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曾通过史料考辨，认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1](P199)然而在文化传统中，已然接受了武陵为桃花源原型之“正朔”，毕竟这是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的亲笔交代。随着后人对武陵桃源一次次形诸吟咏，桃源意象已然诗迹化，成为汉文化系统中一个诗文生发的母题。与之相伴随的，在地域文化的塑造过程中，乡邦文士将地方景观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相印证，于是便建构起了不止一处的次生比附诗迹：“小桃源”诗迹。载籍可考者临安、赤松山、松江等地皆有“小桃源”之品目，其中沿承至今且体系完善的建构，便是徽州黟县小桃源。

日本学者松尾幸忠认为，“诗迹”(“诗遗迹”或“诗痕迹”)可被描述为被诗歌吟咏过的历史遗迹。^[2](P62)一个特定的地方，因一首名诗的关系而被记起，对风景的感动，再加上文学性的感发，会使人体会到特殊的意味。^[2](P55-62)这种地方倘以名胜古迹来指称，尚不足以彰显其丰富的内蕴，职是之故，“诗迹”这样一个诗学概念便诞生了。在日本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诗迹学”研究分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松尾幸忠、许山秀树、植木久行、住谷孝之等人，其成果多发表于日本中国诗文研究会会刊《中国诗文论丛》, 水谷诚等学者且博考载籍，纂成了80余万字的《中国诗迹事典》一书。笔者在对日本学者的诗迹研究进行梳理时，注意到他们的研究集中于源初性景观诗迹化的考察(如杏花村、铜雀台、江州庾楼、赤壁等)，而对于某一诗迹的次生诗迹和比附诗迹既无探研，也尚未形成方法论的经验积累。有见于此，本文拟以清代徽州地区纂录有序的“黟县四《志》”为中心，结合文士别集等他种文献，初步探讨作为武陵桃源比附诗迹的徽州黟县小桃源的诗迹化问题。黟县方志在清代的纂修传承有序，分别是《嘉庆黟县志》《道光黟县续志》《同治黟县三志》《民国黟县四志》，俱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二、“小桃源”诗迹品目之确立

五代时“黟县似桃源”的说法已经见诸诗人笔端，南唐许坚《入黟吟》曰：“黟邑小桃源，烟霞百里宽。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3](P536)徐铉《送许郎中歙州判官兼黟县》诗亦曰：“尝闻黟县似桃源，况是优游冠玳筵。”^[4]如果说许坚“黟邑小桃源”一语有可能是偶发的比拟，徐铉“尝闻黟县似桃源”之说已确切表明南唐时代黟县已有了小桃源之诗迹品目的建构。考虑到诗人的记述必然晚于诗迹建构的原始时间，因此可以推断，唐人可能已经将黟县桃源洞比拟成了小桃源。

