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红与黑》的解读囿于文学艺术或社会意义的层面，那么司汤达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就成为关于于连的个人叙事，而以社会记忆为主体的历史遗迹与时代气息就遭到了忽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评论者的态度无论是同情还是批判，于连都是聚光灯下的焦点，也正因如此，焦点背后的场景就在无意间被逐渐弱化。事实上，深刻的人物必须依赖于社会背景的衬托，缺失了社会传统与历史风俗的剖析，人物便无法成为福斯特所强调的“圆形人物”。^[1](P72)从这个角度来看，《红与黑》并不例外，司汤达以仪式作为叙事基础，用“红”象征向上的热血和革命，用“黑”象征教会在宗教信仰中向下的变形，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阶层固化、阶级矛盾激化等社会问题的悲剧结局，做出了必然的暗示。在西方文化中，红色除了具有激昂、热情与奋发等正面意义外，更多代表着灾难、残酷与危险。红到极致便是黑，所以，当这部小说的主题被解读为对抗与对立时，结局必然是同归于黑。而之所以说这种深刻的悲剧意识是仪式的，是因为于连在不断重复他的意识与行为之外，也为其行为蒙上了一层信仰的面纱，这引导他以或顺从或反抗的方式，将个人对秩序的理解汇入社会的大秩序当中。在司汤达眼中，仪式相当于一场行为的谎言，在不断重复和令人不容置疑的言语中，强调并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合法性，无论红或黑，仪式都是一种必须依赖的工具，掌控仪式者得天下成为这部小说中的客观线索。由此可见，《红与黑》不仅强化了于连所处环境中发生的仪式描写，而且文本本身也构成了仪式的叙事，因此，引入仪式的剖析视角，不仅能挖掘出更为深广的历史启示，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也能引发深刻的思考。

一、见证繁华与凋敝的仪式素

从提勒于1871年首次提出“仪式”一词，将其阐释为“宗教实践行为的表述方式”，^[2](P48)到以简·艾伦·哈里森为代表的神话—仪式学派认为，仪式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共同完成或感知一件事情；^[3](P16)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涂尔干指出仪式是信仰、行为的表达形式；^[4](P137)以及功能学派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提出仪式是一种行为惯例的观点, ^[5](P156)又到仪式学家维克多·特纳强调仪式是在特殊场合的规定性行为来看，^[6](P19)仪式早已成为人类以行为进行记忆与叙事的方式。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这种方式起始于人类早期的巫术活动，以劳动和游戏行为为媒介，发展为戏剧、舞蹈，并用民间诗歌对其记录，最终形成了仪式与文学的最早期结合。^[7](P47)而当文学发展到当下，小说成为不容置疑的仪式表现主体，仪式与小说的结合不仅激活了二者本身具有的叙事功能，其文化内涵的表现也更为通畅。概括来说，仪式叙事可由表及里地分为三个层次，文本对显而易见的仪式行为的描摹是仪式叙事的表层，本文借鉴索绪尔对音素，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素的界定，将与节日、庆典、风俗习惯，以及宴会、竞赛、巫术等群体性、周期性的相关行为描写定义为仪式素。

仪式素不仅是仪式叙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仪式叙事行为中的最小单位。从于连的行为来看，当他表现出令人叹服的求知天赋、强大的记忆力以及与其出身并不相符的干净整洁时，司汤达显然不止是为了塑造一个错降于底层的贵族，更是要营造出一种形式与实质相背离的讽刺效果。于连在初次接触市长先生家庭时，“身上穿着洁白的衬衫，腋下夹着一件非常干净的、紫色平纹结子花呢的上衣”，司汤达评价于连，“说他庄重，这还远远不够，应该说他就是庄重的化身。他被介绍给孩子们以后，使用一种连德· 雷纳尔先生也感到惊讶的态度跟他们说话”。^[8](P33)这种极富形式化的仪式作派支撑着于连，他将周围一切的场合都当成了一种证明身份的环境，有意识地学习符合贵族价值标准的行为，但这并不能给予于连实质性的回报。

