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人》(The Pilot)出版于1824年, 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第一部长篇航海小说。甫一问世, 便广受欢迎。同年, 便有法语版与德语版发行, 意大利语版(1828-29)、瑞典语版(1831)、西班牙语版(1832)、荷兰语版(1835)与葡萄牙语版(1838)相继而来, 可谓风靡欧洲。的确, 库珀对海洋的熟悉与再现海上生活的能力在《领航员》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无论是骇浪浮天的海面、峥嵘突兀的峭岸, 还是硝烟四起的海战、碧海掣鲸的奇观, 无不写得紧张生动, 扣人心弦。《领航人》不仅超越了稍早时期司各特的《海盗》, 也将18世纪以描写海洋生活闻名的英国作家斯摩莱特等人远远抛下, 并在之后引发了跨越国界的模仿浪潮。^[1]可以说, 《领航人》为英美航海小说的发展开创了新的一页。

托马斯·菲尔布瑞克是库珀航海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他将《领航人》放置在1815年之后英美关系依然紧张的语境中, 着重强调库珀之所以以独立战争的海上冲突为题材, 其意图旨在借战争叙事激发民族情绪, 以此服务于“海洋民族主义”(Maritime Nationalism)的目的。^[2]近来的研究者或以阶级焦虑为核心, ^[3]或以伦理关系为焦点, ^[4]对《领航人》进行了分析, 对本文写作多有启发。然而, 无论是菲尔布瑞克, 或是晚近的论者, 虽有对史学界“新革命史”讨论成果的援引, 但依然缺乏对库珀写作语境的深入描绘, 因此也留下了不小的论述空间。本文将从小说情节和人物入手, 逐步进入对于库珀及其时代的讨论中, 以期能够较为彻底地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在库珀心中, 美国的“国家之船”应该由谁来执掌？为什么应该如此？回顾库珀的革命历史想象, 对理解19世纪早期的美国历史与文化, 有怎样的启示？

一、从领航员到野心家

《领航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航海英雄, 当然是自称格雷的领航人莫属。小说航海描写中最精彩的部分, 总是与这位领航人的在场无法分开, 而领航人也以面对海洋和敌人严酷考验时展现的技能和勇气, 证明了自己对革命的价值。在小说开篇不久的第六章中, 在风雨大作、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在美军军舰陷入险滩的危机时刻, 领航人当机立断, 接过了老船长的指挥权, 以一双似乎能够洞穿黑夜的双眼, 坚定沉着的态度, 准确无误地指挥航船从礁石密布的险滩之中驶出, 为自己赢得了“忠诚可靠的领航人”与“举世无双的水手”的赞誉。^[5](P50)在第二十八章到第二十九章中, 领航人先是率领一支奇兵, 挽救了陷于英军包围之中的美军突击队, 又在美军内部意见不合的紧要关头, 以威望迫使双方妥协, 确保了奇袭的成功。在小说接近尾声时, 又是领航人以对浅海环境的熟悉和毫不畏惧的勇气, 带领美舰从英舰强大炮火的步步紧逼下, 强行再次穿过有“鬼门关”之称的险滩, 摆脱了英舰追击, 为航海突袭的成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位在小说之中始终不愿透露身份的神秘领航人, 以其有如神助一般的指挥才能, 成为了美国航海小说史上第一位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

当然, 对于当时的美国读者而言, 自称格雷的领航人并不神秘, 原型便是在独立战争期间著名的海上冒险家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琼斯1747年生于苏格兰, 后来当上了商船水手, 来往于大西洋沿岸。1775年独立战争开始后, 琼斯先以私掠船侵扰英军, 后则加入了正式成立的“大陆海军”, 为殖民地一方效力。作为独立战争时期最有名的海军船长, 琼斯创造了美国海军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受命指挥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战舰“天意号”(The Providence); 率领美军军舰第一次接受了外国(法国)军舰对美国的承认; 迫使英军军舰第一次向悬挂星条旗的大陆海军军舰“好人理查德号”投降; 因其与英军海战中的勇敢表现, 成为第一位获得大陆会议表决嘉奖的海军军官。而《领航人》中偷袭英国海岸并试图绑架英国贵族的情节, 便是基于琼斯率领舰艇在苏格兰的圣玛丽岛(St.Mary Isle)登陆, 意图抓捕塞尔科克(Selkirk)伯爵的史实而来。^[6]时至20世纪, 琼斯更被遵奉为“美国海军之父”, 成为美国海军建军史中的关键人物。^{[7](P438-442)}而在神圣化琼斯的过程之中, 库珀可谓第一位重要的作家。