宋代的地理志书已经在载笔中对黟县小桃源的诗迹加以确认，乐史《太平寰宇记》“歙州黟县·樵贵谷”条引《舆地志》云：“黟县北缘岭行得樵贵谷，昔土人入山，行之七日，至一斜穴，廓然周三十里，地甚平沃，中有十余家，云是秦时离乱人入此避地。又按邑图有潜村，昔有十馀家，不知何许人避难至此。入石洞口，悉为松萝所翳。每求盐米，晨出潜处。今见数十家，同为一村。”^[5](P138)《太平寰宇记》所依据的《舆地志》，显然以《桃花源记》为蓝本。又宋孙抗《桃源》诗曰：“洞里栽桃不记时，人间秦晋是耶非。落花满地青春老，千载渔郎去不归。”^[3](P537)也是亦步亦趋地仿照《桃花源记》的范式来写黟县小桃源。到了元代，小桃源俨然成为黟县具有标志性的诗迹，其他地方的文士题咏撰文涉及黟县时，小桃源是首选率很高的诗料，例如宋末元初方回在《志隐堂诗序》中称“黟世号为小桃源，谓其可以避世而长往也。”^[6]在《送李杍黟县》中，方回首述“黟县小桃川，年来异昔年。”^[7]两则材料皆能看出方回在涉及黟县的诗文素材时，皆以小桃源为首选。又元儒陈栎《寄黟邑胡伯翔》曰：“小桃源本是仙宫，先辈风流想象中。”^[3](P538)赵汸《题黟令周君儒所藏清溪白云图》曰：“忽忆桃花源，悠然思问津。”^[3](P539)宋元的小桃源诗迹题咏揭示出了一个问题颇值得关注，即诗人关于黟县桃源的书写还完全笼罩在渊明武陵桃源的取象范式之中，他们的诗句还没有开始尝试表现黟县小桃源独立于武陵桃源的特点，这其实反映宋元时期黟县桃源洞的诗迹体系仍是对武陵桃源的仿照，自主个性尚未建立，许多区别于武陵桃源的诗迹质素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不过，有一点可以通过材料分析加以确认，即黟县“小桃源”之诗迹品目的生发，并无意攘夺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花源区位，历代黟县邑人皆认可陶渊明所写桃花源在武陵，故立“小桃源”之品题来同时标识近似性与差异性。不少诗人在涉及黟县小桃源诗迹时都留心陈述其为武陵桃源之次生比附诗迹，例如元儒程复心《桃源石洞》曰“境奇名借古山川”，^[8](P621)所谓“名借”，即指黟县桃源石洞“借”武陵桃源之名。关于这一层关系，清人着墨较多，清程玨《小桃源行》曰：“至今名并武陵传，桃花落时赚渔父。”^[9](P448)江既人《浔阳钓台》：“知是武陵浑未让，渔郎几许误仙村。”^[3](P544)舒兆耿《桃源洞》曰：“武陵津已杳，此地复桃源。”^[3](P556)汪杰《小桃源行》亦谓“岂知胜地在新安，奇踪却并武陵著。”^[8](P602)又汪氏同题《小桃源行》曰：“名区合在武陵亚，谓小桃源谁不宜。”^[8](P602)皆认为小桃源乃与武陵桃源齐名，而非欲取而代之。清何元士《小桃源行》在前半部分概说《桃花源记》景象后，对黟县小桃源沿承武陵桃花源意象作了如下评价：“而此逸事传樵谷，烟霞历历花围屋。……沧海扬尘劫灰冷，嘉名犹纪小桃源。”^[8](P602)诗人们并未龂龂于小桃源诗迹建构之始末，而是注意表现小桃源与渊明笔下的武陵桃源的相合之处，在他们笔下，“小桃源”的称名已然固化，较“桃源洞”“桃源古洞”等更为习用。道光间黟县知县徐正琳撰《小桃源吏馆记》曰：“自渔亭行十馀里，有洞焉，形如城关，右倚山，左临溪，仅通一骑。往来于黟者悉由此，舍此无问津处。因武陵有桃源，故以小桃源别之。”^[3](P531)“别”之一语，正可以看出这一“小桃源”的固定指称更加明确地呈现着黟县桃源与武陵桃源的近似与差异。

在黟县地志、文士的载述中，越来越多的小桃源与武陵桃源差异之处被纳入笔墨，比如据前引《嘉庆黟县志》已知黟县桃源洞与樵贵谷相连，由樵贵谷所延展而出的樵人意象也被引入小桃源的书写之中。另外，据《嘉庆黟县志》卷二“地理·山川”曰：“又南行为桃源洞，山骨秀出，临水道，凿石入三尺许，石崖凸出处为屋，即门题之为洞府。”^[3](P51)小桃源地理险峻的特点，也被作为区别于武陵桃源的特点而载入新的建构之中，在本文第四节笔者还将有进一步探讨。