奉骑士精神为圭臬的法国上流社会早已名不副实，唯有能够显示出一个人社会地位与金钱的证明，才是贵族的实质象征。也就是说，于连自以为是的仪式与上流社会的仪式仅在表面上相似，而仪式内涵中实质性的信念与虔诚，已是南辕北辙。在于连不断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产生焦虑意识时，他“只感到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这个社会接纳了他，其实只是让他坐在长餐桌的最下端，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仇恨和厌恶的原因。在一些盛大的宴会上，他好不容易才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把他对周围一切的仇恨发泄出来”。^[8](P35)然而，当巴黎五光十色的社交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于连，并暗示他可以更进一步地走进那些光怪陆离时，他对上流社会虚伪做作的厌恶便很快转化成为理解和包容。由此看来，无论是哪一种层面的仪式，在于连与于连们的心理转变问题上，都承担着转换和过渡的功能，这正是司汤达试图以仪式叙事呈现社会记忆的深意。然而，司汤达并未将社交仪式简单地归属到娱乐场之中，而仅是利用仪式见证了个人身份的改变。对于连个人来说，仪式是生命转折的重要中介，它目睹了他如何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又是如何从对上层社会的不齿转变为理解和认同。正如莫斯所说，“所有的仪式都是一种语言，因此它传递着各种各样的观念”。^[9](P75)可以这样认为，仪式在文本中的地位仅次于人物，在叙事的横截面上，它为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展现和表演的平台，在叙事的纵向结构中，则成为引导于连绽放其生命之花的引擎。仪式是一位态度客观的见证者，在虚构的情节中展现了人性的真实。