但是, 《领航人》中领航人格雷又不等于历史上逐步被神圣化的船长琼斯。根据凯伊·豪斯的介绍, 在《领航人》诞生的19世纪20年代, 琼斯在大西洋两岸的公众记忆中, 更多的依然是借助战争的混乱驾驶私掠船袭击英国海岸, 试图绑架英国贵族以换取赎金的海盗形象。^[8]在《领航人》第一版前言中, 库珀写道, “每个人都听说过‘好人理查德号’获得的胜利, 但是对这个人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就知之甚少了, 也不知道这个值得一说的人在那场值得纪念的战斗中, 代表我们的指挥与服从的情况”, 有感历史的行将湮灭, 库珀接着写道, “要是这本小书能够稍微唤起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 作者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就算是达到了”。^[9](P4)然而, 从小说中却不难看出, 库珀只是借用了琼斯曾经袭击英国海岸的史实, 以此作为自己第一部航海罗曼司的故事框架, 但却对这种具有克里斯玛式魅力的特殊人物保持着复杂的态度。可以说, 在面对风暴、险滩与敌舰的考验时刻, 库珀以浪漫的手法建构了格雷的英雄形象, 而一旦将格雷放置在社会语境之中, 库珀则展现了颇为不同的怀疑态度。

小说在格雷尚未出场的时候, 便借年轻军官巴恩斯泰伯之口, 以“对一个背叛自己祖国的人也不大信得过”, ^[5](P11)质疑了格雷的身份与动机。随后, 尽管格雷凭借高超的领航技术与指挥才赢得了众人的信任, 小说却依然围绕格雷的动机大做文章。在第十四章中, 格雷登上英国海岸, 与别离六年的昔日情人爱丽丝相会, 双方不可避免地就格雷参加革命的缘起、个人出身与品行展开了辩论。在这次堪称全书中篇幅最长, 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言辞交锋中, 库珀准备了诸如“我出生在这个星球上, 就有权利要求做它上面的一个公民”“拿起武器是为了我的朋友和同胞的共同事业”“一个有灵魂的人是不愿局促在暴君和他们所雇佣的帮凶们专横武断的圈子里……有权奋起反抗”等革命时代的标准话语, ^[5](P148)来帮助格雷捍卫自己投身革命的道德正当性, 但是, 格雷用来证明自己参与革命合法性的话语, 不仅无法说服爱丽丝, 反而在面对“性格残忍”“骄纵任性”“心胸狭隘”“毫无恻隐之心”“铁石心肠”“不念乡情”“缺乏对上帝与良知的敬畏”等种种带有极强道德评判意味的指责时, 显得苍白无力。^{[5](P144-155)}

面对道德指责的困境, 格雷只能反复强调自己如何受到了“虚情假意、胆小如鼠”的“伪君子们”的不公对待, 如何可以借助“这次神圣的事业”来报复那些“出身名门的恶棍”, 从而获得自己应得的权利与荣誉来自辩。虽然格雷一次次向爱丽丝示好, 希望对方理解自己因遭受迫害而日益激愤的心情, 但爱丽丝却难为所动, 并以这样一番话总结了格雷的心理问题与对社会的潜在威胁：“一个人幻想自己被人损害了, 从而受到刺激, 忘却了自己的祖国和家园, 现在突然大权在握, 可以发泄他的愤懑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 这种邪念可以领他走多远那就难讲了。”^[5](P151)一番激烈程度不亚于两军交锋的论辩之后, 大海之中毫无争议的胜利者, 却在小说设计的社会语境中, 不仅变成了一个偏激促狭的“自大狂”, 还成了不安于低微出身, 试图借助暴力出人头地的“野心家”。