当诗迹品目确立后，需要后人有意识地进行回应，在回应中不断巩固着这一诗迹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清代中后期，小桃源诗迹不再只是见诸文士零篇断简的题咏，诗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小桃源意象进行全方位呈现，比如燕人陶誉相离开黟县时，作诗《留别黟山诸君子》，每诗皆以“我爱桃源好”起首，周备地叙写了小桃源气候、淳风、衙斋、归途所感诸主题，^[10](P562)明显地以小桃源意象进行穿插。杭世骏则在标举地域特出之处时称“汝颍仰月旦之品题，黟歙结桃源之会课”，^[11]显然以桃源为黟歙人文汇聚之中心。在这一回应群体中，地方文士实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黟县邑人俞正燮之兄俞正禧与同人发起了《小桃源行》的唱和活动，参与者有何元士、汪杰、朱锡乐、朱培文等人，诗作初载录于聂镐敏《皖江采风录》，后被《同治黟县三志》整体收录。^{[8](P601-603)}俞正禧等人皆是黟县乡绅，他们的唱和始末虽无序跋记述，但考虑到《嘉庆黟县志》载有孙绍敖的《小桃源行》一首，^[3](P559)俞正禧等人对乡邦文献必熟悉，故而他们的唱和很可能是对孙绍敖的呼应。他们有意识地对小桃源进行了全方位的书写，这是载记所见黟县文士对小桃源认同中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文献。通过分析他们同题诗作所体现出的诗迹质素，我们可以确认诗迹化已经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即经历过诗迹品目初创及经典性提升后，诗人们已经注意在诗歌撰拟中捡择语汇，从而使得小桃源诗迹书写在陶渊明桃源的范式下保持的同、异并行的张力。

三、“小桃源”诗迹经典性的提升

松尾幸忠认为，南宋诗迹的观点是基于编辑的，地理书的登场起了重要的认证作用。松尾氏特地举出范成大的《吴郡志》以及祝穆的《方舆胜览》，认为诸书对各地域诗迹的载录，有着宋代风土、景物诗迹化的大背景，有裨于“文字观光”。^[2](P55-62)上节所引乐史《太平寰宇记》的记述到了清代《黟县志》中被整体迻录，便是地理书对诗迹认证作用的体现。

诗迹的构建，不单要有地理风物，亦需要有人物形象参与其中，陶渊明的形象与武陵桃源意象水乳交融，即便在文化史上也是一典范。那么，黟县小桃源会有怎样的人物参与构建呢？此人便是李白。据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十六载：“钓台在黟县南十八里，亦名浔阳台，相传李白尝钓于此，有诗云：‘磨尽石岭墨，浔阳钓赤鱼，霭峰尖似笔，堪画不堪书。’”^[12](P284)今按《九域志》《锦绣万花谷》《清一统志》等皆载录此诗，谓为太白诗。此诗不见于李白本集，王琦斠理《李太白全集》，于卷三十《诗文拾遗》载录此诗，然保留存疑态度，且引罗愿《新安志》之说曰：

“太白尝称金华五百滩之胜，而思为新安之游。又尝自回溪十六渡至黄山汤泉之下，则吾土山水胜概，颇已寄于逸想。其赠许宣平诗，沈汾述以为传，当不虚也。又有《答山中人》，所谓‘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相传以为入黟所作。而俗又有《石墨岭》与《水西兴唐寺》诗，语不类太白。”^[13](P1423)

罗愿所谓《答山中人》诗“相传以为入黟所作”，王象之亦有记载。《舆地纪胜》卷二十“江南东路·诗”下录李白“他年一携手，摇艇入新安”与“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14](P941)认为是李白徽州黟县之作。后人诗作接受了这一出自地方志的建构，径直沿用其说，比如清人余逢时《古桃源调归朝欢》中云：“别有天地非人间，桃花流水杳然去。白云芳草护，至今犹诵谪仙句。”^[8](P603)