于连在参与维里埃尔迎接圣驾的仪式时，“仪仗队光彩夺目的军服受到了赞赏，每个人都认出了一个亲戚或者朋友……他们注意到一件事，使他们忘掉了所有其他的事。第九行的头一名骑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长得很瘦，一开始人们没有认出他是谁。紧接着有些人发出愤怒的叫喊，有些人惊讶得目瞪口呆，这说明已经引起了普遍的轰动……当于连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时，他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他生来胆子就大，骑在马上的姿势比这个山城大部分年轻人都好。他从妇女们的眼光里看出他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他的肩章比别人亮，因为是新的。他的马时时刻刻都扬起前腿直立，他达到了快乐的顶点”。^[8](P98-99)在踏出了第一步之后，于连又在华勒诺先生的宴会仪式上大放异彩，为日后的巴黎生活增添了必要的经验，更因在参与盛大的宗教仪式时的突出表现，使其逐步进入到上层社会人士的视野当中，特别是当于连在神学院收到的一份与狩猎丰收仪式相关的礼物，彻底改变了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礼物把于连的家庭归到社会中应该受到尊敬的那一部分去，给了嫉妒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获得了财富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优越地位。夏泽尔和那些最优秀的神学院学生主动接近他，几乎当面埋怨他没有把他父母的财产情况告诉他们，害得他们冒对金钱缺乏应有的尊敬的危险”。^[8](P98-195)辛辣而尖锐的讽刺正是凭借着社交仪式的不同形态得以呈现。一方面，于连希望能成为权力阶层的一员，以道德来约束民众，于是在各种仪式中他尽乎夸张地展示才华，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而依靠着仪式对参与者的集聚功能，于连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这使他有了可以自恃的资本；另一方面，于连厌恶掌权者们的空虚、险恶与狡诈，他想要对这些人取而代之，就必须在世俗仪式中取得他人的认同，进而才能逐渐产生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卡尔维诺说, “司汤达小说中的环境建立在微妙而秘密的算计之上，或许还有通过一种严格的品质培养出来的虚伪”, ^[10](P31)其原因可能正在于此。于连在巴黎的社交仪式中时而愤怒，时而陶醉，偶尔受到阿塔米拉伯爵的赞扬，便将自己归结为与丹东类似的英雄人物，这便是他思想不断波动和碰撞的鲜明体现。于连想得到的越多，其卑微出身的枷锁也就越沉重，仪式在此时与其说见证着这颗已被扭曲心灵的痛苦不安，不如说是用极致的繁华对其疲惫的灵魂进行安抚。也就是说，仪式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用人物在仪式过程中精神的享受替代既往记忆中的痛苦，通过俊男美女的莺歌燕舞软化于连的抗拒与戒备。事实上，于连对这类仪式的想象和参与，充分体现出了他的个人好恶，然而，权力阶层对于连的善意也仅止于此，五光十色的社交仪式背后是冷酷的权力斗争，依靠博闻强识来博取上层社会青睐的于连，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仪式不仅象征着一种生存方式，更象征着一种秩序与规则，因为“人们坚信仪式拥有着支配各种事物的力量”, ^[4](P512)这不仅体现在社会交往当中，更体现在通往社会上下层级的路径中。如果说巴黎的社交仪式严格地区分了贵族和平民，那么能够对社会层级做出整合的便是婚礼仪式，它能够使门当户对的婚姻更具权势，也能在贵族与平民的结合中使于连等小人物迈入另一个阶层。尽管于连在初入巴黎时十分谨慎，不曾也不敢奢望用婚姻的形式改变身份，但是已经有过爱情经验的于连显然很明白自己的魅力，特别是有过和德·雷纳夫人的感情经历，以及在无意间得到德·拉摩尔小姐的另眼相看后，使他很快找准了方向。于连的确曾饱受德·拉摩尔小姐的爱情之苦，但很难说那到底是感情使然还是好胜心作祟，于连近乎冷酷的计策导致德·拉摩尔小姐怀孕，使后者不得不需要一个婚姻的仪式。对于已经深陷在爱情中的伯爵小姐来说，婚礼是她必然的选择，而于连也几乎认为这场能够成就其多年野心的婚礼仪式必将举行。玛蒂尔德为了表示自己对于连的臣服，写信、立誓，甚至剪下一束秀发做告白，或繁复或简约的仪式行为以仪式素的形式，搭建出于连寄居伯爵家的叙事架构，并天然地形成一种与其命运发展相关联的逻辑，让仪式重复参与着于连的生命轨迹与追求嬗变过程。马林诺夫斯基深刻地指出，“婚姻在任何人类文化中，并不是单纯的两性结合或男女同居，它总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婚姻是一种公开的仪式，它是一件关涉着当事男女之外一群人的社会事件”。^[11](P26-27)正因为此，看似温和、善良的伯爵才会在关键时刻痛下狠手，最终导致法庭判决罪不致死的于连死刑。审判仪式的公开性强化了法律的强制力，使昔日巴黎社交场上的宠儿一夜之间身首异地。如果将于连的一生视为一场献祭，那么它则是始终受到操控的仪式，当生命为喧嚣的表面所掩盖，仪式也只能漠然地见证着一个上进青年的繁华与凋敝，给社会留下一段尘封的记忆。

二、边界划分的仪式化书写

在具体的仪式素描写之外，仪式叙事更重视对叙事目的的阐释，即以提炼主题的方式外化仪式素中的抽象内涵。西敏司认为，较之于仪式，仪式化是仪式的顺延和广延，其象征意义更为深刻。^[12](P126)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仪式化书写是对仪式素的相应拓展，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种潜意识外化的表现，也可以看作其写作目的的自然流露。然而，仪式化书写虽然较为灵活，但仍然需要稳固的主题、架构作为依托，它展现的是仪式过程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必然性。基于对“仪式化”的理解和分析，拙文《小说仪式叙事研究》对小说的仪式化书写做出了如下定义，“仪式化书写是指在对仪式素的描写之外，通过富有仪式理念及仪式内涵的叙事，如‘秩序’‘庄严’‘洁净’‘记忆’‘控制’‘冲突’‘过渡’等主题，生动、形象地构建出能够有效表达文本意义的叙事手法”，“小说中的仪式化书写建立在对叙事空间、时间、视角等要素的表现之上，以对叙事情节的类型化描述、独特的观察方式、书写角度的选择、以及可渲染的内容等，通过独特的、有目的的、规范化的、展示性的书写方式，使文本叙事具有更为丰富的艺术性及表现力”。^[13]