威廉·凯西·金梳理了“野心”(ambition)一词自古希腊至美国独立革命前后的语义变迁。^[10]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的经典文献中, 出于个人私利的热切愿望与行动均被看做道德上的缺陷, 总是与邪恶与罪行联系在一起, 而在日内瓦版的《圣经》中, 野心是使人堕落的主因, 而撒旦更是野心最形象的代表。即使到了美国革命与独立的年代, 野心依然是需要提防的罪恶。与今天的读者已然可以坦然接受被称之为“ambitious”的情形不同, 对于19世纪初期的美国读者而言, 出于个人欲望而攀爬社会阶梯的行为依然难以被主流社会接纳。即便是被称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人”的富兰克林, 也不得不掩饰强烈的自我成就欲, 也不敢以富有野心来自称, 仍然需要在其遗嘱中将个人成功归因于上帝给了他“头脑与温和的热情”, 将他很早就从“野心之中拯救了出来”。库珀当然明白, 借格里菲斯之口直呼格雷为“野心家”, 其中蕴藏了怎样的道德与舆论的杀伤力。

借格里菲斯之口对格雷的评判与驱逐, 折射的正是库珀对于依然脆弱的共和制度的关切与焦虑。18世纪时英美人所普遍信奉的共和政体, 是一种在君主、贵族与平民之间分权的政治, 其中扮演核心领导角色的, 应为家世显赫而德行高尚的贵族群体。而革命之后的美国, 既没有了君主, 更缺乏世袭的贵族, 如何能够保证权力固守在真正为民众做事的领袖手中而不被独裁者窃取, 是当时人们最大的关切。正如戈登·伍德在勾勒美国革命的背景时所提醒的：“18世纪的英国人十分注重领导者的道德品质的原因, 就是因为领袖人物可能成为专制的来源。使贵族和中上阶层的人能够成为领袖的那些才能, 也恰恰是使他们成为潜在暴君的可能”。^[11](P117)在库珀的时代, 精英人士常以罗马共和国的著名人物自比, 最为推崇西塞罗、加图、梭伦等人, 而最担心的便是诸如凯撒、喀提林一类才能出众却心中满是仇恨、贪欲与敢于肆意妄为的人物。^[12](P31)即是说, 越是聪颖而精明强干的人才, 越容易成为新的共和政体中的独裁者。显然, 小说中的格雷精力充沛, 野心勃勃, 既有天生的直觉与卓越的领导才能, 又具有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坚强意志, 对于需要在波涛不定的大海上与强敌拼死搏杀的战争而言, 格雷显然是不二人选。但是, 对于共和政体而言, 诸如格雷等才华出众的人物, 却因为无法控制与疏导的野心与仇恨, 而成为共和政体中最危险的敌人。从这个角度看, 格雷的被逐, 便并非不可理解了。

二、“鱼叉”与“喇叭”

库珀不仅将野心勃勃的格雷逐出了革命万神殿, 还在小说中“写死”了另一位更为独特的人物——来自南塔科特的老水手汤姆·科芬(Tom Coffin)。如果说格雷身上还有拜伦式人物的影子, 有着当时南塔科特虽不雅致却也常见的大姓(科芬即棺材)的渔民汤姆, 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土产”。杰森·伯格以阶级焦虑为题, 认为库珀此举是有意压制劳动阶层。^[3]可以补充与扩展的是, 随着小说情节的不断展开, 与格雷的遭遇类似, 库珀对汤姆的态度也在持续发生着变化。小说在明线上不断以浪漫手法刻画汤姆对海洋的热爱和战场上的神勇无敌, 直至给与“海神波塞冬”的称呼将其神化, 而从暗线上又有意凸显着汤姆迷信、狭隘与无知的特点, 持续不断地放低其在船上的地位。可以说, 无论是格雷的出局, 还是把汤姆写死, 库珀创作中的关切与焦虑自有逻辑的统一。一方面, 库珀以高度浪漫化的手法再现战争场景, 塑造革命人物, 为新兴的共和国塑造堪称壮怀激烈的历史, 借以凝聚民族想象。另一方面, 库珀又在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中投射着对新旧社会更替之时社会动荡与阶层变化的看法。