综上所考，可知李白与黟县小桃源之关联，实际只在疑似之间，宋人在讨论此问题时因文献阙如，已经无法证真也难以辨伪。但地域文献更倾向于接纳“相传”之说，不像罗愿那样细致考证以作判断。宋以后的载记沿承了《方舆胜览》《九域志》等说法，于是便坐实了李白曾在黟县桃源洞不远处的浔阳台垂钓这一公案。次生的影响，便是文士在诗文中，往往有意识地将桃源洞与浔阳台合写，这是黟县小桃源诗迹的一大拓展。例如元儒程复心《桃源石洞》尾联便提到“桃植公门羞浪暖，直将长揖问青莲。”^[8](P621)清人孙光启《寻李白钓台》谓“沿流试问桃花水，石上垂杆有谪仙”，^[3](P553)程玨《小桃源行》曰：“回忆当年李谪仙，一竿独钓河之浒。”^[9](P448)朱培芳《浔阳台》中既写“浔阳曾遇谪仙来”，又写“夹岸夭桃见破埃”，自然与人文典故的融合，也使得黟县小桃源之境能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保持一定间距，存留了自身独有的人文质素。同时，李白形象的融入，也无疑提升了黟县小桃源诗迹在文化传统中的经典性。清代黟县教谕江有兰《过桃源洞》曰：“后人重往事，行路说青莲。”^[8](P603)是说黟人对李白在小桃源附近浔阳台垂钓的传说津津乐道。“后人重往事”一语，亲切有味，实际可看作是历代文士对小桃源诗迹书写心理机制的揭示。当然，并非徽州邑人皆对李白与桃源洞的诗迹关系持认可态度，休宁戴引光便认为李白“问余何事栖碧山”一诗实际作于安州而非徽州。

地理诗迹的构建，与知名文士的经典题咏有着莫大的关联，比如李白的“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以及许坚的“黟邑小桃源，烟霞百里宽。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便不断地被小桃源书写者所征引。此外，陶氏后裔在小桃源诗迹中的参与，又使得黟县小桃源与武陵桃源在比附与次生关系之外增添了一重独特个性的质素。黟县桃源洞在宋元时已闻名遐迩，而一支自称为陶渊明后裔的族姓于元代末年迁居黟县，^[15]更为小桃源渲染了一层渊明的印迹。文士们自然不会忽略这一重佳话，如程朝钰《黟山怀古》其四曰：“流水桃花思杳然，无多胜迹几人传。何来后裔承陶令，别有新诗属许坚。樵谷深藏环密蒨，钓台矗立漾清涟。伊谁好事添佳话，才说神仙又谪仙。”^[8](P608)清孙绍敖《小桃源行》：“浔阳台高石最奇，陶家村近菊仍艺。”^[3](P560)陶氏族姓之迁居黟县的缘由，今已不可考，且此一支是否果真是渊明嫡传，宗谱亦没有连绵的世次记载，但陶家村在小桃源附近的生息蕃育，使得本来与黟县没有实际联系的陶渊明有了诗迹质素的关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小桃源诗迹的经典性有所提升。

四、“小桃源”诗迹书写对陶渊明的回响与新变

历代文士的黟县小桃源诗迹书写，皆需直面渊明武陵桃源书写之窠臼，有的诗人就干脆檃栝《桃花源记》来写小桃源，例如清人江上选《桃花源》咏黟县桃源洞曰：“当年曾引捕鱼人，流水仙源处处春。记得来时原有路，扁舟何处问迷津？”^[8](P603)这样的写法无法独立于渊明桃源诗迹之外，在诗艺上并无多少价值可言。

前揭清代黟县文士曾有一次自发的《小桃源行》唱和之举，可以悬想，他们在命笔之初，胸中自然有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范式之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朱锡乐《小桃源行》一诗：

“山高水长春风香，桃花源里仙之乡。仙乡岂比武陵小，烟霞百里群峰绕。鸡犬桑麻别有天，往来不碍迷津少。此中人乐升平时，供税力耕劳不辞。俗简风醇民气静，泉清石古山川奇。来游旧记谪仙好，可惜渊明生太早。我是桃花源里人，作歌聊为外人道。”^[8](P602)