从《红与黑》庄严的政治仪式、盛大的教会仪式、喧闹的社交仪式，以及残酷的审判仪式中可以看出，明显的边界划分正是这些仪式素传递和反映当时价值观念的主题。具体来说，人物在仪式中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层级，更有与仪式相关的器物以及表现方式，都存在严格的分类和体系，每一种划分都体现出一种边界的力量和言说方式。可以这样认为，边界划分在仪式中天然存在，当读者不能从文本中察觉到仪式中的边界时，便难以深刻地理解仪式的内涵。

《红与黑》的边界划分首先体现在不同社会层级的分化方面。阶级的固化让每一个阵营都体现出巨大的排斥力，不仅处于上层的阶级拼命地控制和维护现存秩序，不允许既有利益被打破，无法接受处于他们统治下的底层民众有机会上升到自己所处的阶层当中。同样，处于社会底部的阶层也存在着病态的仇恨心理，于连的两个粗鲁的哥哥“看见弟弟漂亮的黑衣服，极其整洁的外貌，还有他对他们怀有的毫不掩饰的轻蔑，不禁妒火中烧，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揍得他浑身是血，昏倒在地上以后，他们才离开”。^[8](P35)这种与惩戒相关的仪式体现了社会层级的不可融合，边界划分在这里包含着一种对情感、尊严的认知。于是，以德·拉摩尔伯爵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从财富和信仰两方面做出严格控制，而以索雷尔老爹为代表的底层阶级则通过勤劳与算计，对财富占有者形成挑战。从德·拉摩尔伯爵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作为伯爵资产一小部分的朗格多克地产年收入是两万零六百法郎，而于连此前开始做家庭教师的报酬不过是每年三百法郎。资产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思维模式的产生，思维的差异又导致了相互间的不信任与憎恨。于是，当德·拉摩尔伯爵惊闻于连竟然有成为家庭一员的可能性时，他对于连一贯以来的信任和欣赏立刻化为乌有，转而表现出一种敌对态度。特别是伯爵小姐对于连的袒护，更加重了伯爵的愤怒，他原本期望女儿与德·克罗兹诺瓦的一场婚姻仪式能使家族更加尊贵，但迫使仪式取消的客观原因，令他感到阶层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这种恐惧使看似模糊的边界中的鸿沟重新显现出来。

剧烈的碰撞是阶级双方对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是如此的不可调和，以至于塞缪尔·亨廷顿意味深长地说，冲突在于边界的划分，其根源则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14](P10)黑格尔甚至从美的角度对阶层的边界进行评述，“出身的阶级地位注定会成为起妨碍作用的枷锁，套在本身自由的心灵以及它正当的目标上”“有理性的人会安静地忍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放弃枷锁不能容许的要求，默默承受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境。当斗争无法发生效用时，放弃是仅剩的合理办法。而毫无结果的斗争，绝不能算真正的美”。^[15](P29)于连正是在仪式化地妥协与斗争中拉锯，他起初的清醒，抵不过对接受伯爵力捧然后得到十字勋章的期待。玛蒂尔德对爱情的狂热，也使于连逐渐迷失了对原生家庭的记忆，当他误以为彼拉尔神甫所坚持的婚礼仪式便是结局时，忽视了伯爵“难以摆脱希望女儿成为诰命夫人的强烈欲望”。不同的阶层始终没有因为于连的精明能干和有胆有识而搭建出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他内心中善与恶的混乱纠缠不清，加速了悲剧命运的发生。拿破仑时代的阶层混乱已然远逝，于连又不屑于效仿华勒诺先生的卑劣，那么仅凭他个人的理想和反抗肯定无法打破如同堡垒般的传统认知。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以阶级化的视角来看待司汤达的创作，作为社会地位不稳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急切谋求自己的出路，拿破仑帝国适应了他的需求，而复辟的波旁王朝不仅直接损害了他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违反了他的政治信念，这种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以波拿巴主义的批判态度看待封建复辟王朝的未来”。^[16]因此，无论对于贵族阶层或是平民阶层来说，于连都属于一个异类，注定不被任何一个阶层所容纳，他的死亡即是凭借着生命献祭的仪式、对阶层边界划分后而遗留下的疤痕。