小说中刚一亮相, 绰号“大个”的汤姆便以高大的身材、坚毅的面容与手中一把明晃晃的鱼叉, 令人印象深刻。同时, 库珀借年轻军官巴恩斯泰伯(汤姆的养子)之口, 夸张地预见了汤姆对此次海上行动的巨大价值。在巴恩斯泰伯看来, 如若行动中遭遇危险, 汤姆和他的鱼叉要比“有三层甲板的战舰上的九十九门大炮一齐开火还要靠得住”。^[5](P10)汤姆没有辜负巴恩斯泰伯的信任, 先在小说第十七章上演了碧海掣鲸的惊险一幕, 又在随后一章与英军军舰的遭遇战中, 挺身而出, 率先扑向敌舰。虽然在两舰相交的瞬间不慎落海, 却在美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急关头, 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神奇复出, 不仅仪容威严可怖令敌军胆寒, 更以奋臂一掷的鱼叉, 将对方舰长钉死于桅杆之上, 彻底摧毁了敌人的斗志, 为美军赢得了胜利。

小说对汤姆海洋英雄的塑造, 是在第十八章中汤姆以几乎一己之力战胜英军, 扭转战局而达到了顶峰。反讽的是, 也正是在这场战斗之后, 汤姆的形象便开启了急剧下坠的过程。夺取英军军舰后, 巴恩斯泰伯下令以英军旗帜替换美军旗帜, 借以伪装自我, 迷惑敌人。如此军事策略却让汤姆既迷惑又不满, 认为凭自己“杀死整整一百条鲸鱼”的勇武, 完全不必用此策略。而巴恩斯泰伯以“你这条老海鱼, 在那里发什么牢骚, 吹什么邪风”的直斥在先, 以一番耐心生动的解释在后, 令汤姆豁然领会, 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年轻军官的指挥与智慧：“是的, 是的, 阁下, 你讲的道理很深——像海一样深。”^[5](P204)再一次看到自己刚刚杀死的鲸鱼漂浮海上的场景, 汤姆在一番若有所思中, 体悟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财富和荣誉是给伟人和有学问的人的, 留给可怜的汤姆·科芬去做的只是拉拉滑车, 管好升帆落帆, 安然度过暴风雨的一生, 不折断一根老桅杆就很不错了。”^[5](P206)应该说, “换旗诈敌”的策略并不复杂, 但经过小说一番刻意设计之后, 原本在舰船上具有海神美誉的英雄, 却一下子又变回了只配与动物打交道的捕鲸人。

小说中汤姆的迷信与狭隘, 在美军军舰“阿瑞尔号”遭遇英军炮击与风暴的双重打击时达到高潮。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 汤姆反复提起的却是自己心中的不祥预兆：“当那个陆军军官把在泊位上击沉‘阿瑞尔号’的计划告诉我时, 我心里可不是滋味呀, 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呵。我好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的残骸……我承认我脑子里一出现那种情景, 心就凉了一大截。”^[5](P281)如此紧迫的时刻, 国家之船上需要的是勇气、纪律与行动, 而并非令人丧气的恶兆。汤姆的迷信立即招致年轻军官的斥责：“去吧, 去吧, 你这只老乌鸦！你要是看到了船的残骸, 鲨鱼和别的什么好看的东西, 就把它们藏在你那个傻脑袋瓜子里, 不要把我的前甲板变成一个说神道鬼的地方！”^[5](P281)然而, 就在此刻, 沉迷于迷信中的汤姆却“虽然口里答应服从命令, 但仍然在那里磨蹭”, 始终以听天由命的态度应对危机：“我是在大海上出生的, 我常想波涛应该成为我的葬身之地。”^[5](P289)虽说汤姆的溺毙也引发了巴恩斯泰伯的动情哀悼, 但其一番悲伤的言辞, 却抵不过另一位年轻士官生的一语定音更为有力, “是他迷信鬼神所产生的自傲心理”最终害死了他。^[5](P295)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如何勇敢, 愚昧与迷信始终把汤姆固定在受人指挥与顺从的位置。换而言之, 汤姆始终只是战争中一杆强健有力的鱼叉而已。