朱锡乐以桃源中人的身份述说黟县小桃源之境，其中自然有对陶渊明《记》、《诗》的印证，例如“鸡犬桑麻”“俗简风醇”之类，但同时相对渊明亦有新变，比较典型的如渊明称桃花源中人是避秦乱迁居，而《小桃源行》则特地表明黟县小桃源处于“升平时”；渊明《桃花源诗》明确说“秋熟靡王税”，而朱锡乐则称“供税力耕劳不辞”，所谓“供税”，即指完王税。由上可见，关于小桃源诗迹的书写，皆隐含着一个大的框架，即如何回应陶渊明，以黟县小桃源的风物与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相印证，又如何在陶氏《桃花源记》《桃花源诗》之外寻求新变。兹先分析诗人小桃源诗迹书写对渊明书写范式之回响：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着意写桃源中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的淳古状态，运用到的意象如桑竹、菽稷、春蚕、秋收、荒路、鸡犬、童孺、斑白等。有关小桃源诗迹的构建中，诗人们近乎复制般地借鉴着陶渊明写武陵桃源的意象，比如元儒程复心《桃源石洞》“桑麻匝地民风好。”^[8](P621)清人程玨《小桃源行》曰：“桃源风俗近太古，桃源地僻称乐土。”^[9](P448)俞正禧《小桃源行》曰：“无怀葛天留遗民。”^[8](P602)汪承恩《小桃源》曰：“百里桃源小洞天，垂髫黄发乐怡然。”^[8](P603)余逢时《古桃源调归朝欢》曰：“好风光，千村万井烟火望如许。”^[8](P603)曹文埴《桃源洞》：“羲皇世界古曾逢，怀葛民情今可遡。若求安乐必桃源，焉得如许深山住。”^[10](P562)在诗人们的诗语场景里，身处小桃源之中，已然习惯了太古乐土的从容，便不再有外来人寻幽探胜的猎奇心态，黟县邑人舒嘉声《即事》诗曰：“家世桃源人，不识桃源路。”^[10](P562)在了然无痕中写出了邑人的“怀葛民情”。

桃花是渊明笔下武陵桃源意象的一抹亮色，历代有关《桃花源记》的绘画也多以“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为图卷的设色背景。在黟县桃源洞四围，同样生长着大片桃花林。桃花之美，在其静好，这正与桃源整体的太古乐土境界合辙。明儒湛若水《送郑汝高尹黟县》中遥想黟县风俗闲静无扰便说：“长官公暇鸣琴坐，不管桃花开县前。”^[3](P540)关于黟县桃花较多的载记资料出现在清代，明代以前罕见提及，钱谦益歆慕黟县小桃源之名，专程寻访，却发现“吾游黟山，不获见桃花如扇，竹叶如笠”，^[16](P935)可见明末黟山周围尚未有成规模的桃花种植。笔者推测有可能是黟县在宋代得小桃源名号后，至清代，邑人为了印合《桃花源记》中的场景，从而在桃源洞外遍植桃树，文士又起而对此桃花进行题咏，反过来又遥遥回归了《桃花源记》中的诗迹质素。即以前揭清人《小桃源行》同题之作为例，程玨《小桃源行》曰：“两岸桃花夹水滨，春深乱落如红雨。”^[9](P448)汪杰《小桃源行》曰：“自种桃花遗子孙，那管沧桑变尘世。”^[8](P602)孙绍敖《小桃源行》：“桃花灿灿临水开，水光花影相徘徊。”^[3](P559)朱培文《小桃源行》曰：“微风十里堪空碧，桃花涧水萦孤峙。”^[8](P602)在小桃源诗迹建构的过程中，桃花书写更近似于诗迹的背景底色，进而在这样的底色上展开小桃源的描绘。

在《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不过是“纯朴质直”的凡常之人，^[17](P135)而到了小桃源吟咏诸诗人的笔下，渔人已然具有了高士隐者之形象，朱培文《小桃源行》曰：“我今览胜水石间，还听渔人隔溪语。日出操舟日入还，得鱼沽酒对儿女。高歌一曲云水深，想君合是神仙侣。欲往从之话羲皇，溪山苍茫自今古。”^[8](P602)孙绍敖《小桃源行》：“渔舟意自闲，挂席傍水干。”^[3](P560)朱、孙之诗中对渔人的刻意拔高，读来似不如武陵渔人之合于天然。甚至有的书写将渔人入武陵源比拟作刘晨、阮肇入山遇仙的事迹。尽管陶渊明《桃花源记》叙述中并无神仙特异，清何元士《小桃源行》便说：“神仙之事非不经，但与世隔疑沈冥。黔黎昨为祖龙去，黟山之北藏金庭。”^[8](P602)此外，因黟县桃源洞附近皆山，较近的水源在西递，且桃源洞依傍石门山，石门山临樵贵谷，因此文士在表现《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意象时会代换成樵人意象，例如清何元士《小桃源行》曰“无端奇遇樵人说，白云红树窥仙穴”，^[8](P602)余逢时《晚过桃源洞》曰“几处樵歌耳畔喧”^[8](P603)，汪杰《小桃源行》则谓：“采薪何人讶路穷，豁然忽与洞天通。”^[8](P602)“渔”与“樵”作为一个整体共生的形象，不是具化的渔人或樵夫，而是抽象化的取象，^{[18](P184-195)}小桃源诗迹建构对樵人意象的引入，似于不措意间完成了渔樵取象的完整性。