在阶层的物质边界之外，还存在着关于世俗和信仰的另一层精神边界。表面看来，享受和高尚并无本质的冲突，然而，这中间却包含着享受背后的自利性与高尚背后的利他性之间的差别。在精神追求被划分为不同的阵营后，享受与禁欲的对立便难以调和。于连经过缜密的思考，选择了需要更为隐忍和勇气的教会路径，这并非是于连精神高尚的证明，反而是他对世俗的极端渴望，才走上这样一条声色犬马社会的迂回之路。于连自以为是的迂回，是一条莫比乌斯带, ^①尽管宗教的精神慰藉也为上流社会的人士所推崇，但虔诚的信仰并无助于他进入上流社会，这中间的鸿沟又划分出对欲望肯定与否定的边界。作品中令人同情的“被祖国判处死刑的阿尔塔米拉伯爵，在路易十四时代，他曾经有一个亲人嫁给一位德·孔蒂亲王”，而到了复辟王朝时期，他却成为了“一个嗜血成性的雅各宾怪物受到鄙视，几乎还会受到憎恨”。^{[8](P284-292)}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于连不得不深入思考该如何处理世俗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当信仰的远处是没有宴会、没有美貌妇人，却有精神永存的“生”，和眼前是时刻与权贵斗智斗勇，只要触碰了他们利益线就会遭受的“死”时，这种看似世俗与神圣的划分，就成了在利益的统一体下，放任与约束之间的边界，从而具有明显的仪式象征性意义。

① 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发现把一根纸条扭转半圈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做成的一个只有单侧曲面的纸带圈，在这个被命名为莫比乌斯带的纸带圈上，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莫比乌斯带在本文意味着于连可以在教会的平面上奔跑，却无法跨越边界划分的界限，到达世俗的上流社会领地，参与到他们的世界当中。

因此，尽管《红与黑》遍布着贪得无厌的海索尔老爹、愚蠢暴躁的德·雷纳、卑鄙无耻的华勒诺，以及看似温和实则虚伪冷酷的德·拉摩尔伯爵，但也同样存在着正直的谢朗神甫、真诚的德·雷纳夫人以及刚直正派的彼拉尔神甫。只是让于连迷惑的是，那些“到教会中寻找靠山”的骗子们得了势，善良的好人们总处于贫穷和无助当中，颠倒的社会中信奉着丛林法则，教会中冠冕堂皇的救赎几乎就是一个谎言，但华服与笙歌、教会的圣堂与圣器，又不容置疑地证实着骗子、丛林法则以及假模假样的救赎的合法性。人类的精神并未在信仰中得到净化，最后的审判也迟迟不来，世俗和信仰之间的边界褪变为财富与贫穷、穷奢极欲与绝对禁忌之间的划分。这使得于连这类代表着正常世俗憧憬的年轻人也终于认定，信仰是权力的外现，是被秩序化的社会成果，它获取的不是社会普遍的赞美，而是一种并无实际效用的礼节和荣誉。于连在重复的行为中模糊了这些本来清晰的边界，最终在幻想的世界里越陷越深。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道德是信仰的基石，缺失了道德的信仰便会面目全非。《红与黑》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司汤达对道德的边界提出了质疑，底层阶级的道德是否就该甘于现状？上流社会的道德是否如同世俗宗教般乐善好施？如果真诚不能得到理解，真实会遭到谴责，那么，信仰的宽恕和上帝的拯救该如何体现？虔诚的德·雷纳夫人会因教会的压力而违背上帝教导的诚实，受过良好教育的伯爵小姐以最尖酸刻薄的言行展现魅力，固守清贫的彼拉尔神甫实际上是伯爵的私人幕僚，在整部小说里看起来如同万花筒般绚烂的社会，其实都是一片片被拼凑起来的残渣。就连不断声称与众不同、得到权力后会善待底层民众，且一心向往公平和正义的于连，也在不经意中充满了伪善。他明知与女主人私通是卑鄙的行为，却要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手腕；明知伯爵小姐浅薄高傲，却深陷于她的华服与美貌；明知自己无意于元帅夫人，却用极尽虚伪的手段对其进行利用。这样的于连的确不应该也不能够为上层社会所接纳，而与其说这是道德中边界划分的深刻从而产生的深刻社会意义，倒不如说是仪式强大的渗透性让于连面目全非。