巴恩斯泰伯与老汤姆既是养父子, 又是军队中的上下级。如果说在小说前半部分, 巴恩斯泰伯还更多地需要依赖老汤姆的海上经验、能力与体力的话, 那么, 随着海战与海难等极具考验性场景的渐次展开, 巴恩斯泰伯便以国家利益为先的责任与纪律意识, 逐渐树立了作为舰长的权威地位。杰森·伯格认为, 汤姆和巴恩斯泰伯是在第二十四章中第一次出现的矛盾, 其实, 两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和早在开篇处便已埋下。第二章中, 两人一起登岸执行任务, 汤姆力图展现自我的力量, 意欲以鱼叉插死岸上的牛, 而巴恩斯泰伯立即便用自己的权威加以制止：“啐！此刻你不是在海上捕鲸, 可以见到什么就打什么。”^[5](P12)也就从此刻开始, 手持鱼叉的汤姆, 无论如何勇武, 始终是处于手持喇叭的巴恩斯泰伯的指挥下。

在与英舰“敏捷号”的遭遇战中, 巴恩斯泰伯不仅带领众水兵冲杀在前, 又在战斗结束后, 以“换旗诈敌”的计谋显示了与汤姆的不同眼光。同样, 在“阿瑞尔号”面临风暴打击、即将沉没的关键时刻, 巴恩斯泰伯依靠坚强的意志与责任感积极维持船上秩序, 与老汤姆陷入迷信中的“听天由命”与“顺其自然”的消极态度形成对比。小说中的巴恩斯泰伯, 一手挥舞手枪, 另一手拿着喇叭, 高声命令, 在关键的时刻, 维持了航船的秩序。小说为巴恩斯泰伯的努力做了辩护：“这倒不是他虚荣心重, 到最后时刻还徒劳无益地运用手中的权力, 他的目的只是想用他的权威来维持行动的统一, 这时刻只有步调一致才有一线得救的希望。”^[5](P283)小说对巴恩斯泰伯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 而是出于一种海军指挥官绝难推卸的如同父母对子女的一种责任感”。^[5](P283)换句话说, 就在军舰存亡的危机时刻, 年轻军官因为肩负的责任感, 变成了父亲, 而原本身为巴恩斯泰伯养父的汤姆, 却在这个时刻, 变成了失去理智而需要管束与指引的“儿童”。正是靠着这种责任与纪律意识, 巴恩斯泰伯才能成为军舰上的真正可以依靠的人物。

与水手群体的愚蛮相对, 无论是反对革命的霍华德上校, 还是革命阵营的绅士军官, 均以其教养、道德与品行成为了稳定局势与带来秩序的核心人物。霍华德上校是小说中的父辈角色, 政治上的保皇党, 在革命开始后胁迫两位年轻的美国女性, 也是两位美国军官的恋人逃到了英国的乡间。即便如此, 霍华德上校依然是一位“具有清正刚直之气、廉耻自尊之心”的绅士, 并以自己的绅士威仪屡次压制住了群氓般的水手, 没有在英属修道院中惹出大乱。而小说中另一位真正的绅士, 则非美军的年轻军官格里菲斯莫属。自始至终, 格里菲斯均有着非常强烈的绅士身份的自我意识。一方面, 格里菲斯有着与他人不同的血统与家世, “我的姓氏就是我的资历”, 他曾上过大学, 能说拉丁语, 阅读希腊语的《圣经》, 这一点, 让另一位水手出身的军官巴恩斯泰伯艳羡不已, 甘拜下风。另一方面, 格里菲斯也始终以对纪律与礼仪的坚持强化着这种阶层与身份意识。小说中, 虽然只离开军舰几天, 格里菲斯再次登船的那一刻, 便会“简短地跟下级军官招呼了一下, 继续朝等他的老舰长走去, 摘掉帽子, 比平时更加有礼貌地对舰长一鞠躬”; ^[5](P27)在另一位军官登上甲板的时刻, 格里菲斯带领下属“一丝不苟地举行了通常的欢迎仪式”, 而在这位军官与老舰长“谈过以前, 谁也不敢热情得太过分, 生怕超出了官方规定的礼仪”; ^[5](P55)即便是格里菲斯要去老舰长的舰长室, 也需要先“换上一件更正式的上装, 随手带上佩剑”, “礼节周全”地走进去。^[5](P64)正是对于出身、教养与礼仪的强调, 令格里菲斯在粗鲁野蛮的海上世界显得格外突出。实事求是地看, 格里菲斯既没有格雷出色的指挥才能, 也不像老渔民汤姆一样熟悉海上生活, 却不仅在此次行动中逐渐掌握了军舰的最高指挥权, 赢得了政治与个人婚姻的双重收获, 而且在战后也因“收回的霍华德上校的产业”而“生活得非常阔绰”, 过上了乡绅的生活。同时, 这位在军舰上鹤立鸡群的年轻绅士, 依然热心共和国事务, 始终对有需要的船友伸出援手, “每当那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有困难的时候, 他总是慷慨相助”。^[5](P433)从对格里菲斯的塑造中, 不难感受到库珀对于共和国的政治与社会领袖的想象。