前文已述及以李白垂钓为典故生发的浔阳台距离桃源洞不远，故文士在书写时往往会将二者合写，朱光阀《游浔阳台》写李白诗迹时也牵涉及小桃源，中谓“义气相倾忘形骸，忽惊水折山无路。适逢渔叟撑竹簰，乘簰委曲入中沚。……再行数里见山寺，豁然平旷云岫排。”^[8](P614)这一段发现别有洞天的叙述，读来似曾相识，实际即是对《桃花源记》渔人迷路偶遇山洞、进山洞后“豁然开朗”段落的摹写，甚至连诗中的“豁然平旷”也径用《桃花源记》中的词汇。明吴兆《小桃源》诗：“得窄入石隙，石径转愈窄。划然洞门开，斜光一道白。……穷源有古村，二三避世客。”^[3](P541)清程玨《小桃源行》曰：“此中异境别有天，白云深处疑洞府。”^[9](P448)俞正禧《小桃源行》曰：“渐入忽见光明地，琪花嘉树含妩媚。”^[8](P602)朱光阀《桃源洞》曰：“窈然幽谷中，乃复得坦路。”^[8](P602)舒嘉声《即事》曰“石罅才通人。”^[10](P563)直至清道光间，于黟县桃源洞两侧刻有“白云芳草疑无路，流水桃花别有天”一副对联，取自余逢时《晚过桃源洞》，仍是对这一洞天意象的摹写。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写渔人出洞“豁然开朗”后所见的场景极为传神，后人在进行黟县小桃源书写时，也注重从黟县诸多古村中寻找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贴切的场景，比如清歙县人曹文埴称西递村“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咏西递》)更多的诗人则将笔触集中于对《桃花源记》既成范式的描摹，余逢时《古桃源调归朝欢》曰：“鸡犬桑麻俗最古，无事闲同野老语。”^[8](P603)孙绍敖《小桃源行》则谓：“鸡犬桑麻意自古，岂必秦汉留衣冠。”^[3](P560)可以看到因所写主旨近似导致的诗语雷同。《小桃源行》同题唱和诸人作品中，程玨《小桃源行》曰：“鸡犬桑麻乐熙熙，竹篱茅舍面场圃。”^[9](P448)俞正禧《小桃源行》曰：“近郊鸡豚静，远浦烟火新。”^[8](P602)汪杰《小桃源行》曰：“中有竹篱茅舍，间以碧树芳丛。阡陌连亘，仓箱丰隆。鸡豚散旭，桑麻被风。立扶筇之白叟，走弄笛之黄童。”^[8](P602)诗迹中某一质素的基本架构确定后，其诗句排布可以长短伸缩，但都离不开主干词汇的支撑。

清孙绍敖《小桃源行》尝曰：“白云芳草应不殊，流水桃花岂有二。”^[3](P560)近似的场景、诗意很容易导致次生比附诗迹书写模式的因循。尽管历代文士对黟县小桃源多有吟咏，但他们皆处在渊明《记》《诗》传统的笼罩之下，自知诗作无法达到渊明的艺术境界，更无法取代《桃花源记》的经典地位，故而他们自认模仿渊明范式是一个稳妥的途径，甚且会希望“景物重烦陶令记”。^[8](P603)如果对黟县小桃源的诗文描摹规仿《桃花源记》太过，则近似优孟衣冠，全失本色。许多诗人大约有见于此，于是注意在小桃源诗迹中寻找具有自足特点的质素，前揭汪杰《小桃源行》中便有“山不必武陵之磅礴兮，削瘦碧以亭亭。水不必武陵之泱漭兮，漾浅绿以泠泠。桃花不必武陵之繁缛兮，疏红点缀而娉婷”之句。^[8](P602)职是之故，我们在进行小桃源诗迹化之考察时，尤应关注小桃源诗作为谋求小桃源诗迹独立地位而出现的新变。