显然，当整个社会都不具有道德时，道德的神圣性便会瓦解，个人的道德底线也会被抹消。于连最终毁于德·雷纳夫人的告密信，信中声称于连“贫困而贪婪，他企图借助于十足的伪善态度，通过诱惑一个软弱、不幸的女人，来替自己谋取社会地位，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于连先生没有任何宗教原则。凭良心说，我不能不相信，他为了在一个家庭里获得成功的一种手段是诱惑最有影响的女人。在毫无私心的外表和一些小说的词句的掩盖下，他的最大和唯一的目的是支配男主人和男主人的财产。他留下的是不幸和终身的悔恨”。^{[8](P443-444)}德·雷纳夫人所谓的“凭良心”恰恰违背了良心，眼看着道德的边界越推越远，于连与伯爵小姐的绝望、愤慨便从崩溃转为一种悲情狂欢的仪式化行为，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中。他们只能从被让与的部分权力或者从他的暂时拥有的部分权力的折光中获得光亮”。^[17](P211)道德不能支配权力，说到底，权力构成的基础仍然是现实的欲望和享乐。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在《博伽梵歌论》中开示，“凡世俗之所欲得者，子孙，财富，享乐等皆以牺牲奉祀为正当方法而可致……非如是虔诚奉献之行业必获诅咒，不先之以仪文祭典之享乐则为罪恶焉”。^[18](P71)可以看出，在世俗与信仰的边界中，仪式成为了裁判，一端是世俗欲望，一端是道德信仰，只有处于虔诚的仪式当中，世俗欲望才能得以实现。于是，于连在公开的审判仪式中坚持自己的谋杀行为，而伯爵小姐效仿先人，庄严且肃穆地带走情人头颅的行为，便成为一场用生命成全道德的献祭仪式，于连试图用力地消抹世俗与信仰的边界，但却成为一个在边界上游走的幽魂。

三、奏鸣真、善、美的仪式感

如果将仪式叙事比喻为一曲乐章，它应该由音符、乐谱以及曲目的风格与节奏共同构成。其中仪式素可看作音符，仪式化书写可看作乐谱，仪式感则是它的风格与节奏。一般来说，仪式感归属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两方面，然而，当仪式感在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层面相交织时，则变为文学的表现领地。继诗歌与戏剧之后，小说成为当下最能呈现仪式感的范式。本文将小说中的仪式感定义为读者在阅读中因受到叙事传递出的信仰、价值观念影响，进而获得自我实现和满足意图的“真、善、美”的感受。有学者提出“文学作品一旦发表，就仅仅为读者存在着，由读者赋予其生命和意义”, ^[19]即是重视读者阅读感受的证明。小说的仪式感是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因为它体现出的是一部作品“真、善、美”的气质。朱光潜强调说，“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在于能写出具体的境界、生动的人物和深刻的情致。它不但要满足理智，尤其要感动心灵”, ^[20](P50)而能感动心灵的作品恰恰都富有真、善、美的仪式感。