三、“人民之父”与“人民之友”

从库珀小说中对革命、暴力与阶层差异的再现来看, 他的观念与辉格主义历史观不谋而合。自19世纪20年代诞生之日起, 辉格主义历史观长久占据了美国革命史书写的主流位置, 其主要强调美国革命以自由抵抗压迫的正当性、强调暴力使用的克制与合法性, 尤其强调革命过程的精英领导论与白人中心论。^[13]的确, 至少在库珀等第一代浪漫主义文人看来, 虽然也称独立战争为“革命”, 但更是在其原本的意义“revolution”, 即“秩序的恢复”上使用它。换而言之, 殖民地之所以要爆发脱离英国统治的战争, 其核心原因并非是对双方共同认可的共和制的否认, 而是在具体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英国一方看来, 殖民地的人民只享受帝国势力与庇护带来的经济利益与自由权利, 却不愿承担应付的责任(比如纳税), 甚至接受异议分子教唆(比如佩恩), 最终走上谋反的道路。而殖民地一方则认为自己才是帝国真正的优秀分子, 在殖民地为大英帝国开疆辟土, 依靠自己的力量挣得了产业和自由, 是共和原则的真正捍卫者, 而英王乔治三世及其权臣无视这些, 试图强行加税, 侵犯了共和原则最为珍视的自由与财产权。由此, 双方的争执, 至少在殖民地精英看来, 更多只是旨在恢复共和原则的内战而已。同时, 正是由于有了诸如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等坚守共和原则的绅士人物的领导, 内战中的暴力得到了有效控制, 成为与若干年后的法国大革命迥然有别的一场“绅士领导下的革命”。可以说, 这种理解美国革命的辉格主义范式一直影响着人们对美国革命以及新生共和国的想象。

与以往革命史书写中的强调绅士阶层领导作用的辉格主义范式不同, 近年来史学界发展出了更为多元、更具有批判性, 也更为注重差异的历史解释。按照戈登·伍德的说法, 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政治领域中摆脱母国统治获得独立的事件, 也是在社会生活领域, 反对权威与顺从, 争取人人平等的事件, 甚至与政治革命相比, 社会领域发生的改变更为隐蔽、更为持久, 也更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11]革命之前的美国人, 与他们的先辈一样, 会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一个等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与生俱来就会有人与人在财富、地位与智识上的差异。同时, 人们所青睐的财富、权利与智慧, 总是具有内在亲缘关系, 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具有一种天然的关系。但是, 随着革命时代自由、平等与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 这种政治权威与社会服从之间的关系, 正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经受着无数次的考验。革命时期对政治特权的挑战, 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权威的地位带来冲击。

杰西·莱米什正是新革命史的开创者之一。在《水手与约翰牛》中, 莱米什以美国水手对英国强制征兵的暴力抵抗, 为美国革命奠定了普通人走在革命前列、为捍卫自由与权力而奋力抗争的调子。^[14]纵观全书, 莱米什试图论证的是, 纽约海员之所以反对英国而参加革命, 是因为英国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 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暴政。海员作为“理性的人”, 其行为是对一长串真实的不平之事的“理性的反应”。以往的浪漫主义作家与史学家倾向于将民众视为“乌合之众”, 认为他们缺乏理性, 只是受情绪和他人蛊惑的支配物。其实不然。在莱米什看来, 渔民与海员的抗争, 并不是被人操纵或受人愚弄的结果, 而是出于自己对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 普通民众亦拥有强烈的理性和独立性, 决非精英领导人的傀儡。