实际上，历代文士对黟县桃源洞周边的描写在与《桃花源记》相印证的同时，也开出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可以是对原有意象的再塑造，例如余逢时《古桃源调归朝欢》曰：“牧童吹笛横牛背，渔舟欸乃一声度。”^[8](P603)将《桃花源记》中的“垂髫”“渔人”意象进行了具化，但这一再塑造显然是唐诗以后的书写传统。再如黟县邑人董元治《春日泛筏桃花》曰“溪路稍深喧水碓，山云初散落樵歌”，^[3](P552)舒嘉声《即事》曰“野碓向晓舂，涛影摇寒素”，^[10](P563)为渊明笔下自然纯粹的桃花林引入了农家水碓的意象。另一方面，新的视角也可以是新的表现方式及新意象的开拓，具体来说有两方面：

自然景观方面，小桃源地势奇险，这是《桃花源记》所没有表现出来的。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陶渊明时代的五言诗写山水之景致颇为平衍，不想唐诗以后习以七言古体写奇峭之景。小桃源诗迹之书写，有不少笔墨注重呈现其奇险，清袁树《由桃岭径观音岩下过羊栈岭》中便写桃源洞“终日事山行，此境突掎拔。举足讶地无，长驱考天遏。”朱培文《小桃源行》曰：“桃源之山何巉岩，桃源之水何险阻。山头怪石颓欲堕，溪边苔色翠于羽。”^[8](P602)即便是写桃源洞豁然开朗之状况，俞正禧《小桃源行》也会作“羊肠一线通隩隗，有如金天户牖开”的描摹。^[8](P601)此类书写模式的改变，反映出近古与中古时代对自然山水之美的体验是不同的。此外，自然景观中引入具有地域特色的物象也是常见的笔法，江上选《桃花源》咏黟县桃源洞曰：“桃花偏接菜花开。”^[8](P603)桃花之红与菜花之黄相掩映，颇能显现出黟县小桃源之于武陵桃源之独特性。

人文景观方面，徽州夙称“文献之邦”“东南邹鲁”，民风敦尚节孝，文士在进行小桃源书写时，也注意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古风淳朴引申出黟县小桃源土风的隐逸节孝之风。在元儒陈栎笔下，“黟人俗淳，古所称小桃源，隐君子乐居之”(《元傅岩处士汪公孺人吴氏墓志铭》)。在汪勋的笔下，桃源烈妇“农家女，为桃源洞人，妇淡妆，当垆”，当面对虏寇胁迫时，从容镇静，投深潭以全节，故汪勋诗认为其节烈与桃源洞水土有关，“淑人亶有灵，徘徊山之阿”。^[9](P448)清孙绍敖《小桃源行》：“元亮之《记》记避秦，犹是桃花源外人。我生即在源中住，不须更问渔人津。”^[3](P560)亦是基于优美土风而表现出的文化自信。

黟县桃源洞很早就建有观音殿等道场，这一不同于武陵桃花源的特点也常见诸文士题咏，程复心《游桃源洞》“云际闻钟僧舍隐”便着眼于此。^[8](P621)清代徽州邑人余逢时《晚过桃源洞》曰：“僧寺鸣钟半掩门。”^[8](P603)江既人《浔阳钓台》曰：“隔代桑麻藏魏晋，上方钟磬唤晨昏。”^[3](P545)汪文曙《游桃源洞上庵》：“岩畔行人夜来过，上方钟磬一灯明。”^[3](P555)隐逸清旷之境中引入寺庙意象，其书写效果与陶渊明笔下纯净的世外场景颇属暌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