510座。^[11]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中期，就不断有台湾信众前来湄洲岛祖庙拜谒，有些台胞还捐巨资修建妈祖祖庙，直接带动了湄洲岛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福建省人民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与台资，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福建诸多地方在实施这一口号过程中，往往采用宗教信仰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利用神缘吸引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企业。如今，妈祖文化交流业已成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资源和平台，有力推动了两岸的经贸合作。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3月，福建省已批准台资农业项目2650个，合同总额38.8亿美元，实际投资22亿美元，成为台湾农产品在大陆的集散地，是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的示范、窗口。可见，以妈祖文化为纽带的两岸交流与经济贸易往来，有助于创建两岸共同市场，为台湾同胞带来经济效益，也为区域稳定与繁荣带来更多机遇。

第二，文化方面。妈祖文化可以促进两岸民众的文化认同。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以儒家、道家、释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是两岸民众的文化根脉。妈祖信仰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独特优势，有利于促进两岸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台湾民众异常重视祖籍神灵，称祖籍分灵的神祗为“桑梓神”。清代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台胞到湄洲祖庙进香拜谒，有效地升华了两岸同根的情怀。1987年，约十万台胞不顾台湾当局限制，前往湄洲岛参加“妈祖千年祭”活动。1989年，台湾苏澳南天宫董事会不顾台湾当局限制，组织二十多艘船前往湄洲岛拜谒妈祖。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87年到1999年上半年，台湾同胞来湄洲岛妈祖祖庙拜谒、进香的人数就超过70多万。此外，还有众多台湾妈祖信众前往湄洲岛妈祖祖庙，请妈祖神像，供奉在家中或者台湾妈祖宫庙内，仅1998年就有1000多尊妈祖神像分灵往台湾。1997年，湄洲岛祖庙妈祖金身巡游台湾102天，南北行程超过1万英里，巡回19个县市，驻足35座妈祖宫庙，超过千万人次的台湾信众争相到现场顶礼膜拜。台湾媒体描述当时的场景是“万人空巷”“千年走一回”的世纪之行，成为海峡两岸民间信仰交流的重要里程碑。20年之后，受台湾新北市板桥慈惠宫、台湾鸿海科技集团以及台湾妈祖联谊会的邀请，妈祖金身于2017年再次巡游台湾，再次引发轰动，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价值观与文化内涵得以广泛传播，彰显了妈祖文化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有力促进了两岸文化认同。

四、结语

妈祖文化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祈求航海安全的心理需求、海外贸易畅通的精神寄托，正如新加坡天福宫碑文所言：“我唐人由内地航海而来，经商兹土，惟愿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于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12](P38)妈祖文化也是联系海外华人华侨的情感纽带，强化了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正如庄孔韶所言，“中国人的自我实现与宗族集体的认同精神(集体意志之实现)需要互相依赖。保持宗族制度及其理念是族群和个人整合的最重要基础。”^[13](P277)面对异质文化，海外华人华侨借助妈祖信仰，继续保持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力求建立独立的文化圈，形成独特的社会生活秩序。可以说，妈祖文化超越政治信仰与社会制度，是联结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保障，具有凝聚海外华人华侨与港澳同胞力量的重要作用，对于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维护两岸和平关系、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都具有重大意义。毋庸置疑，妈祖文化在一些海外国家的传播受众大多还局限在中华文化圈；在有些非中华文化圈民众眼中，妈祖文化活动只是热闹的嘉年华游行，他们还未真正感受到妈祖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因此，如何促进妈祖文化与海外国家文化交流、推动妈祖信仰超越宗教的藩篱、发挥妈祖文化在经贸融合发展中的作用，都是值得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