彼得·林保和马库斯·瑞迪克则拓展了莱米什开创的思路。他们以大力神(Hercules, 统治阶层的自称)与九头怪(many-headed hydra, 统治阶层对劳工、奴隶、士兵、海员等低下阶层的蔑称)之间的冲突为核心, 分析了自17世纪早期的殖民扩张开始, 直到19世纪都市的工业化阶段中, 随着大西洋两岸殖民、贸易、思想与信息的不断流动, 革命意识与经验是如何不断传播与如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15]就美国革命而言, 两位历史学家认为, 海上和陆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抗议, 让混杂的船员(motley crew)成为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危机中的推进力量。层出不穷的抗议行动动摇了帝国统治下的市民社会, 促使美国打响了现代世界中第一场争取自由的殖民地战争。通过自下而上的动员与推动, 混杂的船员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组织与智识的历史, 显示出美国革命既不是一场精英的、也不是一场民族的事件, 因为无论其起源、过程、结果和影响, 均依赖无产阶级的经验在大西洋沿岸的广泛传播。

总体而言, 新的革命史叙述的最大特点, 便是倡导“从底层书写历史”的新视角, 更看重底层与边缘群体, 诸如海员、黑人奴隶、印第安人与女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以这种新的历史叙述来反观库珀描写美国革命的航海小说《领航人》,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作家的贡献与不足。一方面, 库珀塑造了以格雷、老汤姆等为代表的低下阶层参与革命的热情, 借以为新兴的共和国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 正如前文所着重分析的, 从对格雷的驱离、汤姆的突然死亡与水手大众的恐惧上看, 他又对低下阶层在革命中的作用持有相当保守的态度。当然, 库珀的保守主义态度并非空穴来风, 而自有社会历史与个人境遇的原因。按照史学家大卫·肯尼迪的说法, 从宪法通过(1788)到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5)结束的几十年间, 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的考验时期。^[16]的确, 美国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经历的变化, 即便在世界历史中也可称罕见。独立战争结束时, 美国只是13个偏居大西洋岸一隅的松散的共和国联盟, 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 不仅这个联盟已经有了20多个成员, 人口从独立前后的400万迅速增长到1200万, 其扩张触角也早已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 抵达密西西比河深处, 并不断向西部的广袤领土持续推进。即是说, 就在库珀写作《领航人》的时刻, 这个扩张中的共和制大国不仅已然初具规模, 且处于急速扩张中。

与之相呼应, 更为剧烈的变化则出现在政治与社会价值观方面。时至19世纪20年代, 建国之父们力图建立的、以拥有财富、教养和良好出身的绅士阶层为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等级体系, 随着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 以及随着以报纸、小册子和公众集会为代表的公共政治空间的建立, 尤其是独立革命期间释放出来的自由与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 愈发显得呆板而僵硬。由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组成的低下阶层日渐崛起, 他们更为关注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地位, 更为看重个人成功、个人权利与自我管理的价值, 他们不满联邦精英的专权与刻意维护等级差异的做法, 并利用几乎所有白人男性均可参与投票的普选机制, 开始在各级政治选举中选择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候选人, 表达对地方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看法。

很自然, 对于已经从君主制的桎梏中脱身而出的美国民众而言, 自视为“人民之父”的联邦精英愈来愈难以赢得国民的尊敬, 反倒是能够放下身段, 善于驾驭与操控已颇具雏形的现代政党政治的“人民之友”, 更能获取公众的好感。这种变化最直接的结果, 便是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17]来自西部、出身平民的杰克逊, 结束了以往绅士阶层轮流坐庄的惯例, 开辟了美国政治史上一个新的大众民主的时代。可以说, 正是这种日趋民主化与平民化的政治与社会浪潮, 一方面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与创造性, 另一方面, 又因不断挑战既成秩序与观念的反叛精神, 构成了所谓“巨大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而如何在精英统治与民主参与、政治平等与社会等级之间寻找恰切的平衡, 不仅是美国建国初期政治精英所着力思考的问题, 也是诸如华盛顿·欧文、威廉·钱宁、老达纳与库珀等第一代美国浪漫主义文人关注的话题。