仪式感是仪式叙事中的最高层级，它是作家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的精神符码，引导并支撑着一种关于严肃、善意、美好的信念。凭借作品的仪式感，读者能够从中得到对现实的参照和反思。仪式感起到了叙事的净化功用，就其本质而言，它超越了一般的嫉妒、憎恨、冷漠、排斥等负面情绪，取而代之的是赞叹、尊敬、颂扬等正面情绪的回应。所以，当于连手不释卷地醉心于读书而遭到父亲的斥责、因为衣着得体被兄弟殴打时，读者无疑会对这个无辜的青年产生“善”的同情；当于连在市长家面对市长夫人好心的金钱馈赠，却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优雅俭朴的生活方式时，读者“美”的赞叹和钦佩也会随之而至；当于连面对迷人的伯爵小姐主动示爱，他的理智和自尊又让读者产生“真”的伤感和期待。这些凭借于连情绪变化的叙事，构建出读者情感变动的基础，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仪式感的有效营造，然而，读者的情感虽然已经被触动，却还不能就此说这就是完整而神圣的仪式感，正如不能将在塞纳河畔围坐的几个人的闲聊，等同于巴黎社交仪式的宴会一般。

仪式感之所以能够成为仪式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在作家与读者的共感中，存在着一种关于感受的升华。如果一部作品仅仅能够使读者生发情感，并不足以用仪式感来对其指代，更重要的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引发的同情、怜悯、喜爱、诚恳等情绪能否稳定、延续，最后产生联想和期待，使读者改变阅读前看待事物的情感动机。在数字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社会，小说已经不再如十八、十九世纪那般为公众群体提供信息与交流的服务，然而，正如雷达先生所说，“小说的优势在于，它始终聚焦于人性，它有强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再造功能，它创造主观的真实，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实”。^[21](P6)也就是说，情感凌驾于叙事传递的信息之上，它是作品与读者之间更为高级的联系。因此，在看待于连命运的问题上，尽管他的敏感、自卑和易怒几乎使他成为法国的林黛玉，但仍能引发读者对其境遇的怜悯与思考，这是因为于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打破桎梏的意味。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性，为了摆脱现实的困扰，另辟蹊径的奋斗的确是明智的选择。因此，尽管于连对上层社会的黑暗心知肚明，但当他为了得到谢朗神甫的优待，仍然刻意利用自己博闻强记的优势，用漂亮的拉丁文学习工作，将《圣经》倒背如流，并且左右逢源。也正是因为于连的能力与他应得的地位并不相符，读者情感中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才显得尤为急迫，神圣而庄严的情感也因此而生。

事实上，于连卑贱的出身是导致他无法因才学而获得尊重的真正原因。他从未在生命历程中感受到原生家庭的温暖，童年与少年的成长阴影让他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暴戾的父亲和兄长也使他滋生出一种暴躁易怒的情绪，这种情绪加重了其对出身的自卑，以及对权力、金钱等既向往又憎恨的心态。于连能轻易地感受到，无论是德·雷纳先生对他表面上的器重，还是德·拉摩尔伯爵看似友善的对待，实质上都是将于连视为可供炫耀的物品。德·雷纳先生屡次提高于连的工资是为了和华勒诺先生对抗，怕后者抢走了这位耀眼的青年神甫，德·拉摩尔先生对待于连的态度取决于于连的穿着，这种与上层社会的性格相吻合的虚伪更彰显出于连的真实境况。卢梭感叹道：“生命是非常虚无而短暂的，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动于它当前的情景。我们经常给真实的东西披上幻想的外衣，其原因是我们如果不用想象力为那些触动我们感官的事物添加光彩，便无法为我们从其中得到的乐趣中找到存在的价值。”^[22](P182)正是因为深谙生命的虚无和短暂，因此于连在面对权贵与平民的巨大差异时，才领悟到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所谓的不同仅是因出身的不同造就出命运的天差地别。在这种冷静的观察下，对于于连渴望用知识换取尊重，用才学得到权力与财富，进而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的愿望，便没有理由遭到读者的奚落，相反，读者的心灵需要从阅读中感受温度，这不仅是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要求，更是对作品的期待，当文本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物能够深刻地影响读者时，仪式感便会在感受中得到了激发。于连映射出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信念的坚持和追求，这是关于读者自身的重要真理。