对于精英阶层从“人民之父”到“人民之友”的变迁, 库珀的感受尤为敏感。之所以如此, 与父子两代人的切身遭遇有莫大的关系。库珀之父威廉·库珀虽没有参加过独立战争, 却利用革命造成的时局动荡, 不仅获取了大量土地, 一跃成为纽约州最著名的大地主与土地投机商, 而且还以联邦主义支持者身份, 于1794年和1798年两次当选国会议员, 结交了诸如汉密尔顿、杰伊等政坛领袖, 加入了拥有财富、声望与社会影响力的政治精英阶层。但是, 正如上文所述, 这种过分强调出身、教养、财富与等级差异的治国理念与政治实践, 很快便在美国迅速兴起的社会民主与平等的浪潮中, 遭遇了重大危机。老库珀虽然是库珀镇的创建者与治安官, 也常以该镇的保护人自居, 却在杰德第亚·佩克(Jedediah Peck)等“下层人士”的不断挑战下, 相继丢掉了议员与治安官的宝座, 并在1809年11月与政敌的冲突中意外身故。^[18]老库珀的意外身亡, 不仅让库珀切身体验到了美国早期政治与社会的动荡, 也让他无法以父辈的财产为庇护过上理想的乡绅生活, 而是被迫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这种家庭与经济的巨变, 对库珀的政治态度具有一生的影响。

不仅是父亲的政治失势与意外身亡让库珀对社会的动荡深有感触, 库珀妻子的家世变迁也让他感触颇深。库珀之妻名叫苏珊·奥古斯塔·德兰西, 来自堪称殖民时代在纽约州乃至新英格兰地区最具财富和名望的德兰西家族。德兰西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倾向英国, 逃亡英国; 诸多亲属在英国均有联系, 是著名的保皇派人士。但也就是这样一个拥有高贵血统与雄厚实力的显赫家族, 因为其保守的政治立场而在独立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打击, 而在战后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拥有的声望与影响力。^[19]甚至, 从霍华德上校的身上, 都不难看出岳父德兰西的影子。正因亲身经历的种种激变, 让库珀对暴力与无序、财富与教养、等级服从与民主平等等问题保持了终其一生的关注。这种兴趣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库珀的小说创作中, 最终促成了库珀保守的政治与创作倾向。

四、结语

《领航人》出版于1824年。借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的著名说法, 正是新兴的共和国有意识地自觉开启了“传统的发明”与“想象共同体”的开端。1828年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强调美国英语合法性的《美国英语词典》的出版, 帕尔森·维姆斯(Parson Weems)和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等人对乔治·华盛顿的地位的神化, 以及塞缪尔·弗朗西斯·斯密斯(Samuel Francis Smith)将英国国歌“天佑吾皇”(God Save the King)改为颂扬爱国情绪的“美国”一曲(1831)等等, 均可看成民族身份建构的典型行为。显然, 《领航人》也加入了这一民族自我建构的浩大工程。试想一下, 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 还能有怎样的故事比把惊惶与恐惧送还给压迫者的大胆描写, 更能激发国民的自信与勇气, 更能塑造值得骄傲的民族精神的呢？按照恩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说法, “民族”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更是聚居一处的人群从过去的记忆中建构出的“一种灵魂”, 其目的是为当下的共同生活确立“精神原则”。^[20](P19)从这个角度看来, 《领航人》的确以航海故事的形式为年轻的共和国再现了独特的“起源神话”(origin myth)。同时, 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醒读者, 奠基小说(foundational fictions)在打造民族共同传统的进程中, 不仅有“联盟与建设的行为”, 更有“否定、取代、拒斥与文化争论的时刻”。^[21](P5)正是对这种特殊时刻的发掘与解读, 方能显现民族历史内部的复杂与多样, 方能显现历史建构者目光在历史之外的用意与企图。

从这个角度更可以看清库珀的革命历史想象中的保守倾向：他的国家之船依然是一个以出身、教养和财富划界的空间, 小说中最具英雄气质的底层人物只有在面对大海与敌人时才显现出价值, 而在出身、道德与智识的标准下, 则先后被逐出局, 被出身与教养更好的人物替代。更值得注意的是, 小说非但没有质疑或切断出身、教养、财富与智识、美德、权力之间的联系, 反而以刻意营造的“否定、取代、拒斥与文化争论的时刻”, 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关联, 使之固化为具有本质论色彩的“天然”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这部民族历史的颂歌, 这部新兴共和国的起源神话, 却不无反讽地提醒着人们, 在一个宣称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之上的国家中, 掌握历史话语权的精英们在想象历史与构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 对低下阶层与生俱来且处处可见的利用、歧视与背叛。