仪式感不仅来源于情感的“真”，更来源于其中的“善”，虽然于连不时会表现出索海尔家特有的狡诈，但他诚挚的感情和自以为是的尊严又弥补了这一缺失。司汤达在展现于连跟随主教与王上共同参与遗骨瞻仰仪式时，于连诚挚的感情饱含着自我牺牲的勇气，他的态度从不信宗教的随意，到眼见信女虔诚地五体投地中，还是感受到了无以伦比的庄严和敬畏。“圣殿门前聚集着二十四个跪倒在地的年轻姑娘，她们属于维里埃尔的那些最显贵的人家。在打开门以前，主教在这些全都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中间跪下。在他高声祈祷的时候，她们欣赏主教动人的风采。这个场面使我们的主人公把他剩下的那一点理智也丧失殆尽。在这一瞬间，他可以为宗教裁判所去决斗，而且是诚心诚意地为它去决斗”。^{[8](P105-106)}这是人物在文本中生发出的仪式感，同时对读者也造成了影响，形成一种“共感”，让仪式中的庄严与虔诚有效地对读者的价值取向做出了引导，并将这种情感渗透在对作品的憧憬之中。

随着叙事的推进，仪式感的层次也渐趋丰富，程度也在不断增强。于连在最后的审判中如同献祭般将人性的善意发挥到了极致，于连看重荣华富贵，但与之相比，尊严和勇气则更为重要。他夹杂着自尊与自卑的性格，让他总是处于平日的紧张情绪当中，但在生命快要终结之时，他终于聆听到内心尽管微弱却极其有力的声音，也因此而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在死亡的仪式面前，于连终于明白了生命的含义，也明白了信仰的责任和担当。这种仪式感如同溶入在一杯水中的盐，无法使人看到，却能够从于连的一以贯之的真诚和勇气中被感知。于连在生命最后时刻对于生和死的选择表现出人性最根本的善，因为丝毫不曾掩饰自己的偏激和冲动，充分诚实坦率的行为反而让他显得干净透明，这种根本善的神圣性阻断了于连对偷生的向往，同时避免了引导读者陷入让生命苟活的陷阱，进而为读者思考生命的价值做出了有益启示。

四、结语

仪式叙事中的三个层级，对应社会仪式描摹的仪式素，对应文本表达的仪式化书写，以及对应精神世界的仪式感，如同王昌龄总结诗歌的“物境”“情境”“意境”三阶段，层层递进地展现了文本的丰富内涵，充实了文本的艺术表现。

在仪式叙事中，司汤达展现王上驾临维尔业的盛大仪式、教会仪式，巴黎繁华的交际仪式，以及控诉他罪行的审判仪式等仪式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对于连、主教或者法国上流社会人士的行为展示，更重要的是对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背景的揭示。特别是一些只有在特定时代才能产生的特殊仪式，更呈现出仪式素在文本中的历史记忆功能，以及对人物潜意识的发掘作用。在此基础上，仪式化书写可以看作是仪式素描写的提升，《红与黑》通过对社会阶层、信仰冲突的边界划分，使叙事呈现出“复调”的结构。相对于仪式素表现，仪式化书写深化了人物在行为与思维上的关联，凸显了作品在边界划分上的深层含义。最后，文本的仪式感成就了《红与黑》的经典地位，其富含温度的叙事传递给读者“真、善、美”的力量。显然，司汤达深谙就人物而描写人物未必能达到叙事目的的道理，他在写作中跳出叙事的细节，挖掘文本与社会、历史相关的文化含义，是仪式叙事的价值所在。卡西尔中肯地指出，“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23](P13)也就是说，当读者关注于连的生命在仪式中沸腾，又在仪式中慢慢冷却时，这种表现的深意可能并不主要在于对于连丰富、微妙、复杂的内心表现，而在于其精神世界如何被传递、表达和改变。

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唯有全面才能深刻，也唯有全面，才有可能彰显文本的最大价值。文本的全面表现，意味着作家需要摆脱以往经典叙事的视角，跳出人物性格、环境分析等方面的藩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仪式叙事对经典叙事做出了有益补充，也为丰富文本研究提供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